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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春去春回来：经济危机的复苏过程
美恶相饰，命曰復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鹖冠子》
自由竟争资本主义条件下，每次经济危机都不会持续很久。
每次经济大崩溃发生以后，并不会一跌到底。毕竟资本家、地主、官僚还是消费的，而且他们也有支付能力。这时社会经济进入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规模由这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社会顶层的需求衍生出社会底层的需求。这就如同满足奴隶主的需求，就要养活奴隶一样。
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
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遥远。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冬天不会持续很久。否则，资本主义就是僵死的资本主义了。这样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统治全球。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整体发展仍然是在螺旋中不断前进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是远远强于二十年前的，更不用说二、三百年前，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
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既然劳动者没有多余的支付能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有限，为什么资本主义还会一次次不断冲击生产极限？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诱使资本家们扩大生产规模？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前面的论述就是有问题的。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设备的更新，是资本家在简单再生产环境中，扩大产能的根本原因。每台设备都有使用寿命，在使用寿命接近完结的时候，资本家就需要更新设备。如果全社会的更新集中在某些年份，那么这些年份就会有与其他年份不同的需求量，这些年份的社会总需求会远远大于其他年份。这些年份，就是复苏的年份。
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如他的观察。每一轮设备更新，都是一个新经济周期的开始。每轮更新接近结束的时候，新产能被释放出来，就是新一轮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每一轮的更新，就预示每一轮的毁灭。
与马克思类似，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创新。只要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有不断发展的动力。首先实行创新的资本家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当其他资本家开始纷纷效仿的时候，额外利润消失。于是，大家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创新点。熊彼特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
在他看来，创新有三个周期，分别对应制成品存货，固定资产更新（厂房和设备）和大规模技术更新。周期分别是1-2年，8-10年和50-60年。顺便说一句，熊彼特提到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在他看来三个周期循环不断叠加，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
这个过程如同潮汐。月球、太阳的引力互相作用，互相叠加。大经济周期套小经济周期，大周期的繁荣期可能伴随小周期的衰退，大周期衰退和萧条的时候，也可能因为补充存货出现小阳春。如果三者叠加都是繁荣期的话，那就是喜剧中的喜剧。反过来，如果三者都是衰退期的话，那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熊彼特看来，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淘汰之后，竞争对手减少，利润率上升。这时，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便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开始新一轮创新和毁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毁灭和创造是同源的。创造意味着毁灭，毁灭意味着新的创造。
如果认为创新就一定会导致过剩，那么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创新都会以悲剧收场？既然资本家知道更新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恰当的位置上。比如说，在蟹堡王的模型中，既然知道最终只有200个汉堡有稳定的销路，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1200个汉堡的水平。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说明为什么经济周期最终一定会以雪崩收场。
有更新的可能，未必一定会去超量更新。这时，还需要一点超量更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竞争的压力。
在竞争的压力下，所有人都必须随波逐流。违背大潮流的人，必然是死得最惨的人。
大家都去抢购的时候，不去抢购的人就要面临买不到东西的风险。谁不抢购谁倒霉，大家一起抢购，大家一起倒霉。战场上，大家都蜂拥而上的时候，谁跑在后面，谁就抢不到战利品。反过来，大家一哄而散的时候，谁坚持死战，谁就成为烈士。——将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扭过头却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溃败了，这时最好的选择就是逃跑，而且要跑在跑得最快的士卒的前面。任何试图逆向滚滚人流的人，都将被人流冲倒，踩死。
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家同行之间，由于同行是冤家，所以不存彼此协作的关系，更多存在的往往是彼此的尔虞我诈。
有观点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本家盲目扩张产能，资本家在投产的时候，并不能准确预期最终的市场，所以往往产量过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好，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和随后的大规模淘汰行为，这样的观点显然忽视了资本家之间彼此斗争的关系。如果是信息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市场需求，或者说，有可能生产过剩，也可能生产不足。两者的比例关系，应该接近一比一。现实经济中，很显然，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生产过剩，而不是周期性生产不足。换句话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这是不能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的。
有人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经济危机，就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市场万能辩护，或者说，为资本万能辩护。
有人把这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归结为心理作用，归结盲目的从众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论，这个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是盲目从众的，如同羊群中的绵羊，盲目地跟随头羊。实际上，这种解释如果成立的话，市场的有效性就彻底不存在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愚蠢和盲从的，那么市场的行为就取决于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头羊。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完全取决于头羊的行动。很显然，我们不能证明头羊的行动是完美精确自我完善的。
羊群理论，表面上看是为市场的非规律行行为辩解——市场是有效的，不过人群有时发疯。实际上，这样的理论不但彻底否定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智商，更否定了市场有效。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明，市场行为如同地铁站出站，人们可以选择坐电梯，或者走楼梯，但是却不能选择原地不动。类似的还有电影院进场或散场，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入口进场或退场，却不能与滚滚的人流对抗。这样的情况下，理智的行为是选择人少清静的出入口，尽快走在滚滚人流的前面，尽快找到自己的座位，或者尽快离开电影院。这就如同在繁荣期选择利润率尽量高，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或者在衰退期选择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保持生产规模，或者套现一部分产品，维持现有生产循环。
比如市场中的抢购行为。一般情况下，在市场正常运转的时候，不容易发生抢购行为。但是，如果因为谣言或者特殊事件等原因，造成了某些人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其他人必然追随，否则就要吃亏。一旦这些人达到一定的临界数量，那么就会形成潮流。不追随的人，就要成为牺牲品。反过来，一旦大家都认识到这点，那么就更容易形成这样的潮流。或者说，这个临界的数量更低。
市场上的某种生活用品本来供应充分。这时候突然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一部分人抢购、囤积。当抢购者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他人必然不得不加入抢购的队伍。如果他们不加入，他们便要面临买不到的风险。这种行为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猜别人选美”。在选美比赛前，大家纷纷对选美结果下注，选对的人有重奖。这时，大家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而是揣测其他人的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这时，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位美人最符合多数人的审美观，那么这位美人就会当选。实际上，这位美女很可能在多数人眼中只是比较折中的美女。大家的预期产生结果，结果又推动预期，于是预期与结果不断互相作用，不断加强。比如中东发生冲突，按照以往的经验中东冲突，石油会涨钱，连带黄金会涨价。于是，大家都认为黄金会涨价，那么黄金就会涨价。不仅如此，这样的涨价现象，还会自我加强。
但是，如果没有物质基础的变化，这种涨价并不是稳定的。如果这种生活用品的生产能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打击，需求能力没有大幅度提高，那么大家就会预期到因为前期的抢购，所以下一时间段相对的生产能力，某种生活品的需求量会下降。如果这时货币供应基本稳定，没有大量的游离的投机资金，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这时，抢购某种商品的浪潮就会过去，于是马上就会出现报复性下跌。同理，中东战争如果不能对石油生产和运输能力造成实质性破坏，而美元供应没有稳定上涨的话，黄金的涨价就不是稳定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每次中东爆发冲突，黄金就会暴涨，稍微稳定下来，又会暴跌。改变这种局面，除非石油的供求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美元供应发生较大的变化。
以股市为例子，股市的波动是必然存在的，但是这种波动是难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单向、稳定、大幅度的运动，必然对应于大批资金的流出或流入。
羊群的头羊并不是稳定的。并不是唯某人马首是瞻。除非此人拥有超过一般的声望。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认究竟是因为对此人的信服，还是对此人资本总量的信服。如果此人的资本量能够达到足以操纵市场的程度，他的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市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大家对此人的信服更多的是建立在他的资本量的基础上，或者说，稳定的声望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量作为物质基础——这就如同社会中的领袖需要暴力作基础一样。
心理上的反应，需要基本面的支撑。心理预期要在物质基础上才能发挥稳定的作用，心理预期能反作用于物质基础，但是彼此的决定关系却是不可质疑的。只要物质基础不能稳定存在，心理预期的作用就难以稳定存在。谣言或突发事件，只是雪崩过程中的枪声。能不能一泻千里，还要看雪崩之前雪量的堆积程度和斜坡的倾斜程度。
心理反应没有任何规律性，是不稳定而且不能持续长久的。相反，物质基础的变化则是稳定、可测量和持久的。强调心理反应，只是掩盖物质基础决定心理反应的作用。所以，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产能的过剩，不是盲目的恐慌和羊群效应。推动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是信心，而是竞争的压力。
回到经济周期的分析。在经历过一轮低价倾销后，在存货快要耗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家都知道即将面临一个新的市场。这时，供货商的支付压力已经不存在了，一部分供货商已经破产。甲经销商预期到供货商有可能会提高供货价格，就会提前下手，不仅如此，还会适当增加订货量——既可以在涨价前买到相对廉价的产品，也可以挤压对手。如果乙经销商预期到甲经销商会这么干，他会怎么选择呢？他会比甲经销商更早一点下手。如果所有的经销商都这样预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提前下手，而且都适当增加订货。那么供应商会如何选择呢？他会提前增加产能，并且适当提高价格。于是，其他供货商也会采取类似的行为。这就是小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随后，他迅速推行新政。从4月到7月，美国经济迅速窜升。大批投资者认为经济会迅速回升，像原先经历过的所有经济危机一样，会来无影去无踪。经过4年的大危机，多数资本家手中基本没有存货，生产规模也压缩到最低。于是，企业大批增加订单，增加雇员。投机者也纷纷出手，纷纷涌入股票和商品市场。好景不长，到7月底，股市和商品市场迅速回落。没有彻底改变分配结构，也没有新兴技术投入，仅仅靠存货耗尽刺激的经济复苏，注定是小阳春，是很难持久的。
当一种新技术被投入使用的时候，或者一种新的销售模式被探索出来的时候，资本家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采用或者不采用。如果采用，他们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同时也必然提高总产能。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历史上的新式纺纱机，一个工人可以完成原先几十个工人的劳动。这时，纺织厂主就面临一个选择，采用或者不采用。再比如超级市场，敞开式销售，减少售货员，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量可以超过若干家杂货铺，单位产品需要的各种费用更少。这时，销售商就要考虑采用或者不采用。一种新技术产生的时候，资本家往往优先采用，同时尽量向同行保守机密。但是这样的机密往往保持不了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始更新自己的设备。这就是中、长期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对资本家来说，只要有大量竞争对手的存在，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扩张产能的。因为他们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何况，即使他们不采用，对手也会采用。那时就是对手夺走他们的市场。
新兴的潜在市场的消费能力，对全社会总产能是不足的，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又几乎是无穷的。社会化大生产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规模越大，需要的总资本量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却越低。或者说，同样的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可以买得越便宜，或者利润越高。
由于这两点存在，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内在扩大产能的冲动。如果他们扩大产能，竞争对手没有扩大，那么损失就是对方的。如果他们没有扩大产能，而对手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自己的。如果所有人都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资本量小，生产规模小的小资本的。在这样的囚徒困境的博弈下，每个囚徒都选择招供，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生产过剩。
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么在这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就意味着最终的过剩。每次经济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次经济周期的起点。于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反复看到喜剧和悲剧的交替上演。
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竞争性的损人利己的利益关系，所以，无论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在这种互相竞争的关系的作用下，“超量生产—超量产能被毁灭—再次超量生产—再次产能被毁灭”的经济循环，就成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马克思晚年曾经预言这种周期性的危机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范围会越来越广，杀伤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毁灭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危机最终消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黑死病并不是自动痊愈了，而是进化了。
要说明这种进化的来龙去脉，还要从经济危机过程说起。
6.2 你死我活：资本的内部兼并
每一种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努力增加；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每一世代或间隔的时期，进行生存斗争，而大量毁灭。当我们想到此种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坚强信念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战争不是无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康的和幸运的则可生存并繁殖下去。——《物种起源》
在《生产与实现》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几何级数的扩大再生产很快就会冲击各种资源的瓶颈。类似的情况在自然界中也是存在的：
如果一株一年生的植物只生二粒种籽，它们的幼株翌年也只生二粒种籽，这样下去，二十年后就会有一百万株这种植物了；然而实际上井没有生殖力这样低的植物。象在一切既知的动物中被看作是生殖最慢的动物，我曾尽力去计算它在自然增加方面最小的可能速率；可以最稳定地假定，它在三十岁开始生育，一直生育到九十岁，在这一时期中共生六只小象，并且它能活到一百岁；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在740-750年以后，就应该有近一千九百万只象生存着；并且它们都是从第一对象传下来的。
这种疯狂的增长的趋势，很快就会使某一物种的后代挤满地球。
这种现象显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生物虽然有超量繁殖的能力，同时也要面临残酷的生存斗争。斗争来自三个方面：与自然界无机环境的斗争，与异类生物的斗争（种间斗争），与同类生物的斗争（种内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绝大多数的后裔都将被消灭成为失败者，极个别幸运儿幸存下来成为成功者，失败者将是成功者的食物。
切勿忘记每一个生物可以说都在极度努力于增加数目；切勿忘记每一种生物在生命的某一时期，依靠斗争才能生活；切勿忘记在每一世代中或在间隔周期中，大的毁灭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于幼者或老者，抑制作用只要减轻，毁灭作用只要少许缓和，这种物种的数目几乎立刻就会大大增加起来。
某一种动物繁殖能力（比如大熊猫）不强，无非是给与自己消耗同样自然资源的动物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种麻雀一窝只产一个蛋的话，很显然很快会被一窝能产四五只蛋的麻雀淘汰掉。
因为同属的物种通常在习性和体质方面，并且永远在构造方面，是很相似的（虽然不是绝对如此），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一般要比异属的物种之间的斗争更为剧烈。达尔文以俄国的亚洲蟑螂和澳洲的蜜蜂为例，介绍了同一种物种内部，一个亚种取代另一个亚种。这种取代是时刻可能存在和发生的，但是成功的具体原因却是不明的——也许是某一亚相对他的同类种繁殖能力更强，捕食能力更强或者仅仅是抗病能力更强而已。我们不能确定哪种微小的差异是这一亚种更受大自然垂青的原因，但是我们能确定同类生物的亚种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这一微小的差异必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且将不断遗传下去。
回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如同自然界，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竞争。
自然界中一个物种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那些不能把自己的基因广泛传播下去的物种，迟早会灭绝——或者因为被其他物种消灭，或者因为自身繁殖能力差逐渐自行绝育。若干万年后，它们的化石会告诉后来的生物，它们曾经存在过，但是消亡了。
对于资本来说，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快增殖，尽量多地获得剩余价值。那些不能尽快增殖的资本，很快会因为自身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资本增殖慢而被同行消灭或主动退出市场。如果我们想像一下，就会发现有多少我们曾经熟悉的品牌，现在不见踪影了，我们只有在看怀旧影片的时候，才能偶然记起。
这些产品消亡了，但并不是说我们买不到类似的产品了。以方便面为例，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品牌的方便面，最终只剩下两、三个大品牌和十来个小品牌。方便面竞争的结果并不是我们买不到方便面了，而是买不到多数品牌的方便面了。换句话说，方便面这块市场还是存在，不过被两三个强者和十来个准强者瓜分了。其他没有能够加入这个幸运的队伍的厂商，成为了灭亡的物种，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出现——如同史前的化石。
这就是同行之间竞争的结果，如同自然界的种内斗争。
每一个资本家都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怎么让自己的资本尽快增值。他可能增加产品的品质以质取胜，也可能降低产品的品质以量获胜；可能采用血汗工厂，也可能提高工人待遇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可能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快流水线速度，也可能采取计件工资让工人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可能雇佣凶狠的甚至有黑道背景的工头，也可能和工人之间建立日本企业那种表面上亲如一家的关系；可能四处投资不把鸡蛋投在一个篮子里，也可能坚持“生途莫入，熟途莫丢”的原则坚持做一个行业；可能不断采取新技术，也可能对成熟技术情有独钟；可能四处拓展市场，也可能深化目前占有的市场。这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过程。
有万类霜天竞自由，就会有自然选择。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检验资本家的是否成功担任资本代理人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尽快使自己的资本增殖。不论他采取什么原则，什么经营理念，最根本不变的就是挣钱，所有的原则和经营理念，都是为了挣钱而服务的。如果他不能以市场平均利润率增殖自己的资本，那么他的资本就将成为同行的猎物，他的市场份额就将被同行所占有。
自然界中的冬季，大批生物都将死去，只有极少数才能活下来。对动物来说，最强壮的未必能在冬季幸免，但是老弱病残绝对熬不过冬天。冬季加速了自然选择的过程。对于资本来说，产能过剩、大量产品滞销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加速资本内部选择的过程。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只有一部分资本家的产品能够获得实现，只有一部分资本能活下来。与此对应，许多资本家的投资将有去无回，最终丧失资本的功能，这些资本家将破产，从此退出资本代理人的圈子。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家的智商和运气处于类似的水平，或者说我们忽略资本家的智力和运气这两个参考因素的话，我们会发现资本搏杀中，资本量将是决定性的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往往决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在达到一个最低生产规模前，生产的成本是远远高于销售价格的。制造一个模具所消耗的劳动力可能远远高于单独生产若干产品的劳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的话，制造模具生产产品，就不如直接制造产品。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刷的过程，单独印刷几本书是非常昂贵的，但是印刷几千甚至几万册书，却又是很廉价的。小资本家的生产规模远远小于大资本家，但是卖不出去的往往是小资本家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效应。大资本家能承担更大幅度的降价。
资本量的优势不仅仅存在于生产，也存在于销售。大资本家有更广泛的销售网络。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相比之下，小企业产品的覆盖范围则非常有限。东方不亮，东方的小企业就麻烦；西方亮，西方的小企业要面对大企业全部产品集中到西方的压力。不论东西南北，小企业的产品的出厂价格相比大企业都是出于劣势。何况即使产品成本相同，还有知名度的问题。同样的产品，大企业有能力承担更高的广告费用。这是因为产量高，均摊到每件产品上的广告费用更少。
大资本家有更好的社会资源，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对银行来讲，贷款给大企业的风险，要比处处资金紧张的小企业小得多。大企业不需要贷款，银行往往主动上门撺掇大企业贷款。小企业主动去找银行贷款，却处处艰难。大企业获得贷款，可以没有抵押，直接使用信用贷款。——这个牌子占有这类产品市场总份额的若干若干，是第几大生产商（销售商），这个牌子就是最好的担保。相比之下，小企业就没这么便利了，抵押物、质押证券或者贴现汇票，不论哪种都必须严丝合缝。有些情况下，还要追加担保人。对处境艰难的小企业，银行往往雪上加霜——一旦发现小企业现金流有出现紧张的迹象，银行可能提前收回贷款，或者提出更苛刻的附加条件，比如追加担保人，增加抵押物等等。同样办理一笔贷款，也许数额相差巨大，但是银行贷款成本相同。大企业每笔数额都要远远超过小企业，单位贷款成本比小企业小得多。小企业贷款的利息，一般比大企业高。银行不是慈善机构，银行收回贷款和利息，要回避风险，要减少单位贷款成本。这三方面，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都有明显的优势。银行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无可厚非。但是，对小企业来讲，却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在平时资金相对宽裕的时刻，小企业可以承受更高的利息，提供更多的抵押物，接受相对苛刻的条件。一旦到经济危机时刻，产品滞销，大家都需要贷款维持现金流不断裂，贷款利息迅速上升，抵押物（设备、不动产）大幅度贬值，即使小企业愿意接受苛刻条件，银行考虑到风险也要收紧银根。这种情况下，小企业不要妄想获得银行的金融支持。
通货膨胀时，一旦银行加息，小企业贷款上升的幅度必然比大企业大。银行收紧银根，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马上上升。如果大企业在囤积居奇，小企业在搞实业，那么杯具的将是搞实业的，而不是搞囤积的。当然，不排除小企业搞囤积，大企业搞实业。或者，两者都在搞囤积。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大企业有更好的条件获得廉价的贷款和紧缺的物资，换句话说，大企业搞囤积比小企业容易得多。
如果再有行政政策要求压缩小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小资本基本在劫难逃。相比之下，大企业生产技术相对先进，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即使压缩也不会压缩到他们的头上。此外，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与政要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具有极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往往慎之又慎。
