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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必然的恶果：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消费不足，引发经济危机；一个是由于财富造成的等级化，造成阶级固化，导致社会竞争力丧失，生产力发展停滞。小农经济条件下，也会产生类似的两个后果：经济危机、阶级固化。这两个后果是财富的通天塔的必然结果。这一章介绍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在垄断资本的部分介绍。
经济危机可以认为是社会分配不公的必然恶果。虽然多数卢瑟无力使自己摆脱贫困，但是他们的贫困却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稳拿的体系。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小农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影响有限。只要不宰杀牲畜，不吃掉种子粮，今年粮食丰收吃不掉，并不影响明年的生产。相反大量的盈余恰恰是追求的目标和盛世的标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粮食腐朽，不可食用，穿铜钱的绳子烂掉，不可统计。那是小农社会真正的盛世。
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产品直接就是消费品。农夫种出来的大米直接就可以吃，养的猪宰了直接下锅，农妇纺的线直接可以织布，自己织的土布直接就可以可以做衣服。各种征收的赋税和田租，主要也是实物、甚至劳动力。不足的部分，即使需要交易，多数也是物物交易——比如，用“半匹红霄一丈绫”换千余斤的一车炭。
《红楼梦》五十三回，贾府家皇庄黑山村的庄头乌尽孝，给贾府送来一年的租子，所有的租子写都在一张单子上：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其中，除了二千五百两银子以外，都是实物地租。这些鹿、猪、羊、鸡、鸭、海参、熊掌、木炭、大米贾府直接可以用来消费。为了运送这些东西，乌尽孝走了三十二天。今天的话，所有东西都折成现金，直接汇款过来就可以了，不必如此折腾。这么大规模的运输，一路上人吃马喂，成本非常高。贾府的租子中的相当一部分，要消耗在运费上。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如果全部直接给贾府银子，贾府也未必能买到各种需要的消费品。
小农经济的危机主要表现是消费品不足。贾珍看完单子就要敲打乌尽孝。贾珍指出收入少、开销大，乌尽孝强调自然灾害：“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围绕皇庄的租金，大地主和二地主之间展开博弈。大地主嫌少，二地主哭穷。不论怎么博弈，争夺的大饼都是来自农民的农产品。皇帝征收农户产品的大多数，地主征收剩下的产品中的大多数，二地主雁过拔毛，农民最终只能半粮半菜勉强糊口。即使这样还不够，皇帝还要修皇宫、修陵墓、修佛塔、修大运河，还要征发农民当兵打仗。留给农民的份额本来就少，还经常剥夺农时。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等等突发事件，农民的份额不足以糊口，即使吃糠咽菜也不够，于是农民没有饭吃，饿殍遍野。
这就是小农时代的经济危机。这边的路有冻死骨，不妨碍那边的朱门酒肉臭，只要别揭竿而起，暴力拆塔就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一样了，工人的贫穷直接造成资本的损失。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所有人生产的商品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农业社会自产自销，工业社会则必定严密分工，货币进入流通，每一件产品都要成为商品去出售，只有黄金或白银例外。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是价值实现困难，多数人都没有钱买自己需要的商品，产品卖不出去，劳动力滞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于是更没钱买东西。同样是经济危机，表象不一样，根源都是一样的。
价值实现，简单地讲，就是把东西卖出去。按照自己生产时预计的价格出售出去，让自己的产品内在包含的劳动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封建社会的产品不必经历这道关，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几乎所有产品都要变成商品，不能不经历这道关。
早期金、银本位时期，除了金、银采掘业，产品成为消费品则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即所有的产品都要先和货币交换，如果没有得到货币的承认就只能是存货。商店里的货物只是商品资本，不是消费品，只有有人购买（或者商店自认为货损）才能成为消费品。一般来说，库房里有的是存货，账户上却没有现金，经理绝对乐不起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除外）。金或银成为货币以后，仍然是商品中的一种，但是商品中的商品。货币和商品虽然都是私人劳动的产物，但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要经过交换，取得社会的承认，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劳动。采掘金银则直接就是有用的劳动，金、银只要采掘出来，提炼到一定纯度，就能成为交易用的货币。采掘金银的劳动不存在滞销的问题，采掘劳动也就成为衡量其它劳动质与量的标准。比如，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要能提炼采掘并提纯1盎司的黄金，就可以直接兑换35美元。换句话说，获得其他价值35美元的商品需要的劳动的质与量，与采掘1盎司黄金需要的质与量应该大体相当。
今天，纸币体系取代了贵金属体系。于是，包括金、银采掘业的产品，也需要先到市场上销售。
所以，任何商品都逃不过在市场上价值实现这一关。生产者投入的劳动能否获得对应的回报，价值能否实现，是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
每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之中，都有存货一栏。存货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存货能不能按照负债表中的价值销售出去，或者说销售价格能不能和价值对应，就是商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商品价值能实现，企业资金周转就能按照预期的计划顺利进行，可以不断进货生产。商品价值不能实现，或者只能实现一部分，那么企业的生产环节就要受到影响，企业就要考虑改变销售战略，使用降价或者广告促销，压缩生产规模，变现一部分资产或者争取银行贷款。对企业来说，产品滞销，价值不能实现，是危机的开始，是倒闭的第一步。
对全社会来说，个别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于社会同类企业的水平等等。但是，如果大多数企业突然同时处于产品不能实现的状态，那就要大事不妙，很可能是经济危机的前奏。
市场把同质产品的价格抹平，这时产品的价值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价值。同样质量的面粉，不论是甲企业生产的，或者乙企业生产的，售价都是一样的。生产一吨同样的面粉，也许甲企业需要3000元，乙企业需要2800元，但是市场最终的售价都是3200元。社会承认获得一吨面粉的需要付出的劳动价值3200元。当然，也许还有丙企业，丙企业生产同样的面粉需要3400元。丙企业的选择只能是已经生产出来的3400元一吨的面粉按照3200元一吨出售，然后停产这种面粉，改行生产其他产品。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大量产品不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价值。或者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为什么丙企业的产品赔钱，而是为什么社会上的面粉的价格突然下跌到3200元以下。不仅如此，同时下跌的还有大量的其它商品，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突然下跌。这种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产品中的绝大多数，都要成为商品被销售出去。面包店主自己吃掉的面包只是他自己生产的面包的极少一部分，他的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必须被出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产品决没有贾府皇庄的地租那样丰富多彩：由于分工导致每个生产单位只能生产社会总产品中极个别的一种，所以导致物物贸易及其复杂，人们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或者持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销售所得的货币就是他的资本，对他的意义就相当于贾府的皇庄。一大堆面包，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销售所得的收入才能投入新一轮生产循环之中，并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他参其全社会“分大饼”博弈的筹码。他对这些货币的所有权，就是他获得新的收入的依据。
消费与生产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开采矿石，制造机器，最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开采更多的矿石，制造更多的机器。生产的各种产品最终都会被消费。从总体看，机器设备总量会不断增加。但是，从个体看，每件机器设备最终都会退出生产，没有可以一直使用的设备。只要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必然有使用寿命的时限，也必然有达到其使用寿命极限的那一天。
所有的产品最终都是消费品，总体资本是永存的，个体生产工具则迟早必然成为消费品：铁矿石会变成拖拉机，机床，那么开采铁矿石的劳动，或者说铁矿石中的价值最终必然转化为拖拉机和机床中的价值的一部分。石油、煤炭会变成能源，化工用品，开采石油、煤炭的价值就转移到汽油、柴油、电能和化工原料中。拖拉机用于粮食生产，拖拉机中的价值最终就会转化为粮食中的价值。驱动拖拉机的柴油，灌溉的电力，施用的化肥，它们的价值，最终也会转移到粮食中。粮食中的价值，又会成为面包中的价值的一部分。
消费品的概念应该是宽泛的消费品的概念，既包括正常退出生产循环的最终被消费掉的产品，比如牛奶、香肠、面包、卫生纸、洗衣粉，也包括普通消费者不会购买的消费品，比如国家购买的各种军火，航天设备等等普通消费者不会购买的产品。凡是买入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未来卖出以获得更多货币的商品，都可以算是消费品。
反过来看，每一级产品的销售，都对下一级产品的销售提出了利润的要求。生产铁矿石的资本家的利润，要仰赖拖拉机的销售，拖拉机的利润要仰赖粮食的销售，粮食的销售要仰赖面包的销售。面包卖不动，最终必然影响一连串的生产环节。最终消费品的滞销，必然反向影响上游所有产品的销售。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大网络，下游产品的普遍滞销，迟早蔓延到整个网络。
工人的收入要全部用于维持生活，很少有多余的收入能成为资本。即使有少量的积蓄，往往也要用于培养子女、赡养老人，或者自己养老。资本从本性出发，必然把工人的消费压缩到最低的限度。
相比之下，资本家随着收入的增加，投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投资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消费掉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收入高者相对收入低者更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各种生活需求，除了糊口以外还有富余钱。这是我们观察的结果。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尽管暴力可以压倒产权，但是使用暴力毕竟不如使用产权便利。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都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产权。在奴隶社会一个奴隶主拥有的奴隶数决定他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一个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决定他的地位（当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扩张产权最好的方式是战争。）与此类似，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手中的资本量决定他的地位，所以就要尽可能提高自己拥有的资本总量。一个人拥有的资本总量越大，他的单位资本可以获得的利润越高，越容易。如果一个人大量消费自己获得的利润，很快，他一旦被其他人超过，他所拥有的资本就再也不能给他带来相当的利润。他的资本获得的利润率和利润量只能下降一个档次。换句话说，只有保持高投资倾向的人，才可能稳固地待在高收入的阶层中。
资本对于资本家的意义如同皇庄对于贾府的意义。贾府无论怎么消费，皇庄的土地面积不会缩小，产量不会减少。贾府无论如何节俭，皇庄的面积也不会增加，产量依然不变。所以，贾府消费的奢侈或节俭对来年收入影响不大。但是，对资本家来说，手中资本量的减少或增加，就意味着自己博弈能力的下降或上升，对应获得利润的能力下降或上升。从货币的角度看，商品在资本家手中不过是个媒介，是达到更多货币的途径，资本家最终追求的是更多的货币决不是更多的商品（除非物价飞涨，纸币失效的年代）。货币是资本家的命根子，如同土地是地主的命根子，奴隶是奴隶主的命根子。地主决不会主动毁掉自己的命根子，奴隶主也不会主动屠杀或者解放自己的奴隶。为了偿还赌博、逛窑子或者吸大烟而欠下的债务，被迫出售田产或房产的地主，都会被认为是败家子。在这方面，资本家也是一样的。
工人想消费，没有钱；资本家有钱，不消费。全社会拼命生产，这些消费品卖给谁呢？
有人会提出，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需求。如果工人需求不足，资本家投资行为旺盛，不是也可以替代工人弥补需求不足吗？那么，有没有可能仅仅依靠不断的投资就能维持经济不断增长而不发生经济危机呢？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就曾经设想过一种社会，资本不断采用生产资料生产新生产资料：钢铁厂为煤矿生产采掘设备，煤矿为钢铁厂生产焦炭，只要比例合理，就能不断生产下去。资本主义最终会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进化到只要一个工人按电钮便可以进行全部生产。如此一来，在达到庞大的工业帝国以前，资本家的投资会替代工人的消费，所以决不会出现消费不足。
杜冈的所谓生产资料不断生产生产资料的循环，在短期内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从长期看，则必然无法稳定维持。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原因是生产单位产品，机器比工人便宜。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原因，是机器无法完成工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机器生产单位产品的性价比更高，那么资本家必然采用机器。反过来，如果劳动力便宜到一定程度，资本家也会乐于放弃机器采用人工。对资本家来说，资本家并不热爱生产，更不热爱机器，使用机器的原因无非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使自己的产品的成本尽量低于社会平均标准，至少不高出太多。资本家热爱的是钱，而不是机器。所以，杜冈的设想的不断主动进化的工业帝国，并不符合资本家的本性，资本家不过是在竞争的压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亦步亦趋地紧跟潮流。事实上，一旦竞争的压力消失了，资本家对更新设备的兴趣也就大大降低了。不必等到一个工人完成所有的生产，只要在某种产品的市场的空间内，只剩下几个势均力敌的寡头的时候，资本家更新设备的兴趣就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此外，新技术的应用与科学进步有关。科学进步并不是按部就班稳定增长的。科学探索的发现与技术的突破往往大量的偶然性事件有关。浮力的发现、重力的发现、相对论的发现、原子结构的发现等等，这些发现都是极具偶然性的必然结果。所以，科技无法稳定为推动设备更新。希望每当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便恰巧能出现新一轮技术革新导致投资高潮，进而消化掉多余产能，是不现实的事情。
还有，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货币。如果社会一千万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是10%，那么资本家如果投入1000万购买新设备、雇佣新工人，那么他必然要求100万的利润。换句话说，原先社会存在1000万的需求不足的缺口，在资本家投资以后，1000万的缺口消失了。但是，在1000万的投资实现产能以后，就将出现1100万的需求缺口。小杯具变成大杯具。
所以，长期靠资本家投资替代工人需求是不现实的。
杜冈生活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经过长期基础科学的积累，应用科学突飞猛进，新工艺、新技术层出不穷。如果他能活到20世纪30年代，经历1929年的大崩溃和随后长达10年的大萧条，就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是纸上谈兵。
今天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出去，然后购买生活用品。资本家是把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持现。所以，货币资本家手中和劳动者将完成两个不同的循环。货币在资本家手中，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生产出商品，商品进入市场，最终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获得货币，然后使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劳动者手中的货币来自资本家提供的工资，迟早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不断要求更多的货币，新增的部分显然不是来自劳动者。那么这些新增的货币从哪里来呢？
一面是所有的产品都必须最终成为消费品被出售，一面是卖主不需要自己的产品，一面是买主没足够的钱消费所有的产品，这就非常麻烦了。由于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消费直接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不足必然经济危机，进一步导致生产力闲置，劳动力滞销。
这里的分析仅仅是使用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的获取者，成为与劳动力对立的另一方。实际上，聚敛货币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家。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产业资本家，相对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往往是弱势的。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如果也采取不断聚敛货币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造成经济危机。不论哪一方，产业资本家也罢，土地所有者也罢，金融资本家也罢或者暴力所有者也罢，只要榨取剩余价值，并且不断聚敛，就会诱发经济危机。
既要聚敛货币，又要找到有足够支付能力的买主，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商品必须经过社会实现过程，贫富差距过大，少数人聚敛货币，多数人消费不足，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5.2 蟹堡王：再生产循环
为了方便，本文用一个快餐店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话说太平洋深处的比奇堡海滩有一家快餐店，名叫蟹堡王。店主是蟹老板，蟹老板手下两个雇员，一个是章鱼哥，一个是海绵宝宝，主营产品是美味蟹黄堡。海绵宝宝有两个朋友，派大星和珊迪。蟹老板有个竞争对手痞老板，痞老板的餐厅名叫海之霸。蟹老板有个女儿，珍珍。蟹老板是只螃蟹，海绵宝宝是块海绵，章鱼哥是只章鱼，派大星是海星，珊迪是只松鼠，痞老板是只海臭虫，珍珍是只鲸鱼……。珍珍真的是鲸鱼，为什么蟹老板的女儿是鲸鱼，这个别问我，去问编剧。熊猫大侠阿宝的爸爸为什么是鸭子？很简单，编剧这么安排的。欲知其他更详细的资料请去百度或者放狗。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这一部分用蟹堡王作为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因为蟹堡王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具有普遍性。本文不采用“神龙大侠”熊猫阿宝和他鸭子爸爸的面铺分析，是因为阿宝和他爸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文也不采用孙二娘的十字坡包子铺作为模型，是因为孙二娘的包子铺的主营业务显然是抢劫而不是包子生产，还没有脱离暴力，只要过往的客商行李丰厚就可以，包子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对孙二娘意义不大。孙二娘的包子铺连生产企业都算不上。
那么一个蟹堡王能不能作为模型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呢？或者说能不能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压缩为一个蟹堡王呢？本文认为是可以的。
前面已经知道拉锯的过程是一个彼此动态平衡的过程，同一个阶级同一个阶层内部，每个人获得的大饼总量基本差不多。如果资本量接近，同样的资本，投入不同的行业，要求在等量的时间产生等量的利润。当然，这个等量利润是考虑到风险的资本收益。因为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所以可以把无数的小餐厅合并看作一个蟹堡王。因为我们不做定量分析，所以可以不考虑单位资本利润率随资本量增加而增大的现象，直接把所有雇佣关系的企业看成与蟹堡王类似的企业，老板加员工，老板出资，员工出力，老板获得利润，员工获得工资。从生产模式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是可行的。
