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纸牌大厦：21世纪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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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前言 ​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大批金融机构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失去了住宅，退休金和储蓄被席卷一空，无数人深受其害，大批劳动力失业。危机迅速扩散，冲击全球。为了应对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放松银根，扩张开支，刺激经济。至今，全球经济迟迟没有复苏，增加就业效果差强人意，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日益高涨，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经过危机，少数人迅速暴富，绝大多数人则成为危机的受害者，他们对现状愤慨，对未来迷惘。

危机的过程是很清楚的。政府鼓励“居者有其屋”，放松金融管制，使许多低收入家庭获得贷款，这些家庭最终无力偿还贷款，导致金融危机。

责任的归属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美联储等各种机构监管不力，对金融机构各种违规金融行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另一派则认为政府鼓励“居者有其屋”的住房发展计划，促成了房地产泡沫。两派争论的焦点是谁使这些无法偿还贷款的穷人拥有获得贷款的机会，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金融机构还是美国政府。两派的观点最终的落脚点是政府应该怎么做——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还是少插手经济。两种解释对应两种解决方案，分别对应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两派都回避了一些关键问题：为什么在世界第一强国，会有很多家庭无力购买住房？为什么他们需要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拥有立锥之地？为什么他们的收入无力偿还贷款？

这些问题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公理，不值一提的，但各种解释却又是似是而非的：有人说：世界本来就会有穷人和富人。有人说：贫富差距大穷人才会努力工作。有人说：穷人本来就不应该有自己的住房。

彰往考来，正确认识危机是解决危机的第一步。任何回避这些关键性问题的解释都是不完善的。只要认识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责任归属只是枝节。

这次危机与老式的危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是债务和债权集中湮灭行为。大量企业或个人陷入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必然对应少数企业或个人拥有大量的债权。金融机构夹在中间，既有债务也有债权。当大量企业或个人无力偿还这些债务，金融机构自有资产亦无力承担损失时，危机就爆发了。大量债务和债权在短时间内湮灭，一家银行的负债可能是另一家银行的资产，一家银行倒掉，可能会拖累另一家。由于金融全球化，危机通过错综复杂的金融网络，迅速向世界范围扩散。整个金融大厦轰然倒下。

金融机构把债务和债权关系社会化了。张三欠李四的钱，李四拥有张三的欠条，彼此的关系是很清楚的。金融机构出现以后，这种关系模糊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陷入债务危机，必然有人拥有大量债权。债务和债权的对应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每次繁荣之后，曲终人散，大家结算，只要现金，总会有人陷入债务之中。因为总会有人盈利。有人盈利必然有人陷入债务危机。除非投资高潮之后，全社会消费水平提高，否则全面扭亏，永远是不可能的。危机期间，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变得不再可靠，这些资产可能是贷款，可能是商品存货，也可能是证券。债权变得不可靠，债务却无法抵赖，以债权为基础的各种资产可能在一夜间贬值，无法收回，甚至根本无法出售，变得一文不值。债务却无法抵赖，负债一旦超过所有者权益，企业就将破产。

因为贷款涉及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很难逃脱金融危机。充当金融掮客的投资银行本来不必持有这些债权，危机期间也不必承担风险。不要把不良贷款放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高杠杆的金融企业，尤其不应该这样。尽管这样利润很高，却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次贷危机之前，为了获得超额利润，雷曼兄弟等投行牢牢抓住债权（住房抵押债券）不放手。当这些债权失效时，投行就不得不承担相应的债务。这就是这次危机中，五大投行只有两家幸存的原因。。

市场经济之中，财富总是不断汇聚。少数人控制稀缺资源，就能把所有其它人榨干净。在这样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多数人注定难以改变长期贫困的经济地位。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那些在危机中失去住房的美国家庭不是不需要住房，而是无力购买住房。住房抵押贷款给了他们购买他们本无力支付的住房的机会，最终他们透支未来收入也无力偿还贷款。

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社会化的市场，私人占有各种稀缺资源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种情况下，经济要么长期低迷，要么在短暂的繁荣之后积累大量的债权和债务，然后发生剧烈的危机。危机是暴烈的清算过程，债务的湮灭伴随财产的转移。

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只要出现繁荣就必然出现危机。住房抵押贷款债权是一种金融创新，销售者不必承担责任，购买者并不知道风险。于是，所有金融机构一拥而上。如同所有的自由竞争的投资高潮，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繁荣过后则是猛烈的崩溃和长期的萧条。

任何不触及分配制度的刺激政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无非是饮鸩止渴。靠政府增加开支创造的繁荣，最终也同样会遭遇危机。既然有人在不断发财，那么总会有人陷入债务之中，政府也不例外。如果政府使用印钞机，牺牲币值解决债务，就必然推动通胀和资产泡沫。最终，政府难免陷入两难的困境中。

美国政府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放松金融管制，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是一种变相的刺激政策，造就了2001年后长达5、6年的繁荣。次贷危机则是刺激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繁荣之后的必然经历的结算过程。

这就是本书对危机和刺激政策的解释。

阅读本书的读者要放弃“自由市场万能”的信条，牢记市场是强者恒强的丛林，是资本的舞台。自由市场主导的社会是由金钱统治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多数处于中下层的劳动者和中小资本，注定是金钱的奴隶。上帝关上一扇门，他们也无力推开另一扇窗。

阅读拙作《卢瑟经济学》对阅读本书有很大帮助，熟悉资产负债表和银行贷款业务对阅读本书亦有很大帮助。

7.1 货币的故事 ​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

最早的人类社会是不需要货币的。原始社会中，男子渔猎，女子采集。生产力低下，勉强糊口。当天采集的食物大多数当天吃掉，极少数被风干或者腌制。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货币的作用也很有限。奴隶种植粮食，奴隶主饲养奴隶，每一个奴隶主的庄园都是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循环。（需要注意的是，沿海的庄园由于水运便利，可能发展成生产单一经济作物的庄园，这样的社会之中，货币的用处就比较大。因为奴隶主要卖掉经济作物，买进粮食饲养奴隶。）后来到了封建社会，也差不多。奴隶集体劳动的奴隶农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地主取代奴隶主，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定时定期向地主上缴地租。在封建社会的早期，这种地租主要是劳动。地主占有最好的土地，给原先是奴隶的现在的农奴一些自留地，代价是农民每年要有若干天在地主的田地里无偿劳动，这就是劳务地租。后来，地主发现农民在地主的田地里干活的时候往往出工不出力，去自己的自留地的时候却往往拼命干活。不仅如此，如果遇到灾年，地主也要承担损失。于是，地主索性把所有土地都租给农民，要农民每年上缴一部分农产品。这就是实物地租的来历。这时，农民也好、地主也好，所有的吃穿用，都是从自己的土地里收获来的。除了盐铁，基本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偶尔去市集里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外，市场对农民和地主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交换盐铁，只要拿出一部分自己的土产品就可以了。

货币流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小农经济一切自给自足，除了盐铁都自给自足。内地游牧地区，需求更多一点，也无非多需要一点其他产品，比如茶砖。原先最早的集市的交换非常简单，充其量用棉布换盐，用麦子换铁，用兽皮换茶叶。

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改变了。到斯密的时代就不一样了，《国富论》最开始的部分讲分工，分工合作效率高。但是，如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作坊只生产扣针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作坊从老板到工人都需要大量购买各种商品，既包括各种生活日用品，也包括各种生产原材料和设备。所有人生产别人需要的东西，所有人都需要购买别人生产的东西，交换就成为社会经济的常态。

这时如果一对一的交换就会非常混乱和艰难。首先，交换双方未必能一对一配对。张三有小麦，需要盐；李四有盐，需要牛羊；王五有牛羊，需要饲料；赵六有饲料，需要小麦。这样的交换过程，如果仅仅依靠两两配对的话，完全不可能实现。其次，这么复杂的交换，彼此之间的交换比率怎么确定？再次，交换双方未必在时间上统一。张三需要农具，李四需要粮食。张三在春天需要农具，在秋天的时候才能收获粮食。此外，如果一方需要对方的产品，另一方却完全不需要对方的任何产品怎么办？最后，交换双方在空间上也未必统一。甲国出产木材，乙过出产粮食和矿石，丙国出产鱼类。

这时，就需要一种商品，一种大家都需要的商品。所有商品都与这种商品交换，然后再用这种商品去交换其他产品。这种商品确定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这种商品为需要其他商品却暂时不能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的人提供支付手段。这种商品为暂时不需要其他商品的人提供贮存手段。这种商品可以支付跨国贸易。

这种商品，就是货币。成为货币的商品必须易于贮存和携带，有稳定的价值，为大家乐于接受。在人类历史上，粮食、布匹、贝壳、兽皮、盐等等，都曾经承担过货币的作用。这种商品最终确定为金银（有些国家还包括铜）。

金银开采艰难，数量有限，很小的质量就有很大的价值，便于流通。金银耐氧化，不易腐蚀，便于贮存，我们今天看法老时代的黄金制品仍然璀璨生辉。金银用途广泛，可以用于制作各种高级用具，金银用具为贵族所青睐，为平民所追求。

但是金银也有金银的麻烦。首先，金银的纯度并不好确定。金砖银块的纯度直接影响价值，而纯度仅仅靠视觉和手感是难以确定的。其次，对小额交易不好分割。再次，虽然金银质量相比他们对应的商品很小，但是携带起来仍然不变，尤其是对应巨额支付的时候。整箱的金银购买整船的商品，并不是罕见的。

这时，如果有人能统一金银的标准，并且提供对应更灵活的交易手段就好了。

于是，这时就出现了银行券。

人们把金银保存在金匠铺，金匠铺给人们开具收据。这种收据，对应金匠铺里面存储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金银。有金匠作担保，这样的金银的数量和质量就很规范了。哪怕质量很大的金银，一张纸就可以代替了。拥有这些纸，就意味着拥有这些金银，人们随时可以兑换。张三和李四原先交易，需要交割真金白银。这时，彼此之间的交割收据就可以了。于是，交易就很简单了。后来这种银行券规范化，每张代表固定数量的金银，这就是银行券的雏形。

在中国，这种东西叫银票。最早出现在北宋。当时，四川成都的商人把现金交给铺户，铺户给商人开具收据。商人随时可以用收据体现。提现的时候，每1000文，收30文的保管费。后来，商人们发现直接交割收据更简便，不必反复提现——毕竟，每提一次损失3%。这时这些收据就具有了货币的资格。

这些银票（银行券）就已经是信用货币了。这时，流通的并不是具体的商品（比如金银），而是收据。收下这些银票，就意味着钱庄（票号、铺户、金匠铺）欠银票所有人若干数量的金银铜。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那些金匠（和铺户）发现自己手里总能握有一定数量的金银或者铜钱，这一部分的金银或者铜钱永远没有人来赎取——只要金匠信誉良好的话。这些金匠就开始逐渐把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投资或者超量发行银行券（或银票）。当然，还有一些恶劣的商号，收入金银以后。趁大家没反应过来，大肆开借据，大量收购各种商品，然后连金银带商品卷包逃遁。

这可是点纸成金，绝对的暴利。开始超量发行一点，没有什么事情，于是胆子就越来越大。忽然某一个时刻，某些金匠发行的银行券多到一定程度，大家突然质疑这个金匠手里有没有这么多黄金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这时，大家会都要求兑现金银。这就是最早的挤兑。

现在金匠面临两个选择：拿不出足够的金银，金匠铺直接关门大吉，财产清算，人进监狱；找同行秘密借金银，应付过难关，先把大家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再慢慢想办法逐步收回超发的银行券。第一种方法，就是银行破产的雏形。第二种方法，也叫同业拆借，是要付利息的，弄不好还要答应比较苛刻的条件。如果两家是竞争对手的话，对手不落井下石，已经是很仁义了。不论哪种方法，都不是好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约束自己别超量发行银行券太多。适量超发一点，是利润很丰厚的事情。超过一定限度，就要承担最严重的后果。

超发的上限，就是经济中货币流通的总量。在纯金属货币时期，如果流通中的货币超量，就会有一些货币被贮存起来，比如银元宝变成银镯子，金条变成金佛像。当银行券和金银的总量超过流通的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银行券贬值的现象。这时，大家就会把手中的银行券还给金匠，换成金银。

多数想稳定经营的金匠都会谨慎发行银行券，注意积累自己的信誉。那些希望捞一把的金匠，获得了黄金以后，逃之夭夭，或者挪用黄金胡乱投资，或者超量发行银行券。理论上，人们自然选择信誉良好的金匠铺，于是良币驱逐劣币。但是信誉良好的金匠也难免受不了暴利的诱惑，有谁能抵御得住点纸成金的诱惑呢？再说，人们并不可能了解金匠内部具体财务情况，判断的标准往往是金匠经营的规模，滥发银行券比较多的金匠获利丰厚，经营规模自然大，起码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相反，规规矩矩的金匠，必然获利相对微薄，发展缓慢，经营规模很小，铺面很寒碜。这样的金匠，自然让人怀疑是否可靠。

随着金匠业务的发展，金匠在外地开了分号。这时，拥有银行券的客户，可以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在异地提取黄金。这就是最早的汇兑业务。最初，因为某些分号的提现多于存储，或者存储多于提现，必须定期调剂各个分号库存的金银。后来，这种调剂的现象就很少了。金银存在总号的地窖里，流通的只是银行券而言。

这些金匠有时也对外进行借贷，贷出一定量的银行券或者黄金。借贷方到期偿还对应数量的金银或者指定金匠铺的银行券（当然，最好是自己的金匠铺的）。金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给对方银行券而不是金银，毕竟库存金银是有限的，而银行券是无限的，只要到时候还回来即可。比如，张三向金匠借钱。金匠有没有必要给他金银呢？完全没有必要。反正自己的银行券也能和金银一样使用。张三借5个金币，给张三一张5个金币的收据就是了。几个月以后，张三还回来5个金币的借据即可。当然，不能白给张三写借据，张三还要交回利息。这是无本的买卖，是最早的银行贷款。当然，如果某个金匠贷出的银行券超出库存金银太多，同行就会回避这家金匠铺的银行券，这时就离破产不远了。

这时，金匠铺可以存贷、汇兑、同业拆借，主要利润不再来自保管金银的手续费或者加工金银的手工费，而是来自各种利息差。这时的金匠铺就不应该叫金匠铺了，而应该称为银行。金匠铺成了银行，银行券也就名正言顺了。

需要注意的是，金匠铺是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其实，银行的雏形在很多地区以多种方式出现过。比如，圣殿骑士团。骑士团可以办理异地汇兑、存储和信贷业务。后来，骑士团被法国国王干掉了，中途夭折了。比如中国江南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再比如英国一些有闲钱的经营大规模商品贸易的商号。只要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对货币就会提出标准化的要求，货币的需求和供给也会出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称。这时，就会出现类似银行的组织。

由于银行的存在，大量的交易不再进行金银的交割。某甲和某乙都在某丙的银行开户，某丙欠某甲某乙帐户上的金银数目。某甲购买某乙的商品支付给某乙500盎司黄金，交易过程只是双方帐户的变化，而那500盎司黄金一直沉睡在银行金库中。银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全社会的司库、出纳和帐房先生。大量的金银尘封在银行总部的金库里，永远没有人动用，只有少量的金银偶尔进入流通，也会很快被再次存回来。这时，金银进入休眠，流通在市面上的是它们的影子（银行券、银票）或者彼此帐户上的数字的增减，交割的是银行欠储户的债务。这些影子和数字能代表金银，因为它们随时能兑换成金银。

与今天的银行不同，当年的银行有自主发钞权。可以根据自己库存的金银总量灵活发行银行券。一般来说，银行券的总量都是远远高于金银总量的。如此便带来一个问题，各个银行金银和发钞量比率不同，银行之间的银行券是否通兑就必然受到影响。甲银行实行100%储备发行，乙银行实行50%储备发行，很显然，乙银行乐于接受甲银行的银行券，甲银行却未必乐于接受乙银行的银行券——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乐于的。甲银行虽然不会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但是会用各种理由婉拒持有乙银行银行券的客户，同时会建议这些客户去乙银行提现金银，然后在甲银行开户。如果乙银行营业利润更高，经营网点更多，客户更方便。甲银行储备率高，银行券更受欢迎。两者各有优势，不存在谁淘汰谁的问题。但是两者银行券之间的流通却存在问题。于是甲银行的客户和乙银行的客户形成两个小圈子，彼此之间的交易只能采用实在的金银。很显然，这是不利于客户拓展业务的。

再者，两家银行如果承认彼此的银行券，还可能出现其他的问题。比如甲银行收入乙银行对应500盎司黄金的银行券，当甲银行需要提现黄金的时候，如果乙银行不认账，对银行券的真伪提出质疑，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纠纷。对两家银行来说，事情都涉及严重的后果，必然据理力争。再比如，如果若干家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结算关系，这时就很容易发生纠纷——尤其是某家银行经营不佳的时候，更有赖账的动机。如果不能弄清彼此之间的债务关系，就可能导致整个体系陷入三角债的循环彻底崩溃。

不仅仅如此。甲乙银行之间为了争夺客户，必然展开竞争。银行提高存款利率，有利于吸收存款，降低贷款利率有利于增加贷款。如此变可能导致彼此之间恶性竞争。各家银行往往乐于把钱贷给经营风险大，利润高的行业。最终往往导致贷款无法收回。

危险的不仅仅是利率，贷款的总量同样是有风险的事情。张三在银行中存入100盎司黄金，银行支付张三3%的利息。银行贷款给李四90盎司，利率6%。李四把90盎司存入银行，银行支付李四3%的利息，再把其中的81盎司贷款给王五，收取6%的利息……。如此不断循环，对银行来说，存款越多，贷款量越多，利润越丰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贷款违约的概率风险越大。如果一笔数量较小的贷款违约也就罢了，如果数量比较大的贷款就可能破坏整个银行的存贷循环，造成银行破产，甚至危及整个金融网络。

如果前面这些困难和危险都可以克服，或者通过市场选择淘汰掉一部分经营不善的银行的话，那么更大的危险来自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矛盾周期性爆发，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克服。这时，面临淘汰危险的不是某一家经营不善的银行，而是所有有存贷业务的银行。每次投资高潮之后，都会有一大批的贷款收不回来。这时，所有的银行都会面临挤兑的风险。平时各个银行之间彼此可以互相拆兑，也就是同业拆借，现在这时，大家都钱紧，谁也帮不上谁。一旦某家银行被怀疑，马上就会出现挤兑风潮。其它银行以兔死狐悲的心态，看着这个倒霉的同行，爱莫能助。谁用自己库存的金银伸手援助被挤兑的银行，谁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挤兑的目标。这时，需要有一家不怕挤兑得银行，给所有银行提供应急的贷款。

这时，客观上需要出现一家机构，把各个银行的金融行为规范化。这家机构统一发钞权，统一清算，统一规定利率，统一规定贷款相对存款的上限，充当最后的贷款人。

1694年，英格兰银行挂牌成立，主要业务是为英国政府垫款。换句话说，政府可以用国债去银行换钞票。这样，英国政府打仗时钱不够用的话，就不必“雪地跪求”巴林银行或者罗思柴尔德家族了，至少多了一个选择，不必一棵树上吊死。1833年，政府给予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无限法偿的资格——既然是政府借走用于流通的，政府应该认账。1928年，英格兰银行成为英国法定唯一发钞行，统一了发钞权。至此，其他商业银行如果想发钞，都要1:1的比例在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商业银行的发钞权控制在英格兰银行手中，英格兰银行的发钞权控制在英国政府的手中。英国政府垄断了发钞的利润。当然，让民间商业银行主动放弃这样的利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的银行挤兑风潮，使得民间商业银行不得不主动归顺央行，放弃发钞的利润。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央行，对各个银行开展业务，是“银行中的银行”。各个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户，成为“央行的客户”。

央行统一发钞，统一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规定利率和法定准备金（规定存贷比），规范操作方法。至此，货币流通终于彻底规范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在金属货币的时代，贵金属本身就是货币。到银行券和银票的时代，银行券和银票是金银的影子，是银行的债务。到了央行为政府垫款的时代，流通的货币成了什么东西的影子？国债的影子。最早的国债是制定用金银偿还的，这时，以国债为储备的央行钞票，理论上还是金银的影子。不过欠债方由商业银行变成了国家。不过，国家理论上可以无限借债。今年借100万，明年借200万，后年300万。只要不断借新还旧，就可以不断获得资金。谁也不能说政府没有还钱，谁也不能阻止政府把新的货币不断加入到经济循环之中去。

这时，政府就取代了金匠铺，成了乱印银票的根源。与金匠铺不一样，政府不怕挤兑。35美元一盎司黄金。美元数量多到一定程度，联储库存的黄金就不足以应对流通中的美元了。这时，持有美元的国家就可能要求用美元换黄金。这时，美国就可以拒绝对方用美元提取黄金。其它国家打不过美军，拿美国没辙，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所以，政府印刷的钞票，并没有上限。

一旦政府宣布法币与贵金属摘钩，法币就不再是银行券了，而是价值符号了，其内在的价值也就是未知数了。金银是有价值的，银行券对应的金银也有，因为开采金银是需要劳动的。如果金银流通的价格低于其所含金属的价值，金银就会退出流通，加以熔化，成为金银制品。但是，国债就不好说了。100美元的国债，就是100美元的国债，究竟对应多少价值？显然，这个是不好说的。由国债作储备的货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这样的货币的购买力由商品和货币数量的比率和流通速度决定。这时的货币，只能算是价值符号。对应国债的纸币，显然不能作为废纸或纸浆销售。100美元能购买多少东西，要看美联储发行了多少美元，社会上流通多少商品和这些美元的流速。

与金银相比，这样的货币显然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货币能够流通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暴力的支撑。央行不能拒绝国家塞过来的国债，个人不能拒绝国家用央行的钞票买东西。拒绝法定货币，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有些货币连国债储备都不需要，比如日本军票。这样的货币，就是日军的白条。总量究竟有多少，日本鬼子根本不关心。在中国沦陷区，谁也不敢不要，除了日本人自己——军票不能兑换日元。世界上最无耻的事情，大约莫过于此。

在金银的时代，人们可以选择持有金银或商品。在银行券（银票）的时代，人们可以选择某家银行的银行券或持有金银。到价值符号的时代，人们就没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了。

如果债务人可以无限创造的货币，这样的债务没有任何意义——你要我还钱，我给你印就是了。这时的货币，既不是实体的商品（比如贵金属），也不存在债务关系，而是国家暴力的体现，是暴力的符号。一个国家货币能够流通的区域就是这个国家暴力能够覆盖的区域。抗战期间，国民党虽然理论上是国家的合法政府，但是势力范围仅仅覆盖西南一隅。所以，法币仅仅流通在西南。沦陷区和边区需要法币，不过是为了套取国统区的商品。

一个政权一旦崩溃，该政权的法定货币马上就失去价值——国家机关不存在了，被替代了，法定货币后面的暴力不存在了，谁也不要倒台政权的法定货币了，法定货币自然就失去了价值。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法币、军票、旧日元、帝国马克、卢布都曾经经历过。对无数升斗小民来说，这是无耻的劫掠。一个政权越稳固，这个政权的暴力越能说到做到，这个政权的价值符号越受追捧，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怎么区分金属货币、银行券和价值符号呢？说起来好像很简单。金属构成的就是金属货币。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就是银行券，国家直接发行或者通过央行发行的就是价值符号。那么，国家发行的金币算什么呢？秦半两算什么呢？此外，有时按照国家法令一块重0.8盎司的金币可以购买1盎司的黄金对应的商品，这是常有的事情。这算什么呢？中国历史上的五铢钱、金错刀、皮币算什么呢？当年许多国家的法定货币都可以到银行兑换成固定比例的金银，这样的货币算什么呢？

最终的标准，按照本文的定义，是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与对应贵金属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不足量的金属硬币是价值符号，不能自由兑换的纸币也是。毫无疑问，不足的部分的价值，完全靠国家信用支撑。足量的金属硬币与贵金属无异，能自由兑换的纸币，即使是国家发行的，也不需要国家暴力的支撑。所以，是否能够自由兑换成否足额的金银，就成为确定货币属性的关键。

价值符号内在价值不足的部分靠国家暴力补足，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暴力与财富之间有趣的关系。

7.2 环环相扣 ​

“在任何一个国家，多数信用交易都是在产业关系本身范围内进行的……原料生产者把原料预付给加工制造的工厂主，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定期支付的凭据。这个工厂主完成他那一部分工作以后，又以类似的条件把他的产品预付给另一个要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加工的工厂主。信用就是这样一步步展开，由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直到消费者。批发商人把商品预付给零售商人，他自己则向工厂主或代理商人赊购商品。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手借入，另一只手贷出。借入和贷出的东西有时是货币，但更经常的是产品。这样，在产业关系之内，借和贷不断交替发生，它们互相结合，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正是这种互相借贷的增加和发展，构成信用的发展；这是信用的威力的真正根源。”——《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

有了银行就有了现代的社会化的信用体系。在银行出现之前，社会化上存在着信用，但多是零散和独立的信用。出现银行之后，信用体系成为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一个独立的环节。

信用这个词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在经济领域信用是一种“借”与“还”的关系，对应未来的一笔现金收入。

张三信得过李四，把钱借给李四，规定借款期限，规定还款方式，规定利息。信用到期时，李四还给张三对应的本金和利息。这就是信用的最早来历。

当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货币流通作用有限，彼此之间借贷的未必是货币，也许是实物产品。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借粮食，答应秋后以几倍的数量偿还。这是封建小农经济中很常见的事情。如果读者看过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的话，一定记得其中马大三向八婶子借白面的情节：马大三借白面给花屋和翻译包饺子，答应来年麦收借一还八。（多说一句，人们把金银寄存在钱庄其实也是信用关系，按照钱庄开出的银票，人们随时可以取回金银。所以，银票以及后来规范化的银行券，都是信用货币。）

张三供货李四零售。最开始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来张三信得过李四，或者张三为了和王五争夺李四这个客户，或者李四比较强势提出赊销，于是张三不再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三把自己的商品交给李四出售，三个月以后，李四把商品卖出去，还给张三货款，这也是信用。

前面三种：借钱还钱，借物还物，借物还钱。理论上，穷举的话还应该有借钱还物。实际比较罕见，因为借钱还物相当于一种销售行为，多数情况下货币往往比商品受欢迎。罕见并不等于不存在：比如，当某种商品比较紧缺、供不应求的时候，供货商要求下家预付货款。再比如，当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债权人很可能要求债务人用实物代替货币偿还债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借”与“还”的方式衍生出无数变种。最早的借贷是民间的，一对一之间的，整个借贷过程清晰可见。张三借李四的钱，投资或应急，到期还给李四。李四借给张三的钱，来自自己的财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广泛应用，这种环节不断社会化，独立成一个专门的行业，这个行业就是金融业。银行把社会上零散的资金收集起来，借给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银行的左手是社会上的储户，右手是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一手托两家。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每个生产者和商人的流动资金，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此外，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如果没有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

与个人之间的信贷不同，金融机构融资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撮合有闲钱和缺钱的双方，金融机构凭借名声、信誉和社会关系当金钱的掮客。皮尔庞特．摩根就是做这种生意的。摩根从社会上（比如说某甲那里）募集100万美元，转手向企业（比如说某乙）借出100万美元。某甲不能再使用这100万美元了。这种方式和民间的借贷没有本质区别，是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某乙出了问题，某甲自认倒霉，投资银行已经落袋为安。第二种方式把借来的100万美元存在进银行的金库，然后给某甲开户。某乙来贷款，也给某乙开户。某甲、某乙的账户上都有100万美元，都可以用来购买商品。于是，银行增加了一笔资产（即100万美元的应收贷款），也增加了一笔负债（即某乙账户上的100万美元存款）。这种筹集资金的方式与第一种方式最显著的区别有三点：第一、创造了信用货币，可能直接刺激通货膨胀；第二、银行的信用牵扯其中——如果某乙不能顺利偿还那100万美元贷款，银行就要面临大笔的坏账。用这种方式进行信贷业务，客户必须在金融机构开户；第三、只有客户开户而不是直接提现，才有可能玩这种十个坛子两个盖子的游戏（所以，这种业务是商业银行或者类商业银行机构比如地下钱庄的特权）。在《金融为王》之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两种融资方式的区别，但是时刻牢记第二种融资方式创造货币的功能以及银行的信用牵扯其中对本章以后的分析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涉及商业银行被挤兑的分析，离不开相关的内容。所以，有必要再次强调。

银行成为资本家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桥梁，银行家把可供借贷的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时的贷出者不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社会资金的流动，需要经过银行这个平台。投资银行的利润来自于为客户筹资的手续费，商业银行的利润大量来自于存贷款息差。

借给资本家的产品或货币成为资本，投入新的生产循环。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不属于自己的资本的使用权，就是融资过程。如果本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5%，获得外界资本的利率是6%，那么对资本家来说，外界融资的利润率就是9%。这部分资本虽然不如自有资本利润率高，但是却可以大量获得。相比之下，自有资本虽然利润率高于社会资本，但是完全靠自身积累，所以总量有限，增长的速度也慢得多。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利用社会资金经营，发展速度必然慢于利用社会资本的同行。在大吃小、快吃慢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是非常不利的事情。如此便不难理解企业大量利用资本的原因。

信用关系，表面上看让渡一段时间的使用权，然后收回使用权获得取利息。利息无疑来自未来生产的收益。任何物品不经过生产过程，不吸收劳动力，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增加价值。一堆黄金，借贷出去，如果埋入地下的话，几百年以后也还是那样一堆黄金。不多不少。这堆黄金被借贷出去，用于购买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投入生产的话，无疑会产生新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原有的黄金。生产过程越长，超过的量越多。

与一般的资本主义的投资行为不同，表面上看，金融资本的积累不需要与实体经济发生联系。贷出货币，期满对方偿还更多的货币。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金融资本家把生产的过程外包给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获得利润，金融资本家获得利息。在分析信用对经济的作用时，我们需要牢记，个别资本家可以靠坑蒙拐骗获得收益偿还贷款，但是从社会生产的整体看，无论这个过程如何曲折，最终的收益都是来自实体产业。借钱还钱，需要李四做生意赚到钱。借物还钱，需要李四把赊销的产品卖出去。货币脱离实体产业不断自我以几何级数增长，这是纯粹的幻觉。如果实体产业不能得到发展，甚至萎缩，金融行业也必然没有利润。

银行贷款给企业，首先是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需要。

产业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总量往往与生产需要的资本总量并不对应。一个产能1000吨的企业，突然面临2000吨的订单，需要大量增购原料、设备、雇佣工人。如果单纯靠自有资本，只能放弃。如果使用银行贷款，则可以迅速扩张产能。如此便不难理解经济复苏期，信贷迅猛增长，货币供应量激增。产业资本家利用金融业的资本进行经营，购买原材料，支付工人工资，出售产品，获得剩余价值，然后偿还本金，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给金融业。整个过程与产业资本家使用自有资本经营一样，都要经过购买原料、设备和劳动力，生产产品，然后销售的过程。这些迅猛增长的信贷，能否顺利偿还，完全取决于商品销售情况。产业资本家使用自有资本时遇到的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在有金融机构参与时，同样会出现。“资本家—工人”体系中，剩余价值中资本家自身消费不了的部分，在“资本家—银行家—工人”的体系中同样找不到买主。新体系无非是把原先的资本家分为“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现有“资本家—银行家—工人”体系仍然是原有体系的变种，并不改变少数人占有大量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如果希望所有产品都能顺利售出，那么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就要把利润和利息全部消费掉，只要不能消费掉，就要遇到产品滞销的情况。（从另一方面看，也能理解经济萧条期，如果仅仅下调利率，没有订单，企业不会主动提高生产规模。新增的贷款必然游离于实体生产之外，用于投机和炒作。）

商业信用的第二种方式是赊销和贴现。在马克思的时代，企业把产品卖给对方，对方并不能立即支付货款，这时企业要求对方提供保证定期支付货款的汇票。企业用这种汇票去银行贴现。银行收取一定的利息之后，给企业现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汇票可以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银行券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量的交易都采用汇票冲抵。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弥补汇票不能平衡的差额。这时，商品不是为了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了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

在这样的条件下，产品不必卖掉，只要在银行能贴现就可以。比如，生产商把产品提供给批发商，批发商为生产商开出三个月到期的汇票。银行接受批发商三个月到期的10000英镑的汇票，按照4%的贴现率，给生产商的账户中存入9900英镑，或者冲抵生产商给原料商开出的3个月到期的汇票。如此循环往复。这时，整个流通过程中，需要的货币量很小，只是弥补汇票循环之中，不能彼此冲销平衡的部分。很小的货币量就能支撑很大的交易规模。换句话说，银行只用很小的资本量，就能支持惊人的交易规模，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时的交易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企业把产品卖给银行。银行最后获得一堆商品还是现金，则完全看零售商的销售情况。如果产品卖不掉，零售商破产，最终银行就要获得一大堆商品。

这种贷款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旺盛。社会总消费能力不足，产品销售不畅。零售商开给银行的汇票不能按时偿还，供货商要催收货款。供货商的上家也要向供货商催收货款。这时，产品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必然通过各种渠道筹资。这些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必然辗转来自银行。直接表象就是利率暴涨，各处资金紧张。

不论哪种方式的商业贷款，都是银行垫付了资本，在产品将来销售之后获得分一杯羹。这杯羹能不能到手，要看产品最终的销售情况。在生产扩张期，生产规模、商品规模和信贷规模都在急剧扩大。企业和银行都获得惊人的利润。但是，这一切都是纸面的富贵。这些利润最终到手，需要产品最终销售出去。银行手中掌握大量的汇票和贷款，这些汇票和贷款最终能成为实际的利润，要求贴现人或贷款人能顺利完成生产循环，顺利偿还贷款。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那样，由于资本一面扩大生产，一面压低工人消费，必然导致大量的产品滞销。或者说，必然有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我们在前面有关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关于积累的部分已经说明，积累（投资）的结果必然导致产量的增加，这时必然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推动新的积累（投资拉动经济），或者需要提高消费能力。但是，积累受到自然条件、科技水平的限制，必然不能无限进行。这时必须提高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消费掉前期积累产生的大量新增产品，否则即使扩大再生产短期内能缓解消费不足的局面，最终也要面临大量产品滞销的局面。

任何扩大再生产都不可能无限的延续下去。扩大再生产的中断是必然的，表现为偶然事件。

1843年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整个英国的资产阶级，立即如同嗑药了一样，全部陷入了兴奋之中，纷纷盘算能从中国这块新兴的市场获得多少利润—— “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厂房、蒸汽机、纺织机，纷纷上马。当时英国的资本家们想，在刚刚开辟了新市场而且获得资本容易的时候，为什么要放过这种大好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英国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呢？为什么工厂主自己不应该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在英国出售换回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在大吃小，快吃慢的社会之中，谁保守，谁吃亏。

不仅如此，大量的资本涌入铁路建设，既然经济要大发展，必然有大量商品和原材料要运输，铁路必然利润丰厚。从1844年夏，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购铁路股票，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这时，人们忙于投资铁路，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的基本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蒙受损失。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当时，银行贴现率低：1844年是1.75%—2.75％；1845年直到10月，是在3％以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1846年2月)上升到5%，然后1846年12月，又下降到3.25%。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支付；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900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足有750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它那些把准备金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是同一准备金的银行，也同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现率在1847年1月还只有3%—3.5%，在恐慌最初爆发的4月已上升到7％，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6.5%，6%），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10月已经上升到7%，11月又上升到10%，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许多企业陷入绝境，资金链被压断，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濒于破产。

在这个例子之中，由于灾荒导致进口增加，大量货币从英国流出，导致了意外的收紧银根，银行不能提供贴现业务，后者即使贴现也要收取高昂的利息。于是，汇票流动停止。热火朝天的扩大再生产，由于收紧银根而被打断，需求不足的缺口暴露出来。

如果没有这次灾荒，是否会发生经济危机呢？实际上，即使没有这次偶然的饥荒，随着投资产能的不断释放，必然出现消费品逐步滞销的情况。在工业化生产面前，3亿人的市场也迟早会变得狭小。何况，由于贵金属外流中国很快就会没有支付能力购买英国产品。这时，必然发生回款困难。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大批企业会越来越依赖银行提供流动资金。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的利息必然增加。即使没有外来的危机，利率也会上升，最终还是会崩溃。原有的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现象在加入金融行业以后仍然会存在，表现形式或许略有不同（由简单的产品滞销表现为零售商的汇票贴现困难、利率上涨和社会资金紧张），但是本质是不变的。

那么如果政府不断无限提供贷款，是否能缓解危机呢？事实上，自从价值符号替代金银成为支付手段之后，理论上，政府能无限提供货币，央行也可以无限提供贷款，企业能不断借新还旧。但是，政府提供的贷款并不能解决最终产品销售行为。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供贷款也不能改善产品的最终销售行为。最终我们会看到一面不断增加的贷款总量，一面是不断增加的企业债务总量，一面是堆积如山的滞销产品或者没有产出的垃圾性投资，一面是不断增加的企业利润总量。不仅如此，这样的疯狂增加贷款的行为，还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部分内容，后面还会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是互为表里的事情。不论怎么简便化或者复杂化，货币与商品对立是必然存在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也许演变成“一手交货三个月以后交钱”或者“张三交货，李四收货，银行垫付”的方式，但是最终仍然必须发生张三与李四之间的货币转移，而这种货币转移又是由李四手中的商品顺利销售为基础。如果要顺利销售，就需要工人和资本家消费所有的产品。或者说，货币从资本家手中流出，回到资本家手中，不多不少，张三、李四谁也不能截留货币。否则，李四的商品就不会全部售出。这时如果不能为李四的产品找到额外的销路，整个交易过程必然无法完成。

这时，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一环扣一环的销售过程所建立的一环扣一环的信用体系，必然变成一环套一环的坏账循环。已经贴现了收入的汇票的企业落袋为安了，贴现汇票的银行到期能不能收到现金就不好说了。所有的坏账都集中在银行，从表象上看，是银行放贷有问题，没有控制风险，贴现经营有问题的企业的汇票；企业经营有问题，没有把产品销售出去，等等。表面看来，只要注入资金就能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坏账完全化解掉，实际上，根本上的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即使注入了资金，也不能解决生产终端零售商手中的大批堆积如山的没有对应消费能力的滞销的产品。所以，用注入资金的方式化解三角债，是扬汤止沸，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可能制造更大的危机。

对此，马克思说过：“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之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常见的表象是银根紧张，汇票无法顺利贴现，实际上是大批的产品没有买主。产品卖不出去，大家都需要新的贷款拆东墙补西墙，贷款回不来，与贷款对应那部分存款却并不会消失，银行为了防止被挤兑不能无限增加贷款，自然银根紧张。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政府是资本家的委员会，自然不愿意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固有矛盾。为了不触动资本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府往往采取放松银根的方式试图缓解经济危机。这时，我们会看到：如果投资不赚钱、没有多余的剩余价值，工人和资本家就能消费掉所有的产品，经济就会平衡。但是，这样一来资本家就不会投资，也就是说刺激政策无效。反之，如果资本家预见将会有利润，那么结局必然是对应利润的部分的产品没有销路，也就是说酝酿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换句话说，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改变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仅仅放松银根鼓励资本家投资的刺激政策，或者无效或者酝酿更大的危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是不能回避的现实。

在繁荣期，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期间，收紧信贷必然导致崩溃，不收紧迟早也是崩溃。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来临之前，放松信贷可以刺激更快的复苏，不放松银根，迟早也会复苏——但是复苏的速度显然会慢很多。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会不断增加投资，利用社会资本可以跳过漫长的积累期，也可以使资金运转的速度大大加快。放松或收紧信贷，并不是崩溃或复苏的根源，却可以提前导致崩溃或加速复苏。于是，便产生了利用信贷可以控制经济周期的错觉。事实上，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只要多数人的消费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不论怎么调节信贷，都不可能消除产能与消费的缺口。

经济复苏的根源是新的设备更新，社会投资需求大规模增加；经济崩溃的起点是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完成，产能被释放出来。商业信用不过是使资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可以利用而已，并不改变分配模式，自然不能避免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冲击通过银行这个经济的中枢，迅速扩展到所有行业。企业的产品不能在社会上销售出去，如果抵押物拍卖不足以偿还贷款，那就必然拖累银行。生产商的产品销售不掉，就无法偿还建设厂房、购买原材料和设备，以及雇佣工人的贷款。销售商的存货卖不掉，就无法按时兑付汇票。这些损失，最终要转移到银行。反过来，他们贷走的货款，已经成为其它企业的利润，变成其它企业在银行的存款，也就是银行的负债。这时，银行就会出售企业的抵押物，或者要企业担保人偿还对应的本金和利息。如果企业的抵押物能顺利变现，或者担保企业能承担损失的话，那么银行就可以把损失转移出去。如果不能的话，比如经济危经济期间，所有企业都面临产品滞销、资金紧张的问题，那么这部分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最终的结果就是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如果银行倒闭必然冲击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本身的产品并不滞销，也会遭遇资金困难。即使银行不倒闭，也会造成资金紧张，贷款利率上升的现象。一家企业的滞销，迅速通过银行这个中枢，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当这家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并不影响全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会停滞。这时，经济危机就会到来。

这一章的分析之中，我们采用了商业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手段进行分析。事实上，企业的融资手段有很多，除了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还可通过投资银行向社会直接募集资金，甚至可以完全绕过银行，比如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募集资金直接向社会融资。但是，不论哪种融资手段，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提供一种未来现金流，也就是一种债权；最终的行为，都是企业向社会征集资金，并承诺给予相应的收益，销售产品偿还贷款，社会资金保留所有权交出使用权，获得相应收益。企业使用其它融资手段融资，并不改变这一部分的结论。

银行贷款给企业，不能解决经济危机，那么贷款给消费者如何呢？这是下一小节的内容。

7.3 穷在债里 ​

送信的腊八粥，要命的糖瓜儿，救命的煮饺子——北方民谚

说过了生产信用（或者说供资本家使用的信用），说说消费者信用。信用消费的雏形早就有，《鬼子来了》里面马大三借八婶子一斤白面答应来年还八斤，这就是最早的信用消费。马大三为了满足眼下一斤白面的急需，丧失了未来八斤白面的消费能力。给鬼子和翻译官包饺子，送他们“上路”是不常见的事情，常见的事情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借粮：春天借200斤，答应秋天还400斤。如果还不上，就要把自己的薄田交给地主偿债。除非大丰收，一般是还不上的。地主可以把借贷的利息提高到农民还不上的程度，愿意借就借，不借拉倒；农民则赌一把今年的收成，大丰收就能还上，再说即使秋天还不上也比现在就饿死强。

信用消费要牺牲未来的消费能力，这是很明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会答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稳拿的解释是眼下的享乐比未来的享乐更重要，有些人渴望眼前的享乐，有些人则有恒心希望未来富裕，于是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了一致。稳拿都是有恒心的人，更看重未来的富裕和幸福，卢瑟则是鼠目寸光的人，追求吃光花净。有趣的是，稳拿是宣扬目前的享乐比未来享乐更重要的人，可他们自己却乐于“牺牲”眼下的快乐，追求未来的幸福。

卢瑟的解释很简单，无非三个字——“不得已”。

信用消费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赊购。一些小商铺，比如鲁迅文章中鲁镇的咸亨酒店，为了招揽生意往往对熟客有赊购的业务。比如孔乙己去酒店喝酒，就经常不给现钱——平时喝酒记账，有钱的时候补上。小说中，他临终还欠酒店十九文钱。赊购给许多没有稳定现金流的城市平民提供了便利，也给小商铺提供了稳定的客源。这种信贷消费本身则没有利息。实际上，小商铺也不敢收利息。因为赊购与农村的高利贷不一样，往往是无抵押的，客户流动性也比较大。利息无非增加违约的风险。利息越高，风险越大。（当然，偏远地区的小商铺则往往对赊购提出苛刻的要求，甚至质次价高。当地客户选择少，迁徙不易，往往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阻碍信用消费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违约的风险。多数情况下，这种违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前面《切大饼》一章中已经分析过多数社会底层的收入水平被压低到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的地步，或者说他们的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之后不会有盈余。如果他们在第一年因为种种原因采用了信贷消费，那么必然压缩第二年的消费，或者说第二年的消费水平必须下降到基本生活水平之下。除非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大丰收，导致他们获得额外的生活资料，否则违约的风险基本不可避免。

农村的高利贷是很容易违约的，只要出现连续的荒年，多数农民想不违约也不可能。多数情况下，农民是不希望违约的，因为违约就意味着丧失土地，由小农变成无产者，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大截。地主的目的并不是谋求利息，而是希望农民违约，趁机兼并农民的土地（当然，也可能是农民的闺女，比如喜儿）。农民可以去逃荒，但是土地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如果农民没有薄田，地主是绝对不会借粮给农民的。地主借给农民的粮食的价格，往往也是远远低于正常年景农民的土地的价格的。

城市的赊购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孔乙己最终也没有偿还拖欠的十九文酒钱。与农村不同，城市穷人多数是无产者，没有可以抵押的土地。小商铺依靠客户增加和零售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平衡这种损失。如果平衡不下，就要破产倒闭。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小商铺在增加销售和增大违约风险之中权衡，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无归。茅盾的《林家铺子》就是这样的典型：由于日寇侵略，林家铺子生意萧条，赔本销售，赊购违约，反动派趁机搜刮，林老板最终有产变无产。所以，小商铺一般只对熟客开展信用消费的业务。

无论地主还是店主，都会审慎借贷——任何人对自己的钱都会非常谨慎的。农民有土地，地主觊觎农民的土地，农民可以用土地抵押。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本来就一无所有，拿什么抵押呢？ 把钱借给无产阶级消费，将来他们怎么偿还呢？这是每一个高利贷者都会审慎考虑开展信用消费业务的原因。

当然，如果借出去的钱不是自己的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现代金融为信用消费铺平了道路。银行作为专门的信用机构操纵全社会的货币资本获得利差，用别人的钱生钱，于是信用消费就蓬勃发展起来了。把农村的高利贷和城市的赊购结合在一起，就是现代的信用消费。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推动信用的消费，商业银行往往相对审慎，而投资银行则大胆激进得多。这并不是因为两种银行的经营者在道德方面有天壤之别，而是因为商业银行的业务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有本质的区别。投资银行只承担一个筹资掮客的身份，收取佣金，并不把自身信用参与到融资过程中。贷款收不回来是债权人自己的事情，与投资银行无关。投资银行募集来的资金往往属于养老金等社保基金或者各类投资基金。这些公共资金的管理者，明知投资计划并不可靠，但是为了眼下的业绩（他们的收入往往与在任期间的业绩挂钩），而选择这些有问题的投资。相比之下，商业银行则不能这么潇洒。因为客户在商业银行开户，商业银行有义务无条件支付客户账户中的余额。所以，如果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必然面对挤兑的风险。两者经营风格差异的原因在于，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投资银行可以把风险完全转嫁出去，而商业银行则很难推卸得一干二净。

所以，由投资银行推动的现代信用消费一方面要求高昂的手续费，一方面不要求借款人有严格的资产做抵押。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信用消费中金融机构对本金的安全的重要性的考虑，远不及对手续费（或者说投资银行自身利润）的考虑。公共资金的管理人为了眼下的工资和红利也愿意选择这些明显有问题的投资。真正倒霉的，则是这些资金的真正所有人，比如养老金所有者或者购买基金的中小资本家。

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根源，还是利润的驱使，对投资银行来说是使用别人的资本进行投资，利润则来自投资的过程。只要把钱贷出去就可以，利润是自己的，损失是客户的，回来不回与自己无关。赊购发展成信用消费，与资本主义进化到垄断阶段是分不开的。由于单个生产规模的扩大，资金门槛的的提高，大量没有被大资本歼灭的中小资本主动退出生产循环，把产业资本变现为货币资本，然后交给金融机构去管理。由于垄断企业控制经济命脉，实业投资的空间有限。于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开始大搞信用消费。这种利润丰厚的生意不做白不做，反正各种货币资本价格便宜量又足。

只要自己不必承担风险，商业银行同样贪婪，同样可能因为私利而推动高风险的项目。大多数地区商业银行自负盈亏相对谨慎，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是政府下属机构，政府对商业银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这些地区，即使贷款收不回来，政府也会开动印钞机填平商业银行的损失。这样的商业银行只需要关心自己的收益而并不用担心贷款的风险，所以往往和投资银行一样倾向于高风险的项目。

金融的奥义就是利益归自己，风险推出去。对银行家来说，大量的信贷消费者还不上帐是迟早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自己这一环就可以。如果发生在自己这一环，只要别让自己承担损失就可以。对许多社会资金管理者来说，佣金到手了，损失了也是储户的，这样的生意是很合算的。如果这些本金是国外人傻钱多的储户，或者养老金和公共资金的储户的本金，也是很合算的。实际上，这些资金的管理者也是乐于用资金管理的资金去谋求高额利润的，尤其是他们的提成和短期收益挂钩的时候。对垄断企业来讲，这时社会总需求突然增大了。只要有支付能力需求，就不妨把生产扩张起来。对企业来说，有钱不挣是傻瓜。银行既然已经筹集了社会资金替消费者垫付了货款，何苦替别人的账户能不能兑现操心？