大资本在信息方面，相对小资本也有更大的优势。大资本对生产的掌握情况，比小资本要丰富得多。无数小资本在管中窥豹，大资本却可以看到全豹。小资本要凭感觉把握未来本行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大资本却可以提前获得更多的信息，拥有更专业的团队，提前更准确地分析出行业的变化趋势。
一般来说更大的资本量，意味着可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如果考虑到自由交易的市场中，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新技术也是可以花钱买到的——比如直接购买专利或者并购拥有新技术的公司。相反，许多小公司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却因为资本量的限制，不得不投靠大资本。这种优势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归根结底可以简化为资本量的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新科技经常带来生产效率飞跃的行业中，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彻底改变原有格局，而且采用这种新技术并不需要很大的资本量。这时，资本量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不过，这样的行业毕竟是少数，只有在经济长周期中才会层出不穷。
生物界除了种内斗争还有种间斗争，市场中除了同行间的竞争还有上下游之间的竞争。同行之间竞争越激烈，与上下游厂商斗争所处的地位就越不利。
除了同行业之间的挤压，还有上下游之间的挤压。商品销量不好，要降价促销，谁来承担利润的损失？往往是资本量比较小的一方。原因很简单，资本量小，门槛低，竞争对手多。下游企业要求赊销，答应不答应？上游企业要求提前支付货款，答应不答应？如果资本量比较小，就必须答应。不然，张三不答应李四答应，张三的市场份额和原料来源就将由李四占领。只要滚动占有一定量的货款，就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没有利息的贷款。前面已经说过了，小企业相对大企业在融资方面有更大的困难。现在我们看到，小企业不但自己融资困难，还要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一笔无偿贷款。在金融上，小企业两头受气。
大资本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稳定原料来源，与上家原料企业也有更好的谈判条件。对小企业来讲，上游原料企业很容易提价。对大企业来讲，则没那么简单。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敢提价，小心我换供货商，干脆一拍两散。这个时候，供货商往往会考虑到保护主要产品的销路，并不对大客户提价，甚至在同行的压力下主动打折，吸引大客户。有些时候，如果大资本够强的话，甚至能不断压价，挤压供货商的利润。
大资本家有资格与下游销售企业获得更好的销售条件。同样是对超市销售，小资本家可能需要长期赊销，大资本家就可以提出短期赊销，甚至现金结帐。如果大资本足够强的话，甚至可以要求下游企业预付帐款。——其他小供货商的货或者价格高，或者数量少，总之不能完全替代我的产品。没有我的产品，你的工厂就没有原料，你的超市就要出现空货架，你的机器就要空转，你的超市就要白白浪费每天的房租、人工和水电煤气。你不预付，我就没货，你自己看着办。
无论是同行之间的竞争还是上下游之间的竞争，都可以归结为资本量大的一方占有优势。资本量相差到一定程度，小资本面对大资本没有任何胜算。一个人徒手斗猛兽，也许他可以若干次成功击中猛兽，但是猛兽不疼不痒。反过来，猛兽只要一击就能要他的命，彻底结束战斗。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两者实力相差太悬殊了——实力相差到一定程度，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资本之间的搏杀也是如此。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大资本比小资本有更多的存活机会。于是，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成为大资本屠杀小资本的过程。每次危机结束后，所有的幸存者都有机会廉价获得遇难者的一切生产资源，包括原料、生产设备、熟练工，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市场。
在自由竞争市场中，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之间的搏杀，决定的因素是资本量，胜利者的红利也是资本量的增加。本轮搏杀的胜利者，有更大的资本量参加下一轮的搏杀。这种搏杀，伴随着资本的汇聚。在非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则是另一回事情。在自然界中物竞天择，“天”决定哪种物种继续发展。人
类社会中存在着人工育种。在育种的过程中，对物种来讲，农夫就是“天”。农夫可以决定物种的发展方向，不断培育出他所需要的品种。以母鸡为例，符合他的标准的母鸡被不断改良，不符合标准的母鸡则可能被直接吃掉。农夫选育母鸡的标准可能与自然界完全不同。在农夫看来，最好的母鸡也许是饲料和产蛋量相比，产蛋/饲料比最高的母鸡是值得培养的母鸡。在自然界，这样的母鸡也许存在无限的缺陷，比如御寒和抗病能力差，比如对饲料的质量要求高，比如动作迟缓（能下蛋的母鸡难免大腹便便跑不快）等等。对母鸡来说，动作迟缓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获得食物，更多的机会被狐狸等天敌捉住，而且这样的母鸡只能吃精细饲料，容易生病，还熬不过冬天。这样的品种在自然界中肯定是活不下去的。但是在农夫的鸡舍里，这并不重要：没有狐狸捕食它们，农夫定时供给饲料，兽医提供免疫，鸡舍冬天有取暖设备。（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当年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就是在自家的养鸡场里感悟到了元首的理论。他是否考虑过自己培育的母鸡虽然产蛋量高，但是仅仅能够适应鸡舍的环境呢？不管怎么说，他是决心和元首一起推动人类的进化。经过他们的努力，除了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异族，让自己几百万的同胞当炮灰以外，雅利安人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进化。人类是不能替代伟大的自然界的，哪怕他把自己自封为神。扯远了。）
回到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市场条件下，选择的规则是“强者生存、大者生存”，或者说资本量大者生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条件下，则是与政府决定谁生存。
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条件下，如果按照强者生存和大者生存的原则，本国的资本必将被外国资本绞杀殆尽。对抗外来大资本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创造本国的人造大资本。在外来资本远远超过本国资本的背景下，本国的资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为了发展本国资本，于是国家介入经济发展。国家可以为自己培养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信贷支持、国家订货，比如德国的蒂森克虏伯公司。国家还可以给某些企业特种经营权和特殊的政策支持，规定某种业务只能由某个公司经营，其他公司只能作为这个公司的下属公司才能从事类似的业务，比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印度贸易。甚至政府直接出资，成为企业的大股东甚至唯一出资人，比如日本的八幡冶铁厂，中国的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等。国家以财政之手，直接把剩余价值转移给它们。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落后国家的劳动者必然受到双重压榨，或者说两座大山。他们既要为外国资本贡献剩余价值，也要为本国的国家资本贡献剩余价值。在这样的国家，劳动者的反抗必然比相对先进的国家激烈。对应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必然更加庞大。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对日本劳动者的压迫更残酷。
其实，就是在相对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也迟早会政府发生关系。按照列宁的说法，资本主义政府是资本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剩下很少的委员的时候，政治、经济两方面难免合二为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如果我们清晰认识到这些企业的背后拥有的国家暴力的支持所起的作用，而且没有忘记元要素是根本分配权的话，就不难理解：在竞争中，这些企业得到元要素的支持，是战无不胜的。它们的产品卖不掉，政府可以采购；这样的公司的原料不足，政府可以直接调拨；这样的公司缺乏资金，政府直接安排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甚至可能直接财政拨款。这样的公司亏损了，政府可以直接用财政补贴它们，把欠账一笔勾销。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倒闭的，除非政府抛弃它们，或者政府倒台了。（比如，德国的纳粹政府倒台以后，连带影响大批这样的公司，大名鼎鼎的克虏伯只能不做大炮该行做电梯。）
对民间资本来说，它们面对的是一个永远不死的对手，竞争过这样的有国家背景的企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自由市场条件的情况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大吃小，或者说“大”进“小”退。在非自由市场条件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时，优胜劣汰的过程发生了异化。当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强资本吃掉弱资本。
不论决定资本竞争的是市场还是政府，我们都能看到资本不断的集中，在危机中尤其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看待春去春回来的过程，我们会觉得每次春天都会在冬天之后到来，但是我们显然就忽视了每次复苏与上次复苏的不同。自然界中的遗传基因总是无法完全稳定传播下去，或者说总是有变异的出现，亲代与子代总有极大的相似性，却又有微小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累积最终会诞生出新的物种。基因变异，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重要原则。与自然界不同，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和物竞天择还存在，基因变异不存在了。由于人类社会特有的清晰、稳定的产权关系，一个大企业消灭或吞并了若干小企业之后，并不会自行分裂成若干有微小差异的小企业。换句话说，自然界的进化，物种由多样归于多样，而人类社会资本的进化，最终归于一。这个过程是单向，清晰，而且不可逆的。
每一个成功的奥特曼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每一个成功的大资本背后，都有一群被消灭的小资本。少数资本的成功，必然对应多数资本的毁灭。这些资本被消灭，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不高，或者是因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疏远。不论哪种原因，我们都将看到资本数量的减少和资本的集中。这样的减少和集中，最终会达到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某一个行业最终由很少的一家或几家企业控制全部市场，操纵生产过程，影响市场价格和产量，以达到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
周朝开国有七十一个诸侯国，后来战国七雄，最后秦国统一天下。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后来三足鼎立，最后三分归晋。这个时代迟早会到来。
1873年世界范围的大危机结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次大危机反复折磨资本主义国家长达5年之久——在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长度，虽然后来人们习以为常了。从此，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期。
6.3 超级帝国：垄断企业对经济的统治
We’re the last company standing between them and total energy dominance. And we can no longer compete. Soon, they’ll control the energy supply of half the world. In effect, they become a new superpower.—— Saito, Interception
我们是仅存的能和他们抗衡的能源公司，但我们快撑不住了。很快他们将控制半个世界的能源供给。事实上，他们将成为新兴超级帝国。——斋藤《盗梦空间》
1873年大危机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的写作进程。
1873年5月9日维也纳交易所的股票暴跌。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欧洲停止对美国输出资本，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导致铁路公司资金链断裂。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持续五年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无一幸免，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不仅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还有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
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次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进入了新阶段，他写道：“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
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就要采用新的模型。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主观去修改客观，而是耐心观察，总结新的规律。可惜，他在1883年去世了，并没有活到垄断资本成型的那一天。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替他补充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
恩格斯不久也去世了，后面的事业要交给列宁去继续完成。
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竞争和私有产权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会在危机中会不断集中，这种集中的最终趋势必然形成一个或几个大资本控制某一行业的局面。或者说，垄断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必然趋势。这一天迟早会来，不来是不可能的，早来晚来而已。1873年的危机，宣告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1873年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用一个词形容是“竞争”的话，那么1873年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用“统治”来形容则是恰如其分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着统治，即资本统治劳动力。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资本家控制资本，决定生产和分配；无产阶级被剥夺生产资料，没有独立生产的条件，为了口粮充分竞争，提供廉价劳动力。但是，资本之间主要是竞争的关系，资本家之间是彼此不买账的竞争对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消亡了，变长了统治关系。从此，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关系，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之间。
资本之间的统治，最早出现于股份公司。
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资本量越大越有利。大资本为了迅速扩充资本量，有必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本。小资本在与大资本的搏杀中，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中，或者被歼灭成为大资本的猎物，或者主动退出归顺大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资本与小资本都有融合的动力，于是一拍即合。
这个过程如同有人振臂一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这时，资本内部发生了分工。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进而别人的劳动的机会。这时，小资本交出了自己的经营权，只保留定期分红和开小差的权利。大资本成为众多小资本的带头大哥，对小资本行使管理权。
与这样的迅速膨胀比起来，任何自有资本的积累与聚集都是极其缓慢的。如果说一个企业自身积累是N（1+X%）的乘法的话，那么一个企业吞并其他企业可以说是二次方，而这种社会资本的聚集则是指数倍的增长。刺激这种增长的原因，就是每次经济危机大资本的竞争压力和小资本的屠杀。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那么最多是资本之间的吞并，而不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向大资本的“投诚”。
对小资本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无奈的。屈辱地生存或者毁灭，是每一个小资本都要面临的选择。经济危机使资本的门槛不断提高，低于一定门槛的资本量再也无法发挥作用。小资本独立生产的条件不复存在。资本量的差距决定他们继续经营下去就要被歼灭，或者即使能够保证目前的经营规模也无法扩张产能。这时，如果不想被消灭掉，就要主动归顺大资本。如果不肯归顺，即使暂时能自保，被歼灭也是迟早的事情。这就如同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以后，成为无产者不得不去资本家的工厂一样。如果不想去血汗工厂，就要被饿死。最终，多数小资本选择了屈辱地生存而不是束手待毙。每一个资本家都会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别人的的能力充满怀疑。每一个资本家都会怀疑别人代理经营他的资本的过程中，采用为代理人而不是他谋求更大利益的做法——事实也往往如此。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迫于势而。对普通人来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来说不是被杀，就是参加各种武装以求分一分战利品，至少自保。对小资本来说，也是同样如此。
对大资本来说，事情则有利得多。只要振臂一呼，后面就能聚集一群炮灰。实际上，这样的炮灰更容易网罗——因为对炮灰来说，选择更少。名义上，公司是属于所有股东的，实际上是属于个别大股东的。大股东吃饱以后，给小股东分一点汤就可以了。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公司20-30%的股票，就可以操控公司业务，成为公司的主宰。一些大股东为了稳定绝对控制权，特意在上市保留51%的股份。在这样的公司中，对小资本来说，大资本怎说就要怎么定，自从成为股东开始，就意味着成为大股东的奴隶。
当然，也有人提出小资本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抛售大资本的股票。这样的说法，从个体来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从整体看却没有任何意义。顾客可以选择萝卜炖白菜，也可以选择白菜炖萝卜，却不能选择什么都不吃——不然会饿死。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反正就是白菜萝卜，无非是白菜和萝卜的比例变一变。这就如同工人或者被甲资本家雇佣，或者被乙资本家雇佣，却不能不被雇用——否则就要失业、挨饿、睡马路。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结合过程如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结合过程，小资本虽然明知吃亏却无可奈何。如果小资本家不投靠大资本家，那么他们的资本迟早会被消费掉，从此丧失资本的功能。在纸币时代，这个过程也许更加迅速，小资本也许等不到被消费掉就被通货膨胀吞噬掉了。
这就如同工人可以选择工厂，农民可以选择地主，但是却不能避免自己最终必然被某个工厂雇佣，或者租用某个地主土地的局面。工人最终的收入决定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由于劳资数量对比悬殊等原因，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劳方不利。换句话说，只要是劳方，不论选择哪个雇主或地主，最终的结果已经注定是不利的。
随着财富的集中，资本不仅要让劳动力成为自己的奴隶，而且要让自己内部比较弱小的资本也成为奴隶。如果我们还记得《通天塔》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所谓人类社会的通天塔会越来越尖锐，直入云霄。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许多国家的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之间的持股行为，换句话说，一个股份公司可以成为另一个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如果甲资本家用51%的资本控制了甲公司，那么理论上他还可以继续以甲公司的资本控制乙公司，并且无限地控制下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父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玄孙公司。这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换句话说，理论上，他可以以有限的自有资本控制无限社会资本。
以上是股权的控制，这是一种刚性的控制——按照大多数公司的章程，董事会的决议就是股份公司最高决议，董事会往往操纵在董事长手里。
事实上，还有一种柔性的控制，这是更加隐蔽但是同样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就是原料、销售渠道和利润的控制。
一个企业垄断了本行业的生产之后，完全可以进一步控制上下游的行业。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实力雄厚粮食企业垄断了大豆榨油，就可以向上操纵大豆的生产，向下操纵豆油的销售。榨油企业可以高价收购当地大豆，抬高生产成本，压低售价，减少利润，挤垮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其他企业大多关门大吉之后，这家企业可以反手拒绝收购当地的大豆。开始的高价收购，后来的拒绝收购，都是出自一个公司，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控制食用油市场，操纵价格，获得最大利润。一旦这家公司控制住食用油市场，外来的竞争对手就很难进入。如果他们冒险进入的话，就会面临上游没有大豆货源，下游没有销售协议的窘境。
相比之下，农民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早期榨油企业高价收购的时候，他们显然会增加大豆的种植量——他们不种，他们的邻居会种。个别农民不种，不影响整体种植量增加。这样的条件下，个体农民理性的选择就是增加种植量。当所有农民都增加了种植量之后，食用油企业反手压缩收购量。个别农民拒绝出售大豆，不影响其他农民出售大豆。这时，对农民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快把手中的大豆出手，来年压缩产量，或者改种别的作物。垄断企业并没有禁止农民种大豆，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利润的杠杆使农民种大豆变得无利可图。农民可以自己种大豆自己消费，但是很显然不会再把大豆作为自己的主要农作物。
下游的零售企业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如果不与垄断企业签订长期订货合同的话，可能面临拿不到货的风险。一家零售商不签，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签，一家零售商不销售，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销售。不签合同的零售商越多，签订合同的零售商的好处越大。这时理性的选择就是签订长期订货合同。反过来，如果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合同，就意味着不能继续销售其他食用油——每段时期的销量是有限的，已经签订了订货合同继续增加新货源，必然影响原有已经订货的食用油的销售。
一旦垄断资本控制了生产链条中的某个环节，上下游中小企业最好的选择不是自卫，而是臣服。单个中小企业对抗垄断企业的结果，无非是自己付出惨重的代价，改善自己同行的处境。上下游之间的博弈关系由“多对多”，变成了“一对多”。这是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完全不同的。
彼此存在竞争压力的小资本，永远斗不过组织严密的垄断资本。如果不考虑元要素，那么能对抗垄断资本的只有垄断资本。能够与垄断性的成品油公司对抗的只有控制全国大豆生产的大地主，他们可以完全控制大豆的生产，不被垄断公司的利润指挥棒指挥得晕头转向。大地主和成品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对一”，彼此之间重新恢复博弈的平衡。对这样的人，垄断公司最好的选择就是坐下来谈判，彼此达成谅解，瓜分利润。
作为消费者，看到的仅仅是豆油价格的下跌和上涨，还有几个知名品牌的豆油替代了无数的杂牌的豆油，他们根本看不到这种不起眼的变化后面的惊人的搏杀。
垄断企业完全有能力把手伸向自己产业链条之中的上下游二级甚至三级公司。每一层的生产决定权都由上一级操控。外来投资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要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危险。
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自我创业，越做越大都是扯淡。每一个企业的生产都要受到上一级资本的操纵，不听上一级资本的指挥，不围绕商以及资本的指挥棒转，只能死的很难看。能否做大，要看下级垄断企业是否需要订货，或者上级垄断企业是否提供原料。订货和原料，不但要充裕而且价格要有利可图，这样才能不断使资本增殖。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不存在的。我们常看到的现象是，不但订货量少而且价格低，或者供货少而且价格高。上级资本总是要把下级资本的利润压低到几乎为零的地步，这是基本的规律。
如果垄断企业选择上下家的标准是血缘关系的话，那么创业环境就更加恶劣。你的产品也许更加物美价廉，但是我仍然愿意把订货合同给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的销售条件也许更优厚，但是我仍然愿意把产品给我的三姨六舅母。这时，资本与血缘关系紧密结合，所谓成功的自我创业的奋斗，无非是血缘的成功套现。没有血缘关系的资本自我创业所能选择的空间，只能是垄断资本触角没有伸到的行业——这些行业或者因为利润低，或者因为管理复杂——总之对大资本来说是鸡肋的行业。许多小资本只能开个小饭铺，办个杂货铺，搞个小旅店，摆个水果摊或者开开出租车，就是这个道理。许多动人而精彩的奋斗故事，作为立志片，给人打气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当真。如果某人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而且效法的话，只能死的很惨。这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没有领悟资本的属性。事实上，各种公共媒体上自吹自擂的发家史往往是值得推敲的。相比之下，某些人被逮捕以后的犯罪记录，往往揭示了他们真正的发家史。比如，走私、销赃、贩毒、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转移国有资产、强夺农民土地等等。
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点，成为一个这个链条的关键，控制这个点的企业就可能通过垄断这个点进而垄断整个产业链。产供销一条线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关键的点，成为关键的点的潜在特点就是好垄断。成为这个关键点，并不在于需要的资本多少，更重要的是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社会化大生产使一个产品从原料到产品要经过无数细小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被垄断的关键结点。一个环节成为关键结点，其他环节都要受这个环节的控制和影响，控制这个环节就可以控制整个生产链条。
蔬菜生产在小农为主的地区是零散的，但是并不妨碍蔬菜成为垄断产品。收菜商从小农手中收购蔬菜，运输商从收菜商手中把蔬菜收上来并运输到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批发商把蔬菜批发给菜贩，菜贩再把蔬菜零售出去，这四个环节中，收菜商、运输商和批发商就有可能成为垄断者。一个收菜商可能对应几百户农户，一个运输商可能对应几个县的蔬菜生产，一个批发商可能对应某个地区的蔬菜集散，他们都可能成为垄断环节，谁的资本量大，谁最后胜出。菜价上涨，垄断环节获得最大的好处。相反，小农自己由于不能直接进城卖菜等原因，不得不依赖“收菜商-运输商-批发商-菜贩”链条，所以往往并不能或者只能获得很微薄的菜价上涨的好处。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垄断了油田，就可以控制石油的生产，进而可以控制所有的炼油企业，甚至影响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炼油企业，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油田和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所有的加油站，就可以控制所有上游的炼油厂和油田。如果一个企业控制了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real superpower.