如果大多数企业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段，经营情况基本同步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把同周期的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观察，多数企业往往有相同的经营周期，即在经济繁荣期大量盈利，在萧条期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彼此经营情况基本同步。所以，从生产周期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也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蟹堡王这个模型，归结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行为。
蟹堡王的生产过程可以归结如下：蟹老板管理整个蟹堡王的生产经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蟹堡王打工，生产、销售蟹黄堡，销售收入全部归蟹老板所有，蟹老板支付给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用工资购买蟹黄堡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
蟹堡王每天的销售收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购进原料，比如面粉、肉、蔬菜、油、沙拉酱、水电煤气，还有定期维修和保养。一部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蟹老板的利润。第一部分是刚性的，只要蟹堡王不关门，就需要不断补充。后两部分在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之间分配，是弹性的。海绵宝宝可以说不加薪就炒老板，如果他能找到新的工作的话；蟹老板也可以炒掉海绵宝宝，如果章鱼哥能身兼二任而且提出的工资要求不超过海绵宝宝现有水平的话。当然，蟹老板也可能炒章鱼哥。
蟹老板要现金有两个目的。第一、购进原料，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只需要蟹黄堡一种生活必需品，那么给他们蟹黄堡就可以，问题是他们显然还需要其他商品。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很窄的一类或几类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所有消费需要。蟹黄堡勉强还能满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多数需要，硫酸厂显然不能给职工发硫酸。）第二、挣钱。第二个目的是蟹老板经营蟹堡王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现金只有一个来源，就是蟹黄堡的销售现金。
如果把资本家看为资本的代理人的话，资本的目标就一个，就是自我增殖。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个物的媒介在市场中的作用越大，以这种物为媒介的资本就越强。毫无疑问，从长期看，没有什么能超过货币。资本家的行为，就是多赚钱，少赔钱。具体物化的话，就是对货币的追求。
蟹老板爱财如命，经常为了一块钱而去冒生命危险，他才是真正合格的老板。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是一种具有高流通性的商品。货币具有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五大功能。比较流行的货币是黄金，现在是各国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如果不具备货币基本功能的时候，就会有其他商品出现，替代法定货币。比如二战后的德国，香烟、巧克力都承担过货币的功能，帝国马克没有人要——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崩溃了，没有第三帝国的暴力支持，谁还要帝国马克？类似的还有大米和旧日元的关系。再比如在某些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或者饱经战乱的国家，大家习惯采用美元作货币，而不愿意采用当地货币，美元比当地货币更流行，更受欢迎。本文在分析蟹堡王的过程中采用美元，这是因为美元在多数情况下更多地承担货币的职能，但并不是说货币注定是美元。
继续回到蟹堡王。
现在开始生产循环。首先，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现金一栏中有1000美元的现金。蟹老板拿出800美元去购买原材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总计支出1000美元。 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各工作100个小时，总计工作200小时，总计生产1200个美味蟹黄堡。每个售价1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人每小时创造2美元，蟹老板给他们1美元。他们每人每工作1小时，为蟹老板创造1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忽略了蟹老板的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这是因为随着资本量的增加，单位资本利润上升，所以不好衡量蟹老板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的总量。另外，研究需求不足问题，核心问题在于蟹老板的消费倾向不足，而不是蟹老板创造多少价值。所以，忽略蟹老板创造的价值并不影响分析结果。
现在，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一栏上有1200个蟹黄堡，每个价值1美元，总价值1200美元。蟹老板手中现金为0。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手中现金200美元。生产原料的劳动者手中800美元。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生产过程都结束了。蟹堡王的产品蟹黄堡已经生产出来了。直接生产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获得过程，蟹老板获得的剩余价值蕴含在蟹黄堡里。但是，生产出来的蟹黄堡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并不完整，理论上蟹老板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现实世界中，这些理论上的利润还要通过出售蟹黄堡才能成为实际利润。对蟹老板来说，必须把所有的蟹黄堡都卖出去才能实现预期的利润。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只卖出的价格低于预期的价格，那么对蟹老板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虽然他获得了大量的蟹黄堡，但是无论是他购买新的面粉蔬菜牛肉，还是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都不用蟹黄堡。当然，他自己的利润也不能是蟹黄堡。这些蟹黄堡对他来说，既吃不掉，也没有用。
所以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仅仅占有了劳动产品并没算完，必须经过价值实现这个致命的环节。资本家手中的产品必须转化为现金才能购买原料、偿还贷款、支付工资和地租、上缴税金，当然还有自己的利润。一个企业存货特别多，不是成功的标志，相反是破产的前奏。对这样的企业，银行都是谨慎贷款的。
蟹老板的1200美元只是理论上的1200美元，这就如同股票没有抛出以前都是纸面富贵一样。资产负债表中的1200美元存货要变成销售收入才算完成整个循环。
现在有1000个蟹黄堡的销路不成问题，还有200个蟹黄堡没有着落。如果蟹老板自己消费了这200个蟹黄堡，则一切万事大吉，如果他不消费，那就要有麻烦。如果他自己如果消费了100个，那么就需要有人拿出100美元，购买其余的100个蟹黄堡。那么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能够买这其余100个汉堡的人，显然不是蟹堡王的员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和老板（蟹老板）。
资本家生产是为了发财，或者说是为了提高至少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消费没有任何关系。蟹堡王模型中具体的消费能力，并不是取决于蟹堡王绝对的生产能力（1200个），也不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绝对的消费能力，而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的博弈能力以及他们的消费倾向。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挣多少钱用掉多少钱，蟹老板爱财如命（钱财是他与海绵宝宝之间的分界线，没有钱他也就不能当老板，而要去给别人打工）。于是，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自然消费不足。
那么那些多余的蟹黄堡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人消费，那么那100个蟹黄堡只能过期腐烂，然后被扔掉。这样的结果，对蟹老板来说，自然是极大的损失，他要考虑压缩生产规模。对资本来说，没有利润的生产是无意义的生产。对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来说，就要面临裁员的压力——资本家不养吃闲饭的人。
幸好，这时海绵宝宝的好朋友派大星出场了。既然蟹堡王的劳资双方都消费不掉这些汉堡，就只好卖给派大星了。派大星拿出100美元，消费了那100个蟹黄堡，蟹老板的产品获得实现，利润变成现金，生产继续循环大家皆大欢喜。
但是，派大星手里的货币也是有限的。很快，坐吃山空的派大星也就遇到麻烦了，要么吃掉自己所有的存款之后一无所有，饿死拉倒；要么去蟹堡王打工，挣工资才能保证手里有源源不断的现金。如果我们假设派大星的选择是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就默认它会继续求生，换句话说，它会去找蟹老板请求被雇用。
对蟹老板来讲，这是一个忧喜参半的局面，如果雇用派大星，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高产量，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换句话说，派大星给蟹老板带来的利润，超过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的利润。但是，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情况下，已经存在蟹黄堡过剩的问题，全靠派大星消费，雇佣派大星以后，产量增加了，销路减少了，多出来的蟹黄堡卖给谁？
在大多数情况下，蟹老板会考虑雇佣派大星。因为雇佣派大星，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每个蟹黄堡的成本。然后，蟹老板去抢夺竞争对手痞老板的市场。如果蟹老板不雇佣派大星，那么痞老板就可能雇佣派大星，反过来挤压蟹老板。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规模越大，企业在竞争中越有利，再经济危机中生存的机会越大的话，就能理解蟹老板扩张生产规模的动力——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蟹老板也有必要改进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从个体来看，这样生产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这样做，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尖锐化了。
假设蟹老板雇佣了派大星，扩大了生产，同时降低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这时，生产模型就改变了。蟹老板用1200美元去进货，用240美元支付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工资。三个人工作300个小时，生产出1800个汉堡。每个汉堡包含的劳动不变，还是10分钟，所以还是价值1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蟹老板的利润提高了，生产与需求的缺口也扩大了。假设蟹老板的生活方式不变，还是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新的消费不足的缺口就不是100美元而是260美元。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蟹老板雇佣了派大星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需要卖掉的汉堡更多了。这个过程会反复上演。蟹老板会不断地把劳动力吸收进来，然后获得更多的纸面上的利润，但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则会不断扩大，需要卖掉的蟹黄堡更多。“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整个过程如同抱薪救火。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场面就是，一方面劳动者不断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生产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总需求与总产量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于是，蟹老板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市场，这些市场包括同行的和未开辟的。抢夺同行的市场，就意味着要打折销售蟹黄堡。未开辟市场，则往往在海外。
“为了能在国内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量，却必须到国外，到远方的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是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这种事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能发生。工人无法独立生产，必须和资本结合，而资本则决定如何分配。所以，工人虽然想消费却没有消费的能力。资本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获得的利润无法变成货币。于是，一方面是本国劳动者的消费被压到最低限度，一方面是贱卖本国产品——否则企业就要减产，工人就要失业。
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时众多企业对某一行业一拥而上，纷纷投产进行恶性竞争，然后该行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众多企业一哄而散，转产的转产，倒闭的倒闭，减产的减产，裁员的裁员。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常态，直到垄断出现。
我们在前一节说过，所有的产品都会成为消费品退出生产。这些消费品既包括民用的面包、黄油，也包括国家用的飞机大炮导弹坦克。实际上，如果我们以退出生产为标准定义消费品的话，那些卖不出去最后变质的商品，停止生产后不断锈蚀的设备，也应该被算作消费品。在蟹堡王的模型之中，蟹老板的蟹黄堡卖不动，最终烂掉，就是特殊的消费品。资本主义制度，强迫占有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消费。
不仅仅是蟹老板追求利润，蟹堡王所在的地主也要求利润。这里，我们假设蟹堡王所在的地的地主是松鼠珊迪。
假设珊迪向蟹老板要求100美元的租金，那么在生产的第一个阶段，蟹老板首先要支付1100美元（800美元的原材料、200美元的工资、100美元的地租）才能开业。这100美元也是来自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创造的价值，也是蟹老板的利润，不过被提前预付。
珊迪和蟹老板之间的博弈关系决定彼此的分配剩余价值的比例。如果珊迪比较强势的话，那么在生产的第二个阶段，珊迪就可以要求更高的地租，甚至要求260美元的地租。至此，海绵宝宝、章鱼哥每人少挣的20美元，蟹老板多收的三五斗，全部归珊迪所有。
如果珊迪在第一个阶段消费100美元，在第二个阶段消费260美元，那么就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缺口。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提出的由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消费多余产品避免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
如果珊迪有很多地产，蟹堡王的地租只是珊迪总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珊迪也喜欢聚敛货币的话，那么消费的缺口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现在的需求与消费的缺口并不是产业资本家（蟹老板）造成的，而是地主（珊迪）造成的。这时，蟹老板的利润只有100美元，仅仅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要。
地主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同样会影响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进而影响社会的就业。同样的，金融和暴力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的话，也有类似的后果。不必一一说明了。
无论是谁对货币占有欲过剩，消费不足，都会导致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会在各个阶级间分担，这些损失究竟要谁承担，则往往看谁的博弈能力最弱。如果预付地租的话，地主（珊迪）自然不会承担损失。反之如果在生产结束以后支付地租的话，损失则往往由产业资本家（蟹老板）和地主（珊迪）共同承担。蟹老板已经破产，珊迪虽然有100美元地租的合同，但是能获得多少租金都是未知数。
不过，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完全有能力要求蟹老板预付地租。另一方面，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那么她的消费倾向显然会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消费不足型经济危机，很可能是珊迪引起的，但是她却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只要她拥有的资本量足够大，她就可以把收益拿到手，把损失转嫁出去。
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市场中无处不在的马太效应。
5.3 自然失业率：简单再生产循环的就业率
“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马克思
话题回到蟹堡王。
蟹堡王的一切问题归结为蟹老板和珊迪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消费掉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只想要钱，不想要汉堡。
那么那些多余的汉堡怎么处理呢？
方法之一是蟹堡王压缩生产，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能消费多少汉堡，就成了生产的上限。生产以这个上限为界，周而复始地循环—— 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就是经济停滞期。蟹老板和珊迪两个掌握生产过程，他们的需求有稳定的支付能力。靠工资吃饭的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能力都从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的消费中衍生而来。于是，在不扩大产能的情况下，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上限，就是利润的上限，也就是生产的上限。
回到蟹黄堡模型，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100美元租珊迪的地皮。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蟹黄堡，售价1200美元，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购买，余下400个汉堡。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各100美元，各自消费100个蟹黄堡。剩下200个蟹黄堡就是蟹老板和珊迪获得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是他们的利润。如果蟹老板和珊迪，各自消费100个汉堡的话，所有的汉堡就都有着落了。蟹老板的蟹黄堡都卖出去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都有饭吃了。
这时，倒霉的就是派大星。派大星怎么央求，蟹老板也不会雇用他。道理很简单，多雇用一个人，意味多生产200个汉堡，其中100个是派大星的工资，剩下100个，没有人愿意消费。生产出来没有人能消费的产品，卖不出去，也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生产要压缩。尽管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但是蟹老板也不会为了解决派大星的就业问题而增加雇用。资本不养闲人，资本家是资本的代理人，他们不是慈善家，只雇用能创造利润的人。
这时，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会感觉压力很大。蟹老板有空就会训斥他们：“你们不愿意干，派大星愿意干。”派大星还可能要求比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更低的工资。比如，派大星不要100美元，只要80美元就够了。这时，如果派大星能像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干的一样好，那么蟹老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换人。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必然要答应比较低的工资。如果不答应，就要准备卷铺盖走人。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说法，没有非自愿的失业，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就愿意雇用越多的工人。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了。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对个别工人来说，工资要求较低，有更多的被雇用的机会。但是，对工人总体来说，派大星所获得的工作，是章鱼哥或者海绵宝宝失去的工作。