如果消费者不能按时偿还消费贷款，那么倒霉的将是社会资金，这些资本来自千千万万的中小资本家、社保资金和数不尽的社会各个阶级的投资（比如工人养老购买的保险和为供孩子上大学积攒的投资）。在一个为利益运转的社会中，要求资本家考虑别人的损失，岂不是要求太高了？

消费信贷的本质是把一部分货币资本借给工人，工人用未来的工资收入偿还目前的消费总额和对应的利息，用工人未来的消费能力满足目前资本实现对应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工人—资本家”社会中，工人的消费永远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剩余价值中资本家自身消费以外的部分，成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找不到对应的消费能力。金融资本家使用金融工具，提前利用了工人未来的消费能力，满足了眼前的缺口，但是注定在未来埋下更的大消费不足的祸根——因为那时的消费能力不仅要损失目前的已经提前透支的部分，还有对应的利息。而这种利息往往是很惊人的，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消费贷款中本金和利息的比例的话。

“朝三暮四”变成“朝四暮三”，并不能改变每天消费七个栗子的总量。这个道理是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理解的，金融家把系统风险归结为个别金融机构忽视风险，违规操作，而不是资本主义内生的缺陷。如果不是智力和猴子处于同一水平的话，就是利欲熏心不愿意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或者即使看到了仍然为了自己的利润装作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迟早会有资本受到损失，只要不是自己的资本就可以。我们购买的每一种理财产品，都会在不起眼的位置有明确表述投资风险自担的条款。这些不起眼条款会在需要的时刻发挥明确的作用。用别人的钱，玩自己的赌博，拿丰厚的年金，在崩溃以前跳槽，这是混金融界的秘诀。

话题转回来。

消费信用无非是把商业信用又延伸了一个环节，从生产延伸到了消费。在我们前面的生产信用分析中，信用止于销售，最终的信用的一环是零售资本家。如果零售资本家商品滞销，就不能偿还贷款，那么最终整个信用生产的链条将一环扣一环地崩溃。有了信用消费之后，整个社会的信用消费的链条又增加了一环，链条的最后的一环由零售商变成了工人。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指出工人的工资不足以消费所有的消费品，所以信用的链条最终必然崩溃。在这一节的信用消费中，最终的还款来源还是工人的工资，所以还是不解决问题。暂时看，虽然目前消费缺口被消费信用填满了，但是从长远看，工人的消费能力必然更加不足，因为他们要压缩未来的消费偿还贷款本金，还要承担惊人的利息——资本家是不会让工人白消费产品的。今天的消费，在明天必须连本带利的偿还。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信用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是无论是生产信用（商业信用），还是消费信用。

用明天的钱买今天的东西，用明天的消费能力弥补今天的消费不足，信用消费暂时掩盖了资本主义内在消费不足的矛盾。明天怎么办呢？明天再说明天，但是明天迟早会到来。

假设货币币值稳定，那么在生产规模稳定的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债务必然会逐步累积。假设一个国家第一年总产能和总消费能力的缺口需要对应100亿美元的信用消费的话，那么第二年的消费缺口必将是100+100（1+r%）=200+r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用于偿债的本金，r亿美元是信贷消费的利息。这时，如果希望填满第二年的消费缺口的话，就需要比第一年大得多的信贷。到第三年的时候，需要的贷款总量就是300+2r+r^2亿美元了。其中r^2是利率的平方。依此类推。理论上，工人可以不断借新还旧，不必偿还贷款的本金，但是债务总量必然不断增加，或者说需要支付的利息必然不断滚动增加。因为简单再生产时期生产规模不变，工人工资不变，所以这种不断借新还旧的最终临界点，就是工人工资扣除必要生活费用以后，甚至无法偿还每年应该支付的利息。这时，工人连利息都无法偿还，便不会有人继续借钱给工人消费。借新还旧的循环无法继续维持，工人陷入债务危机。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资本主义处于扩大再生产阶段。工人靠借贷消费了100亿美元的产品，于是第二年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了工人工资，当然社会总产品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也扩大了。工人工资累积总量，永远无法消费资本家不能消费其余的产品。因为那部分产品对应两部分价值，工人工资和利润中资本家不能消费的部分。扩大再生产时期，资本家不能消费的部分，也就是资本家用来资本积累的部分，这部分永远是绝对增加的。除非改变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关系，否则工人工资永远不能抵消掉这部分产品的价值。即使暂时使用消费信贷透支未来的工资，弥平了缺口，也不能永远维持下去。因为扩大再生产必然会因为资源紧张等原因停下来。实际上，如果靠投资不能无限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话，靠信用消费也必然不能让这种几何级数的增长无限持续下去。

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债务累积必定不断积累，工人的偿债能力必然不断下降。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工人破产的时候，也就是公共资金或者投资基金管理者手中掌握一大堆借据却收不回钱，对储户说“对不起”的时候。

现实经济往往并不会达到理想的极限状态就被无情地打破了。当工人的偿债能力低到一定限度的时候，任何小概率事件，都可能使靠信贷消费支撑经济崩溃。必然的规律通过各种偶然事件发挥作用，大量的偶然事件中蕴含着必然的规律。

穷举的话，还有缩小再生产，也就是企业不断倒闭，不断裁员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危机的时候。这时工人工资总量不断下降，怎么可能还得上债务呢？再说，即使工人要借债救急，也未必有人能借给他们——谁知道你明天还有没有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信用消费发达的扩大再生产时期，社会生产被动员起来，很少有人失业，所有社会成员都在享受盛宴。这时，企业产品销售顺畅利润增加，工人收入大幅增长，工人尝试消费一些在以往看来是奢侈品的昂贵的消费品。

假设社会总产品扣除折旧价值1200亿美元，工人工资600亿美元，资本家消费400亿美元。这时，如果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社会上有价值200亿美元（1200-400-600）的产品没有销路，要靠生产或者信用弥补，也就是说需要有20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保证所有产品都被消费掉。如果工人把100亿工资存起来，以备将来的需要，那么维持欣欣向荣，或者说一切产品都能消费掉，就需要300亿美元（200+100）的贷款。如果资本家也少消费50亿美元，那么就需要350亿美元（200+100+50）的贷款才能维持繁荣的假象。贷款总量增加的部分等于工人存款加资本家不能消费的部分，所以永远多于工人存款增量。资本的目的是征服财富，资本借钱给无产者，不让无产者越来越穷，难道还让无产者越来越富吗？

从全社会来看，繁荣期一切都好，除了全社会偿债能力不断下降。繁荣期能存在在于贷款不断增加，但是贷款总有到期的时候。如果不断借新还旧就是不断测试清偿能力的底线。当清偿能力扩张到极限的时候，现实再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点微小停顿，都可能造成整个信用体系的崩溃，经济危机随之到来。

不仅如此，消费信用还严重影响未来的消费，或者说，严重阻碍危机后的复苏。因为这时工人不仅仅失业，丧失了消费能力，而且陷入深深的债务之中。换句话说，工人的工资要扣除一部分债务才能用于消费，这样必然影响社会总消费能力。工人用消费信贷购买的消费品往往是房子或汽车。工人工资到手后，要首先扣除欠下的债务，然后才能消费。这时的工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比无产阶级还低一等的债务奴隶——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为了房子和车子负债累累。不把他们榨干净，金融机构是决不会饶过他们的，因为饶过他们就意味着金融机构自己承担损失。

如果借贷以后，发生通货膨胀，工人的实际债务不断下降会如何？我们目前的假设都是币值稳定的情况，币值不稳的情况将在后面分析。不过，通货膨胀造成的作用，可以确认的有三点：首先，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其次，通胀是改变分配行为的经济现象，这时的信贷消费已经不仅仅是借与还的关系，弗里德曼的所谓的直升机撒钱的例子和通胀不改变经济结构的结论是扯淡的。我们在后面的部分中会看到，卢瑟往往比稳拿吃亏。再次，那样的通胀很可能造成生产的崩溃。小资本家的生产循环被迫停止。事实上，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导致的崩溃，央行往往主动加息。这种加息行为必然导致信用消费成本急剧上升，往往就是全社会信用体系崩溃的前兆。

谈完了理论，我们不妨回归现实世界，看看现实世界中的信用消费与经济崩溃。

信用消费崩溃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最近的例子，无疑是次贷危机。美国穷人长期借债消费，最终还不起了，于是经济循环崩溃了。2007年2月13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4月宣布破产保护，裁员54%。8月，“熊死蹬”旗下基金出问题。同时，巴黎银行宣布卷入次级债，危机蔓延到欧洲。一年后，雷曼兄弟倒闭。2009年初，通用汽车破产。次贷危机到现在也没有完，什么时候完谁也不知道。

太阳地下无新事，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自1960年只1963年，美国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债务增加了40%，从200亿美元增加到280亿美元。在1960年至1963年，给予消费者耐用消费品的信用达到所购买的全部消费品的88%。自1940年到1950年则是69%。所有这些借款显然提前透支了消费者的收入，降低了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能力。为了维持商品的畅销，只能给予消费者更多的贷款，把偿还向后推迟。

“每当资本主义‘解决’一个矛盾时，它不可避免地又制造另一个矛盾。所以，伴随着控制经济周期的‘成功’的到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是清偿能力的长期下降，因此经济会愈来愈容易产生‘老式’的货币危机。恐慌以及在正常情况下随恐慌而到来的信贷紧缩，不仅仅是已在出现的灾难，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起着最重要的治疗的作用。信贷结构会继续膨胀到这种地步：到时处在基础地位的经济即使只发生相对温和的挫折也会震撼臃肿的金融上层建筑，威胁要把它像一座纸牌造成的屋子那样搞垮下来。”

斯威齐写这段话的时间，是在1965-1971年间。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20世纪70年代席困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余年的滞涨。信用消费崩溃以后，经济迟迟不能复苏。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整个社会饱受折磨。

还有更早的例子。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信用消费盛极一时，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分期付款。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1927年时用分期付款方法售出的汽车大约占60%，1925年时分期付款的零售商品总额共为四十八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以后各年中，这些数字都继续有所增加。到二十年代末，不论奢侈品或必需品，都可以赊购，所有货物的15%都以分期付款的方法售出。整个社会进入扩大再生产时期。胡佛夸下海口：“我们美国即将在征服贫困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更伟大的胜利。不远的将来，在上帝的帮助下，贫困将在我国消失。”他允诺，每一个美国家庭都将有一套自己的住宅，一辆车，锅里有两只鸡等等。

后面的事情就是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了。“一套房”、“一辆车”、“两只鸡”的幸福生活没有出现。许多美国人被迫住在破木板堆砌起来的临建里，靠捉来的野兔充饥。人们把临建和野兔戏称为“胡佛屋”和“胡佛猪”。胡佛本人也灰溜溜地离开了白宫，让位给罗斯福。

历史剧总是换了演员以后反复上演，大危机是悲剧，滞涨期是喜剧，次贷危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剧了。

在某种意义上讲，信用消费崩溃是一种资本主义自我治疗。工人消费了产品，无法偿还贷款，债权关系强行解除，资本家损失了资本，达到了一种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与商品卖不出去，烂在仓库里相比，信用危机是商品卖出去了，却收不回钱。不论卖不出去，还是卖出去了，总之钱是回不来的。工人购买商品的钱来自工资，总量总是小于应该由他们消费的产品的总价格。原先是买不起，现在是还不上。

发生危机的时候，大小资本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虽然大公司往往是真正的肇事者，但是出于各种考虑政府和金融机构往往会给予大公司更多的援助。次贷危机之中，在美国纳税人出钱拯救金融业之时，华尔街的金融企业仍向员工发放近200亿美元的高额分红。相比之下，许多中小投机者彻底破产。他们手中的存款缩水，股票和地产暴跌，产业倒闭。许多人经过个人奋斗，陷入债务危机，不得不宣布破产，终于从一无所有转为极端贫困。

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过程也是大资本吃掉社会中小货币资本的过程。中小货币资本在投资银行的安排下借贷给穷人消费，最终穷人无法偿还。这时，金融界的利润已经落袋为安，大资本的商品已经销售出去，他们利润已经实现了。只有小资本拿着借条，欲哭无泪。

更重要的是，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小资本家。与中小资本家相比，大量工人也损失惨重。为了能在生命周期中不能劳动时期获得基本生活，或者应对重大开支（子女求学，本人就医），大批工人把一部分工资收入存储在银行或者购买保险、理财、基金等投资品。在信用崩溃之后，这部分存款和投资注定损失惨重。如果币值不变，必定有一部分存款从此蒸发，再也收不回来。如果货币贬值，那么虽然名义数量不变，但是购买力必然大打折扣，实际上还是损失了。

资本量越小，损失越惨重。小资本受损失的原则，在信用消费导致的危机中再次体现。

消费信贷危机的时刻，债务被强行解除。存钱的人为借钱消费的人买单。当然，借钱消费的人已经破产，说不定已经跳楼了——除非他有印钞机。

7.4 羊毛出在谁身上 ​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赶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的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倍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马克思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关键是谁享用，谁买单。

言归正传。

既然个人能借债，国家当然也能借债了。

表面上看，国家是不需要借钱的。掌握元要素，随时可以暴力征收，有必要借钱吗？“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征了练饷征辽饷，钱不够花征税就是了。但是，有的时候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不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能随便剥夺，比如日本大阪堺港的富商，根本不在乎那些闻名日本的大名。当时的日本四分五裂，大名们各管一块。对多数大名来说，自己的实力虽然强大但延伸不到大阪，富商的武器和金银却可以通行天下。富商无求于大名，大名却需要向富商借钱，用来购买武器弹药或者维持正常的财政运转。所以，那些大名要对富商低声下气，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惊惧。

国家借债的历史，远远早于银行的历史。公元前256年（就是刘邦出生的那一年），周赧王受了楚国使者的蛊惑，脑子短路，要纠集多国部队一举扫平强秦。此时周天子的领土小得可怜了，国弱民穷，好不容易纠集了六千乌合之众。实在拿不出军费，只好向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后连本带利一举偿还。这时比较早的用于战争的国债。

借钱给国家，暴富的例子古今中外有很多。

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於此，非有以奉献於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在吕不韦的时代，寡人即国家，子楚代表国家。子楚获得秦国，就拥有财政的支配权，可以随便增加税收，只要秦国老百姓能负担得起不造反就可以。这时的财政收入减去秦国必要运转经费是偿还债务的上限，吕不韦自然就能获利无数。

比较近的例子是李嘉图投机英国公债。1815年，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决战拿破仑。虽然当时的拿破仑已经是英雄迟暮，法国也疲敝不堪，但是一代军神毕竟声望犹存。决战前夕，英国人心惶惶。这时，李嘉图大量购买英国公债。不久，英国大胜的消息传来，英国公债暴涨。李嘉图获利丰厚。

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百分之百一本万利的，国家借钱不还的事情是很多的。对元要素来说，还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还能借债。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果预期到自己日后不必借债，自然就考虑赖账了。除了主动赖账，还有些是实在还不上。

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自称要用周天子的威信消灭秦国的周赧王。各国国君不敢挑战强秦，纷纷首鼠两端，所以约定的出兵日期到了，多国部队却没纠集起来。秦军坐等多国部队，如虎狼等猪羊。可是，多国部队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秦军望眼欲穿，最后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索性主动出击。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新城。于是问题就来了，没消灭掉秦国也就不会有战利品，自己的领土被剥夺了也就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征收税收的依据，战债怎么还啊？众债主一齐赶到新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按照汉书的说法就是：“分为二周，有逃债之台。”

再说国外，太阳王路易十四一辈子生活奢侈，一辈子用兵无数，一辈子负债累累。钱不够花了，就找富商去借。不过，国王是国王，不能卑躬屈膝地恳求对方借钱。那么路易十四怎么借钱呢？他请富商参观他的园林，亲切交谈，让富商如沐春风。具体借钱的事情，让财政总监去谈，国王从不亲自张口。富商被国王的恩宠搞得颠三倒四，往往主动张口拿出几百万里佛尔。须知在当时的法国，富商虽然有钱，却属于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额外恩宠。国王这样赏脸，富商自然也不能不识抬举。不过，这些借出去的钱多数都有去无回，有的富商最终破产寻了短见。

贵金属货币国家不能随便印钱，借钱给国家是最赚钱的买卖，只要国家不倒台，而且能用贵金属货币偿还的话。花钱夺天下，用天下的税收偿还债务。不过需要注意两点：把钱借给谁，就是把自己的赌注押在谁的政治命运上。这是第一；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保证元要素以后还钱，这是第二。如果借钱就是自己阶级的委员会，那么这两个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首先，自己的政治命运本身就是和自己阶级捆绑在一起的。其次，这些委员们多数也是债主。投资国债，是资本主义初期许多金融资本家一夜暴富、完成原始积累的途径。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统一的财政，不管有没有财政，打仗也需要钱啊。民兵可以只要很少的军饷，但是武器弹药军粮也要花钱买。当时美国政府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债券。先把仗打赢了再说，至于怎么还钱当时根本没想过。后来战争打赢了，当年欠的债怎么办、还不还、怎么还，就成了问题。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张全数按票面价值偿还，国会接受了这个建议。由于生活所迫，大多数持有战债的小农、手工业者和退伍兵已经把战债廉价卖了出去，许多有钱人用一点小钱（票面价值的2%、3%）收购了大量的战债。于是，社会顶层的有钱人发了一笔大财。需要注意的是，掌握战债的人和控制国会的人是同一阶级的人，有些国会议员自己就握有大量的战债，所以战债顺利足额偿付。邪恶地揣测一下：如果这些战债不是掌握在社会顶层手中，而是由社会底层持有，那么国会是否还会同意按照票面价值偿付呢？这就不好说了。

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权力不断受限，国家的借债行为越来越多，就有了专门负责为国家借债的金融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央行。最早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就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它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英国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债，英格兰银行帮助英国政府向所有愿意愿意借钱给英国政府的人借钱（债主中也包括宿敌荷兰人）。英国海军不断南征北战建立日不落帝国，用战利品偿还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日不落帝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圈，为英国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打仗是挣钱的买卖，如果打赢的话，就由战败国偿还债务了。如果打输了，也无所谓，国家会用税收偿还债务。理论上，只要英国政府不被推翻，就可以不断增加税收，慢慢偿还上债务。所以说，对当时购买英国国债的人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购买国债的。因为国债有最低发行面额的限制，所以靠工资吃饭的人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再说这些人往往现金流不稳定，手里就是有几个闲钱也要应对不时之需。手中拥有大量资金的人，往往是大资本家、大地主或者官僚。购买获利稳定而丰厚的国债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此羡慕不已，积极游说国会效法英国：“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这是汉密尔顿的说法，他是代表商业集团、投机者、航运商和银行家利益的极端保守者。很显然，如果美国成立类似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央行并发行国债，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将成为获益者。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也应该听听从中没有获得好处的人的说法。

马克思对国债的评价是：“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同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悠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手中……”

对当时的资本家来说，只要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借给英格兰银行，用于购买国债，不需劳作也不必承担风险，每年就能稳稳当当地享受8%的利润。需要记住，当时的货币是实实在在的黄金或黄金的等价物，而不是经常贬值动辄负利率的价值符号。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借钱就要还，国家债务也不能回避这一点，如果国家打算以后继续融资的话。不过，国家的收入来自民间的税收或者战利品，所以国家的债务从来不是自己偿还的，国家偿还债务的资金无非来自战利品，或者全部或者一部分人的税收。社会顶层的利润必然对应战败国的财富损失或者本国居民的税负增加。抛开战败国的损失不说，本国居民的税负成为购买国债者的利润。

由于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最终的绝大多数负担必然要由社会的绝大多数承担。于是，

购买国债者只是社会顶层的一小部分，而承担税负的是全体居民。这是一种剥夺全体居民补贴少数人的行为。

羊毛出在谁身上，干什么用，这是问题的关键。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在《元要素》一小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财政行为对社会财产分配的作用。统治阶级控制国家，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必然会把收益向自己倾斜，把负担转移给被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我们看到的是统治阶级提高被统治阶级的税负，从被统治阶级身上刮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补贴统治阶级。当大多数人因为财产限额等原因被排斥在议会之外没有发言权或者权重很小的时候，他们的要求也自然不会有人关心。由统治阶级委员会决定的开支方向和征收的来源，必然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这是无需证明的。

国债作为一种财政行为，必然有利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府以全民的名义向金融资本家借债，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然后向全民征税还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利用税收补贴社会顶层资本家的现象：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利息，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买了出去，社会底层支付了国家借债的开支，压缩了生活消费。

至于这些国债开支对应的事业所产生的效益，是否能均匀地惠泽全体纳税人，还是只惠泽一小部分，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稳拿经济学一再宣扬“公共”财政的理论，财政就是大家出钱办大家的事情，国家的开支满足“公共”需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顶层获利更加丰厚。一般来说，社会底层需要的是衣食住行不发愁，生老病死有依靠。对顶层来说，这些要求早已解决。再说，公租房、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公共福利远远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档次。一个年入百万美元的人不会住公租房，他们往往有自己专门家庭医生和教师。他们的选择的则往往是宏大的工程或者扩张性的战争，这样才能赚大钱。美国政府可以不惜巨资攻打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却吝于出钱解决社会底层的住宅和医疗问题。抛开可以获得市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不说。各种宏大建设的工程也往往是有利于在议会中有发言权的阶级。

所以，同样是建立央行发行国债这件事情，汉密尔顿和德维特极力赞美，马克思则极力贬斥。双方阶级立场不同，一方是被给予者，一方是被剥夺者，自然对这种“补贴+剥夺”的模式看法尖锐对立。如果双方观点一致，反而不正常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国债除了用于战争和建设宏大工程，又多了一个功能，就是由国家消费弥平消费不足的缺口。既然资本家有闲钱不打算消费，工人想消费没有钱。那么由国家出面从有闲钱的人那里借钱，用于消费岂不就能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吗？

不过，在经济危机时期，通过国家借债刺激经济度过经济危机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

短期看，国内消费水平也许会有一定的上升。但是，从长期看随着国家债务的到期，国家如果不想赖账的话，必然增加税收负担。这时本来已经不足的底层消费被再次压缩。相比之下，社会顶层虽然的收入增加，消费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倾向也必然进一步下降。届时，社会必然面临更大消费不足，或者说未来必然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那时怎么办？如果国家能继续借债自然好说，如果不能借债，就难免数罪并罚。

不仅如此，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工人借贷消费克服消费不足相比，这种“国家替底层消费”的模式对经济作用的效果更糟。

首先，在借贷、开销、征税、还账的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金被层层剥皮，中饱私囊，成为私人资本而不是用于消费。国家借债一个亿，实际开销七千万，支付利息三千万，从社会底层那里征收一亿四千万是很常见的事情。征收一亿四千万，只有七千万用于刺激经济。这种国家花钱消费的行为，同样的支出总量，与社会底层自身选择消费相比，刺激经济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这种征收补贴的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酝酿更大的消费不足。在这种“补贴+剥夺”的行为中，官僚、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都发了一笔大财，社会底层本来用于消费的钱，成为了他们瓜分的盛宴。征收一亿四千万，有七千万成为私人资本。弥补消费不足的行为，却成了少数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

这种靠政府债务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额度行为，短期内也许可以克服消费不足的导致的经济危机，长期看必然是饮鸩止渴和助纣为虐的。这是很容易看到的事情。

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假设税收主要来自生活必须品的课税，或者说是对商品征税。这时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增加对顶层的税收而不是底层的税收以偿还国债，比如对社会顶层的财产征税，比如累进的高收入税、资产税和遗产税。如果以这种方式偿还国债，相当于对民间财富进行劫富济贫的再分配，必然可以增加消费总量，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国家向社会顶层借钱，然后增加社会顶层的税收，让社会顶层自己支付自己手中的债权，而不是社会底层支付顶层的债权。既然社会顶层有闲钱，就由国家把这些闲钱拿出来（而不是借出来）满足社会底层有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但是，很显然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与资本家的之间的统一战线的话，就会知道，对社会底层增加税收的法案通过议会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对社会顶层增加税收的法案的难度。——资产阶级政府不掏底层的腰包，难道会掏自己的腰包？财政是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所以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财政的分配必然向资产阶级倾斜。不改变国家的性质，必然难以改变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也必然不能削弱经济危机的影响。

明知用国家信用弥补消费不足而不改变分配模式和税收结构，会在未来埋下更大的祸根。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国家乐于采用这样的手段刺激经济呢？难道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非理性的吗？或者他们的智力低于常人？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多数领导人轮流坐庄，由于任期的限制，并不存在长远考虑。他们不愿意改变税收结构，因为那样会得罪控制国家政治的大资产阶级，也不愿意经济危机在自己的任期内爆发出来，让失业率反应出国内真实的消费水平。

于是，他们往往选择国家信用消费这种鸵鸟战术，把烫手的山芋扔给后任去解决。——我在任的时候当个好好先生，不出问题就可以了，哪怕政府负债累累。我任期届满以后以后怎么办？那是下任总统（首相、总理）的事情了。不必担心没有后来人，即使政府要破产倒闭也有的是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何况，这些领导人本人往往也可以在这种国债造成的虚假繁荣中大捞一把。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用国家债务维持虚假繁荣的作法屡见不鲜。这就如同击鼓传花，在鼓声停止之前，把鲜花传出去。

鼓声最终必然有停止的时候，鲜花迟早会落在某个领导人的手中。这位不走运的领导人就要做前任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时，国家为了偿还国债可以加税，如果不肯加税就需要压缩开支，或者拍卖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或者申请国际援助（如果是地方政府的话，可能申请中央政府的援助）。最终的解决方案，往往四者兼而有之。这时，经济萧条，税收增加，一切社会矛盾就要总爆发。这就是没有发钞权的希腊和美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暂时不考虑通过印钞弥补财政窟窿。）

这种国家债务还有隐形的形式。比如，国家安排某些机构或个人用贷款投资，然后由国家出面用税收弥补银行的损失，把贷款一笔勾销。在某些时候，国家并不直接出面发行公债刺激经济，而是鼓励银行发放商业贷款。在我们前两章的分析之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贷款环环相扣，最终的环节是社会总消费能力。在一个消费不足的社会中，必然因为产品滞销导致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这时，国家为了保护经济的运转，往往选择对银行实行救助，由政府出面财政出钱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给予这个机构或个人任何支持，实际上仍然完成了“补贴+剥夺”的过程。同样，征收行为也不仅仅限于税收。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种其他各种隐性手段增加收入，但是不论哪种手段，最终的负担的大多数必然由社会大多数承担，大多数人的生活成本必然上升，消费必然被压缩。

国家信用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信用的最终环节必然落在国家未来的收入能够偿付这些信用。这与个人消费信用弥补消费缺口信用的最终环节必然落在个人未来的收入能够偿付信用的过程非常相似。一旦个人无法偿付前期消费的产品，社会信用体系就会崩溃。国家无法偿付债务的时候，国内信用体系同样会崩溃。

在国家无权制造货币的条件下，国家可以借新还旧，但是不能无限增加债务。短期内，国家可以通过借债弥补短期内的消费缺口，并且通过不断滚动发行新债，掩盖消费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很快负债累累。当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无力承担利息支出的时候，就达到债务的上限。这时，就需要考虑减少债务，否则利滚利越滚越多，国家必然破产。当然，国家也可以不减少债务，而是直接降低利息。对于浮动利率的国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缓兵之计。不过，国家债务迟早还会触及上限，只要利率不是零。一旦国家债务到期，无法展期就是原形毕露的时候。这时，失业率上升，税收增加。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期。

价值符号取代贵金属以后，国家控制了印钞机。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就简单得多了。

7.5 暴力的符号 ​

“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汉书?王莽传》

“德璟言：‘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明史?蒋德璟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能出货币。当然，这种货币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价值符号。

暴力介入货币流通以前，人类的货币是混乱的。暴力介入货币流通以后，货币流通流通依然混乱。

金银作为货币有天生的优越性。金银是同质的，可以无限分割，分而复合，其他商品绝大多数都不具备这样的潜质。以白银为例，用二两银子买五头猪。每头猪卖四钱银子。一次买五头猪，给二两银子就可以，一次买一头猪，给四钱银子。如果只卖一条猪腿或者一个猪头，甚至再少一些，也都有对应的价格。理论上白银无限可分，可以分割到最小的原子。如果用其他实物做货币就很麻烦，五头猪对应两匹马，如果只想要一条猪腿怎么办呢？显然不能把马肢解了——大多数马的使用价值不是用来吃肉的。如果一头猪对应八双靴子，那么有马的人怎么买靴子呢？有马的人出售一匹马可以换得很多商品，但是这些商品未必是他现在就需要的，这些零碎商品怎么保存？他一次只能出售一整匹马，不能出售半匹马。此外，碎银子只要稍微熔炼，就可以变成整银，而且价值不变，也不影响使用价值。五十块一两碎银的价值基本等于一块五十两元宝的价值。相比之下，钻石价值超过金银，但是切割之后的价值小于原先未分割时的价值。两粒五克拉的钻石的价格，远远小于同样品质的十克拉的钻石。此外，每块钻石纯度、色泽都不完全相同，价值与重量没有绝对正相关联系。

贵金属易于长久保存，重量小价值高，而且价值稳定。谷物容易腐烂，牲畜会死亡，钢铁会锈蚀，但是金银是很容易保存的。今天考古（盗墓）发现的元宝，仍然与当年无异。埃及法老王的用具用黄金制造，经过几千年仍然璀璨。生产一两白银需要的劳动与生产几十斤铁相当，白银的价值相当于铁的几百倍。显然白银更易于携带。去市场购买价值一两银子的商品，如果用银子的话，只要装在口袋里就可以了，而铁要挑着走。如果是黄金的话，一盎司黄金的价值接近几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铁，两者便携性就更是悬殊了。由于地壳中银元素的稀有，获得白银的劳动从未像获得铜、铁、铝的劳动那样大幅度减少。地壳中的铁元素相对丰富，但是局限于科技水平很难开发，铁器的价格曾经与黄金相当。后来进入封建社会，科技水平大幅度跃升，冶铁成为普及的技术，铁器的价格便一落千丈了。相比之下，黄金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金属，价值却一直没有降下来——自然界中天然就存在不需冶炼即存在的高纯度金粒，但是不论冶炼技术怎么增长，开采黄金的劳动都是很艰难的。

金银是理想的货币材质，但并不是理想的货币。在所有的商品中，金银最适合成为货币，但是这是理想中的金银，而不是现实中的金银。什么事情一旦联系现实，便有无限的麻烦，许多细节成为魔鬼。贵金属有成为货币的潜质，但是仍然有难以克服的缺陷。

具体到金银，它们作为货币最大的麻烦就是价值的不确定。黄金的成色是很难通过肉眼观察判断的，否则就不会有阿基米德测量皇冠的故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含金90%和含金91%的两块金条，是很难用简便的手段判断出来的。但是两者的价值却相差超过1%。此外，质量也很难准确测量，尤其是测量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究竟用谁的天平为准就是很值得争执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必然为了成色和质量争吵不休。买方说是一块一盎司24开的金块，卖方则可能认为是一块0.99盎司23开的金块。如果买卖双方没有公平交易的尺度，贵金属成为货币依然困难。

这时候，就需要出现一个权威，为每一块金属规定成色和重量，然后打上自己的印记。这个权威可以是民间的，也可以是官方的。常见的就是官方的。

比如秦半两、刀币、布币、蚁鼻钱之类，都是官方出产的规定成色重量的铜块。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文字、度量衡，还有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怎么征收货币租税呢？为了征税也有必要统一货币。于是，以秦半两为原型的环形币一直使用到清朝。

有了官方认可的铜钱，做生意就方便多了。一石米三十钱，十石三百钱，大家做生意不必随身带天平了。

有时官方也不管，允许民间自己来。汉高祖就允许民间自己铸币。刘邦穷棒子出身，常年生活的在社会底层，平时买点零零碎碎的日用百货，有机会和大钞打交道的机会不多。秦半两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价值太高。实在不方便。于是，他一上台就允许大家随便铸钱。当然，不管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刘邦的时代官方铸钱的利润远没有后世那么高。结果，各地熔炉四起，大家都忙着铸钱不从事农业生产。今天，我们看到出土汉代的钱多，品相差，也不值钱。

这是为什么呢？

官方给金属块一个印记，证明这个金属块的成色和重量。反过来，只要有这个印记，不论究竟含有多少金属，都可以按照印记所规定的金属量交易。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用秦半两来说吧，理论上秦半两都应该是十二铢，大约8.4克。就算秦代工艺水平不高，出土的秦半两应该是重量相仿，实际上出土的秦半两最轻的6克多，最重的20克以上，多数在8到15克之间。最重与最轻的重量几乎相差3倍，但是不妨碍彼此按照同一价值交易。

如果张三获得了重量大的秦半两，那么对他来说最有利的事情是做什么呢？比如，他获得了100枚12克的秦半两，那么对他来说，把这些秦半两重新熔铸成150枚8克的秦半两是轻而易举的暴利的事情。反正都一样使用，100钱转手变成150钱。但是这种事情在秦代时是有风险的，秦始皇那样的人对读书人、商人都不能容忍，何况私铸钱币的人。再说，在秦朝严密的地保制度统治下，有族诛和同坐制度。某人作奸犯科，族人和邻居知而不举，与其同罪。个人想干点邪门歪道是很难的。当然，并不排除有人在偷偷摸摸地干这种事情。

天下苦秦久矣，大家都盼望一个小政府。刘邦信奉不干预政策，相信充分竞争获得最好结果。到了他做皇帝的时候，允许老百姓铸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干这个营生。社会上流通的钱的孔越来越大，越来越轻，越来越薄。比较厚重的钱要么被窖藏起来，要么被毁掉熔铸小钱。这时，民间流通的钱名义上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成色重量相差悬殊，最轻的不到一铢（0.7克左右）。社会上存量铜加每年新开采的铜量，远远赶不上货币增加的数量，货币成色和重量日益下降。以货币计的GDP日新月异，物价腾贵，经济生活混乱。卖东西的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出对策。客官可以用新钱买东西，但是新钱要比旧钱多支付若干枚。实际上，这时又回到了以金属重量决定价值的时代。

有许多钱虽然没有被熔毁，但是被动了外科手术。在重量的误差超过10%仍然不妨碍流通的情况下，用10枚比较重的货币就可以做出1枚新的货币。把比较重的货币集中起来锉一锉，就可以得到10枚货币外加足够制造1枚新货币的铜粉。这种事情不仅中国有人干，国外也有人干。到马克思的时代，仍然有人在干。他们把造币厂新出厂的新英镑集中起来，打磨掉一部分，然后获得一些并不影响流通的比较旧的货币和若干金粉。金属货币只要流通就无法禁止被人动手术。金属货币流通本身就会有磨损，搞邪门歪道的人不过是加速这种磨损。

还有人向铜钱里掺杂其他更便宜的金属（比如铁锡铅），或者在金币里面掺银铜铁锡铅。在贵金属里面掺入便宜的金属——没有人向铜钱里面掺黄金白银，向金币里面掺白金（铂）的。用贵金属做货币，可以掺入比较便宜的金属；用比较便宜的金属做货币，可以掺入更便宜的金属。除非用最便宜的金属做货币，否则总是有可掺的金属。何况即使用最便宜的金属，还可以采用降低冶炼水平的方式减少铸钱成本。

总之，政府规定了货币的重量和成色，是一种承诺。于是许多人就开始琢磨怎么在不影响流通的前提下，减少重量和成色。法定了重量，就比法定的重量轻一些。规定了成色，就比规定的成色差一些。官铸货币成色好、分量足，就有人给它们动外科手术；官铸货币成色不好，分量不足，还会有人打他们的主意。如果听之任之，那么很快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会面目全非，重量越来越轻，成色越来越差。

这时如果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流行的货币就会越来越多，以货币计价的物价会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以金属重量计价的物价的涨幅。到高祖末年，不得不禁止私铸。

不过，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是民间私铸仍然屡禁不止。暴利当前，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住。贾谊提出由国家垄断铜，但是在铜是是重要的制造生产生活用品原料的时代，垄断铜必然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方式。别的不说，起码没有镜子用了。

想维持金属货币材质和重量的稳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必须有精密的仪器，随时检查每一块硬币的重量和成色，不断熔铸不合格的旧币，制造新币。

按照马克思时代的英国法律，1200盎司22开黄金等于4672斯特灵10先令，一盎司黄金合3镑17先令10.5便士。英国的造币厂不断强行销毁不足两的英镑金币，熔铸新英镑。英镑的分量低于一定的法定幅度，就不能作为法定货币，只能作为金块使用。这些作废的英镑金币和其他类型的金块一样，可以按照每盎司黄金3镑17先令10.5便士的比价去英国铸币厂换取崭新的英镑金币。一定数量的英镑等于一定数量的黄金，一定数量的黄金等于一定数量的英镑。普通人有金可以换成镑，有镑也可以换成金。与金相比，镑质量稳定，成色稳定，规格整齐划一，便于计数，大家自然倾向于镑。

如果政府不允许英镑和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会如何呢？那就意味着不能维持英镑和黄金之间稳定的关系。在人们可以选择用黄金或英镑交易的年代，很显然这会破坏英镑的信誉：由于造币厂拒收黄金，磨损的不足额的旧镑，不会被熔铸掉，除了继续流通没有任何用处——因为熔铸以后的旧镑不能达到规定的含金量。如此一来，大家必然囤积新镑，使用旧镑。市面上流通的旧镑质量越来越次，增加的新镑则不断被囤积。如果旧镑的购买力不变，就会不断有人在旧镑上揩油；如果旧镑购买力下降，最终英镑就要按照重量交易。实际上，越来越轻的旧镑，也只能按照重量交易。这是极不利于商业发展的。

与英国相比，中国古代的铜钱即处于不可自由兑换状态，所以很难保障铜钱的质量。另外，两千年前的农业社会的度量和铸造水平显然不能和两百年前工业社会相比。

为了达到镑等于金的目的，英国政府必须没完没了地不断熔铸金块，制造黄金。

如果暴力不介入，事情会更糟。某些金铺给自己的金条打上印记，以信誉取胜。其他不规矩的人完全可以模仿这个金铺的印记。对法定货币的手段完全可以用在对待民间货币上。不仅如此，私人金铺并不拥有暴力，所以伪钞制造者还不必担心暴力的惩罚。

货币重熔是暴利的行业，在金属货币时代是难以禁绝的。既然不能禁止，某些统治者就动了歪脑子：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既然民间一直在铸造不合格的货币谋求暴利，我是天子自然也能干。最早的是汉武帝，搞得最大的是王莽。

汉武帝穷兵黩武，弄得国库空虚，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搞钱。除了盐铁专卖，他还搞出了皮币和银币。皮币就是一块皇家御苑特产的白鹿皮，标价四十万钱。按照规定，诸侯进贡的给汉武帝的玉璧必须放在白鹿皮上。一块玉璧不过几千钱，一块鹿皮要价四十万。一块鹿皮怎么能值这么多钱呢，这是彻头彻尾的敲诈。不过，当时汉武帝连年用兵，手下一批能征善战的老兵油子，诸侯王谁也不敢乱来，再说前面还有七国之乱被敉平的教训。诸侯明知是皇帝耍赖，也不敢不从。不过，皮币从汉武帝左手卖给诸侯，右手又收回来，并不进入流通。

汉武帝搞的白金币就是另一回事情了。当时的白金币叫白金三品，说是白金其实是银锡合金。银币一共三种：大的重八两，龙纹，合3000钱；中等的马纹，合500钱；最小的龟纹，合300钱。汉武帝的目的是敛财，所以毫无疑问这些银币的价格远远超过它们包含的金属的价值，虽然名义上是白金币但是估计含锡量颇高。既然皇帝老子能点锡成金，民间自然也依葫芦画瓢，大量私造，屡禁不止。不过，老百姓也不傻，干脆直接拒收。于是，这些花不出去白金币大多数都被销毁了，传世极少。

王莽的新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大的荒诞喜剧。汉武帝玩弄货币敛财的手法，被他学会了。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把不足额的金属货币和暴力结合了起来，至此价值符号彻底诞生了。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属货币的统治者，属于前无古人后面有的是来者——用价值符号洗劫老百姓真是太爽了。

王莽打着复古的名义推行新货币，一共搞了四次。

王莽搞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时候，还没篡权。第一次改革的内容是模仿汉武帝搞白金三品，搞出来金错刀、契刀和一种名叫大泉的大钱。金错刀的形状类似一把钥匙，刀身上有错金字“一刀平5000”。一枚金错刀，相当于5000枚西汉五铢钱。金错刀主要是针搜刮大商人的，用一枚20-40克的金错刀，就可以收到5000枚3.5克的西汉的铜钱（五铢钱）。尽管汉代铜钱经常质量不足，但是平均2.5克总是有的。5000枚就是12.5公斤。换句话说，王莽把自己手中的铜的价格放大了300-600倍，铜的价格偏离本身的价值300-600倍。不过，金错刀虽然放大倍率高，但是民间流通范围小，搜刮范围有限。除了大商人很少有人一次用5000枚五铢钱作交易。许多小生意人所有的商货也不值5000钱，用金错刀去向这样的商贩买东西，显然不适合。当时与金错刀一切出现的还有契刀和大泉，一枚契刀可兑换500枚五铢钱，一枚大泉兑换50枚五铢钱。这是针对中产和卢瑟的。王莽给各个阶层都量身定做了搜刮用具，实行定向宽松。

王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说句话大家就会仰慕他的德行，按照他的指挥棒转。实际上，民间根本不买金错刀、契刀和大泉的帐。不论怎么私铸货币，五铢钱的价格与等量的铜的价格基本持平，因为两者内在价值相同。相反，王莽的大泉彻底破坏了这种关系。100枚五铢钱买一石米，现在有人要用两枚大钱买一石米。100枚五铢钱大约重量200-350克，两枚大泉肯定远远不到这个重量。所以，卖米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方在开玩笑，第二个反应就是婉拒：“客官，本店小本经营，用不了这么大额的货币，所以只收五铢钱，您用的大泉最好换成五铢钱……。”不仅如此，民间还有很多人私铸。

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并没有禁用五铢钱，也没有采用严刑峻法，这是他大大的失策。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搜刮效果并不好。当然，如果达到他的预期的搜刮效果的话，他恐怕就当不上皇帝了。

第二次币制改革内容更混乱，一共5种材质，6种货币，28种单位。除了金银铜，贝壳和龟甲也都成了货币。当然，对老百姓来说，用得最多的还是铜钱。王莽的铜钱主要两种，小泉和大泉。小泉重一铢，当西汉五铢钱一枚。大泉就是前面提到的大钱，重十二铢，当西汉五铢钱50枚。换句话说，如果以钱计算价格，小泉通货膨胀500%，大泉通货膨胀2083%。王莽收回一枚五铢钱，熔炼重铸就变成五枚小泉。就是不足额的五铢钱，也能变成三四枚小泉。至于大泉就更厉害了，熔毁两三枚五铢钱，就制造一枚价值五十枚五铢钱的大泉。五铢钱与铜的价格基本是持平的。王莽的大泉，一下子让自己手中掌握的铜的价格翻了21倍。与上次不同，这次币值改革明确取缔五铢钱。

很显然，这样的玩法，没有暴力支持是玩不转的。同样的铜，流通在市面上和成为五铢钱基本相同，到王莽的手里身价暴涨21倍，这就是点铜成金。大泉的价值之中只有5%来自材料本身，剩下的全部靠暴力支持。

有上次币值改革的经验，民间并不欢迎所谓的小泉、大泉。于是，王莽大怒：“谁敢只要五铢钱，不收大钱，说大钱不好的，一律发配边疆！”货币价值不足没关系，只要有暴力就能推行。于是大泉、小泉替代了五铢钱，那些规规矩矩的人纷纷破产，有人甚至在市场上大路上失声痛哭。

如果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马上就会充满大泉。如果不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也会充满大泉。两者的区别就是这些大泉来自哪里，是民间还是王莽。这些大泉由谁铸造，谁就获得好处。所以，王莽也担心有人私铸。两三枚五铢钱即可铸成一枚大泉，然后就一当五十，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干啊。为了绝禁私铸，严查民间的铜炭。民间谁家有铜有炭，谁家就是私铸犯。不仅如此，一家出事，五家同坐。于是，正犯全家和街坊四邻全部流放去边疆劳动改造。尽管有严刑峻法，但是仍然屡禁不止，犯罪受罚的人数不清。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比如王莽之流，如同一个刺满纹身的流氓头子，纹身的字样是“正大光明”、“以德服人”、“温良恭俭让”之类。平时鲜衣怒马，穿得衣冠楚楚，一遇到争执就把会上衣脱下来，让对方看看他的一身横肉和刀疤，还有斑斓的纹身。然后把衣服穿上，一边瞪着对方，一边温和地说：“当年前朝的统治者抢男霸女，横行乡里，我为你们赶走了他。你们看，这是我赶走他时留下的伤疤。后来有人要造反，要危害你们的和谐生活，我为你们消灭了他。你们看，这时消灭反贼留下的伤疤。你们看这是我的座右铭，以德服人。你们看到了吧，我是讲道理的人，一切不讲道理的人我都不能容忍，要斩草除根。怎么样，我的金错刀和大泉，你们是不是很愿意使用啊。……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听不清！！！！！……你们愿意用了是吧。我就知道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也是讲道理的人。”

这种做法，理论上可以无限放大统治者手中铜的价格。只要愿意，可以一枚大泉当50，也可以一刀平五千，甚至可以造个什么钱一个等于一亿。这种价值符号，其实就是抢劫不过相对隐形而已。——“谁说我抢劫了你五千钱？我是讲道理的人，你看我不是给你一枚金错刀了吗？你不要乱讲话，否则小心我手中公正无私的国法。”

王莽不会说自己这次改制是为了更有效地搜刮，他的理由是金错刀的含有“金”字、“刀”字，汉王室的“刘”字也叫“卯金刀”，这是大大的忌讳。五铢钱让人们思念汉王朝，也是不能留的。当然，王莽本人靠演戏、捣鬼和玩弄权术起家，有可能确实很忌讳任何与“刘”有关的事情。不论他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他搜刮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这种价格并不可能长期维持。五铢钱消亡了，大泉的价值也就快到头了。大泉能维持比较高的价值，无非是因为一枚大泉可以换50枚五铢钱。王莽依靠暴力用大泉强行回收了所有的五铢钱，然后这些五铢钱陆续重新熔毁制造新钱——王莽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刮货币的人，获得了名义上价格不变的货币和额外的铜。不过，当五铢钱消亡以后，如果王莽继续无限造币的话，市面上就很快只剩下大泉。这时商品就会重新订价，大泉的价格很快就会跌到铜的价格。换句话说，一枚大泉相当于两三枚五铢钱。不过，大泉的价格不会一直下跌。大泉的价格不会低于铜，否则，大家就会熔毁大泉取铜了。金属价值符号的价格下限是内部所含金属的价值。

这时如果想继续用这种方式搜刮，只能发行新币，制造价格比大泉更高的货币。于是，王莽又说话了：“如果货币是贵重的，那么小使用就不方便；如果都是轻小的，那么运输装载就不方便。货币必须有轻有重，有大有小，这样使用方便了，人民就欢迎了。” 于是又发行新货币五种。为了推行新钱，王莽要求人人身上带有新钱，没有的不能在旅店开房，不能通过关口和渡口，公卿大臣也要带着新钱才能上朝，比今天的身份证还重要。即使如此，强制推行的效果也差强人意。

这时大小泉已经贬值到接近实际价值。所以，人民愿意使用大小泉，不原意采用新货币。这时，大小泉如同当年的五铢钱，成为新一轮货币改制的障碍。公元20年，王莽又搞了第四次改制，废除大小泉，采用泉布和泉货。不久，新朝就灭亡了。

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榨干老百姓。

王莽的价值符号是不足额的金属货币。后来的统治者，连金属也不用了。用金属做价值符号，还要反复销毁重新熔铸，太麻烦了。直接用张纸，写个数字就是钱了。换新钞也不必销毁重融，直接在新纸片上加一个零就可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封建帝王签字就可以无限征收，何况发点货币呢？有本国君主的背书，在本国保皇的军队能控制的区域内，谁也不敢不用，除非是其他国家的君主或者本国的反贼。流通中的价值符号，其实就是一张张流通的暴力宣言书。谁敢不用，我就敢灭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童叟无欺。时代发展到今天，暴力往往不局限于本国疆界。美元流通世界，萨达姆敢不用，小布什就说到做到。什么叫美国的国家信用？这就叫做美国的国家信用。

使用价值符号必须有可靠的暴力为支撑。比如王莽的大泉，如果没有暴力，是很难流通下去的。所以，当政者使用暴力符号，必须要有稳固而隔绝的统治区域。中国早早就实现了大一统，而且四周隔绝：北面是极北苦寒之地住着杀人不眨眼的游牧民族，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青藏高原和戈壁，南面是毒瘴蛮荒之地。适于中原人居住的地区，都被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牢牢控制着。中国老百姓既不能随便转移财产，也不能随便移民。，所以，中国的君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用价值符号。货币改制方面的历史，如果不比其他国家更丰富的话，至少不亚于其他国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中国居然在用纸币。他来自四分五裂的欧洲，当然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特色。