如果有外来大资本同样觊觎这块市场的话，这种向上下游企业伸展的柔性的控制就可能显得并不可靠。这时，原有的和外来的两大竞争对手就可能采取收购的方式，直接控制上下游企业的股权。一旦某一方决定性地控制了上下游行业的股权，另一方只能承认败北。如果一个炼油企业同时控制了油田，那么其他炼油企业继续进入这个行业也将面临无米下炊的局面，继续进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
垄断企业之间同样有高低区分。垄断方便面的企业相对垄断成品油的企业来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毕竟方便面涉及的经济循环，要远远少于成品油。工业化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机器替代人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无论是内燃机还是电动机，都离不开能源。能源企业几乎是所有企业的上游企业。博弈地位不是“一对多”，而是“一对无穷”。只要控了能源，就能控制整个社会的生产规模和物价水平。能源价格上涨，可以把所有产业资本的利润挤压干净。《盗梦空间》中，斋藤说小帅哥的能源公司将垄断全球一半的能源供应，成为真正的超级帝国，并不是夸大其辞。
如果把社会总生产看为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要素在极少数企业的控制之下，这些企业就是真正的帝王资本。他们控制交叉的行业，影响、操纵整体经济。在他们之下，则是一些诸侯。他们垄断本行业，影响、操纵某一种或几种商品。在这些诸侯之下，则是一些中、小资本，他们为上面帝王和诸侯资本服务，是臣民资本。再向下，则是一些零散的资本，他们数量很多，充满帝王和诸侯触角不愿触及的“鸡肋”行业，彼此之间激烈竞争。至于劳动力，则处于完全不入流的状态。
资本垄断的第三个方式就是联盟。在无数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很难达成有效的协议。如果大家都是小商号和小作坊，个别三五个企业之间达成生产协议没有任何意义——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而让所有企业都达成生产协议的话，需要的谈判过程的复杂程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如果仅有几个有限的竞争对手的话，这样的协议就很容易达成。如果一个炼油企业控制了油田，另一个控制了加油站，对两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彼此达成协议，互相控股，瓜分市场和利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卡特尔的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生产配额，实行统一领导。两家或少数几家企业联手控制石油，枪口一致对外的话，那么不但可以把竞争导致的消耗压缩到最小，而且可以把成品油的价格推到天上去。
市场地域的广度扩展至交通运输的极限，深度却急剧变浅。庞大的公司拥有惊人的生产能力，只要交通能力能够达到的地区，他们就会占领那里的市场。如果运输成本太高怎么办呢？他们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于是，我们会发现在相隔几千里的商店中，出售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产品。我们还会发现，几乎每种产品都只有少数几个品牌。换句话说，即使在天涯海角，中小资本的同类产品也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处于被垄断的状态。
垄断资本的控制几乎无所不在，这种控制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离不开交易，自然就离不开资本的幕后之手。
一个人可以在海德公园声嘶力竭地呐喊，却只有寥寥几个听众。如果他希望他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他就必须要和资本结合。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使自己的声音传遍世界，而现代化工具的所有权是属于资本的。一方面使个别明星深入人心，街头巷尾都知道，世界各地都知道，路人皆知无人不晓。另一方面大量潜在明星被排斥出大众的视野。成为明星或者不成为明星，最终的决定权在与宣传媒体，或者说控制宣传媒体的资本。明星的存在，完全在于资本的意志。当资本希望炒作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绯闻也是新闻。当资本离开他们的时候，即使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当年的歌迷、影迷也不会知道。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女星张紫妍被迫接受那么多的潜规则。许多明星既对狗仔记者深恶痛绝，又要忍受他们的骚扰，一旦这些狗仔离开他们，他们的身价就会一落千丈，从此淡出大众的视野，默默无闻。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被操纵的环境中，他们看到母体意志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听母体意志要他们听的东西，他们获取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精神信息都来自母体，为母体意志提供能量，他们是母体的电池。这就是幻想中MATRIX。垄断资本的帝国就是现实世界的MATRIX。
垄断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的格局，彼此无力征服对方，于是形成彼此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从此竞争进入新的形势，不再仅仅是产量和产品性价比的竞争，而且包括争夺社会资本和垄断权的竞争。这种竞争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帝国具有几个特点，辽阔的疆土、众多的臣民、雄厚的实力以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这些垄断资本可以控制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本，调动惊人的人力物力。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比这更惊人的财产强权。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君王（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也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但是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或者说，他们的财富是来自劫掠而不是交易。相反，垄断帝国则是在暴力归公的基础上，完全依靠财产的力量，在市场交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暴力的“归公”，是归资产阶级的“公”，而不是全民的“公”，这里的暴力，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不在资产阶级内部使用，却不吝于镇压无产阶级。)
这些垄断企业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司令，核心的、少量的、直接控制的资本就是垄断资本帝国的君主资本。军队里面有军、师、旅、团、营、连、排。政权里里面有总督、巡抚、道台、知州、县官。从此，垄断企业建立了严密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权力，集中到少数资本手中。这些少量的垄断资本建立了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资本帝国。在这里帝国之中，在核心垄断资本之下存在着中小资本，在中小资本之下则是无数的劳动力。核心资本依靠股权和利润控制中小资本，中小资本控制广大劳动力。对抗垄断资本的中小资本会被排斥出资本的队伍，对抗资本的个别劳动者会被解雇，有组织的劳动者则会被镇压。
资本的组织完全符合帝国的特点，资本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资本的超级帝国。
弗里德曼认为自有竞争最终会创造出完美的经济，这是很扯淡的话。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随着资本之间吞并和纵横捭阖，竞争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竞争进化为统治，或者说建立资本的超级帝国。
垄断企业通过股权和利润操纵市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市场的王者，从此市场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或者说，市场从此不再是费厄泼赖的竞技场，而是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蜂巢。
6.4 统一战线：产业垄断资本与金融和暴力的联盟
“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列宁
“资本家为国防即为国家工作，这已经不是‘纯’资本主义了（这是明显的事实），而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纯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为不可知的自由市场工作的。为国防工作的资本主义，则完全不是为市场‘工作’，而是按照国家订货甚至往往是为了得到国家‘贷款’而工作的。”——列宁
产业资本统一天下以后，并不代表事情到此为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有两大巨头，随时可能对产业资本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两大巨头就是金融资本和元要素。如何确立与这两大巨头之间的关系，是垄断资本能否长期顺利统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产业资本、金融和元要素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焦点是瓜分社会总大饼的主导权属于谁。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提到土地这个要素和地主阶级，这并不是说地主阶级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没有资格瓜分大饼。而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地主阶级往往在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事实上，大地主的破产或主动转型，是资本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之后，地主阶级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落后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地主阶级还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牢牢地控制着经济的命脉，在这样的国家，大资本家往往同时具有大地主的身份。不仅如此，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垄断性的产业资本也把多余的利润投入到土地中，炒作地皮，人造地王，推动房地产热的狂潮。
对统治阶级来讲，只要达成协议瓜分天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如何协调却需要一番激烈的博弈——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分成”需要经过较量才能决定。这个博弈过程可能是在议会唇枪舌剑，也可能是在战场刀光剑影，甚至血肉横飞的。有可能建立联盟是一回事，达成彼此互谅互让、互惠双赢的协议是另一回事，仅仅有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操作过程。
产业资本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和金融资本的关系。
在产业资本搏杀的同时，金融界也在进行搏杀。各种大企业相对小企业拥有的优势，大银行相对小银行也一样拥有。在银行界，这种优势更加明显。货币与一般商品不同，货币是等质的，不存在质量之间的比较关系。银行的差别集中于贷款规模、利率水平、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与把握、抗风险冲击能力、银行的信誉等方面，这些方面的优势与资本量密切相关。相比产业资本，银行之间的搏杀导致的资本集中过程更加激烈、迅猛。
银行的利润来自企业的利润，企业繁荣必然推动银行的繁荣。企业破产必然连带银行，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银行必然倒闭。当大企业廉价收购小企业，占有他们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的时候，大银行也在占有小银行的储户和市场。银行与他们的客户之间必然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关系。产业资本出现霸王的时候，银行界也必然出现霸王。大银行把触角伸到每一个空间，小银行在大银行不愿意涉足的空间求生。大银行利用股权和控制同行之间业务往来等手段直接或间接控制小银行。
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往往不是争斗而是结合，这种结合完全是一桩你情我愿的完美联姻。
信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迫使产业资本利用银行信用进行社会融资。我们在前面的经济危机过程和大资本建立垄断帝国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利互惠的联系。大资本依靠金融工具度过难关，同时吞并、征伐小资本。如果没有贷款等金融工具的支持，很难想象大资本能顺利完成统一的霸业。调动的资本量越大，资本使用成本越低，资本发展的速度就越快，生存能力就越强。能无限恢复体力的对手，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换句话说，如果技术水平类似的话，谁的融资能力更强，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至此，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自发地走到一起，如同自由恋爱的男女建立了家庭，统称金融资本，一致向外要求最大幅度的剩余价值。（这里说到的金融资本是广义的金融资本，指的是在金融的支持下的垄断资本，与前面提到的狭义的以金融活动为主要经营行为的金融资本有一定区别）相比之下，究竟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如同一个家庭内部究竟是“妻管严”还是“大男子主义”并不影响这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样。
不过，即使是彼此需要的事情，还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谁更需要谁？丈夫更离不开妻子，那就是妻管严。妻子更离不开丈夫，往往导致大男子主义。垄断产业资本和大银行，究竟谁决定谁？谁是君王，谁是臣属。毫无疑问，虽然君臣彼此依赖互成一体，但是君王有更大的权力制定国家的政策，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好处。这就如同在妻管严的家庭里，虽然主要收入来自丈夫，但是主要开销用于妻子的裘皮大衣和钻石，周末丈夫要陪妻子逛街购物而不是去看足球赛。
我们在前面的博弈分析中提出彼此博弈力量对比的三个基本原则：博弈双方的数量，博弈选择多寡，对博弈成交的渴望程度。
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企业不能直接从社会获得资金，必须通过银行这个桥梁。这个所有企业都要利用的桥梁，就有资格获得最大的份额。银行的一面是社会公众，另一面是企业，一手托两家，两家都离不开它。银行数量显然大大少于储户和企业的数量，彼此之间更容易形成同盟而不是恶性竞争；银行可以在多家企业中选择贷款给谁或不给谁，企业则只能巴结几家有限的银行，银行的选择余地显然大大多于企业；企业一旦获得贷款，就要用于购买土地，建设厂房，添置机器，雇佣工人，除非出售产品否则短期内难以获得现金，这个过程往往以年计算。相比之下，银行则拥有大量流动资金，在资金的灵活性上远远超过企业。银行只要要求企业提前还贷，甚至不继续给予流动资金的支持就可以使企业停产甚至破产。迫于竞争的压力，企业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往往最大幅度地利用社会资金，如果不能得到银行的支持，必然落后于对手。控制一个企业的贷款，或者说控制一个企业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就可以控制一个企业的经营。
在这样的地区，银行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是所有垄断资本之中的王中王。银行统领各个行业大小垄断资本，大小垄断资本统领本行业和产业链条的中小资本。银行是所有经济循环中的关键节点，银行控制了一切经济循环。在这样的地区，产业资本是银行资本的下属，两者之间的地位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地区，则是另一种情况。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这时，企业的有更多的选择获得社会资本：贷款、股票和债券。银行贷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条件不合适，企业就可以放弃间接融资（贷款），选择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对小企业来讲，无论是贷款，还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都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对大企业来讲，尤其是全国知名的垄断大企业，这几样都不难。如此一来，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就被大大地削弱了。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局限在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之中，而与垄断大企业则往往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决定彼此之间关系的关键，如我们前面多次强调的，是彼此之间资本量的对比。
事实上，许多大型垄断性上市公司，我们很难将它定义为究竟是一家产业公司，还是一家金融公司。一方面，这些公司拥有惊人的金融实力，能够调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对这些公司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积累往往并不是资本的主要来源。搞实业靠利润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达不到玩弄金融工具达到的速度。一个企业，如果不善于玩弄金融工具，不能把社会资本玩弄于股掌之上，就不可能成为庞然大物。不仅如此，他们还很可能被其他大资本恶意收购。
在法律限制较多，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国家，银行资本的间接融资是向社会融资的主导手段，一个银行资本领导一大群垄断产业资本。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是向社会融资的重要手段，则可能出现庞大的垄断性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行业的局面。对银行和产业来说，究竟谁能更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本，谁就是两者之间的领导者。多数国家中，直接融资（股票债券市场）和间接融资并存，企业与金融之间究竟谁更强，决定两者究竟谁为领袖的依据，不仅需要按照各个国家两类金融市场发达情况和法律的限制，往往还要参考资本量的大小——在各方面都相同的条件下，资本量的大小是决定性因素。
相比之下，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危险复杂得多。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博弈，决胜负在财产领域，决定的关键是财产量。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把这种博弈关系，扩展到了财产与暴力的博弈之中。我们在前面说过，资本相对暴力，是不堪一击的，没有暴力的支持，任何财产都没有意义，或者说任何资本都不能发挥分配剩余价值的作用。
既然暴力登场，双方决定胜负的过程就未必是文斗了。博弈结果对暴力不利的时候，暴力很可能采取武斗的方式。与之对应，财产为了自卫也必然募集自己的武装。
历史上，暴力与财产曾经发生过多次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财产败落，面对暴力尤其是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财产都是弱不禁风。圣殿骑士团的教训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犹太人的悲剧则是最近经历的。历史上的圣殿骑士团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和私有的武装，建立了最早的遍布欧洲的银行系统。骑士团拥有的私有武装曾经有效地捍卫了自己的财产，却无法对抗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骑士团首领被处以火刑，财产被没收。霍多尔科夫斯基忘记了历史，不肯向普京低头最终落得身陷囹圄的可悲下场。
资本主义怎么在各国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本节的重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想获得发展，必须有暴力的支持。同样，如果不能理顺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统治就是不稳固的，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
暴力和资本走到一起，有两种方式：资本领导暴力、暴力领导资本。两种方式的起源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历史进程有关。不论哪种方式最终殊途同归：最重都将建立资本与暴力结合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将处于官僚统治集团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认为垄断大企业的管理层也是一种准官僚集团的话。
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一类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自我改良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
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有类似传统的国家，元要素被严格的局限起来。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资产阶级定期推举委员。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无论是进入政府的竞选，还是在政府之中管理国家，那一步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与配合。在这样的国家之中，获得参政的权力，成为总统或议员，都需要经过竞选，竞选是开销巨大的。没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很难想象依靠个人财产能完成竞选的过程。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小布什共募集到竞选资金3.6亿美元。这样的候选人当选以后，必然要对曾经支持过自己的利益集团投桃报李。能够拿出这样的巨款的人，或者本身就是大垄断资本的所有人，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国家，当资产阶级内部相对统一，所有的资本逐渐建立起稳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在政府之中的代理人的人选也必定相对统一，所施行的政策必然符合垄断大资本的利益。所以，上世纪初就曾经有人说过，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看这句话，除了把“报刊”这个词换为“媒体”以外，其他方面无需修改。
这些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同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官僚又是大企业的董事长或者CEO。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些人“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或者今天是垄断大企业的高管，明天竞选议员、州长甚至总统，或者参与组阁成为内阁高官。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鲍尔森，比如拉姆斯菲尔德。不论是部长还是银行家，其实都是一类人。还有一些人，比如日本的高级官僚，任期内照顾各大企业，退休以后在这些企业中担任领取高薪的高级顾问，顺便利用当年的关系发挥余热。
“在一个机器和机器所有权都落入了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组织化的财阀集团之手的时代，选举出来的参议员对本周的人民不负有任何义务。……在堪萨斯，这个财阀集团是铁路。在西马萨诸塞，是纺织品。在东马萨诸塞，是银行。在纽约，是联合企业。在蒙大拿，是铜业。但是，任何一个州所发展和控制的力量，都要转向纽约去寻求它的借入资本，而纽约则控制着联邦参议院。……总的来说，它不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只有少数美国人对联邦参议员有所控制。而且，这个少数派只对自己的掠夺计划感兴趣。”[1]
至此，在这些国家，资本与暴力达成完美的联盟。暴力为资本服务，成为资本的仆人。以银行资本为领导的，以银行和产业资本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就建立起来了。（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可能是产业资本代替银行资本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这种以垄断资本和国家暴力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如果国家是由民主革命派掌握的，国家垄断组织就要为民主革命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前迈进的第一步。”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政权并不是由民主革命派，而是由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派掌握的，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
在那些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情。这些国家受到外来资本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被迫进行内部改革。元要素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虽然从一群人手中换到另一群人的手中，却始终在本阶级中流转。在这样的国家中，并不曾发生过把元要素牢牢局限起来的事情。这样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封建领主的后裔和德国的容克地主阶级始终牢牢地控制军政大权。对他们来说，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是增强国力的手段。
对于落后国家的资本来说，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完全不可能战胜外来的相对成熟的资本。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国家就融入生产的各个环节。在这样的生产方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元要素领导一切，没有任何制衡的关系。国家控制银行，给予企业贷款。国家给予企业原料和订单，指挥企业生产。国家给予企业特殊的专卖权，刻意培养本国资本做大。元要素的占据统治地位，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臣服于元要素，资本是国家官僚集团的下属，所有的垄断资本都按照国家的意志进行生产行为。于是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中小资本—民间劳动力”的统治形式。
这种模式的集权性往往超过以银行资本或者产业资本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国家发展到极限，往往会出现一个惊人的独裁者，一个控制一切的人——元要素控制国家的一切，官僚集团控制元要素，他控制官僚集团。希特勒、墨索里尼、弗朗哥，都是这样的人。日本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也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纳粹在纽伦堡大会上叫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的意志演化为纳粹党的意志，纳粹党统治垄断资本，垄断资本控制经济。以官僚集团控制的元要素为核心领导，以垄断资本为基础，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实行野蛮扩张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原始、最野蛮的一种变种。