稳拿经济学这样宣传无疑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就回避了资本主义模式中，就业不足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其次，可以把责任转移到工人身上——是你们要求的工资高，所以你们没有工作。再次，还可以作为压迫工人工资的借口。
稳拿的消费总量，以及每个卢瑟能提供的剩余价值决定了社会总生产规模和雇用人数，而不是每个卢瑟究竟要多少工资。卢瑟的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并不能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卢瑟工资虽低，但产品没有销路，资本家也不会扩大生产。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只要能获得2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满足蟹老板和辛迪的需求，究竟多少人生产并不重要。如果海绵宝宝能一个人生产300个汉堡，那么章鱼哥就会失去工作。如果海绵宝宝一个人仅能生产280个汉堡，同时愿意接受80美元的工资的话，章鱼哥的工作还是保不住。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生产是规模不变的不扩产的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或者说在经济停滞期），而且不存在服务业的话，那么：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变量：统治阶级的消费总量、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和单个工人的工资。统治阶级消费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同样的技术水平，每个工人创造价值越多，或者说工人劳动强度越大，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少；工人工资越高，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
这就是简单再生产，或者说社会经济停滞期，一个社会需要的劳动力的人数。用总劳动力减去这些人数，就是失业者的数量。如果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和工人平均工资工资变化不大的话，需要的就业量就会相对稳定，失业者的数量会相对稳定。政府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贷款）和财政政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平衡点。一旦刺激政策由于通货膨胀或者财政赤字暴涨而不得不停止，失业率就会迅速或缓慢地逐步回到这一点。
这就是卢瑟经济学对所谓的“自然失业率”的解释。
社会贫富差距和自然失业率的有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贫富差距大意味着统治阶级消费总量相对生产能力偏少，工人博弈能力差，单个工人被占有的剩余价值高，我们可以认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停滞期的“自然失业率”越高。如果政府刺激经济的过程不能调节贫富差距的话，那么随着刺激过程的结束，失业率就会原形毕露。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在刺激经济过程，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那么新的就业平衡点会比原来低，换句话说，新的失业率会更高，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
如果蟹老板和珊迪消费的总量不是200个汉堡而是300个，那么在每个劳动者能为统治阶级提供100个汉堡的情况下，派大星就有工作了。而且不仅是派大星自己有工作，而是创造一连串的工作。整个生产规模扩大到原先的150%，从原料到成品，所有的环节，都需要增加人手。整个社会就业量一下子上升50%。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要蟹老板和珊迪增加消费是很难的，具体原因后面论述。
如果蟹老板强行安排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加班，一个人干一个半个人的活，8小时工作制度变成12小时工作制，那么虽然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总量增加了，但是派大星还是要失业。这是很容易的。每个资本家都要努力提高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工资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工人劳动效率越高，对资本家越有利。另一方面，资本循环速度越快，机器的使用效率越高，对单个资本家越有利，这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从总体来看，提高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与降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劳动强度，这两点都很困难。不过，工会出现以后，改变了局面。工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同样的生产规模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了，同样为了满足蟹老板和珊迪的生活需要，就需要雇用更多的人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均到150美元，每人消费15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和珊迪只能从他们身上获得1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蟹老板和珊迪能消费200个汉堡，而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剩余价值只有100个。这时，蟹老板就要考虑增加雇用人手。派大星自然就有就业的机会了。
这样的情况需要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否则，只有其中一个人提出加薪的要求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显然会由派大星替代。即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时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两者不联合的话，他们的要求也很容易被胡萝卜和大棒打击下去——给听话的海绵宝宝提高一点工资，解雇章鱼哥，由派大星替代章鱼哥的位置。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要么同时加薪，要么同时辞退。这时，蟹老板才会就范，因为蟹老板就是想雇用派大星替代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也办不到——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进退，而派大星不能承担两个的位置。
不仅如此，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的话，他们就可以考虑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把一部分日常生活需要的劳动转移给社会，比如理发。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以后，他们就可能考虑去理发店理发，而不是自己胡乱收拾一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个月各拿出10美元理发，那么就在理发方面能增加20美元的需求，或者说创造1/5个理发师的岗位。
反过来看，假设某个理发师技艺高超，能为包括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内的10个人理发。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却没有能力支付他的工资，这个理发师仍然要饿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可以脱离理发师生活，但是理发师显然不能脱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活。所以，希望完全靠增加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考虑原有分配问题，是不全面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珊迪和蟹老板如果愿意在花钱在服务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能创造就业的机会。在拉斯维加斯，在澳门，都有丰富的就业机会。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特种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各种尤物应有尽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解体期间各种暴富的机会，就不难理解这些特种服务的蓬勃发展。
在有失业大军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会组织，工人很难要求加薪。微观上看，工会抑制了非工会会员的就业。但是在宏观上看，工会不仅提高了工人工资在社会新增总产品中的比重，还扩大了生产规模，给其他人创造就业的机会。工会的存在，使工人与资本家博奕关系瞬时逆转。所以，工会是资本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弗里德曼说，由于工会的存在，使得黑人孩子不能获得廉价的工作机会。其实，他少说了半句，如果没有工会，这些工作机会也未必会属于这些黑人孩子，不仅如此，这些就业岗位的待遇也将大不如前。早期的资本主义有大量使用童工的历史，比如卷烟厂、棉纺厂和缫丝厂。大批的童工夭折在工厂里，许多人成年以后由于幼年的繁重劳动和营养不良而出现早衰，同时全民族普遍体质下降。这段历史，弗里德曼应该清楚，不过他似乎忘记了。
类似的工作也可以由政府来做，比如强行执行必要的劳动保障法，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限制最低工作年龄，限制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承担各种必要的保障性支出等等。但是，政府法规的具体效果在许多时候不如工会效果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相对企业比较具体，政府的法规涵盖行业比较广，只能泛泛而谈，调节也颇有难度。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级制订的政策，往往要优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会是毫无缺点和问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工会组织，由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会工作不断增加，于是如同政府一样，出现了逐步脱离工人阶层职业工会官僚。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更多的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为主，顺便兼顾工人的利益为辅。这些工会领导人，往往热衷追求个人名利，漠视工人权益，甚至勾结资本家和政府。此外，个别垄断行业的工会，不断要求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遇。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则通过涨价等手段，把矛盾转移到社会生产的其他环节。
如果卢瑟的收入低，失业问题很可能更严重。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主动降低工资，且不说不能增加2个在蟹堡王的就业机会和1/5个理发师的就业机会，还会额外减少就业机会。因为蟹老板和珊迪从每个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如果他们生活水平不变，就没有必要雇用这么多劳动者了。
这决不是说海面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没有上限。他们的工资的上限不是他们能创造的全部价值，而是蟹老板的全部利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蟹老板首先要支付地主珊迪100美元，换句话说，蟹老板全部净利润是100美元。所以，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要求的总加薪幅度超过100美元的话，蟹老板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珊迪和蟹老板的博奕中，珊迪是强势的一方，蟹老板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身上获得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珊迪无偿占有。所以，减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被剥削的幅度，不应该仅仅看到蟹老板，更应该看到珊迪，尤其是珊迪获得蟹老板绝大部分利润的时候。
消费不足，并不见得是产业资本剥削得太严重，而是整个稳拿集团剥削得太严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土地、金融和暴力之间分配。无论谁拿得过多，都会导致消费不足。资本家蟹老板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不是全部。不应仅仅看到蟹老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之间的雇佣关系，就认定是蟹老板占有的剩余价值太多了。如果是因为地主珊迪占有过多的剩余价值，同时消费不足，导致就业不足。这个时候，让蟹老板提高员工的待遇，促进消费是不现实的。他自己在微利经营，维持而已。要求他提高员工待遇，上限就是他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如果员工工资上升到他无法维持的状态，他就要关门大吉。那个时候，蟹堡王倒闭，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松鼠珊迪集体喝西北风。
同样是经济停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被剥削得越严重的国家，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消费能力越差，失业率越高。 所以，不是工人要求的工资高，所以没有工作，而是稳拿剥削得太严重，资本不需要这么多奴隶。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不能产生利润，对资本来说，是没有用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可以成为资本扩张的炮灰。
倒霉的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想自己干，没有生产资料。派大星没有钱开餐厅，如果他能开的话，就不是劳动者了。想申请工作，蟹老板那里不缺人手，于是就成为社会多余的劳动力。这时，如果派大星是小农，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会回家务农。如果派大星没有土地了，比如圈地运动以后的英国农民，那就只能成为多余的劳动者，四处流浪寻找打短工的机会。有可能的话，也不排除去沿街乞讨，小偷小摸，拦路抢劫或者坑蒙拐骗——派大星总是要活下去。这时，谢老板和珊迪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雇佣一些人维持社会治安，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神父的意见创建集中营，把这些失业的“社会渣滓”关起来。对统治阶级来讲，许多劳动者失业，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别危害到自己的统治就可以。劳动者失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危害到社会安全就要把他们关起来。“您怎么识别一个罪犯的，沙威警长？”“这并不难。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社会由第一部分人组成，他们守法，另一部分人则反对一切。我的职责是保护第一部分人……不受侵犯。”沙威是一个称职的警长，他只负责抓人维护治安，并不考虑为什么另一部分人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
这时，如果有局外人愿意而且能够多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派大星和相关原料供应者就有工作了。当然，蟹老板也有额外的利润了，珊迪也可以涨地租了。但是，如果这个局外人停止订购了，那么派大星又要失业。派大星的工作，不是稳定的，他能不能有工作，取决于有没有局外人要汉堡。所以，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上，争夺海外市场这个问题上，许多社会底层是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他们不了解自己失业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分配方式，而希望通过占领海外市场，改善自己的生活。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讲，对外扩张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也不断鼓吹扩张的理论，强调积极备战，不断军事扩张。日本曾经从小鼓励孩子玩击沉“定远”、“镇远”的军事游戏，教孩子唱军事性的歌谣：“虽有国际法，道义靠腕力。”相比之下，当年满清则对内宣传儒家学说，要大家读圣贤书做忠臣孝子，对外追求“以夷制夷”，希望靠维持殖民者之间微妙的均势，避免被侵略的命运。满清与日本，一个是封建农业国，一个是资本主义工业国，选择不同的内政、外交却都是符合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
这时，如果有海外的殖民地，对派大星来说，就是最好的希望之地。只要他能凑足路费，到新殖民地去，干掉原住民，他就能重新成为小农，能自给自足。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暴力的话，还可以在无法无天的殖民地获得足够的资本，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资本家或者奴隶主——在国内混不下去，不妨到落后国家去抢钱、抢粮、抢娘们。比如欧洲人贩卖人口，西班牙人杀印第安人，美国人搞种植园，日本人在中国贩鸦片，在东北搞武装拓殖等等。所以，对外扩张的殖民战争中，从来不缺乏积极参战的社会底层。欧美的冒险家，日本的浪人，都是这类货色。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是没有找到合适就业机会的人。他们也是本国资本扩张的排头尖兵，在国内没有上升通道的情况下，向外寻找新的机遇。他们希望成为资本的代言人。而本国稳拿既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又乐于获得海外的利润，于是也就乐于支持这样的事情。这些冒险家便获得本国资本的利用和保护。
中国紧邻日本，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民族资本主义势单力孤，所以迟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成为日本眼中的肥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从上到下，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社会底层有时甚至走在稳拿的前面。这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回避内部矛盾，长期宣传用战争扩张的好处，培养民族情绪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底层生活艰苦，希望通过战争改善生活。日俄战争媾和的时候，甚至发生了日比谷烧打事件。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付出的伤亡和损失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但是日本民间获得的好处却不及甲午战争。日本民间流血，承担损失，却没有分得到足够的好处，自然极大不满。 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失望的日本民众在黑龙会、靖和问题同志会的发动下，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朴茨茅斯和约》，因为日本得到的只是战略利益，而非民众指望的大笔赔偿金。群情愤怒的日本国民宣布废弃该条约，继续对俄作战。民众猛烈地袭击了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发生的烧、打事件。骚乱持续了 3 天，最终被镇压。骚乱中，烧毁2所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1700余，起诉 300余，被判刑者87人，骚乱从东京迅速波及到日本各地，全国为之震荡。
1929年，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全球进入长期经济萧条。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袭沈阳，然后迅速席卷东北。从此，全日本上下陷入对战争疯狂痴迷的状态，把侵略中国视为解决日本国内问题的最佳方案。自1931年918事变截至到1945年日本投降，350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70万以上的日本侵略军被中国军民消灭，成为资本的炮灰。
资本主义本身有极强的扩张性，在经济停滞期，这种扩张性更突出。要么革命，要么扩张，对统治阶级来说，扩张好于革命。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上到下，都有扩张的野心，上层要利润，下层要工作。上层造军火，下层当炮灰。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期，往往是多事之秋。