相比之下，欧洲的君主就不这么幸运了。欧洲国家四分五裂，彼此之间没有地理障碍，君王上面还有教皇和教会的势力。君王的暴力受到制衡，从来没有发挥到极限。欧洲的封建君主，虽然骨子里面也是王莽那样的大流氓，但是不敢随便把街坊四邻集中起来敲诈勒索。万一勒索急了，自己的子民就可能移民到其他的大流氓的辖区去了，说不定还会被梵蒂冈的太上皇申斥、敲诈，没抓住狐狸弄得自己一身臊。

不过，欧洲的君王也有自己的对策，他们和中国君主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更隐蔽、更阴柔，更缓慢。与中国不断废旧铸新相比，欧洲是在不断地铸新钱。罗马的阿斯，法国的里弗尔，英国的镑，俄国的卢布，都在不断缓慢贬值。在共和国时期，一枚罗马的德纳留斯的重量是4.55克，后来逐渐减少到4克，尼禄时代减轻到3.45克，成色由99%下降到80%。到公元三世纪，含银量只有2%。1066年，英国的便士重1.4克，到十七世纪只有0.49克，后来变成铜币，由1797年的26克减少到1806年的19克，到1860年，只有9克多。法国的里弗尔的实际价值一直在发生变化，以平均每年0.88%的速度贬值，所含贵金属不断减少（最初1磅白银铸造20索尔，后来演变为铸造66索尔）。各国政府一直在偷偷地做着和货币伪造者一样的事情。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是合法的。

欧洲是偷着干，中国是明着来。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政府可以随便使用价值符号，所以债务问题一直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币制的变化是非常壮观的。欧洲在几百年中干一回的事情，王莽在十五年中可以干四回。中国历代政府为了搜刮，使用的货币贬值的办法五花八门。不过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先是用各种理由减轻货币重量制造小钱，再用变相减重的方法制造大钱，最后用纸币来膨胀。反正我怎么折腾，你也跑不了，除非你造反。当然，难免有搞大了的时候。如果玩大了，就可能出现王莽的结果。于是，新王朝登场，新统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训，整理货币，重铸新钱，重新开始新一轮货币贬值的游戏。

货币一旦进入价值符号的时代，价格就发生了变化。

由于金属货币随时处于销毁和重熔的过程中，所以货币的价值从来不能长期脱离金属价值稳定存在。虽然中国历史曾经多次发生一石米几万钱的事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往往出现严重的饥荒、兵败围城和滥造货币的现象，而且往往是祸不单行。每当货币过多，单位重量的货币的价格低于同等重量的金属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货币成为金属。反之，当货币过少，单位重量的货币价格高于同等重量的金属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金属被铸成货币。所以，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会随着流通需要的货币总价值量不断进行微妙的自发的调节。而价值符号显然就没有这的功能。即使大泉随着王莽的增发在不断贬值，但是在达到单位重量大泉价格与单位重量铜基本持平以前，不会有人熔毁大泉取铜。这时，只有单向的熔毁铜器，私铸大泉的行为。赔本的生意没人做，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当大泉的数量达到一定幅度以后，大泉由价值符号重新变为金属货币，这时大泉才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不过，此时王莽又在琢磨发行新价值符号了。

以纸为材质的货币符号出现以后，这样的行为几乎更不可能出现了。提高货币的价格只要在货币表面上印刷更大的数字就可以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纸浆的价格远远低于货币的价格。不过，纸质价值符号的价值下限很低，但也不是没有触及下限的时候。解放前发生过用纸币糊房间的事情。当时，有人想粉刷房间，可是物价飞涨，用一麻袋钞票只能买小半袋的石灰，根本不够用。于是，此人索性把这些钞票直接贴在墙上，整个房间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世界。通胀早期的钞票在市面上流行的价值，相当于票面价值乘以货币单位的价值，如果两者都很低的话，出现钞票不如废纸的事情并不稀奇。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把法币当冥币或者手纸，估计是有的，不过偷偷摸摸，不敢明目张胆而已。

在价值符号的时代，政府可以轻易消除债务，却注定要牺牲币值。

于是，按下葫芦瓢起来。

7.6 颠倒的运动 ​

“我们在这里讲到的纸币，仅仅是指国家所发行的强制通用的强制通用的纸币，国家的这种干预，似乎废弃了经济法则。国家，在规定造币局的价格上，不过是对于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表面看来，却是通过它的印记的魔术，把纸变成了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个表面现象。国家虽然可以把任意数量的纸票印着任意的铸币名称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完结。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过程所掌握，就服从于它的内在法则。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那支配实在货币在货币流通的一切法则似乎都反过来了，颠倒过来了。这些法则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颠倒了，并且消失了，因为，当纸币以适当数量发行时，纸币所完成的运动并不是它当做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而当它当做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不是从商品形态变化直接产生出来的，倒是从纸币与金的正确比例的破坏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

价值符号的运行与金银是完全颠倒的。金银天生有价值，价值符号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价值符号的总量、速度和商品的数量。两者的价值不同，导致运动规律完全相反。

金银的价值是开采金银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开采一盎司黄金的量与开采并冶炼一吨铁所需要的的劳动量相同，那么一盎司黄金的价值就等于一吨铁的价值。一盎司金就可以买一吨铁。虽然以金计价的铁的价格往往是不断波动的，但是两者的交换关系基本稳定在一盎司金对一吨铁之间。

相反，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远远小于它们的购买力。王莽的大钱（大泉）以一对五十，错刀一刀平五千，在王莽的时代，黄金对五铢钱的比较是一金换万钱，一斤黄金对应一万枚五铢钱，两枚金错刀就能换一斤黄金。两枚金错刀大约40-80克，西汉的时代的一斤是否会低于今天40-80克呢？可能性很小。换句话说，按照单位质量计算，金错刀比黄金还昂贵。

蔡伦发明了造纸，价值符号就变成了纸片。与金错刀相比，后来的纸质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更是微乎其微了。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以后，印刷的纸片的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何况还可以无限提高票面的标价。时代发展到今天，价值符号可以完全脱离实物介质，企业公司、政府机构在金融机构的一亿美元存款，完全可以不存在任何实物介质，而仅仅是在政府帐户上的一个数字，或者是电子记录中一串0和1的组合。

许多早期的价值符号上面印着一刀平五千，一泉平五十，一票合纹银一两、大洋一枚之类的字样，这些价值符号真的能有半斤黄金，五十枚五铢钱，一枚大洋或者一两纹银那样的购买力吗？

如果真能如此的话，那么岂不是凭空创造出一座金矿？把一张纸片上面印上一票合纹银一亿两，这张纸片就真的能获得一亿两白银对应的价值吗？如果印上十亿两，百亿两，千亿两，甚至万亿两，这张纸片就真的具有万亿两白银的购买力？或者说，这一张纸片真的能兑换到一万亿两白银？人类历史上全部开采的白银数量是有限的，而在纸片上面写数字是无限的。没有任何人能阻止统治者在票面上写上天文数字，但是很显然数字未必能兑现。因为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这些价值符号最多可以购买的总商品数量是人类能够生产的总产品之和。票面未必能兑现就意味着票面的购买力与实际购买力之间是有差别的，价值符号的价值并不是由统治者凭空决定的。

价值符号的购买力既不等于实际价值（也就是制作成本），也不等于票面价值。那么价值符号的购买力究竟有多少呢？

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交换过程。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博奕关系，彼此双方交易者数量对比和他们手中的商品数量决定彼此的价格。

某甲用一盎司黄金，某乙有一吨铁，某甲用黄金交换铁，某乙用铁交换黄金。一盎司黄金交换一吨铁，以黄金计算，铁的价格是每吨一盎司金。这时，如果某丙也有一盎司黄金，也希望获得铁，就会和某甲竞争，最终某乙获得两盎司黄金，某甲和某丙平分一吨铁。于是，出现以黄金计价的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由于一盎司黄金和一吨铁价值相同。于是，会出某甲和某丙改行冶铁的局面。最终，铁的供应上升，金的供应下降。反过来，如果某丙也有一吨铁，那么一盎司黄金就可以换两吨铁，最终会导致某丙改行去淘金。这种工种的调整是自动的，缓慢的，不是立即变化的，但是却是在不断进行的。

对此，富兰克林的说法是：“银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比如，我们假定有一个人种玉蜀黍，另一个人采矿炼银。到年底或者在任何其他一段时期以后，生产的全部玉蜀黍和全部银互为自然价格，再假定前者是20蒲式耳，后者是20盎司，则1盎司银的价值能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劳动。但是，如果发现了更近便易开采和更富的矿，现在一个人生产40盎司银同以前生产20盎司一样容易，而生产20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那个劳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前1蒲式耳值1盎司，现在1蒲式耳就值2盎司了。因此，一国的财富要用它的居民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来估计。”

纯金属货币不过是由某种权威（国家、组织或个人）规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属块。这样的货币与原始的金属块相比，不过是规范了成色和重量而已。当金属货币的数量过多的时候，以至于低于同等重量的金属制品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金属货币还原成为金属制品或者被窖藏起来。比如，当金币过多的时候，以金币计价的物价会上涨，这时黄金制品也会上涨，如果等重量的金币不足以购买对应的金制品的时候，就会有人考虑熔毁金币。假设五枚金币一盎司，当金币过多，需要六、七个金币才能购买一盎司黄金的时候，珠宝商就会考虑停止从矿山进货而选择直接熔毁金币。同时，制造货币的权威(比如国家的造币厂)也会减少制造量——六、七个金币一盎司买来的黄金，制造出五个金币，这样赔钱的买卖很难持久。反过来，当四个金币就能购买一盎司黄金的时候，就会有人私自铸造金币。当然，这时国家也会增加金币的制造量——四个金币一盎司买来的黄金，制造出五个金币，这样赚钱的事情自然是多多益善。

金属货币、金属块和其他商品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纽带就是金属货币的内在价值。纯金属货币的数量，会随着金属货币的价格自动波动，所以永远不会太多或太少。

这并不是说以金银为价值尺度的商品价格完全恒定。事实上，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一金石米的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况往往伴随严重的天灾人祸，比如连年绝收，兵败围城。这时，生产过程陷入极度混乱，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产，甚至出现人相食。大家保命第一，于是生活资料价格飞涨。但是从长期看，一旦危机时刻过去，商品的价格又会回到比较平稳的水平。金属货币时代商品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尤其是长期稳定的的变化，往往伴随着采掘工艺的进化或者富矿的枯竭。此外，从殖民地大量劫掠来的金银也能影响物价的变化，但是一旦劫掠过程结束，物价就会停留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此时，不仅仅是金银币价格下降，而是所有金银制品的价格相对其他产品价格下降。

价值符号显然没有这样的功能。价值符号在市场上交易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博弈双方的数量对比。持币的人多，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商品价格就会下降。

因为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远远小于与它们流通期价能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所以没有人会熔毁金错刀去制造铜镜。（事实上，如果两者相等或相近的话，统治者也就没有必要挖空心思，不惜用暴力推广价值符号了。统治者搞价值符号的目的就是在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又不能继续加税的情况下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单位质量的金错刀的价格高于黄金，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就不会用这样的铜币去制造铜镜。

对于王莽来说，即使金错刀的价格不断下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远远高于制造成本的。一国之内，除了反贼，任何人也不能阻止王莽把任意数量的金错刀投入流通。王莽会不断铸造金错刀，直到他发明更好的敛财工具或者金错刀的价格下跌到和铜类似为止。所以，王莽必然会增加铸造量。没有人会熔毁金错刀，只有王莽不断增加金错刀。金错刀的数量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单向增加。金错刀随着数量增多价格下跌，最终跌到制造成本为止。与金属货币随流通量变化而变化的双向运动相比，价值符号的总量与流通量没有任何联系，仅仅决定于国家，所以只有一个运动方向。

某甲有一枚金错刀，某乙有五十石小米。某甲的这枚金错刀，就可以换五十石小米。如果这时某丙也有一枚金错刀，那么某甲和某丙两人各用一枚金错刀购买二十五石小米。这时，不会发生某丙改行导致金错刀的数量减少的情况——因为，金错刀是王莽铸造的，而且王莽在不断地铸造。某丙手中的金错刀必然辗转来自王莽（除非他是私铸者，按今天的说法就是造假钞的）——他可能是一名军官，这枚金错刀是他的军饷。他可能是一名工匠，这枚金错刀是他为政府服务几年的工钱。金错刀绝不是他自制的，所以他是否改行都不能影响金错刀的数量。

流通中的金错刀的多少不会造成金错刀和铜之间的互动，也不会影响金错刀的供给。所以，金错刀的购买力首先决定于金错刀的数量。这条规律在今天同样适用。100美元到底能买多少东西，首先要看它有多少孪生兄弟。它的孪生兄弟越多，意味着它能竞争到的商品越少。反过来，它的孪生兄弟越少，它能竞争到的商品就越多。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孪生兄弟都会越来越多，而决不会越来越少。

金属货币数量过多，会有一部分金属货币被窖藏或熔毁。价值符号过多，导致物价上升，不仅不会使多余的价值符号主动退出流通，而且会刺激一些闲置或半闲置的价值符号进入流通。随着物价上涨，价值符号贬值，人们会增加贷款减少存款，把手中的闲钱变成几年也用不完的日用百货。

流通速度同样影响价值符号的购买力。一支速度出众的部队等于若干支速度缓慢的部队，充当交换手段的货币也是一样。

甲丙手中各一枚金错刀，甲准备用金错刀购买乙的五十石小米，丙准备用金错刀去购买丁的五十匹麻布。如果甲购买了乙的小米，那么甲获得小米，乙获得金错刀。这时，如果乙立即用金错刀去购买麻布，那么就会出现乙和丙共同争购麻布的现象。于是，丁手中的麻布必然涨价，只能购买二十五匹。反之，如果乙不着急用金错刀购买麻布，那么丙就可以按照一枚金错刀购买五十匹麻布的价格购买丁的麻布。

流通速度提升，即使市场上货币总量未变，交易之中货币一方的博弈地位仍然会下降。同样一枚货币由于流通速度提升，可以短时间内先后出现在两个交易场所，等于两枚货币出现在两个交易场所。货币流通速率越快，单位货币出现在市场中的次数越多。换句话说，市场中商品价格上升。

对金属来说，无论流通速度多么快，都不会出现货币相对商品价格过低的情况。因为随着流通速度增快，货币价格下跌，会有部分货币退出流通，被窖藏起来或者变成金银制品。金银的流通量会随着流通速度加快而自动减少。

而价值符号除了流通没有任何用处。于是，流通速度越快，价值符号价格越低。价值符号购买力下降越快，大家越希望尽快脱手手中的货币，由持币变成持货。如此便会进一步刺激价值符号的流通速度。出现价值符号贬值越快，流通速度越快，流通速度越快，贬值更快的恶性循环。即使价值符号的总量不变，某种原因造成的流速迅速增加，也足以摧毁价值符号。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我们需要第三次回到交换博弈。这次甲的手中有两枚金错刀，乙有一百石小米。甲用两枚金错刀交换乙的一百石小米。这时，如果戊手中也有一百石小米，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甲用两枚金错刀购买两百石小米。当流通中的商品数量增加的时候，价值符号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或者说购买力增强。反之，当乙的小米只有五十石的时候，甲的两枚金错刀只能购买五十石小米。也就是说商品价格上涨一倍。

流通范围的变化，必然影响流通商品的总量。对金属货币来说，这并不影响货币的价值。对金属来说，流通中的其他商品增多或减少，对应货币价格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会有金属自动进入或退出流通，由于金属与其他商品之间存在内在价值联系，所以商品价格并不会变化太大。当然，如果是某块拥有高产富矿，盛产金银的新大陆并入流通范围或者某块金银矿区被割地则另当别论。

对价值符号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情。我们会发现当一个政权控制的范围扩大的时候，随着控制范围的扩张或缩小，价值符号的价值会迅速波动。当一个政权的势力范围增大的时候，如果不增发货币的话，相对商品，该政权的货币必然升值。如果保持币值稳定的话，就可以增发货币，无形之中增加一笔财政收入。承担损失的是持有原先战败政权的价值符号的当地平民。

当地原有的货币如果是金银的话，必然被无偿从公。当然，这个从公的过程可以是用价值符号直接兑换。表面上是公平交易，实际上是用纸换金。比如，“皇军为了建设皇道乐土来到中国，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从即日起，全部民间黄金白银必须上缴，皇军将以合理的价格收购，私藏黄金白银者按照经济犯处理，严惩不贷。”沦陷区的老百姓吃大米都可能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掉脑袋，何况私藏金银呢？如果是价值符号的话，比如国民党的法币，就会被鬼子用很便宜的价格搜集起来。集中起来的法币用去国统区套购物资，比如桐油、猪鬃、钨砂之类。反过来，如果这个政权的影响力缩小，货币流通区域减少的话，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流通区域缩小，流通面积减少，必然对应流通商品数量的下降。随着不断丧失地盘，物价必然不断上涨。

战争中，军事上处于劣势、步步退缩的时期，往往也是经济恶化的时期。军事上扩张、步步为营的时期，往往是虽然赤字增加，但是物价不上涨的时期。如果我们观察二战结束前夕和结束后，美元、英镑、帝国马克和日元的命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与金银不同，在本政权势力范围之外的货币符号如果不能套购物资的话，就是废纸一张。乙流氓自然不会承认甲流氓的暴力，除非他是甲流氓的小弟，或者实力不济屈从于甲流氓，这是很显然的事情。抛开所有利益不论，即使为了保证价值符号的币值的稳定，也有必要保证相对稳定的流通区域。战争胶着状态期间，大家往往会追捧金银和美元。谁也不知道未来那边会胜利，那边会失败，两边的价值符号都可能被作废。再说，即使的一方，为了弥补巨额军费也可能加快印钞机的转速。但是，金银永远是有内在价值的货币。美元是由美国暴力背书价值符号。美国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世界头号流氓，被彻底击溃的可能性显然小于目前处于胶状状态的两个流氓中任何一个。

与金属货币相比，价值符号运行规律是完全颠倒的：当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数量过多，流速过快的时候，金属货币都会自动减少。随着金属货币自动减少，价格最终会回归到合理的水平。而价值符号则完全相反，当流通中的价值符号数量过多的时候，价值符号的数量会增加；当价值符号流通速度过快的时候，流速会不断自动加快。金属货币流出国境仍然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看成规定重量和成色的金银块。价值符号流出国境，离开本国暴力的支持则一文不值。乙国接受甲国的货币，完全是为了在需要时能够用于购买甲国的物资。在帝国主义时代，本国的暴力有时延伸到本国国境之外，其他国家接受该国的货币，则是为了购买该国势力范围内的商品。如果该国控制的这种商品是所有国家都需要的必需品，该国的货币就可能被其他所有国家所接受。这就是美军占领中东，与美元流通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价值符号的核心属性中，本身就有物价脱缰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被货币超发而诱发，可能由政权垮台、国家分裂而诱发，可能由于严重的歉收或者减产而诱发。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民间对政权的实力产生怀疑，对货币的币值失去信心，价值符号很快就会变成废纸。

不仅如此，两者的归宿也完全不同。金属货币最终会隐藏于民间，而价值符号最终会留回到政府手中——谁也不会要不断贬值的纸片的。最终民间的交易不再用价值符号，而是用实物（比如用谷和布帛交易），价值符号完全脱离经济循环，全部用于完粮纳税，回到财政部——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国家自然不能拒绝回收这些价值符号，否则以后任何价值符号也不可能流通。国家的解决方式就是印刷更大面额的价值符号，用发钞补足税收的不足。当然，日本鬼子那样无耻之徒，可以完全拒绝民间用军票纳税。相比之下，国统区虽然承认法币的合法性，却搞田赋征实——农民不必交钱，直接交粮食吧。其实也是一回事，自己不要自己印刷的废纸。

在价值符号和纯金属货币之间，存在一种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形态就是银行券。银行券可以百分之百按照票面规定兑换金银，又具有纸币的轻便。银行券有纸质的材质和金属货币的属性，是贵金属的影子。

中国历史上的银票就是比较典型的银行券。钱庄收入一定量的金银，开具一张银票，这是最早的银行券。如果百分之百储备发行银行券，有一两银子发行一两银子的银票，有一盎司黄金发行一盎司黄金的银行券，此时的银行券就是金银的影子。这样的银行券的运行规律与金属货币完全相同。当流通的银行券过多的时候，过多的银行券追求过少的商品，必然出现银行券价格下跌。这时便会有人用银行券提取金银。于是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下降，价格回升。

我们前面说过，发行银行券是点纸成金的事情，极端暴利。大多数情况下，很少会有银行百分之百储备发行，除非新开张的银行为了赢得信誉。一些信誉比较好的老银行，往往会按照一定比率储备发行银行券。比如，钱庄地窖里面有1万两银子，可能发行1.5万两银子的银票。这时，当流通中的银行券过多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银行券被兑换成白银。但是，很显然只要还有流通存在，流通所需的银行券就不会下降到零。人们不断兑现白银，流通中的银行券和库存白银同步下降。但是只要银行的金库里面还有1两银子，银行券就能按照金银的规律流通。在这个例子里面，银行最多可以兑现9999两白银，也就是说流通最少需要5001两白银。低于5001两白银，银价就会显得过高，一部分银器就会变成银条、银币或者元宝进入流通。这些银条、银币或元宝又会回到银行，他们的主人用他们领取银票。

换句话说，银行券超量发行的最高额度，是流通所需金银的最低限度减1两，高于这个限度就有无法兑现的可能。如果流通的最低限度是20000两银子，那么银行就可以库存10001两银子，发行30000万两银子对应的银行券（也就是超量发行19999两的银票）。那1两银子是压库的银子，只要有这1两银子在，银行券就还是银行券。这1两银子一旦被兑现，银行的金库就会见底，社会上有19999两银票，却没有对应的银子。那么就会出现名义上是银行券实际上却不能领到银子的情况。于是，流通的银行券就全部变成私人的价值符号了。私人的价值符号没有暴力支撑，显然很快就会垮台，被真正的金银排挤出市场。结果就是银行被挤兑，倒闭，董事长和总经理被逮捕起诉。在中国就是东家和掌柜，被缉拿归案。所以银票的超量发行必须低于社会资金最低流通量。

当然，如果是央行超量发行，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央行是国家暴力支持的唯一有权发行货币的金融机构，也是国家的一部分。央行的行为自然就是国家行为。

可以按照票面的固定比例自由兑换成贵金属，是银行券与价值符号之间的区别。一旦割断自由兑换这条脐带，价值符号就彻底摆脱了与贵金属之间的联系，按照新运动规律运行。

与王莽直接使用价值符号不同，西方国家的价值符号是扭扭捏捏登场的，是从银行券演化而来。西方国家的民间银行首先发行银行券，后来央行把这项权力统一，由国家发行统一的银行券，最后彻底摆脱限制超量发行。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历史上具有大一统的优势，所以中国在使用纸币以前，就出现了价值符号。中国自秦代就实现了大一统，而造纸术则是到东汉才出现的。其实，在秦始皇的时代就完全可以使用价值符号。不过，对他来说想征收什么就征收什么，所以没有必要搞那种多此一举的事情。

对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来讲，可以靠新发货币抵债。但是新发货币如果按照银行券的标准发行，那么难免有上限。这个上限就是流通中所需金银的最低限度加央行库存的金银总量。如果要突破这个上限，那么必然无法保证货币与贵金属之间的自由稳定兑换。这时货币就要沦为价值符号。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就会面临库中金银告罄，无法自由兑换的局面。

纸币与金银之间自由兑换是银行券与价值符号的根本区别，也是货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增发纸币发行数量少于流通所需要的金银最低限度加国库库存金银总量，是维持这根脐带的充分必要条件。少于这个数量，就能维持金银对货币价值的支持，多于这个数量，则必然无法维持。

不割断货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便不可能无限发行货币。不能无限发行货币就不能长期搞赤字财政。或者说，赤字财政迟早破产。而一旦割断货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货币的流动规律就与金银完全相反。这时，价值符号的价值仅仅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流通速度和需要交易的商品总数。

为了保持一个还能忍受的失业率，需要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如果不想从社会顶层收税的话，政府需要不断投入货币购买多余的产品，能源源不断增加的货币只有价值符号。价值符号的血液中天生就有脱缰的本性。于是，为了克服“滞”引发了“涨”。

7.7 债务的影子 ​

“即使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方面，货币也不过象一张让与的契约一样，甲把无意亲自使用的资本转让给乙。这样转让的资本量，和作为转让手段的货币的数量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同一枚铸币或同一张纸币。可作许多次的购买，亦可连续作许多次的贷借。例如，甲以一千镑借给乙，乙立即用来向丙购一千镑货物。丙因不需货币，就把这一千镑借给丁，丁又立即用来向戊购一千磅货物。戊也因为不需要货币，同样地把这一千镑借给己，己再立即向庚购一千镑货物。所以货币还是原来那几枚铸币或孤几张纸币，但不消几天功夫，贷借就已进行三次，购买亦已进行三次了。每一次，在价值上，都与这货币总额相等。甲、丙、戊是有线出借的人，乙、丁、已是要借钱的人。他们所贷借的，其实只是购买那些货物的能力。贷借的价值与效用，都在于这种购买力。这三个有钱人所贷出的资财，等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的价值，所以，这三次贷借所借出的资财，实三倍于购买所用的货币的价值。假使债务人所购的货物，应用适当，能在相当期间偿还原借的价值及其利息，这种贷借，就十分可靠。而且，这笔货币，既可用作贷借三倍其价值的手段，或基于同一理由，也可用作贷借三十倍其价值的手段，所以，也可连续用作偿还债务的手段。”——亚当斯密

要说明金融海啸先要从金融危机中的信用崩溃说起。现实社会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流动的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影子——信用。

本文在前面的小节中已经简单介绍过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区别，这一小节将继续探讨来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社会信用对货币流通总量的扩张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本小节提到的银行，如果没有特殊指出的话，都是商业银行。

在信用社会中，流通的不仅仅是货币，除了货币，债权一样可以流通。某甲相信，某乙会到期偿还债务。至于你们信不信，某甲反正信了。只要某甲信了，他就接受某乙的债权。如果某丙也相信了，某甲就可以把债权替代货币，转移给某丙。这就是信用流通的基础。只要债务人保证能按时支付，债权（借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货币。大规模的批发都是由信用完成，货币仅仅用于零售、弥补信用之间的差额、或者弥补新旧信用之间短暂的时间节点中流通的空白。如果我们要研究货币的总量，就不能忽视信用对货币的扩张作用。由于信用的存在，货币的作用被压缩到最低。或者说，货币的数量被放大了若干倍。相比债权，货币的流通总量是不大的。

甲、乙、丙三个人做交易，甲种麦子，乙磨面粉，丙做面包。乙购买甲的小麦，丙购买乙的面粉，甲、乙购买丙的面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循环。其中甲拥有乙的债权（借条），乙拥有丙的债权（借条），丙用最终产品平衡自己的债务。

如果比例合适，甲、乙、丙三人之间可以完全不使用货币：甲的小麦价值100美元，乙的面粉价值200美元，丙的面包价值300美元，甲、乙、丙各自消费100美元的面包。甲乙丙三者之间的债权和债务互相抵消，产品全部消费掉，没有任何人有盈余，于是也就不会有任何人有货币，整个流通不需要货币。

这里，甲并没有丙的债权，但是甲有乙的债权。只要乙认帐，丙也认可，甲就可以用乙的债权购买丙的商品。丙用商品获得乙的债权，乙将会替甲偿付。具体在这个“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例子里，丙用从甲那里获得的乙的100美元的债权和价值100美元的面包，抵消了自己对乙所负有的200美元的债务。

“（汇票）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A要向棉花经纪人B兑付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B要向进口商人C兑付一张汇票。现在如果C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买A的棉纱，纺纱业者A又可以用这张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经纪人B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B。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要用货币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交换的媒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货币在这里，只是衡量价值的手段，或者用来弥补彼此之间债权不能冲销的部分。这就是信用替代货币的过程。

商人之间的小圈子，彼此不断从对方那里进货，彼此记帐，年底聚在一起，大家对帐、结帐。绝大多数彼此之间的债务都可以冲销掉，极少数不能冲销掉的部分，由现金（金银或者价值符号）结清。

这就是最早的用于流通的信用。

这种信用最初只是在彼此信任的商号之间开展，后来流行于金融业，今天大量的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就是起源于此。甲企业购买乙企业的产品，乙企业购买丙企业的产品，丙企业购买甲企业的产品，彼此交易往来，仅仅是银行账户上彼此帐号下存款余额的变化，而无需任何现金介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彼此的债权债务关系越发复杂。我们前面提到的甲、乙、丙的小圈子，现在发展成社会大生产对应的债权和债务的大圈子。

甲卖给乙100美元的商品，乙答应秋后偿还100美元。现在甲手中有乙的100美元的欠条，但是没有现金，那么能不能用这张欠条去丙那里买100美元东西呢？如果甲、乙的信用都良好，而且和丙彼此熟悉，三者之间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丙是有可能接受甲拿来的乙的欠条作为支付手段的。

如果丙不认识乙，但是和甲比较熟悉，就可以要求甲在欠条后面签字画押，然后接受欠条。甲签字就意味着承认用乙的债务支付自己的债务——万一乙不能承担债务，比如说欠了一堆债，然后宣布破产，那么丙就有权向甲要求偿还这100美元债务。甲消费了丙的产品，用乙的债权偿还，乙的债权失效，必然要由甲亲自偿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总之，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甲和乙无论是谁，都必须有一个人承担债务。这个签字画押，学名叫背书。如果丙和乙熟悉，但是和甲不熟悉，也可以要求甲在欠条后面背书，万一这张欠条是甲伪造，乙不认帐怎么办？当年可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通讯体系，可以一个电话确认真伪。那时经营跨洋贸易，一封信的来回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对甲来说，用欠条支付不用等到秋后，可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对丙来说，接受甲背书过的乙的欠条，可以提前把商品卖出去，而且往往不必给甲全部商品，比如接受100美元的欠条，只要给95美元的商品就可以；对乙来说，欠谁的钱都是欠，反正到秋后偿还100美元就是了。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对丙来说，在收到100美元的欠条以后秋收之前，还可以继续把这张100美元欠条投入流通。比如背书之后，交给丁当97美元使用（越接近秋收，这张欠条的市值越接近100美元）。丁也可以把这张欠条继续背书以后当98美元使用，交给戊。在到期前，一张欠条反复流通，后面有若干人的背书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戊最后购买了乙100美元的产品，那么在这些循环之中，货币就被完全排除出去。如果戊没有购买乙的产品，那么最终乙要交给戊100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债权代替了货币，100美元仅仅登场一次用于最后清算，却完成了甲乙之间、甲丙之间、丙丁之间、丁戊之间四个交易。货币的利用率被提高了400%。

当然，丙也可以拒收这100美元的欠条。

如果丙对甲、乙都不熟悉，丙很可能会拒绝——谁知道甲、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会不会用一个假借条来诈骗？此外，如果其他人（丁、戊）拒收，那么丙就只能等到秋天才能回款，把宝贵的流动资金压在欠条上，是很不明智的。如果只是甲、乙两方，没有第三方介入，这个事情很可能就到此为止——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要么拿钱来，要么别做这笔生意。所以，如果没有有力的第三方的介入，这种欠条是很难在大范围流通的。

这个第三方需要有足够的信用，有足够多的货币，能够保证乙能通过债务能获得对应的货币，对甲、乙的经营有充分的了解。很显然，按照这个标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是理想的第三方。

如果这个第三方有足够多的货币，甲可以用这张欠条直接去第三方那里换取货币。比如把乙的100美元的欠条卖给银行，从银行获得95美元。银行对乙的业务很了解，知道乙到时候违约的可能性很小，到秋后可以向乙要求100美元，所以就购买了这张欠条，给甲95美元，然后银行向本行的利润账户中存入5美元，银行从某甲手中接手了某乙的债权，乙相对银行承担100美元的债务。这个过程，就叫贴现。现在甲获得了95美元，银行获得5美元。甲可以直接购买丙的产品。这是方法一。

乙还可以直接向银行借债，反正都是到期偿还100美元，给甲打欠条和给银行打欠条没有什么区别。乙向银行借95美元，答应年底偿还100美元。乙拥有了95美元，银行留下5美元。银行拿出95美元现金。这个过程，就叫贷款。乙给甲95美元，甲用这95美元购买丙的产品。这是方法二。

无论是方法一还是方法二，银行除了当时给某乙100美元的现金，还可以直接给乙一个支票本，乙可以开出最高95美元的支票。某甲可以用这张支票提取95美元现金，也可以把这张支票存入自己的账户，然后自己再给某丙开95美元的支票，这是方法一和方法二的变种。如果银行给某乙的是现金，那么就相当于银行用自己的现金买下某乙的债务，银行顶替某甲成为某乙的债权人。如果银行给某乙支票，那么就相当于银行用自己的债务替换某乙的债务，某甲（或者接受支票的某丙）成为银行的债权人，银行成为某乙的债权人。

现实之中，银行给某乙的往往是支票或者是在某乙的账户中写下100美元的账户余额，而不是100美元现金。如果银行给某乙的是支票或者某乙账户下100美元的存款余额，那么流动的就是支票和银行承认的数字而不是现金。这100美元的支票，随时可以到银行提取100美元现金。与某乙的借条不同，银行的支票可以和现金一样流通。于是，乙承担100美元债务，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100美元。银行增加了100美元的负债，就是流通中的支票（或者对应的账户余额）。银行增加了100美元的资产，也就是某乙的负债。

某丙不认某乙的借据，也不认某甲的背书，那么别人的背书，他认不认啊？只要担保人名气足够硬，能让某丙值得可以信赖不就可以了吗？这并不难。某乙还可以找信用担保公司，把自己的一部分资产抵押给给信用担保公司，然后给信用担保公司2美元，要求信用担保公司在乙的借据后面背书。届时，万一乙还不上债务，就由信用担保公司兜底。由于信用担保公司提高了这张借据的可靠程度，这张欠条可能就价值97美元了。于是丙就可以收这张借据了。这是方法三，学名叫增信。如果银行不肯给乙贷款，或者虽然贷款要求的利息也很高，某乙也可以找信用担保公司增信。

不论方法一、二、三，最终都是对乙的债权改头换面获得了流通的权力。甲、乙的信用不够没关系，银行和信用担保公司提供现金或担保。万一甲、乙还不上钱，就由银行或信用担保公司承担损失。某乙付给银行或者担保公司一部分费用，拿出抵押品，把自己的债权交给银行或担保公司，换回银行或者担保公司的资产或债权。于是对乙的债权变成了对银行或者担保公司的资产或债权，如此一来，不可以流通的债权就可以流通，具体形式可以是现金，乙的支票或者乙的借据。

这时有人可能会好奇，某丙拿到钞票是银行的资产，但是在银行开户怎么能说是银行欠某丙的债呢？其实，除非银行给某丙金银或价值符号，否则某丙得到的都是对银行的债权，包括支付银行券（比如中国的银票）也是对银行的债权。储户把金银送到银行，银行给储户开户或者支付银行券，这就是银行对储户的债务的承诺，拥有帐户就是拥有银行的债务，随时可以结清并兑现金银，这就是要求银行用金银偿还债务。所以说，拥有银行券就拥有对银行的债权，反过来银行对储户就有债务。价值符号的时代也是一样，储户去存钱，就是把价值符号借给银行。拥有银行的帐户，就是拥有银行的债权。其实，储户手中的价值符号，就是给储户拥有的对国家的债权，因为储户可以用价值符号纳税，用对国家的债权冲销对国家的纳税义务。

不论怎么变来变去，流通的信用都是起源于某乙的借据，最终也需要某乙偿还。如果没有某乙的债务，就不会有这部分“债权货币”。

这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不仅仅是天然的金银或者价值符号，还包括对乙的债权衍生出来的“债权货币”，于是流通的货币总量既包括原有的货币，也包括“债权货币”。假设经济中原有1000美元货币在流通，现在就变成（1000美元+100美元的“债权货币”=）1100美元在流通了。而且在乙的债权到期以前，这100美元的“债权货币”会一直流通下去。换句话说，秋收以前一直是1100美元，直到到期以后回到1000美元。为了区别与新创造出来的“债权货币”，我们把原先的1000美元称为基础货币。

这新创造出来100美元“债权货币”与原先的1000美元基础货币一样流通。比如某甲把银行贴现获得的95美元交给某丙，某丙就可以用这95美元去购买商品，或者存进银行。某乙的债务与某丙没有任何关系。某丙可以把这些钱用于购买某丁的商品，或者支付劳动，甚至直接白给某丁。总之某丁的帐户上多了95美元，某丙的帐户上少了95美元。但是对全社会来讲，这95美元还是存在于银行帐户上的。也就是说，某丁完全可以用这95美元买东西。同理，银行的那5美元的利润也会一直存在。所以这100美元会一直存在。

对银行来说，只要不出现同时提现的情况，就可以不断向外借钱。反正借出去的现金，很快也会存会来。用支票的话，现金连金库都不必出。只要给某乙开个帐户，然后在账本上写上95美元就可以了。在我们前面的例子里面，把这95美元的记账从乙倒到甲，再从甲倒到丙，从丙倒到丁。95美元的流动，不过就是账本上面来回冲销。现金的唯一用出，就是应对提现的要求，只要库里有压库现金（金银或价值符号，具体内容请参考《颠倒的运动》一小节提到的压库银子），就可以不断放债。没有现金也不必惊慌，可以随时变现的有价证券（比如国债）也行，土地也行，甚至盐也行，只要有压库的财物就行。只要有这些东西压库，银行就能保持信用，商号就会乐于接受银行的支票或银行券（其实就是接受银行的借据），也会乐于把钱借给银行（就是去银行存款）。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相信——银行有这么多财产不会不承认自己对外的债务。我相信银行，我就把钱借给银行，我也敢收银行的借据。这部分压库的现金，就是银行的准备金。没有央行以前，全部存在各个银行的金库里，有了央行以后，要把其中的大部分存在央行的金库里。央行会要求各个银行按照存款总量和一个比率把大部分现金存在自己的金库里，这就是法定准备金。余下的现金可以存在商业银行自己的金库中应对随时小规模的提现，也可以存在央行的金库中吃利息。如果存在在央行金库中，就是超额准备金。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社会稳定，银行会把绝大部分现金存放在央行的金库中，只留下极少部分在自己的金库中准备应对提现。毕竟，只有极少数储户才去银行提现，绝大多数的商品流通都不需要现金，只是各个大企业账号之间的此消彼长。

如果甲、乙、丙不在同一家商业银行开户，那么事情就会稍微复杂一些。比如某乙向A银行申请100美元贷款，某甲在B银行开户。某乙把自己在A银行账户的100美元的支票给某甲，某甲把100美元的支票存入自己在B银行的账户，那么就会出现资金跨行流动。于是，A银行就要为B银行提供100美元的基础货币，也就是100美元的准备金。没有央行的时代，A银行就要用运钞车给B银行送去100美元（在用银子的时代就是送去若干银子），否则B银行就不会认A银行的支票，某乙就不能用A银行贷款偿付某甲的货款。在存在央行的情况下，就变成A银行在央行的账户中减少100美元，B银行在央行的账户中增加100美元。如果某丙在A银行开户，某甲购买某丙的面包的话，那么这100美元的准备金金还会从B银行流回来。企业家之间的彼此冲销、轧平债务的行为，推动银行之间冲销、轧平债务。如果这些货币不能流回来，A银行在央行的账户上的存款低于法定准备金甚至出现亏空，只能向B银行借准备金，这就是同业拆借。现金流动不顺畅的时候，同业之间的拆借行为必然激增，直接后果就是同业拆借利率暴涨。这是金融危机的一个信号。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A那里存入的1000镑，明天又会付出，在B那里存入。后天又由B付出，在C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1000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联合王国全部存款的9/10，除了记在银行家的账簿上，由他们进行结算外，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例如苏格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那里，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但存款却有2700万镑。如果不发生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只要同一个1000镑反复流回，就能够同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同一个1000镑今天由某人用来抵销他对某个零售商人的债务，明天由这个零售商人用来抵销他对某批发商人的债务，后天由这个批发商人用来抵销他对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

银行向外贷款越多，存款就越多，来自利息差额的利润就越丰厚。银行不但可以贷款给某乙，还可以贷款给某甲，贷款给某乙赚5美元，贷款给某甲也赚5美元。这190美元通过某甲和某乙，变成某丙的收入，最终还是要回到银行的帐目上。某丙的这190美元加上银行利润10美元一共200美元，还可以贷款给某丁，再收取10美元的利息。于是，利润、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同步增长。

不过，银行向外贷款越多，存款也就越多，如果银行自身在央行的存款（也就是准备金固定），跨行流动资金高于准备金的情况的几率就越大，银行为了保证自己的客户开出的支票能被同行接受就要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一旦银行不能从同行那里拆借到压库现金（也就是准备金），银行的支票就不能被同行认可。这样的银行必然面临挤兑。大家会纷纷提现，转存其它银行或者自己的保险柜。只要有贷款行为，那银行的准备金必然低于存款总量。所以，准备金很快就会告罄。剩下的就是来晚的客户欲哭无泪，银行倒闭破产。

所以，银行不能无限向外放贷款。虽然利润是越来越丰厚的，风险也是越来越大的。鲍鱼龙虾好吃但是吃多了也会撑死人的。所以银行必须让存款（贷款）和手中准备金的量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关系。超过这个比例关系就很危险了。

银行的存款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外来的现金，一个是自己发放的贷款。某甲跨行存入银行100美元，银行有准备金100美元，储户存款100美元。某乙贷款100美元，银行还是有准备金100美元，拥有贷款100美元，存款余额变成了200美元。某丙贷款100美元，银行准备金总量依然是100美元，拥有贷款200美元，存款余额变成300美元。依此类推，随着银行发放贷款的增加，银行存款会不断增加，如果没有外来存款的话，准备金(也就是库存现金)相对存款的比率会不断下降。银行会结合准备金（也就是库存现金）的总量调节贷款总量，如果库存现金总量下降或者贷款增长太快，就要下调贷款规模。反过来也可以，如果贷款总量短期内不容易缩减（比如有大量长期贷款），就要增加库存现金的总量，也就是增加外来的现金。比如，某丁跨行存入100美元现金，银行就可以从其它银行调入100美元现金，库存现金变成200美元，存款余额变成400美元，于是银行的风险就会大大下降。所以，银行职员常有拉存款的任务，一方面存款多贷款就多利润就丰厚，另一方面贷款多库存现金太少就有被挤兑的风险。

从我们前面分析中可以看出，银行利用债权创造“债权货币”的过程，相对独立于国家发行货币的过程。国家显然不能让这样的过程，游离出自己的控制范围。国家通过规定利息率、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制约银行发行“债权货币”的总量：央行把利率高了，比如前文中的利率从5%提高到10%，某乙可能觉得贷款不合算，于是就不贷款了。央行通过规定存款准备金量，也可以限制贷款的数量。如此就可以限制流通中的由债权转化出来的货币的总量。假设银行在央行存款200美元，存款准备金比率20%，那么银行存款总量的上限就是1000美元，银行能放贷款的上限是800（=1000-200）美元。如果准备金率提高到40%，那么银行存款的上限就是500美元，银行能放贷款的上限是300（=500-200）美元。这就是提升准备金控制流动性进而控制物价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想法，实践中控制准备金必然导致某些人能贷款而某些人不能，如果发展生产的人贷不到款，而能够贷到款的人用贷款去囤积居奇，那么这样的控制流动性的结果与控制物价的目标必然是南辕北辙。再说，下降准备金，银行未必增加放贷；提高准备金，银行放出的贷款总量也许仍在法定范围内。公开市场操作就是央行发行债券，银行觉得买央行的债券的利息和和风险相比乙贷款更合算，于是就用库存现金买债券同时减少贷款了（库存现金下降，自然要对应减少放贷量）。

只要有信用的存在，银行和担保公司可以把债权变成货币，使债权具有流通性，那么其他金融机构呢？比如投资银行，或者直接融资市场呢？或者，我们更直接地问，债券呢？

对某乙的债权不可以流通，不见得对其他人的债权不可以流通。对某乙的债权不能流通是因为某乙名气太小，信用不足，大家怀疑他是否能还钱，所以某乙需要通过银行或者担保公司才能把对自己的债权投入流通。如果大家相信这个人保证能还钱，那么这个人的债权自然就能流通。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信用呢？一国之内，信用最强的无疑是国家，所以可转让的国债（国库券）也是可以流通的手段。某些大公司历史悠久，资金雄厚，它们的可转让债券也可以流通。

只要市场中大多数人都相信国家或者这些大公司能还钱，就可以接受这些债权作为支付手段。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于是我就要了。比如：某丁和某戊有贸易往来，某丁欠某戊900美元的债务，某丁手中有1000美元的不记名可转让美国国债。只要某戊接受，某丁就可以直接用这1000美元的国债抵偿900美元的债务。这1000美元的国债就替代了900美元的现金成为了流通的手段。如果某戊不要国债也没关系，某丁可以把国债按照市场价格转让给某己，从某己那里获得900美元现金，然后把这900美元还给某戊。这1000美元的国债，也就是1000美元的对美国的债权，就替代了900美元的成为了流通手段。

按照学名，原有的货币（金银或价值符号）就是M0，加上各种债权衍生出来的货币就是M1，M2，M3……，表示能够投入流通的货币和“债权货币”的数量，也就是全社会支付能力的总量。

在苏格兰的例子里，M0是300万英镑的银行券对应的金银，如果当时银行券和金银是一对一发行的话，就是300万英镑；M2是现金加各种存款，即300万+2700万=3000万英镑。M1是现金加活期存款，这个例子里面没说活期存款是多少，估计在300万到3000万之间。至于M3，是现金加存款加国库券加各种大额可转让存单。

在前面甲、乙、丙的例子里，M0就是1000美元。如果丙把那95美元中的30美元直接存在自己的活期帐户里，30美元存定期，35美元买国库券，银行的5美元作为活期存款，国家把卖国库券的收入支付给某丁，某丁把这35美元存为定期的话，那么M1就是1000+30+5=1035美元，M2就是1000+30+5+30+35=1100美元，M3就是1000+30+5+30+35+35=1135美元。

M后面的数字越大，货币越不容易流动。现金直接就可以买东西，活期存款需要提现或者刷卡或者签支票，定期存款需要转为活期存款才能消费，至于国库券流通就更困难了。但是，某种情况下，国库券也能作为支付手段。

有人可能会问，某乙的债务不是衍生出100美元的债务吗？M3怎么变成了1135美元？多出的35美元是哪里来的？请注意，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有两次借贷（融资）行为，一次是某乙向银行贷款100美元，一次是国家向某丙借钱35美元。所以，某乙和国家的债务一共135美元。如果没有第二次借贷行为，某丙仅仅是把钱存入银行。那么M2和M3就只有1100美元。

既然价值符号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流速和流动的商品总量，那么理论上只要知道了货币数量，就可以知道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进而观察通胀程度。但是，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M，就代表一样的流动性。比如：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M2可能相同，但是流动性可能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种信用支付的过程不经过银行，那么就不存在银行用某乙的债务创造货币的过程，甲、乙、丙、丁小圈子里面债权对冲，债务内部消化了，虽然商品流动很激烈，但是在银行这里什么也看不到。其次，如果某丙把某乙的95美元中的60美元存为活期，35美元买国库券，某丁也把35美元存活期的话，M2=1000+60+5+35=1100，还是1100美元，但是很显然货币的流动性提高了。再次，同样是现金，或者同样是存款，流动性可能都不一样。有人上午得到工资，下午可能就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了。有些人可能在一个月之内缓慢花完，有些人没有银行帐户，手中有现金很可能长期闲置。有些人的活期帐户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变化，他们用活期帐户的原因就是刷卡更省事更安全。活期帐户的流动性未必比现金低。此外，货币在不同的人手中有不同的用处，对商品总量也能产生影响，有些人是为了支付欠款，有些人是为了扩大生产，有些人是为了囤积居奇，货币的不同的用处对物价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最后，还有些潜在的货币是看不到的。比如信用卡，直接用债权买东西，到期之前还清。一旦还清，这笔货币就消失了。但是，在购买之后还清之前，很显然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了。所以，信用卡的额度，也是潜在的货币。

用广义货币（M2）的量衡量流动性，进而衡量通货膨胀，只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用它来衡量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衡量手段。有些国家用M3衡量货币量，无非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中有大量可以随时转让的国债和债券。

债务和债权是一对影子，必然同时产生同时消灭。由债权产生的货币和也必然和债务的一起而湮灭。

某乙用95美元贷款购买了某甲的商品，某甲把这95美元支付给某丙，某丙会用这95美元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银行则会把那5美元作为自己的利润分配或者贷款出去。这100美元在某乙贷款到期以前会继续停留在经济循环中。如果某乙的贷款期限是一年，一年后一次还本付息。那么这以年中，经济中流通的货币总量将一直包含这100美元。一年贷款期限到期，如果某乙生意顺利，这100美元辗转回到他手中，他如约偿还了100美元的贷款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偿还清100美元的债务，流通中的“债权货币”也会减少100美元。