纳粹德国将法西斯主义推高到极限，它是西方国家大危机的困境后的产物。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动荡加剧，中产阶级处境恶化，不满现状，要求政府寻求新的统治对策以及更为中央集权的经济控制。在纳粹德国，生产关系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仍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不过，少数资产阶级成员有所变动。犹太后裔的资本家可能遭到流放、监禁和屠杀，而许多法西斯领袖则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各种垄断资本的机构，越来越多地被吸收进国家机器中来。商会、雇主协会、卡特尔和其他类似的团体，都变成了强制性的组织，并且直接成为国家的下属机构。它们的活动，由各种局、委员会甚至政府各部所组成的等级制系统来加以协调。经济的控制是集中化的，各个企业在计划下生产，纳粹称之为“有指导的经济”。所有的资本家必须使自己从属于统一的国家政策。对此，布哈林的评价是：“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已经消失；它更加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利还保持着（甚至还会加强）。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可能和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经济最为相像。”
可笑当年的委员长也曾经试图效仿希特勒，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后来，德国纳粹被消灭，委员长依靠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最终被撵到台湾。委员长自然就不愿意在公开提这段历史了。美国同样清楚委员长的这段历史，但是选择性的无视了，仍然全力支持这位独裁者，并把他作为自由世界对抗“红色暴政”的战士。其实，在委员长的统治下，哪里有什么自由呢？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远房表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对委员长的态度。同样道理，许多日本战犯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比如冈村宁次经委员长特意关照稳妥护送回国。这些战犯大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不知他们刀下的冤魂有何感想。许多人回国之后，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完成了军阀向官僚的转变，开始了政坛生涯。一些人从政坛退休以后，又开始经商。在这样的国家，“今天是将军，明天是部长，后天是银行家”是常见现象。
统治阶级争夺被统治阶级的时候，彼此是仇敌。一旦一方彻底认输，统治阶级内部的阶级感情又重新油然而生。这里，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越一点：一次大战期间，沙俄沙皇、英国国王和德国皇帝，本是彼此联姻的表兄弟。为了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杀得你死我活。对统治阶级来讲，该联姻的时候联姻，该争夺的时候争夺。对被统治阶级来讲，需要他们贡献劳动力的时候要贡献劳动力，需要他们贡献生命的时候要贡献生命。作为资本代理人，为了资本的最大利益纵横捭阖；作为炮灰，为了维持高层之间“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杀得你死我活。这个无耻的过程，则往往被掩盖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的谎言的后面。
至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经过博弈完成了彼此整合，完美的统治阶级成型。金钱和暴力，或者说胡萝卜和大棒，都在这个阶级的控制下。这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堕落为一个官僚集团，权力操纵在少数人手中。不掌握金钱与暴力的卢瑟，只能在金钱的驱动和暴力的压迫下，做奴隶应该做的事情。资本和暴力究竟谁领导谁，对被剥削阶级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被剥削阶级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通过血缘关系实现私有财产稳定的传承一直是阶级社会的传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通过“长子继承制”一直维护这种传统。通过通婚进入稳拿集团的方式，不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存在的方式。一旦形成稳定的稳拿集团，这个集团就会采取内部通婚的方式维护自身财产的稳定。如果我们看光绪皇帝后妃的照片就会发现，虽然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但是他的众多妻妾的形象却惨不忍睹。这些后妃成为他的后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才，更不是因为貌，而是因为她们是满洲贵族的后裔，她们的父兄手中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她们因为她们的父兄成为皇帝的后妃，她们的父兄因为她们而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过程是一个彼此促进和加强的过程。在这样的“血缘—财产”系统之中，下一级的稳拿以通过婚姻攀附上一级的稳拿为荣耀，上一级的稳拿则努力保持自身的血缘关系的纯洁和稳定。在古代埃及，法老的父母往往是亲生兄妹。在匈奴，兄长亡故以后弟弟往往娶嫂子为妻。这种行为就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血统纯洁。幸运的是，现代人类社会为了保持社会等级制度，对乱伦具有普遍的排斥，这种现象便无疾而终了。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自由竞争导致财产传承的稳定性出现问题。资本主义达到垄断阶段以后，这种传统再次获得新生。稳拿集团操纵资本和国家，他们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在这样的国家里稳拿集团是一个很集中，很封闭的小团体。在某些国家里（比如美国），这个集团的领袖通常来自同样的学校（比如耶鲁大学），参加同样的俱乐部（骷髅会），甚至彼此通婚（布什的曾祖父是石油大亨，布什的曾外祖父是华尔街金融巨头），实现“血缘—财产”关系的自我强化。
对于卢瑟来讲，如果不能通过通婚等方式进入上层阶层，那么只能充当电池。他们只有靠通婚，或者通奸，才能加入这个阶层。如此便不难理解阿诺德施瓦辛格入赘肯尼迪家族。如果没有这段婚姻，阿诺德施瓦辛格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源，进而成功担任加州州长是大为可疑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试图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的底层青年的典型，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许多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对一些女性来说，充当情妇也是一条提高自身地位的道路。由于出身原因她们不能成为正室，但是她们可以接受侧室甚至情妇的地位，这样的地位获得的好处往往也是丰厚的。
不论经历兼并还是联盟，统治阶级最终走到一起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统治阶级最终将建立封闭的系统。这样封闭的系统，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限制外来者，保证财产内部最大幅度的传承和增殖。在系统内，统治阶级内部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内耗被降低到最低限度，被统治阶级的上升空间则被压缩到最低。这样的限制最终必然抑制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竞争导致的资本吞并，也是资本代理权的转移——强者获得经营权，弱者失去经营权。但是，一旦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体系，整个系统就不再存在这种所有权转移的新陈代谢了。
如何实现最大的增殖以及抑制新陈代谢的后果，是后面内容。
6.5 人造饥荒：垄断资本抑制产能获得最大利润
光脚的挣钱穿鞋的吃，穿鞋的挣钱穿靴的吃。——中国民谚
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帝国的运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产能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为垄断企业最大利润服务的次要目标。
上次说到资本经过内部搏杀，最终建立了完善的帝国体系，元要素、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劳动力，按照各自实力在这个等级森严井井有条的各安其位。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退有礼的社会，我们并不陌生。几千年来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这样有秩序地社会。这样的社会秩序存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为了实现分配的秩序。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乱糟糟一团麻的社会。如果以吃自助餐为比喻的话，那就是大家一拥而上，筷子、叉子、汤勺，能用什么是什么。桌子上的食物，生鱼片、刺身、螃蟹、牛肉、鸡块、意粉、甜点、罗宋汤，能抢到什么是什么。于是，我们常看到的情况是餐具飞舞，食物乱溅。谁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吃相，他们更在乎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到尽量多的食物——因为他们清楚，下一个回合就会吃那些这个回合没有吃饱的食客。不想被别人吃掉，就要尽快多吃。
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如同大家排好队，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吃饭。垄断大资本、银行资本和元要素按照上一章中彼此博弈的结果，依次进入宴会厅。他们先吃最好的食物，吃到实在吃不消，然后去小憩一下。这时，中等资本入场吃饭，然后是小资本，最后是劳动力。
入场顺序越靠后，餐桌上剩余的食物越少，进来的人越多，彼此之间竞争得越激烈，吃相越难看。劳动力为了抢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彼此勾心斗角，拾荒的人为了争夺一个矿泉水瓶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所谓“仓禀实知礼义，衣食足知荣辱。”一个矿泉水瓶子，绝对不会引起先吃饭的稳拿之间的彼此争斗和冲突，这就如同享受蟠桃宴的人不会为一个鸡头打架一样。不过，如果彼此争夺的不是鸡头，而是九千年一开花一结果的蟠桃，那天庭就不再大度，不再谦让，而是动用天兵天将捉拿馋嘴、偷吃的猴子。所以说，并不是衣食足不足的问题，而是达到一个社会阶层之后，对普通劳动者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对某个阶层上人已经不再是紧缺的，不但不是紧缺的，而且是极大丰富的。对普通人来说很珍贵的东西，对这个层次上的人来说，已经不值得为此发生冲突了。为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发生冲突，对这个层面的人来说，是丢脸的事情。这个层次的稳拿，在彼此谦逊礼貌的气氛中，瓜分着社会总产品的大饼。他们一边享受自己的大饼，一边欣赏卢瑟之间为了生存进行的争斗。事实上，这种底层彼此之间的争斗，恰恰是高层吃到更多的大饼的原因。
封建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都是建立在独立的生产单元的基础上的。这样的社会的顶层吃到更多大饼主要依靠暴力强制劳动或者强行征收农产品。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官府征收田赋，低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赠送冰炭敬，高级官员向宰相行贿，皇帝则享有四海。国外也是一样，农奴向地主缴纳地租，地主向小领主缴纳贡品，小领主向诸侯进贡，诸侯向国王或皇帝进贡。光脚、穿鞋、穿靴之间，那种产品一层层向上转移的关系一目了然。
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过程则隐蔽得多。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产品，我们很难看到垄断资本向下一级的资本征收了多少产品。垄断企业与下级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强行征收的关系——就是母子公司之间，由于彼此拥有独立结算的会计体系，也很难存在子公司直接向母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
不过，这个征收的过程并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完全看不到的，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资本都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随意组合，彼此之间并不存征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等量资本应该产生等量的利润。同样拥有2000美元的甲乙两人，一个投资面包铺，一个投资水果店的话，彼此产生的利润应该是接近的。如果不接近，那么彼此间的利润之间的差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利润较少的一方就会主动改行。在理想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不断的竞争，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有原有的竞争者退出或破产，全社会的利润率，基本是接近的。
在按照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原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些资本比其他资本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利润。比如，某些行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是暴利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垄断行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其他竞争者不能改行进入这个行业。不能进入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资本量太少，或者是外人进入以后利润率太低，或者是因为政府行政命令使用专营权限制外来竞争者。
这时，我们需要了解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垄断企业怎么向下一级企业征收利润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下一级企业怎么向下下级企业征收利润，以及怎么不断的征收下去。
在《多收了三五斗》之中，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过程。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占优势的一方，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扩展到最大化。这个扩展的过程，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比如：如果上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上游企业就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下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下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那么下游企业就可以压低进货的价格，上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上下游企业都是相对垄断的企业，就要看谁的资本量更大，有更强的博弈能力。铁路是相对垄断的行业，但是铁路也曾经受到更垄断的企业的挤压。
谁能让铁路屈服呢？这个人就是勒克菲勒。1870年1月10日，洛克菲勒兄弟等5人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1879年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炼油能力的90%，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进出产油区的石油管和汇集系统，并握有运输的支配权。1882年1月2日，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正式签署了一份“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协定”，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
1885年，标准石油与铁路达成协议，铁路给标准石油每运输一桶原油收费10美分，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收费35美分。不仅如此，铁路每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还要给标准石油缴纳25美分。如果铁路不答应，勒克菲勒就要重新修建一条石油运输管线，彻底挤垮铁路的石油运输生意。其他石油公司只要生产原油，就要运输，只要运输就要给勒克菲勒缴纳25美分的“贡赋”。
整个运输过程中，铁路只能吃一点勒克菲勒吃剩的东西。一般的霸王条款欺负欺负消费者也就罢了，勒克菲勒居然这样欺负铁路。能让铁路接受这样的霸王条款，不得不让人叹服勒克菲勒的实力。当然，铁路也不是吃素的。铁路马上就提高了中小客户和短途货物的运输费用，搞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
于是，中小客户辛苦半天，要把相当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铁路；铁路也不能吃独食，而要把从中小客户那里征收的利润大部上缴给勒克菲勒。于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
这种“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的存在的潜在必要条件，就是垄断企业能自由控制某类产品的产量或需求。在勒克菲勒的例子中，勒克菲勒完全可以压缩使用铁路运输原油的数量。不仅如此，如果压缩运量，那么其他任何石油公司都无法填补他的退出所造成的营运的损失。所以，只要他这么做，铁路就要亏损。他开出的价格，铁路无法拒绝。对于这样的人，铁路只能忍泣吞声。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稀缺的产品卖得最高的售价。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某类产品稀缺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为竞争对手会增加产量或需求。但是在垄断市场中，垄断企业是市场的主宰，则完全可以控制市场。
以食品加工为例，假设1000个农民拥有年产10000吨小麦的能力，城市人口拥有消费10000吨小麦的能力。如果100个面粉厂拥有加工这10000吨小麦的能力，平均每个面粉厂能加工100吨小麦。任何一个面粉厂压缩产能，都是不明智的——这无非是给其他99个面粉厂更多的市场。但是，如果1个面粉厂拥有加工10000吨小麦的能力，它会怎么做呢？我们会看到，它会把处理小麦的总量压缩到9000吨，甚至8000吨。把产能压缩1000到2000吨，这个企业能获得双重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压低小麦的收购价格，从农民那里获得第一重好处。另一方面，它可以抬高面粉的出售价格，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第二重的好处。加工8、9000吨，比加工10000吨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的好事，如果能做到，何乐不为呢？
控制产能，人为制造短缺，获得额外利润，是垄断资本的拿手好戏。
这样的企业往往故意一部分产能，还有额外的好处。任何竞争对手企图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开足马力生产，让外来者无利可图，最终不得不主动退出。上面的例子中，面粉厂有意闲置1000-2000吨的产能，一旦外来竞争者介入，面粉厂就启动这些产能。于是，外来者面临收不到小麦，即使收到了也偏贵，即使生产出来也无利可图的局面。这时，原有的大面粉厂就会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造势，宣传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宣传压缩低效的产能等等。更有甚者，在有些政府干预经济较多的国家，这个面粉厂还会游说政府，为了民族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等等。总之，它要用一切手段让外来的竞争者滚蛋，或者是利润，或者是舆论，或者是政府公关——一切它所能调动的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外来竞争者一旦滚蛋，原有的大面粉厂有回复到压缩产能的阶段。这时，面粉不再浪费，因为面粉厂人为地制造了饥荒。
相比原有面粉厂，外来者往往质次价高，浪费资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产规模较小，无法达到比较经济的规模，技术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无效率促成了垄断企业的提供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如果一旦他们消亡了，垄断企业便会马上回到制造人造饥荒的老路。不仅如此，往往变本加厉——因为他们要把竞争期间付出的代价连本带利赚回来。
对垄断企业来说，在能控制的市场中压缩产能，在不能完全控制的市场中则往往开足马力廉价倾销。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指出，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酒精托拉斯，往往有意把一部分酒精廉价出口，倾销到国外。这样的好处首先是抢夺国际市场，其次是制造国内酒精供应的不足。一面在能控制的国内市场搞酒精荒，一面在不能控制的国际市场搞倾销，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销售策略，出发点却完全一样——都是为了获得最大幅度的利润。敞开供应甚至廉价倾销酒精，和有意制造酒精短缺似乎是矛盾的事情，其实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路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上生长的结果。当这块土壤是自家的地盘，能够被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人造饥荒的果实；当这块土壤不能被自己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廉价倾销的果实。于是，当年德国境外和境内的消费者的处境，如同冰火两重天：非德国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比德国本土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便宜得多，德国人使用本国的产品比外国人用本国的产品要支付更高的代价。
在利润和股权的指挥棒的操纵下，垄断企业对整个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的生产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垄断企业控制产量，中型企业必然如法炮制。小企业的利润高一些，中型企业就把收购价格压低一些，或者把供货价格提高一些。实际上，中型企业如果处在垄断企业的上下游的话，也必然控制产量，否则就会面临多余产品没有销路，或者没有原材料生产多余产品的情况。于是，所有企业都在垄断企业的指挥棒的指挥下，把产量控制在一个远远低于潜在最大产能的位置上。
相比之下，离垄断企业远一些的小企业，产能受约束的情况相对较弱。这些企业如同宴会中迟到的中、下等人，彼此为一个鸡头或鸡爪而剑拔弩张。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才给予垄断企业更好地压制产能提高价格的机会。在前面的例子中，数量众多的农民绝不会达成协议把产量压缩到8、9000吨，而是会继续按照原有生产计划生产，然后试图把自己的产品优先于自己的邻居卖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民生产了10000吨小麦，社会总产品最终仍然要由面粉厂决定，因为小麦不能直接成为做面包的原料，磨面的环节是无法跳过的。所以，虽然有足够的小麦，城市之中仍然会出现面粉短缺的饥荒——这恰恰是面粉厂要达到的结果。为了面粉厂的利润，面粉厂宁可让多余的1、2000吨小麦腐烂在田地或者谷仓，也不会增加产量缓解城市的饥荒。在整个社会之中，越接近顶层竞争越少，越接近低层竞争越多越激烈。
唯利是图是资本唯一要考虑的事情，至于其他比如社会公益等等，则完全不在资本考虑的范畴。所以，在垄断资本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和地区，人造饥荒是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洛克菲勒的例子之中，勒克菲勒并没有提高产量而是提高了自己的利润，这些利润部分来自铁路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中、小石油商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铁路中小客户的运费。对社会来讲，总生产能力未必提高了。事实上，则往往是停滞甚至降低了。
当垄断资本控制市场以后，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除了体现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垄断程度，不能反映任何信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那么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都会考虑改行或者增加一个副业，以便分一杯羹。于是，市场在不断改行之中达到平衡。最终的市场价格反映获得该类产品的难易程度。对大多数产品来说，获得该产品的难易程度与所需要投入的劳动的质与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利用资本量、技术或者政府审批等门槛把外来的竞争者拒之门外。这时，这个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不再存在人、财、物的自由流动，该产品的价格与获得该产品所付出的劳动质与量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直观地看，相比其他行业，该产品的生产者投资更少利润更多，该行业的劳动者劳动量更少待遇更高。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的现象，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当垄断企业恬不知耻地夸口创造了多少利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准确地说，这些利润应该是他们占有的，而未必是他们创造的。须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创造的，资本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占有的价值成为资本的利润，少数资本压榨其他资本占有了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垄断资本控制的利润中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部分，是它们通过各种手段从上下游企业那里压榨来的。最终还是要由普通劳动者创造。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却不能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都是来自他的辛勤劳动，因为只要不是大脑失灵的人都清楚这些收入是层层进贡上来的。垄断企业能如此厚颜无耻，无非是社会大生产过程掩盖了资本压榨劳动力的过程，它们压榨小资本的过程。他们获得大量的利润，未必是社会之福。这就如同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恰恰说明了普通百姓沉重赋税和徭役一样，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只要有了吃饭的顺序，就是天下大饥荒，也不妨碍有人有吃不完的肉糜和蛋糕。所以，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并不妨碍金子塔的顶端仍然获得惊人的利润。只要金字塔的顶端控制的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推高产品价格就很容易。因为其他环节必然被动让出利润，消费者必然主动压缩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控制了粮食的生产，就可以推高粮食的价格。当面粉的价格太高以致多数人消费不起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玉米粉的价格。当玉米粉太高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高粱米的价格。依此类推，直到推高观音土的价格。
理论上垄断资本可以把社会总大饼完全吃掉，给其他阶级留一点残渣就可以。或者说，他们吃饭的时候，把所有能吃的都吃掉，其他人拣一点他们吃剩的菜叶，舔一舔他们的盘子。
资本主义达到这个阶段以后，资本家不必再如同创业初期一样节衣缩食，把每一个铜板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只要他们处于顶端的位置，即使他们穷奢极欲，他们也是不可撼动的。他们所要指挥和调动的是社会总资本，他们个人的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相比，是相对渺小的。所以，他们要利用自身资本量的优势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模式，而不是简单利用自身资本实行增殖。所以，个人的节俭在此时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边是吃着驼蹄羹，霜橙压香桔，另一面必然是吃糠咽菜。垄断企业毫不留情地批评血汗工厂的不人道，却不愿意放弃一点自己的利润。相反，它们总是在任何有机可乘的时候抬高自己产品的售价压低原材料的进价。垄断资本家可以一边优雅地品尝名酒，一边假惺惺地批评小资本残酷地对待劳动力，一边不愿意承认小资本从劳动力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中的大多数，都要向他们进贡。这就如同国王一边训斥小地主鞭打缴不起地租的农奴，一边优雅地享用由小地主进贡的从农奴那里掠夺来的农产品。