当然，这种人口的输出不仅仅是向落后地区的输出，也包括向发达地区的输出。由于各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同，在发达国家从事同样的职业，可以比在落后国家从事同样的职业获得更多的实物报酬。日本历史上不仅向中国输出了大批浪人，也向美洲和东南亚输出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许多人在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定居，还有一些人（比如藤森的祖先）跑到了南美。大名鼎鼎的格雷西柔术，就是在那个时候由日本人带到巴西的。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女孩子跑到南洋当妓女。栗原小卷主演的电影《望乡》，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大批东欧人（比如波兰人）到英国打工，也是类似的情况。
这样的人口输出，无疑恶化了当地的就业环境。这就如同原先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都有工作，突然派大星加入进来，要求的工资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一半。对蟹老板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对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来说，这当然是坏事。对当地的劳动者来说，这些外来的劳动力要求的工资更低，抢夺了他们的饭碗。对当地的雇主来说，这些外来的劳动者可以成为失业者的撒气筒，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安全阀。所以，在经济衰退期，外来劳动者，往往遭受各种伤害，而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对这些劳动力来说，客居他乡要忍泣吞声，自己的祖国声望提高，无疑会改善自己的地位。国父孙中山曾经讲过一个爪哇岛上日本妓女的故事：一位华人富翁晚上回家忘记同行证，于是花一块钱找一个日本妓女，让她陪他回家。华人如果没有通行证会被抓起来，但是有日本妓女陪同，当地的荷兰警察就不敢乱来了。日本妓女虽然低微，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所以，荷兰警察不敢欺负日本妓女。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海外的日本妓女用自己的皮肉钱支持日本海军扩军备战。
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停滞期能吸收的劳动力越少，失业情况越严重。经济一旦停滞，自然失业率可能达到惊人的水平。这时，如果不希望过高的失业率危害社会，就必须使全社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后面我们将分析蟹堡王消除多余汉堡的第二种方法，我们将看到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稳定存在的。
5.4 积累与扩张：扩大再生产循环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的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马克思
如果没有积累，人类社会今天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把一部分劳动时间产品用于生产劳动工具，这就是最简单的积累。三五个原始人赤手空拳，用一天的时间捕捉一只野猪，也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相反，每个原始人用一个月的时间制造弓箭，第二个月这三五个原始人就可能用弓箭猎杀三五只野猪。有了弓箭，不用近身肉搏，只要远远放箭就可以了。
弓箭必然有寿命，弓箭的劳动融入到猎杀野猪的劳动中，每只野猪包含的价值，不仅仅包括拉弓，瞄准和射击，也包括制造弓箭的劳动。如果原先五个原始人，每天猎杀一只野猪，现在有弓箭以后，每天猎杀五只野猪，每张耗时一个个月制造的弓箭能使用一个月的话。那么原先每个原始人的每天劳动量相当于五分之一只野猪，现在则相当于二分之一只野猪或者三十分之一套弓箭。劳动生产率到原先的250%，或者说猎杀野猪的时间下降到原先的40%。在市场中，无论野猪是怎么被猎杀的，十五只野猪就等于一套弓箭。一名猎手，一天可以获得一只猪，但是他要把其中其中的半只野猪用于交换弓箭。除非他能自制弓箭，或者准备去和野猪肉搏。
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如果制造弓箭的材料并不难寻找，制作的技术也不难掌握，那么此时，大家都会选择使用使用“先制造弓箭——后射杀杀野猪”的方式去获得野猪肉。如果谁还喜欢赤手空拳斗野猪的话，只能说此人喜欢暴虎冯河，精力过剩希望寻找刺激，或者此人智商有问题。
如果一个猎手自己制造弓箭，那么就需要先积攒一个月的口粮，然后才能制造弓箭，提高猎杀效率。换句话说，他首先要有多余的消费品，供自己生产工具的时候消费，然后才能生产劳动工具。如果制造简单工具只需要一两天，饿一饿也就忍过去了。如果制造的是复杂工具（比如弓箭），需要一个月，那么靠辟谷是万万不能的。
猎手每天少消耗一部分野猪肉，日积月累，作为他生产弓箭期间的口粮，这就是积累。
简单地说，在纯收入中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用来扩大再生产，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扩张生产规模，或者既提高效率也扩大规模，总之增加产量。这就是积累。这里说到的纯收入是指补偿原有生产工具磨损以后的收入。一套弓箭能用一个月，制造新弓箭需要一个月，如果准备以后继续采用弓箭猎杀野猪的话，每天就要少消费半只野猪，作为补偿弓箭的损耗。如果不少消费这半只野猪，就要准备回到赤手空拳斗野猪的状态。
每天赤手空拳打野猪，获得的野猪肉是基本不变的。那么，猎手每天吃得越少，积累就越多，他就能越早攒够口粮，完成制作弓箭的过程。
积累具有加速性。五个猎手每天猎杀五只野猪和五个猎手每天猎杀一只野猪相比，必然有更充分的食品。同样的时间，猎手可以积累更多的口粮，有条件生产更复杂的工具，比如弩。这时，猎杀野猪的效率，比弓箭就更高了。
现在我们回到蟹堡王模型。
蟹堡王遇到的生产与消费矛盾的第二种解决方式，就是把剩余价值用于积累。换句话说，把多余的汉堡用于扩大再生产。蟹老板把消费不掉的汉堡用于扩张生产规模，然后生产更多的汉堡。
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每个售价1美元，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还有100个汉堡没有对应的买主。
多余消费品对蟹老板来说不是问题。蟹老板可以用100美元雇佣派大星，这100美元被派大星用来购买蟹老板自己消费不掉的那100个汉堡。整个过程所有的汉堡都有了销路，所有人都吃饱了。表面上看，非常完美。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打住。
派大星得到工资以后，必然要生产出200个汉堡。新增的200个汉堡，卖给谁呢？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式继续照葫芦画瓢的话，可以新增两个人手，于是新增的这200个汉堡也有出路了。但是，这两个新手，要新增400个汉堡的产能。新增人手与新增产能成正比，这是无需置疑的。如此一来，雇佣了一个派大星，就要新增两个人才能消费掉派大星的产能，新增的两个人的产能，又需要新增四个人去消耗。1、2、4、8……，这是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
蟹老板可以不断增加人手，但是很快所有的海底居民就都会成为他的员工。
实际上，不用等到雇佣所有的人，蟹老板自己的资金链很可能会先坚持不住。每增加雇佣一个人，他要新增投入500美元，其中400美元买原料，100美元发工资。这样的增长速度，蟹老板不会坚持很久。
如果我们知道棋盘放小麦的故事的话，就会知道这种增长方式有多么惊人。很显然，这种增长方式不能无限循环下去。
蟹老板还可以以每个月100美元的工资雇佣派大星，给他改建蟹堡王餐厅的厨房，安装新烤面包机，新烤肉机，新炸薯条机，新上下水管，等等。整个工程耗时半年。工程完工以后，餐厅后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工程进行之中，蟹老宝的多余的汉堡都有出路了，派大星有工作，再次皆大欢喜。
但是，工程迟早有完成的时候。工程完工的时候，新的问题就来了：首先是派大星又失业了，其次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新增的汉堡产能没有人消费。原先两个人生产1200个汉堡，现在两个人能生产1800个汉堡了。扣除原料1200美元的原料，和两个人各100美元的工资，蟹老板自己消费的100个汉堡，现在有300个汉堡没有买主。
小杯具，变成了大杯具。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蟹老板不断雇佣派大星没完没了地干这干那，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事实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科技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生产技术的发展，不是稳定、线性的。在某一个时间段上，需要积累，在另一个时间段上，则可能突飞猛进。所以，派大星的工作必然断断续续，迟早会中断。中断的时候，派大星失业，产能被释放出来。
每次生产力大规模发展以后，都必然需要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要表现为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上涨，显然资本家是不愿意主动这么做的。于是，每次大规模的繁荣，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每次工业革命之后，必然伴随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对资本主义来说，科学家是救世主，他们一旦停下来，资本主义就要遭殃。他们不断有新发明新技术，资本主义就能不断改进生产，派大星也有工作，皆大欢喜。
还有人说，蟹老板可以雇佣派大星，不断做无用功，蟹堡王既不扩大产能，派大星也有工作。比如：今天挖坑，明天埋上，今天盖房子，明天拆除重盖。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前一部分谈到的简单循环，或者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这时社会的就业总量和生产规模，与资本家总消费能力以及他们的从每个劳动者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有关。如果蟹老板喜欢养闲人，自然可以这样做。不过，资本家是不喜欢养闲人的。如果蟹老板养了闲人派大星，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没有养，很显然对蟹老板是不利的。
既然资本家不愿意，那么就由政府出面好了，这就是凯恩斯的思路。这种方式的利弊，我们在后面还会分析。
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遇到的困难，是扩大再生产以后，新增产品没有对应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勒紧裤腰带方面是很有效的，每个工人的工资都被压到最低。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意味着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越低，越有利于积累，积累越多，将来的产品越多，工人是多数产品的消费者，于是矛盾就来了。
现实生活中的扩大再生产，往往具有两种扩大再生产的共同属性，既增加人手也改进技术。但是，不论哪种扩大再生产，受人力、自然资源或科技水平的限制，都不可能长期无限稳定地发展下去。
资本主义制度下，每次扩大再生产停止下来，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这时，原有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扩大了，消费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新增的生产资料，可以知道更多的消费品，本来是件大好事，现在却成了大难题。
工人的消费水平越低，积累速度越快，扩大再生产一旦停顿下来，产能与消费的缺口越大。同样的技术条件下，单位工人生产产品的总量是基本不变的。纯收入中扣除消费以后的部分就是用于积累的部分。
每个工人能生产600个汉堡，200个是纯收入，每个人的工资是100美元（相当于100个汉堡），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用于积累的部分，就是：
毫无疑问，蟹老板积累越快，生产规模扩张越快，总产量上升越快，达到扩大再生产人力资源极限的时间越短，达到极限后，需要弥补的消费缺口越大。
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蟹老板占有每个工人一半的消费品。如果蟹老板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的四分之一，那么生产规模扩张就会下降一半。反过来，一旦生产停滞以后，需要弥补的缺口大致也只有原先的一半。
但是，这样一来，蟹老板的资本积累的效率无疑会比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慢得多。如果考虑到积累的加速性，这种差距必然不断扩大。这就如同两个敌对国家，甲国还停留在使用弓箭的状态，乙国已经制造出弩；当甲国终于制造出弩的时候，乙国已经制造出火枪了。如果甲国不愿主动臣服与乙国的话，只有提升自己的积累率或者被消灭两条路。没有人愿意主动投降，资本家也一样。
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资本家对资本积累，有极高的热情。在资本量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社会中，资本量越大，资本家个人的博弈地位越有利；资本量越小，资本家个人博弈地位越不利。这样的社会中，如果想改善经济地位，必须不断积累，如果不能跟上普遍积累的速度，经济地位必然不断下降。正如利维坦中所论述的那样：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因此，权势至尊的君王便要在国内致力于通过法律、在国外致力于通过战争来保持其权势。办到这一点之后，新的欲望又随之而起。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你追我赶之中，资本家既有征服欲，也有危机感。工人被资本家控制，资本家是被资本绑架的人，大家都是资本的奴隶。于是，全社会把积累率提高到极限，也把产能和消费的缺口推高到极限。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所有人都被绑在战车上，整个社会向生产相对过剩的悬崖飞奔。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不断提高积累速度，扩张产能。这时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资本家都处于竞争的囚徒困境中，大家都是小土豆，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整体市场供应。张三不扩张产能，李四扩张产能生产，总有人超量生产。所以在利润率明显下降以前，大家都不会停下来。蟹老板不占据市场，痞老板就会去占据，自己不扩张就等于把市场拱手让人。换句话说，自己的经济地位就难保。反过来所有人的生产过程必然最终影响市场供应。大家都压低工资，提高积累，不断扩张，那么最终必然导致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扩张到极限。
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终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那么消费不足的问题就不会存在。猎人制造弓箭的目的，是为了吃到更多的野猪肉。如果不能，或者新增的猪肉吃不了，那么猎人是不会无休止地制造弓箭和猎杀野猪的。
但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提高积累和扩大生产的过程却与最终消费能力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殖，而不是消费。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尽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工人工资以外的部分是为别人生产，资本家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自身消费以外的部分也是为别人生产。生产过程资本家决定，工人无钱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不消费，最终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消费掉所有消费品。
对资本家来讲，一旦工人工资高了，能获得的利润就少了，他就不再适宜作为雇佣劳动力了。（干同样的活，工资高的首先被裁员。一旦某地的工资水平上升，资本家就要考虑产业转移了。这种趋势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才有的趋势，知识密集型也同样如此，比如美国把一部分软件开发业务转移给印度。）创造同样的利润，谁要求的工资最低，资本家就雇佣谁。工人为了争取就业的机会，同行之间不断竞争，最终压低全行业的工资。同样的质量的产品，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销路好。同样的生产技术，如果工人工资高，那么同样价格下，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低；同样的利润率下，产品的售价就高。
自由竞争条件下，工人生产是为了给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获得利润也不是为了消费。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物质消费的享受，而不是追求积累财富带来的快感，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资本代理人的职能了。他的产品成本比同行高，利润比同行低。资本离他而去的时候就不远了，他的资本很快就会部分或全部成为其他人的资本。所以，资本家也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
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尽量高的利润。一方面是尽量高的产量，一方面是尽量低的消费，所以只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相对消费不足就永远存在。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的几百年间，尽管社会的绝对消费水平比资本主义初期高了很多，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
生产的积累过程已经完成了，但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并没有完成。资本积累与生产积累不完全相同，资本家投入货币，最终必然获得更多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变为更多的货币，至此，资本积累才算完成。这些产品要有足够的销路，能卖出去，资本的积累才算完成。
资本的积累，必须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产品必须能卖出去。产品能顺利地卖出去，前提就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进行。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没有任何一种扩大再生产能无限稳定线性地增长下去。
这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一旦扩大再生产停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大幅度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跃升以后，如果不能改善社会分配，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工人能够消费掉新增的产品，那么就难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目的就是资本增值。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待遇，而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不能——资本家不会把工人工资提高到能消费所有产品的地步，那样他们便没有利润了。发展生产的目的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马克思的时代，每次经济繁荣都是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起点，每次设备更新的结束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5.5 大崩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如果（一个集团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
——马克思
上次说到蟹老板的扩大再生产迟早会中断。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必然会由于人力资源、自由资本、生产原料等条件的限制而中断。提高技术水平的扩大再生产，则难免受到技术的制约，毕竟技术进步不是稳步的，而是间歇性的。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扩大再生产中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很简单，这就是需求不足型的经济危机。蟹老板计划雇佣派大星或者要派大星更新厨房设备以后，实现扩大再生产，产量提高了，每个汉堡能卖1美元，结果却发现这些汉堡卖不到1美元了。
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不是能生产多少汉堡就大家消费多少汉堡），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能力（不是大家需要多少汉堡就生产多少汉堡），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能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加资本家自身消费）。多数情况下，由于竞争的压力，资本家不能吃光花净全部的利润，必须把剩余价值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用于积累，换句话说这一部分汉堡没有对应的消费者。所以，在自由竞争的模式下，资本主义本身就有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倾向。