如果只要社会上消费与供给对应，彼此买卖相等的话，某乙的资金回流就不会有困难。某乙就可以按期偿还贷款，不会造成支付困难。反之就可能无法偿还贷款。如果是小圈子循环，没有银行介入的话，就可能导致某甲某乙某丙之间三角债。“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某乙的商品销售不畅，他就无法用销售的货款偿还自己的债务。如果他手头还有余外的100美元还好说，如果他没有，就必然拖累某甲。于是某甲也陷入困境，进而影响某丙。

如果某乙生意不顺利，无法偿还100美元的债务话，这100美元同样会消失，但是过程可能非常痛苦。银行就会拍卖某乙的抵押物偿还贷款，或者要求某乙的保证人（比如担保公司）代某乙偿还。那么某乙抵押物的购买者或者某乙的保证人就会失去100美元，这时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一样会回到贷款以前的状态。如果这笔贷款，无论是拍卖抵押物还是追究保证人都无法偿还的话，那么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银行的资本金就要损失100美元。总之，不论什么情况，银行以某乙的信用为依据创造的100美元，在贷款期限到期时将不会存在。

银行创造的货币总有一个债务的影子，两者共存共生，一起产生一起消亡。这是银行创造货币与政权创造货币本质的区别。银行创造的货币必然伴随债务，这些货币必将随着债务到期而自动湮灭，所以必然有自动消失的时候，而政权创造的货币并不存在任何伴生的债务，一旦被创造出来，除非政权主动回笼货币，否则不会消失。

但是，银行也可以变通，使这些货币不消失，只要债务的影子不消失，这些货币就不会消失。在某乙的债务快到期的时候，给某乙的债务延期或者新的100美元的贷款，那么这些货币就可以存在下去。只要债务存在，这些货币就会存在，反之债务消失的时候也就是这些货币消失的时候。

某乙贷款产生的100美元到哪里去了呢？这是后话。简单地说，就是成为其他人的利润了，并不用来购买某乙的产品。换句话说，用“债权货币”弥补购买力不足，满足一部分人利润不断增长，必然面临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和另一部分人债务的堆积。对于政府来讲，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是一个变相发钞的过程。对于没有发钞权的国家机关或地方政府，不断借新还旧，就可以获得发钞的好处，至于债务问题则可以交给后人去承担。

当某乙的产品销售不畅的时候，必然影响货币流回到他的手中，导致他无法偿还贷款。这时，银行可以采取强行收回贷款的政策，结果就是某乙、某乙的担保人甚至银行承担损失。银行也可以给予他新的债务，寄希望他能在新的生产循环中不断收回贷款。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压缩消费和扩张生产，总会有一些人的投资无法收回，总会有人承担损失。某乙也许能顺利挽回损失，但是他的同行某甲可能又要遭遇销售不畅。如果为了避免某甲的损失，只能增加某甲的债务。总体上看，则是债务、债权货币和存款同步增加。

与政府印刷的价值符号一样，银行利用债务创造的货币，如果数量过多，同样会导致通胀的后果。这时如果不收缩货币，价值符号就不可能退出经济循环。如果要收缩货币，必须要清理债务。强行清理大量无法偿还的债务，可能导致大批企业（甚至没有发钞权地方政府）的破产。如果这些企业破产后仍然无法偿清债务，必然由银行承担损失，最终将危及银行。这时，信用全部失效，经济循环中货币极度紧缺，利率暴涨，资产价格暴跌。

信用来自货币，在最大程度上替代了货币，却无法最终替代货币。

7.8 欠债还钱 ​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马克思

天主教的教皇在梵蒂冈，只有一个。基督教（新教）则是人人为祭司。人人都可以发放信用，只要对方承认即可。货币则只能有一个来源，即包含一定数量劳动的商品或者国家暴力的符号，不能人人造货币。欠债必须还钱，还借据是不行的。于是，信用永远不可能从货币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言归正传。

人们接受信用支付的原因在于信用能转化为货币，而绝不是为了获得新的借条。某甲接受某乙的借条，是因为他确信在秋后能凭这张借条从某乙那里获得100美元的货币，或者这张借条能抵消100美元的债务。接受这张借条用其抵消债务的人，无论是谁，最终都是为了能获得100美元。“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如果信用不能转化为货币，即某乙不能按时还钱，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进一步说，人们接受银票的原因在于银票可以随时无条件地兑换成白银，如果银票不能随时兑换成白银，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在前一小节已经看到，由于信用的发展，贵金属或价值符号的流通被降低到最低。货币的流通作用，一方面为“甲、乙、丙、丁小圈子”的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所代替。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信用替代货币的前提是需要的时候货币可以亲自出场，如果货币不能亲自出场，那么信用就不能替代货币。——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借据不能到期顺利冲销或者偿付，借据就是废纸。如果银票不能提取现银，那么银票也是废纸，那么银票就不能冲销债务。

支撑一个人的是信念，支撑一个社会的是信仰。一切信用的流通来自信仰，信仰的动摇导致信用流通的动摇。一切以信用为支撑的财富的观念也来自信仰，信仰的动摇导致财富的动摇。当信仰崩溃的时候，就是社会崩溃的时候。经济方面的信仰崩溃，必然到导致经济的大崩盘。

信用按时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也是信用或者“债权货币”和债务一起湮灭的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首先要回顾这个湮灭过程。我们首先分析没有银行介入的信用湮灭，然后分析有银行介入的债权货币湮灭。

回到某甲、某乙和某丙小圈子信用循环的例子中，某甲用某乙的100美元欠条支付了某丙的货款。支付之前，某甲在欠条背后签名，表示如果某乙不能按时还钱，那么某乙的借条就由某甲自己承担。这100美元的借据就替代了100美元的现金，起到了流通的作用。现在到了秋后，如果这张欠条没有辗转回到某乙手中，那么某乙就要面临还债的问题。

如果某乙手中能拿出100美元的现金，那么一切万事大吉。如果某乙拿出不出100美元的现金，就要用别的方式偿还债务。比如，用某乙的汽车抵债。这样流通中的信用就减少100美元，某乙的债务也消失了。如果某乙的汽车拍卖，卖得100美元，那么购买者（比如某丁）手中就要减少100美元的现金，某丙手中增加100美元的现金。如果某乙这时已经一贫如洗，汽车房子早就不存在了，或者某乙直接宣告破产，那么就要由某甲承担这个过程，某甲要拿出100美元的现金清偿债务或者用某甲的家产抵债。如果某乙和某甲都宣布破产，那么最终的损失就要由某丙自己承担。

正常情况下，已经过期的欠条，是谁也不要的。不过，某丙也可以廉价（比如20美元）把欠条卖给某丁。某丁是黑道人物，专门靠收债做营生。某丁把某乙绑架来一顿折磨，让某乙饱尝皮肉之苦，确信如果不还钱还有更大的苦头，最后某乙想方设法搞到100美元偿还某丁。至于这100美元究竟是怎么来的——某乙是坑蒙拐骗还是偷抢贩毒，某丁是不关心的。如果没有某丁那样的手段，谁也不会要那100美元的欠条。因为，那100美元的欠条已经不能流通了。

不论如何，某乙的欠条到期时，流通中的现金总量不变，而某乙的100美元的欠条都要退出流通，不能再成为支付手段，不能承担新的流通的任务。

有银行介入的情况，大同小异。

一个经济行为，比如说投资建厂或者流动资金不足，某乙申请贷款。那么在银行给某乙贷款的时候，某乙在银行的账户上就增加了一笔对应的存款。从总量上来看，某乙增加了对应的债务，M2要增加对应的数字。在贷款期间，某乙陆续使用这笔存款，这笔存款从某乙企业名下转移到其他企业名下，然后其他人购买某乙的产品，他们存款转移回某乙的名下。当贷款到期以后，某乙要偿还这笔贷款，也就是债务和对应的信用货币一起消失，于是M2要减少相应的数字。所以，正常情况下，对应的贷款的存款不会出现累积现象。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某乙会无法偿还债务或贷款。

如果某乙生产面包，某甲生产面粉，某丙生产小麦，那么某乙可以用面包平衡他对某甲或某丙的债务——如果某甲和某丙消费的面包总量相当于100美元的话。那么在债务到期时（甚至之前），他的欠条就已经回到他手中了。如果某甲或某丙只消费50美元的面包，第三方某丁消费了50美元的面包，那么某乙也能平衡他的债务。这时，如果某甲和某丙消费了某丁50美元的产品（比如香肠），那么总信用循环也是可以平衡的。某甲和某丙的消费能达到100美元，就能平衡总信用和总债务，换句话说，债权一方的消费总量应该等于他们所拥有的债权。如果债权一方仅仅想积累财富，而不打算消费，这时就需要有第三方消费多余的产品，提供对应的货币，否则必然面临一部分商品滞销的情况，那么对应的就是货币回流不畅。如果某甲、某丙和某丁消费了某乙的面包，而某甲和某丙并不打算消费某丁的香肠，那么必然出现某丁的50美元转移到某甲或某丙名下的情况。当某丁名下的货币耗尽的时候，就是某乙的面包滞销，也是这个循环无法继续维持的时候。

在银行贷款的例子中，某乙申请100美元贷款，银行扣除5美元贴现，然后在某乙账户中存入95美元，某乙用这些贷款支付某甲的货款。某甲用这95美元购买某丙的商品。还有5美元成为银行利润。如果某乙的产品销售顺利，这100美元最终将辗转回到某乙的手中，某乙就能顺利偿还贷款。如果某丙和银行并不继续购买其他产品而是把这些钱存入账户，那么某乙很显然无法顺利偿还贷款。

如果这笔贷款还不回来。那么会怎么样呢？可能性之一，是银行从第二还款来源获得补偿，比如拍卖企业的抵押物。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购买企业的抵押物，他们的存款减少对应的数值。可能性之二，是第二还款来源无法覆盖损失，于是银行承担损失，银行的自有资本损失这个数目，如果数目很大，银行自有资本损失殆尽甚至可能破产倒闭。如果银行的自有资本也不够弥补这笔收不回来的贷款，那么银行破产清算以后还有一部分损失要由储户承担，原有储户的存款便不存在了——储户是银行的债权人，银行是储户的债务人，银行代储户放贷，储户是债权的最终所有人，如果债权最终无法转化为货币，银行的自有资产也无法弥补损失，那么损失必然要由最终所有人承担。

这100美元并没有消失，而是停留在某丙和银行利润的账户中，或者即使进入流通也不会购买某乙的消费品。如果停留在某丙的账户中，那么最终某乙的贷款到期的时候，某乙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这时某丙可以购买某乙的抵押物，比如某乙的房子。平时售价200美元的房子，这时某丙可能用100美元就购买下来。如果没有人购买这些抵押品，或者这些抵押品不能弥补某乙的贷款，比如只卖了50美元，那么最终银行就要损失45（50-5）美元损失。如果银行倒闭破产，那么某丙的95美元存款也收不回来，于是某丙承担95美元的损失，银行损失5美元。表面上看，某丙获得了95美元的利润，银行获得5美元的利润，实际上这100美元的利润能否落袋为安，还是两说的事情。

无论出现上面的哪种情况，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都会随着贷款到期而消失，M2都要减少相应的数字，而M0不变。这个过程可能是很顺畅的，如果某乙的产品顺利销售话；也可能是极其痛苦的，如果某乙的产品滞销的话。债务与债权一起湮灭的过程，可能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也可能涉及倒闭破产，暴力清欠，银行挤兑，经济崩溃。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积累财富而不是满足消费需求，所以本身就具有回流不畅的倾向。前面的甲、乙、丙循环之中，如果有人愿意聚敛借据，那么某乙的借据就很难顺利流转回来。如果这时流通的不是某乙的个人信用是银行的贷款，那么更会有人聚敛、截留了。任何循环没有聚敛、节流，才能顺利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一旦出现没有聚敛、节流，整个经济循环必然崩溃。

如果绝大多数资本家都只打算积累财富，而不打算购买消费品，同时压低工人的消费能力，那么最终必然有一个时刻，面临产品滞销，大量债务违约，大量损失要分摊的局面：“崩溃已经开始的信号……表示市场商品充斥，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停止，回流迟滞，而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商业丧失信用，工厂关门，工人挨饿，工业和企业事业普遍停滞”。事实上，这种局面往往是投资高潮的后遗症。一开始，由于设备更新，产业革新，开辟新大陆等等原因，资本家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于是一拥而上，纷纷申请贷款，扩大投资，购买设备，新建厂房，增加工人；当产能实现以后，资本家们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有效需求，大量产品生产出来却没有卖主，于是一哄而散。

"I stay here on my bond!"“我照契约行事！拿钱来，或者吃官司！”这是债主常说的。夏洛克把“如果你拿不出钱来，我就要你的命”说得冠冕堂皇：“我说过一定要拿走我应得的那一磅肉。要是您不准许我得到它，那将是 一种软弱的表现，人们将不再信你们的法律了。”债权人一定要让拿不出钱的债务人蜕层皮。

这时如果某乙不能还钱，损失就要由某甲、某丙或者银行承担。毫无疑问，这几家一定会想方设法榨干某乙身上最后一分钱。查封财产，拍卖抵债是可以预期的事情，至于会不会有牢狱之灾则要看各国法律和具体情况。如果当地法制不发达，还会有黑社会介入清欠。

这时，某乙如果不想破产，就必须想法设法偿还债务。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借钱，想方设法延期偿还，或者拆东墙补西墙，这是很正常的。某乙手中有大量积压的商品，自认只要能坚持一段，廉价把这些商品卖出去，就能还上钱了。哪怕是借点高利贷，先把贷款的窟窿堵住，将来用货款还高利贷。偏偏这时候银行也不愿意借钱——某乙现在已经回款困难了，谁能保证某乙能还上新的贷款？再说现在银行自己也有大量的贷款随时可能收不回来，本身就资金紧张。于是，很常见的现象就是银行贷款利率飙升。

这时，民间高利贷利率上升得更快——相比之下，民间高利贷更容易获得，所以放贷风险更大，必然利率更高。短期看，这种放高利贷的收益很高，年息40%都不稀罕。更有甚者，某乙签了借款100美元的拮据，只给某乙60美元，40美元作为利息直接扣下来。于是债主拥有100美元的拮据一张外加40美元的现金。膀不动身不摇，60美元，变成100美元，这样的事情，想想都会笑。于是贫困地区一夜暴富，宝马车成为一般人家的标配，不开宝马都不好意思和邻居街坊打招呼。但是，长期看风险非常大，毕竟这种暴富是建立在债权能顺利转化为货币的假设的基础上的，而借款人却恰恰是资金紧张的某乙。如果某乙能顺利回款也就罢了，债主获得140美元（某乙偿还100美元，债主提前扣除40美元，100+40=140美元）。如果不能回款，债主手中的100美元的借据就可能成为废纸，于是直接损失60美元。不过，某甲、某丙和银行的压力就小很多了。毕竟，有人愿意主动承担损失60美元的风险，对他们来说60美元已经回来了。

这时某乙手中可能用其他的债权，比如没有收回的货款，某乙就会加紧催收货款，同时拒绝给其它下家赊购的机会。问题是这个时候能收回多少债权也是未知数。一方面，许多债权可能还没到期，某乙要在年底偿还100美元，他手中有某丁的100美元的债权，但是他和某丁约定收回100美元的时间是来年春天。这时某丁完全有理由拒绝提前偿还。如果某乙要某丁提前偿还，则可能要提出优厚的条件，比如现在偿还只要80美元就两讫了。另一方面，这些债权还能收回多少本身就成问题，某丁现在可能本身已经陷入困境。再说某乙陷入困境，本身就可能是因为其他人欠债不还所引起的。

某乙如果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也不能收回债权，就只能挖肉补疮了。某乙可以廉价抛售自己的产品，挥泪跳楼大甩卖。所谓货到地头死，这时就不要讲价钱了，能卖几个钱是几个钱。如果只有某乙自己在抛售也就罢了，如果大家都在抛售，那就看谁跑得快了。所有人都挤向应急出口的时候，谁也跑不掉。所有人都想抛售商品的时候，谁也抛不掉。跑得慢的人，只能把卖不出去的商品抵债，只能能抵几个钱，只能随债主说了算。

抛售完商品抛资产，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土地，平时收集的奇珍异宝，名人字画，有什么是什么。这时，各种资产价格迅速下跌。

折腾完某乙，折腾某甲；折腾完某甲，折腾银行；最后还有某丙兜底儿。一连串折腾下去，直到所有信用和债务一起湮灭为止。

这时几乎所有的购买都需要用现款支付，不能使用信用赊购。一方面卖主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按时偿还货款，另一方面卖家也着急获得现款去偿还债务。于是有多少信用，就要损失多少商品。“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银行之间的利率也是飙升。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在停止贷款，催收欠款。如果我们把银行理解为有很多债权的某乙的话就不难理解银行的处境。银行现在手中有大量的债权（也就是贷款）不知道能收回来多少，反过来那些贷款衍生出来的存款全是银行的债务。如果这些贷款在一家银行内部流转也就罢了，就怕有人提现。由于银行的贷款行为，银行的准备金必定少于银行存款总数，只见的差额就是贷款衍生出来的“债权货币”（也就是贷款衍生出来的存款）。由于大量贷款回不来，不能按时和对应的存款一起湮没，银行被挤兑的几率骤升。储户从甲银行提现，转存到乙银行，甲银行就要向乙银行转移对应的准备金。如果甲银行准备金告罄，甲银行就不能支付储户的支票，乙银行就会拒收甲银行储户的支票。一旦如此，甲银行马上就会被挤兑。银行不能禁止储户跨行资金流动，这样同样会被挤兑。平时可以同业拆借，应对这种事情。现在这个非常时期，各家银行都差不多——都是有一大堆不良贷款回不来，都是存款总数高于准备金，都有被挤兑得风险。这种非常时期，只要有大额支票跨行流动，银行就要捏一把汗。为了避免被挤兑，银行往往不惜血本借钱，增加准备金，同时收紧准备金，所有准备金全力预备应对储户跨行资金流动——除了储户跨行资金流动，各行准备金之准进不准出。银行之间的借贷利率自然暴涨。

如果这时候发生大规模资本外流，那就是雪上加霜。银行的准备金（压库银子、黄金、现金）本来就紧张，突然发生大规模准备金外流。原先跨行资金流动，准备金在各行之间流动，好歹还在各行之间。现在，大量银子、黄金、外汇流向海外，一去不回头。原先是血脉不畅，现在是血脉不畅加大规模抽血。整个银行系统准备金大幅度下降，各个银行必然抓住一切可以抓到的现金，充实准备金。所以，这种大规模抽血，必然加剧血脉不畅。

事实上，仅仅是大规模资本外流就足以引发一场金融危机。金本位时代，各国突然遭遇的大规模外贸赤字，往往是金融危机的诱因。比如，对英国来说，一旦小麦歉收，往往需要大规模从美国进口小麦。这就要向美国大规模输出黄金，直接导致各个银行压库黄金相对不足。于是，各个银行必然收紧信贷，同时催收贷款，全社会钱紧，处处进入结账状态。于是扩大再生产循环被打乱，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暴露出来，一场金融危机就此开始。从另一方面看，一国发生经济危机本来就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具体原因后面会谈。经济危机和资本外流，完全可以互为诱因，互相加剧。

资本外流也罢，经济危机也罢，说到底，都是信用循环存在滞留的环节。控制生产环节的人为了挣钱而不是为了消费进入经济循环，一部分信用（或者债权货币）注定回流不畅，经济体无法经受结账的考验。如果不存在滞留的环节，所有人的货币都是经手以后很快还要付出（比如购买维持生活的消费品），哪有可以用于外流的货币资本？就是流出去，很快也会自动回来，因为要购买各种消费品。

一部分人的还款困难，直接影响另一部分人贷款。那些靠贷款维持流动资本运转的资本家，即使经营良好，产品并不滞销，也会因为拿不到贷款而停产。而他们的上游企业则可能面临产品滞销的困难。某些中小企业，平时获得贷款就很难，这时往往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这时，这些企业家们就不得不像某乙一样，拆东墙补西墙或者挖肉补疮。为了维持基本的运转，他们往往不得不求助于民间高利贷。于是我们经常看到银行收紧银根，民间高利贷旺盛，中小企业微利运转、苦苦挣扎的局面。

这时全社会开始闹钱荒。由于全社会的资金通过银行这个中介，具有高度流动性，所以全社会所有人的现金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紧：“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保存起来的银行券，1847年10月一个月就有400万镑到500万榜。”和银行一样，个人也开始聚敛现金。

保存现金的目的除了为了应对支付，还为了让自己的利润落袋为安。在前面的例子，某丙如果提前提现那95美元就不必冒银行万一破产，自己的利润灰飞烟灭的风险。平时把钱存在银行可以获得利息，而且转账方便，不必担心家里被盗，现在就顾不上这些了。

这种时候任何财富都不如货币重要：“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在信用扩张期，全社会总利润可能很高，但是一旦发生危机，总信用和总债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湮灭，互相抵消之后，究竟有多少利润落袋，那是另一说的事情。名义上挣了很多钱，存款帐户中有很多钱，还有很多投资，但是这些财富能否落袋为安，投资能否带回收益，是两说的事情。这时只有现金（马克思的时代是现金）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信用是靠不住的，银票是靠不住的，存折是靠不住的，有价证券、债权、股权和土地所有权也都是靠不住的。

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积累的财富是实实在在的金银和土地，有些大财主喜欢窖藏货币，因为货币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化身，可以购买一切商品。他们把多余的货币埋在院子里，或者收在密室的金库里，这些货币沉睡起来退出流通。存进钱庄吃利息是一个选择，但是法制不发达，社会信用体系不存在，谁知道钱庄老板会不会半夜带着金银潜逃？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信用的发展，人们积累的财富是头脑中对债权的信仰。平时人们不需要金银，信用把金银的流通作用压缩到最小，很少有人会让自己手中的货币会处于停滞状态，资本家获得金银马上又进行投资。金银的交割仅仅是账面的运动，匆匆地在账面上一带而过，随即便再次投入流通，以求获得更多的同类。这时社会顶层拥有财富的人，会更多地在意自己未来能拥有多少财富，而不是现在保险柜里有多少金币，或者银行账户上有多少存款。这时，他们手中拥有少量的现金也是为了应对生活的需要或者支付到期的账款。相比之下，这些现金与他们名下的所有的财产相比，往往不值一提。他们拥有的绝大多数财产，都是在不断进行投资，处于滚动之中。他们拥有的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在想象之中，需要通过估算才能知道总量。当然，这种估算的前提就是一切经营活动顺利平稳。

产业资本家会用自己手中的货币进行投资，有些人会把手中的钱借给产业资本家，不够投资的部分会被存入银行，由投资银行收集社会资金“卖给”需要资金的人，或者商业银行吸收准备金之后直接创造贷款，这些放出去的贷款也会转化为投资，债权最后变为商品。这时，货币已经退出流通，绝大多数的货币静静地沉睡在公共的金库（也就是银行的金库）里，处于休眠之中。与实体沉睡相对应的是所有权的高速转移——货币的流通变成银行账目中货币所有权的不断冲销，利润的积累会随着贷款和投资的增加也变成银行账目上纸面的增长，最后货币的财富会变成债权，这些债权能否顺利兑现则在于商品销售情况。

还有一部分货币会投入与实际生产无关的领域，去购买股票、债券、土地（地产作为资产，和股票债券一样，也对应一种索取权，是对未来在该地生活的人的贡税的索取权），去追求这些资产的价格的升值。如果不考虑价值符号泛滥情况下人们购买资产以求保值的话，那么资产的价格同样间接得益于实体经济的利润。首先，这是因为当实体经济萎缩的时候，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和地租必然下降，实体经济破产的时候，股票和债券必然变得一文不值，土地也无法收到地租。其次，这些资产的价格与利息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当利息上升的时候，即使股息、利息和地租不变，这些资产的价格也会下降。再次，当实体企业家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必然抛售一切可以抛售的东西以避免破产。这时，即使这些资产收益不变，利息也不变，他们的价格仍然会因为大批抛售而迅速下跌。

正常情况下，财富是滚动积累的资本，而不是窖藏的货币。非常时期，资本不再投入滚动，而是被窖藏。这时的损失不知道由谁承担，即使存在银行，也难免被银行倒闭所牵连。对资本家来说最靠不住的就是债权，最没用的就是商品。能获得多少利润，能有多少利润落袋为安，要看财富脱离经济循环的速度，甚至完全看运气。某乙欠了某甲和某丁的债。如果某甲先到，那么某乙的资产可能就先被某甲拿走，某丁赶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抵债的东西。什么也没抢到的某丁只能砸东西泄愤。某甲拿走了某乙的资产（比如油画）去拍卖，某丙可能也要拍卖类似的产品。如果某甲赶在某丙之前卖出去，那么某甲就可能落袋为安。相比之下，某丙的商品就可能被迫打折，甚至完全卖不出去。如果是油画，还可以挂着欣赏，如果是其它商品，可能只能看着这些商品变质、发霉、生锈。

这时，大家都变成货币贮藏者，想象中的财产，未来的收益、债权或者虚幻的价值，必须变成实在的货币。谁跑得最快，谁损失最小。大家纷纷退出循环，握有现金，准备应对支付危机，准备将来东山再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避免损失。——火灾之中，站立不动的人会被众人踩死，仅仅为了避免被踩死也要随大流狂奔。

这时，银行不是可靠的。实际上，银行也是环环相扣的信用链条中的一个节点，银行绝大多数的资产是放出去的贷款，主要的负债是存款。前一小节的例子中，苏格兰银行拥有的现金大约为300万英镑，而各种存款大约2700万镑，换句话说，银行拥有的债权（各种贷款）至少2400万镑。如果某乙不能偿还贷款，银行就有可能要承担损失。对银行来说，虽然有很多债权（贷款），但是也有很多债务（存款）。货币荒的时候，银行拥有的债权最不好说，谁也不知道那些贷款人会不会宣布破产；但是银行负有的债务却很难逃脱，除非银行自己宣布破产，否则银行难逃债务。如果银行的债权（贷款）损失到一定程度，超过银行自有资金，就可能出现银行不能保证存款人随时提现的局面，也就是由储户最终承担损失，或者说储户的存款打水漂。某乙不能承担损失，将由某甲承担损失，某甲不能承担损失，某丙要继续承担。这个损失传递的规律在这里也适用。不过某乙具体化为贷款人，某甲为银行，某丙为储户。对储户来说，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比赛逃跑，或者说在银行倒闭之前把自己的存款全部提现。于是，动作快的储户落袋为安，动作慢的储户面对一大堆收不回来的贷款欲哭无泪。

如果对银行失去信心，就不是窖藏银票，而是窖藏金银。甲、乙、丙、丁拥有银行的存款是对银行债权，他们手中的银票也是，如果他们对银行拥有的债权（放出贷款）也产生怀疑，担心银行可能被拖累的话，他们同样会采取迅速提现的做法——这时的提现绝不是提取银票，而是提取现银——银票不过是一张纸，不能提取现银的银票就是一张废纸。钱庄倒闭了，银票还有什么用？平时看似沉睡的压库的银子，这时就派上用场了。这些银子好像沉睡中的木乃伊一下子全活过来了，争先恐后地从墓穴（银行金库）里向外面跑。如果这些银子不存在，银行难免面临倒闭。同理，在价值符号的时代，理论上央行是唯一的发钞行。这时，如果对国家的信用产生怀疑的话，所有央行的债权人，就会争相放弃央行的债权，去追捧外汇和黄金——如果能兑换就兑换，否则就去黑市购买。这就是资本外流。资本外流除了导致危机恶化，还能直接导致本币贬值。

保存现金的第三个目的是为了获得额外的收益。

这时，有人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逆潮流而动，把货币投入经济循环，试图出手捡便宜。这是一种冒险求富贵的行为。成功的话，可以廉价买到平时昂贵的资产或产品，弄不好却可能成为损失的分担者。抛开前面高利贷者的例子，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一个法国人把一批价值3000镑的商品交给明辛街一个经纪人，要他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经纪人卖不到要求的价格，这个法国人又不肯削价出售。商品就留在那里卖不出去，但这个法国人急需钱用，因此经纪人就用下述方式贷给他1000镑，即由这个法国人以商品作为担保，向这个经纪人开出二张以三个月为期的1000镑汇票。三个月后，汇票到期，而这宗商品却仍然卖不出去。经纪人这时必须兑付汇票，尽管他手里有价值3000镑的担保品，但不能变卖，因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人就是这样把另一个人拖垮的。”

当然，如果进入循环的大资本有操纵市场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情了。产业资本旺盛期，并不是货币资本旺盛期。相反，当产业资本陷入困境的时候，恰恰是货币资本获得最高利息并且廉价收购资产的时候。这时，大批信用退出流通，赊购赊销很难被接受，许多人贷款困难，存款损失惨重，全社会的货币总量迅速从M2向M0靠拢。平时M2承担的流动性要由远远少于M2的M0承担，不仅如此，还有大批的货币被窖藏起来，退出流通。由于信用失效、债务被强行清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贮藏等原因，必然导致货币资本在短期内极度紧缺，在支付的压力下，货币资本迅速升值，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则迅速贬值。恰恰是后者太多，才显得前者太少。这时，如果给予某一群体贷款，那么这个群体就可以迅速廉价收购产业和各种资产。问题是谁能获得贷款？毫无疑问和金融机构有密切关系的垄断大资本相对小资本有更多的机会。在价值符号时代，理论上央行是唯一发钞行，也是各个商业银行最终贷款人，能操纵国家政权的各大垄断资本自然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贷款。只要政权不倒台，央行就不会破产；只要央行不破产，这些垄断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就处于不败之地。

19世纪，这样的危机定期袭击资本主义经济，来去匆匆，社会经济定期一片狼藉。出大事了，就要分析原因，就要有人负责，就要寻找罪魁祸首。经济危机也不例外。

当时产业资本家的观点是银行家不肯继续给他们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导致他们陷入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廉价甩卖的困境。银行家的观点是产业资本家投资力度不够，不继续扩大生产购买已经制造出来的产品，导致产品滞销，为了还债纷纷借贷，推动利率上涨，进而诱发危机。

“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品的人，要么自己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变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

产业资本家认为货币不足，不能贴现。如果有商品就能贴现，那银行成什么了？存货不管能不能卖得出去，都能以存货为抵押向银行贴现或者申请贷款，那银行不成了最大的批发商了吗？工人的消费能力被压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能力随着收入增加下降，必然有大量产品卖不出去。这些卖不出去的产品没有销路，也就不会有货币的回流，没有货币回流的商品对应的借据（汇票）怎么能贴现呢？如果贴现了，将来又卖不掉，最终货币回不来，这些商品必然归银行，那不成了银行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了吗？再说，还有很多贷款纯粹就是用于投机甚至欺诈。

“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

银行怎么能有义务把这些损失兜底呢？何况，银行兜底的幅度，以自有资金总量为限。如果超过银行自有资金的，就是储户用存款兜底。

如果银行不伸出援手，不肯向某乙提供资金援助的话，某乙的损失必然一环扣一环的传递下去。银行一手托两家，一面是贷款，一面是储户，所以也是其中的一环。货币紧张的蔓延，必然导致危机的扩大；危机的扩大，加剧货币紧张的蔓延。这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把自己的资产变现，成为货币贮藏者。“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藏起来了。”这种危机达到一定幅度，难免会冲击银行。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自有资本的话，银行必然倒闭。

表面上看，银行只要印刷一张银行券（银票）就可以使陷入困境的某乙获得解放，也可以避免自己破产的风险——既然大家把银行券收藏起来，那银行就加印银行券。实际上，这样一来，银行破产的风险还是增加了。因为这时就意味着银行的负债增加了一张银票，资产增加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或者一些已经失败的投机或欺诈。当银行的负债多到一定程度，资产减少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面临被挤兑白银的风险。银行冒着被挤兑的风险，用自己的债务换取某乙的滞销产品和垃圾债务，这样的傻事谁会干呢？

再说，大家收藏银行券而不是金银的原因，是大家确信银行不会超印银行券，用银行券随时能提取现银。如果大家知道银行超印银行券，必然不再收藏银行券而是收藏金银：某乙获得银行的银票，把银票支付给某甲，某甲把银票支付给某丙，某丙会在第一时间用这张银票去提取白银，然后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银行库存金银一旦告罄，银行还是会破产。

欠债必须还钱，还借据是不行的。所以，这时需要有一家银行站出来，用自己的钞票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流通手段，避免所有的货币都被窖藏起来。这家银行必须有足够的信用确保自己的钞票能够顺利流通，而且不怕挤兑。

7.9 开闸放水 ​

“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马克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崩溃型的危机往往是投资高潮的必然结果。当扩大再生产结束，产能释放出来的时候，整个社会进入结帐状态，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到足以消耗掉所有产能的高度，于是总产能与总消费之间的缺口暴露出来，出现产品滞销的情况，进而导致货币回流不畅，最终演化为经济危机。扩大再生产结束的原因，可能是技术储备耗尽，可能是触及到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上限，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外来的特殊原因导致扩大再生产被强行打断。不论哪种情况，只要扩大再生产一旦终止，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就难免暴露出来。

十九世纪，这样的经济危机往往与交通运输的扩张密切相关。

某家公司大量投资铁路（收费公路、运河），铁路建成之前预计将会有多少多少的运输量。修建之前肯定要进行项目评估，于是要估计能从马车那里获得多少的客源，能让多少人改变出行习惯，能带动多少地方经济创造多少客源等等。好像只要一建成就能财源滚滚，坐地数钱。总之，估计是能赚钱的项目，于是大规模上马，要实现交通运输的跨越式发展。

钱不够没关系，从社会融资，就是向社会大众借钱。

直接借钱是直接融资，发债券、发股票或者卖债权，都是这一类。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花点费用通过投资银行来做。投资银行可以帮助铁路公司设计专门的融资方案，或者牵线搭桥联系其他大资本，事成之后收取一定的佣金。

如果通过银行贷款就是间接融资，把银行牵连进去。银行给铁路公司开一个账户，写入若干存款，收取利息，到期偿还。铁路公司从帐户里面提款，购买原料、支付建筑商工程款、支付工人工资。相对铁路公司的经营，银行变更铁路公司、供货商、建筑商、工人帐户的余额。

对投资银行来说，稳稳当当获得佣金；对银行来说，可以获的利息差；对债权人来说，把钱借给铁路公司，然后获得红利；对储户来说，把钱存进银行获得利息；对铁路公司来说，扣除利息和红利就是收益。总之，一切设想都是很好的。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公众的消费能力能达到预期的水平。

如果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不足，铁路客运和货运情况并不理想，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那么铁路公司就面临偿还债务的难题。如果是用股票融资，那么所有股东都面临股票价格缩水，拿不到红利的局面；如果是债券融资，就会面临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局面；如果是银行融资，就可能无法偿还贷款。

总之，这时谁拥有铁路的债权谁倒霉。直接融资的修筑铁路后，投资无法收回的后果，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海市蜃楼》中讨论，这一节讨论间接融资后，投资无法收回的后果。

这时，铁路前期的投资对应的货币已经流通在社会上，用于购买土地、购买钢材、开凿隧道、铺设桥梁、购买机车或者支付工人工资，当然也可能包括巨额的贿赂。总之，融资获得的钱是支出去了，但是这些钱并没有辗转流入需要消费铁路服务的人的手中。于是，铁路修好了，许多人发财了，铁路公司却因为乘客稀少，而面临债务危机。

欠债还钱，是契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时，如果没有人伸出援手的话，铁路公司就要面临破产倒闭的结局。铁路公司倒闭之后，铁路公司的铁路网和机车，就归贷款银行所有。如果铁路公司造成的坏帐数量比较小，那么银行可以用自己的自有资本承担损失；如果铁路公司的坏帐数目惊人，超过银行自有资本的数量，那么必然有一部分损失要转移到储户头上。这是前一小节已经分析过的内容。

对储户来说，知道银行有一大笔投资收不回来，就是提现的信号。提前把自己的存款提出来，免得最后承担损失。这时，挤兑的风暴就在酝酿之中。

对银行来说，铁路和机车也许在未来能产生很多利润，但是现在却是累赘。银行的储户需要的是现金，而不是铁路的资产。储户来提现，银行不能给储户铁轨或者车头。（当然，还有许多投资，在贷款期限到期的时候，甚至连铁路和机车都拿不出来。“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银行可以向储户宣传，铁路资产未来可以日进斗金，安抚储户情绪。这是很难的——如果铁路资产能盈利，铁路公司就不会破产了，储户更关心的是现在的存款的安全，谁知道呢。至于其他人信不信，我反正不信，我就要提现。

这时，银行为了自救必须一面若无其事，一面提高利息。提高利息的目的可以吸引存款，减少提现和贷款。储户存入现金（真金白银）最好（相当于增加现金储备），存入本银行的银行券（银票）或者支票也行（相当于暂时放弃提现的权力），其他信誉卓著的银行的银行券（银票）或者支票亦可（相当于可以从其他银行拆兑现金）。不过，其他有问题的银行的银行券则是绝对不行的。

实际上，在银行提高利息以前，社会利率水平往往已经上升了。铁路公司倒闭之前，必定拆东墙补西墙，不惜一切手段借入货币。那些在铁路投资中发了大财的人，现在往往持币观望，或者提现，甚至转移资产。落袋为安，谨慎投资，这是很现实的思路。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许多正常经营的资本家此刻也会受到连累。对于那些能贷到款的资本家来说，银行提高了他们的利率，直接压缩他们利润空间。对许多中小资本家来说，他们则面临根本贷不到款的困境。工程已经开工，还没有投产，投产之前，银行突然停止贷款或者提高利息，甚至要求提前还款。企业已经购买了设备，银行却突然停止贷款，或者提高了利息，导致企业无法购买原料，或者即使生产也是亏本运营。这就完全可能把本来能正常运转的企业弄倒。

对其他银行家也是如此。当甲银行提高利率的时候，如果甲银行规模足够大，那么乙银行也必须跟进。否则，乙银行的储户就会提现，然后去甲银行那里开户存款。如果两者利率差足够大的话，甚至可能会有人从乙银行贷款，去甲银行存款。于是，本来是甲银行有被挤兑的风险，乙银行却因为收紧货币太慢，最终李代桃僵。甲银行提高利率，乙银行的贷款企业同样会遭殃。在这一小节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英格兰银行因为提高利息速度太慢，就吃过法国银行的亏。

甲银行的日子一样不好过，虽然手中还有大量的其他债权，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现金应对挤兑。大量的贷款出去，投资建设、试运行、达产、盈利都需要时间，银行不是不知道。但是，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收回债权，就要面临倒闭破产的风险。储户挤兑银行，银行把最大的压力转移给贷款的资本家。

铁路公司不反思自己的投资规模太大远远超过社会消费能力，也认为只要能贷到款，咬一咬牙就能挺过去。——只要继续贷款，不断借新还旧不就可以了吗？

至于前期在铁路投资中发了大财的人，现在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但是，他们一不打算用所有的钱去坐火车（他们手中的巨额利润足够他们每天坐火车坐到寿终正寝还有大量结余）；二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分散出去，让社会上其他多数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三不打算和银行同生共死，而是随时准备提现。于是，大批现金在他们的帐户下，随时可能被提现进入他们的保险柜，既不能辗转流回铁路公司，也不能让银行渡过难关。

于是，很多资本家和银行家抱怨危机时刻通货不够，或者说流动性不足，导致他们或者贷不到款，或者被挤兑。

这时，银行如果不能凑够足够现银（黄金）应付挤兑风潮，就必然倒闭。银行的倒闭并不是拿不出银行券（银票）或支票，而是拿不出现银。银行券（银票）对银行来讲并不算什么，只要印刷就可以。大家接受银行券（银票）的原因是因为相信银行券能兑换现银，如果大家知道银行没有足够的现银，谁还会要银行券呢（银票）？

悲剧的是，危机一旦形成，无论有银行金库中多少金银也是不够提现的。

我们在《流通的债务》中分析过，由于信用的流通，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必然大于库存金银总量——银行肯定会有贷款，这些贷款会变为存款。只要存在放贷行为，银行库存的金银数量，就必定少于储户帐户中的现金数量，之间的差额就是各种贷款余额。银行金库拥有400万盎司黄金，银行储户帐户上就会有400万盎司黄金对应的存款。铁路公司贷款200万盎司黄金，银行老储户的400万盎司存款不会有任何减少，由于贷款会新增200万盎司的存款，于是新老储户总共会有600万盎司黄金的存款，而银行金库还是400万盎司黄金，账面上会有200万盎司的债权。即使铁路公司破产了，新增的200万盎司黄金存款也不会消失，而是会辗转流如某甲、乙、丙的帐户。如果甲、乙、丙不肯用这200万盎司黄金购买铁路的资产，银行就要面临400万盎司库存黄金加铁路资产对应600万存款的局面。

现实世界中，局势往往严重得多。《资本论》提到的苏格兰银行的例子中，银行金库只有300万镑的库存现金，储户帐户上却有2700万镑的存款，现金与存款的比率大约11.1%。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一个良性经营的银行，遭遇挤兑也是在劫难逃的。良性经营的银行，虽然手中握有2400万镑以上的贷款债权，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收回所有的债权。如果不能从同行那里拆借到金银的话，只能抛售手中的资产。而紧急抛售往往卖不上价钱。2400万镑的债权，也许只能筹措到1200万镑的现金。于是，银行首先是把各种债券，然后把贷款收款权廉价卖给其他公司，最终关门大吉。

提现的人群只要银子，不要债权，也不要银票。没有银子，金子也可以。银票则是随时能成为废纸的东西，谁也不要。如果不能使他们安心，他们就会挤垮银行。如果仅仅一家银行遭遇挤兑，可以向同业申请援助。为了避免形成所有银行都遭遇挤兑的情况，银行同行之间往往会伸出援手，这不仅仅是为了向同行提出苛刻的条件乘机扩大自己的资本，也是为了避免恐慌情绪扩散，进而导致自己的银行也被挤兑。但是，如果所有的银行都遭遇类似的情况，那么任何银行也不要指望能获得同行的援助。如果铁路公司的损失惊人的话，各个银行集中所有的金银都无法应付提现风潮的话，各个银行最终往往不得不自扫门前雪。

此刻，整个银行界手中握有大量的债权，背后负有大量的债务。这些债权是前期贷款所转变成的商品资本（铁路、机车、桥梁、涵洞、车站）或者它们的衍生产品（铁路公司的债券），那些债务就是储户的存款。商品资本由于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不能顺利转化为货币，导致债务无法偿清。于是，整个银行界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偿还储户，各大银行的招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这时，有人提出，由国家提供贷款不就可以了吗？既然银行手里有大量没有收回的债权（各种贷款），那么就可以用这些债权作为抵押向国家申请贷款，由国家信用替代的金银储备发行货币，稳定人心，避免挤兑风暴的无限蔓延。风暴过去以后，把这些货币逐步收回不就可以了吗？换句话说，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由央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央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当所有银行都陷入困境，无法互相救援的时候，由央行成为所有银行的拯救者。

这种方式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一度是有一定疗效的。

早期的英国银行拥有独立的发行权，可以随便发行银行券（银票），不论有多少库存金银，发行多少都可以，只要有人愿意要，别被挤兑就可以。挤兑了，银行就要破产，储户和银行就要自认倒霉。当时在英格兰，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超发银票。——只要库里面有银子，就可以随便印银票。这样暴利的事情，怎么可能不做呢？于是货币流通极其混乱。小银行经常今天开业，过几天就被挤兑。实践证明，市场选择除了优和更优，还有烂和更烂。当时英格兰地区的银行，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所谓自由选择达到完美世界，只能是想象之中的事情。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储户都不可能了解银行的运作细节。

当时有必要由国家统一发行权。

1844年，英国上下两院通过由首相罗伯特.皮尔主持的《皮尔条例》。根据《皮尔条例》，凡曾经发行银行券（银票）的银行，不许新增银行券发行，发行量以现有数额为上限；英格兰银行可以新增发行的银行券与黄金数量挂钩。英格兰银行依法分为发行和营业两部分。发行部负责货币发行，类似今天的央行。营业部负责吸收存款和放贷，类似今天的普通商业银行。发行部凭政府债券发行1400万镑的纸币，此外可以按照库存金银的总量增发纸币。任何人都可以按照3镑17先令9便士一盎司的价格用英格兰银行的纸币自由兑换金条。反之，英格兰银行也可以按照库存黄金白银和这个比例不断增发银行券。从此，英国的货币实行严格的储备发行。每一张纸币的背后，都对应的黄金白银或1400万镑国债。

于是，英格兰地区银行的货币发行总量有了上限，各个银行不能再随便滥发银行券（银票），小银行今天开业明天挤兑的事情一去不复返了。

好景不长。

1846年，爱尔兰土豆歉收，英格兰本岛小麦歉收，欧洲大陆小麦也歉收。于是，英国被迫从美国超量进口小麦，法国也是如此。为了应对黄金外流，法国把贴现率提高到5%，并从英国贷款100万英镑。英国先是提高到3%，后来提高到4%。由于英国慢了一步，大量的黄金从英国流到法国，又从法国流向美国。由于黄金外流，英国国内货币总量迅猛下降。于是，英国国内出现贷款困难，全社会扩大再生产被打乱，前期的投资进入结帐状态。由于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大批商品滞销，许多商号倒闭。这些倒闭的商号把责任推给皮尔条例，认为是皮尔条例限制了货币总量，使他们无法自由贷款，导致他们破产：“于是这类只有三千镑资产而负债达到五万镑之多的大人先生们竟大喊大叫地说，他们的一切困难的根源就是这个万恶的1844年条例，就是这个皮尔的限制条例。”他们认为只要能随便贷款，他们就能挺过难关。

当时的公众牢牢抓住黄金和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不放（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可以随时按照固定比率换黄金，所以就是纸黄金），纷纷把现金从银行中提出存进自己的保险柜（或者床头柜）。提现加窖藏挤垮了许多银行，许多规范经营的银行虽然拥有大量优质债权，但是缓不济急——这些债权变成现钱需要时间，众多银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时，如果继续顽固地坚持皮尔条例，必然使商品和货币流通迅速萎缩。“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

最终英格兰银行自己的营业部也受不了了。我们前面说过，只要有贷款，存款总数必然大于银行库存的现金总数。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也是商业银行的性质，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必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到1847年10月23日，英格兰银行营业部库存现金总数只剩下199万英镑，随时可能被挤兑垮。——央行差点被挤兑垮，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为了保住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英格兰银行的发行部被授权可以进行“任何违反现行法规的紧急措施”。换句话说，发行部可以暂时抛开《皮尔条例》的限制，超量发行货币，为营业部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因为营业部可以为英国其它银行提供贷款，所以为营业部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就是为社会融资提供无限数量的货币。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救市行为。

英格兰银行拥有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发钞权，完全不同于一般银行用金银作储备的发钞权：一般商业银行只要金库中的金银被提空，该行钞票就会失效，退出流通；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之中不只有黄金，还有国家的暴力，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金库永远不会被提空，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也是永远不会退出流通的。于是，其他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设账户存入现金（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或者黄金），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客户。英格兰银行可以为其他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它们渡过难关。英格兰银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也就是最早的央行。

这些货币对应的信用，显然是由国家提供的。由于这项授权，使所有人确信国家会为可靠的债权提供信用。英格兰银行虽然没有在事实上超额发行，却给公众吃了定心丸。于是大家不再拼命抛售债权、挤兑银行、窖藏货币，被收藏起来的英格兰银行的货币重新又回到了流通之中。由于前期超量投资的商号已经倒闭破产，债务货币湮灭过程已经完成，所以危机停止蔓延，到此为止。

由于科技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导致新的投资高潮的出现，英国经济很快经济复苏。到1848年，一切好像都没有发生过。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导致产品滞销，一批高负债经营的资本家（那些“拥有三千镑资产却负债五万镑”的人）回款困难，投资无法收回，倒闭破产牵连银行。这个时期新增投资停止，生产规模迅速由扩大再生产向简单再生产靠拢。第二阶段是由于银行为了自保而提高利息，压缩贷款甚至停止支付，民间为了自保大量提现，于是大批经营正常的企业和银行也被牵连其中，危机扩散蔓延。

第一个阶段中，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大量产品没有销路注定无法回款，只要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就必然发生；第二个阶段中，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会因为现金流动停滞而受到冲击。这个时期所有信用停止，银行大量筹措现金应对挤兑，无论是能如数偿还的还是不能如数偿还的企业全部遇到贷款困难，于是民间也开始大量筹集现金。