每一个阶级社会最终都趋向于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顶端极少数统治者的分配体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顶层的稳拿体系。分配制度的自我强化功能是稳拿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稳拿两个特点，一是“稳”，二是“拿”，都是通过这个功能不断加强。封建地主和奴隶主拥有的地租越多，可以豢养的武装人员就越多，他们可以统治的农民和奴隶就越多。在这方面，资本也是一样。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吃饭的秩序”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剩余价值不断向上转移，垄断资本自我增殖的速率要远远快于中下层资本。在以资本量决定分配顺序的社会中，这就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地位在不断巩固。不改变分配顺序，下层资本永无翻身之日。不仅如此，只能在不断的彼此恶性竞争和上层的挤压中，被推向社会下层。换句话说，优先进场吃饭的名额必将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财富水平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多，低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少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临界点是不断上升的。假设拥有100盎司的黄金也许是社会中上层财富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上财富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水平之下财富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必然是这个水平在迅速提升。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是10%的话，那么第二年这个临界点的水平必然高于110盎司。高于的原因是因为处于顶端的资本的利润率必然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如果中、小资本家不能跟上处于顶端的资本增殖的速度，那么迟早会变成吃剩饭的人。换句话说，资本如果要保持吃饭的地位，必须跟上这个速率，必须以比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更快的速度增殖。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要保持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变所需的资本量往往是非常惊人的。那些认为自己挣够了，可以安心养老的人，除非处于社会顶端，否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在土地投机中还会提到，这是后话，现在暂
且不表。
改变这个“吃饭的秩序”，必须彻底颠覆整个社会体系，显然，对于单个个体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某个独立的垄断大资本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社会秩序。这样的垄断大资本可以主动拆分自己的公司，却不可能拆分整个社会体系。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垄断大资本一旦主动拆分了自己的公司，也就丧失了影响社会的权力。《盗梦空间》中的那个小帅哥，可以拆分他老爸留给他的石油帝国，但是不能影响斋藤的公司。不仅如此，他拆分自己的公司的后果，无非是给斋藤更多的机会。斋藤则未必会主动拆分自己的帝国，即使在梦里受到暗示也未必会。
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稳拿体系。所以，这样的“吃饭的秩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尤其是在多数低层劳动者饥肠辘辘的时候。
6.6 无尽的冬天：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长期的经济停滞
“现在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预料来源做出大致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他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列宁
“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系，有一显著特征：即在产量与就业量方面，虽然有剧烈变动，但该经济体系并不非常不稳定，反之，似乎可以在次正常状态下，停留一段相当时间，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倾向趋于完全崩溃。”
——凯恩斯
“大萧条的明显迹象并不多。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店铺没有租出去，落满灰尘的玻璃橱窗和招牌表明，它们是打算出租的；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烟的寥寥无几。很多丢掉了工作的人，像往常一样去城里，不仅仅是顽强地、几乎是绝望地寻找其他的工作，而且也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还在勇敢地奔波忙碌。1932年11月的一次挨家挨户式的详细调查中发现：46.3%的人有全职工作，22.5%的人有部分时间的工作，多达31.2%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次大萧条，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有些人，曾经是强健而自尊的劳动者，他们可以勇敢面对失业几个礼拜，几个月，即使他们不得不看着自己的家人在受苦；但在1年、2年、3年之后，他们就很难做到了。在1932年的那些蜷缩在公园长椅上、或者站在施粥所门前的阴郁队列中的不幸之人当中，有些人是自1929年底以来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们所有人都在挨饿，很多人死于上天赐予的疾病，因此福利当局可以声称：没有一个人被饿死。”
——《大衰退时代：绝望蔓延的10年》
垄断资本是市场之神，它们能控制产品的产量和价格，进而谋求最大利润。它们控制产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价格，控制价格的手段是控制产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通过倾销等手段消灭竞争对手，把本行业的利润压低到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程度，逼迫对手主动退出。一旦占领市场之后，它们往往反向操作，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谋求最高的垄断利润。这种闲置产能，压缩生产的行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过程。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发生了自我进化，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原先每一个业主的产量，对整个市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产量，就意味着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材料，获得更多的利润。现在则是垄断企业控制市场，市场究竟需要多少产品，能提供多少原料，他们了如指掌。他们的产量变化，很容易引起产品在市场上价格的剧烈波动。稍微增加产量，就可能引起自己产品的滞销。反之，他们压缩产能，就是自己的产品被抢购。对他们来说，与其自己的产品滞销，不如被抢购。
当大家都是小土豆的时候，竞争就是主流，谁不多生产，谁吃亏。因为市场和原料都是别人的，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谁不抢，谁被别人抢，谁完蛋。这种时候扩张产能就是基本的主流。反过来，当市场都被自己和自己的盟友控制的时候，一个市场大致能消费多少东西，基本都有数，扩张产能一点好处也没有，扩张了也卖不掉。这时就不如压缩、闲置一部分产能，人为制造需求不足，创造“人造的饥荒”。
经过这次进化，原先分散的资本凝结成有组织的社会资本，小资本依附于中等资本，中等资本依附于大资本，大资本依附于垄断资本，一般垄断资本（比如当年美国铁路）受银行、核心垄断资本（比如勒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工资）和元要素的领导。于是，社会总资本生产更有效率了：可以用相对更少的资本总量，更小的错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的产品了。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的停滞。
我们的前面分析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与扩大再生产有密切的联系。当全面过剩的经济危机消灭掉多余的产能以后，任何一个偶然的创新行为，都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生产竞争。于是，上一轮经济危机的幸存者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或主动信任自己的运气，或在同行的裹挟下，重新开始大规模投资。全社会从简单再生产，进入扩大再生产，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这种竞争扩产的行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创造性毁灭从此不再存在，于是经济很难复苏。
垄断资本对创新，多数采取压制的态度。有些新技术虽然能大大提高生产率，但是同时也会提高生产规模——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生产往往是不经济的。这样的技术对垄断资本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提高生产规模，意味着不能采取控制产量的手段获得超额利润。垄断资本家更倾向于采用生产规模不变但是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这意味不提高生产规模但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这种生产技术降低产品质量，但是同时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没有竞争对手，供给不足，产品再次也不愁没有销路——垄断产品往往质次价高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往往主动采取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即使原有设备远远没有达到使用寿命。因为资本家知道，自己不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同行也会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对垄断资本家来说，没有彼此竞争的压力，采用不采用新设备，推出不推出新产品的灵活性就要大很多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往往并不急于采用新设备，更不急于推出新产品。生产设备、产品的更新，意味着生产流程的改变和大量的投资——只要垄断了市场，投资不投资都有丰厚的利润，何苦投资？列宁曾经举例，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垄断公司购买了新技术并不急于应用，而是作为技术储备，在“合算”的时候再采用，或者作为对付外来不速之客的秘密武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新技术都会被垄断资本扼杀，但是新技术的采用确实收到了极大的遏制。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遏制的趋势，会长期保持优势。
垄断企业对扩产更没有兴趣。市场有多大，垄断企业心里清楚。市场都是自己和自己盟友的市场，不存在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的可能，那么扩产卖给谁？压制生产可以人为制造稀缺，获得超额利润，扩产则意味着自己的产品跌价。资本的运动一切以利润为指导，导致利润下降的行为，资本是绝对不会做的。
对于垄断企业来说，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扩产的行为，长期把生产规模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抬高自己的产品价格是获得最大利润的最好选择。
对垄断企业的下级企业来说，由于上级垄断企业压缩产能，扩展产能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和更低的利润。尽管许多时候不得不扩张，但是扩张的结果是利润率的迅速下降。在前一小节的例子中，当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的时候，小农们增加小麦的产量，也不会增加收购量，只能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虽然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但是由于农民内部的博弈，农民的产量会多余8000吨，农民扩张的上限，就是维持小麦售价等于最低的生产成本的产量。低于于这个售价，农民就不得不销毁卖不出去的今年的小麦，然后明年不再播种，任由土地撂荒。另一方面，下游面包作坊也不能无限扩张，面包作坊产能扩张，必然引起面粉价格上升。由于面粉产量相对固定，面包总量基本不变，社会上面包的售价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面粉价格上升，面包价格变化，必然导致面包作坊利润率下降。所以，面包作坊的产能扩张同样有极限。这时，虽然城市中面包价格飞涨，但是对面包作坊来说，由于面粉价格飙升，生产面包仍然是无利可图的。如果不能获得额外的面粉来源，城市之中的面包荒和面包作坊的产能闲置，只能长期持续下去。
整个产业链条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往往控制整个链条的产量，这个环节往往把产量压低在能获得最高利润的水平。其他任何上游环节的产品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不得不销毁产品的局面，任何下游环节的产能超过这个水平，都面临产能闲置的困境。
即使彼此不相关的行业，彼此之间也存在影响的关系。洛克菲洛压缩产能，原油价格居高不下，那么居民用于消费衣、食、住、行类其他产品的消费能力必然下降。可供分配的消费能力就很有限，其他行业的扩张行为，很快就会触碰到利润天花板。
换句话说，在垄断企业压缩产能的时候，其他企业的产能扩张行为也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垄断行业不打算扩张产能的话，其他行业也很难大规模的扩张产能。
资本主义只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而生产，一旦知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是多少，就把生产能力控制在略低于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量的产量上。全社会的总资本在股权和利润的操纵下，把产量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由于扩张产能的动力严重不足，经济危机复苏的条件便不存在了。这时，经济一旦发生危机便很容易陷入长期滞留，难以恢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周而复始的春去春回来被绵绵无绝期的严冬所取代，经济周期性“复苏—发展—过热—崩溃”的循环不再存在，经济一旦发生崩溃就会长期陷入停滞的泥潭。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1873年的大危机会长达5年之久，而1929年的大危机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彻底消除。
这时，资本的生产能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阶段，一切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顶端的有限的需求，其他中小资本家和工人的需求，则是从社会顶端的需求衍生出来的。社会顶端的垄断资本家、银行家和他们的盟友的消费能力是主动的，中小资本家的消费能力受顶端的消费能力的影响，工人的消费能力则是完全被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资本手中，并不取决于社会多数成员的意志和他们的需要。劳动者需要工作，但是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地提供工作。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社会顶端所消耗掉的大多数社会产品，生产始终围绕为他们提供消费品服务。所以，社会顶端的消费能力成为最终制约生产规模的关键。在垄断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在垄断资本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为满足社会顶端的穷奢极欲的需求而生产。
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与社会顶端需求有关，也与社会低端的生活水平有关。同样生产力水平下，社会顶端需要的消费品越多，需要雇佣的工人就越多。同样的社会顶端需求的条件下，单位工人能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需要雇佣的工人就越少。
同样的简单再生产，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萧条期相比，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萧条期不但漫长，而且生产力水平下降更多，或者说出奇的寒冷。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达到极限，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下降到最低水平，于是社会总产出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徘徊。
一方面，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已经看到，由于分配进贡制度的存在，除了社会顶层以外，其他各个阶层的消费能力都被不断压缩。社会总消费能力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分大饼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博弈能力。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远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
垄断资本已经发展到可以操纵产量和价格的地步，换句话说，他们的博弈能力被发挥到极限，他们是市场规则的决定者，他们掌握的资源很稀缺很强大，他们是市场中的神。相对于他们，其他阶层的博弈能力则被压缩到极限。一群小农必然斗争不过面粉厂；全美国的消费者必然斗争不过标准石油公司。所谓靠市场额手段提高小农、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的收入水平，几年翻一番这样的说法，当笑话听可以，谁若是当真就很傻很天真了。谁若是用这样的说法自我安慰，只能说明他不能区分画饼和大饼，以为画饼也能充饥。小农、工人的产量也许大幅度提高，但是在自由博弈背景下，他们的收入，保证不能大幅度提高。
由于博弈能力极端低下，其他阶层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最低的限度。纵使社会顶层的少数人的绝对消费能力得到无限的扩展，由于这个阶层人数太少，他们的总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占大多数的中下层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其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
另一方面，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投资失败，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消费行为。资本家购买了设备和原材料，雇用了工人，生产了产品，已经完成了消耗其他资本家的产品的过程，如果没有产品产出或者产品滞销的话，这部分投资就不会成为新的产能，也不会成为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在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的产品不仅不会投资失败，而且质次价高，不仅不会卖不出去，而且会供不应求。对社会有益的投资失败也就不存在了。
资本只会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生产，所以，虽然有大量的人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是，社会仍然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被闲置。除了劳动力的过剩，还有资本的过剩。
大量的中小资本被淘汰出生产循环。它们独立生产，规模太小，结盟生产就要接受带头资本的剥削，扩张产能没有销路。于是，大量的中小资本推出生产，转而进行投机，希望通过投机获得更多的利润，即使不能不能增殖至少实现保值。一面是生产萧条，一面是投机盛行，这样的现象很常见。如果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种投机行为可以达到惊人的水平。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出现产业萧条，土地和虚拟资本市场产品飙升的奇异现象。垄断资本往往比不会在自己的地盘内扩张产能，丰厚的利润中消耗不了的部分，也会投资于土地和金融产品。许多垄断企业，往往本身既是某一行业的巨头，同时又是“地王”和股市的“庄家”。对他们来说，利用土地和金融市场歼灭小资本，如同狼吃掉羊，鲨鱼吃掉小鱼一样轻而易举。大量中小资本在生产领域无法与垄断资本竞争，在土地和金融市场同样难逃一劫。
稳拿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能够精确地计划，按照合理的比例生产就能避免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充分了解市场的需求，或者说不能充分了解产品的边际利润。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厂家直接了解客户的需求，资本主义就不会再有危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产品销售的份额在企业间依据生产效率分配，企业不可能了解每一件产品的边际利润。此外，由于竞争的压力，每个企业都有扩张产能的倾向。所以，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可以忽悠人的。
但是，事情显然不那么简单。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由一个或借个大企业独占。垄断程度越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就越小，企业对市场的需求能力就越了解，生产的盲目性就越低，整个社会就越接近稳拿经济学家期望的状态。很显然，这样的状态下，资本主义确实不会再发生因为盲目扩张生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仅仅局限在生产过剩型危机的话，那么经济危机确实消失了。但是，停滞的经济决不是正常的经济，停滞的社会决不是正常的社会：一面是大量的需求没有支付能力，一面是大量劳动力没有工作，大量的资本忙于投机或者失业；一面是少数人穷奢极欲，一面是多数人食不果腹。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停滞的形式重新出现。不仅如此，这种危机比以往的危机更加漫长和痛苦，而且不能自我痊愈。在这样的社会中，大量的失业人口生活贫困看不到希望，社会动荡，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复苏的春天迟迟不来到。
尽管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的变化，但是危机的根源仍然没有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导致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消费不足。不论资本主义如何发展，整个社会总体消费不足，仍然是经济危机（大萧条）的根源。
工人付出劳动，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地主、金融资本家和原要素之间按照彼此实力强弱进行分配，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关系。所有产品都必须在市场上销售出去，被消费者购买，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循环的环节。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恰恰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分配关系和市场销售环节，便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就决定它必然与消费不足做永无休止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终生，自始至终阴魂不散。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消费不足的表现也必然进化。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也必然随着资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强。
这时，产能的扩张要依赖不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市场。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市场就是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也陷入困境，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难免陷入长期的萧条。争夺不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海外市场，成为多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
6.7 终极征服者：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 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罗得斯，1895，《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这位罗得斯是当年大英帝国的金融家，南非的钻石大王，也是个战争贩子。这位殖民者的事迹，多数人未必了解，不过这位殖民者创立的公司却是鼎鼎有名——戴比尔斯（Debeers）。这个公司的宣传广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A Diamond Is Forever）”，更是家喻户晓。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许多本国失业的劳动力（“海之堡”模型中的派大星），因为在本国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永无翻身之日，所以往往乐于去无法无天的殖民地冒险：消灭了当地人，他们就是小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成为新兴的稳拿。罗得斯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派大星。
罗得斯的避免内战就要扩张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很有市场的。不过，他隐瞒了他本人在扩张战争中的利益。罗得斯的第一个身分是钻石大王：戴比尔斯垄断了世界90%的钻石生产，罗得斯是戴比尔斯的第二大股东，终身执行官。罗得斯的第二个身分是英国南非殖民地的高官：开普敦殖民地的总理、新殖民地“罗得西亚”的创立者。英国公司在英属南非殖民地拥有独占的开采权和商业权，南非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钻石资源。如果我们把罗得斯的两重身份、英国公司在英属南非殖民地的特权和南非的钻石资源结合起来看的话，就不难看出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扩张能给罗得斯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他会大力宣扬帝国主义扩张。
资本家不是雷锋，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工人能不能吃得上饭，而是自己的利益。既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撑得要吐的人看到冻死骨落泪的时候，不妨把自己吃不了的酒肉让出来一部分不就不会饿死人了吗？如果担心工人吃不上饭的话，把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价值拿出来给工人消费，吃饭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垄断巨头并不关心工人是不是能吃得上饭，而是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利润。至于“让工人吃得上饭”，不过是让工人为他们当炮灰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有大量产能闲置、大批人口失业的时候，工人吃不上饭的原因并不是领土面积狭小，而是多数人的消费能力被资本压缩到最小的空间。哪怕占有天下，只要是无约无束资本主义制度，仍然会有大量的劳动力被闲置。当然，这些被闲置的劳动力可以是被殖民国家的劳动力，所以，殖民主义并没有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把失业问题转移了。白人失业变成黑人失业，本国人失业变成亚非拉落后国家人失业。