具体到蟹堡王，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消费，200个由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消费，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还有100个，蟹老板只想要美元不想要汉堡，却发现没有对应的消费者。蟹老板用100美元雇佣派大星，400美元买原料，又生产了600个汉堡。扩大再生产暂时掩盖了矛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一轮扩大再生产无法继续进行。于是蟹老板发现自己有1800个汉堡（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生产600个），其中只有1600个（1200美元提供原料的原料销售商，消费1200个；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自100美元工资，共消费300个；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有销路。现在的问题是1800个汉堡，对1600美元的购买能力。
这个过程之中忽略了地主松鼠珊迪的作用，如果珊迪聚敛货币过多，同样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珊迪看到蟹老板雇佣派大星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认为蟹老板的利润将提高，于是向蟹老板征收200美元的地租。珊迪获得地租以后，并不打算消费那200美元对应的200个汉堡，而是存起来，或者用于炒地皮，或者寄给自己在远方的亲戚（比如在澳大利亚森林里的父母，在加拿大森林里的子女。现在交通发达，松鼠也可以全球旅行了）。总之，没有用这笔钱消费。这时，蟹堡王同样面临1800个汉堡，对应1600美元购买力的问题。
这时，蟹老板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是蟹老板销毁200个汉堡，剩下1600个按原价出售。解决的方法二，是蟹老板打折销售：原先1美元1个的汉堡，现在卖89美分一个；或者，一次购买若干以上汉堡的人，免费赠送一个汉堡。总之，不论怎么样，蟹老板原定计划1800美元的销售额是不能到手了，只能到手1600美元。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要忘记竞争。
战争的突围行为越稳步进行，损失越小，反之亦然。战争中，难免遭遇包围。这时，所有的士兵都要在指挥官的指导和军法的约束下，有步骤地逐步突围：装甲兵作为前锋，杀出血路，既要凶猛，又不能太快，免得后续部队掉队。大批步兵居中，保存有生力量。反坦克部队作为殿后的后卫，逐步阻击后面的追击部队。如此，所有的士兵奋勇作战，则多数部队都会遭受损失，但是都能幸免于难。反之，如果没有指挥和军法，任何一个战不旋踵的士兵，都将被敌人消灭，个人的勇敢将为别人活得逃生的时间，也是他们丧生的原因。于是，对任何一个士兵来讲，在这样的局面下，谁不逃命谁阵亡。但是，如果整个部队全部逃命，那么会有什么情况呢？装甲兵狼奔豕突，步兵一哄而散，反坦克部队望风而逃，那就是大溃败。最终，除了个别作战凶猛，运气不错的部队能逃出去以外，多数都难免被歼灭。
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战场，在其他灾难中，也很常见。个体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并不统一的时候，如果没有强力的约束，那么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的最优选择，最终导致整个集体的最惨重的损失。
市场既没有指挥官，也没有军法的约束，于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蟹堡王模型把无数企业简化为一个企业，需要注意，现实中这些企业在面临同样的压力的时候，由于竞争的存在，不可能协调一致。当市场上的产品必然面临一部分无法正常销售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一切都顺利地时候，竞争实际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获得平均利润率。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成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蟹老板自己销毁汉堡，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并不销毁，那么损失中的大多数甚至全部就将由蟹老板承担。蟹老板销毁100个汉堡，所有的汉堡每个可以卖95美分，蟹老板承担的损失是销毁的100个汉堡和每个汉堡5美分，痞老板则只承担每个汉堡5美分的损失；如果蟹老板销毁了200个汉堡，痞老板的汉堡就可以按照原价出售了，痞老板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很显然，在彼此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不销毁，或者仅仅是象征性的销毁。
这时，如果痞老板开始打折搞促销，而蟹老板不跟进的话，那么痞老不必把汉堡价格下降到89美分，也许仅仅下降到95美分就够了。不仅如此，如果蟹老板顽固不跟进的话，痞老板还可以继续扩大生产把蟹老板的生意抢过来，售价虽然下降了，但是销售量上升了。痞老板的总利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上升了。这时，蟹老板的供货商甚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都会去从蟹老板这里领货款和工资，然后去购买痞老板的汉堡。于是，痞老板的实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蟹老板面对一大堆汉堡，欲哭无泪。
一个行业之中，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人不得不跟着干。处于劣势，每个人就可以各自努力去取得优势，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自己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他所有的同伙。
如果蟹老板跟进，那么痞老板可能继续压价，双方不断在竞争中，把价格压到最低限度，甚至低于汉堡制作成本价：89美分/个。全社会的消费总量在哪里摆着，如果有人售价高于89美分，必然就有人售价要低于89美分。双方都明白，汉堡一旦压在手里，腐烂变质，1美分也卖不到。降价晚的资本家，即使大幅度降价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时多数人已经吃饱了。他手中残留的卖不出去的汉堡，将成为存货，交给银行抵偿贷款或者腐烂变质——腐烂变质也是一种强制销毁。
在销毁产品方面，大家停滞不前，却纷纷忙着打价格战，希望把损失尽可能多地转移给自己的同行。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有大量的产品被销毁，不过不是主动销毁，而是因为卖不出去被动强制销毁。
损失决不是均衡地分配给各个特殊资本，损失的分配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将按照特殊的优势或既得的地位，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配，结果，一个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失，或者只是暂时地贬值，等等。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都争当逃兵，努力以最小的损失出清自己手中的产品。有时，资本家既不愿意以最低的价格尽快出清全部产品——因为那样损失太大，也不能长期坚持相对稳定的价格。于是，所有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在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努力下，在观望中不断溃退，阴跌不止。有时，整个市场迅速崩溃，所有产品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跌停。两种情况的区别不仅仅取决于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往往也取决于资本家对信贷的依赖程度。
崩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相上下游所有行业扩散。蟹堡王的问题，决不仅仅局限在蟹堡王。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下降或者失业，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理发，或者干脆不理发。蟹老板的生意不好做，他就会选择减少上游原材料的订货。生产面包的厂家就会减少面粉订货，面粉厂就会减少小麦的订货。同样生产牛肉饼的厂家会减少肉牛的订货，进而影响饲料的订货。如果我们记得每一件商品都要经过无数环节的话，就会理解所有的相关环节都会面临产品滞销和订单下降的影响。
同样的崩溃不仅仅发生在产业资本市场，也发生在金融市场。货币是商品的镜子，商品的流动对应货币的流动，商品的流动停滞，必然对应货币流动的停滞。商品的大量滞销，必然对应银行大批坏账。产业资本遇到的困难，必然会传染给金融资本，并经过银行的放大之后，通过银行为媒介传染给其他资本。表象上往往是两者同步发生，商品市场的崩溃伴随金融市场崩溃，商品市场的恶化伴随金融市场的恶化。
蟹老板的汉堡销量不好，就会影响他偿还贷款。如果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那么他的抵押物，比如蟹堡王餐厅的房产（不包括地皮，地皮是属于松鼠珊迪的）就要被银行收走，然后拍卖。对银行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大批企业贷款偿还能力都发生了问题，那么银行会发现自己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最大的实业资本家，大批的货币资本收不回来，变成了抵押物（蟹堡王餐厅的房产、海之霸餐厅的厨房用品、卖不出去汉堡等等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些抵押物没有人要，而且在不断贬值——那些暂时还没有陷入困境的企业，愿意主动折现一部分房产、设备和存货，以避免破产。这时，产品的竞价变成了资产的竞价。大家彼此销价，争取最大限度获得现金，摆脱困境。那些已经摆脱困境的人，则持现观望，一面感慨自己的幸运，避免了严重的损失，一面盘算抄底的时间。那些过早抄底的人，以相对廉价获得了生产资料，却往往发现自己低估了危机——很快同样的资产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银行一向是锦上添花，落井下石的机构。在一片繁荣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银行会乐于不断扩大贷款范围，把生产与消费的缺口扩展到极限。在市场崩溃之时，银行则会加紧催讨企业贷款，甚至停止流动资金贷款，用各种柔性或刚性手段冻结企业流动资金，卡死企业。在银行的催逼下，企业往往不得不不计血本地倾销存货，进而加剧市场的崩溃。当然，这并全不是银行的错：在只讲求资本和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既然是大溃败，在各自逃命夺路狂奔的时候，没有理由要求银行殿后。银行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以银行为首的金融业的行为，无疑加剧了大崩溃的强度和烈度。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危机前若不利用信用，生产规模越小，生产成本越高，上下游博弈地位越不利，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越大。所以，每一个资本家在危机前，都必然充分利用银行信用，扩张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但是，对全社会来讲，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做，则整个社会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信用利用越充分，生产规模扩张得越大，产能相对消费能力越大，实现问题越严重。危机来临之时，每个资本家面临的支付压力越大。整个社会陷入“斩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债之中。金融市场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那样，金融把整个经济循环组织成一个整体，一张无所不包的网。每一个企业，都是其中的一个点，一个点的崩溃，可以迅速扩散一大片。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无法偿还，那么必然就要导致所有的储户均摊蟹堡王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损失到一定程度，银行倒闭，所有的储户帐户就都要面临严重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损失最终影响了整个银行业正常运转的话，整个经济就都要停顿下来。最终，整个经济循环不能通过银行交易，社会化的生产的商品循环被打乱，那就要回到中世纪了。
在崩溃面前，多数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种崩溃能不能避免。每次危机前夕往往是消费水平最高的时期，资本家盘算着那些可能到手的纸面利润，工人就业达到历史最高。两个阶级的绝对消费能力都达到最高水平，资本家大量消费高档消费品，工人也尝试消费一些只有资本家才能消费的奢侈品。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话，也没有关系，银行可以为他们提供消费信贷。全社会一派欣欣向荣。如果从绝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消费扩张到最高的时候，但是，如果从相对生产能力的相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生产与消费缺口扩展到极限的时候。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提高绝对消费能力不能化解危机。今天的工人的消费水平，即使最贫穷的工人也不亚于当年的富农，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当年的小业主和小资本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要远离资本主义。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前提，是工人为资本家提供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的消费能力必须小于他的生产能力，而且是越小越好。即使资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是在工人创造的利润的幅度内。一旦工人的工资接近他实际创造的价值，他就不能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了，这时雇佣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资本家不能主动裁员，或者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就会面临利润不断下降，最终被同行挤垮的危险。资本是只讲利润，不讲情面的。这就是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尽管绝对消费水平不断上升，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的根本原因。
在危机前的繁荣期，生产扩张到最大，工人工资也大幅度上升。但是，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也扩张到最大。这时，虽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但是相对生产能力，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增殖资本，紧紧靠提高工人工资，就能避免危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工人能享受相对繁荣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部分价值由金融资本家以信用的方式颠覆，产业资本家暂时还没有要求工人实现他们生产的全部价值而已。
经济危机往往与信贷有密切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是说通过控制信贷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
控制货币，就可以控制商品，但并不能控制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如果降低利率本身表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那么在金融当局的直接干预之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能使经济复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信贷紧张，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信贷不足时表象，而不是根本病因。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利率的平衡点，使利率达到这一点后，做到生产与消费对应，而且同时达到最大的就业。在垄断条件的下的平衡点，并不是利率的功劳，而是垄断企业控制生产规模，自动控制生产的结果，垄断企业有能力了解市场总需求，也有能力抑制过度生产行为。然而垄断企业控制生产的结果，虽然能达到供给与需求平衡，却并不能保证最大就业。
银行贷款也不能化解危机，但是能掩盖危机。每一笔贷款都必然面临偿还的问题。用银行掩盖危机，必然在长期面临更大的危机。如果银行贷款支持蟹堡王扩大再生产，必然面临将来扩产之后新增产能没有销路的问题。如果用银行贷款支持海绵宝宝、章鱼哥消费，则面临他们未来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因为他们要偿还贷款，不仅偿还本金，还要偿还利息。如果贷款给失业、半失业的派大星。那么将来派大星无法偿还贷款，同样要造成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类似的情况。
扩大再生产的打断往往由银行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收缩银根开始， 于是给人们一种银行误操作造成危机的假象。实际上，无论银行是否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消费与产能的缺口问题。银行的加息或提高准备金，不过是使扩大再生产停顿下来，使生产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暴露出来。即使银行一直不进行任何操作，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永远在扩大，而扩大再生产则迟早会停下来。一旦停下来，仍然会发生崩溃。换句话说，银行的操作，可能成为崩溃的诱因，是危机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实际上，即使银行不进行操作，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力资源、流动资金、自然资源的瓶颈都会逐步显现。这时，工资和原料的价格会逐步上涨，而制成消费品的价格却由于产能与消费的缺口难以跟上成本的价格，产品的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这时，就会有部分资本家逐步压缩产能。于是，扩大再生产中断，经济危机来临。
一场农作物的歉收，一次重要工业原料的涨价，一次银行的操作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这并不意味着歉收、原料涨价、银行操作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事件只是表象，是诱因，根本原因是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能力之间积累的缺口被暴露出来。
大溃败之中的伤亡不是均摊的，有些人会阵亡，有些人会受伤，有些身高力大冷血无情的人，推倒同伴，踩在他们的尸体上杀开血路，毫发无损，甚至可能回来清理战场，寻找阵亡者嘴里的金牙。经济危机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如果资本所有者智力水平相当的话，资本量越大，资本在交易中的地位越有利，危机中损失越小。换句话说，同样残酷的危机，大资本损失小，小资本损失大。总有一部分资本会丧失资本的功能，被淘汰掉，被停下来，这部分资本往往多数是小资本。
相对大资本，小资本必然承受更大的打击。与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生产规模大，生产成本低，能承担更大幅度的削价。大资本资本量雄厚，能承受更多的损失。大资本有更强的博弈力量，能维持较高的利润，并且把损失转嫁给上下游企业。大资本规模大，资产数量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度过难关。大资本可以要求下游预付货款，向上游赊购。小资本必然相反。这样一来，上下游出了问题，小资本都跑不了，大资本则安然无恙。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压力，所有资本家必然一拥而上，一哄而散。信用则加剧了拥挤的程度和溃败时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在垄断条件下，不存在竞争的压力，所以，经济危机表现为另一种形式，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崩溃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也发生国家之间。每个国家只要是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员，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就难逃厄运。全球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货币资本也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迅速扩展的危机，很快就会冲击与其有紧密商品和金融联系的其他国家，然后扩散到与之相对生疏的国家，最终扩散到全世界。这种扩散并不以国界为局限，而是以商品和金融流动的范围为局限，以商品和金融联系为媒介，只要与之有商品和金融联系，就无法不受波及。彼此之间经济结合越紧密的国家，受到冲击的速度越快。
企业之间，强者承担最少损失的原则，在国家之间承担损失的情况也完全成立。强国的总资本是本国资本的集合体，弱国的总资本也是如此。强国的大资本相对弱国的小资本占尽优势，强国的总资本相对弱国的总资本也必然如此。所以，落后国家承担的损失，往往比大国多。
强国的资本会去征伐弱国的小资本。如同失业的派大星一样，资本也有失业。大批的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被闲置下来。资本的失业并不是在本国找不到劳动力使用这些资本，而是在本国找不到足够的消费能力，或者在落后国家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便宜的资源和更高的利润。这些资本也希望去寻找海外的殖民地。强国的资本来了，弱国的小业主往往就维持不下去。