很显然，英格兰银行允诺的超额发行，能够缓解短期内金融恐慌，保证必要的流通手段，却并不能治疗前期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换句话说，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有一部分投资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对应的产品（或服务）滞销而无法产生利润，甚至根本无法收回。这些产品即使获得贷款，也照样没有销路，同样会滞销。不过那些资本家能坚持的时间更久一些而已。这部分投资是注定的坏账，英格兰银行即使给予贷款最终也必定无法收回。对于这部分投资，英格兰银行的救市措施是无能为力的。英格兰银行作为央行，没有理由去无条件收买这些坏账。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英格兰银行的救市行为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进入第二阶段，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由于充满竞争，经济也不会长期停滞。于是产生了只要英格兰银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破坏的错觉，认为经济危机时期只要放松利率就万事大吉。事实上，“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超过资本家自身消费和工人工资部分的产品是没有销路的。这部分产品需要成为投资品，用于扩大再生产。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这部分产品就会因为没有销路而滞销。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是危机的根源，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改变“社会底层无力消费，社会顶层无欲消费”的现状，自然就不能消除危机。

如果英格兰银行收买这些坏账，必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永久性的增加。

在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这部分投资不能带来回流的货币。英格兰银行投入的货币，解放了盲目投资的资本家以及给他们贷款的银行，相当于购入这些不良资产。一般银行购入不良资产，用自有的黄金交换资本家手中卖不掉的商品，如果没有人接盘，不能变现的话，就要损失自己的资本。银行就要拥有一推卖不掉的产品，自有的黄金就要受到损失。损失到一定程度，就要倒闭破产。流通中的债务货币会和到期的债务一起湮灭，货币总量不会增加。与一般的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拥有发钞权只要印钞即可，不必用库存黄金交换这些卖不掉的产品，也不会面临破产清算的风险，也不会发生拍卖银行资产填补漏洞的强行的债务货币湮灭。于是，这部分债务货币会永远留在流通之中。

不过，如果英格兰银行坚持这么做，那么日后英镑与黄金必然摘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由央行购买大企业或大银行的投资的行为，就是由央行剥离大企业或大银行的不良资产行为。央行给予大企业或大银行现金，收购大企业或大银行的盲目投资和烂帐。表面上看，央行和大企业、大银行都没有损失什么，却会带来流通货币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后果。）

很显然，这种挣钱归自己，亏钱归英格兰银行，由全社会承担损失的行为，是很难通过英国上下议院的——由央行给予的无法收回的贷款，不是一般意义的“有借有还”的贷款，而是是一种无偿的财政补助。不论什么人从银行贷款，胡乱投资，挥霍殆尽以后，要求央行弥补损失，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如果英格兰银行不收买这些坏账，对应的损失必然由资本家和贷款给他们的银行甚至由银行的储户承担。这个过程可能伴随一系列的破产和拍卖，就是我们在前一小节中提到的“折腾完企业，折腾银行；折腾完银行，储户兜底”的过程。

对于没有消费能力的投资，不论英格兰银行是否出手，总要有人承担损失。区别是，如果英格兰银行出手就是全社会承担，否则就是资本家和银行承担。对央行来说，不可能通过放松信贷就创造出有效需求，通过印钞机买坏账的行为必然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央行只能避免金融危机时期，生产规模从扩大再生产跌落到简单再生产之后继续萎缩，以及信用恐慌继续扩散。

央行不能无代价地创造有支付能力需求，所以经济的复苏也不是来自央行的救市行为，而是来自科技的进步和竞争的压力。从铁路公司的建设中获利的人，把手中的货币重新进行投资，那些有良好利润前景（比如建设中的铁路有望取代马车成为陆上主要运输工具）的债权重新受到追捧。于是，扩大再生产重新启动。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社会有效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产品没有销路，即使货币再充裕，利率再低，产品没有销路，产品没有销路，也不会有人新增投资。银行贷款并不能创造有效需求，也就不能创造投资动力。创造投资需求的是科技进步和竞争的压力。竞争的压力消失以后，复苏就变得极其困难。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流动性不足，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固有的供需矛盾，可以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的目的。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利率问题，也可以在放松货币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包括那些“拥有三千镑资产却负债五万镑的先生”推卸盲目投资的责任，以及在投机者随后的投机之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央行出面由国家信用抑制经济危机扩散是有效的，可以避免经济规模跌落过深。经济稳定在简单再生产后，随着投资不断增加，原有的债权很快就能产生利润。于是，经济复苏，社会生产重新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复苏并不重要。因为即使英格兰银行放手不管，经济很快就会复苏。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有必要深究复苏的原因。因为经济停滞的严冬让绝大多数人都切身感觉到无法忍受的寒冷。更糟糕的是，这种漫长的严冬几乎没有尽头。如果能够确认是货币过紧，导致经济无法复苏的话，那么只要央行开闸放水就能使经济摆脱停滞。如果是需求不足导致经济无法复苏的话，那么即使开闸放水也是无效的。

事实上，这时即使放松货币，从长期看也是无效的，也是无效的，更会刺激通货膨胀。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由于竞争的压力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压力，垄断企业倾向压缩产能谋求超额利润，搞物以稀为贵。此外，由于垄断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有强有力的控制作用，所以上下游企业也必然选择停滞。所以，社会生产很难进入扩大再生产阶段，经济很难复苏。这时即使银行给予大量贷款，也很难刺激经济复苏。垄断企业也不会轻易增加投资。垄断企业或垄断联盟控制市场能轻易了解市场总量，也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抢夺对手市场的可能。而中小企业受制于垄断企业，即使扩大生产往往也面临原料紧缺，利润下降或者产品缺乏销路的窘境。

如果这时继续增发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黄金的银行券必然要变成不可自由兑换黄金的价值符号。这是因为如果超过黄金储备总量增发货币，而且保持可以按照固定汇率自由兑换的状态，那么很快就会出现中央银行储备的金银被兑换光的情况。于是，央行要么主动停止固定汇率兑换，要么被动兑换光储备金银，无论那种情况，不断增发的货币都不能和金银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金银的数量是有限的，纸币的发行量是无限的，有限的金银不可能锁住无限增发的纸币。这是显而易见的。银行券（银票）与价值符号往往同样是纸质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按照固定比率兑换金银。一旦纸币不能自由兑换金银，就割断了纸币与金银之间的脐带，纸币就不再是银行券（银票），而是价值符号。因为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流通靠国家暴力的支持，所以这时货币的流通规律完全改变，价值符号数量直接影响物价，这就为通货膨胀提供了条件。

这时，垄断企业虽然不投资扩大生产，但是并不意味它们不贷款。它们贷款的目的是投机紧缺物资或者囤积土地。此时，央行试图通过注入货币的刺激经济复苏的做法只能导致滞胀。

7.10 银行中的银行 ​

A central bank, reserve bank, or monetary authority is a public institution that usually issues the currency, regulates the money supply, and controls the interest rates in a country. Central banks often also oversee the commercial banking system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In contrast to a commercial bank, a central bank possesses a monopoly on printing the national currency, which usually serves as the nation’s legal tender. Examples include the Bank of Engl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the Federal Reserv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 central bank is to provide the nation’s money supply, but more active duties include controlling interest rates (i.e., price fixing), and acting as a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the banking sector during times of financial crisis (e.g., bailouts). It may also have supervisory powers, intended to prevent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rom reckless or fraudulent behaviors. Central banks in most developed nations are independent in that they operate under rules designed to render them free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Wikipedia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vides the nation with a safe, flexible, and stabl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e Federal Reserve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一）发布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三）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四）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五）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六）监督管理黄金市场；（七）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八）经理国库；（九）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十）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十一）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十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央行是金融市场的发牌人，掌握发牌的权力。它高高在上，控制商业银行手中的纸牌数量，监督并影响每一个商业银行的出牌行为，维护其乐融融的和谐秩序。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是中央政府的银行，是中央政府的债务经理，是银行中的银行，是所有金融业的统帅，是金融宏观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是金融舞台的建立者和总导演。

英格兰银行最早的身份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虽然是中央政府的融平台，但是也是一家商业银行，由私人募集股本，接受私人存款，发放商业贷款，是一家官督民办的银行，甚至连国有银行都不是，与一般民营商业银行平起平坐。唯一不同的是，英格兰银行接受英国政府的国债抵押发放货币，同时接受英国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受到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拿着国债来到英格兰银行，就能获得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反过来英格兰银行遇到事情，英国政府当然要出头帮忙摆平。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到19世纪中叶，长达150年的时间中，这种互利共生关系并没有显示出惊人威力：一方面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信用和银行的作用并不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民众对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心存戒惧，反对设立高于所有商业银行的中央银行。

资本主义国家中现代意义的央行，完全是被经济危机逼出来的。1847年的危机中，英格兰银行获得了为了避免挤兑风潮无限蔓延，可以自主便宜行事，向其它银行提供由政府担保的无限贷款的权力，客观上使英格兰银行与其它银行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英格兰银行可以不援助其它银行，其它银行却不能离开英格兰银行。这一点点细微的差异，最终使英格兰银行成为银行中的银行，所有金融业的统帅。

与英国相比，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由于深受制衡思想影响，民众从骨子里不信任政府（当然也不信任私人），担心中央银行控制经济的超级实力为政府（或金融寡头）所利用，很长时间内拒绝中央银行。1811年，美国第一银行被解散。1832年，美国第二银行延长经营许可证期限的要求遭到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否决。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因为经营许可证到期自动寿终正寝。由于美国银行没有最终贷款人，所以饱受挤兑风潮的折磨。直到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至此，美联储才宣告诞生。很显然，当时的美国民众并没有想到日后金本位崩溃，美元本位取而代之，美元在世界范围流通，美联储为美国带来无限的好处。

言归正传。

在《皮尔条例》之前，很多人认为银行遭到挤兑是自身滥发银行券（银票）所造成的。所以，1844年的《皮尔条例》限制了商业银行发行钞票的数额，使英格兰银行垄断了所有新增货币的发行权，规定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数与库存金银挂钩。从此，英国国内的银行券的含金量有了法律的保障。

没有想到的是，1847年挤兑风潮再次冲击整个英国银行业。这次受到冲击而倒闭的不仅仅是小银行，而且还有许多声誉显赫、贷款谨慎的大银行。在此之前，苏格兰银行界一向以稳健著称，这次也在劫难逃。最终，英格兰银行自己的营业部也面临破产的风险。

因为经济危机中总要有一些商品卖不出去，所以总要有一些贷款收不回来，总要有一些银行倒霉。在《皮尔条例》之前，一些小银行往往滥发银行券（也就是滥发贷款），发生挤兑的时候，储户会把金银从小银行中提出，存入那些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大银行。于是，大银行的库存金银不但不减少，反而猛增。最终，小银行和它们的储户承担损失，大银行则很难遭到挤兑。这种“小银行倒闭，大银行平安无事”的假象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真相。使人们误以为银行遭到挤兑仅仅是滥发银行券（银票）,滥放贷款造成的。大银行不滥发银行券（银票），它们的储户很容易树立信心。为了限制滥发银行券（银票），于是就有了《皮尔条例》。《皮尔条例》出现以后，银行券（银票）总量受到严格控制，除英格兰银行以外的任何商业银行都不能随便新增发行银行券。从此，大银行和小银行的银行券（银票）处于相同的地位，不再具有信心优势，所以损失要在整个银行界之中分摊。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成为“不可靠”的银行。大家不再把金银从小银行转移到大银行，而是转移到自己的保险柜或者地窖，导致大银行也难逃挤兑的命运。《皮尔条例》剥掉了滥发银行券导致金融危机的假象，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摆到桌面上。

如果把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只要存在贷款行为，所有银行的库存金银就必然小于存款总数。商业银行的每一笔贷款，在到期以前都会产生对应的存款。所以，粗略地看，商业银行的资产包括库存金银和贷款债权，负债则是存款、本行的支票和银行券（银票），两者相等。库存金银是M0，存款和银行券总数是M2，后者往往是前者的若干倍，两者之间的差额是银行拥有的贷款的债权。在发生信用危机的时候，或者说银行恐慌的时候，所有储户同时提现，而大批贷款回收却需要时间，不能立即收回，缓不济急。所有储户必然不可能全部收回自己存折上的金银，兑现手中所有的银票。这时需要有一家银行用自己的信誉担保，为其它银行的良性贷款提供贷款，使它们度过危机。

因为没有人能凭空变出金银，所以任何一家以金银作为发钞储备的银行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这种贷款只有英格兰银行能够发放。由于有国家信用的支撑，英格兰银行发钞不必与库存金银一一对应。英格兰银行的发钞量可以远远高于库存金银总量，而不必担心挤兑——如果发生挤兑，只要宣布停止按固定比例兑换金银即可，而不必担心任何其它后果。英格兰银行的发钞基础是国家暴力，任何人不能拒绝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英格兰银行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按固定比例兑换黄金而被起诉——议会给予了央行为维护金融稳定而便宜行事的权力，任何法院也不会受理对央行的诉讼。英格兰银行具有任何商业银行都不具有的优势，于是在危机时刻其它商业银行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可以从央行获得贷款，渡过难关。英格兰银行的贷款，为商业银行提供了M0与M2之间的差额，使银行能够度过挤兑风潮。（挤兑风潮一旦过去，这笔贷款是要收回的，否则难免引起库存黄金的下降和通货膨胀。这是后话。）

从此，英格兰银行具有了第二个与其它商业银行不同的身份——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

获得便利，就要交出权利；交出权利，最终成为奴隶。这是与垄断资本进行交易的规律。商业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的交易也是如此。央行不需要商业银行提供什么，商业银行却需要从央行贷款（贴现）救急。于是，商业银行最终成为央行的仆从。

英格兰银行使商业银行逃过一劫，这种援助显然不会是无代价的。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贷款并不是整箱的英格兰银行的钞票，而是要求商业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户，然后为商业银行存入现金（其实就是在他们的帐户上加上一个数字）。与之对应，商业银行要拿出足够的资产作为抵押，这些资产一般是前面小节中提到的承兑汇票。商业银行用承兑汇票作抵押向央行申请贷款的过程，学名叫作再贴现。（发货方用购货方的汇票向自己开户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学名叫贴现。商业银行用这些汇票向央行贷款，自然叫再贴现了。）不仅如此，商业银行往往被要求在央行存入自己的金银和外汇，交出发钞权。与之对应，央行给予它们在央行帐户的存款或者央行的钞票。于是，英格兰银行与这些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就由平起平坐的同行，变成了银行与储户的关系。银行可以对储户使用霸王条款，央行也可以对商业银行使用——如果央行有兴趣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央行规定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实就是霸王条款。）

由于商业银行多在央行开户，所以商业银行之间的往来只要由央行统一结算就可以，再也不需要银行家定期聚在一起交换彼此的支票、银行券（或者银票）和各种票据了。于是，凡是不与英格兰银行打交道的商业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开户的商业银行之间清算难度大增，很难和其它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往来。最终，大多数商业银行即使仅仅为了不被排斥在金融圈之外，也需要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客户。

由于所有的银行都是央行的客户，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抛开央行的起源就是财政部的融资平台这一点的话），财政部也有必要是央行的客户。财政部的户头就是国库专户。甲公司在乙银行开户。上营业税的时候给税务局一张1000美元乙银行的支票。这张支票进入央行的结算系统之后，就会在乙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中减少1000美元，在国库专户中增加1000美元。当财政部需要支出这1000美元用于购买在丙银行开户的丁公司的产品时候，就把这1000美元划到丙银行在央行的账户，同时丙银行在丁公司的账户中存入1000美元。

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财政部，任何大规模资金的流转都要经过英格兰银行。于是，英格兰银行的金库就成为全国财富的集中地，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仅仅是英格兰银行帐面上资金所有权的字面转移，对应的黄金则一直静静地沉睡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之中。（所以，个人行凶一般选择抢商业银行，而国家之间攻陷敌国的首都之后，则往往首先洗劫对方央行的金库。）

至此，英格兰垄断了发钞权，成为全国所有储户的总金库和总财务，为全社会提供总会计和总出纳服务，于是拥有了第三个特殊的身份——全国金融资本的核心。

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很难采用现金交易，必须通过央行这个结算中心。在现代意义的央行出现以前，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网状结构，商业银行之间彼此联系；在现代央行出现以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星状结构，跨行之间的所有联系都要经过央行，央行就是星状结构网络的中央处理机。

所有跨行金融交易都是帐户间的往来都是在央行账本上进行，甚至个人跨行使用ATM机或者刷卡交易都要通过央行。所有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大规模的金融交易都逃不过央行的眼睛（有些国家非银行类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央行开户，这样的机构的资金流动同样受到央行的监视）。央行是各种金融信息的汇聚地。充分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企业在商业银行开户要经过央行审批，个人信用记录由央行提供。很显然，央行能够掌握的信息决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情况。

于是，央行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央行有充分的信息来源，知道大家在做什么；一方面央行也有足够的能力让大家（上到金融机构下到个人储户)乖乖就范。

所以，央行的职责之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进行各类金融行为监管和金融信息收集：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监督管理黄金市场；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负责金融业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

央行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第四个特殊身份——金融市场的情报中心和秩序的维护者。

既掌握金融交易的信息又垄断发钞权，央行就有了对宏观金融实施足够影响的能力。

央行常用的影响宏观金融的三个手段，分别是贴现率(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准备金。实际上，这三个手段仅仅是最常用和最普及的手段，央行的手段远不止如此（比如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银行可以怎么对待储户，央行就可以怎么对待商业银行。

央行最早的调控手段是控制贴现率。既然央行成为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为所有银行贷款（再贴现），就必然要收取利息（再贴现的利息很长时间内是美联储的主要财源）。一般来说，银行之间一般是互相拆兑的，彼此之间可以彼此借钱，实在不行才去求央行。金融同行之间拆兑主要有两种方式：同业拆借和转贴现。甲银行向乙银行申请临时资金，叫同业拆借。银行间互相拆兑资金（头寸）的利率叫同业拆借利率（比如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甲银行用收入的汇票去向乙银行贷款，叫转贴现。同业拆借和转贴现的利率随行就市。但是，一般低于央行的再贴现利率或者与之相当。原因很简单，虽然反复频繁申请央行再贴现可能受到央行以后停止再贴现的惩戒，但是如果市场利率大幅高于再贴现利率，大家就都去申请再贴现而不向同行求援了——以后的惩罚是以后的事情，眼前的利差是实实在在的。央行通过控制再贴现利率就可以控制银行间市场利率。央行通过控制再贴现利率和再贴现总量，就可以有效控制市场利率。在二十世纪大萧条以前，这是各国央行主要操作手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袭击美国。当时，生产停滞，大家都不贷款。商业银行申请再贴现业务也迅速下降，美联储的主要财源受到了影响。为了解决自身财政困难，美联储开始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主要是固定收益的美国国债）。美联储吃惊的发现，随着美联储购买证券的总量上升，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总量也上升；随着美联储持有的证券总量下降，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总量也下降。于是，美联储偶然间发现了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公开市场操作。实际上，公开市场操作也相当于一种发钞行为：美联储的资产中增加有价证券，向社会投入对应数量的美钞；反之如果美联储的资产中减少有价证券，必然要从社会收回对应的美钞。如此便不难理解美联储库存有价证券与流通中货币数量同步的增减。

储户斗不过商业银行的规律，在商业银行与央行的关系之中一样存在。商业银行对储户有霸王条款，央行也有。央行可以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上限，央行也有能力让商业银行就范——超过这个数额，央行可以用多种方式让这家银行感到央行的不满——所以还是乖乖听话好。当然，一家银行的贷款数量相对在其央行的存款越多，在社会上的存款总数（存款+贷款）就越多。那么这家银行遭遇挤兑的概率就越大，央行“捞”这家银行的成本就越高。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实际掌握的资金总量量入为出地发放贷款，也不是没有道理。央行控制商业银行放贷倍率的方法，就是规定存款法定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银行放贷倍率越低。

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全部都是准备金，规定以内的部分是法定准备金，规定以外的部分是超额准备金。假设一家商业银行在央行有1000英镑的存款（准备金），如果这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就是20%，那么这家商业银行最高贷款上限就是4000英镑(1000/20%-1000)。如果这家银行向社会发放了2000英镑的贷款，那么这家银行的帐面上就会有3000英镑（1000+2000）的存款，它法定准备金就是600英镑，超额准备金是400英镑。如果这家银行发放了3000英镑的贷款，那么那么这家银行的帐面上会有4000（1000+3000）英镑的存款，法定准备金就是800英镑，超额准备金是200英镑。如果发放了4000英镑的贷款，那么就没有超额准备金了。这时这家商业银行就不能继续放贷了。

理论上，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上限，实际上准备金操作笨拙又无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银行的贷款总量都远运低于法定准备金规定的总量，不会使该行在央行的存款触及法定准备金的上限。如果央行小幅上调准备金比率，往往无效；一旦央行大幅上调准备金比率，使许多银行的贷款总量触及或者接近上限，这些银行就必须大量收回贷款，结果很可能造成社会提前进入结账状态打破扩大再生产。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收紧准备金也可能使大量需要贷款参与的有支付能力的生产循环无法顺利进行，导致简单再生产下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银行控制社会信贷，央行控制银行。不论实际效果怎么样，央行的“三板斧”理论上使央行具有通过控制商业银行，间接控制全社会流通信用总量的能力。于是，央行具有了第五个身份——宏观经济的调节者。

垄断发钞权，拥有所有大型金融机构的交易信息，可以制定金融市场交易规则，可以改变金融市场的货币总量、利率和贷款规模，可以决定商业银行是否给企业或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拥有这样权利的银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操作后台，是Matirx中的Architect。对其它商业银行来说，简直是神一样的对手。如果作为商业银行的话，无疑是其它所有商业银行的悲剧。

英格兰银行与商业银行相比地位的上升，必然对应与政府相比地位的下降。商业银行沦为央行的下属相对应的，是央行自身也必然变成政府的下属。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钞票需要国家的暴力作为后盾，没有政府的支持，英格兰银行必然立即垮台。既然政府给予央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必然不会让央行跳出自己的掌握。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具有无限发放贷款的权力，也就具有了不受限制发钞的权力，所以就不适合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的业务了。因为此时英格兰银行的贷款，具有国家信用的成分。于是，英格兰银行自动演化成受政府控制和影响的公共机构，而不再是谋求私利的民间企业。

我们在前面《流通的借据》分析过，所谓贷款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用自身信用兑换银行信用的行为（每张银行券的背后都有银行信用的背书）。英格兰银行的信用是国家信用，从英格兰银行贷款，实际就是用自身信用换取国家信用的行为（每张法币的背后都有国家暴力的背书）。如果英格兰银行不能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给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提供贷款，必然使国家信用满天飞。最终就是国家信用一文不值——现实表现是恶性通货膨胀。（事实上，商业银行疯狂放款，中央银行全数兜底的行为与央行自身胡乱放款无异，这样的贷款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货币总量迅猛增加。这是下一小节的内容。）谁能从英格兰银行贷款，谁就能使自己的信用提高到国家信用的水平。把自己的借据，变成国家的法币。如此，英格兰银行必须谨慎使用贷款的权力。很显然，个人或企业，甚至地方政府都不能拥有这样的权利——除非中央政府同意。于是，英格兰银行不再为个人或企业开户，不再接受个人或企业存款，也不向他们发放贷款，而成为专职的国家（财政部)的银行、金融机构的银行。

不过，如果成立英格兰银行营业部，那么其它商业银行都不是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的对手，是无法与之竞争的。我们在《垄断帝国》中曾经指出，有国家暴力支撑的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垄断资本。英格兰银行的营业部必将垄断整个商业贷款市场。这时，谁能成为这家银行的主宰，谁就能使用这样的权力为自己谋求惊人的私利，在人人谋私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非常让人垂涎的权力。这种以国家信用谋私利的行为，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说，央行独立性较差的国家中的国有大型银行，可以算作央行的营业部。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央行往往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经济私利很少，所以并无大碍。）如此考虑，也有必要避免英格兰银行从事以私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活动。其次，如果默许英格兰银行以牟利为目的经营，必然无法避免英格兰银行为了自己利益破坏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比如，要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00%，而自己的营业部无限发放贷款。英格兰银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不恰当的。再次，英格兰银行最初承揽私人和企业存款的目的，是为了代政府向社会募集资金。现在英格兰银行已经垄断了货币发行，而且有便宜行事的权利，自然没有必要再保留承揽私人和企业存款的业务。

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如果想谋求私利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仿效原先的滥发银票的小银行，随便印钱就可以了。与那些小银行不同，英格兰银行不必担心挤兑，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只要开动印钞机，每年获得天文数字的利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权利决必须上交，而不能为私利而运转，否则就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英格兰银行绝对不能以经营利润最大化为运行目标。何况，印钞的权力是国家赋予的，有利润也应该落到国家的腰包里。所以，很多央行（比如美联储）贴息利息等收入扣除行政经费以后，必须转划到财政部的帐户中去，也就是上缴国库。当然，不足的部分也是由国家财政弥补。

即使央行不直接参加谋利行为，也具有超人的影响。实际上，央行站在哪家商业银行的身后，那家银行在与其他同行的金融斗争中也必将占据主动，占尽上风。即使某家商业银行间接得到央行的支持（比如知道交易对手的交易情况，获得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央行声明将无保留地充当最后贷款人等等）就足以获得压倒性的优势，更不要说央行有意偏袒这家银行，非难其它竞争对手。央行决不是什么人畜无害的小白兔，而是国内金融斗争的至高神，能获得央行庇佑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必将战无不胜。如此，为了国内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必要让央行从谋求私利的金融斗争中超脱出来。不过，在与外资银行斗争的过程中，央行的支持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

此时，拥有公器的英格兰银行不再适合进行以谋求私利为目的商业经营。于是，英格兰银行放弃了半商业银行的身份，具有了第六个身份——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下属。央行如果不是政府机构的话，也是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公共组织。有些央行虽然有独立公共机构的外衣（比如美联储），实际上受政府严密控制。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由总统提名，总统有权任命一到两名联储委员会委员。美国国会对美联储同样有极强的影响力，既然设立美联储的法案是国会批准的，国会自然有权随时修改这些法案，所以美国国会议员则经常用收回美联储经费自主权来威胁美联储。相比之下，美联储的股东（在货币监理处注册的商业银行），除了享受6%的固定股息以外，没有任何发言权，更不要说决策权。没有国家的支持，央行会在瞬间倒塌，央行的行为必然不会违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所谓“独立央行”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

央行本来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用国家信用为政府融资。现在央行成为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可以用国家信用为商业银行提供最后的担保，或者说，政府拿出国家信用为商业银行兜底，政府让商业银行在危难时刻可以分享自己的权威。既然无利不起早，那么政府获得了什么好处呢？

最根本的好处是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为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银和银票（银行券）铺平了道路，黄金作为货币的地位彻底开始不可逆的动摇了。在大一统的中国，这不算什么，秦始皇时代就做到了。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欧洲，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由于每个国家的疆域有限，暴力不能广泛延伸，而人、财、物却可以自由流动，所以黄金一直是各国法币的有力竞争者。20世纪70年代，金本位最终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崩溃。不过，崩溃的起点确是在1847年英格兰银行被授权援助其它商业银行的那一刻。更妙的是，这种垄断不是政府靠暴力强加给资本家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产需不平衡，由资本家不得不主动向政府申请的——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都需要政府信用作担保的货币救急。这样的要求，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垄断了货币发行的直接好处就是可以更方便地透支。央行是金融Matrix的Architect，掌握所有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资金流动的后台操作权。既然央行是政府的融资平台，央行当然可以应政府的要求，给予财政部后台操作的权力，这就是无限透支的权力。比如政府从丁公司采购一辆汽车，但是央行国库账户之中的税收余额已经告罄。这时财政部可以直接要求央行在国库账户中写上足够的金额，凭空变出一笔钱来。有些国家的财政部可以给央行一张借条，比如10万英镑的国债。不过，这张借条什么时候还，谁也不知道。央行也可以给予国有商业银行一笔贷款，指定贷给有关部门。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过，财政部这样不断透支造成的必然恶果就是日后的通胀。各国的法律都禁止财政部在央行随便透支，但是又都留下技术性的后门——议会立法禁止行政机关随便透支，但是又留下技术性后门，就是为了随时由议会控制透支的尺度（不过，最终往往是行政机关占上风）。一方面防止财政部随便透支出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危机时刻该透支还是会透支。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如果这点好处都没有，那还有什么用？没有这项权利以前，政府资金不足的时候，就要向社会融资，就是借钱，就可能被债主（国内金融寡头、海外银行家）卡脖子——这是很郁闷的一件事，尤其是战争期间。

当然，后台操作的权利远不止于此。“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好处绝不仅仅是为了滥发钞票，获得铸币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交易都要要以货币为媒介。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就可以控制人、财、物的流动，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自然极大地提高。对具体企业给予帮助更不在话下：理论上，中央银行要对所有商业银行的所有经营行为一视同仁。实际上，央行完全可以通过有选择地贴现或贷款等办法，给予某些金融资本特殊的照顾（当然这些金融资本的经营行为也必然符合中央政府的利益），也可以给予某些金融资本以颜色（如果它们的行为胆敢违拗中央政府的利益）。比如，大型银行为与政府关系密切大型企业提供廉价贷款，央行为这些大型银行进行贴现或者提供贷款。不仅如此，如果本国军事实力延伸出本国国境，本国货币流通范围超过本国疆域，该国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调动各种资源，为本国大资本谋求非分的利益。这是后话。

有时，受益的不仅是中央政府，还包括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国家，地方政府无权向央行申请贷款。须知无限申请贷款的权利就是发钞的权利，不断借新还旧，就是永远不还。如果希腊可以随便使用本国债券去欧洲央行申请贷款（贴现），就意味着希腊可以不断顺利发钞。不限制希腊的财政支出之前，如果给予希腊这样的权利，就是给予希腊不断印钞弥补财政赤字的权利。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央行在收买希腊债券问题上如此迟疑。但这并不是说地方政府不能向央行申请贷款。既然大型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都是央行的客户，地方政府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然后由商业银行向央行申请贷款就可以了。企业或个人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商业银行可以用这些的借据向央行申请贷款。如果这些贷款收不回来，商业银行要代为偿还，这就是商业银行为这些贷款背书。央行可以拒绝为商业银行贴现，但是如果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向地方政府或者国有大企业放贷，最终没有收回来，而该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话，央行就很难拒绝。“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一般来说，“但”字后面的内容往往是最关键的内容。

更大幅度调动人、财、物仅仅是政府得到的好处的一个方面，政府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决不仅仅止于此。现代意义的央行诞生以后，商业银行有了最终贷款人，也形成了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主从关系。我们在前面说过，在自由市场中劳动力、技术和资源一切都可以买到，企业之间的竞争如果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支持程度。于是产生了央行影响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影响企业，垄断企业影响大企业，大企业影响小企业的经济结构。只要控制了央行，理论上就有控制经济的能力。央行有了第七个身份——政府操控宏观经济的把手。资本主义国家设立现代意义的央行，是为了提供最终贷款人。有些国家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也设立央行，主要就是觊觎从后台操纵金融市场的权利以及无法穷举的尽在不言中的种种好处。

现代意义的央行身兼数职，对宏观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力，于是有人希望给央行再增加一个身份。既然央行是中央政府的融资平台、所有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全国金融资本的核心、金融市场的情报中心和秩序的维护者、宏观经济的调节者、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下属、中央政府操控宏观经济的把手，那么央行能不能再承担一个新的身份——经济周期的终结者呢？能不能由央行出面维持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秩序呢？

我们在前面的《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的时候，超出资本家和工人消费能力的产品没有没有销路，这就是危机的起因。整个社会生产了1000美元的产品，其中600美元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设备和原料，资本家阶级消费100美元，工人阶级消费100美元，于是就会有200美元的产品没有销路。那一章还指出，简单再生产阶段，社会生产规模由社会顶端的消费水平和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决定。如果社会顶端需要消费100美元的产品，每榨取100美元剩余价值，要付出100美元工资，每个工人维持最低生活需要25美元，那么就只会有4个工人就业，而不论社会上总共有多少工人寻找工作。如果还有第五个工人，要么他顶替其他工人的位置，要么其他工人主动降低一些生活标准消费一些第五个工人的服务（比如理发），否则第五个人永远是失业的。没有对应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不会有人要雇用多余的劳动力。

有人提出，既然央行发钞不必受到库存金银的限制，如果央行提供这部分货币（在这个例子之中是200+25美元），那不就既没有危机又能充分就业了吗？

事情显然不这么简单。实践证明，这个身份超出了央行的能力，央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经济先崩溃后停滞或是恶性通胀，央行迟早必然再次面临两难的抉择。一切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纸牌数量的多少，而是这些纸牌属于谁。

7.11 饮鸩止渴 ​

“当就业量增加时，总实际所得也要增加。当总实际所得增加时，总消费也要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个就业量都用于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量，雇主们就要蒙受损失。因此，要维持一定的就业量，当前的投资量必须足以吸收在这个就业量下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那部分总产量。因为如果投资量小于这个量，则雇主们的收入将不足以诱惑他们提供这一就业量。……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就足以甚至经常会使就业量的增长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停止。有效需求不足经常阻碍生产的进程。……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已增加的就业量就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收入越高，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每当制造一件为了以后的消费而从事生产的物品时，现期的总需求就会增大。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变得更加困难。”——凯恩斯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就是政府出钱以工代赈，是治标的办法。政府投入的这些钱相当一部分回不来，会成为烂帐，推高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一个谎言需要一百个谎言去弥补，实施一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需要更多次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去维持暂时的平衡。只要物价和资产价格还在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就可能一直搞下去，于是，QE之后有QE2，后面还可能有3、4、5、6……。

言归正传。

资产阶级要求政府设立现在意义的央行的目的就是为商业银行提供最终贷款人，使拥有良性债权的商业银行度过经济危机初期的挤兑风潮。实践证明，央行有这个能力。资本家和政府还希望央行通过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避免经济崩溃和长期的萧条。实践证明，这超出了央行的能力，最终必将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代表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之流）一直不肯承认资本主义自身存在消费不足的倾向。把经济危机的责任归结为货币数量的不足：“几次突出的银行倒闭事件或其他事件造成了对银行制度的缺乏信心，从而一系列的新的银行挤兑。除非使用某些方法创造出额外的现金，并且使银行得到这些现金。否则，一家银行回收贷款、出售票据或兑换它自己的存款从而对其他银行造成压力。其他银行反过来也会对更多的其他银行施加压力。这种恶性循环，假使听任其自行继续下去的话，会益愈严重。使得本来是完全健全的银行破产，动摇存款者的信心，从而恶性循环开始……没有任何国家在任何时间有过任何严重的经济萧条而不伴随着货币数量的急剧下降；而同样的，没有任何货币数量的下降而又不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萧条。”

按照他们的看法，只要央行在危机时刻放松信贷，提供足够的贷款就不会有危机。“储备系统有权力来创造出更多的现金，同时也赋予各种手段，以便以银行的资产来担保使银行获得现金，通过这种方式，……储备系统有足够的力量来为银行提供它们的存款者需要的现金。假如做了这些事情，银行倒闭会被制止而货币崩溃会得以避免。……经济大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的失业时期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

资本家的代言人把责任推给政府，如同当年那些有三千英镑资产却负债五万英镑的经营的人，责怪《皮尔条例》禁止银行滥发钞票一样。正常情况下，企业离开银行寸步难行，大额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贩毒之类非法交易除外），很难想象会有企业之间的交易通过现金往来。个人的大额交易也是银行转帐为主。所以，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大批储户主动提现。此外，有人取款必然也有人存款，个别人的提款行为会被其他人存款行为冲销掉。此外，银行之间还可以彼此拆兑，对个别银行的冲击会被银行同业之间的互助化解掉。所以，少数储户的不理智行为根本无法轻易撼动银行系统——否则商业银行也不会诞生、发展、壮大并存在几百年。

既然私人经济制度没有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市场可以有效地自我调节，为什么社会上会突然出现同时到银行提现的要求？这种要求甚至会强大到足以冲击整个银行系统的地步，以致会产生“挤兑-倒闭-再挤兑”的恶性循环？为什么大家会集体发疯？既然是群体性心理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公开讲话等手段安定情绪，却要求政府通过央行“用某些方法创造出额外的现金”呢？弗里德曼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他的解释只说明了雪崩的过程，却回避了雪崩的起因。他像一个狡猾的骗子，隐瞒了最关键的地方，明显是在骗人。

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货币数量不足，而是货币主人的比例不对。掌握大量货币支配权的少数人，并不打算用这些货币去购买消费品，而只打算让这些货币带来更多的同类。不掌握货币支配权的多数人，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却只能囊中羞涩地走开。于是，大量产品静静地躺在货架上或仓库里。它们对应的银行贷款无法偿还，最终变成坏账。

每一个企业都是独立的资本单元，货币不断从企业的采购和劳资部门流出，购买设备、原料和劳动力，不断从销售部门流入，作为销售货款回到企业的帐户下。一个企业生存的前提是以销售货款形式回到企业的货币至少和前期投入经济循环的投资货币相抵，否则很快就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所以，企业的每一项投资之前，都要首先估计市场盈利情况。如果销售商的仓库里面堆满存货，销售商是不会增加订单的。没有销售商的订单，生产商也是不会主动增加投资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订单，只能压在自己的仓库里。

当然，如果企业的主管是萨伊和他的门徒那样的白痴除外——按照他们的理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或者说，只要不断生产，产品就会卖出去。大量存货堆积的时候，不管有多少库存，不管有没有订单，只要继续不断生产，这些存货就会自动消失——这不是胡扯淡吗？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革新时期，即使有大量的库存，没有新增的订单，企业也会增加投资。轮船出现了，帆船就要被淘汰，淘汰下来的帆船要么进博物馆，要么被拆毁。水上运输公司如果不希望自己也进博物馆，被其他同行兼并、瓜分，就要迅速增购轮船，淘汰帆船。这样的新增投资来自科技的进步和竞争的压力，而不是企业主动不顾大量库存和有没有订单去扩大生产。

扩大生产又不能从同行手中抢夺到市场，只是自己产品滞销，同时给零售商压价、供货商涨价的机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这时，倒霉的往往是中小企业，或者信用消费的消费者。

对中小企业来说，由于竞争激烈，博弈能力弱，它们的销售往往要采用赊销的方式，采购却往往要用现金结帐，甚至要求预付帐款。一旦销售不畅，马上就要面临没有新订单、商品被退回，原料无法撤单，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不仅如此，它们往往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式，上下家把它们的利润空间压缩到最低，没有多大实力承担产品滞销的损失。它们属于“躺着中枪，中枪就完蛋”的那一群，是资本之中最悲摧的类型。相比之下，大企业就是站着，子弹也会绕着它飞过去——它们不但不必对下家不必赊销，甚至可能要求自己的上家向赊销，同时要求自己的下家预付货款。生产循环完全用别人的流动资金。对他们来说，就是产品卖不出去，也与自己无关——货款也已经落袋为安了，甚至可能还压着上下家的资金。而且他们往往利润丰厚，所以即使偶尔中弹，也很难伤筋动骨。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小企业为什么要拼命要做大，它们有实实在在的压力——不做大，迟早被吃掉。

信用消费的消费者也是如此，他们的提前透支了未来的收入，一旦遇到裁员，马山就可能失去住宅和车子。资本主义经济是强者获得收益，弱者承担损失的经济模式。所以，资金断裂的起点，必然是经济地位最不利的环节。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或个人，必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这些中小企业家金额贷款消费的人，手中现金奇缺，必然四处借钱，没有向银行贷过款的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已经申请贷款的会要求银行延期或者借新还旧，被银行拒绝贷款并被催逼偿还贷款的会拍卖房产、汽车、古玩，或者求助于高利贷，还不上高利贷的会选择跑路、“人间蒸发”，他们的财产会被高利贷债主拿走、银行拍卖。如果他们自己剩余的财产不足以弥补银行的贷款，余下的部分就要由银行承担。这是前面“欠债还钱”一章的内容。

正常情况下，每时每刻都有旧企业倒闭，也都有新企业诞生。旧企业倒闭给银行带来损失，新企业诞生给银行带来利润，两者不断弥合。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整个经济处于“结算”状态，前期投资的大量产能被释放出来，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产品却没有销路。企业面临资金回流的压力，维持旧企业极其困难，创建新企业风险极大、无利可图。于是，现金回流不畅的企业拼命申请贷款，银行却不敢放贷。尽管如此，银行注定有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损失远远超过利润。这时，就会出现银行的倒闭潮。这就是雪崩的起点，也是弗里德曼有意回避的关键点。

央行能够挽救的部分，是有对应消费能力，但是暂时还没有产生足够回流现金的部分。央行给予商业银行贷款（或者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使用某些方法创造出额外的现金，并且使银行得到这些现金。”），帮助商业银行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那些有还款能力（或者说有对应消费能力）的项目的产品和服务逐渐销售出去，产生现金回流，商业银行用回流现金，偿还央行的贷款。这些项目产生的现金回流，会通过商业银行流回央行。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这些贷款会随着到货币回流逐步湮灭掉，并不会对经济造成长期的影响。

至于那些超过社会消费能力的产品，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也就没有对应的现金回流，即使商业银行继续给予贷款最终也必将成为呆账。如果央行给予商业银行贷款支持这样的项目的话，商业银行最终必然无法偿还央行的贷款。这就会成为变相的发钞（不能按时收回的央行贷款就是变相发钞）。

借了一次钱还没有完，企业必然会压缩产能。已经有这么多库存了，而且销路不好，靠贷款勉强维持，企业怎么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产能呢？不管销路如何，企业不断向银行贷款，不断生产卖不出去的东西；不管企业的产品有没有销路，银行不断继续企业贷款；不管银行贷款质量如何，不断给予银行贷款。这样的循环，实际就是央行不断发钞购买企业滞销的产品。

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由私有企业和私有商业银行做出的，最终由央行买单，那么在任何国家都是严重的丑闻。（私人投机冒险，然后由央行买单，由全社会承担通货膨胀的代价，这就难怪社会底层要求占领华尔街了。）除非是政府默许，否则根本不可能。当然，如果是国有企业、国有商行联手做出的事情，央行买单并不罕见。（有时，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者为了私利胡乱放贷，然后把烂帐推给央行。央行和商行都是国家的，央行买单也是常见的情况。）后面我们会看到，凯恩斯的方案，其实就是把产品卖给央行。

这时，对企业来说，如果没有新增的订单，最正常的处理方式是倾销库存，尽快回款，同时压缩生产。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放长假或者失业。裁减员工，意味着裁减工资，必然导致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多么廉价的贷款，企业也不会扩大产能——产品做出来堆放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傻瓜才会做那样的事情。这时，经济就陷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所谓“降低利率成本，放松信贷，企业就会不管库存和市场销售情况扩大生产”，这样的说法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绝大多数人也不信。

于是，产能的下降便不可避免。对应的就是失业的增加。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压力，这个过程是短痛。企业很快就会更新设备，一家水上运输公司采取了轮船替代了帆船，其他同行就感觉压力很大，很快也被动会跟进。于是新的投资高潮就会到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工人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也会上涨。于是，新的经济周期到来，经济危机的严冬很快就会过去。至于这些产能达产以后，新对应的消费不足，那是以后的事情。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企业没有竞争的压力，这个过程便会异常漫长而痛苦。垄断企业不会主动更新设备，那些“虽然投入高，但是生产效率更高”的设备对垄断企业意义不大，整个市场在自己控制之中，没有必要扩大产能。我们前面在《人造饥荒》中已经指出，人为制造一定程度的短缺，比如“油荒”、“煤荒”、“气荒”、“电荒”，对垄断企业来说，是比更新设备扩大产能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垄断企业控制生产循环，它们不但没有扩大产能的冲动，反而有压缩产能的倾向。至于其它中小企业，如果不想悲剧，必须“小猪跟着大猪跑”——如果垄断企业压缩产能，中小企业扩张产能，这些中小企业就要面临原料涨价，产品被压价的局面。

这时，产能的压缩带来的失业不但漫长而且痛苦。更悲摧的是，这时社会的就业总量是有限的，并不会因为工人降低工资而增加。所谓“劳动力供求曲线是两条交叉的斜线，只要工人要求的工资越低，资本家就会雇佣越多的工人。如果劳动力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那么就业量就可以扩大，所有失业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失业者拒绝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应的报酬造成的”的说法，是扯淡的。产品卖不出去，工资再便宜，资本家也不会无限增加雇佣量。有多少订单，雇佣多少工人，即使有一部分机动名额，也不会超额太多。多雇佣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一份工资开销，不雇佣不能创造利润的人，以最少的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创造最多的利润，这是资本的追求，也是基本常识。我们在前面的《自然失业率》中已经指出，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数量直接决定于有效需求量，或者说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而工人的消费能力，则是由社会顶层的需求衍生出来的。这时，工人彼此之间的为了就业展开竞争，竞相压低工资，只能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苦难，而并不能增加就业量。不仅如此，大量工人的消费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为他们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劳动者失业。

因为社会全员充分就业的产量，远远高于顶层稳拿能消费的产量。最终的结果不是全员充分就业外加一大堆产品滞销，而是按照稳拿的需求量决定社会的就业量（或者说是一大堆劳动力滞销）。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就足以甚至经常会使得就业量得增长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前停止。”不仅如此，社会贫富差距越大，这种失业现象越明显。“社会越富有，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因而经济体制的弱点就暴露得更明显，甚至令人感到愤慨。”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顶端少，消费能力较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底层数量太多，博弈能力差，内部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

穷则思变。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最不稳固的时期，也是最容易发生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期。这时候给工人们灌输“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的教条是没用的。资本家不能从雇用工人中获益，就不提供工作机会。工人不能就业，就要挨饿。他们不要什么获利不获利，他们要工作，要吃饭，要活下去。当社会存在大量的失业的时候，想维持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

央行可以通过贷款保住有消费能力的项目，但是却不能保住那些没有对应消费能力的项目——除非央行打算变相发钞，而不是简单地给予贷款——贷款需要按时收回，发钞则不必。对商业银行来说，这些商品没有对应的销路，所以贷款才收不回来。如果央行打算援助这样的项目，也就意味着用自己的纸币却购买没有销路的产品，因为那意味着没完没了地为没有销路的产品提供贷款，就是变相发钞。

这时，对政府来说，改变社会分配结构，通过税收征收一部分人永远不会消费的财产转移给没有消费能力的社会底层是治本的解决方案。政府消费或者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然后向社会顶层征税，支付消费或投资的账单。

很显然，这种方式会受到社会顶层的强烈反对，往往很难推行。掌握经济最多的人，往往也是现存社会掌握社会政治资源最多的人。从他们身上拔毛最困难。历史上看，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当差，落下刻薄的骂名。国际上看，奥巴马上台以后试图推行的劫富济贫税收政策遭到华尔街的强烈抨击，结果步履维艰。

不仅如此，这种税收甚至也会遭到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发财梦想的人强烈反对，甚至包括一些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他们有点闲钱，但是却没有多少经济、政治资源，属于躺着也中枪的类型。稳拿自吹自擂的白手起家的发家史在他们之中最有市场，他们最容易相信稳拿致富的鬼话，梦想以现任稳拿为师，靠自己的聪明、勤奋或狡诈有一天能成为社会顶层的稳拿。他们没有能力用自己的遗产搞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没有能力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子虚乌有的公司为自己的收入合法避税，更不可能收买议员为自己呐喊，或者宣传什么“肉烂在锅里”对全社会有益的道理。他们反感稳拿对他们的压榨，却又没有像卢瑟那样陷入绝境。他们既惧怕本稳拿兼并，又不愿意实行改良的财政措施。他们的数量随着对稳拿限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稳拿为所欲为的社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稳拿吞并掉成为彻底的卢瑟。有趣的是，社会改良措施越多，原有稳拿受到的限制就越多，社会中层的数量就越多，反对进一步改良的力量也就越大。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违逆了资本主义制度私有财产至上的原则，通过税收主动改变社会分配结构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倾向。“当今极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的。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现象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凯恩斯已经指出了，如果不想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话，失业问题基本就是无解的。

既然不能彻底改变惊人的贫富差距，或者说不打算治本，那么起码要治标。不然，社会动荡迫在眉睫，尤其是多数人穷则思变，少数社会顶端穷奢极侈挥霍炫富，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全社会人心惶惶的时候。于是，政府往往选择变相的拖延战术。拖延到新的技术革命到来，带来新的投资高潮。

政府既然不打算均贫富就要创造出货币，购买那些卖不掉的产品，避免暴跌。当企业大量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由银行提供贷款，让企业继续维持。这些滞销的产品绝不可能因为有了流动资金就能有销路，迟早将成为银行的坏账，最终由央行统一核销。这是第一步。

在商业银行的债权中，也就是在资本家用来抵押贷款的资产之中，必然有相当部分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还有相当的部分对应已经失败的投机。这些资产是不良债权，最终必然无法带来现金回流。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之中，对应这部分资产的贷款，最终必定是无法偿还的。如果不想出现不良债权，那么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必须有所区别，否则一股脑地无差别提供贷款，等于无差别买下银行的债权，最终其中的不良贷款必然成为包袱。这时，如果央行差别提供贷款，就意味着不良贷款的部分必然立即结帐，资本家、商业银行和储户承担投资失败的损失。由于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这部分不良投资损失是必然存在的。换句话说，经济必然出现一个下滑的过程。一部分资本家破产和一部分银行的倒闭，是一种良性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没有消费能力的投资，要由资本家和银行承担其中的一部分。