所以，当帝国主义者宣传为了民族利益要扩张的时候，我们不妨先问问这些宣传扩张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所在。
言归正传。
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后面的内容，并不是本节的重点。本节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依赖外部市场，为什么都迅速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为什么扩张的速度大大提高。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压力很大，动力很强。扩张提高的原因则在于垄断资本协调统一了所有的社会资本，把资本之间竞争变成统一的对外扩张。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围绕利润两个字运转，解释这个问题同样还是要回到利润的运转。垄断企业的存在最大限度地抑制了竞争，直接导致两个后果：单位资本的社会总产量最高，达到同样生产目标需要的劳动者量最低；同样时间的生产过程中，创新最少。这一小节考察前一个后果。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统治替代了竞争，计划性替代了盲目性。这时，核心垄断资本清楚地了解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能力，于是经济进入了为满足有效需求而运转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样的消费能力是如此之低，只要动用总产能的一部分就可以满足。从此，经济停滞不前替代了经济周期。简单再生产循环下，如果要实现较高的就业率，就要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力，减少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越小，被闲置的生产能力越小，失业率越小，就业率越高。由于在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区域内部，垄断资本总是要把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压缩到最低水平，所以提高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是与垄断资本的特性相矛盾的。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指出，对资本主义来说，无论怎么进化，利润的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工人的工资来自资本家的投资，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利润。如果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利润显然不能来自工资。换句话说，资本家不但要把工人的工资挣回去还要获得额外的货币。需要额外的购买力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这个购买力要来自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部分，来自资本家、工人以外的“第三方”。如此不难看出，如果要降低失业率，又不愿意触动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的话，就要为大量的消费品寻找买主，而这样的买主只能到垄断资本没有触及的地方去寻找。
对资本家来说，每次投资都是一个较少货币换取较多货币的过程。投资出去，能不能回来就是赌博了。如果产品不能回来，那就是成为别人的利润了。甲资本家给工人开了工资，购买了原料和设备，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最终没有销售出去，对他个人来说，这是很杯具的事情。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是有益的事情。因为，一部分投资变成了消费，这些投资不但不会产生多余的产能，而且还可以为一部分工人提供工作。甲资本家本人的资本受损，他本人退出资本家的队伍，他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资本的养料。这是一种资本内部的吞噬行为。
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尚存这种在“甲之损失，乙之收益”的可能性，由“第三方”消费多余产品自然好，没有“第三方”的话，自己内部也可以消化一部分产能。在全社会被垄断资本控制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内部的吞噬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垄断资本控制整个生产循环，上游的企业按照垄断资本的订单生产，下游的企业按照垄断企业的供货生产。产品的产量、规格都受到垄断企业的控制。于是自由竞争时代的盲目投资消失了，生产的损失被降低到最低。换句话说，内耗下降到最低，而潜在的产能达到最大。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同一个井井有条的蜂巢，为了追求利润而运动。在垄断时代，经济体内部已经没有自我消化的空间，于是垄断资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海外，向海外寻找有效需求。
生产技术水平相当的条件下，垄断程度越高，达到同等的社会总产出，就业水平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博弈关系，垄断程度越高，多数人的消费被压缩得越严重。商品实现能力越差，或者说相对总产能，社会总消费能力越低。从外界来看，整个蜂巢只需要动用很少一部分生产能力，就能达到有效需求的上限。换句话说，垄断程度越高，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就越大。
对于垄断资本家来讲，闲置一部分产能是好事，这样可以榨取超额利润。但是对全社会来讲，大量的产能闲置，就意味着大量的失业人口。由于长期停滞替代了经济周期，这种低就业的状态，会长期维持下去。对工人来说，这时的失业不是短暂的失业，而是长期的难熬的寒冬。一面是大量工人长期找不到能够糊口的工作，一面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这样的社会注定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处在动乱的边缘。这时，必须大量地向外输出产能，提升就业水平，否则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平稳进化，而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列宁的时代，由于垄断资本建立了稳定的“吃饭的秩序”，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不是耸人听闻。当稳定的社会结构建立起来以后，无产阶级改变自身命运的大门基本关闭了。这时，有大批失业的劳动力选择离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去荒无人烟的殖民地冒险，他们试图用自己的生命赌一把。他们没有造反，是因为他们对殖民地开荒充满的希望。如果他们不能去殖民地开荒，断绝了他们的希望，那么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对他们来说，死于殖民地和死于本土是没有区别的。他们的选择殖民和造反的关键无非是哪个成功率更高，哪个回报更丰厚。
这时，对垄断资本家来说，如果不想主动伤害自己的钱包，又不想发生革命的话，就需要找到外在的消费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
如果说，避免革命是向外扩张的被动的原因的话，还有一个主动的原因，就是寻找超额的利润。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的尽量多地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从历史上看，不断吞噬其他地区，增加自己的臣民，是各个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共同选择——更多的臣民意味着更多地劳动力，更多的财富，或者说更大的富贵。奴隶主总是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封建地主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土地。垄断资本在全歼了自己统治区域内的不肯臣服的中小资本之后，必然向外扩张消灭其他经济模式，抢夺资源、劳动力和市场。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胜利！征服你的敌人，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这话是成吉思汗说的，是蒙古版的“抢钱、抢粮、抢娘们”。蒙古大汗读书少（半文盲？），只识弯弓射大雕，是个大老粗，不怕天谴，不在乎舆论，铁腕统治，说一不二，不必在意票箱，也没有必要把自己伪装成“心里只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的雷锋。他的话说得粗且直，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对垄断资本来说，既然国内已经是自己的地盘，其他大小资本都臣服于自己，那么得陇望蜀地觊觎海外也就是必然的事情。垄断资本的说法，虽然宣扬的也是为统治阶级去征服和杀戮，但是更温柔婉转无耻一些，也更有欺骗性，更隐蔽。比如，罗得斯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作为钻石大王、黄金巨头和金融家在南非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石油商、军火商和银行家有意隐瞒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等等。虽然他们嘴里说的不一样，但是他们目的和做法，与蒙古大汗是如出一辙的。
对社会底层的卢瑟来讲，也有扩张的冲动，去海外殖民的愿望，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由于建立了稳定的“吃饭的秩序”，卢瑟的劳动成果绝大多数要被稳拿剥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剥夺达到极限——许多卢瑟长期失业，即使想被剥夺，也没有被剥夺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自由社会不自由，不要说翻身，就是活下去都是艰巨的事情。如果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只有摆脱这种“吃饭的秩序”，或者推翻它，或者逃离它。对有组织的个体来说，巴黎公社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对无组织的个体来说，逃离比推翻更有可行性。从卢瑟的角度看，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命运，必须到不存在吃饭的顺序，或者自己在吃饭的顺序比较高的地区去求生。所谓“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历史上的欧洲，大量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举全家之力，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至签约卖身，凑钱购买去新大陆的船票。他们到新大陆有机会成为小农，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这些人要远离工业社会，深入不毛，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但是他们仍然一往无前，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生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于是，帝国主义者“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这些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卢瑟，在本国没有任何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既不能找到糊口得工作，更不可能混进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饿死，只好到资本主义势力没有触及的区域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
资本积累是对财富世界的征服。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就是货币，只要开采出来，无须经过出售的过程，直接就可以用于购买其他商品。所以，在金本位条件的下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采集黄金的运动。黄金可以来自自然界和金矿，也可以来自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经济（非洲的奴隶社会、东方的封建帝国），资本主义内部的小资本，甚至工人未来的债务——只要不是资本家自己的钱袋。工人是采集黄金的奴隶，工资是饲养奴隶的费用，工人生产的商品时采金的工具。商品销售出去，资本家得到黄金，扣饲养工人的费用，一个采金循环圆满完成。金矿枯竭的时候，资本家就没有必要饲养采金的奴隶。由于资本家掌握生产的主动权，这些奴隶虽然渴望劳动，却没有劳动的机会，只能冻饿而死。要资本家不断采金，就需要不断发现新的金矿，或者让他们知道有更新的采金技术——如果不主动更新技术，自己的资本迟早会沦为别人的金矿，自己就会有丧失社会主宰阶层的席位，沦为采金奴隶的风险。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垄断抑制技术更新，技术更新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弱化。这时全部的社会资本在垄断资本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整体，对外要求对应的黄金。资本主义经过内部整合，采金的效率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除了少数自然界未被发现和开采的黄金外，很快就瓜分干净了世界范围内已知的黄金。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扩张的历史。垄断资本则把扩张的能力发挥到最高水平：垄断资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能发挥到极限，把工人的消费压缩到极限。一面是极大的产能，一面是极低的消费，垄断资本主义把向外输出产能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这是向外征服的物质基础。本国资本之间的内斗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垄断资本的统一协调下运作。这是向外征服的组织保障。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征服的效率，远远高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的扩张，包括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的征服。
对自然界的征服包括开垦土地、开采金矿。开垦土地不用了，土里刨食最简单，男耕女织首先解决温饱问题。
开采黄金则是另一个不受限制的行业。对失业的劳动者来讲，去无人区开采黄金的工作不需要资本的雇佣，不会出现自己想工作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情况。对资本来讲，开采黄金不需要对应的社会购买力，黄金只要开采出来就是货币，不会出现开采出来卖不出的情况。所以，开采黄金是卢瑟中流行尝试摆脱命运的方式。大批淘金者进入加利福尼亚、南非等地，试图寻找好运。
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旦他们中的个别人发现高品位的矿脉，资本就会紧随其后。各种采矿公司会纷纷进入，或者好运者自己也会成立采矿公司，雇用那些运气不太好的同行。这些好运气的卢瑟从此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加入稳拿的行列，比如罗得斯。据说他刚到南非的时候，一无所有，靠卖冰淇淋糊口。到中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稳拿。这样的事情，在英国本土显然不会发生。由于“吃饭的顺序”是稳定而牢固的，如果留在英国，罗得斯也许有机会混成工头，或者小职员、小官吏，他是毫无希望成为钻石大王和金融家的。
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成员来讲，虽然没有参加开荒和淘金，但是也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对本国工人来讲，大量的劳动力输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提高工资。对本国资本家来讲，海外殖民地意味着新增的更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更多的产品有了销路。这些需求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利于新增就业。从全局看，由于新增的劳动机会，社会总产出的大饼更大，国内原有的博弈关系也相有利于劳动者的一方倾斜。资方拥有的财产的绝对总量并没有减少，相对量下降了。没有任何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整个社会却忽然变得和谐了。整个过程如同在宴会进行过程中，酒店宣布今日酬宾，突然意外免费加菜。于是，稳拿开始新一轮的大快朵颐，饿得快死的卢瑟，也有了吃到一点残羹剩饭的机会。
对人类社会其他成员的征服，最开始是商品的输出。向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大量倾销产品，同时输入该地的黄金、白银和原材料，这是第一步。向落后地区投资是第二步。落后国家先是本国企业大量破产，大量流失货币，然后是丧失国家经济主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货币是金银，不是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发达国家显然不需要落后国家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关于大量流失纸币会出现什么现象，不是本节讨论的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向外输出过剩产品的过程中，输入货币的过程中，本国的需求不足由海外的市场的需求弥补，本国工人就业率提升。对应的是国外的小资本、小农和小地主迅速破产，工人失业。相对落后国家迅速沦为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于是民族矛盾尖锐，个别地区甚至从商战演变成热战，文斗变成武斗。看过《黑客帝国动画版》的读者应该记得，人类社会与机器人社会爆发激烈战争的原因，就是机器人的产品廉价倾销，导致人类社会经济崩溃。
资本的扩张有两个基本趋势：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控制的生产；与此对应的是不断地在空间上扩大流通的外部范围。
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要把商品卖出去，把其他社会的黄金换回来。然后把对方融合为自己的一部分，控制对方的生产，并向更广阔的空间扩展。从新殖民地建立的那一刻起，殖民地就必然与母国之间存在紧密地经济联系。需要向母国出口农产品或黄金，换回母国的工具和生活用品。不会有人在殖民地刀耕火种，相反他们会尽力采用母国的农业设备。淘金者同样需要母国的工具和防身自卫的武器。只要存在分工和商品交流，殖民地经济迟早和母国完全融为一体。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在这个融和过程之中，母国的垄断资本会牢牢地占据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只要不切断与母国的经济上的脐带，殖民者创造的劳动价值会源源不断地流向母国。而对多数经济殖民地来说，脱离母国的经济几乎是无法生存的。这样一来，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就决定了最终悲剧的结局。
对社会底层来说，殖民地这块乐土，注定是短暂的。阶级社会中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并不是由绝对财产决定的，而是由相对财产决定的。这样的规律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如果不能在资本统治殖民地经济以前，使自己的财产达到相对领先的地步，那么迟早还会沦为卢瑟；第二、绝大多数的殖民者，最终还是难逃卢瑟的命运。
那些为母国提供农产品的殖民地的小农，如果不能迅速崛起晋升为大地主，那么母国可以轻易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提升工业品的价格，把利润一股脑吞下去，把各种不利的危机转嫁给殖民地的小农。他们迟早会在不利的博弈中破产，他们的农场会被用来抵债。他们要么回归到失业无产者的行列，要么背井离乡去开辟新的农场。在费厄泼赖的博弈中，他们迟早输得一干二净。他们靠诡计和残忍从土著人那里夺来的，或者自己靠双手开垦出来的土地，迟早成为本国资本的猎物。本国资本则既不用深入不毛，也不用和土著人肉搏，只要公平交易，就可以坐享其成。我们不要忘记，“吃饭的顺序”无处不在。不论意外增加的财富最初属于谁，最终都会属于社会顶层的稳拿。那些淘金者的命运也同样悲惨，不出意外的话，金矿一旦开采完毕，他们就自然回归到失业的状态。矿业公司和黄金交易商发了大财，他们的资产增加了，而淘金者仅仅解决了一时的温饱。
希特勒曾经在《我的奋斗》中提出，消灭劣等民族，德国人要像美国人杀掉苏族人一样消灭苏联人，然后把德国人安置在苏联，在苏联人的领土梦想建立一个雅利安人的千年帝国。他的梦想没有实现，纳粹德国就被反法西斯力量彻底消灭了。实际上，即使德国人消灭了苏联人，占有了苏联的领土，雅利安人的帝国也不会存在千年。因为不必千年，只要几十年，由于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德国就面临要么继续征服新领土，要么内战的局面。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大量的劳动力重新回到失业状态，大量的商品再次没有销路，大量的产能再次闲置下来。曾经因为开发殖民地而短暂缓解的社会矛盾重新暴露出来。和谐的局面再次破灭。如果不想内战，就要开辟新的殖民地，安置居民，寻找市场。这个过程发展的速度，与母国的资本垄断程度密切相关。本国垄断程度越高，吃饭的顺序越严密，稳拿吃饭的效率越高。殖民地小农的财产很快就会被本国的垄断资本吞噬掉。这些破产小农很快就会为生活所迫，再次成为殖民尖兵。
抛开社会底层的压力不看，垄断资本集团本身对外的扩张能力也是惊人的。全社会的资本在垄断资本为核心的领导下，凝结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垄断资本军团，挥师向外，必然战无不胜。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无组织的自由竞争资本、封建地主和其他统治阶级，永远斗不过有组织的垄断资本军团。当外来的垄断资本军团消灭某一个本土资本的时候，当地其他资本不但不会援助，反而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落井下石，捞取自己的好处。甲资本家遭受外来资本挤压的时候，乙资本家很清楚：即使自己不会对甲落井下石，丙资本家也会趁火打劫。这时，乙的理性的选择就是提前落井下石——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
自由竞争的关系决定了本土的资本之间彼此竞争的不统一的利益关系：一盘散沙的本土资本彼此不可能建立稳固同盟，凝结起来抗击外来资本侵略。在军事上常见的“一军死斗，盟军作壁上观；一点崩溃，全军溃败”的现象在资本的搏杀中也是很常见的。在庞大的外来垄断资本军团面前，本土的资本只有两个选择：破产或者成为买办。绝大多数当地资本家都会选择后者，尤其是看到负隅顽抗的同行的结局之后。
对外扩张，可以文斗，可以武斗，无论文斗还是武斗，垄断资本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商战不行，就热战。工业化社会，热战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垄断资本把社会总资本的产出提高到最高，热战也同样占上风。
被消灭或被收编的不仅仅是中小资本家，当地的地主、酋长也面临同样的选择。许多东方封建国家的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是成为外来垄断资本家的下属。这些人成为外来垄断资本的统治当地的代理人，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他们所统治的国家，也就成为半封建办殖民地的国家。
与开荒一样，垄断资本输出化解矛盾，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以商品输出为例，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输出，必然会导致输入地的贸易不平衡，进而造成当地严重逆差和金银的迅速外流，使落后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工业和农业会很快破产，当地进而就会丧失完整的经济体系，不得不向外输出廉价原材料，并依赖外来工业制成品输入。外来垄断资本会把原材料价格压到最低，把制成品价格抬到最高。这时，半殖民地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债务只能越堆越高，根本没有支付能力。这样发展下去，即使不会诱发当地人的武装反抗的话，也会因为没有支付能力导致需求下降。
开拓殖民地和通过输出商品，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世界暂时和谐了，资本主义社会外部世界必然就不和谐了。资本主义的扩张输出，必然出现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抛开殖民者消灭土著居民的过程，商品输出也同样会给当地造成经济灾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居民创造的价值会远远不断流向宗主国，垄断资本留给当地的只有无尽的债务和严重的失业、破产。落后国家想要崛起，必须打破这种经济枷锁。如此便不难理解上世纪亚非拉地区风起云涌的殖民地解放战争。这时，对垄断资本来说，即使继续统治这些国家或地区，庞大的军费也必将得不偿失。
资本是财富世界的征服者，垄断资本是征服者中的终极征服者。用扩张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如同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资本统治一个地区以后，资本主义内部会重新面临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有效需求的局面，为了克服这种局面只能继续扩张。然而扩张是有极限的，地球面积的有限决定了扩张不可能无限延展下去。
垄断资本统一了社会资本，所有资本把内耗降低到最低限度，全力扩张。垄断资本主义以其惊人的效率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世界很快就被瓜分殆尽。垄断资本很快就会消灭掉所有的比自己落后的经济成分，全球各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要么被彻底摧毁消灭，要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到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终统治了全球，紧接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发生了激烈碰撞。
对垄断资本来说，一旦控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就会人为压缩产能。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扩张，就会陷入长期的停滞。垄断资本主义征服了一切以后又重新面对老问题：停滞怎么解决。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内战的风险将再次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如果不能给工人足够的面包，就难免陷入全民内战，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解决这种停滞的手段，及其副作用，将是下一章的内容。
6.8 物极必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趋势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民谚
如果我们承认事物是在不断运动的，我们就应该知道事物的发展总有兴起、强盛、衰亡和毁灭的过程。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矛盾互相作用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在不断积累和斗争，而毁灭的因素总是在孕育在发展的过程中的。
放眼天下，没有长生不灭者。帝国也是一样，人类历史上，没有千年不灭的帝国。许多庞大的帝国，在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庞大的帝国兴亡的表面过程，没有看到背后发展的深层规律，难免觉得这样的兴亡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察更深入一些，看到表象背后的运动规律，则会认识到这些帝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帝国的毁灭与它们的强大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那些造成它们强大的因素，孕育了它们的衰亡和毁灭。兴与亡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两朵花。