强国的资本扩张的过程，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回避危机的过程。发现新大陆，可以有效克服危机。我们曾经分析过失业的社会底层渴望扩张殖民的动力，在此我们也看到了资本渴望扩张的动力。强国从上到下，对弱国虎视眈眈，伺机扩展势力范围。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向外转移国内经济矛盾。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危机时期，落后国家往往政局动荡。这一方面是因为弱国往往承担强国转嫁的经济矛盾，导致本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平均水平，导致本国被统治阶级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另一方面是弱国土著资产阶级，往往成为强国资产阶级买办，实力不足以对抗本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弱国往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相比之下，强国的情况则好得多。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导致社会动荡的情况，往往并不是发生在先进的发达国际，而是落后的经济殖民地国家。强国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本身就比较轻，还可以把矛盾转移到海外，而弱国的老百姓则除了革命没有任何选择。
同失业的派大星一样，危机之中资本也会失业。过剩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也包括资本。向外扩张是资本寻找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金融的作用与其它资本联合，形成社会化的大资本。这些资本交出了自己的控制权，保留所有权，让出了大部分的收益。
马克思曾经写道：“单个资本家手中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
每一个资本家在新一轮设备更新的时候，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重新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但是却不得不跟进——如果他们不跟进，就要被同行所淘汰。如果他们都跟进，最终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了保住自己的经济地位，资本家不得不积累。个人的理性未必代表群体的理性，所有资本家的理性行为导致全社会生产能力的周期性的扩张与崩溃。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资本家们奋勇向前，招兵买马，添置装备，攻城略地；在产能过剩的时候，大家集体争当逃兵，各自为战。
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表现是“为积累而积累”，而不是为了消费。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实如此。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崩溃就停止了，而是经常陷入长期停滞。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形，将在后面介绍。
5.6 不患寡而患不均：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长期停滞
说服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道义，而是利润。同理，阻止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危险，更不是破坏环境，而是赔钱。
资本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逐利而行，资本家每投入1美元，就要求获得1+X%美元，X%就是利润率。如果不能获得对应的利润率，资本就要停止运动，不能获得这个利润率的资本就是没有用的资本，是失业的资本。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资本家消费，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积累资本。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困难，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就是全社会社会没有对应资本家用于积累的利润的消费能力。
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蟹老板支出10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生产出1200美元的产品，扣除他自己消费掉100美元的产品，还有100美元没有销路。
如果资本压缩生产，按照提供100美元剩余价值的上限提供生产过程，那么产能就要压缩到原有产能的一半。或者说蟹老板支出5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提供100美元的汉堡供他消费。对应而来的，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里面有一个人会下岗，更不要说失业的派大星了。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期。
在停滞期，资本主义社会有支付能力总消费，决定一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工人的消费，由统治阶级的消费衍生而来。工人是产生电能的电池，需己的工资，降低消费水平，也难以找到可以糊口的就业方式。他们的工资越低，他们的消费能要多少电池，完全看资产阶级的能耗和单位电池产生的电能。大量的失业人口即使愿意减少自力就越低，社会失业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如同机器的功率越大，需要的电池越多；单位电池效率越高，需要的电池越少。
很显然，在工人工资水平越低的社会，失业情况越严重。
如果蟹老板把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积累，不断扩大生产，那么最终迟早面临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大批产品没有销路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强烈的反作用于生产。总消费能力不足，最终导致产能闲置，大批人力闲置、大量资本失业。
社会总消费能力，也决定一个社会产能与需求的缺口的大小。如果我们默认同等技术条件下，单位劳动者生产能力是相近的话。同样技术水平的社会，在产能扩张到极限遇到人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外在瓶颈的约束下达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总产能达到接近的水平。但是，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很显然，工人工资较低的社会消费水平要低于工人工资较高的社会。
经济危机最终会消灭掉一切闲置资本。在消费能力越低的社会，将被闲置的资本越多。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越严重。
工人工资较低的社会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更大。这样的社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更严重。
所有的人，都成为资本的奴隶，包括资本家和工人。为了加速积累，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的同时，也压低自己的消费——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可能被这样做的同行排挤掉。于是，全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加速度被提高到极限。生产力冲上悬崖，最终引发崩溃。在扩大再生产中积累的消费缺口，在那一刻释放出来，于是全社会迎来一场大溃败。
这种经济崩溃必然周期性到来。每次新技术出现以后，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必然或主动，或被动的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在竞争中，谁的生产成本高谁吃亏，谁不采用谁吃亏。这时的社会虽然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但是仍然会扩大产品的积累。每个资本家都不担心产品的销路问题——“比原先的产品便宜20%，利润提高20%……”这样的产品，怎么会卖不出去呢？如果与原先的商品相比，这样的产品必然不愁销路，新一代产品可以不断夺取过时产品的市场。但是，如果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那么新增产品的市场在哪里呢？
在二十世纪以前，原有的封建残余不断为资本主义提供市场，随着资本几何级数的增长，全世界在二十世纪初期，这部分市场就已经被瓜分殆尽。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没有打够，于是又打了一次。
雪崩早已酝酿，一声枪响，甚至一个喷嚏都可能造成雪崩。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喷嚏，还是超量堆积的白雪，或者陡峭的地形和超量的降雪呢？
如果我们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那么禁枪是否可以避免雪崩呢？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否有枪声，都会有雪崩。没有枪声会有喷嚏，没有喷嚏会有风吹草动。没有枪的地方一样有雪崩，没有人类的地方照样有雪崩。任何一点轻微的震动，都可能导致链锁反应，最终引起雪崩。随着雪量的堆积，需要的诱发雪崩的震动的数量级会迅速下降。完全理想化稳态只存在于完全理想的大脑中。具体的诱因，也许是大洋彼岸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轻轻地扇动翅膀。所谓市场平衡，并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在波动中不断自我调节的平衡。市场是一个存在永恒波动的系统，完全的稳态，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市场中。对雪崩来说，只要堆积的白雪达到一定程度，雪崩必然会出现。对经济危机来说，只要产能和消费能力的缺口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出现，具体的诱因并不重要。
陡峭地形上超量的积雪同样不是雪崩的根本原因。雪崩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雪量不断增加达到临界点，最终在外界的诱因下，发生崩溃。雪量达到临界点不过是雪量不断堆积的结果，雪量不断堆积又是超量降雪的必然结果。只要有超量降雪，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逆的，迟早会到达临界点。在复杂的因果逻辑之中，这种不可逆的中间过程，只是全部因果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不是不能事物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积雪上，我们可以把堆积的雪量达到临界点的50%，作为达到临界点的因，也可以把堆积雪量达到临界的25%作为达到50%的因，并且无限细分下去。很显然这样的分析，毫无意义，而且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是大量的雪花不断降落在陡峭的山崖上。
釜中的水滚沸的原因，是铁锅下面有火焰不断在燃烧。分析雪崩是为了避免雪崩，减少损失，而不是为了完成完美的论文。同理，分析经济危机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减小经济危机的损失，而不是为了诡辩。当然，多数被稳拿豢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的主子诡辩。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防治雪崩和经济危机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仅打算扬汤止沸，那么把水温降到100度以下就可以。对应经济危机就是直接消灭到多余的产能。让生产能力回归到对应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主动压缩产能是很难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同行竞争的压力，谁主动压缩自己的利润，谁就会承担更大的损失。当彼此有利的时候，大家合作，当彼此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各人顾各人了，大家谁也信不过谁。超载的船上，大家宁可一起坐在船上等着船沉没，也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扔掉自己的行李以减轻船的负荷。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家的数量如此众多，以致不能达成有效的联盟，约束每一个资本家。另一方面，坚持到最后的人，可以获得溺水的同伴的行李作为奖赏，而坚持到最后的前提就是拥有足够庞大的资本量，换句话说，要在危机之前的繁荣期获得足够高的产能。那些在繁荣期，考虑到总量过剩会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危害而缩手缩脚的资本家，最终将成为同行的猎物。
何况，这样的解决方式只能减少崩溃的混乱，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上失业的痛苦。无论是被动的崩溃，还是主动压缩产能，社会总生产能最终都要在某个临界点停下来，然后进入停滞状态，等待下一次复苏期。这个临界点的位置与压缩产能的方式无关，取决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总消费能力和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所以，不论用哪种方式，最终都必然有对应的产能被淘汰，对应的工人失去工作。压缩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是很文雅的说法，现实则是血淋淋的。如果崩溃是硬着陆，那么主动压缩产能就是软着陆，不论那种着陆，都是着陆，都要淘汰一部分生产能力，都要有对应的劳动者失去工作。当然，资本家仅仅从利润出发的话，不必考虑失业问题，所以是另一回事。
不仅如此，硬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强者，强者也可能遇难，但是强者显然比弱者有更多的存活的机会。弱者也有幸免的机会，但是他们必须超人的运气，而这是很罕见的。相比之下，软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则是与着陆规则指定、执行和监督者关系密切的人，至于是否是强者，则不好说。
对资本主义来说，发展生产只是资本积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由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所以每一扩大再生产以后都会面临大量产品无人消费的窘境，每次崩溃以后经济在低位徘徊时都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大量资本被闲置。回避这个基本矛盾，任何挽救措施都终将无效。
为了增加投资，放松贷款利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是正利率的话，那么就是企图依靠扩大再生产突破经济危机。问题是，在雪崩的过程中，积雪还能继续增加吗？在产品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会有人扩大再生产吗？那边的汉堡卖不出去，上游已经来催货款，蟹老板还会扩大生产规模吗？实际上蟹老板此时是非常需要贷款的，他需要贷款来拆东墙补西墙。
即使他想贷款，银行会给他贷款吗？那边的汉堡已经卖不出去了，继续给他贷款，难道不担心新增的贷款肉包子打狗吗？如果给蟹老板贷款，只能给蟹老板条件非常苛刻的贷款。比如用蟹老板的房产作抵押，而抵押率非常低。市场价格100万的房产，只能给蟹老板50万的贷款。实际上，这时银行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半价获得蟹老板的房产。这样的思路，其实和当铺一样，不是靠对方偿还贷款赢利，而是靠死当拍卖抵押物赢利。银行的目标是吞并蟹老板的房产，而不是支持蟹老板过关。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全社会面临生产过剩，产能远远大于消费缺口的情况下，只有政府作为担保的贷款才有充分信誉。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暴力是最终分配权，而政府是暴力的掌握者的话，就会知道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印钞偿还一切贷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贷款会得到银行的充分支持。如果这些贷款如果能成为投资需求，全部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并且引起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的话，就可以把问题暂时掩盖过去。如果这些贷款不能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的话，没有激起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话，那么这些贷款将有去无回。不仅如此，在经济规模萎缩的情况下注入货币，还将刺激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经济规模萎缩，但是人必需要吃饭，要穿衣，要取暖，要有能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注入的货币很容易去投机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原料，比如煤或油。崩溃期的大规模政策性贷款，将导致经济的迅速恶化。
何况，即使发生这些贷款到期的时候，也必然面临新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届时，这些新增产能的实现仍然是问题，如果新增的产能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这些贷款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将有去无回。政策性贷款，修筑了铁路、公路、机场，这些修筑行为同样是投资行为，同样需要对应的消费能力。在全社会消费能力远远小于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希望消费能力覆盖新增的产能，这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情。除非这些新增的产能处于优先获得支付的地位，比如为了让新增运输能力获得优先支付，停止其他运输方式，使消费者不得不为类似的运输方式，支付更高的费用。很显然，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能力在其他方面将更加不足。
如果这些贷款回不来，那么有三种解决方式，用征税或者用印钞的方式偿还贷款，或者拍卖那些贷款投资建设的项目。征税的方式，如果是对财产征收的话，相当于社会顶端支付，如果是对商品征税的话，则相当于大部分由社会底层支付。在以对商品征税为主的国家，在社会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底层的税收负担，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减少他们的消费。通货膨胀过程中，吃亏的往往也是底层（除非新增的货币支出直接用于补贴收入较低的社会底层生活，但是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底层缺乏政治权利，所以各种新增支出往往变相给予社会顶层而不是底层）。如果拍卖那些项目，则无疑相当于把损失转嫁给银行，如果银行损失过大，政府最终必然给予财政补贴。财政补贴的来源，还是征税或印钞。于是问题的解决，看似有三种方案，实际只有两种，即征税和印钞。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到的征税，是广义的征税，不仅仅包括狭义的税收，也包括政府利用土地、金融、垄断原材料等方式获得的剩余价值。
由政府出面，财政担保，修筑各种设施，最终同样会面临消费能力不足，没有利润，投资无法收回的问题。无论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投资就是投资，必须要有对应的利润。在底层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贷款投资，难免刺激通胀，并且增加社会底层的负担。由于通胀需要一定的时效，贷款偿还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样的行为在短期内不会看到后果，但是长期看，则必然暴露出弊端，而且越接近偿还贷款的时期，弊端越明显。
在产能超过消费能力而导致的雪崩的过程中，用扩大产能的方式弥补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在大量资本要被淘汰成为失业的资本的过程中，用政府的手段增加资本。这样的行为短期看是扬汤止沸，长期看则无异于抱薪救火。这种抱薪救火的行为，看似愚蠢实际上是完全理性的。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投资行为的利润的流向去看这些行为的话，比如日本建筑商和美国军火商的腰包，就不难看出这是理性的选择。
经济危机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本被淘汰，有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本，显然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下来。如果政府不干预资本存活，那么是大资本杀掉小资本，趁机扩张。如果政府干预，那么将是民间资本被淘汰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可以趁机扩张。