未来的不良债权还是立即出现的经济下滑，央行必须二选一。需要注意四点：首先，对债权的分析选择需要大量的时间。在恐慌蔓延期，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必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剖析大量的贷款行为未来是否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其次，如何判断债权未来的收益也是极其艰难的，尤其考虑到投资收益的不可预期性，以及当事人必然使用各种手段描绘一个美好的未来。再次，未来的不良债权是未来的事情，立即出现的经济下滑是眼前的事情。最后，资产阶级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稳拿经济学把经济危机归结为货币数量不足，而不是货币主人的比例不对，央行则往往成为替罪羊（弗里德曼之流就把大萧条的责任推给美联储，而不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长期的贷款消费行为）。那些资产只有三千英镑却负债五万英镑的资本家不会承认自己盲目投资的行为，只会指责央行没有提供足够的贷款，如同他们当年指责限制滥发货币的《皮尔条例》。央行也是官僚机构，“胡乱操作导致经济崩溃”的责任承担不起。如果考虑到这四点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央行往往选择未来的不良债权而不是立即的经济下滑。

第二步要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达到保就业的目的。经济长期萧条期间，既然企业没有足够的订单，就要压缩生产，那么就由政府来创造订单。这些订单注定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如果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也就不必政府扩大开支了。政府要把钱花费在廉价的公共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社会底层在这些方面虽然有需求，却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是“政府开支会转移私人开支，能保证没有转移办法就是使政府把钱花费在完全无用的东西上。”——在资本家的代言人看来，社会底层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论多么迫切也是“完全无用的”。

当然，政府也可以投资，比如修建公路，铁路，地铁，广场。“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已增加的就业量就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通俗一点讲的话，就是说这些铁公鸡如果不能引起跟进投资，那么注定就是赔钱的。项目投资10个亿，建筑商和上下游厂商利润3个亿，为争取项目而进行游说的华盛顿议员和掌握审批权的美国政府大小官僚获得2个亿，工人工资5个亿。这里面用于消费的部分，注定小于10个亿，假定是7个亿。（事实上，建筑商、上下游厂商、官僚和议员们发财越大，将来卖不出去的东西就越多。）那么对全社会来讲，短期看新增了7个亿新增消费所对应的就业量，长期看则有3个亿（10亿-7亿）的投资没有回款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每当制造一件为了以后的消费而从事生产的物品时，现期的总需求就会增大。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要这些投资回款，就需要让官僚和建筑商把钱拿出来增加新的投资，或者有人愿意从他们手里借钱来增加新的投资。在垄断资本统治时期，除非垄断资本愿意增加投资，否则这是极困难的事情，具体原因在前面已经说明了。

因为政府很难通过增加顶层税收的方式支付这些订单带来的账单，也不可能破产。所以，如果政府不打算向底层加税的话，那么不论是政府直接使用财政赤字，还是利用商业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国债，搞这些没有换款来源的项目。迟早都是央行买单。考虑到央行最早的功能是政府的融资平台的话，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多说一点。

政府的现金来源无非税收、拍卖国有资产、增加债务借新还旧和印钞，一般人缺钱的时候可以多挣点、去当铺、四处借钱，政府也一样，不过多了印钞这个选项。如果央行不听政府招呼，比如欧洲央行不听希腊政府招呼，政府就比较尴尬。政府可以拍卖国有资产筹资，比如希腊出售小岛。但是，国有资产迟早有卖光的时候。政府也可以像社会发债筹集资金，但是万一遇到国际评级机构那样的黑嘴一忽悠，就可能弄得债也不好卖。如果没有能力动顶层的大饼的话，那么最终还是要向底层加税。——社会动荡时期，社会底层消费不足，为了增加就业扩大政府开支。如果为了弥补政府开支，向底层加税，岂不是火上浇油。——没有听话的央行，就没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权，很难度过难关。如此就不难理解控制央行对政府有多么重要了。

话题回来。

社会总消费能力的盘子就那么点儿大，如果政府不赔钱，迟早会有别人赔钱。政府出钱修筑铁路，铁路沿线的房产会出现投资高潮，建筑工地开工，脚手架林立。政府通过出售其它相关资源获得现金流，比如出售铁路沿线的国有土地，靠卖地收回投资。于是，工人获得工作，社会总需求上升。但是好景不长，很快随着这些房产的建成，又要面临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直观的现象就是大量房产没有销路。当然，开发商也可以把房子卖给消费者。消费者的工资注定小于投资，不足的部分由银行贷款补足。无论那种情况，政府把这些投资或消费转嫁出去，最终还是要造成大量银行的坏账。考虑到央行的第二个身分是商业银行的最终贷款人的话，就知道央行还是要买单。

如果卖地不顺利，就是政府悲剧；如果卖地顺利，卖房不顺利，就是开发商悲剧；卖房子、卖房子都顺利，就是贷款买房的人悲剧。总之，因为社会总消费能力小于总供给，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有人悲剧。最终的区别，无非是击鼓传花，这些债务落在谁的手中，由谁来承担损失。所有的悲剧都是产能大于消费能力造成的，如果这些人的财产不足以弥补贷款的话，都将导致银行的悲剧，最终只能由央行出面摆平，收拾残局。

认为只要政府投入一定资金就能激活投资高潮，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一条铁路、公路或者地铁，可能刺激沿线的房地产投资，但是却很难刺激整个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如朝露一样的投资高潮，随着银行贷款的到期和现金回流的困难，很快就会停下来。这一方面是垄断企业强烈的压缩产能的惰性，一方面是铁路的投资确实难以像新技术革命那样震撼现有生产模式，产生翻天覆地的结果。实际上，真正能刺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更新换代，甚至能冲破原有资本垄断的技术（比如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芯片），是不需要政府投资来诱发的。这些技术投入使用可以冲破原有资本的垄断，更意味着惊人的利润，即使没有政府投资，也会蓬勃发展。

无论政府采取哪种选择，出现那种情况，如果不能向顶层征税，也不敢进一步压榨底层的话，那么最后迟早形成财政赤字或者银行坏账，只有由央行买单，其实都是变相发钞。

议会讨论，政府投资，商人投标，央行买单”的运转模式，创造了新的稳拿集团。在一个人人为私利最大化而运动的社会里，要完全避免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的。与政府密切相关的工程商，供货商，获得惊人的利润。为他们争取项目的国会议员，拿了他们的好处。在华盛顿四处游说，负责项目实施、审批的官僚也趁机自肥。这就是官僚集团热爱凯恩斯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的贪官污吏和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为国家撒钱的政策欢呼雀跃。政府的投资首先落入他们的腰包，然后才是刺激经济，促进就业。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捞得越多，政府向社会发出的订单越少，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投资项目的回款能力就越差，后遗症也越大。

当然，类似的开支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开支和基础设施建设，常见的还有战争。小布什任期内远征阿富汗、伊拉克，就业充分，经济稳定。靠向地球另一端扔炸弹来维持美国人的就业。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军火商和石油商都发了大财。有些美国的“爱国主义者”宣传这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全美国人的长远利益——不论究竟是谁的利益，反正不是阵亡大兵和他们亲属的利益。

治本必然遇到重大的政治阻力，治标则可能发大财。资产主义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会喜欢选择治标，不言而喻。

表面上看，皆大欢喜。项目承包商获得惊人的利润，负责项目审批的官僚和提案议员从与他们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那里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一份，垄断企业启动一部分闲置产能，小企业获得订单，工人获得工作，经济启稳，回暖。除了银行的贷款是否能够回来是未知数以外，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随着这些投资高潮逐渐消退，政府投资的钱逐渐进入稳拿的腰包，垄断企业将逐步限制产量闲置设备，生产规模又将逐步下降，刺激就业的效果也将逐渐消退，失业率开始攀升，物价开始上涨。

不过，最困难的时期在后面。贷款终将到期，届时一切都将原形毕露。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就没有对应的还款能力。那些投资对应的货币已经几经辗转，流入少数人的腰包，变成货币资本、房产或者紧俏物资。这些货币进入流通的目的是去寻找更多的同类，而不是去消费过剩的产能。

于是，一切又将回到起点，又要面临欠债还钱的崩溃局面和崩溃之后的长期萧条。这时，政府将面临更严峻的困境：原先的药方往往已经造成物价的上涨和房地产泡沫，如果继续靠央行创造货币先保经济不滑坡，再刺激经济，就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物价和房地产双失控的局面。如果停止原先的药方，那么中小企业就要再次陷入资金紧张的困境，全社会就要立即面临经济崩溃和长期的萧条。何况，即使服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不久的将来还将面临这样的两难局面。这是极其艰难的抉择。惟一的希望就是尽早出现新的工业革命。不幸的是，很多情况下，天不遂人愿。

没有订单、销售不畅的时候，谁关心贷款利率？除非用于投机。如果货币政策有效，实际上就是说只要增加贷款就能度过危机，或者说资本主义不存在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正因为货币政策无效，销路不畅，大家都不投资，即使零利率也不投资，所以要由政府花钱增加就业避免社会动荡，最后央行替政府买单。即使不是直接替政府买单，也要间接替政府买单。政府修铁路，铁路沿线卖地，开发商替政府买单了，但是将来谁替开发商买单？消费者贷款买房？环环相扣，总有一个环节会断裂。断裂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不能使所有劳动力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顺利出售，或者即使出售，消费者也没有能力如数支付。最终迟早还是央行买单。央行买单，最终必然导致物价上涨。

凯恩斯的建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是用通胀换就业，用印钞换时间，通过不断印钞避免崩溃和长期萧条，等待新工业革命到来。如果物价上涨的过程相对缓慢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并不重要，因为“从长远看，我们都将是死人。”问题是，如果物价上涨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会怎么样？

7.12 飞舞的蝴蝶（暂定稿） ​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通货膨胀是有人吃亏、有人获利的过程。

“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这话是恩格斯说的。没有价值符号以前，政府破产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情况下即使不破产也是负债累累，捉襟见肘。政府花钱过多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战争（查理一世对苏格兰的军费），比如灾荒，比如行政机构臃肿长期入不敷出（路易十六手下的烂摊子），比如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危机的时期给滞销产品提供信用担保，比如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等等。政府不断花钱，如果不便或不愿增加对顶层的税收（威廉?夏伊勒提到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遗产税等等。这样的税收很难逃脱，却最难征收，因为统治阶级自己向自己开刀是最难的了），也不敢、不便或者不能对公开底层进一步搜刮，那么对应债务必然越来越多。利滚利，必然越滚越多。一旦出现财政危机，那么就有政府倒台的危险。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到台前，他们的政府都陷入深深的财政危机，今天的希腊也是如此。

战事急如星火，军费没有着落，政府沿门托钵，银行家趁机敲诈那是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情。在大一统的中国这就是笑话，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欧洲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央行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自从有了现代意义的央行，政府的融资平台控制了发钞权，政府不必再担心急需用钱的时候借不到钱或者欠债太多导致破产了。有了央行，政府钱不够花的时候直接通过央行进行后门操作，给自己在央行的国库帐户上加钱就可以了，国家理论上有能力调动一切所需的人、财、物，不必向社会借债，仰银行家的鼻息了。

发生通货膨胀之前，首先发生的是货币和金银摘钩。我们前面分析过，如果货币没有和金银摘钩的话，是不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的。不过，只要央行不断为政府买单，央行的纸币迟早必然脱离和贵金属的联系，或者说，央行的钞票迟早由可兑换金银的银行券演化为不可兑换的价值符号。在贵金属本位的条件下，流通中的纸币都是银行券（银票），19世纪的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可以按照固定比率兑换黄金，也是银行券。央行库存的金银有上限，发行的纸币却不短增加。无限增加的货币不可能按照固定比率兑换有限的金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银行券（银票）数量过多的时候，银行券会流回发钞行要求兑换黄金或白银。于是，央行黄金数量急剧下降。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宣布停止法币以固定比率兑换金银。比如上世纪6、70年代的美元危机：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已不足以抵补当时的210．3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了美元的第一次危机。1960年10月，几天之内，伦敦市场上每盎斯黄金的价格上涨到40.6美元，比美国官方规定的黄金与美元的比价(每盎斯35美元)高出了5.6美元。1968年3月爆发了严重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4亿多美元。 3月14日一天当中，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美国与原黄金总库成员国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克制提取黄金协议”，各国同意原则上不再以美元向美国大量兑换黄金，以减轻美国兑现黄金的压力。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仅是它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此时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于是，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央行停止自由兑换黄金就切断了法币和金银之间的脐带，从此便打开了通胀之门。由于金银具有内在价值，所以可以自动调节流通中的金银数量。当流通中的金银或者银行券数量过多时，金银会自动变成金银器皿，银行券会回到发钞行，而价值符号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除了进入流通，别无用处。这就是价值符号与金银或者银行券完全不同的颠倒的运动。

与金银和银行券（银票）不同，价值符号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与其流通数量和流通速度成反比和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成正比。一旦比例失调，就会出现物价波动。任何货币数量增加，流速加快或者生产规模下降的现象都可能导致通胀，其中以政府开支持续增加央行不断买单，而生产规模变化不大所导致通胀最为常见。

言归正传。

凯恩斯主义是政府出钱以工代赈，是治标的办法，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凯恩斯在通论中已经指出，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总消费能力相对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严重失业）。如果不搞凯恩斯主义，可能因为失业率过高直接就导致社会动荡了；搞了，不过是把问题后延而已。由于社会消费能力有限，注定多数投资回不来，或者即使收回来也要挤压其他社会产品的消费能力，最终要由央行买单。

这种买单决不是一次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短期看，政府订单源源不断，就业增加，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长期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出现一大堆半截子豆腐渣工程加烂尾楼加银行坏账加通货膨胀加资产泡沫。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结局。为了避免半截子工程，避免银行的烂帐，避免建筑工人集体讨欠薪，避免停止政府投资以后过高的失业率，政府要不断追加投资，央行也要不断买单。所以，金本位条件下，政府是没有资格搞凯恩斯主义的。这时政府如果有搞凯恩斯主义，要么负债累累最终破产，要么法币最终脱离金本位。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有没有垄断企业的存在，是否实行凯恩斯主义，社会生产达到最大潜能之后，政府继续不断注入价值符号，都会出现通胀。这一小节，我们以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通胀为例子分析通胀的过程，并不是因为只有凯恩斯主义才会导致通胀，而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通胀是非常典型的政府开支不断增加而生产规模变化不大所导致的通胀。短期看，政府增加订单，可以提高流通商品的总量。长期看，随着政府订单的消失，生产规模会逐步萎缩。央行为支付政府订单而增发的货币之中成为利润或回扣的那部分货币，却不会退出流通。于是，商品流通规模变化不大，货币数量增加，物价必然上涨。

通胀的过程是激烈的财产再分配的过程，不同的人在通胀之中的处境不同。不同的生产要素在通胀过程中上涨幅度和过程也是完全不同，并不是所有东西同时同步涨价：有些商品的涨价是闻风即动，有些姗姗来迟；有些一飞冲天，有些原地踏步；有些上去就下不来，有些暴涨之后暴跌。个人境遇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什么商品，这种商品的稀缺程度以及他掌握的商品变成其它商品的灵活性（比如：有大量现金的稳拿，可以在通货膨胀初期迅速把现金的绝大部分换成房产、紧缺物质或者金银；而只有少量存款的卢瑟却只能每月拿工资，看着存款缩水）。

所以，弗里德曼说，开着直升飞机撒钱，所有人都会吃亏，很显然是骗人的。弗里德曼的分析掩盖了不同人群在社会经济循环中的博弈地位不同的现实。实际上，事情远比他的分析复杂的多。即使我们不考虑通胀的过程，我们也会知道通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或者说，弗里德曼的例子只能存在于稳拿经济学家的臆想之中，并不适合我们能观察得到的凯恩斯主义引发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主义是以政府出钱“以工代赈”的政策，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工程款谁出？虽然工人的工资最终可以消费回款的形式辗转回到政府手中，但是资本的利润则不能。表面上政府支付了利润，实际上政府只是开动了印钞机并没有支付任何东西。但是，很显然，确实有人在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和随后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致富了。如果通货膨胀真的伤害所有人，为什么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资本还对推动凯恩斯主义乐此不疲呢？既然伤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何苦这样积极地推动呢？很显然，凯恩斯主义对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资本是有丰厚利润的。

那么究竟是谁在提供利润？既然国家凭空调动了所需的人、财、物，必然有人要凭空失去原先可以调动的人、财、物。那些原先拥有法币的人，以法币计价的债权的人（拥有意法币计算的债权就是拥有未来某一时刻一定数量的法币所有权），以固定法币额为主要收入的人或者收入无法跟上物价上涨幅度的人都要付出代价。在通货膨胀过程之中，持有法币时间越长，受到的损失越大，支付的利润越多。脱手法币的人，受到一部分损失。脱手越迅速的人，损失越小。有人提出通货膨胀是均摊财富的过程，他们认为有钱的社会顶层的钱多，必然损失大。说这样的话的人，完全忽视了社会顶层财产和收入的灵活性远远超过社会底层。他们可以拥有巨额的存款和大量的现金收入，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些存款和收入变为紧缺商品、地产或者虚拟资本。他们甚至还可以贷款购买这些商品，然后按照缩水以后的数额偿还法币。所以，他们是可以迅速脱手货币，甚至可以利用贷款大捞一笔的人。相比之下，社会底层的资金链则紧张得多，往往看着自己的收入和存款缩水也无可奈何。此外，通货膨胀期间并不是所有商品匀速上涨，而是有些商品上涨得多，有些上涨得少。社会顶层控制核心资源，有更优越的博弈条件，自然可以在涨价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涨价幅度。相比之下，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人，则很难要求更高的工资。社会顶层的收入增长幅度，必然超过物价上涨幅度。社会底层收入的涨幅则必然落后于物价上涨幅度。所以，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中下层是要付出代价，而上层（尤其是社会顶端极少数人）是可以获得丰厚利润的。一部分人的损失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收益，或者说社会中下层的损失成为社会中上层的利润。“……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如果政治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则兴建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政府举债支出确实可以增加财富，不过是少数人的财富，不是所有人的财富，多数人是要为通胀买单的。

现实世界中，财政支出的钱进入商品循环的过程既不是均匀的也不是瞬间的（类似弗里德曼所说的直升飞机均匀撒钱），而是由一些人先获得，然后通过层层交易不断扩大其流通范围。政府扩张开支，法币进入循环，并不是所有商品在一瞬间同时涨价的，币值不是一瞬间下降到某一水平，而是有一个逐步传导的过程。随着在法币注入经济循环的过程，流通范围不断扩大过程，法币逐渐贬值，商品价格不断上升，能够尽早获得法币的人，可以优先获得相对廉价的商品，必能享受到商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好处。占有垄断资源在交易中占优势的一方，首先获得法币的一方，有更大的机会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获得好处。不论新增法币在谁的手中，都是数量较少的集团占优势。换句话说，垄断核心资源的稳拿可以垄断货币，抢购、囤积商品；也可以通过垄断商品，吸收法币。谁处于交易的垄断地位谁在通胀中占据优势；谁先获得法币谁在通胀中占据优势；占据垄断地位优先于获得法币；同样占据垄断地位的双方，谁获得额外的法币谁占优势。

先看博弈能力。由于法币不是在瞬间进入经济循环的每一个环节，所以在每一次交易的过程中，原先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都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受益，转移对应的损失，处于劣势的一方则只能不得不承担被转移过来的损失。每次交易都是货币购买商品的过程。法币增加，商品数量增加幅度不及法币增加那么多，则售价必然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上升的幅度却是值得探究的。如果新增法币集中在几个人手中，拥有商品的人数量较多，那么商品的售价上升的幅度就会较低。反之，如果新增法币均匀分布在多数人手中，拥有商品的人数量较少，那么商品的售价上升幅度就会较高。

换到企业也是一样，如果是完全自由竞争企业的话，物价可能不上涨或者上涨不多，产能可能扩张满足额外的订单。如果是完全垄断企业的话，可能价格上涨很大，产能基本不变或者略有扩张。对企业来说，利润最高的选择未必是产能最大的条件下实现，而往往是在产能略微扩张而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实现。自由竞争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彼此争夺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垄断企业则可以尽量做到这一点。在博弈之中，垄断企业具有绝对优势，物价上涨程度与垄断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是大规模基建的话，工业核心原料往往迅速上涨，这些核心原料往往高度垄断，生产过程离不开。生产公司容易控制产量，拥有较强的议价权，自然容易涨价。相比之下，上下游企业往往议价能力弱，所以涨价幅度也有限。

获得法币的优先权，很大程度上和博弈能力有关。首先，对垄断企业来说，由于它们掌握最关键的生产、生活资料处在经济循环的核心环节，所以货币往往会很快传导到它们手中，它们有更多的机会更早获得货币。即使这些法币不是首先支付给他们，比如下游中小企业或者劳动力，它们也有办法通过涨价把这些货币敛过来。何况，它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这些法币即使它们没有敛过来，它们也可以借过来。

每次现实中的通货膨胀都会产生一个发财的特殊阶级。简单地说，握有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少数垄断企业，可以迅速大幅涨价。在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煤炭、石油、粮食等生产、生活核心资料的垄断资本很容易涨价也会获得收益。相比之下，不掌握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多数企业，则很难涨价。至于劳动力，则基本没有什么涨价的可能。如果我们考虑到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是大批劳动力失业的背景的话，就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会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卢瑟由于经济地位低下，博弈能力弱小，都将成为通胀的受害者。所谓工资跑赢CPI只是美好的愿望。

再看获得法币的先后顺序。通胀初期的一笔钱（比如50万元）和在通胀一段时间以后同样数值的一笔钱的购买力显然是不一样的。所有人都获得50万元和只有个别人获得50万元显然是不一样的，这50万元对个别人来说就是相对独占的垄断资源。

在通货膨胀过程中获得法币不是为了持有法币（谁一直持有法币谁承担法币贬值的损失），而是为了尽早将法币转化为商品，在物价上涨的初期尽量多的占有商品，将来再把商品转化为法币或者其他财物。债权人吃亏就是因为他们的债权以法币而不是以实物计量，如果他们以实物计量债权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那些首先获得货币的人，就包括积极推动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官僚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这些人获得利润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把到手的大部分利润用于囤积紧缺物资加入投机大军的洪流，或者转化为房产、土地、股权、外汇和黄金，或者投资高利贷。后面通胀的损失与他们无关，他们已经落袋为安。如果他们参与投机的话，他们甚至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在分析过谁会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获利之后，我们现在有必要仔细分析通货膨胀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印钞：一种是直接向自己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写上一笔数字，然后支付消费的账单；一种是向商业银行贷款，先支付账单，然后由央行代为偿还；一种是社会发行公债，支付账单，然后由央行收购这些债券。三种方式其实是一回事：政府支付了账单，央行发钞。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第一种方式为例分析。

物价上涨的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要经过“政府订单产品”、“关键原材料”、“日用生活用品”、“劳动力”四个环节。

政府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给添加了数字，绝不是为了欣赏自己账户中惊人的天文数字或者晒出来炫富，而是为了购买产品和劳务。与之相关的产品价格首先会上涨。如果打仗的话，比如希特勒备战，比如美国轰炸伊拉克，就是武器装备，军粮，军装等等。如果是是修铁路的话，就是水泥、钢筋、铁轨、钢材。

这是第一轮上涨。此时理论上工资水平也会上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工人数量众多博弈能力最弱，一方面有大批失业者愿意按照现有的工资水平工作，在职工人很难要求上涨工资。其次，涉及这些项目涉及的工人只是总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行业用人需求量变化并不大。所以，工资水平很难上涨。

这一轮上涨过程中，与政府订单有关的产品价格上涨，工资基本不变。此时就业增加，生活品价格基本稳定。于是有人沾沾自喜，认为经济气温回暖，危机的冲击过去了，保住了增长等等。御用经济学家开始歌功颂德，资本豢养的经济学家则开始“盛世危言”般地预测将来的通胀。

这些企业会留下一部分利润然后向上游订货，于是出现第二轮上涨。这种上涨很快就会传导到控制核心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企业。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目前集中考虑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控制社会产能基本不变的情况。这是因为：第一，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背景正是垄断企业闲置产能，导致经济无法自动复苏。第二，即使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产能也是有极限的，当所有人都就业以后，社会也会进入产能不变的状态。“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任何想增加投资的企图都会使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即使想扩张产能，也无法扩张，最终必然出现产能不变，货币不断增加的局面。作为垄断企业上下游的其它企业扩张产能的规模也受到垄断企业的产能的影响。如果垄断企业不扩张，它们很难扩张。如果扩张，它们必然面临原料涨价，销售不畅，利润下降的局面。

这些货币第一步未必由垄断企业获得，究竟谁先获得不重要。因为只要垄断产品涨价，很快这些货币中的大部分就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了。垄断企业获得这些利润可以继续扩张，可以存款，可以投机。

对垄断企业来说，继续扩张产能意义并不大。市场已经是自己控制的，继续争夺其余部分的市场已将没有太大的意义。产量越高，单位产品售价越低。利润最高的状态并不是产量最大的时候出现。垄断企业往往有闲置产能。这一方面为是为了对付新进入的竞争对手，一方面是主动闲置提高售价。接到政府的订单，把一部分库存卖出去，在启动一部分闲置产能即可，基本没有必要上新设备，扩张产能。

把钱存起来同样是不理智的。在金本位的条件下，不断存钱就是积累黄金。但是到了价值符号的时代，谁都知道钱会越来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会越来越缩水，而且也不能兑换黄金，不过就是纸片或者银行账户中的数字。

这时，最佳的方案就是用这些钱去投机了。这些钱脱离生产，也不老老实实呆在银行，而是成为游资，去抢购、囤积、炒作各种生活必需品，或者囤积土地。最好的投机题材往往就是垄断产品。对垄断企业来讲，最好的投机品就是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反正握有超额的利润，不必操心回款不足影响企业运转。这时不妨把产品直接送入自己的仓库，而不是投放市场，相当于自己购买自己的产品然后囤积。对外的名义就是检修设备或者物价上涨生产亏本不得不压缩产能等等。名义上的理由无所谓，只要能制造足够的紧张气氛，给自己压缩市场供应量找一个借口就可以了。这些产品在仓库里，相时而动，等待物价上涨以后再供应市场。

在第一轮上涨中获得好处的企业，利润无处可用，如果不购买黄金、白银、外汇、房产、土地，往往会购买紧缺商品，让自己的利润追随垄断企业的利润，一起汇成投机的游资洪流。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垄断企业囤积什么，他们跟着囤积什么。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成为投机的产品：因为企业博弈能力有区别，一般企业的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多数情况下要小于垄断产品的上涨幅度。许多产品因为保存条件，需求弹性大等因素也不便囤积。于是，他们也开始跟风投机垄断产品。如果此时有保证金交易的期货，或者现货工具的话，借助金融杠杆，这个过程将大大加快。当然，这样做也存在被垄断企业反手吃掉的可能。

这些跟风的货币，会加速货币的传导过程。用于购买垄断产品的钱，很快就会汇集到垄断企业手中。使垄断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去增加库存，减少供应。垄断资本很快就可以把这些钱汇拢起来，并形成足够的强度去冲击物价。

有些垄断产品，对外人来说是不易投机的。比如成品油，需要有储油装置或者利用现货和期货平台。一般人未必能掌握这样的设备或者具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如果自己私自储存成品油可能还未发财就被消防队找上门来了。比如电力，在超导装置诞生之前，任何人都不可能大规模囤积电能。比如煤炭，需要有足够的场地去存放，还要小心自燃。

这难不倒那些获得了利润的人，这些人可以囤积其它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土地，比如农产品。粮食是最理想的囤积品，是最好的炒作题材——生产、生活离不开，好囤积好垄断的东西是炒作的最好选择——粮食一年一次收获，总量有限，谁都要吃，显然符合这个标准。在法律不许囤积粮食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囤积其它农产品，打擦边球，比如棉花，绿豆、生姜、大蒜、苹果、蔗糖、玉米之类。

某种意义上，投机充分显示了不同人群博弈能力的不同。小农博弈能力差，自己涨价的能力有限。对方来收购，小农虽然能涨价但是也很难形成坚强有力的联盟大幅度涨价。不过，农产品到了投机者手里则是另一回事情了。投机者的数量远远小于小农，可以更有力地控制农产品价格。与普通消费者相比，投机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可要可不要，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能够以廉价收购转手高价卖出就投机，否则就换一个投机目标。与农民相比，投机者销售商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换得现钱偿还耕种期间的种种债务，或者购买生活日用品，维持生活，他们没有销售的压力。换句话说，无论与消费者还是农民相比，投机商成交的迫切程度差得多，他们的博弈能力也就强得多。他们完全可以囤积惜售，甚至销毁一批，人为制造短缺，把农产品价格推到新高。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葱、姜、蒜在不同的人手中可以买到不同的价格。暴涨暴跌并不是葱姜蒜的品质有什么不同，或者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博弈能力完全不同的人手中。

话题转回来。

此时，各种原料全面上涨，全面的通货膨胀正在酝酿中。各种生活资料价格开始上涨，但是工资仍然变化不大。因为没有出现全面上涨，普通人虽然感觉到生活日益困难，但是还能忍受。

接着，物价出现第三轮上涨。随着生产、生活资料的物价上涨，那些没有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的产品售价也会上涨。这次上涨与前面新增货币追求规模变化不大的商品所导致的需求拉动的上涨不同，是成本上涨推动产品售价上涨。不管有没有政府的订单，垄断企业会对所有下游企业一视同仁，一样涨价。这次上涨是被动上涨，是对前面上涨过程的确认：如果不上涨，这些下游企业就会亏损。

这些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由于竞争的原因，中小企业的产品售价在原材料上涨势头冲击到它们以前，是很难上涨的。在需求不足的市场中，上涨自己的产品价格就意味着把这一部分市场拱手让给同行。甲涨价，乙不涨价，就意味着乙能获得甲的市场。当所有同行都面临不上涨就亏损的局面时，才可能形成稳定的上涨态势。

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因为不存在价格同盟不能提前涨价，所以虽然他们预测到未来的涨价，但是除了提前囤积部分原料以外没有其它对策。对他们来说，大规模囤积原料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掌握原料的企业此时已经在增加库存压缩市场供应，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往往因为流动资金紧张没有多余的闲钱大规模增购原料。

随着所有重要原材料的全面上涨，本轮上涨的产品必然广泛涉及是各种产品，主要是各种生活日用品。这时通胀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时，全面上涨的局面已经显露出来。

这时，政府往往紧张起来，开始压缩贷款。于是，中小企业此时往往遭到三重打击，一面是原材上涨，一面是贷款紧缩，一面是因为产品涨价销量下降。不仅如此，他们很快会遭到工资上涨的第四重打击。

不过，此时如果放松信贷则可能造成更严重通胀，因为此时回报最高的行业不是生产制造，而是囤积生产、生活原材料。银行贷款不论最初贷款项目如何，最多两三个来回就会投入到投机的洪流中去。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马上就会迎来第四轮涨价。

随着生活日用品的涨价，绝大多数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当实际工资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工人就是节衣缩食，也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这时，他们就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实际上，涨工资的要求一直存在，但是由于大批失业人口存在，劳动力内部竞争激烈，如果不是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的话，工人很难同时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前几轮上涨之中，工资基本不动的原因。

此时会出现“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现象，一面是大量工人找不到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一面是中小企业用现有工资找不到合适的工人。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的本质，是就业岗位不能提供满足基本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实际工资水平。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多数中小企业利润下降，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也下降，企业拿不出更高的工资，工人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说到底，是中小企业的大饼变小了，企业和工人都不够吃了。所以，改变就业观念或者增加就业培训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

这时，工人可以辞职、跳槽、罢工、闹事相威胁，中小企业也可以关门大吉相应对。此时的中小企业遭受四重打击，许多经营者支撑不下去，选择主动退出，停止生产，关门大吉，加入投机的大军，购买土地、房产、紧缺物资、黄金、白银和外汇，或者卖掉一切资产，套现所有现金，移民其它国家。

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方工资集体协商，互相妥协。企业的利润让出一部分，工人工资上涨一部分，彼此各承担一部分损失。大饼小了，双方各少吃一口。工人工资并不会达到对应的物价水平。如果考虑到每个肢体健全的人都拥有劳动力，劳动力不能囤积，是最不稀缺的生产要素，工人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就不难理解工人最弱的博弈能力和他们处于经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

随着工人名义工资水平的上涨，前三轮之中没有涨价的企业也要开始涨价，于是所有企业的商品都会上涨。不仅产品上涨，就是不需要任何原料的服务业价格也会上涨，比如理发店、诊所、小时工等等。

经过“政府订单产品”、“关键原材料”、“日用生活用品”、“劳动力”这四个环节，上涨的势头逐步蔓延开来。主动上涨拉动被动上涨，推动全社会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前两个环节是货币传导到上游企业，后两个环节则是成本上升传导到下游中小企业。前两个环节是较多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产品，后两个环节是成本不断上涨导致生产亏本，劳动力不能维持生活。相比而言，前两个环节是注定盈利的，而后两个环节则是注定吃亏的。涨价已经由一种特权变成了不涨价就难以为继了。

通过这四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后两个环节的多数企业产品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不过是对前面两个环节涨价结果的确认。他们博弈能力差，得到货币的时间晚，注定是吃亏。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吃亏，造成一部分企业停产，一部分劳动力另谋职业，才可能使这个环节的产品价格和工资上涨，对非垄断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力来说，同行之间很难形成稳固的联盟，任何企业或个人主动提高价格都是把市场让给同行，主动涨价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成本上升传导到这个环节，或者游资涌入。虽然知道物价要上涨，但是却并不能提前涨价。

对垄断企业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情。如果预期到要涨价，大可主动增加库存，压缩供应量。垄断企业就是压缩生产，其它企业也难以填补对应的市场空间。对同行小企业来说，此时最理智的行为不是增加产能，填补供应缺口，而使跟风压缩供应量，产品直接进仓库而不是进市场，等价格上涨以后再抛售出去。垄断企业完全有能力操纵自己产品的市场，甚至可以提前促成该垄断产品的涨价。

对劳动力来说，即使他们首先获得货币，他们也难以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多收了三五斗》那一小节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对农民来说，所有农民都丰收，米行会极力压低大米的价格，所以不是农民的好事。只有自己丰收其他人歉收才能获得额外的好处。所有人都涨工资，无非是给垄断企业抬高垄断品售价的机会。

再看投机和价格操纵。

物以稀为贵。既然钱多物少，投机者的作用就是让物相对于钱更稀罕一些。先抢购相对稀罕的商品，然后转手抛售。当然，许多东西也可能本身并不太稀罕，而是由于投机者抢购、囤积并销毁一些而变得稀罕。

虽然物价总体方向是物价向上的，但是整个过程绝对是不均匀的。游资涌入哪个方向，那个方向的物价就会飙升。游资的方向由少数人决定，他们选择哪个方向，那个方向就会成为突发暴涨的方向。所以，可能出现蒜你狠，也肯能出现大蒜没人要。物价的上涨方向是由掌握游资的稳拿确定的。说到底，也是游资的流向的强度决定的。游资流向的强度与游资总量成正比，与投机者数量成反比，游资数量越大，越集中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对他们所选择的投机商品价格的冲击能力越强。

投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贱买贵卖获得更多的货币。稳拿的经济理论认为投机可以促进市场的平衡：当某种产品过度充裕的时投机者买进，当这种产品不足的时投机者卖出。投机是赌博，风险自担，投机者以自己承担风险为市场平衡做出贡献。

事实上，市场的稀缺程度完全是可以受到操纵的，只要某一投机者的资本量达到一定程度即可。所以，风险自担的只是中小投机者，对大投机者则是另一回事。战场上，两军拉锯时，一支数量队伍并不太大的队伍，坚定地站在某一方就可以彻底改变战局。投机市场同样如此，当绝大多数投机者都按照“顺风倒”的原则投机的时候，只要某一投机者的资本量达到一定程度，就足以按照他的目的改变整个市场方向。这些人既是市场方向的决定者，也是参与者，其他人则是跟风者或者搭便车的人。

垄断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操纵也是如此。实践中，绝大多数垄断企业并不是完全控制百分之百控制某一种产品。只要该企业压缩产量，其他同行不能有效填补即可。假设某一企业掌握某产品市场总分额的30%，该企业主动限产，压缩产能到10%，其余产品全部进入库存。这时，如果其他同行开启闲置产能弥补这20%的缺口的话，该产品的价格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其他同行开足马力也不足以弥补这20%的话，该产品价格必然上涨。这时，对其他同行来说，无论自己是否启动闲置产能，产品价格都会上涨，现在销售和等一段销售会有完全不同的售价。最好的选择必然是追随限产的企业，压缩市场供应增加库存。于是，就形成了涨价的同盟。那家控制市场份额30%的企业就成为该行业的带头大哥，能有效控制该行业产品售价的上涨。反之亦然，当垄断企业觉得有必要开启闲置产能压低售价挤垮冒失闯入的外来者的时候，其它企业也不得不跟风。

这是一个小猪跟着大猪跑的游戏，少数控制市场方向的人是大猪，数量众多的跟风者则是小猪。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人手中，有不同的价格，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农民不明白为什么大蒜价格暴涨暴跌。因为当有外来资本炒作的时候，农民是小猪跟着大猪跑。没有人炒作的时候，小农博弈能力若得弱点完全暴露出来，大蒜价格自然一落千丈。

对小猪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跟风。不跟风，死的更快。小猪的钱不去跟风炒楼，他们的钱越来越不值钱。去跟风炒楼，可能被高位套牢。对农民来说，不跟风囤积大蒜意味着大蒜在上涨阶段不能卖到高价，在下跌阶段只能贱卖。不论他们跟风或不跟风，他们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大蒜价格下跌的时候都要承担损失。

对小猪来说，最理智的行为是时刻跟随大猪，千万不要与大猪做逆向操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猪随时可能转向，而不提前通知。那些满怀激情跟在大猪后面的小猪，立即就会成为与大猪逆向操作：当大猪建仓的时候，小猪并不知情。当大猪减仓的时候，小猪还在追高。当大猪再次建仓的时候，小猪可能正在割肉或者惊魂未定犹豫不决。它们最终成为大猪的猎物，被大猪踩死吃掉。于是，农民手中积压大量农产品，最终赔钱甩卖没有人要的事情屡见不鲜。多说一句。有人认为，发展订单农业能抑制农产品的暴涨暴跌，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是完全没有看到农民所处的不利地位。实际上，通过订单，收购企业将拥有更强的操纵市场的能力。收购企业可以一面压低农民手中大蒜的价格，一面提高供应市场大蒜的价格。

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注入法币，通货膨胀的趋势是不能持续的。大多数投机最终没有买主必然失败，政府的投资一旦停止，流通中的法币数量不再增加。政府的订单消失，经济规模萎缩，物价便可能下降的趋势。对大猪来说即使被套牢压力也不大，因为它手中控制着足够数量的紧俏物资，完全可以通过减少市场供应量，维持较高的价格，稳步退出。对小猪来说则是悲剧，由于大猪已经撤退，所有小猪往往不得不割肉一哄而散。大猪此时则可以趁机吸收物资。总体来说，只要政府源源不断地注入法币，那些被套牢的小猪迟早会解套，但是这种解套只是会计意义的解套，他们获得的法币的购买力已经大大缩水了。

随着物价的上涨，比如出现越来越多的资本逐渐离开生产循环，脱离实业，进入投机行业的现象。在投机盛行的时期，与投机相关的行业（比如能为投机提供资金的地下金融业）蓬勃发展，与之相关的行业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也会水涨船高，于是创造出若干工资神话。这种工资暴涨绝不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例证。售楼小姐、投资理财经理、银行的客户经理都属于这类人，他们的工资都是绩效工资，只有能为资本带来更大的利润才能获得高昂的工资，如同鱼鹰为渔夫服务。这些工来自新加入的资本的损失，而并不是原有资本对工资的妥协。

凯恩斯主义引发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绝不是一个大家都吃亏的过程，而是一个卢瑟吃亏，稳拿发财的过程，是一个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刺激经济是给垄断集团发财的机会。劳动者则受到双重打击，一方面是随着政府投资的结束，就业率不断回落，一方面是生活成本上涨，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与第三轮上涨中受到冲击的企业家不同，他们没有能力移民或者当寓公。他们的收入主要是货币工资，没有多少资金可以用于投机，主要财产是货币存款，很难回避货币贬值的损失。即使他们投机，他们也处于小猪的地位，往往在大猪掉头的过程中损失惨重。于是，社会底层饱受滞涨的折磨。

现在，我们不妨再看看经过推行凯恩斯主义之后，各个阶层的受益损失情况。首先，是获得政府订单的承包商，他们获得惊人的利润，哪怕他们修建的是豆腐渣工程，政府也会买单。这样的好事，天下少有。当然，一起受益的还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僚和议员。其次，是控制关键生产、生活资料的垄断资本。绝大多数政府增发的货币都流入了他们的腰包，他们趁机攻城略地，聚拢财富，扩张资本。原先能勉强维持的企业将虽然在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初期可能会遇到短暂的小阳春，但是必将更加困难，他们将受到原料上涨，工资成本上涨，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和信贷紧张的综合打击。原先有工作的人，会遇到工资和存款缩水的冲击。原先没有工作的人，在推行凯恩斯主义初期，暂时能获得工作的机会，但是随着政府订单的压缩和工程量的下降，他们的就业将重新遇到困难。如果他们有存款的话，他们也要承担损失。一般来说，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往往也有少量存款和手头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社会底层受到损失的程度远远大于CPI和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差额。现实通胀中，涨幅最大的绝不会是花盆或者渔缸。这两样涨价的话，大不了不种花养鱼就是了。越是生产、生活离不开的产品，越可以卡住下游企业或者消费者的脖子的商品，往往涨幅最大。这些商品就是涨钱，消费者也要消费。决定博弈能力强弱的因素，除了博弈双方数量对比以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成交的渴求性。粮食虽然涨价也不能不吃，蔬菜再贵也要买。能卡住博弈对方的脖子，自然能逼迫对方把多数收入（甚至存款）掏出来，以维持必要的生活。CPI只是一般消费品的加权平均，并不能反映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上涨情况，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食品）的涨幅，必然高于那些可有可无的消费品（电影票）的涨幅。如果仅仅看CPI自然不能充分感觉到民生日蹙。

对社会底层来说他们的多数消费都离不开衣食住行，这些东西都是最容易涨价的东西。相比之下，社会顶层的多数消费品则是奢侈品，这些产品的上涨幅度必然落后与生活必需品，所以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感觉自然没有底层明显。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是，社会底层受到工资上涨落后于物价上涨的挤压，社会顶层还在悠然享受通货膨胀带来的红利。

既然政府推动凯恩斯主义符合顶端垄断集团的利益，弗里德曼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为什么弗里德曼还会反对呢？这是因为当两个垄断集团博弈能力接近的时候，政府站在那个垄断集团之后，哪个垄断集团就占有更大的优势。于是，此时究竟是由哪个垄断集团发财是由政府决定的，而不是资本。垄断集团沦为政府的附庸。

按照我们的分析，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效果与社会垄断程度密切相关。政府下同样数量的订单，注入同样数量的货币，达到的刺激经济的效果不同：社会生产垄断程度越高，扩张幅度越有限，通胀速度越快，幅度越高。反之，垄断程度越低，生产扩张能力越强，通胀过程越慢，幅度越低。凯恩斯认为政府投资会推动一系列社会投资，这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这种情况只能在生产高度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在高度垄断情况下，则很难出现这种拉动一串经济复苏的现象。弗里德曼说政府投资会挤出其他实业投资，出现“挤出效应”。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垄断企业不扩张，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大批生产企业利润下降，被迫关门。事实上，究竟是“乘数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垄断程度，垄断程度越高，挤出效应越严重，而没有垄断压制生产就不需要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复苏。垄断程度越高，越需要政府刺激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垄断程度越高，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努力越无效，这是第一个有趣的结论。

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通胀有巨大的财产再分配作用，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小，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需要越来越大的政府订单。长远看，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率将不断下降，通胀的幅度和速度则将不断提高。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有效需求越少，需要政府加大投资的力度；政府加大投资的力度越大，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有效需求越少。这是第二个有趣的结论。

如果我们把两个结论相结合的话，就会发现，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贫富差距悬殊，导致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失业问题严重。于是，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虽然暂时能缓解失业问题，但是长期看必然使贫富差距更大，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失业问题问题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拆分垄断资本，不主动减缓贫富差距，只能是治标的办法，而且是使病情不断恶化的治标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垄断资本是立国基础，顶层孜孜不倦不断聚敛就是为了增加私有财产，所以都是万万不会触动的。于是，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无法解脱。

值得注意的是，通货膨胀具有自我加速的功能：流通中的价值符号越多，价值符号的流速越快，流通中的商品数量越少，物价上涨就越多，政府就需要更多的价值符号弥补财政赤字，人们就希望尽快脱手手中的钞票换成实物，生产者无法顺利生产，销售者囤积货物。

在温和上涨阶段，大家对货币的信心虽能维持但必定不断动摇，随着物价上涨速度越来越快，大家对货币的信心必然彻底动摇。大家都相信物价会上涨，就会开始考虑囤积，有条件的首先囤积，会加快物价上涨的速率，当物价上涨的速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有人都加入囤积的行列，生产赔钱，囤积赚钱，生产过程会被打乱。

于是，物价就成了脱缰的野马。这时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

7.13 脱缰的野马（暂定稿） ​

两万一千二百字，有些长，建议分开读。其实可以大致分为几部分：恶性通胀的起因；纸币增加太快就丧失货币功能就是废纸了；进入恶性通胀以前的临界区；政府治理通胀的种种努力，民间的对策，卢瑟的眼泪；回到计划经济会如何；治不好恶性通胀就是崩溃恶性通胀为什么难治；为什么反复有政权前赴后继死在恶性通胀上；对通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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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业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通货膨胀的发展就会相当严重。而通货膨胀具有一旦启动就会加速发展的特点，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动停止和消失。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从而诱发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教训是很多的。国际、国内经验还表明，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朱总理讲话实录》

“极度通货膨胀是最可怕的货币灾难，公众对自己国家的货币失去信心，试图摆脱这种货币，见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时，灾难就发生了。”——俄罗斯前代总理、“休克疗法”推动者叶戈尔·盖达尔

“通货膨胀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滥印钞票使外汇行市大幅度上涨，美元的比价由三千元上涨到三十万元，后来又上涨到空前的六百万元。形势恶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蒋的钞票贬值到同给死人烧化的纸钱相差无儿了。广东有一家大造纸广，买进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使钱不当钱用，这个现象简直把大家吓昏了。物价自然是直线上涨，几乎无法计算。在离内战战场将近一千英里的华南地区，米价在几天内从每担一千八百万元涨到三千六百万元。据报纸估计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两百元。但是谁还都不愿以此为根据进行买卖。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给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但中央银行、邮局、铁路局和税务局全都拒收这种钞票。这简直是直接掠夺中产阶级。然而蒋的官僚还有更大的打算。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发行一种新的金元券，规定三百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同时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本来发行“金元券”是为了挽救已经丧失信用的政府通货，结果却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产陷于停顿。物价只稳定了短短几天，然后又开始上涨，一如过去。政府想用经济法今来稳住物价，可是苦斗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么办法，物价也稳定不长，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人们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上海的有钱人，为了出脱金元券，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在北平，人力车夫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了。据报道，广州的家庭主妇宁愿买蛇吃，也不愿留着金元券过夜，怕第三天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己。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商店的贷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对于几十万人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记者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中国震撼世界》

人类社会最早没有货币，易货交易的种种不便使人类社会出现了货币。从此，人类交易的模式由“一只山羊换一把斧头”进化为“山羊换货币，货币换斧头”。当价值符号相对稳定的时候，一只山羊能换30美元，30美元能换一把斧头。当价值符号急剧贬值的时候，山羊能换30美元，30美元却未必能换一把斧头。这时，“一只山羊换一把斧头”的交易模式虽然有种种不便，与纸币迅速贬值相比却不算什么，所以必然复活。于是，价值符号便要退出流通。

价值符号丧失货币功能的过程关键的是贬值的速率，即贬值的幅度和贬值的时间之间的比值。如果三十年间，单位纸币购买力缩水一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纸币的保值功能相对较强，是强势货币。如果三个月之间就缩水了一半，这就是典型的恶性通胀了。

在温和通胀的时代，物价变化是以年、季为单位的，用纸币交易虽然有损失但是还能忍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物价变化就以月、周、日，甚至小时为单位，因为大多数生产循环的时间都长于月、周、日，纸币造成的损失必然破坏生产循环。

在温和通货膨胀的时代，人们还是追求货币。到恶性通胀的时代，人们就追求实物了。恶性通胀是价值符号丧失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贮藏、支付手段、国际货币五大功能的过程，也是价值符号退出流通的过程，是“钱变纸”的过程。温和通胀时代，是抢钱的时代，市场各方比赛涨价；进入恶性通胀时代，就是抢商品的时代，拥有纸币的各方迅速出手纸币抢购商品。这时囤积的参与者不再仅仅是投机者，而是全民。