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命题，正是本小节要说明的道理。与其他庞大的帝国一样，垄断帝国同样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这一小节就是讨论垄断帝国毁灭的内在原因社会顶层领导能力的下降与内部矛盾的增加，是帝国毁灭的内在因素，垄断帝国的毁灭也可以归结于此。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的过程。对垄断帝国来说，垄断资本领导层新陈代谢能力的丧失和财产的单向流动是量变的积累过程，垄断资本领导层的能力不足以对抗财产汇聚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就会有发生质变飞跃的风险。
垄断帝国的产生起源于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起源于资本之间竞争所导致的搏杀。这种资本之间的搏杀，如果我们前面看到的，是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超量繁殖与选择的过程。资本家按照自己对市场的揣测进行投资生产，接受市场选择。生产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生产成本更低的资本家的产品优先售出，相对落后的资本家的产品滞销，他们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猎物。这个过程中，产品更加物美价廉的资本家获得更大的生产机会。由于产品的物美价廉往往与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有关，而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又依赖于资本量，所以资本量大的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生产机会。这时一种良性的市场自我新陈代谢的过程。
这种竞争最终达到一个阶段，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其他小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它们。这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这种产品的产量、规格和价格。从此竞争转为统治。垄断帝国的顶层，和其他帝国一样形成了稳固的稳拿集团。稳拿的包含两个字，稳和拿。稳拿的存在必然抑制一切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非稳定因素，或者说稳拿体系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不论怎么变化，稳拿都能稳稳当当地享用自己的一份。换句话说，非稳拿集团享受的社会总产品就是未必稳定的。
垄断的统治，由于垄断帝国本身具有向上吸收剩余价值的能力，垄断一旦确立，从体系内部使用交易就无法推翻。垄断帝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一旦建立起稳固的塔，社会就失去了活力。“稳拿”这个词，包含两个字。一个是稳，一个是拿。稳就不能有竞争。人类的能力来自先天与后天，先天的智力并不能稳固遗传，后天的磨砺更不可复制。如果依靠能力竞争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那么多数稳拿的后人，很难保持他们祖先的地位。这时就需要产权发挥作用。私有产权的传承，如同封建君主的世袭，白痴如刘禅，仍然是蜀国的领导人。拥有产的人，即使能力平庸，仍然是生产的决定者，掌握生产的决定权，或者说决定社会大饼的分割。
在自由竞争的阶段，一种新产品的诞生或推广，完全在于这种产品是否物美价廉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能给生产者带来足够的利润。在垄断阶段，非垄断企业的利润受垄断企业的操纵，能否获得足够的利润，是不确定的事情。即使获得超量的利润，也很可能被垄断企业利用操纵产量、规格和价格的手段而占有。这种情况下，对非垄断企业来说，与其研究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不如研究如何顺应垄断企业。
这时，全社会的生产的发展方向，完全操纵在垄断企业的手中。市场的选择变成垄断企业的计划。其他任何超越垄断企业计划的生产行为，都会因为利润率太低或者需要的资本量太大而无法实施。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本身对创新行为是不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受到垄断企业的压制：“（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去向，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换句话说，我不进步，其他人也休想进步。
达尔文在物种选择中举例，某一片自由开放地被圈起来，牛群不能进入，于是几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冷杉幼苗。由于牛群的存在，冷杉就长不起来——其实无非是牛群偶尔啃两口冷杉幼苗，就导致冷杉幼苗的夭折。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就没有哺乳类的出头之日。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垄断企业的存在，大量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占有，生产产品的种类受到垄断企业的限制。上游企业要按照垄断企业的订货生产，下游企业只能按照垄断企业提供的原料生产。在这样的条件下，想发展壮大，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如果能轻易突破垄断企业的限制，就意味着稳拿体系不那么稳，稳拿体系就不能称为稳拿体系了。
这时，存在的不再是多样性，而是整齐划一。
对一个系统来说，整齐划一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垄断企业的大事，就是垄断企业的对外征服和对内压迫更有效率。）整齐划一的坏处，就是抵御预料之外的突发风险的效率极差。一个缺陷，可以让整个系统崩溃。人工林和自然林相比，抵御多数病虫害的能力相对较强，但是抵御特定病虫害的能力却极差。全部是松树的人工林，可以有效抵御作用于槐树、柳树、杨树等等其他树种的病虫害。但是，松毛虫可以让全部人工林在很短的时间内毁灭。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一种网状结构，某一个企业的失灵，对全社会的生产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有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发生问题。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则是一种塔状结构，处于塔尖的垄断企业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一旦塔尖出现问题，全社会的生产立即陷入困境。
社会全部生产过程集中在垄断企业，垄断企业的投资错误，就是全社会的投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投资错误的概率是20%的话，那么自由竞争状态下，所有情况下，都会只有80%的投资成功，在垄断企业控制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都会比自由竞争企业投资成功率高，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却会对全社会造成“绝收”的后果。或者说，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发展方向的系统风险远远大于自由竞争的社会。尤其在新技术出现的时期，垄断企业的投资方向决定全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却未必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如果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房产和当铺的话，那么全社会的投资方向显然也必然是这里。
在创新的过程中，任何人即使有超人的智力，也无法提前预见所有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创新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这种探索的过程意味着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主观决定的计划是无法准确预知未知世界的。这时，垄断资本有两个选择，继续投资或者停滞不前。继续投资的话，若是成功了则会推动全社会的生产发生巨大的进步，若失败了则损失巨大，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丧失核心领导的地位。毫无疑问，多数垄断资本无疑会选择后者。既然已经是社会的顶层，就不要做可能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尝试。垄断资本的常见病，是抑制生产不思进取。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长期停滞的经济。社会停滞的结果，迟早会面对巨大的外来压力。如果外在竞争对手极富侵略性，那么停滞的后果则更加骇人。
自由竞争的社会的发展方向，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决定权。在一个原点上，无数人走向无数的方向。发散行走的人群中，会有一些人走向成功，也会有一些人丧生，绝大多数人既不成功也未丧生。走向成功的人，很快成为多数人效仿的榜样。究竟谁会成为被效仿的榜样，是不确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在万事开始的阶段，成功地预见到最终的结果。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只有垄断核心资本家有决定权，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受垄断资本家的控制。这样的体系，如果能够预见到适当的发展道路，自然避免了四散乱走所浪费的宝贵资源和时间。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何况，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再好的计划也难免有失误，不能保证一定出现最优的结果。垄断资本把社会的发展方向集中起来，于是使用所有人智慧的社会发展，退化为使用个别垄断资本家智慧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山寨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速度是惊人的，自我创新的能力却是不足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往往在核心资本的领导下走上歧途或者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如果此时的社会已经完成了资本与暴力的结合，那么极可能在疯狂的道路上暴走——尤其是在内部压力增大需要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一点政治学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看，开明君主制政治与僭主政治是同一个系统。开明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领导一个强大的国家，能最有效地调动所有的资源用于改善全国百姓的生活，增强国力，没有内耗和倾轧，这是最好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一个混蛋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领导一个国家，可以最有效地对内压迫，对外扩张，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他，这是最疯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两种社会使用的是同一个操作系统，不同的是君王的能力和品行。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兴亡系于君王的能力和品行，强盛与崩溃都在一瞬间，自然也就“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
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资本，如同高高在上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样的社会如果全力追赶先进国家，则势不可挡。反之，如果这样的力量用于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也是很惊人的。如果这种力量安于现状，那么整个系统必然死气沉沉。
一个系统的功能发挥系于一个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不是工程师特意这样设计为了达到充分发挥那个零件的优势，弥补整个系统的不足，实现剑走偏锋的效果的话，那么绝对是一个失败的设计。这样设计可能到达极端的设计效果，超强或超差。整个系统运转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核心零件超常发挥，整个系统就是最优秀的系统；一旦核心零件失灵，整个系统失灵。
有趣的是，人类社会却总是向这样的系统发展。一些优秀的精英爬上人类社会金字塔的塔顶，然后迅速征服其他不肯臣服的人类群体。征服不久，这些精英的寿命达到极限，把职位传给他们的后人，如果他们的后人保持先人的能力，那么这个系统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系统，反之这个系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无情的现实是，这个系统并不能保证后人拥有先人的能力，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后人的能力远远不及先人。
这样的社会系统总是要不定期更新，因为核心零件（也就是那些精英的后人）迟早会出现退化的现象。个人能力一方面来自天生的智力，一方面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历练。后天的磨难恰恰是苦其心志的磨砺过程。对精英的后人来说，先人的优秀基因未必能稳定遗传，先人经历的磨难则更是不可能接触的事情。勒克菲勒是能力超强的人，上一小节中提到的钻石大王罗得斯也是，但是他们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人永远具有自己的能力。如果垄断帝国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我们无法看清的话，不妨把视角转回中国历史。刘备是英雄，刘禅就很差劲。司马懿能力出众，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很强，但是他曾孙晋惠帝司马衷就是白痴。天下灾荒，百姓嗷嗷待哺的时候，这位皇帝说出了“何不食肉糜”这句千古名言。毫无疑问，他身上有司马懿的基因，无需置疑，仅仅四代司马懿的基因就退化的不成样子。
对垄断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私有财产的稳定传承，决定了生产主导权的稳定传承。在自由竞争时期，这种主动权的传承不过涉及一个公司的生产。一个能力不足的子孙经营的公司会很快破产，社会会继续向前发展不受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企业是如此之大，尽管效率低下，但是也没有竞争对手能撼动它。垄断资本家的子孙通过继承而不是市场获得管理权。核心垄断资本的所有权的传承则涉及到整个社会。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则由血缘决定。
相比遗传不稳定和缺乏磨练所导致的管理层能力的退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内部的压力，则是单向增加的。
奴隶社会也罢，封建社会也罢，资本主义社会也罢，总存在少数人无偿占有多数人劳动的现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微观上看，存在经营失败破产等行为；但从宏观上看，财富总是单向流动的。这种流动可以依靠暴力，也可以依靠交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占有是赤裸裸的暴力剥夺为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占有隐藏在“公平交易”的背后，大多数人在公平交易之中沦为资本的债务奴隶。
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无时不刻离不开各种交易。现代人要有工作出卖劳动力，这是交易。要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也是交易。社会的交易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只要存在交易，就有优势的一方。优势的一方，可以提高自己交易品的价格，或者说压低对方交易品的价格。
这种优势不断存在，而且会不断加强。多数参与交易的人，必然会处于劣势，迟早成为卢瑟。拥有优势的这一方，必然会不断减少自己这一方的数量。实际上，这种数量的减少恰恰是加强优势的过程。博弈过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获得更大的交易优势，拥有较大交易优势的一方也必然是数量较少的一方。数量较少的一方不但占有优势，也会不断地以血缘原则精华自己的群体。这个群体必然越来越小，控制的社会资源则越来越多。
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优势发展到极限。由于这种优势的存在，处于社会顶端的稳拿的收获是稳定的，损失可以完全转移到下层；处于社会下层卢瑟的收获是不确定的，损失却是完全无力转嫁出去的。只要存在交易，顶端是永远不会吃亏的，底端则是永远不会占便宜的。当然，这是卢瑟用劳动价值论衡量的结果。如果稳拿用边际效用论则是另一个结果：所有的交易都是皆大欢喜的。
这种剥夺最终会破坏垄断资本自己的统治根基。除了稳拿和卢瑟，还存在大量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他们是稳拿的有力工具，既心存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跻身稳拿，又渴望摆脱稳拿的压迫。没有他们，数量稀少的稳拿无法统治数量庞大的卢瑟。稳拿剥削他们，他们剥削卢瑟，他们是金字塔中关键的一层。什么时候把他们也剥夺了，稳拿的统治基础也就动摇了。不过，稳拿最终还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成为稳拿，绝大多数最终必会成为卢瑟。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人员向卢瑟方向汇聚，财产向稳拿的方向汇聚。我们在前面说过，这种汇聚的极限，就是稳拿经济学推崇的帕累托最优——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大利用的状态，是地主把自己的土地的地租提到最高的状态，也是农民不干掉地主就要饿死的状态。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垄断商品价格提高到极限，工人工资极其低下，大批工人失业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最尖锐，压力最大的状态。对多数人来讲，垄断帝国如果崩溃，那么失去的是枷锁获得是全世界。财富的重力最终会压垮稳拿精心建设的财富金字塔，不论哪个阶级社会都是如此。
一个稳定性不佳的系统抵抗不断增大的内压，这个系统能维持多久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这个系统很难长期存在，整个系统迟早会在内压的作用下发生崩溃。
没有经历过社会筛选的稳拿的后代，直接成为社会的主导，领导一个发展停滞，有巨大外来压力，内压接近爆炸的社会。这是社会的杯具，也是个人的杯具。朱常洵亦称福恭王，是明神宗第三子，母郑贵妃恃宠，欲立其为太子，遂引起争国本。万历二十九年受封福王。四十二年就藩洛阳，得庄田二万顷，盐引千计。崇祯间，益沉湎酒色。福王后被李自成俘虏，并被吃掉。福王的儿子朱由崧成了南明皇帝。1644年旧历除夕，满洲人大兵压境，南明皇帝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的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话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说“无暇虑此”。原来这位天子忧虑的是“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这就是明代版的“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过，明代小朝廷没有南宋朝廷运气那么好。1646年五月，朱由崧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凌迟处死，年仅四十岁。
孔夫子曾经要求大家守规矩，认为只要大家都守规矩就可以天下太平。事实上，天下动乱只能说明周天子没有能力继续维持系统。烽火戏诸侯是周幽王的杰作，而不是天下诸侯自己搞出来。这说明在周朝的系统中，周幽王这个核心零件已将不能有效的进行统治了。周朝的系统已经不能有效操作，中国需要格式化重装系统。
这个集中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没有外来影响，经济本身也要不断震动。对外扩张的停滞、海外市场的突然丧失、技术革命的终结、金融泡沫的破裂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资本要求兑付前期投资的利润。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资本家——工人”的二元社会显然没有能力兑付这些利润，于是经济先是崩溃后是萧条。如果是垄断资本主义，则问题更严重：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一旦陷入停滞期，复苏就很艰难。事实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停滞是常态。大量的失业劳动者嗷嗷待哺，无所事事，想维护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社会必然动荡。这时政府如果不能拿出面包，就需要拿出子弹。如果两者都拿出不来，那么后果就会很严重。
这时，可以通过向外扩张的方式转移社会矛盾，向外输出商品和多余的劳动力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扩张失败，则要面临加倍的惩罚。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劳动力的收益是不稳的，他们的收益完全仰赖战争的结果。如果战争失败，他们付出了鲜血，忍受了战争的苦难，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顶层垄断资本没有付出鲜血却大发战争财，必然受到严重的嫉恨。工业化社会大量人口聚居于城市，虽然不会有农民战争，但是会有城市暴动。这时，如果军队也因为战争失败而士气低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现有垄断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的命运，是这种惩罚的最好的诠释。在对外扩张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是强大的，但是也是输不起的，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国家是地道的“泥足巨人”。
何况，即使向外扩张一切顺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必然达到地理的极限——毕竟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历史上看，秦国严苛地对待本国百姓，把全国动员成惊人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得领土奖励耕战，补偿本国百姓的损失。一旦扩张达到极限，不再存在外来的收益补偿百姓，仍然严苛对待百姓的话，秦国的社会矛盾必然迅速加剧。
过度依赖核心领导人物的个人能力，对内经济压迫不断加剧，这样的社会系统注定不能持久。如果要维护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存在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避免小范围通婚造成的种群退化；第二、破解财富的单向流动过程，避免财富过渡集中导致社会内部压力持续上升。对资本主义这样财产决定个人在社会中政治、经济地位的社会来说，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只要破坏了领导阶层的财产的稳固性，就能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打击垄断，小罗斯福允许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的意义。
“在我们的整个国家里，垄断资本势力限制着成功的机会……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大多数人曾经争取到得政治平等将失去意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劳动，乃至生命都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不再平等，自由已经不再真实，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罗斯福的话，说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对他来说，1933年的美国已经是量变积累达到临界点的时期，随时可能发生质变飞跃。如果他不主动抑制一小撮稳拿的势力的话，那么整个系统的推导重建就在眼前。显然，那是一小撮稳拿的悲剧，也是全社会的悲剧。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既要保障最有能力的人获得最大的报酬，成为社会的先锋。又要避免他们的子孙中没有能力成为先锋的人，依靠产的优势，压制其它优秀人才。丛林法则诞生了霸王龙，霸王龙抑制了其他动物的发展。如果没有七千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今天的世界仍然将是爬行类的天下。哺乳类最多像老鼠一样在恐龙的阴影中苟且偷生，难以想象会诞生今天的人类。
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推动了竞争，提供了选择社会最优生产者的机会。另一方面竞争促进了财产集中，财产的集中创造了稳拿，稳拿毁灭了竞争。早期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资本规模都很小，所以彼此竞争优胜劣汰。一旦资本确立了统治地位，那么市场中就只有巩固其统治的力量，而没有能打破其统治的力量。万类霜天竞自由是最理想的状态，却不是稳态。
市场竞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维护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却是非常微妙的任务。社会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各尽所能，所以一方面要维护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获得更多的资源，放大其推动社会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削弱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有机会击败强者。从某种角度看，让优者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无法有效确定优者。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集中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只要存在某一方失控的势力，就会发生过度的集中，集中的过程也就预示着社会系统的崩溃和重新建设。
由于强者恒强，任何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不论是官僚主动、资本家主动、地主主导或者奴隶主主导，如果不干涉的话，都是通往奴役之路。干涉过程，又可能造成另一种奴隶社会，最终殊途同归。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你能找到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当找不到最优解的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次优解。当不能确定最优者的时候，不妨消灭可能抑制最优者诞生的最强者。反垄断与消灭财富的过度集中，始终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必要步骤。如果不能主动削弱霸主，那么霸主迟早会被动毁灭，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也将在血与火之中，化为历史的遗迹。
6.9 小结
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马克思
反之亦然：如果统治阶级以阶层、出身或财产为统治基础，在统治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其统治基础，把多数被统治阶级中杰出人才拒之门外，那么其统治效率必然是低下的，愈发脆弱的，而社会则必然日趋动荡。
言归正传。
阶级社会人类历史就是一小部分人奴役另一大部分人的历史，具体的手段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财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社会中少数人都是以暴力奴役多数人。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使用暴力剥夺奴隶的人身自由。在封建社会中，大地主依靠暴力获得土地，垄断土地，进而垄断土地上的产品。如果我们耐心观察会发现，在农耕社会中，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往往是奴隶社会，而相对人口密集的地区则是封建社会。农耕社会中，封建社会给予（农民或农奴）更多的劳动积极性，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大于奴隶社会，但是对劳动力的显性控制更低，隐形控制更强。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一旦摆脱奴隶主，往往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乐土。在封建社会中，则往往是富者的良田纵横百里，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即使不控制劳动力的人身自由，劳动力也不得不就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垄断了土地这种农耕社会之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那么劳动者跑到天边也无法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或者说也必须向大地主阶级称臣，必须向统治阶级缴纳地租，即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出现奴隶制进化到封建制的先决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口大幅度增加，可耕作土地基本都被开垦出来，或者封建地主阶级有足够的暴力控制这些土地即使荒芜也不能被随意开垦。欧洲移民在美国建立殖民地之初采用奴隶种植园的方式耕作，这种生产关系返祖现象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西部有大量的闲置可耕作土地，如果采用封建所有制，那么大批黑奴和白人契约奴必然选择向西迁徙，而不是当佃户。无法有效剥削的社会制度，是统治阶级无法接受的。