用通胀解决经济危机是很危险的手段。工人名义工资上涨如果超过物价上涨的话，显然有利于眼前产品销售。市场上蟹堡王的汉堡售价还是1200美元，其中800美元用于原料，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上涨到150美元，结果1200美元都有销路了。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工资上升引起的，那么很显然有利于眼下的产品销售。但是，很快蟹老板就会提高汉堡的售价，比如把每个汉堡提高到1.5美元。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还是有汉堡销售不出去。如果继续提高工资，全社会就会陷入工资上涨-物价上涨的螺旋，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是物价上涨超过工人名义工资上涨的话，显然事情更糟。因为工人的消费能力更差了。如果原料上涨到1000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还是各自100美元，蟹老板还想获得200美元的利润，那么每个汉堡上升到1.4美元。那么，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实际消费能力下降了。这时，如果原料供应方不相应提高消费能力的话，必然面临更严重的消费不足。整个经济遭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挤压。
用通货膨胀克服经济危机，是危险的饮鸩止渴。
政府扩大财政开支，如果用于投资的话，与使用银行贷款扩大投资大同小异，使抱薪救火的行为，最终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需求的缺口。
政府用财政支出搞消费行为(比如凯恩斯说的让资本家去挖垃圾坑)的话，虽然不会面临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但是为什么不能直接补贴中低收入者，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户、医疗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呢？资本主义国家不这么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劳动者收入提高，就不适合充当廉价劳动力了。其次，这样做不能为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承包商（日本的建筑商、美国的军火商）提供丰厚的利润。还有，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用不太穷的人的钱，补贴更穷的人，那样的效果显然不如使用最富有的人的钱，补贴最穷的人。然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最富有的人往往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所以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降低自己要承担的赋税。
让开水不再沸腾，要抽掉锅底的柴火。消除危机的影响，或者减轻危机的伤害，应该控制过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具体来说，就是控制贫富差距的水平。
应该承认，对个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倾向将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悬殊，社会总消费能力越低；反之，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接近，全社会总消费能力越高。
对中低收入者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极限，他们所有的收入往往仅仅能用于维持生活，往往还要负债累累。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能力与他们的收入的比值等于甚至大于1。相反，高收入阶层，则岁月有余粮，不仅有余粮还可以利用余粮投资。年收入从1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消费能力会提高很多，但是往往不会提高10倍。
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广大中、低收入者在与高收入者对手的市场博弈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贫富差距越大，中、低收入者人数总量越大，高收入者总量越少。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越低，他们越紧迫地需要工作糊口。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越低，他们除了廉价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选择越少。如果承认强者恒强这个基本规律的话，那么就应该知道贫富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高收入者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或者说，社会贫富差距越悬殊，低收入者的工资越低，而高收入者越便于提高利润率。
允许社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有利于刺激个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可以使优秀的生产组织者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勤奋的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报酬享受更舒适的生活。但是，也应该看到，贫富差距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勤奋和优秀，许多时候往往是暴力和贪婪。暴力和贪婪获得足够的财富以后，确立了优势的经济地位，勤奋和优秀者便难以获得足够的回报。鼓吹贫富差距的人，往往是拥有暴力的贪婪的人，由于他们的存在，勤奋和优秀者只能接受他们的统治，投靠他们，受他们剥削，或者被排挤出经济循环。所以，到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刺激生产率的作用也消失了。
我们在《切大饼》一章中已经支出，个人生产效率高低与获得大饼分额的多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土地、金融和暴力，都可以分得极大的份额，只要他们垄断土地、社会资本和暴力的所有权。由于垄断土地、社会资本和暴力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对刺激生产力发展没有一点益处。
资本主义的过剩永远是相对的过剩，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优势也是相对的优势，任何一种在分配中的相对的优势扩大到一定幅度的时候，就必然出现相对的过剩。
一定范围内由于生产效率不同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过高的贫富差距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何况这种过高的贫富差距往往与生产效率无关。
马克思讲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多数人民的贫困，只要存在多数人的贫困，必然出现大量产品卖不出去，产品中包含的价值实现困难，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大量资本被淘汰的现象。物不患少而患不均，在封建社会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5.7 小结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资本自我保值、增殖的副产品，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
资本家生产追求利润，然而在封闭的经济体内，或者说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体内，超过资本家自身消费能力的利润无法实现，是这一章探讨的重点。
资本家生产1200美元的产品，理论上可以获得200美元的利润，自身消费100美元，还有100美元的利润不打算用于自身消费。那么这100美元的产品就没有销路。理论上200美元的利润根本不能实现，100美元的产品根本销路。
资本家处理这样的困难的第一种方式是压缩生产规模到原先一半，既然资本家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就以100美元的利润为上限，只生产600美元的产品，裁减掉一半的工人。这时，整个社会经济进入停滞期，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卖得出去，但是必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在资本家消费的利润固定的条件下，工人工资越低，消费越低，需要的工人越少。那些多余的工人就成为社会不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怎么要求更低的工资，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即使他们能找到，也不过是顶替原有工人的职位。或者说，某甲抢夺了某乙的位置。而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就业总量则是并不增加，甚至下降。所谓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雇佣量越高的现象，在压缩产能的停滞期并不成立。
大量的失业人口无法找到工作，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一些人成为社会渣滓，一些成为资本的炮灰，一些移民海外寻找新大陆。只要他们不威胁资本的统治，资本乐于看到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他们能成为资本扩张的排头兵，则更是对资本有利的事情。
资本还可以把剩余产品用于生产积累。
积累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发展的根源。短期内压缩一部分消费品生产，把节约出来的产能用于生产劳动工具。制成劳动工具以后，可以获得更大的产能。比如原始人减少一部分打猎活动，抽出时间生产弓箭，制成弓箭以后，可以更高效地打猎。
积累意味两件事： 第一、需要一部分剩余产品。第二、积累完成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高，带来更多的产品。
积累是扩大生产力的必要方式，积累的结果是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家显然不会再积累结束后，主动提高工人的待遇到能够完全消费所有消费品的水平。
一个国家发展迅猛，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积累率非常高。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其他国家需要用较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缺口非常大。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在追赶过程中不断下调积累率，就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的难题。
对资本主义来说，积累可以使目前没有销路的产品获得销路，缓解目前的消费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来生产能力增强以后，整个社会将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资本家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他可以把剩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资本积累，用于增雇工人或者用于购置新设备。不论哪种方式，都可以有效缓解眼下的产能过剩，也都将扩大产能，都不可能永远持续，都将被打断，都将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在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中，资本家利润越丰厚，积累效率越高，产能扩张越迅猛，，越容易被打断，最终缺口也越大。
扩大再生产，如果在货币方面不遇到极限的话，就会在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遇到瓶颈，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这时，资本家不再追求货币而是追求实物和产权，至此，社会化大生产其实已经崩溃了。
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整个社会将进入大崩溃时期。这时，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将暴露出来。首先进行降价促销的资本家将优先出售自己的产品，坚持价格不变的资本家将承担所有的损失。在这样的压力下，所有资本家如同战场溃败一方，纷纷进行减价促销。整个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迅速下降，经济陷入危机之中。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的前夜，是扩大再生产扩张到极限的时候，此时资本家的产能和工人工资水平都扩张到极限。资本家盘算着新增产能带来的利润，工人计划购买一些平时舍不得购买的产品，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整个经济陷入崩溃。产品没有销路，工人没有工作，资本家亏本促销，一片狼藉。
扩大再生产不可能不被打断，一旦被打断生产和消费能力的缺口就将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就要来临。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缺口暴露，经济危机，这三个过程，前者都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只要前者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后者就是必然发生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不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源。
理论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全民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完全不同。在不扩大产能的简单再生产循环期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应该以为每一个愿意劳动的人提供工作岗位为标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则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要。在扩大产能的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当扩大再生产完成以后，应该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殖，于是扩大再生产以后，便出现了大量产能和消费能力无法匹配的情况。
但是，什么是人民的需要，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回答。苏联国力鼎盛时期，红军的军事实力不亚于美军，但是苏联人民却要为买蔬菜、面包、肉类和罐头排长队。苏联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广袤的国土，却不能为广大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住房。毫无疑问，保卫祖国和享受幸福的生活是合而为一的事情。毫无疑问，不保卫祖国便不能享受幸福生活，享受幸福生活是保卫祖国的目的。但是，如果全国上下为了增强军事实力服务，显然有违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初衷。
我们需要注意，评价经济现象有不同的标准，这与各个阶级的切身利益有关。对工人来讲，最好的经济现象自然是工资尽量高，失业尽量低。但是对资本家来讲，则是利润总量尽量高。所以，工人要求实现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低通胀，而资本家要实现的目标则是资本获得最大利用，或者说他们掌握的稀缺资源能获得最充分利用（也就是资本能在总产品中获得最大的份额）。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通胀和失业，都是可以不考虑的。（实际上，通胀对一些资本家来说，是发财的机会。）
所以，对一些苏联领导人来说，苏联社会是健康向上，不断增强的。但是，对多数苏联人民来说，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他们的意愿，就是有待商榷的了。尽管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下，他们会隐瞒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更舒适的生活。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让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水平，最终不了了之。
回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利润中不能消费的部分。定量分析就都与利润率有关。具体到经济危机，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家消费能力固定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利润率越高，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越大。资本家消费能力相同，他的利润越高，意味着他的收入越多，收入高，消费能力一样，自然消费不掉的东西多，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大。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家利润高，也也意味着工人收入越低，资本积累快，产能增加快。利润率越高，产能积累越快，消费能力越差。
利润率越高，谷底越深。无论崩溃还是不崩溃，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已经存在，人类社会不会因为一场经济危机退回到社会化大生产之前。大崩溃也不会一直到底，经济危机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到封建社会，这是很显然的事情。那么大崩溃会崩溃到什么程度呢？社会总生产水平最终会回到为资本家消费而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时，生产循环以资本家的消费总量为依据，围绕资本家消费简单循环。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终的有效需求，只能由蟹老板和地主珊迪提供，而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完全是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衍生出来的。因为工人的消费由资本家的消费衍生出来。资本家利润率越高，所以工人消费越低，衍生出来的消费总量越少，社会总生产规模越小，被淘汰的产能越多。
在切大饼一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劳资博弈的过程中，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有三个：劳资双方数量对比、双方选择余地和双方对成交的迫切程度。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劳方越不利：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中，劳方数量众多，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其他选择，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哪怕是非常苛刻的条件。
所以，利润率越高，遭受经济危机越严重的结论，可以推论到贫富差距越大，遭遇经济危机越严重。贫富差距越大，利润率越高，消费倾向越差
贫富差距越大，越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贫富差距大，未必发展速度快，因为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之间分配。我们并不能确定剩余价值一定用于产业资本积累，而不是买空卖空、炒地皮或者资本转移。虽然金融资本家、地主、官僚和黑社会头子不能发展生产，但是他们的贪婪能实实在在地抑制消费，制约产业资本的发展。用贫富差距大有利于发展生产为过大的贫富差距变化，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垄断过多的财富的话，生产力不但不会发展，反而会倒退。
经济学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各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反过来，各个阶级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解释问题的各种方法。
现在，我们不妨重新回归《资本的危机》那一章中所提到的对经济危机种种解释和手段。
首先是萨伊，市场是有效的，资本家能做好一切，所以不会有经济危机，更不会有非自愿的失业。本文已经多次指出，萨伊的说法是睁眼说瞎话。完全不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事实。
萨伊直接否认经济危机，只要生产就肯定能卖得出去，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工资太高。他完全忽视资本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对应积累部分的新增产能没有消费能力，也完全否认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原因是创造可以实现的剩余价值——如果产品没有销路，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用。萨伊彻底否认经济危机，所以也根本没有方案。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有效。本文反复强调，市场有效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一群人同时出地铁站，他们来到地铁站出口，他们可以选择电梯，也可以选择楼梯。但是，他们的选择都是出站。或者说楼梯和电梯都是在出站大前提下的选择。相反，此时选择在出站口进站的人，不论是选择电梯还是下楼梯，都被滚滚人流挡住去楼，而寸步难行。市场的自由选择如同赛跑，可以选择徒步，可以选择自行车，可以选择飞机火箭，但是所有人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扩大生产，集体奔向冲向产能过剩的悬崖。