如同盖达尔所说，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失去对法币的信心。信心的动摇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个人因为精神障碍等原因突然不要法币是可以想象的，全民集体陷入颠狂状态突然不要法币是不可想象的。一切稳定现象的根源都有物质基础，所有人失去对法币的信心的物质基础是流通中的法币在短时间内迅速贬值。

与金银相比，价值符号（法币）先天就缺乏稳定的价值，血液里有脱缰的野性。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商品总量、流通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与流通商品总量成正比，与货币总量和流通速度成反比。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外在三个变量，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剧烈变动都可能造成物价的剧烈变动。

商品流通总量是最不易剧烈变动的。在现代社会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社会流通商品总量迅速减少到原有总量的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几乎是不可能的。惨烈的战争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如果政权控制的地盘迅速丧失，则是另一回事情。国土大面积沦丧，货币流通区域迅速下降，占领军收缴占领区货币，通过中立区套购抵抗区的物资，这是战争中很常见的事情（多说一句，抵抗区的对策就是冻结被占领区的账户财产）。

法币的总量上升几倍甚至上百倍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理论上，国家可以把无限数量的货币挤压到经济中去，只要国家不倒台，谁也不能拒收。在《流通的债务》中我们介绍过，商业银行也可以增加信用货币的供应，达到短期内通货膨胀的效果。但是商业银行很难长期大规模猛增信用货币。商业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必然和债务相伴相生，迟早和债务一起必然湮灭。如果商业银行胆敢对客户不断借新还旧，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那么就要承担被挤兑的风险——商业银行的创造的信用货币越多，被挤兑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如果没有央行在背后撑腰，商业银行显然不敢也不可能无限增加信用货币的供应——猛烈增加信用货币的结果只能以挤兑和暴跌收场。这时，只有央行出手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开动印钞机才能避免暴跌。

说到底，稳定新增的货币只能来自国家的印刷机，每次持续的货币猛增，政府的印钞机都难逃干系。这种迅猛的增加必然来自政府超发法币，这可能是短时间内大量超发货币进入流通，也可能是长期超发法币突然在短时间内进入流通。

法币流速的迅猛增加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人急于脱手手中的法币，大家并不跟进，并不能造成全社会货币宏观流速的上升。少数人的行为往往被其他少数人的反向行为所对冲掉：某甲急于购买大米的行为，可能导致大米价格上涨，反过来抑制某乙购买大米的欲望，某乙可能会考虑等一等再说。大家集体要求脱手手中的法币，即使物价飞涨也在所不惜——某乙必须相信现在不买大米，将来必定更贵，甚至可能买不到。让所有人都确信这样的趋势，必然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一种情况是价值符号后面的暴力消失了，比如汪伪政权垮台以后，比如国民党灭亡被赶到台湾以后。国民党没有义务承认汪伪政权的中储券，解放军也同样没有义务承认国民党的法币和金圆券。新政权会不会承认前政权的法币，即使承认的话，以什么比例兑换，都是未知数。前朝的法币是前朝的暴力符号，现在前朝暴力已经随着改朝换代烟消云散了，暴力的符号没有暴力只剩下符号了，就是废纸一张，在新朝自然一文不值，与手纸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时，把废纸换成商品，是必然的选择。于是，大家把手中的纸币迅速投放市场，抢购物资。当然，商人也不傻，会迅速拒收前朝法币。于是，前政权的法币谁都不要，在一个月内贬值到原先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不考虑改朝换代的话，可以不考虑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物价不断上涨，民间相信货币即将迅速贬值，大家的对策都是尽快脱手货币，钱到手就花出去，变成需要的商品。假设物价每月上涨1%，每年上涨12.7%。那么明年需要的东西，不妨考虑现在购买。原来可能是一年一买，现在是一月一买。于是，随着物价的上涨，货币流速也在不断加快。货币流速加快的过程，反过来刺激物价上涨。要大家都相信物价要失控，物价必须有长期不断加速上涨的“前科”。

只要政权稳固，货币发行规范，让大家都相信物价会迅速上涨甚至失控并不是容易事。一次性购买能吃三、五年大米的人不但要承担损失，还会成为笑柄。但是，如果政府一直开动印钞机，又不限制每个人购买商品的数量，导致物价一直高速上涨，那么提前购买大米的人就会成为精明人。这时，想让大家都相信物价不会迅猛上涨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已经分析过物价上涨过程中提前购买商品所能带来的好处，在人人为私人利益运动的社会中，希望个人放弃利益、承担损失是不现实的。可以说，货币流速的变动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发钞数量，所以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

如果我们看影响价值符号内在价值的三个变量，我们就会发现核心的变量还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影响货币数量的关键是政府的发钞数量。抛开政权崩溃的情况不说，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过多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货币供应量速率远远超过生产发展的速率，物价就难免成为脱缰的野马——即使这些货币暂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也并不代表这些越积越多的法币是安全的。恰恰相反，暂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的法币越积越多，如同水库中不断上涨的洪水，一旦溃坝必然“如同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当然，那些利用国情特殊性为货币超发找借口的专家、学者和官僚，届时又会用国情特殊性为恶性通胀找借口）。

所以，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严控通胀预期，都不如管好印钞机。

恶性通货膨胀是法币失去货币功能的过程。货币的主要功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储藏，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随着价值符号不断增加，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不断大幅度缩水，几项功能先后丧失。价值符号的价值所剩无几了，就只剩下符号了，自然就不具备货币功能了，这时的价值符号就是一张纸而已。即使国家用枪托给每张法币盖章背书，也不能避免法币被挤出经济循环——只要允许法币购买商品，商品就会替代法币。如果法币不能购买商品，国家还有什么必要印刷法币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一般来说，最先丧失的是价值储藏的功能（虽然价值符号先天就没有内在价值，缺乏保值功能，但是正常情况下价值符号的价值能保持相对稳定）。这个功能要求货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物价每个月上涨一点，每年就可能上涨一大截。这个功能对物价上涨最敏感。如果长期处于负利率，物价不断上涨，存款不断缩水，最终必然导致这种功能的丧失。

事实上，多数商品替代纸币保值往往是不划算也是不便的。某种商品具有价值贮藏的功能，首先要便于保存，其次也要在未来能够使用甚至用于交换。正常情况下，多数商品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多数产品保存期都不长，而且保存成本很高，损失很大。比如囤积大米，除了防火防盗，还要防霉、防虫、防鼠。相比之下，大米还是易于保存的商品。多数人的收入不仅仅用于购买生活用品，还有其他的用处比如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或者各种不时之需。现在购买了大米，显然不能用来支付未来的养老费、医疗费和学费——医生可能需要用诊费支付房租，但是房东未必需要大米。何况，届时这些大米还能不能食用都是值得怀疑的。物价上涨越快，越容易发生囤积；商品保质能力越差，越不易发生囤积。各种商品的保质能力基本是不变的，决定因素是物价上涨速率。

在通货膨胀初期，黄金、房产、外汇等不易变质的特殊商品便已经部分替代了价值符号的储值功能。这些商品即使自己不消费也可以用来保值，将来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变现卖出。实际上，这些商品购买和变现的过程中都要承担损失，大家购买这些商品保值的原因即在于这些损失与持有存款（算上利息收入）的损失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些商品往往成为投机的首选，首先受到追捧，上涨的幅度往往超过其它商品。

如果法币的贬值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其他商品保值的不便，也就逐渐不在话下了。如果囤积的损失和物价上涨的损失相比不算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开始囤积了。如果不考虑陈米的口味相对新米比较差，并忽略存款的利率，假设大米的价格在一年内翻一番，那么即使有50%的大米会在贮存过程中损失掉，两者相比也互不吃亏的。如果大米的价格上涨不止一倍，那么必然会出现大批囤积大米的消费者。这些人首先是囤积足够满足自己消费的产品。比如一次性购买能吃一两年的大米、食用油和蔗糖，能用一两年的肥皂和洗衣粉，能抽几个月的香烟，能用几年的棉布，能吃一两年的罐头等等。这时，抢购浪潮初现，抢购的商品主要是能相对持久保存的消费品。

随着物价上涨速率的加快，价值符号很快就会失去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的功能。农民秋天卖出粮食，春天买入种子化肥，这个过程是分开的。卖与买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物价在这个时间差的之中上涨到不能顺利购买足额的种子化肥或者即使购买倒也会损失惨重，农民自然会考虑改变交易方式。这里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一冬的时间内物价会上涨多少？如果上涨1%或2%，农民未必会改变交易方式，如果上涨10%甚至20%，农民必然会考虑暂停售粮。

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收入纸币而是实物。收入实物有诸多不便，比如体积庞大、不易携带、不易贮存、种类庞杂、不好流通等等，但是如果物价上涨如此之快，纸币拿在手里时时刻刻在缩水，那么这些诸多不便就不在话下了。这时，随着物价进一步上涨，会导致进一步的囤积。这时的囤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也是为了流通和支付，如果货币贬值如此之快，医生无法确定自己收的诊费是否能够缴纳房租，购买生活用品，就可能拒绝收取货币而要求实物报酬。囤积的东西自己未必消费，还可以用来支付或者交换其他商品。这时，房东很可能也不要现金房租改要大米了——年初签订合同，每月房租1000元，可以买500斤大米，年底通货膨胀每月的房租可能只能买200斤大米了。这样就不如直接要大米了，虽然自己不需要大米，但是可以用大米交换青菜和食盐。

物价的进一步上涨会使价值符号失去价值尺度的功能。实际上纸币本身无价值，纸币的价值由他所能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反应。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知道某种商品价值多少钱。一个一磅面包2美元，一磅面粉1美元，我们会知道1美元可以买半磅面包或者一磅面粉。但是，在恶性通胀时期，物价上涨速度如此之快，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手中的法币能买什么东西。这时，月初能购买一磅面粉，月底可能只能购买3/4磅甚至半磅面粉了。于是，市场中交易的每一方不仅会提高自己掌握的商品的售价，且会打出一定程度的安全“冗余量”。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正常情况下，各种商品有彼此相对稳定的价格比例关系，比如一磅面包2美元，一磅面粉1美元。在物价飞速上涨时期，物价上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整个物价系统发生紊乱。早上能买一口袋面粉的法币，晚上只能买几磅面粉，如果面包房消息不灵，没有及时调整售价就会出现面包和面粉价格倒挂。一磅面包2美元，一磅面粉2美元，听起来不可思议，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不亏本，面包房的对策就是把售价提高到4美元以上，比如6美元、8美元甚至10美元，提前打出冗余量。实际上，面包房不可能24小时紧盯面粉价格，并且随时进货：进100斤面粉制成面包全部售出也许需要一天的时间，从卖出第一个面包开始，到卖出最后一个面包结束，这时物价究竟能变化多少，谁也不清楚。补偿卖出的第一个面包的面粉需要到全部面包卖出以后，面包师不可能为一磅面粉跑一次磨坊，磨坊显然也不可能为一磅面粉送货。如果面包房不提前打出冗余量，那么就非常可能出现售价不能跟上原料上涨导致赔本的情况。有趣的是，磨坊也可能提前打出安全冗余量，所以面粉比面包贵的事情，并不新鲜。比较精明的面包房主，很快会知道自己的面包正在贱卖——蜂拥而至的人群，能提醒他。当然，如果他反应比较迟钝的话，只忙着招呼蜂拥的顾客，却没去打听面粉价格话，很快就会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和面粉的新报价欲哭无泪。这时一磅面包到底值多少法币，一磅面粉到底值多少法币，谁也说不清楚，只能跟着感觉走。

到通货膨胀的后期面包房就彻底不要法币了，收了法币也未必能买到面粉有什么用？想买面包，就要拿金条、银元、外汇，没有的话实物也行——可以用面粉来换。没有面粉，大米也可以勉强充数。没有大米，蔗糖、黄油、肥皂也行，只要是有人要的生活日用品就行，只有法币是万万不能的——除非纸币按照等重量手纸的价值兑换。

至此，价值符号先后失去了价值贮藏、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三个主要功能，起因完全是因为单位时间内纸币数量增加太快，导致内在价值的动摇。这时，价值符号还有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两个功能。这两个功能也不会保持很久。

支付手段往往能保留相对较长时间。这是因为支付手段对应的往往是大宗交易（大规模批发、订货、大规模信用贷款和还贷），很多情况下都是银行账户的划转，用现金交易已经非常不便，更不用说实物了。在物价上涨的时期，对于未来的支付，可以采取金融工具或者规定较高的利率和货款的避免损失。但是这个功能并不是不会丧失的，当法币在市场上已经被逐出的时候，用法币单位进行的支付还有什么意义？支付功能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伴相生，正是有大规模的交易，才需要有支付功能。当社会化大生产停顿下来的时候，支付功能自然也就消失了。反过来，当支付功能失灵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消亡了。那么小规模的支付（比如交账单）怎么办呢？交实物吧。

国际货币功能也是如此。本国国民都不用本币了，其它国家还要该国的货币还有什么用？此时，本币会面临迅速贬值的压力。当一国纸币发行量迅猛增加，迅速贬值的时候，就会出现追求外汇的浪潮（除非该国自恃实力强大，强制升值本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用本币换外汇。如果该国采取相对固定的汇率制，那么外汇储备就会迅速下降。外汇储备损失殆尽之后，本币相对外币的迅速贬值就不可避免。此时，该国要么停止兑换，要么让本币迅速贬值。对浮动汇率的国家，汇率取决于购买外汇和购买本币双方供求关系。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换外汇，而几乎不会有人要求兑换正在不断迅速贬值的本币。于是，本币同样会立即贬值。

五个功能都丧失以后，价值符号就是废纸了。

我们再回到通货膨胀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之前，会有一个临界区，进入临界区以后，囤积商品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于是每一轮的囤积的起因都是纸币的贬值，每一轮的囤积都是加速物价上涨的过程，膨胀出现自我加速的趋势。事实上，在达到实物替代货币之前，通货膨胀就已经会出现种种恶化的征兆。这些征兆包括出现抢购潮，企业压缩生产，银行贷款脱离生产循环加入投机洪流，政府财政赤字上升等等。出现这些征兆的时候政府如果不能悬崖勒马，立即停下印钞机，难免出现恶性通胀。

物价上涨越快，货币流动的速度越快，投入循环的货币越多。随着物价上涨，消费者会尽快把手中的货币变现成还能买得到的商品。货币到手，马上就花出去。如果大家预期到月底的物价会有大幅度上涨，大家的反应就是尽量在月初购买这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大家上午开工资，领到工资就全部请假，去置办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大家会把手中的存款，变成各种便于长期保存的商品或者生活必需品。如果某甲是职员，他领到工资并不去购买商品，那会怎样呢？可能性之一，他购买商品的时候，物价已经上涨了。可能性之二，他购买商品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任何东西了。在大家都购买的情况下，谁不买，谁吃亏。这时试图靠宣传树立对货币的信心已经不管用了。事情发展到极端，就是大家能买什么是什么，商店里空空如也。于是就出现了“苦力抢购青霉素”，“人力车夫抢购法国点心”。

如果物价上涨幅度如此之快，以致企业销售产品之后获得的货款不足以维持再生产，就会出企业大规模减产的现象。利润率与通货膨胀率两项衡量，如果利润不能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必然出现大规模减产。实际上，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通胀对生产的破坏是自始至终而不可逆的。我们在上一小节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正是由于部分企业的减产才可能使高度竞争的企业产品出现涨价的可能。但是，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这个过程明显加快。在温和通胀时代，许多企业的减产是主动退出，到恶性通胀的时代则往往是被动退出——利润无法弥补通胀的损失，买不到原料，流动资金异常紧张，实在没法干了。

如某甲开工厂，产品售出以后，三个月回款。如果在这三个月之内，原料上涨到他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生产规模的时候，他还会出售产品吗？或者出售以后，他还能继续顺利生产吗？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选择？某甲十有八九不会继续向下游供货，而是等物价稳定以后再说或者提出大幅涨价的要求，然后去银行提现囤积充足的原料——如果能贷款更好。如果都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仓库堆满货物，下游商品奇缺，价格飞涨。这时，某甲会怎么处理？某甲会继续按住手中的存货，同时努力囤积上游原料。即使某甲不这么做也没关系，他的同行都在这么做。还没等他囤积到足够原料的时候，上游自身也开始囤积了，不向下游供货。这时某甲还想要原料，怎么办？某甲只有提供产品和上游易货交易。社会化大生产的循环被彻底打乱。这时所有的生产厂商，谁也不能确定按照合同自己收回的货款还够不够购买足够的原料维持基本的再生产。当然，生产厂商可以要求缩短回款期，但是下游销售商往往会想方设法地拖延回款。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拖延上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回款那是多么惊人的好处啊。下游会用某甲的货款去投机或者干别的生意，多拖一天就占一天的便宜。何况，即使生产商立即拿到现钞，也不能确定上游原料商是否还愿意供货。所有人都会尽量提出挤占别人的货款，谁是相对垄断的环节，谁就有资格挤占别人的货款。上游原料商也会提出预付货款的要求，然后拖欠发货。不要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预付货款能占便宜。某甲提前一个月预付10吨原料的钱，每吨800美元，一共8000美元。一个月之中，每吨原料的价格涨到1000元。交货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会提出来按照新价钱，只给8吨货——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拉到。对原料商来说，10吨货现价10000美元，退8000美元外加800（10%的订金）美元，还赚1200美元。社会上货币过剩，什么都在涨价，中小企业却面临流动资金不足，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现实。这种现象的根源则在于中小企业的博弈能力远远不及大型企业甚至垄断企业。（多说一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往往要求助于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于是，银行收缩信贷提高利率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第一批牺牲品）。

继续生产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参与投机却是稳赚不赔的事情。于是，大量生产商结束生产参与囤积就是正常的现象了。零售商也是如此。当物价上涨的速率太快，通胀的损失突破他们的利润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面临无法回补货物的局面。何况，上游也可能停止供货。手里握着不断缩水的纸币，却不能进货。这时，商店也就快倒闭了。零售店商的对策就是大量囤积商品，同时尽量减少销售，可能的话还要尽可能拖欠货款。

这时如果能获得贷款将是非常有利的事情，月初获得一笔贷款购买商品，月底卖出偿还贷款，那是稳赚不赔的事情——只要政府持续印钞的话。（多说一句，如果提前知道政府要收缩财政，那么立即抛出所有的商品，偿还贷款，增加银行存款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了。这就是内部消息的价值，可惜多数人得不到而已。相比之下，许多升斗小民既不能获得金融的支持也没有内部消息，在政府通胀的时候他们的存款往往化为乌有，在政府治理通胀的时候他们负债累累。）于是，在银行监管不力的地区银行的资金也会投入投机资金的洪流。用银行资金去进行商品投机是多么惊人的利益，反之如果老老实实按照政府规定的利率存贷放贷，那么很快银行所拥有的资产就会大幅缩水，可能连维持基本运转都不够。进行投机的银行可以给予更高的利息，吸收更多的存款，不进行投机的银行则可能迅速被取空。当然，能支持银行投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印钞机源源不断地运转推动物价上涨。否则，最终必然因为物价上涨停滞甚至下跌，导致银行血本无归。

这时政府也出奇地窘迫，要政府停下印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商品价格越贵，政府越有必要加快印钞机的转速。道理很简单——物价上涨了，要为维持原先的开支必须印刷更多的钞票。不仅如此，此时的其它收入必然锐减。抛开多数人实际收入下降，全社会生产萧条不说，各种收入的贬值就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税款由税务机关征集上来，汇总到财政机关，由各个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同意再用于支出，整个循环的时间，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些税款往往已经大幅缩水甚至一文不值了。这时如果不印钞，就难以维持政府机关基本的运转（如果此时政府正陷入债务危机、外战、内战或平叛的话，更是雪上加霜）。当然，这时的印钞也要打出冗余量。银行深知政府不会轻易停下印钞机，自然敢于放心大胆地偷偷投机。

这时就出现了物价上涨越多，货币流速越快，商品供应越少，货币供应越多的恶性循环。这时，如果不果断停下印钞机，货币就会逐步退出经济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收法币，能用法币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少。于是，进一步刺激物价上涨。最终，难免出现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毁掉一个社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毁掉其货币。物价一旦失控，货币就有可能逐步退出经济循环。货币退出经济循环以后，商品交易退回到易货交易的时代，生产力必然遭受重大打击。

对于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经济崩溃，政权垮台。于是，通胀与反通胀的博弈就开始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不愿停下印钞机，而是希望通过规定售价、刺激生产、统购统销等方式控制物价。

既然物价上涨，那就冻结物价，这是直线思维。只冻结零售物价，不能阻止生产原料上涨。如果原料上涨而零售物价不变，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生产厂商赔钱，于是它们或者压缩产能，或者赔光为止。短期内，零售产品的物价被控制住了，长期看产品供给将进一步减少。零售商也一样。在所有商品都涨价的时候，如果政府冻结物价，商店完全可能关门歇业，等政府停止冻结物价再开业。或者只按照政府的定价出售进货的很小一部分，多数进货拿到黑市上去换取高价。于是商店里有价无货，黑市商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如果封杀黑市，逼迫商店按照规定价格出售商品的话，那么所有商品就会被迅速一扫光——有限的商品对应几乎无限增加的货币，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货币总量、商品总量和流通速度三个变量决定物价，物价只是结果，冻结物价是因果倒置，一点意义也没有，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还有的治理方案是冻结工资，这是最无耻的方案。除非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否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劳动者都处于博弈最差的一方，工资上涨最慢。冻结他们的工资，只不过是逼迫他们更多地动用存款。

既然涨价就给社会底层发补贴，这也是一种思路。既然要靠印钞维持，还要由财政发补贴。不妨不发补贴少印点钞岂不更好？不断增加的补贴只能暂时缓解底层的痛苦，并不能挽救法币的命运。不断增加的法币必然进一步刺激物价上涨，破坏法币现有的货币功能，这是前面已经说明的。发放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收入的损失，却不能弥补存款缩水的损失——而多数升斗小民的主要财产恰恰是存款。一点点有限的补贴怎么能弥补存款的损失？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民众还是会对物价失去信心，他们还会把存款转化为实物。

物价怎么都管不住，还可以考虑施行配给，保证底层基本生活需求。国家按照很低廉的价格（往往是赔本的价格）从生产商手中强制收取一部分产品，然后按人头分配，凭票供应基本生活用品。同时允许生产商议价出售其余产品，弥补损失。这个想法很好，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施行配给首先要有详细的人口资料，其次要有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否则，官吏把廉价收购来的配给品拿到议价市场甚至黑市上出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面是应该领到配给品稀缺，迟迟不能下发，一面是黑市商品齐全。历史上看，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恰恰是官僚捞外快最多的时期。事实上，国民党时代的很多黑市巨头往往有很深的政治背景。能在政府眼皮底下长期大量销售紧缺物资的人，往往就是四大家族的代理人。只有他们才可能有稳定的货源，而且不必担心被逮捕查抄。苏联解体后的黑市巨头，则往往与克格勃特务、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家、红色经理和共青团精英关系密切。

既然商品总量越多，物价越便宜，扩大商品生产就是了。这是进一步的思维。事实上，许多国家战后都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时，大量军饷被用于购买消费品，大量的企业主要产品是军火）。但是随着军人复员，各种企业军转民，民用产品供应增加，物价会逐步稳定。不过，生产的扩张是有限的（垄断企业控制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政府的印钞机是无限的。希望以有限的生产潜能应对无限增加的纸币，是不现实的。再者，恶性通胀条件下，许多企业的利润低于通货膨胀的损失，继续生产是赔钱的。换句话说，印钞机必须首先减速到一定程度，使企业的利润能够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生产才会逐步回复。不打算让印钞机减速，甚至让印钞机不断加速，生产是无法恢复的。（战后通胀一般都是暂时性的。这时因为战争结束了，巨大的军费开支没有了，印钞机自然会减速。）希望通过印钞给某些行业补贴，拉动这些行业扩张，必然导致其他行业商品进一步上涨，最终的结果如果不是某几种商品价格基本变化不大其他商品价格猛涨的话，就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全部猛涨——甚至连补贴的行业的物价也控制不住。

控制物价无效，推动生产困难，自然想到控制货币流通速度。这就需要稳定大众的情绪，让大家确信自己手中的货币不会变为废纸。央行行长或者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人心。但是，如果印钞机不停下来的话，新增的货币不断加入流通，那么物价很快还会涨上去，这时任何人讲话也无用了。失信于民的后果是不可承受之轻。一旦政府的信用等于“狼来了的孩子”的水平，那么以后任何安抚都将无效，即使切手指、发毒誓也没有用。烽火戏诸侯可以搞一次，不能搞第二次。做不到城南立木，还不如不做。新钞换旧钞也是一种安抚人心的做法。用有黄金、外汇储备担保的金圆券换法币，能起到一定程度安抚人心的作用。但是，日夜不停的印钞机很快就会让金圆券变成新的法币。这时，就是换钻石券也无效了。

各种方式都行不通，最后只能考虑压缩货币总量。如果失败了，就是法币的末日，往往也是经济的末日；如果成功了，挽救了法币，但是经济必遭重创——通货膨胀一旦成型再去治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

方法之一是抛售黄金白银外汇和各种国有资产回笼货币。这样的做法一般也是以失败告终。国家真金白银不足才开动印钞机，如果国家有那么多真金白银，何苦开动印钞机滥发价值符号？如果国家无条件按固定比例回收货币，那么央行的金银储备和外汇储备很快就会耗光。抛售国有资产也是一样，国有资产是有限的，迟早会抛售光。当然，也可以把抛售出去的国有资产再没收回来。不过，那样的话，还有谁愿意买呢？（多说一句，事实上，没收不没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金银外汇和资产究竟被谁买走。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往往伴随国有资产贱卖的过程。）

方法之二是发行国债，通过国债回笼流通中的货币。这时国债的利息如果不能高于通货膨胀率，是没有人愿意买的。如果高于通货膨胀率，国家就要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自愿购买的国债就是一个鸡肋。“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大家不愿意买国债，就发行强制国债，强行把存款转为国债，冻结存款。国债有国家信用同样可以交易，只不过要打折扣而已。原先用金圆券买一个面包10000元，现在用15000的国债购买。不仅如此，还可能加速老百姓脱手货币的速度。把大多数存款取出来，买成生活日用品，剩下一点点买成强制国债。国家的对策就是限制银行提款量，每人能提多少，设定上限。

方法之三是加息，让多余的法币重新流回银行，同时减少信贷，减少流通中的信用。困难在于谁是贷款人，如果政府本身就有大量的债务的话，加息必然加重债务负担。政府自然是非常不情愿的。许多时候，政府试图通过其它手段折中，比如提高准备金率。理论上是限制贷款增量。实践之中，往往一边是新增贷款量继续猛增，一边是准备金持续提高，一边是中小企业求贷无门。于是出现信贷增加，物价继续上涨、贷款难和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并存的现象。与政府相关的人继续贷款，其他人则被拒之门外。在通货膨胀期间能贷到款，那是多么大的利益啊。这是一种定向发钞，发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这是给这些人开挂。这些贷款人反手再把这些贷款用于放高利贷。有这么大的利益推动，贷款必然源源不断，这种折中手段注定失败。这种手段即使成功了，首先死掉的也是中小企业（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它们本身就资金紧张），必然诱发大批失业潮。

方法之四是增税，通过税收把多余的货币收上来，不再投入流通，而是销毁掉。实际上，如果能有效对社会顶层增税的话，也就没有必要求助于印钞机了。稳拿手中的钱是收不上来的，卢瑟手中的钱虽然能收上来，但是已经物价飞涨的时代，还要增加卢瑟的税收，只能使卢瑟生活更加艰难。何况，绝大多数的财富在稳拿手中。他们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把钱变成紧俏物资，当然也可以反向操作。

一面开动印钞机，一面反通胀，这就如同左右互博。历史证明这些治理通胀的努力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价高者有权先购买，出钱多者有权多购买，为了能买到商品彼此竞争的购买者必然提高价格。恶性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币总量迅猛增加，政府不停下印钞机，法币数量源源不断地上升，流速不断上升，商品总量基本不变，过多的法币追逐数量基本不变、甚至在不断减少的商品，却希望物价基本不变，这是不可能的。不触动流通货币总量，仅仅规定销售价格，扩大生产总量或者试图通过讲话换钞安抚人心的措施最终都必然是缘木求鱼。

如果希望通过行政命令实行价格双轨制，形成两个商品和货币循环，保证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利益差。必然出现商品从廉价循环向议价循环的流动。如果希望实行信贷双循环，也必然出现贷款的跨界流动。有巨大的利益推动的情况下，这并不是难事。尤其控制双轨循环的人往往是靠工资吃饭的公职人员，在通货膨胀中他们的生活也在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这不过是给他们捞外快的机会。

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用真金白银回收多余的法币，又不愿意承担加息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便，就会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冻结部分法币。这就意味着一部分货币不能参与追逐商品的行为。政府印刷了货币，却要永远或长期剥夺一部分货币的购买力，如果这种剥夺不是均匀的话，那些被剥货币购买力的人必然吃亏，而握有货币并其保持购买力的人则占大便宜。政府是超发货币的源头，既想保持自己握有的货币的购买力，又想剥夺社会上多余货币的购买力。糟糕的是，政府没有能力定向剥夺某些稳拿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事实上，如果政府有这样按照财产不同冻结货币的能力，也就有按照财产不同征税的能力，便没有必要使用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了。）

无区分的冻结行为，最终必然由多数人（也就是社会中下层）承担负担。无论这种冻结行为最初针对谁，最终必然会被转嫁到他们头上。比如，银行收紧信贷，往往是中小资本和社会中下层首先贷款困难。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必然是逐利而动，趋利避害是基本的运动趋势。稳拿可以利用博弈优势获得收益、转嫁损失。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分析过，优先获得货币的人往往是社会的顶层。（如果一边剥夺一些人掌握的货币的购买力，一边给另一些人货币，那就是在给后者开挂，是在帮助后者完成资本积累。）社会顶层可以在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浑水摸鱼占尽便宜。被剥夺货币购买力的人却往往是博弈能力弱的底层，他们会在通胀中吃尽苦头，在政府治理通胀过程中再次吃尽苦头。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垂死挣扎。严重的话，就会激起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各个层级博弈能力的不同，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并不打算触及这种日益拉大的博弈能力的差距。

不停下印钞机的前提下，冻结部分多余货币的作用是加剧社会底层的困境。其实，冻结了也是一样，还是他们倒霉。

如果能有效彻底冻结多余的货币，必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无法偿还货款。首先，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大批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往往债台高筑，这些债款的利息必然是高利贷（即使真实利率不高，加上通货膨胀率的名义利息也必然很高）。这时政策突然转向，通货膨胀率下降，利率负担必然大幅上升，他们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其次，原先一个面包进价10000元，按15000元出售，如果物价一瞬间冻结，靠贷款和财政拨款购买面包的需求也会消失，于是大家不再哄抢面包，每个面包只买到了8000元。中小企业和个人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危机必然逐级扩散出去。这一脚刹车，完全能让大批企业和个人陷入三角债之中。车速越高，刹车越猛，损失越大。（相比之下，大型垄断资本负债较高的时候可以游说政府不踩刹车，它们就是一不留神深陷债务，也完全可以恬着脸向银行和政府要求援助。事实往往也是如此，华尔街的巨头往往就白宫的经济顾问。）

有人希望轻点刹车，防抱死，缓慢停车，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旦物价稳定下来，社会总需求马上就会陷入严重不足之中。绝大多数人损失了大量的存款，家里有足够用好几年的各种生活日用品，这时谁还能有旺盛的购买力就奇怪了。当然，少数社会顶层的稳拿除外。于是，马上就是新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时期欠下的债务，必然是利率极高的，越是社会底层他们的借贷利率越高，现在物价稳定了，他们立即就会因为债务破产。小猪跟着大猪跑，大猪站住了，他们冲过头了。

对社会底层来讲，通货膨胀率上涨的时候，他们要吃亏，因为他们的多数收入是工资，多数财产都是存款，有房产往往也是自住的。他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容忍通胀，什么时候出手制止通胀——是他们一辈子的存款能买一套房子的时候出手，还是能买一辆汽车的时候出手，还是能买一套电脑的时候出手，或者只能买几磅马铃薯的时候出手。他们的财产损失，往往并不是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当他们的财产大幅缩水的时候，政府终于出手了。这时，他们又会失去工作，陷入债务危机。

不废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冻结部分货币要么是失败，要么要伴随严重的萧条。总之，社会底层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那么进一步研究，如果彻底废除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会如何呢？

如果希望彻底保证物价不变，就要废除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彻底冻结货币，废除市场经济，元要素替代财产决定社会产品流动。政府可以用枪逼迫零售商开业，并且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但是零售商的存货卖完以后也就到底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很难再进货。理论上，政府也可以用枪逼着生产厂商继续向零售商供货，然后用枪逼着原料商向生产商供货。于是，整个生产循环都在枪口指挥下运转。这时，市场经济就由计划经济所替代。有钱买不到商品，没钱也未必不能得到产品。货币不再是获得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货币的功能被彻底削弱了。

抛开计划经济的弊端不说，并不是所有政府都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各自为私，缺乏中央权威的政府是难以实行计划经济。当年的国民政府由各个军阀派系组成，蒋介石没有能力统一各个军阀，自然也就不可能按照计划指令安排统治区内所有产品的生产、销售、分配、消费问题。军阀之间就各种产品“怎么分配，怎么消费”的问题必然吵成一锅粥，最终难免兵戎相见。其实，就是四大家族之间恐怕也未必能统一意见。

事实上，一个政府如果有能力由市场经济进入计划经济，也就是说有能力用行政命令调动一切人、财、物的流动，还有必要用印钞机付账，搞这种“以纸变钱”的骗人的把戏吗？

即使实行计划经济，也不是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实际上，危机也并没有过去。表面上的物价稳定是以行政命令替代货币在交易中的决定地位为代价的，这时物价没有什么意义——“有钱没票证买不到东西”。大量的货币并没有消失，而是暂时休眠起来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一旦货币重新成为交易的决定因素，那么前期积累的休眠的货币就会激活，重新进入商品循环。这时，货币“堰塞湖”崩溃，难免会发生通货膨胀。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都发生了通货膨胀，严重程度不同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一夜间放开物价。于是，居民手中握有的大批苏联时代积累下来的存款一瞬间进入经济循环，导致物价迅速暴涨，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只能购买一片面包。

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是充满趣味和眼泪的博弈：官方和非官方捉迷藏，双方斗智斗勇，“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政府孤注一掷，稳拿浑水摸鱼，卢瑟垂死挣扎。过程惊险刺激，却没有无痛疗法。对于稳拿来讲，这个过程可能是无痛甚至很惬意的——他们可以四两拨千斤，把损失转移给卢瑟。但是对卢瑟来讲，这个过程必然是痛得呲牙咧嘴的——他们“没有千斤力，怎么拨千斤”，只能所有损失都自己扛。当卢瑟们疼痛难忍的时候，必然会把仇恨对准制造通胀的罪魁祸首。

放下民间的不满情绪不说，恶性通胀时期是政府统治力量最弱的时期。对政府来说，不论是否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是否成功，都必然动摇统治基础。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往往屋漏偏逢连阴雨。

如果不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结果就是经济直接崩溃。工业化社会已经不具备退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自我生产，自我消费能力。抛开食品和燃料能自给自足的农村不说，城市会陷入经济停顿，失业暴涨之中。这时，有钱买不到东西，有力气找不到工作。市民消耗囤积起来的产品，消耗干净为止。如果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必须要压缩财政开支猛减银行贷款。于是，凯恩斯主义原形毕露。由于没有订单，大批靠国家订单维持工作的人重新失去工作。由于收缩信贷，大批企业陷入三角债之中。中等收入者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存款，现在又失去了工作，于是社会消费能力更差，失业率更高。虽然物价稳定了，商品又出现在货架上了，但是多数人却没有钱去买。

既然有工作没有工作，有工资没工资，都买不到或者买不起食品和燃料，又不愿饿死、冻死，就只有联合起来去抢劫商店和仓库。成群结队的饥民抢劫米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抢劫，随时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骚乱，于是“监狱人满为患”。相比之下，城市化率越高的国家，恶性通胀对政权的威胁性越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国家则安稳得多。

内事不宁的时候，外事也必然不宁。国内越是经济崩溃，国际上往往越是不安宁。本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恰恰是敌国扩展势力的时候。大动干戈就要军费开支暴涨，不还手对方就要得寸进尺。国际敌对势力也知道该国现在虚弱，现在不使绊子什么时候使绊子？谁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北约东扩，鼓动车臣分裂势力，扩张势力空间，甚至侵蚀领土，都在这个时候。

此时，国家机器也虚弱到极点。靠工资吃饭的人，在通货膨胀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是靠工资维生。所以当物价飞涨的时候，他们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会迅速下降。如果以前利用公职以权谋私还有一点顾虑或者道德上的自责的话，现在则是“脸不红、心不跳”了——既然“靠工资谁也活不了（勃列日涅夫名言）”，那么捞外快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公职人员捞外快，必然把负担转嫁到民间，自然会激起更严重的反抗。公职人员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当所有的螺丝钉都忙着为自己捞外块运动的时候，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自然所剩无几。这时候的国家官僚已经不是无能，而是处处为了敛钱和洗钱而运动。不仅如此，如果他们捞外快也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话，他们随时也可能加入抢米骚乱行列。正如《中国震撼世界》所写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末期，将军靠军饷养活不了妻儿老小，警察也要加入饥民的行列，那是还怎么能统治呢？那些国家机器的螺丝钉随时可能将脱离国家机器，反过来成为对抗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国家治理恶性通胀的时期，这些人也是容易受到冲击的。压缩行政经费，大规模裁减公务人员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苏联解体后，大批公职人员失业，其中不乏军、警、克格勃人员。许多俄罗斯黑帮中挑大梁的骨干，都是当年苏联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此时政府不是不知道公职人员工资太低必然动摇统治基础，但是政府实在没有能力给公职人员涨工资，因为此时财政也是捉襟见肘。一方面，由于生产的萧条，社会总产品的总量必然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物价的上涨，经济严重萧条，多数人对政府失去信心，社会动荡甚至走上对抗。为了平叛，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开支无论是绝对产品数量还是相对社会总产品的相对数量都必然暴涨（这时用法币为单位来衡量开支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样的情况下，自己重新开动印钞机或者低三下四地向其他国家求援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如果偷偷开动印钞机难免导致通胀进一步恶化，加速经济崩溃。如果求援则往往要答应很多难以接受的条件——山穷水尽的时候，不接受又如何？

既然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恶性通货膨胀这样可怕，印钞机在政府手中，为什么会有政府重蹈覆辙主动走上这样的绝路呢？

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最初并不是准备自己毁灭自己的货币，只是一直贪恋通货膨胀的快感，又自恃自己能避免恶性通胀。结果，常在河边走，一不留神湿鞋了。很多时候，政府认为只要把赤字比率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即可使通胀保持在温和状态而不恶化，现实中则往往失败。

首先，政府可以禁止公民用其它国家的货币或者金银进行交易，却不能禁止公民用法币购买商品，所以回到易货交易时代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关键是易货交易的不便与货币交易的损失之间的权衡。一旦货币贬值的速率突破一定的界限，易货交易必然复活。所以，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很微妙，很难划出一条精确的界限。很难说CPI突破某一个世界公认的数值以后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就是绝对安全的。政府往往乐于不断享受印钞的快感，印了很多钞票，但物价虽然上涨却没有失控，于是有恃无恐。实际上，物价正在不断靠近发生恶性通胀的临界区。

其次，因为许多突发事件造成的开支暴涨，往往使政府不得不突破预先设定的发钞数量。常见的造成开支暴涨的原因之一是大动干戈，比如对外战争或者镇压内乱。不仅如此，恶性通货膨胀必然带来更大的内乱，刺激政府进一步增加开支。靠印钞机弥补进一步增加的开支难免造成更严重的通胀。如果平时大手大脚，印钞机已经满负荷运转，物价上涨的速率已经接近临界区了，关键时刻不能不迅猛增加开支。于是，再度加快印钞机的转速，最终必然使得物价的上涨幅度冲进临界区，造成严重的通胀。

再次，有些国家商业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缺乏有效监管，放贷过程极其随意，大批信用贷款最终收不回来，不能退出经济循环。还有些国家的个别大银行占据社会信用网络的核心地位，一旦倒下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滥放贷款央行也不能不管。于是，央行几乎无条件地充当这些大银行的最终贷款人，不断印钞收购坏账，为商业银行弥补收不回来坏账的损失。这样的过程就是信用货币变成基础货币的过程，会和债务一起湮灭的“流通的信用”变成除非政府收回否则不会消失的“暴力的符号”，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发钞。虽然政府赤字有限，但是商业银行不断贷款，央行不断买单，照应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种情况比政府乱发钞票还要恶劣：政府起码有受到内部监控制约的预算、决算过程，赤字的支出方向和总量都受到计划的控制，大多数情况下还要获得议会认可。相比之下，“商业银行放贷，央行买单”的模式则相当于发钞权分散到了各个商业银行手中，甚至是各个商业银行的信贷员手中。有央行撑腰，各大银行有恃无恐，为了银行、客户或个人的私利，展开激烈的放贷竞争。最终，新增信用货币源源不断流入经济循环。烂账总量多少，给了谁，干什么用，中央政府几乎一无所知。反正大银行不会破产，最后由央行一次性买单，把这些信用货币转化为基础货币就是了。印钞机究竟为谁而转，公众一无所知，他们只承担买单的后果。公众自然极其愤怒却往往又无可奈何，于是出现占领华尔街的活动也就是必然。

还有，在货币长期超发的背景下，大批存款被激活也能导致物价飞涨。由于配给制等原因，居民购买商品不仅需要货币还需要票证，他们手中虽然握有大量的法币却不能进入流通。这时，一旦配给制取消，就难免出现价格飞涨。这就是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时出现的情况。与之类似，居民手中虽然拥有大量法币，但是主要用于投机房产、股票，一旦这些法币离开房地产或股票市场，又不发生资本外逃，离开本国经济循环的话，难免冲击各种紧俏物资，导致物价飞涨。此外，偶然的农业大规模歉收，也可以导致农产品暴涨，最终造成物价失控。这些恶性通货膨胀可以归咎为天灾人祸和经济转型不慎，实际上这些因素不过是诱因，长期积累的大量的货币才是根本原因。货币增长率长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物价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化，并不代表长期超发是安全的，只能说明大批货币由于种种原因处于休眠状态或者并没有进入商品循环。这些货币如同沉睡之中的木乃伊兵团，等待唤醒他们的咒语。一旦这些休眠的货币醒来，进入商品循环，物价必然上一个新台阶，那时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措施，就是噩梦的开始。

在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社会中，一旦大家手中的存款都被调动起来，物价可能立即失控。老百姓手中有惊人数量的存款。这些存款虽然属于M2，但是多数存款平时处于休眠的状态，可能积攒几年甚至十几年才会动用一次。但是，一旦物价增速快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知道自己这些存款马上就会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这些存款必然立即醒来投入流通，如同被唤醒的的木乃伊战士。这时，以前若干年的印钞成果被释放出来，即使国家不再印钞，银行不再增发贷款，M2不变，物价也会不断上涨。那些单纯看货币总量就得出物价不会失控的结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的人，往往忽略这个变数。

最后，一旦物价失控，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虽然名义数字增多，但是实际购买力必然下降，这样政府必然更加依赖于印钞机。这种时刻要政府当机立断压缩财政赤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温和通胀进化到恶性通胀的过程是“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一旦湿了鞋，难免不落水”。

通货膨胀如同吸毒：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很舒服，稍有不适，后来越来越上瘾，也越来越不舒服，为了获得暂时解脱，只能不断加大剂量。最终，整个人精力耗尽，奄奄一息，成为毒品的牺牲品。暂时超发的货币未必会进入经济循环，引起物价的上涨，但是迟早会在未来付出代价。巨大的货币堰塞湖一旦崩溃，必然淹没一切。

对国家来说，印钞机给予政府“纸变钱”的能力，但决不是万能的。一旦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时代，社会大生产就会被打乱，商品流通会回到易货交易，进而导致经济崩溃，社会道德沦丧，统治力丧失，政权摇摇欲坠。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恶性通胀，必然导致社会大生产经济的崩溃，最终政权自身也难免灭亡。

政府拥有发钞权的时代，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赤字和信贷规模，通胀就会反复袭击经济。缺少预算约束的政权最容易出现疯狂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旦发生是极难消除的——消除就意味政府要大幅度压缩开支，停下印钞机，而此时的政府往往因为长期寅吃卯粮而濒临破产。进入恶性阶段以后，往往也就预示着政权的崩溃。如果以王莽的大泉（大钱）为起点考虑的话，中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价值符号的国家，没有之一。在造纸术出现以前，就出现了价值符号。这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特有的优势。中国也是最早饱受恶性通货膨胀折磨的国家，每次用价值符号都亡国，这是肆无忌惮地使用价值符号的后果。于是后世不敢乱用了，只好回到金属货币。

“在旧中国，政治当权者操有对财政预算和中央银行独裁统治的大权，而这些人对其所控制的经济能量却一无所知。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而任其所之，政府的最后命运，早已注定。经济上的不稳定终于导致了政治上和社会道德上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军事集团（国军和各地地方军），都可不费吹灰之力而被清除。”这段话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央行行长张公权写的，写在国民党反动派失去大陆之后。

7.14 纸面富贵（待修改稿） ​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固然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象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而单纯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时，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马克思

“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假定象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有充分保证，那末，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涨到10％，保证可得5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表50镑的资本。如果利息率降到2 1/2％，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马克思

“事实上，购买土地的货币，和购买国债券的货币完全一样，只就它本身来说是资本，正如每一个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就它本身来说都是资本，是可能的资本一样。为土地而支付的东西，和为国债券而支付的东西，为所购买的其他商品而支付的东西一样，是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就它本身来说是资本，因为它可以转化为资本。卖者得到的货币是否实际转化为资本，取决于他对货币的使用。对买者来说，这个货币和他已经最终支出的任何其他货币一样，再也不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了。按照他的计算，这个货币是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的，因为他把他在地租或国债利息形式上的收入，算作他为购买这种收入的索取权而花费的货币的利息。只有通过再卖掉，他才能把这个货币当作资本来实现。但这时，又有另一个新的买者处在和他过去一样的情况中，这样支出的货币，不管怎样转手，对支出者来说，都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资本。”——马克思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进入经济循环的未必直接进入商品循环，而是可能暂时停留在虚拟资产市场，货币在虚拟资本市场中流动，并不参与现实商品的买卖。于是可能出现货币数量增加，物价暂时按兵不动的情况。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虚拟资本市场的特征。

理论上资本的循环是一环扣一环的，实际上生产循环需要过程中，总会有一些货币资本暂时不能发挥作用。一个小店主，挣了点钱，手头有一些闲钱，不够扩大生产，于是就会考虑存入银行，或者购买房产、股票、债券。这些货币资本也可能来自工人：工人能够挣取工资的时间必然远远短于其生命周期，必须存下一部分钱养老。此外，子女教育，个人医疗会导致某一时间段开支突然增大，超过收入。由于生命周期中工资和消费必然不匹配，工人也必须攒下一部分钱。这些钱一时半会不会动用，可能存入银行，也可能购买房产、股票、债券。购买房产、股票、债券的钱就是进入了虚拟资本市场——有了闲钱，就要考虑用这些闲钱去生利，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虚拟资本市场中的资本并不是实在的设备、商品或货币，而是所有权证。马克思的时代，最典型的虚拟资本是国债。国家出售国债，民间购买。国家把出售国债的资金用于战争或建设等开支，定期向国债持有人支付利息。国债持有人可以通过转让国债变现资金。与国债类似的，还有民间发行的债券。如果进一步延伸，还有股票。股票持有人购买股票，可以获得股息，也可以转让股票获得现金。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把地租看做一种定期收益的话，土地产权的交易情况也可以参考虚拟资本。土地并不是生产工具，却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拥有土地就可以要求地租。土地的收益来自地租，土地变现才能获得现金，如同拥有债权和股票可以要求分红，市场抛售获得现金一样。事实上，土地和股市、债市往往有类似的运动规律。本章分析的虚拟资本不仅仅包括股票、债券，也包括土地。

可以获得收益，也可以转让的所有权证书都可以算作虚拟资本。购买这种所有权证书，获得利息或股息的收益，是一种投资方式。对资本来讲，究竟投资于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单位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对全社会来讲，就是等量资本大致获得等量收益。拥有5000美元，进行存款，投资债券或者投资股票，如果剔除风险因素的话，收益应该基本相当。