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个人的生活越发不能离开社会存在，另一方面也使得统治阶级的控制越发隐形和有力。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个人越社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每个劳动者的劳动都仅仅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离开了社会，任何人都无法生存。任何劳动者在社会中生存都离不开交易，他们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购买生活用品。这时，只要控制了交易过程，在交易过程中保持优势地位，就可以奴役劳动力。这种优势的存在就是所谓的“稀缺性”。交易双方力量的对比与交易双方数量成反比——数量越少的一方，占有越强的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优势会不断自我巩固加强。这种优势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垄断。这时，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变成了半计划的生产，经济周期消失，资本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同盟，资本迅速扩张，然后进入长期的停滞期。这时，垄断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宰，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达到最高限度，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
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自我扬弃。这次扬弃是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每一个消费者都倾向选择物美价廉或者名气比较响亮的商品，而不愿选择质次价高的不知名的产品。当每一个消费者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的时候，也就在推动生产的垄断，或者说资本的垄断。如果所有消费者都喜欢购买某一种类的产品，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其他同类的产品逐渐退出市场，或者在狭小的空间苟延残喘。拥有资本量较大的厂商，有条件生产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也有条件支付更高的广告费用。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具有逐步集中的倾向。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个集中的过程进一步加剧。在“资本家—工人”二元社会中，大量商品没有买主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资本家利润中，自我消费以外的部分，在社会中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大量的商品最终滞销，被强制销毁。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量较小的资本家的产品往往卖不出去集中承担损失，而资本量较大的资本家的产品的影响则不大。资本量较大的资本家往往利用危机彻底消灭那些竞争对手。
资本量更大的资本家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少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这种优势可以使他们在交易中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或者更小的损失，这就是他们自我强化的过程。如果我们承认劳动价值论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多数交易并不是双方互惠的，而是某一方更占便宜的。如果交易双方的智力水平接近的话，占便宜的一方，往往是资本量更大的一方。
这种资本集中的过程，最终的极限就是某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某一种产品的生产。这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操纵在有限的几个企业的手中。这几个企业控制产品的产量、价格和规格，外来企业无法进入。这些企业平时故意闲置产能，限制生产，推高自己产品的价格。一旦外来企业进入，就全力生产，甚至不惜赔钱销售，让外来企业无利可图，彻底打消进入的念头。这些企业控制市场的方式，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往往是利用资本量的优势，操纵控制产品价格。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则可能利用政府审批、专利权等行政手段。
这些企业的影响绝不局限于自身，它们对上下游的企业有极强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显性和隐性的。
显性影响主要是股权的影响。大资本可以直接控股操纵小企业。理论上，只要有51%的股权就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企业的运转方式，实际上在股权极度分散的情况下，只要控制20%-30%的股权即可。祖公司可以通过控制父公司公司的股权控制父公司，父公司可以如法炮制操纵子公司，子公司操纵孙公司，依次类推。只要控制祖公司51%的股权，就可以操纵一个庞大惊人的公司网络。
与显性影响相比，隐性利润操纵则更隐蔽。垄断企业可以轻易控制上下游的生产过程。煤炭生产如果处于垄断状态的话，煤炭公司就可以通过控制煤炭的产量或者提高煤炭价格影响发电量和钢铁产量。这时，由于煤炭价格居高不下或者总量供应不足，发电厂和钢铁厂的产能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无利可图的情况。这时，发电厂和钢铁厂要么提高价格，要么压缩产能。
垄断资本通过股权和利润操纵其他资本，成为社会资本的主宰。垄断企业内部也出现等级划分。金融企业由于拥有大量流动资本，可以轻易影响股票市场，与各个生产环节都存在交易，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往往占据核心领导地位。从某种角度看，工业革命是能源革命，能源企业由于与所有企业都有交易行为，往往也是霸主。所有生产生活行为都不能离开土地所存在，所以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和能源企业类似的优势。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和大土地所有者往往是垄断资本的核心领导，在它们下面是各个行业的垄断企业，比如制造业巨头、食品业巨头、零售业巨头、餐饮业巨头、服务业巨头等等。这些各行各业的巨头下面是臣服于它们的各个中小资本，中小资本的下面则是无数劳动力。在这个体系之中，每一层对下面都有交易的优势。这种优势的最终表现就是顶层具有压迫底层，向上吸引收益，向下转移损失的能力。
这个等级森严的体系必然与国家发生密切的联系。发生联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是垄断资本家彻底控制政权。第一种主要是后发国家，以德国、日本为典型；第二种主要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从起源上看，一个是国家经商，一个是商人控制国家。从内部管理上看，一个是官僚管理资本家，一个是资本家管理国家。从运行机制上看，都是追求利润的模式。不过一个更多的是官场搏杀，一个是市场搏杀。
历史上看，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后发国家。这样的国家在初期落后于老牌国家，本国资本技术落后，资本量较小。这时，如果官僚不介入，那么这样的国家的资本往往被吞并或者被收编，这些国家最终则很可能沦为老牌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情，资产阶级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选出来的代表，当这个委员会中有自由裁量权的核心成员，由于资本之间的兼并而萎缩到一个很小的圈子的时候。这个小圈子完全有能力彻底控制政府，并邀请政府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从趋势上看，不出意外的话，两种垄断资本主义殊途同归。
垄断资本最终会创造出垄断帝国，这样的帝国就是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帝国特点是：第一、垄断资本统治全国经济；第二、资本与政权融合，国家为垄断资本的利益疯狂扩张。在美国的表现是资本操纵政府的内政外交，在德国是直接二者合二为一。不论哪种原因，政府都要和资本联姻。至此，那种守夜人政府就消亡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极限就是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最终彻底统治国家，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压迫，对外疯狂扩张。在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出周期性波动。与投资周期基本同步的“复苏、繁荣、过热、崩溃”周期性循环周而复始。在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之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期的萧条。经济一旦崩溃，就很难复苏，大批工人长期失业，找不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自由竞争到垄断的第一次扬弃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长期萧条代替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
尽管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根源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危机的根源仍然是人民群众有限的需求和资本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彼此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很难掌握市场规模。即使掌握规模，彼此之间也难以达成协议，控制产能。这时，对每个资本家来说，最有利的事情就是超额生产，降低成本，占领市场，然后让竞争对手产品滞销，承担损失。在垄断资本条件下，垄断资本家不但能了解市场容积而且能有效地控制生产。这时，最理智的行为不是超量生产然后滞销，而是一面消灭竞争对手，一面压缩产能。这样既可以压低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也可以抬高自己的产品的价格。这时垄断企业往往主动压缩国内产能，由于垄断企业对全国所有企业都有显性或隐性的影响力，全国企业的投资扩张也必然受到影响。于是，国内经济往往长期不能复苏。
在垄断资本社会中，一面是某种产品产能闲置，一面是该产品严重短缺价格上涨，是很常见的事情。垄断资本家关心的只是利润，至于产量不过是为了达到最大利润可以控制的一个变量。与国内紧缺相反，垄断资本家往往向国外倾销产品。国外市场是垄断资本不能控制的市场，对这样的市场与其压缩产能让给别人，不如利用物美价廉大举占领。出口一部分产品，不但能获得国外额外的利润，而且能在国内创造超额利润，是垄断企业最梦想的事情。于是，国内紧缺与国际倾销，往往是并存的事情。
垄断企业的利润，并不仅仅是自己创造的，而是通过挤占上下游企业的利润获得的。上下游企业，如果不是最小的企业的话，也会努力把损失转移给自己的下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利润向垄断金字塔顶层流动，损失向下流动。垄断企业不需要做出多大的贡献，只要牢牢控制住自己的产品，然后涨价，就可以把全社会的总产品中的大部分掠夺过去。比如煤炭公司可以不断提高煤炭的价格，挤压电力公司的利润。电力公司也可以搞的外损失堤内补，提高电力的价格，把损失转移给用电企业。这时，如果电力价格有上限，电力公司不能转移损失的话，就主动停产压缩损失。这就是所谓的“人造饥荒”。
在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劳动者是受压迫最严重的一层。一方面由于大中小资本要把垄断资本占有的超额利润层层转嫁；一方面因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就业率水平大幅度下降，大批劳动者处于半失业状态，完全没有博弈能力。消费者也是垄断资本压迫的受害者。垄断资本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后，最终消费品的价格难免上涨。这时，消费者必然压缩消费能力。由于多数劳动者必然是消费者，所以他们要遭受双重挤压。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处于非常低劣的状态。
工人生活水平低劣，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狭小的国内市场。
工人要工作，要面包，要改善生活，不然就会铤而走险。一个、两个不可怕，一百、两百也不可怕，一万两万就不好说了。工业化的结果使城市替代了农村成为全国人口密集中心。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集中在大城市，工业化的结果也使得劳动者具有基本的文化和极强的组织性。另一方面，城市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核心区域，一旦在城市被击败，资本主义在农村是完全没有翻身的可能的。与农耕时代旷日持久的寸土必争的农民战争不同，工业化时代每一次城市暴动都可能造成最恶劣的结果，尤其是城市暴动发生在伦敦、巴黎、彼得格勒、东京、柏林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的时候。由于垄断资本统治经济，没有重新扩张产能的欲望，全社会的经济必然低水平运转。一面是大量的劳动者想工作没有机会，一面是少数社会顶层穷奢极侈；一面是大量小资本被毁灭，产能闲置，一面是社会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常见的经济现象。垄断资本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工人生育能力太强，所以没有足够的工作。垄断资本家的似是而非的解释掩盖了问题的根源，垄断资本家的暴富恰恰是问题的根源。由于资本的贪婪，导致社会底层过度贫困，他们有需求但是没有支付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和闲置的潜在的产能同时并存，但是资本不为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大批工人自然找不到工作。如果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费分配方式，增加社会底层的收入，打破垄断的特殊利益，这是垄断资本家不能接受的。所以，不能为社会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如果不能给工人提供工作，就要把他们远远打发了才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安置这些失业的劳动者。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缘狭小，所以不能安置这些失业者。事实上当年英国已经拥有四分之一的地球领土，仍然不能有效解决失业问题，仍然需要开拓新殖民地去安置本国的失业者。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劳动力很快就会被剥削得一干二净。他们每天的收入仅仅能维持糊口而已，没有多余的积蓄去购买土地。何况即使他们能省吃俭用购买一小块土地，也会很快因为农资价格上涨、农产品跌价而破产，他们的土地很快就会被资本兼并，成为资本的猎物。 这时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免费分给失业无产者土地，并且打击垄断资本，保护农产品价格的话，这些失业的无产者是不可能在本国国内回归到小农状态的。天下虽大，只要有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只要不节制资本，就没有这些卢瑟的立锥之地。实际上，如果卢瑟想回归到小农状态就能回归到小农状态的话，资本主义到哪里去寻找廉价劳动力呢？资本主义怎么可能存在呢？这就如同奴隶制进化到封建制，统治阶级即使不使用暴力，被统治阶级也难以逃脱资本的束缚。
这些失业的劳动者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尖兵，他们去垄断资本的触角还没有或者刚刚触及的地区冒险。他们在那里开垦土地、开采黄金，实现自我就业。
只要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存在交易，这些殖民地迟早会被垄断资本融合到帝国的经济循环中来。殖民者如果不能成为社会顶层，迟早面临破产的局面。这时他们要么继续向边疆迁徙，要么成为新的失业者。
垄断资本家也觊觎国外的市场，他们向外倾销产品，输出债务，获得廉价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不断把落后国家或地区整合到自己的垄断帝国中来。他们摧毁当地成熟的封建经济或者工业化萌芽，使当地成为自己的半殖民地。以纺织业为例，欧洲国家向东方国家输出纺织制成品，摧毁当地的纺织业，然后廉价收购当地的蚕丝和棉花，把当地建设为自己的原料基地。当地的纺织厂生产规模小，得不到足够的原料，永远发展不起来。资产的征服，许多时候只要费厄泼赖就可以，压低对方的价格，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完全不用使用武力。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存在财产的压迫。扩张能缓解内部矛盾，但是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扩张必然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制度，也必然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幅度上酝酿新一轮的更广泛、更猛烈的矛盾。一旦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整合过程完成，失业率高和市场狭小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这时垄断帝国又需要新的边疆。相比早期的有内耗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速度明显加快。这种边疆的扩展最终将受到地理范围的限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覆盖范围很快扩展到全球，或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碰撞。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碰撞的产物。这时，由于不能继续扩张，社会进入长期停滞阶段。这时，按照列宁的说法，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也是最腐朽的阶段。由于不存在竞争的压力，也不存在竞争导致的多样性，垄断资本既没有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创新的才干。社会生产力发展陷入长期停滞。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由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力量，堕落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时，血缘替代了效率，统治替代了竞争。社会生产的决定权，不再由生产效率决定，而是由血缘决定。由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财产能够稳定传承。垄断资本家的后人也许天生智障，或者缺乏历练能力低下，但是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主宰——比如最后一任沙皇和他的皇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由社会顶端的遗传基因决定。
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内压迅速增大。在封建社会，尚存在一些犄角旮旯的世外桃源，可以过相对封闭的田园生活。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这样的世外桃源很快全部消失。奴隶或是奴隶主，只有两个选择。由于交易的优势取决于数量多寡，绝大多数人必然是交易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换句话说，必然成为奴隶。小资产阶级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永远是不稳定，个别可以晋升为稳拿，多数必然降级为卢瑟。
随着社会顶层财产的积聚，底层必然越来越贫穷。于是出现财产向顶端流动，人员向社会底层流动的现象。顶层与底层的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变化。社会顶层为了维护统治，必然不断加强武力建设，强化国家功能。由于社会顶层数量有限，国家机器中的大部分基层人员必然来自底层，与底层劳动者存在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国家机器内部也会发生分化作用，来自社会底层的基层人员和来自顶层的管理人员之间会逐步出现不断扩大的隔阂。一旦这种隔阂扩展到一定幅度，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基层人员的态度发生改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么国家机器就难以继续有效运转。这时，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就要被推翻。这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机理。十月革命并不是反动派污蔑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沙俄灭亡并不是因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瓦解了沙俄的战争机器，而是血腥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加剧了来自农村的基层士兵态度的转变过程。
这样一个内部压力持续增大，顶端保守、停滞、控制能力下降的体系，必然难以持久。如果不能主动改良，必然面临崩溃，如同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无数帝国一样。
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自我扬弃，垄断替代竞争，使资本主义产权对劳动力的压制作用发挥到极限，使资本主义达到最高阶段，也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边缘。
这时，资本主义如果不想灭亡，就面临第二次自我扬弃，一次主动的自我扬弃。
6.10 卢瑟经济学后记
本书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希法亭、罗莎.卢森堡、亚当.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凯恩斯、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工业化时代，生产高度分工，所有产品都需要经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分配取决于博弈能力，少数人分配能力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多数人的分配能力则不断弱化。消费则与分配能力密切相关，反作用于生产。随着分配能力的分化，必然出现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消费能力不断萎缩的趋势，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匹配，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必然和固有现象，危机严重程度与贫富分化程度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两次自我扬弃，经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经济危机则由周期性“复苏—高涨—崩溃—停滞”中的定期崩溃，进化为“崩溃—停滞”，即长期性经济大萧条。在国家干预之后，长期性大萧条再次进化为滞胀。分配不均并没有消失，所以经济危机也没有消失，而是不断变化形式。本书的观点是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本在于消除分配不均的现象。由于少数人群过强的博弈能力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必须由政府对贫富差距进行主动调节，削弱少数人群过强的分配权或者以财产税（遗产税）的形式征收其多余的财产。
归纳本书大概讲述了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的政治属性；二是资产的属性及其在市场中的作用规律；三是前人对经济危机现象研究的综述；四是社会总产品分配博弈及各种要素所有者的分配权；五是社会化大生产与价值实现过程；六是资本的内部兼并及垄断资本的出现及垄断资本的运行规律；七是资本在时间维度上的扩张（信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八是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国经贸关系、经济殖民地）；九是工业革命和财政政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十是以美国经济史简要验证本书观点，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不扩张即死亡，生产过程不过是资本扩张的副产品。这样的经济制度具有内在的缺陷。最终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本书的内容以经济为主，但并不局限于市场交易。因为少数个人或团体为了获得优势，维持优势会不择手段。在马克思的时代体现为原始积累，在列宁的时代体现为帝国主义。如果抛开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必然难以看清优势的起源、决定因素和发展趋势。
本书既然用卢瑟的方式解释世界，必然完全不同于稳拿的经济学。本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运动方式是多方博弈；规律是强者恒强；最终结果是体系崩溃；具体应用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只有这样的解读方式，才能解析你争我夺的现实世界。
《卢瑟经济学》中没有见好就收的边际效应递减，只有贪得无厌的资本为了追求自我增值不断积聚；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只有为了物质利益进行你争我夺的博弈。
《卢瑟经济学》中的社会不是起源于鲁滨逊的小岛，而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的血淋淋的原始积累，而鲁滨逊不是主动放弃小农生活去和别人交换，是被强行剥夺了生产资料，不想饿死就要接受资本提出的交易条件。
《卢瑟经济学》中的交易，不是彼此互利互惠，皆大欢喜，而是强者占尽弱者的便宜，把弱者踩在脚下；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少数人更平等，不是人人都幸福，而是少数人更幸福，多数人则成为经济上的奴隶。
《卢瑟经济学》中的马尔萨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更是僧侣、官僚和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最终的乐土，而是随着财产的集中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崩溃。帕累托最优不是人类的天堂，而是农民造反的前夜。
《卢瑟经济学》的理论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冥想出来的。没有复杂的数学推演，却有很多身边的例子和历史的事件——所有人都参与的博弈，每个人权重不同，怎么可能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推导呢？
本书尝试从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们所处的社会，以非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世界，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读完本书，会让我们看到大概了解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并不能指导经济实践？少数人怎样建立了优势？他们如何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为什么经济危机难以治愈？资本主义的前途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loser或者稍微还有那么些正义良知的winner，而且自认为还算爱思考、不愿意浑浑噩噩、人云亦云且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始终饶有兴趣的话，如果读后有那么些许的如鲠在喉的东西想吐出来的话，这本书能够满足你们，这就涉及到研究卢瑟经济学的意义。
安 生
2012年8月23日（于七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