在大家都出站的时候，跑得最快的人，最先出站，大家争先恐后向前拥。反过来，任何试图违背人群流向的人，必然被滚滚人流阻拦，甚至被吞没，被踩在脚下。
市场中，人们能自由选择出站的方式，但是并不能自由选择进站或出站。人流滚滚，楼梯拥挤不堪，电梯闲置，是难以想象的，除非电梯只有VIP有资格乘坐。但是，所有的人，只能随大流，或者说顺应社会资本的大流向。违逆社会资本大流向（比如在复苏期不扩产，在崩溃期不降价）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会被同行吞噬，他们本人会破产。
这就是市场有效。以人们可以选择走电梯或楼梯出站，证明火灾中不会发生踩踏事故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马尔萨斯神父的方案是提高地主、僧侣和官僚的待遇，让他们扩大消费，然后把多余的劳动力送进集中营。应该承认，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把这些不义之财挥霍掉的话，这个方案确实能缩小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过，按照这个方案实行的话，全社会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都将成为马神父的奴隶，全社会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生产。此外，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没有扩大消费，而是把聚敛来的钱财存在手里、放高利贷，或者炒地皮，或者转移给自己海外的亲属的话，社会同样将面临消费不足的问题，即增长期的崩溃和停滞期的高失业。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往往是势单力薄的中、小资本家，而不是财大气粗的大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贪婪没有限度，所以往往对中小资本家提出超过其承受能力的要求。如果中小资本家即使把全部剩余价值都给他们，还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么中小资本家只能破产倒闭，结果必然增加工人失业。相反，对拥有强大财力的大资本家，地主、僧里和官僚则往往采取结盟的方式和巴结的态度，实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些大资本家却恰恰是消费不足的主要罪魁祸首。
资本家扩大生产需要增加雇用工人，地主、僧侣和官僚除了仆役、舞妓和警卫，对其他劳动者没有任何兴趣。资本家的聚敛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而地主、僧侣和官僚的聚敛除了贪婪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抑制社会进步，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他们的贪婪同样能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一个非常自私而贪婪的方案，马神父这样的人，是纯粹的寄生虫。他对社会的进步正面意义，不如一头猪。
不过，随着国家介入经济导致的官僚势力的复苏，马神父的思想正在凯恩斯的外衣下，在许多国家进行着或多或少的实践。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与该国政治的混乱程度正相关。另外，在这些国家，虽然没有集中营，但是有贫民窟，比如巴西的上帝之城和印度的贫民窟。这种集中营并不必强制居民自由，只要充分利用贫民窟中居民由于的不利的经济地位，所导致的其在教育、社会资源等等方面的劣势，便可以达到把这些社会不需要的人局限在里面目的。贫民窟是没有墙的集中营。
西斯蒙蒂提出总量过剩，解决方式是恢复到小农经营，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的消费掉的商品占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比重都会上升——如果我们承认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话。不过，我们无法想象小资本独立经营铁路公司、机场、连锁超市或者重化工厂。小资本独立经营一些小规模的零售服务业还可以，大规模经营现代工业，则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小资本可以通过结盟或者股份公司的方式结合成大资本，但是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平均社会资本的收入，而仅仅是为这些大资本中的领袖资本，提供廉价的社会资本和超量的剩余价值。
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社会来说，有没有药方并不是很重要。没有药方也可以，因为经济会快就会自己复苏。每次经济危机过后不久，经济就会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期。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经济危机都愈加猛烈，间隔愈加短暂。这样的趋势，最终必然孕育着变化。
资本主义每次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对小资本屠杀的过程，每次幸存下来的资本，在复苏期都能蓬勃发展。这个过程如同自然界的进化，每次幸存下来的动物，都是最强健的，起码是运气超好的。每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生产效率高，规模大的企业获得他们同行的市场和资源。
“我会回来的！”这是终结者说的。“我还会回来的！”这是灰太狼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可以这么说，它一定会回来的。它每次来回，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周期。
进化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就没有周期了，不是经济危机不回来了，而是它根本不走了。
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之间的丛林法则的话，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生产力的自我进化过程。进化包括两部分，超量繁殖和自然选择。复苏期超量繁殖的时期，经济危机则是物竞天择的时期。这样的过程，在自然界最终必然进化出霸王龙。一旦出现霸王龙，整个进化过程就停滞了。这时，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很难有大变化。如果没有七千万年前白垩纪那颗小行星，今天的地球仍然是霸王龙垄断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那颗小行星，以及其他天外灾难（冰河期，剧烈火山活动，太阳活动异常等等），是生物进化必不可少的补丁。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然没有这样的补丁。在大崩溃之中，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被淘汰掉，生产参与者数量下降，生产组织进一步集中化。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自然界迟早出现霸王龙，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超级垄断企业是迟早的事情。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稳定。这时，如何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遭遇最大的经济危机，而且迟迟不能复苏。在庞大的失业大军和苏联模式的压力下，个体资本家也许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群体意识，出现了危机感。
凯恩斯主义，通俗地说，就是由政府创造需求，用政府的财政赤字，把多余的产能消费掉或者浪费掉，填补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既然总产能大于消费能力导致有人失业，不妨由政府消费这些产品。反正政府有印钞机，需要多少钱都可以印出来。资本家不是没利润不生产，不雇佣工人吗？用印钞机给他们钱就是了。政府有印钞机还愁没钱支付。
政府创造的需求，会衍生出大量的额外的需求，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乘数效应，或者说是所谓的抽水机效应。在蟹堡王的模型中，地主和资本家100美元的最终消费，全社会需要增加600美元的生产规模。这个生产规模与社会平均利润率反相关。社会平均利润率越高，创造同样的剩余价值需要的劳动力越少。换句话说，需要的生产规模越小。这个生产规模越小，政府刺激经济效果越差。反之，这个生产规模越大，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好。社会平均利润率与社会贫富差距正相关。也就是说，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与社会贫富差距直接正相关。同样10000美元的政府财政政策，在贫富差距小的国家也许能创造6个就业岗位，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也许只能创造3、4个就业岗位。
凯恩斯主义至少有以下几个弊端：
如果政府用赤字刺激经济以后，生产规模不扩大，保持在全国充分就业的状态。如果赤字放任不管，那么迟早造成财政危机。如果政府靠税收平赤字，那么，谁提供税收？资本家还是工人？如果是工人的话，那不是孕育新的消费不足吗？如果是资本家的话，资本家能答应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资本的委员会。资本家们能对自己的财产下狠手吗？如果开动印钞机，用通胀弥补赤字的话，制造必然出现通胀。那么，谁承担成本？工人还是资本家？通胀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会不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
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把钱直接发到穷人手中的话，这些财政开支必然经过雁过拔毛的过程。由于官僚谋取私利，投入的往往是逐利性行业，这些行业资本本身也会做的，如果资本不做那么只能说明这些行业没有盈利的前景。国家投资进入某些盈利性行业以后，直接排挤民间资本。这时，利润率有时甚至高于纯市场竞争的状态。这样，必然制造新的需求不足。
国家投资也可以进入非盈利性行业。比如，凯恩斯所说的挖垃圾坑，修建金字塔等等。以刺激经济的名义，人为制造一些挥霍浪费的工程。这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挥霍浪费，一方面对老百姓基本、必要的福利却视而不见。因为这些基本福利，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很难谋取过分的利益。
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践中则由于官僚和资本家私利的存在，往往成为经济毒药。
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不采用财政政策，而是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让民间资本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增加投资，盈亏由民间资本自行承担。
提出这样的方案的人，显然低估了资本家的智商。在已经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家会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扩产吗？生产一个，滞销一个。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的压力，这时生产成本再低，资本家也不会扩张。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但是，资本家显然会考虑利用廉价的资金，使自己的资本增殖。生产不能扩张，并不意味着不能囤积。这样的货币政策最终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
如果贷款给工人，同样面临类似的困难。鼓励工人借贷消费，如果币值稳定的话，无疑会削弱他们未来的消费能力。短期看，消费能力增长了，长期看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
但是，这并不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投机行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极力鼓吹宽松货币政策的人，比如银行资本家，往往也是投机行为最大的获益人。
从缓解经济危机的角度看，一切方案的最终考量标准，就是这个方案是扩大还是减少了贫富差距。如果我们用雪崩做比喻的话，降低社会的利润率如同减少雪量，提高工人的待遇如同减少坡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不改变分配结构，都是无效的政策，如果不触动分配模式，不改变贫富差距的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困境。问题可能被暂时掩盖，但是必然面临更大的爆发。
弗里德曼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提出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是副作用大于疗效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隐瞒了一个前提，就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于阶级利益使然，往往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必然是安慰剂，甚至是毒药。
我们再看历史上的国家怎么处理那次大危机。这里分析两个典型的例子：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
希特勒使用了三种解决方式：政府赤字扩张军备修建基础设施，对外扩张，剥夺犹太人的财产。
希特勒上台就开始大规模修高速公路，作为战备重要组成部分，德国需要有从东西两线高度机动调动战争资源的能力。这个过程中，52000人从事施工，10万人从事辅助工作。另一方面，纳粹德国迅速扩张军备，大批工人进入兵工厂或者为国防工业服务的上下游的二级甚至三级企业。
如果用财政赤字迅速恢复了德国的产能，证明当时德国的困境并不是资源制约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是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这样的政府行为，如果我们前面分析的，必然带来大量赤字，有严重的通胀或者财政破产的压力。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严重的通胀决不能发生。
希特勒的第一个解决方式，一个是采取定量供应，有钱买不到商品，避免了钱多多买，货币追捧商品的现象。《柏林日记》里面多次提到当时德国人生活物资凭票供应，非常紧缺。这一方面是政府把大量产能用于军事工业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避免通胀的手段。
他的第二个解决方式是对外寻求生存空间。从经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过剩的产品向经济殖民地倾销。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出，苏联的人均土地是纳粹德国的18倍，这合理吗？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要消灭落后的斯拉夫人，如同美国人消灭苏族人。类似的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先进的日本民族，却只有匮乏的资源，这种解决方式必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我们是先进的人种，却只有有限的空间，落后、低能的人种却拥有丰富的资源，这合理吗？自然界优胜劣汰，人类也应该如此。优秀的民族应该为了人类文明淘汰落后的人种，净化人类的血统（纳粹的人种灭绝理论），或者成为未启蒙民族的领导（日本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经济提携理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潜台词就是侵略、人种灭绝和殖民统治。
战争给社会底层重新当小农的机会，给顶层丰厚的订单，一切成本都由被侵略国家买单。但是，打错了算盘，打输了，结果自己成了最大的买单的人。如果打赢了会怎么样？德国还会面临市场不够的问题，直到吞并全世界。即使全世界都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仍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
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首先开始于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和屠杀。消灭有钱的犹太人。这样的做法，如果抛开正义与良知的话，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贫富差距。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多数德国人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财富，大量暴富的是纳粹官僚，比如戈林，或者是瑞士银行。在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方面意义不大，主要表现是纳粹官僚取代犹太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电影《阴谋》和《黑皮书》，都或多或少的表现了这一点。如果纳粹运动成功的话，在纳粹运动中，获得最大好处的，绝不是冲锋在前的纳粹士兵，而是纳粹的高级官僚。希特勒不愿意触动原有分配模式，只触动了涉及犹太人的部分，而不愿意触动其他的部分。
相比纳粹德国，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利，支持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增加财产税让稳拿出血，通过转移支付给卢瑟更多的福利。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相对平和的方案，也是扩张卢瑟经济权利，提高卢瑟经济地位的方案。反过来，也是让稳拿出血的方案，是“红烧百万富翁”的方案。从短期看，效果显然不如纳粹的方案简单直接，对统治阶级的利益触动很大，不但没有跟他们带来类似纳粹剥夺犹太人或者武装扩张的好处，而且要他们出血。所以，推行这样的方案，社会阻力必然很大，但是最终奠定了美国社会改良的基础。抛开道义不说，仅仅看经济循环，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方案。如果考虑到道义等社会作用，则意义更加重大。
从这一章的模型看，资本主义进入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开始，也意味着崩溃的开始。那么资本主义如何能维持二、三百年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就不能让人信服。
资本将在三个方向扩张，空间时间和自我吞噬，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这是后面几章的内容。
阅读总结
这章作者指出，经济危机源于少数人聚敛货币。贫富差距、利润率，都是聚敛货币的体现。聚敛货币越多，危机越大。多数人沦为货币聚敛者的奴隶，货币聚敛者的消费需求，根据每个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衍生出相应的工作岗位，后果是普遍的失业。因为货币聚敛者只需要一百个奴隶，不需要一万个。全社会的工作岗位，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货币聚敛者服务的。表现为货币聚敛者的消费，创造了保姆、保安、厨师、娼妓、乐师、理发师等岗位，他们是货币聚敛者直接的奴隶。而这些保姆、保安的消费，创造了其他的岗位，其他人是货币聚敛者间接的奴隶，也可以说是奴隶的奴隶。
任何的刺激政策，只要没有有效阻止少数人聚敛货币，就一定治标不治本。希特勒对外扩张掠夺，对内把犹太人抄家灭族，只能缓解一时的危机，就算他统治了世界，经济危机还是要发生。罗斯福则挥刀向内，给大资本家放血，课以重税，高达90%，劫富济贫，补贴底层，有效抑制了贫富差距，扩大了内需，美国没有走上德国和日本的道路，却解决了德国和日本血腥侵略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罗斯福的劫富济贫政策，标本兼治。为什么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效仿？因为大资本家往往根基深厚、手眼通天，谁敢均他们的富，他们就敢要谁的命。当时的美国资本家别无选择，携带资本出逃到国外，苏联和纳粹会把他们抢的渣都不剩,而罗斯福还愿意给他们留10%的财产。罗斯福是美国权力最大的总统，如果不肯乖乖就范，恐怕也是抄家灭族的下场。
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对财阀敲骨吸髓，以各种理由敲诈勒索，从财阀身上刮下来大笔财富，转手就发放给手下的士兵，换取他们的忠诚。韩国恰恰是一个全民兵役的国家，给大头兵发钱，就等于是给全民发福利。全斗焕的本意只是独裁专制，却意外达成了劫富济贫、削减贫富差距的目的，韩国经济也在他任内再次腾飞。
朱元璋对官僚集团更加暴虐之至，发明了剥皮揎草、贴加官等等酷刑。而中国也是在朱元璋任内迎来的治世。雍正帝的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政策更是要了稳拿集团的命。罗斯福、全斗焕、朱元璋、雍正帝，稳拿集团对他们深恶痛绝，放大他们的罪过，不断抹黑他们的名声。诸如朱元璋的鞋拔子脸、雍正帝的血滴子。其中全斗焕、朱元璋、雍正帝的名声已经臭了，罗斯福运气好点，因为深得民心，稳拿集团也不敢栽赃污蔑他。但他们在罗斯福死后，限制美国总统的权力，使美国无法再诞生第二个罗斯福。
稳拿集团的无序膨胀和不受限制，也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崇祯帝无钱打仗，并不是中国没钱，而是中国的钱都跑到稳拿集团那去了，稳拿集团却一毛不拔，崇祯帝又没有罗斯福、全斗焕搜刮稳拿集团的能力。但仗又必须得打，那就只好搜刮百姓了，逼出了李自成，明亡。讽刺的是，李自成入主北京，把明朝的稳拿抓起来，一番严刑拷打，搜刮出了几亿两白银。崇祯帝找他们要钱，他们各种哭穷，最后全便宜了李自成。
少数人聚敛货币，和平年代表现出经济危机，战争年代表现为无钱打仗。历史上的雄主，全都是站在稳拿的尸体上崛起的。稳拿死，才能均贫富，百姓才能支持他，他的权力才能稳固。百姓的支持才能获得最大的权力，靠稳拿支持上位的君主，往往权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