机器设备都是有内在价值的，但是虚拟资本却并没有内在价值。国家信用也好，民间信用也好，矿山也好，铁路也好，石油公司也好，并不可能切分成若干精确的小块，也未必对应有实在价值的某一件设备。虚拟资本所有人并不能具体指出那一部分现实资本，比如一截铁路，一个车站，一个采煤机或者一个钻井平台，是属于自己的。（如果国家把国债用于战争的话，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具体的现实资本。）虚拟资本的定价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虚拟资本价格取决于两个变量，社会资金宽裕程度，虚拟资本盈利能力。如果社会资金并不宽裕，某种虚拟资本虽然很赚钱，但是多数人没钱买，或者买不起，虚拟资本的价格显然不会很高。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会看到，全社会虚拟资本的整体盈利能力与社会资金宽裕程度密切相关。所以，社会虚拟资本的整体价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资金的宽裕程度。不过，社会资本相对宽裕，但是发行某种股票的公司就是不断赔钱，那么这种虚拟资本的价格也不会太高。

虚拟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购买者购买虚拟资本的欲望和出售者变现虚拟资本的欲望之间的博弈结果，而虚拟资本购买者和出售者的购买欲望则与虚拟资本的收益密切相关。这里，我们不排除个别人可能完全不计收益购买某种虚拟资本，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考虑收益情况而购买虚拟资本是不可想象的——在人人追求私利的社会中，财富的最大化是绝大多数人的最终行为目的。虚拟资本的收益情况决定虚拟资本理想价格，市场最终博弈关系导致的成交价格则是虚拟资本的最终价格。两者互为表里，很难长期偏离。理想价格偏低，成交价格偏高，必然导致一部分资本改行其它投资渠道。反之，如果虚拟资本收益很高，成交价格却并不高，必然导致其它投资渠道的投资转而投资虚拟资本。

对中小投资者来说，收益究竟是股票的股息，还是存款的利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选择单位资本收益更多。存款的利息高，还是买股票、房子、债券获得的红利多，直接影响资金选择进入银行，还是虚拟资本市场。

大多数虚拟资本都是由中小资本购买的。如果虚拟资本的利润率大大高于中小资本的利润率，那么大批中小资本必然会改行投资虚拟资本。反之，如果虚拟资本的利润率太低，那么大多数中小资本就会考虑投资其它行业，最终会达到动态平衡。所以，中小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对虚拟资本的价格有决定性的影响。假设某种虚拟资本单位时间单位收益量不变，那么中小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越低，获得单位收益的虚拟资本的价格越高。中小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越高，获得单位收益的虚拟资本的价格越低。

去饭店当伙计每年能获得150英镑的收入，自己投资1000英镑开个小饭店，每年能获得200英镑的收入，也就是说1000英镑投资一年能获得50英镑的资本收入。如果一张国债每年能获得5英镑的利息，那么这张国债的价格就是100英镑。如果这个小饭店每年能收入250英镑，那么1000英镑投资每年的收入就是100英镑。还是那张每年能获得5英镑利息的国债，那么国债的价格就相当于50英镑了。反过来，如果饭店每年的收入只有175英镑，那么1000英镑投资每年的收入就是25英镑。那么那张国债的价格就相当于200英镑了。

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中小资本的利润率。

如果我们不考虑风险因素的话，资本收益的规律就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收益，这是最高规律——任何收益较高的投资方向都会吸引其他资本改行，反之亦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收益是在资本规模类似的基础上。事实上，随着资本量的增加，资本的博弈能力加强，资本的收益率会不断上升。反之亦然。

对中小资本来说，对他们更有意义的利润率不是同行之间的利润率，而是银行存款利率。有1000英镑可以开一个小饭店，但是有1500英镑却显然不能开一个半饭店。余下的500英镑要么投资虚拟资本要么进入银行成为存款。有些人只有500英镑，他们连开饭店的选择也不具备。还有些人虽然有足够的现金，却没有足够的能力、精力和经验去亲自经营，这些闲钱必然也会进入银行或者投资虚拟资本。

对资本来说，资本的利润率的下限是银行存款利息。因为最少量的资本对应最低的利润率，而银行存款是没有门槛限制的。如果连银行的存款利息都无法达到的话，就不如停业、变现、存款了。出现虚拟资本的目的就是吸收利用社会上大量闲散的小资本，虚拟资本的门槛必然很低，有几千元就可以投资股票。这个数目干其它任何生意都是不够的——除了存款。所以，中小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就是存款利率或者接近存款利率。对中小资本来说，银行存款利率是一个投资虚拟资本是否“合算”的重要的参考值。

与之相对应的，中小资本还有另一个“参考值”，民间借贷利率。货币资本除了可以投资生产，还可以放贷。尤其是经济危机的时候，大家都陷入欠债还钱的窘境。这时大家手头都没有闲钱，都追求现金。这时，名义上社会资金的最低利率，往往是银行贷款利率。规模越大的资本越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规模越小则越难。许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只能通过其他手段融资，比如地下钱庄或者高利贷。这些手段的利率注定高于银行名义贷款利率——因为求助这些手段的人，往往是被银行拒绝的人，注定选择选择余地更少。对中小资本来说，银行贷款利率虽然名义上很低，却可能根本无法贷到。民间借贷利率也是一个投资虚拟资本是否“合算”的有效参考值。是放高利贷还是投资虚拟资本？如果民间借贷资本的利率大幅上升（比如达到月息2%，年息24%的话），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会大幅下跌。——买股票不如放高利贷。虽然高利贷风险比较高，但是超高的收益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银行贷款利率也有参考意义。理论上，如果银行贷款利率低于虚拟资本收益率的话，虚拟资本价格就会上涨。如果虚拟资本价格并没有上涨的话，投机者就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购买虚拟资本，然后用红利偿还银行贷款利息——实际上，此时银行往往成为这种虚拟资本的最大买家。假设100美元的高信誉债券每年获得10美元的红利，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是5%，那么就会出现银行直接购买债券的情况。这必然导致银行贷款利率上升到10%，或者债券价格上升到200美元，或者利率和价格各上升一部分。有趣的是，历史上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国民党政府曾经以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的利率向社会发债筹款，当时江浙财阀控制下的银行成为这些债券的主要买家。银行从社会募集资金，然后转手借给国民政府，坐吃红利。（有人把国民政府财政崩溃的原因归结为美国的白银法案，实际上就是没有白银法案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也是难以为继，法币和白银摘钩也是迟早的事情。）再如，一些商业银行大量购入垃圾债券，垃圾债券风险大，但是风险大，短期内可以让商业银行的收益暴增，长期则可能大批违约。（长期归长期，短期内先把业绩做好，把红利和奖金拿到手再说。）

至此，我们先后看到四种利率，分别是银行存款利率、银行贷款利率、民间存款利率和民间贷款利率。一般来说，随着社会资金宽裕程度不同，四种利率同向运动，银行存款利率最低，其他几种利率的排序则不确定，具体排序往往取决于资本规模的大小。尤其是银行贷款利率，当资本量较小时，可能完全贷不到款，这时的银行贷款实际利率就是正无穷。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分等级的社会中，往往存在很多利率。当有人逐个银行申请贷款，不断乞讨不断碰壁的时候，并不妨碍有些个人或企业有富裕的闲钱没有合适的投资方向——银行甚至央求它们贷款。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话，就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上四种利率分别减去通货膨胀率，得到真实利率。如此，我们可以又得到四种利率，加上前面的四种利率一共是八种利率。银行存款利率可能是正的，但是真实银行存款利率却可能是负的。与其把钱存在银行不断缩水，不如购买一套房产收租，或者即使租不出去也能保值，这是许多人决定买房重要因素。公积金账户的余额虽然不断增长，但是购买力却在不断缩水，谁知道这些钱在自己退休的时候够不够买几张电影票？与其在退休的时候看几场电影，不如现在当房东，这是促成许多人买房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在《脱缰的野马》中已经谈过，随着货币不断贬值，货币必然丧失价值贮藏功能，其他耐贮藏商品必然取而代之。

本文的分析采用银行存款利率作为分析，一方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是可以确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它几种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运动方向相同，一般来说银行存款利率的变化方向，能直接反应各种利率的变化方向，银行存款利率的涨跌也就必然对应虚拟资本价格的跌涨。不过，要注意的是，特殊情况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话题转回来。

如果一种股票每股每年获得5美元的红利，存款的真实利率是5%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市场价格就应该接近100美元——因为购买这支股票和存款100美元的年收益率相同。考虑到股票不如银行存款变现容易的话，股票价格会略低一些。如果对股票收益征税的话，股票价格也会略低一些。如果银行存款利率是定期存款利率，不能提前支取的话，股票的价格就会高一些。如果对利息征税的话，略高一些。

“土地价格无非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入。”土地的价格也是类似，如果一块土地能够获得500美元的地租，真实存款利率是5%的话，这块土地的收益就与10000美元的存款相同。如果考虑到土地交易的不便和所需要承担的契税的话，土地的价格还要略低一些。另外，如果出现土地税，而且无法转嫁的话，土地价格也要下降。

虚拟资本的理想价格=（股息、利息、红利、地租）/（存款利率）

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股市常用的一个参考数值：市盈率=(股票价格)/(每股红利)

股票的市盈率与利率有密切的关系。理想情况下，不考虑股票交易手续、各种税收和对未来的种种预期的话，股票的理想价格与实际价格相吻合，市盈率应该等于利率的倒数。

股息、利息、红利和地租直接影响虚拟资本价格。同样的利率条件下，甲公司的股票每年获得5美元的分红，乙公司的股票获得10美元的分红，乙公司的股票价格必然是假公司股票的两倍。如果两者的价格关系不是2倍的关系，比如两者价格是1.5倍的关系，那么就存在无风险套利的空间。比如甲公司股票是50美元，乙公司的股票是75美元，那么卖掉600股甲公司股票，购买400股乙公司的股票，每年就能额外获得1000美元的股息。除非两公司股价比例关系达到1:2，否则这样的牟利空间一直是存在的。事实上，随着投机者不断卖空甲公司股票，买入乙公司的股票，两公司的股价关系必然不断向1:2靠拢。反过来，如果甲乙公司的股价关系，高于这个比率，也会出现抛售卖空乙公司股票买入甲公司股票的情况。

远期收益的变化也会直接导致虚拟资本的价格剧烈变化。如果预期到明年某股票的红利会翻番，那么如果利率不变的话，这支股票的价格必然会在明年翻番。很显然股票价格不会在明年才翻番，而是会立即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公司或者某些行业的股票虽然暂时没有多少红利，但是也会受到追捧。投资者认为这些公司或行业将来有希望获得不可预期的惊人的红利。或者这些公司或行业的股票的红利已经很丰厚，但是投资者预期这些公司将来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或者说市盈率）也会远远高于同行或类似股票的水平。比如，1928年时的美国制罐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等。如果希望股票价格卖得好，就要善于讲故事。只要故事讲得好，虚拟资本价格翻番并不是难事。

历史上留名的大骗子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最著名的比如约翰?劳和他编造的“密西西比骗局”，比如英国南海公司编造的“南海神话”。大洋相隔，谁知道新大陆那边的情况如何？那边具体怎么样，不都是听说？听说，在海的那边有一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那里遍地是黄金和白银，只要弯下腰来捡起就可以了。还有些故事虽然没有那么邪乎，但是大同小异，结果也差不多：一条铁路修通了，就能拉动沿线经济，使沿线土地价格暴涨。借贷款、发债券、修铁路、卖土地，是当年美国政府的拿手好戏（如果我们不看随后的土地危机和经济崩溃的话，这种操作方式简直完美无瑕）。实际上，今天也是如此。绝大多数投资者只能知道某公司目前的盈利情况，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无所知，往往依靠公司公开的消息或者依赖评级机构的建议。所以，公司高层完全可以通过控制有关消息操纵股价。事实上，通过评级机构影响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甚至地产）的价格，是操纵虚拟资本市场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其实，不仅仅是虚拟资本市场，期货等涉及未来收益的投机市场也受到消息面的操纵。）

我们再看利率的变化对虚拟资本价格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利率的变化类似我们前面提到的甲、乙公司之间股息的变化。当存款利息下降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甲公司提供的红利减少的时候，这时候乙公司的股票价格必然上涨。反之，乙公司的股票价格必然下降。

利率变化会对虚拟资本的理想价格产生更剧烈的影响。当利率下降到2.5%的时候，获得10美元的利息需要400美元。反之，当利率上升到5%的时候，获得10美元的收益只要200美元的存款就够了。一张债券每年的红利是10美元，存款利率是5%的话，那么这张债券的价格就是200美元。如果存款利率下降到2.5%的话，那么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到400美元。如果利率下降到1%的话，那么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到1000美元。如果利率下降而债券价格不变会怎么样呢？那么就会有人提取存款购买债券。一张200美元的债券，一年产生10美元的红利。利率下降到1%，债券价格还是200美元，那么提取200美元购买这张债券，每年就能多获得8美元的收益。这是多么划算的事情啊。甚至可以考虑社会集资购买这样的债券，比如用2%的利息向社会集资。每200美元的社会集资支付4美元的利息，获得10美元的红利，每张债券获利6美元。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便宜的债券，有多少要多少！反过来，如果利率迅速上升的话，债券价格也会迅速下跌。在前面的例子之中，利率从1%上升到2.5%，每年产生10美元红利的债券的价格必然从1000美元下跌到400美元。如果这时债券价格依然坚挺在1000美元，那么就会有人卖出债券，变现，存款。把债券卖出获得1000美元现金，存入银行每年多获得15美元的收益。这是很划算的。即使自己没有债券，也可以牟利。向债券所有人借入1张债券，出售获得1000美元现金，存入银行，每年支付债券所有人12美元，自己获得13美元。如果债券所有人还要债券的话，可以提现现金买回债券。这样的好事，显然不可能发生。债券价格会立即下跌，直到和银行存款收益基本持平为止。

同样的例子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虚拟资本之中，比如房产、股票和各种所有权证书。需要注意的是，在通货膨胀期间，地产和股票相对固定收益率的债券往往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债券的收益由面值和规定利率决定，不能随意变化。而地租和股票分红可以随通货膨胀而上升。如果是房产的话，房屋的造价同样也会上升。反之，在通货紧缩时期，固定收益的债券则往往有更大的优势。

随着真实利率的下降，利率越接近0的时候，利率对虚拟资本价格的影响更加剧烈。这时，变化同样单位，对虚拟资本的价格影响越大。利率从1%提升到2%，就可以导致虚拟资本的价格直接腰斩。反之，利率从1%下降到0.5%，就可以使虚拟资本的价格翻番。如果真实利率下降到0，那么虚拟资本的理想价格理论上就是无穷。

现实中显然没有无价的虚拟资本，即使存款利率为负。正常情况下，存款利率不能为负。如果为负的话，就意味着银行在扣储户的钱，这时，大可把存款提取出来——不再银行存钱了，银行还怎么扣钱？于是，负利率就不存在了。存款利率为负，大家还在银行存钱，只能说明一点，就是在发生通货膨胀。不论是否存钱，手头的货币都在不断缩水。存钱给利息，少缩水一点而已。此时，虚拟资本的价格除了要考虑单位资本收益率，还取决于购买者支付能力，人们手头的闲钱正相关。此时如果人们手头闲钱比较多，资本收益率也较好，就完全可能出现虚拟资本市场的暴涨。

个别情况下，却可能出现负利率和伴随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在经济停滞期，如果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可能出现经济停滞货币供应增加并存的现象。新增货币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手中，中小资本和工人受到的打击最大，他们不但没有闲钱，而且受到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的双重挤压。在经济复苏期和高涨期，人们对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充满美好的预期，现在不分红未必将来不分红。在经济半死不活的停滞期，大家已经知道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企业盈利能力很难改善。虽然存款利率为负，但是民间借贷利率却可能为正，不但为正而且很高。于是，民间高利贷成为虚拟资本的有力竞争对手。花若干万买不分红“逗你玩”的股票，用同样的钱数获得2%的月息，或者用同样的钱数买一套房子坐地收租，哪个更合算是不言而谕的。在经济半死活不活的停滞期，虽然社会上货币汹涌，但是多数人手头都紧，中小资本随时可能面临支付的压力，工人则随时可能失业，这些人本来就没什么闲钱。股票如果要变现，只能通过交易，需要出售，要缴纳印花税，相比之下，银行存款只要去银行提取就可以。经济停滞期，没有未来美好的预期，股票无论在收益方面还是便利方面都不具备优势，虽然银行存款是负利率，但是出现股市暴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由于虚拟资本的价格与未来的收益率密切相关，而未来收益和利率的变化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虚拟资本价格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随时可能暴涨暴跌。虚拟资本价格的剧烈变化，孕育了投机的种子。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

存款利率不断下降的另一个侧面就中小资本经营的利润日益下降。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不断度上升。虚拟资本能够成气候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生产社会化使大批小资本不得不退出生产循环。随着资本的集中，大资本的博弈能力不断加强，中小资本的博弈能力迅速下降，单位中小资本的利润率急剧下降。这些中小资本如果不想被吞并的话，就必须交出经营权，保留所有权。事实上他们也别无选择，这是因为各行各业的经营门槛在不断迅速提高。对他们来讲，选择越来越少，最终必然只有银行和虚拟资本市场两个选择。长期来看，随着大批中小资本不断退出经济循环，银行的利率必然不断下降。虚拟资本的价格最终会与存款利率产生负相关关系。因为中小资本的最终利润率将是存款利率——存款没有门槛。

由于大小不同的资本存在不同利润率，所以获得同样数量的利润，对大资本来说，只要不多的资本量就可以达到，而对小资本来说，则需要大量的总资本量。比如，假设某垄断企业的利润可以达到50%，一个垄断企业的年利润是100亿美元，投资一个这样的企业需要200亿美元。小资本的利润率只有5%，所以对小资本来说需要2000亿美元才能获得这样利润。投资200亿美元，转手卖出49%的股份，直接套现980亿美元，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获得垄断利润，包装之后转手卖给小资本，这是极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是《金融为王》之中的内容，在此提到这点，是提醒大家虚拟资本长期看必然有价格上涨的趋势。

对垄断大资本来说，拿出不多的红利，就能获得大量的社会货币资本，迅速实现自我增值的目的。不仅如此，如果大资本故事讲得好，就可以用更少的红利（甚至完全没有红利），吸收更多的社会货币资本，也可以在大家知道真相以后，在股票的低位再次吸收筹码。当然，大资本往往是两件事情都在做。

这时有人可能会问，大资本不持有越来越增殖的股票，却持有价值基本不变甚至在贬值的货币（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价值基本不变，在价值符号时代货币在不断贬值），岂不是太傻了吗？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还是在用小资本的想法认识世界。零碎的货币资本并不能成大气候，只能投资虚拟资本或者去银行存款。但是如果把这些零碎的货币资本聚拢起来，就能发挥巨大能量实现惊人的目的。事实上，大资本从来不是在单纯地聚敛货币，而是用聚敛来的货币不断搞资本运作，兼并、排斥同行，攻城略地，构建垄断帝国。在垄断帝国之中，单位大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是远远高于单位小资本的。当小资本沾沾自喜自己价值投资，手中那点可怜的资产“升值”的时候，大资则本笑而不语——大资本的资产完全没有必要用资产收益和利率的倒数来衡量。何况，如果真要衡量的话，就会发现随着大资本的不断扩张，利率不断下降，大资本的资产收益增长更快。因为此时大资本能控制的资本量不再是200亿美元，而是980亿美元现金外加一个市值2000亿美元的公司的实际操纵权，与之对应的博弈能力必然更强，收益率必然更高。相比小资本因为利率下降导致资产升值，大资本则获得双份的红利。财富从来就是不断自我汇聚的，社会从来就是不断分化，奴才和主子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呢？

那些信仰价值投资的中小资本，梦想和大资本一起共同富裕，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大资本的奴隶。众多中小资本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手中的虚拟资本名义价格不断上升的时候，却忽略了正是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导致自己和同类手中的虚拟资本在盈利能力不变的情况下，显得更“多”了一些而已。自己的纸面富贵的增加，不过是自己这类小资本获利日益艰难的必然结果：原先投资500镑一年有100镑的收益，现在投资500镑一年只有25磅的收益了，于是能产生100镑收益的虚拟资本的价格就是2500镑了。表面上看虚拟资本的价格增加了，但是这种纸面富贵除了满足虚荣以外，意义并不大。自住的房产的价格既使是天文数字也不可能出售——卖了以后住什么呢？睡大街吗？手中的股票和房产如果不能高抛低吸，会有多少人考虑抛售？抛售以后如果没有找到其他“价值洼地”，手中的现金做什么呢？坐吃山空吗？坐等通货膨胀吗？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准确预期自己的死期，“人死了钱还在”是悲剧，“人活着钱没了”是更大的悲剧。对中小资本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不是虚拟资本的价格，而是红利的收入，现实中这些收入往往是变化不大，甚至是下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分析过中国土地价格远远高于欧洲国家土地价格的原因，这种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土地产出更多，而是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停滞，其它资本投资手段收益太低或者太不稳定，没有什么其它的投资手段，社会平均利润率太低。

考察完虚拟资本的理想价格，我们再考察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买卖双方的博弈决定。购买者购买的虚拟资本的货币总量除以出售者出售的资本数，就是成交的平均价格，也就是实际价格。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是实际价格的基础，实际价格反映理论价格，实际价格围绕理论价格波动，两者密切联系，却未必在每时每刻完全统一。某一种虚拟资本的购买者略多一些，实际价格就上涨一些。实际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这种虚拟资本的持有者就会减持一些，去寻找其他“价值洼地”。

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购买虚拟资本的货币总量)/(出售的虚拟资本总量)

购买方愿意购买虚拟资本的原因，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益，而收益率至少不低于其他投资的平均水平。仅仅愿意购买还不够，还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也只能干瞪眼，明明知道虚拟资本未来的收益会很高，却没有能力抄底。出售方愿意出售虚拟资本的原因，是放弃未来的收益换取现金。这可能是因为他预期虚拟资本未来的收益将低于平均水平，也可能是出售方手头现金不足。明知道这个价钱是亏本，但是也不得不出售。

与普通商品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虚拟资本全部上市交易，而是上市交易的部分决定存量的价格。苹果不出售就会烂掉，粮食不出售就会发霉，机器不出售就会生锈，虚拟资本不出售可以吃红利。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的虚拟资本都是不上市出售的，出售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出售的部分并不比出售的部分获得的红利少，所以自然没有理由比出售的部分便宜。一套房子的成交价格，完全可以影响所有类似房产的价格。其它房产虽然没有出售，但是也会和成交的房产价格基本持平。

同理，虽然社会上流动的货币很多，但是用于购买虚拟资本仅仅是一部分。没有用于购买虚拟资本的货币，完全可能长期存在于商品流通不进入虚拟资本市场（虽然商品市场和虚拟资本市场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并不能影响虚拟资本的价格。所以，虽然宏观货币总量上升，虚拟资本市场完全可能长期按兵不动——多增加的货币完全可能在囤积其它更有利可图的商品。卢瑟系列早已分析过，货币资本不断流动的目的是在寻找所谓的“价值洼地”，影响货币资本流动方向的是利润率的水平，而不是任何其它任何因素。一旦出现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向（比如荒年囤积粮食，然后反手用粮食收购农民的土地），虚拟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并不是意外，农民出售土地以求活下去，根本没有什么闲钱。从理论价格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土地的红利下降而社会平均借贷利率上升（农民四处求贷，民间借贷利率飙升，用粮食放高利贷显然比收地租更划算）。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并不讨论个别中小投资者的行为，而是讨论整体中小投资者形成的社会整体行为。某甲可能完全毫无根据地判断未来虚拟资本的收益将下降，某乙也可能出于类似原因判断未来收益上升，某甲遭遇意外而手头紧张，某乙可能因为中了彩票而手头宽裕。某甲可能抛售股票，某乙可能买进。某甲的抛售可能刺激某乙的购买，反之亦然。只要市场足够大，某甲、某乙的行为就可以彼此抵消。研究偶发事件对股市的影响毫无意义。（当然，如果某甲或某乙掌握足够多的筹码，使他们的行为足以影响市场则是另一回事。这时的某甲和某乙是市场的操纵者。能够制服某甲或某乙的是掌握更多筹码的人，或者说更大的资本。这个话题将在后面再次谈到。）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的交易双方都从类似的消息渠道获得类似的消息。重大消息出现的时候，买卖双方往往对虚拟资本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利率水平做出类似的判断。同时，买卖双方手头的宽裕程度，往往也处于类似的状态。于是，我们经常看到大家手头的相对宽裕，对虚拟资本未来的盈利能力都充满美好的预期的时候，往往是虚拟资本迅猛上涨的时候。反之，大家手头都紧张，对未来的盈利能力比较怀疑的时候，往往是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的时候。

既然卢瑟系列认为社会分层，那么如果有人手头宽裕，有人手头紧张会如何呢？比如大资本可以获得廉价银行贷款，而小资本求贷无门的时候，会如何呢？那就是大资本乘机兼并小资本的时候。这时，虚拟资本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大资本认为哪个投资方向更有利可图。需要注意的是，资本投资的高收益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大蒜在农民手里的价钱相比蒜商手里的价钱，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目了然。农民人数太多，蒜商数量比农民少一个数量级，所以大蒜就贵了。“物以稀为贵，人稀等于物稀”——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卢瑟系列一开始就讲了这个问题。同样的土地面积握在几个寡头手中，和握在一大批中小地主手中，与握在大批中小自耕农手中，可以收取的单位面积的地租是完全不同的。在危机时期，大资本以低廉的价格强行兼并中小土地，然后在复苏期以高昂的价格转手零售，是资本迅速积累的途径。此时，那些尚未被兼并的中小土地所有者手中的土地价格会随着寡头手中的土地价格一起上涨。

使所有虚拟资本价格暴涨，并不需要很多的交易货币。较少的交易货币量追逐虚拟资本，就能推动整体虚拟资本价格惊人的上涨。5%的股票交易，可能影响其余95%的存量股票的价格。当虚拟资本上涨时，往往交易量下降。追求虚拟资本的货币量增加，愿意出售的人却减少。这时，交易双方都齐心协力创造纸面富贵的神话。如果交易货币较多，而参与交易的虚拟资本量却并不大。那么全社会虚拟资本的总价格虽然不是正无穷，但是也可以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所谓卖掉日本东京的住宅，能够买下全美国，就是这么推算出来。反过来。交易量上升，愿意购买股票的货币却大幅下降。大批出售因为报价过低没有成交。还是5%的交易量，同样可以影响其余95%的存量的价格。这就是所谓股市在一夜之间蒸发若干若干财富。

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同样包含暴涨暴跌的属性。全社会虚拟资本的总量可能很大，但是并不影响总市值不断上涨——因为大多数人都在继续持有吃红利或者等待进一步升值而不出售，红利越高，升值速度越快，参与交易的虚拟资本总量越少，这时就会出现虚拟资本价格一飞冲天。反过来，全社会的虚拟资本可能价值惊人的天文数字——前提是所有人不能同时出售，否则必然一泻千里。

如果市场有效，那么某甲的抛售完全可能被某乙的购买所抵消。某甲的抛售导致虚拟资本价格下降，必然吸引某乙前来抄底。某乙的抄底会使股价重新上升。所以，所有人都抛售股价一泻千里的现象，并不是所有人都发疯了而陷入恐慌，而是另有原因。发疯的不是绝大多数虚拟资本市场参与者，而是愚蠢的经济学家。

这种情况的发生，按照虚拟资本理论价格考虑有两种可能：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虚拟资本的收益迅猛下降，或者利率迅猛上升。按照虚拟资本实际价格考虑也有两种可能：虚拟资本利润率下降，大家购买欲望下降，或者大家手头都没钱。两种价格的下跌原因其实是一回事：虚拟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就是未来收益迅猛下降；大家手头都没钱，所以利率迅猛上升（我们显然不能了解每个人手头的资金情况，但是银行的利率代表了资金的紧张程度）。

不难看出，虚拟资本的价格与经济周期有密切的联系，无论是理论价格还是实际价格都是如此。

在经济复苏期，中小资本产品销售顺利，工人工资上涨，大家手中普遍有一些闲钱，对未来的收益充满美好的憧憬，乐于相信美好的传奇，比如：“1919年某人无意中买了100股通用汽车的股票，但随即就被他忘在脑后，然而到1929年他经验地发现，他的股票已经增值了好几百万美元。”这些故事有真有假：有些一夜暴富的故事必然是存在的，这么大的参与基数，必然有个别幸运儿；有些故事则是编造出来的，故事讲得好股价卖得高。对应幸运儿的故事，必然有极其悲剧的悲催传奇。至于编出来的故事，往往也经不起推敲。不过，不论这些故事的真假，人们总是乐于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也乐于忽视那些极个别悲剧的倒霉蛋。这时，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不断上涨。

在经济危机时期，产品滞销，也就谈不上股息、红利或地租，资本收益下降，货币资本利率上升（这时大家借钱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还账），大家手头都没钱，放高利贷比购买虚拟资本更划算。这时，中小企业产品滞销，银行存款到期，厂房、设备、存货全部不值钱，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回家，大家都需要现金。于是，所有资本都在贬值（除了货币资本在迅猛升值），虚拟资本也难逃一劫，必然迅速贬值。

有大量闲散资金在场外徘徊伺机杀入的时候，股市很难暴跌。反之，大批股票持有人负债累累，大批股票等待套现，股市也很难不倒。

“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特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在它们本身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在证券交易所内流通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缺乏强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股票的价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虚拟资本价格的大起大落，为投机埋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也孕育了危机的种子——理论上，银行是不能用虚拟资本做抵押的，现实中土地往往是最重要的抵押品。其实，就是用机器设备抵押又如何？经济危机中，这些设备也是会极大贬值的。

7.15 庞氏骗局（待修改稿） ​

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Sir Isaac Newton（牛顿）

没有人再输钱，那么究竟谁能赢钱呢？如果人人都在最低价位买进，那么从谁那去买呢？谁会卖给他呢？——《股票操作手回忆录》

并不是所有人购买虚拟资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资本的利息或地租收益，有些人购买虚拟资本的目的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买出。这种行为就是虚拟资本的投机行为。当着这种投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必然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投机行为。

投机行为的对象并不局限于虚拟资本。简单地说贱买贵卖，不对商品进行任何劳动添加直接加价转手卖出去，都可以算为投机行为。产业资本家购入原料进行生产，未来的产品中增加新的劳动价值。正常情况下，新产品的价格必然要比原料贵——不然谁还去生产？投机者购买了商品并没有进行任何加工，直接转手卖出，就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商品的内在价值不变（对虚拟资本来说就是获得剩余价值的能力不变），却获得更高的售价。这是因为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供给一方数量减少，需求一方数量加大，或者供需虽然同样增加或减少但是供给一方增加更少，减少更多。

投机者并不需要自己购买的商品，他们买入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出。即使他们投机的对象是生活消费品，他们能消费的部分也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货币，如果不能顺利卖出，那么他们的投机行为就将彻底失败。对投机者来说，折价卖出是悲剧。投机品压在手里，彻底卖不出去，是更大的悲剧——“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

不论哪种投机行为，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有更多的货币进入与投机品相关的交易中。一件商品500英镑买入，1000英镑买出，中间的500英镑就是投机者的利润。对投机者个人来讲，这500镑的来源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有人接盘就可以。对全社会来讲，这500英镑的来源必然由销售方或消费方提供。销售方也好，消费方也好，投机者也好，都是全社会的一部分。甲之收益乙之损失，投机者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投机者利用投机行为在全社会总产出之中，划分出属于自己的一部份。某些情况下，投机商甚至销毁一部分投机品，以达到高价出售的目的。如果不存在生产者，便不存在供投机者切割的社会总产品大饼。所以，一个以投机为生的个人是可以存在的甚至可能暴富，但是以投机为生的社会是不能稳定存在。

投机行为主要包括三种：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人群的买卖。

投机的第一种情况是在不同的时间执行买与卖的功能。某甲在A时刻买入郁金香的球茎在B时刻卖出。由于大众的追捧对郁金香球茎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因为惜售或者因为生产周期郁金香球茎的供给却变化不大。在B时刻，某乙想要球茎，就要从某甲的手中买。买入卖出期间，球茎的价格翻了一番，中间的差价就是某甲的利润。

投机的另一种情况是在不同的地点执行买与卖的功能。甲地棉花丰收小麦歉收，乙地棉花歉收小麦丰收，甲乙两地的棉花和小麦的供需情况不一样。那么就可以从甲地买入棉花到乙地换取小麦，在甲地卖出小麦买入棉花，如此循环，直到在两地之间贩运小麦和棉花没有利润为止。荷兰人从东方买入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贩运西方就可以获得惊人得利润。在外汇市场上，某个市场（比如法兰克福）美元对马克比率高于另一个市场（比如伦敦）的比率，就会有交易商在法兰克福卖出美元买入马克，在伦敦卖出马克买入美元。这种投机行为可促进商品流通，加强市场的统一。随着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达，早期的利用地域商品差价进行投机的行为，越来越难，越来越少。

投机的第三种情况是对不同的人群执行买与卖的功能，投机方有能力使用暴力或资本优势使自己成为销售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压低供给价格，提高销售价格，为自己谋求利益。这种投机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参加的。这种投机行为与商品批零销售有相似之处，却包含了惊人的利润。正常的商业行为必然要承担大量的配送过程，占用巨额资本，还要承担销售不畅的风险。商业利润必然与资本量类似的同行基本持平，否则就会不断有新竞争对手加入。这种投机行为却完全不必如此辛劳，更不必承担风险。这种投机涉及的商品往往是紧俏的生产生活必须品，供不应求。完全无需占用自己的资本，更不用担心卖不出去，利润必然远远高于同类商品零售行为。正常情况下，供给方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售价挤压掉投机方的利润空间。不过，如果供给方出售的货款归公家，投机方的利润归私人，供给方和投机方具有利益共同的关系的话，这种投机就完全可能长期存在，不仅存在还必然对应惊人的暴利。

国民党统治末期，物价疯长，市面上见不到东西，在黑市上却很充足。事实上，当时控制黑市的大投机商，往往具有官方背景。这是依靠暴力进行投机。类似还有车皮贩子充当中间人，获得“车皮计划”后，再转让给需要用车皮的客户。一般一个车皮可以挣两三百元，运力紧张时，可以炒到近万元。垄断企业操控市场同样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市场供应以批发为主，市场需求以零售为主：广大需求者虽然有总量惊人的需求，但是却没有能力单独购买，销售方因为种种原因不便零售。于是，投机者把产品买下来，然后批发转零售。比如，大粮商控制粮食销售网络，压低收购农民粮食的价格，抬高零售粮食价格。对农民来说，独自进城卖粮是不合算的。对城市居民来说，独自去农村买粮食也是不合算的。于是，大粮商坐享丰厚的差价。

这种投机还可以与产品生产周期结合，成为时间和垄断结合的投机，达到更好的效果。在收获季节和青黄不接的时节，农产品的供需情况是绝对不一样的。在农产品收获的时节大量买入，然后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陆续售出。大粮商利用资本的优势，直接压低生产者的收入，抬高消费者的支出，农民虽然知道粮食在来年春天可以卖更好的价钱，可是急需用钱，市民虽然知道来年春天粮食更贵，但是没有那么多闲钱，而且双方往往都不具备仓储条件。于是，不得不接受大粮商的敲诈。这种投机在古希腊的时代就已经被大众深恶痛绝。

三种投机之中，利用空间进行投机会自动不断减少，利用垄断手段进行投机制造物价上涨已经在《人造饥荒》和《飞舞的蝴蝶》中分析过，都不是本小节分析的重点。

本节分析的重点是人人参与的投机全民运动，这种投机运动是与时间相关的投机，有时也与垄断相关。

微观看，这种投机更像是抢椅子的游戏，猜别人准备坐那把椅子。提前坐上去，除非给钱不起来。宏观看，这种投机的全民运动类似传销的游戏，投机者的利润来自新加入者的投入：某甲100美元买入某物，200美元卖给某乙，某丙看到某甲的利润眼红，于是300美元从某乙手中买入，伺机400美元卖给某丁。某丁买入之后，可能再以500美元的价格转手卖给某甲——某甲看到价格上涨到400美元，后悔自己过早卖出，决定二次杀入。其实对某甲来说，投机品能不能继续涨价并不在于投机品已经涨到什么价格，而在于乙丙丁是否能够以600美元的价格接盘。接盘的人把自己的货币转移给前者，等待新的后来人，然后自己也变成前者。

这种运动的特点是参与的人越多，投机越旺盛；投机越旺盛，参与的人越多。投机品的价格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稳定上涨，如此才能不断吸引新的加入者。投机并不创造财富，而是转移财富。投机品只是筹码，买入卖出筹码，换取更多的货币才是目的。货币在投机市场中反复进行交易，暂不进入实体经济循环。拥有筹码的人乐于看到自己手中筹码的市价不断上涨待价而沽，没有筹码的人急于想购买筹码以求获得致富的机会。随着货币的不断流入，投机品价格的不断在波动中上涨。投机品价格不断上涨，吸引新手不断陆续加入。购买投机品的人把自己手中的投机倒卖给新手，他们的收益来自新手的新增投资，新手则择机继续倒卖。整个投机过程类似击鼓传花，留在谁手中谁倒霉。投机品不断倒手，价格不断上涨，最终停留在某些人手中。如果某丙不能把投机品顺利卖给某丁，那就是某丙倒霉，他将获得投机品，并承担某甲和某乙的利润。如果能卖给某丁，那么某丁就要承担甲、乙、丙三人的利润。灸手可热的宝贝和烫手的山芋只有一线之隔，这一线就是有没有下家。对后来投机者来讲，如果没有最终的消费者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投机品，那么投机者就要成为最终的消费者，承担前人的利润。

这种投机运动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要维持这种运动必须不断有货币注入，当社会上所有闲散货币都注入这个运动的时候，就是运动崩溃的时候。不断有外来货币注入也是一样在劫难逃：如果银行用自己的信用创造“流动的借据”支持这种运动，银行就要面临挤兑的风险；如果政府开动印钞机，发行暴力的符号支持这种运动，那么政府就要承担投机货币从投机品市场溢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无论是银行挤兑，还是恶性通胀，结果都是投机体系崩溃，经济遭受重创。（不过，两者一个会造成严重的紧缩，一个会导致严重的通胀。这点后面的小节中还会谈到。）

动员所有的人都进入投机品市场并不容易。赌场之中，甲之收益必然来自乙之损失，强者收益来自弱者的损失。所以，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对投机的兴趣不大。一个赌场中所有人都赚钱的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不断有新手加入。对投机市场来说，也是如此，不断有新增货币加入推动投机品价格稳定上涨，才能不断吸引新手加入。

投机品的价格上涨意味着需求超过供给，上涨可能是投机品减少，可能是用于购买投机品的货币增加、流速加快，也可能是投机品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货币总量或流速的增速（实际上我们常看到的是最后一种情况）。

参与交易的投机品不断稳定减少是很难的事情，实际上常见到的是随着价格上涨投机品供应量先经历初期不变或减少，随后不断上涨。虽然由于价格上涨很可能会导致惜售现象，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获利了结。惜售与抛售同时存在，用于交易的投机品的总量不断波动。一旦获利了结占上风，因为惜售造成的投机品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涨就会被打断。此外，随着投机品价格的增加，生产投机品的利润越来越高，如果不存在市场垄断，就难免会出现投机品供应增加的现象。当一个郁金香的球茎价格等于一套豪宅的时候，任何人都会考虑去培植郁金香。虽然种植这种花卉起来的难度高于一般花卉，但是也远远小于盖一栋豪宅。郁金香、君子兰等商品投机很难长期稳定存在。这是因为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一种商品的价格长期超过价值，而又不存在资本门槛或者行政准入的限制的话，难免会引起其他人改行生产这种商品。随着价格上涨，投机品不断增加是常见的，减少或不变是罕见的。（表面上看，土地的供给是有限的，实际上土地也可以通过开荒，增加利用率，或者改变用途等方式增加供给。比如，小产权房就是民间增加供给的一种方式。）

投机货币流速稳定增加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不考虑投机品总量和用于投机的货币总量的变化，那么价格上涨一倍，投机货币交易流速就要翻一番。持币观望是很常见的现象，持续稳定的流速加快是很难保证的事情。如果考虑到投机品总量的增加，那么流速就需要稳定上涨更高的幅度，这是更困难的。

没有稳定的外来货币净流入，难以保证投机品价格的稳定上涨。这就如同没有源源不断的价值符号难以出现稳定的通货膨胀一样。虽然理论上可能因为交易量下降，货币交易速度价格导致投机品价格上涨，但是如果用于投机品交易的货币量不增长，一旦货币流速发生迟滞或者交易量上涨，投机品的价格马上就会一溃千里。投机市场可以出现交易量下降价格上升的缩量上涨，但是长期持续稳定的上涨必须是能够经受交易量上升考验的上涨。

有了稳定的上涨，才能有货币稳定加入；有了货币稳定加入，才能有稳定的上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想启动这样的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却并不容易。这个过程是个自锁过程，如同“鸡生蛋、蛋生鸡”，没有鸡就没有蛋，没有蛋哪里来的鸡？于是必须先有一枚外来的蛋，孵出第一只鸡，才能启动后面的循环。

这个起点，可能是宽松的财政政策政府在大规模撒钱，可能是长期海外贸易导致的外贸盈余无处投资，可能是经济复苏期信用货币扩张货币政策宽松，也可能是中小企业在垄断企业的压力下主动压缩产能变现资产导致大量货币资本没有保值的途径，特殊情况下还可能是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地价和地租上涨（欧洲移民躲避饥荒或战乱来到美国，他们初来乍到没有立锥之地，房东地主提高房租地价，移民们节衣缩食、甚至负债累累也要保证基本的生存空间，省下来来的口粮钱进入土地市场）。

社会资金的宽裕程度直接影响投机市场。社会资金紧张的时候，投机品的价格也会暴跌。一方面是因为持有者可能因为资金紧张而抛售，一方面是因为潜在购买者可能因为资金紧张而不能买。反过来，社会资金宽裕的时候，投机品的价格也会迅速上涨。用几千万美元买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或者达芬奇的手稿，然后扔在储藏室的角落里是不稀罕的事情。潜在购买者手中也有闲钱，也乐于购买投机品以求在将来获得收益。由于投机品的价格暴涨暴跌，以投机品做抵押的债权价值往往随着社会资金宽裕程度的变化而迅猛变化。换句话说，如果哪家银行以投机品为主要抵押品，那么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这家银行的资产必然大幅缩水，往往在劫难逃。

大家不但要有闲钱投机，还要相信投机品未来的价格会上涨。在南海泡沫之中，普遍传说美洲有的是金山银山（事实上，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美洲的金银矿确实比欧洲丰富得多），南海公司拥有与美洲贸易的垄断权，必将获得惊人的利润；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骗局中，法国政府给予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对美贸易的垄断权，约翰劳一面超量发行纸币，一面允诺给予密西西比股东票面40%，实际200%的年收益。不仅如此，两者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英法政府都希望通过这两家公司解决财政困难，自然乐于看到公司的兴旺和股价的上涨。元要素具有至高分配权，拥有财政权的合法政府必然具有最高的信誉，与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使大家更加确信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有意无意之间，英法政府为这两家公司做了背书。

即使没有政府撑腰，在社会资金相对宽裕的时期，让大家感觉到购买投机品能盈利也不难，物价和盈利能力本身就有上涨的趋势。大量闲散资金没有投资方向，四散的投资总会在某个方向上获得较高的收益。这个方向可能是上流社会流行郁金香，可能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地主有资格要求跟多的地租，还可能是大资本坐庄的某样商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这个方向收益高于其他方向，其他人必然会调整投资方向转向这里。后面的事情就是货币不断涌入，该商品供应量增加。如果投机该商品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它商品，同时短期内商品供应增加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货币增加的速度，那么全民投机的条件就具备了。

供给弹性比较小的产品容易成为投机品，价格虽然飙升，但是短期内却难以增加供应。于是，市面上供不应求，投机者手中的投机品就不愁卖。垄断性较高的商品，更容易控制供给量，也更容易成为投机品。大猪囤积居奇，酝酿涨价，当带头大哥。其他人则是小猪跟着大猪跑，搭车囤积，试图分一杯羹。这种投机是时间投机和垄断投机的结合。

农产品由于具有一季收货以后，暂时不能继续增加的特点，所以也可能成为囤积的对象。不过，与垄断产品相比，除非遇到连续的灾年，否则农产品较难长期成为投机品，新一季农产品上市的时候，投机之风往往自然消散。珍稀品种的郁金香球茎源于病毒感染，几率很低，难以培育。但是如果种植面积足够大的话，这种球茎仍然会供大于求。

与之类似的还有古玩和艺术品，这些产品都只能减少，无法增加。但是这类商品数量过于稀少，即使单价惊人也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投机，何况随着单价的上涨，大多数人都会被排斥在外。一副毕加索的名画由5000万美元上涨到7000万美元，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与自己无关的趣闻轶事。相比之下，郁金香泡沫时30天内1盎司球茎从1基尔德上涨到30基尔德（荷兰人的年收入大约是150基尔德）。虽然球茎上涨幅度快，但是多数人都能买得起。在这样的利润诱惑和这样低的门槛面前，绝大多数人都会跃跃欲试，投机很快就会发展成全民运动。不能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调动起来的运动，永远是不成功的运动。所以，古玩和艺术品充当投机运动主角的机会永远是微乎其微的。

由于投机者的加入，需求量迅速增加。本来倾斜的供需平衡会迅速侧倾，然后彻底颠覆。本来就物以稀为贵，现在就更贵了。大批的买者涌入市场，他们购买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仅仅是为了卖出。这时，全民投机浪潮就开始了。这些新涌入的投机者带来新增的货币，这些货币直接推高投机品的价格，投机品价格的飙升，吸引更多的投机者，更多的投机者带来更多的货币。

在惊人利益的诱惑下，所有人都向一个方向运动。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骗局中，法国政府允诺给予约翰劳的公司种种特权，约翰劳允诺给投资者200%的利润，启动了投机过程。股价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涨超过10倍。在这样的利润面前，就是借高利贷也是合算的。每个人禁不住诱惑，许多王公贵族也不再矜持，放下身价追求主动结交约翰劳。在南海泡沫中，牛顿第一次杀进斩获7000英镑，第二次杀进亏本20000英镑。于是，他感叹人类的疯狂。事实上，他自己恰恰是这疯狂的一份子。每个人都渴望暴富，每个人的内心中都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都认为别人会从自己手中买走这些投机品。许多人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崩溃，但是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这样的利润让他们觉得值得冒险，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逃脱最终的崩溃，再说天塌下来砸大家。出乎他们预料的是，真到崩溃的时候，天确实塌了，而且真的砸到大家，而他们并没有成为幸运儿。当所有人都想脱手手中的投机品的时候，谁也不能顺利脱手，拥有货币的人现在绝不会轻易放手货币，用货币去换投机品。当所有人都想在沉船上抢到救生衣的时候，最终谁也抢不到救生衣，那些有幸恰巧在沉船那一刻身穿救生衣的人绝不会撒手，不论对方开出什么价钱。你淹死了，你拥有财宝有什么意义？你淹死了，你的财宝就是我的。

对投机品未来的盈利能力的预期，是由现有交易结果和对未来的美好预期相结合的。许多人最开始对全民性的投机运动持怀疑态度，但是看到身边的人参与投机获得高额回报，于是深以为憾。盘算当初如果自己也加入的话，能获得多少回报。现在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便不甘落后取出自己的老本，加入投机大军也可以分一杯羹。未来的盈利预期则更是美好的神话，比如遍地是黄金的美洲必然能给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带来惊人的垄断利润，比如购买了郁金香的球茎就可以繁衍出无数昂贵的郁金香。实际上，这两点是都靠不住的。目前的投机品价格上涨是由投机品成交总量和对应的货币数量决定的，这两个变量都未必能保证按照目前的规律继续运动，现在上涨未必意味着将来投机品价格仍将上涨。至于未来的盈利预期，则更靠不住。那些美好的发财梦想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对应的购买力在哪里？事实上，如果抛开利益的诱惑，脑子稍微清爽的人都会明白，无数昂贵的郁金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东西一旦无数，就不在稀缺，在市场上就一文不值。无论那些郁金香多么娇艳，也只能卖出白菜价。如果黄金在美洲遍地都是，那么生产黄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和生产铜铁一样，法国国内的黄金也将和铜铁无异。那时，人们将不再用黄金做传家宝，而是用来做下水道的管子——因为黄金耐腐蚀。密西西比公司的利润必然来自对美洲商品惊人的购买力，能让所有购买密西西比股票的法国人每年享有200%的红利，那需要多么大的购买力啊。如果没有对应的购买力，拥有美洲贸易垄断权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利令智昏的人才会用简单的“今年一枚蛋，转年一群鸡，每蛋一文钱，每鸡五十文”的方式计算自己的用一文钱的一枚鸡蛋能在几年后获得多大利润。但是在诱人的利润面前，很少有人能理性的分析问题。

期货市场可以加剧现货市场的供需不平衡，此时如果存在投机品的期货市场的话，必然会推波助澜。购买期货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为了套期保值，而是为了获得投机的收益。现实市场上供不应求，必然对应期货市场上多头压倒空头。现实市场中囤积的一方，往往也也会在期货市场中拥有大量的多单。无形之中，增加大量的买方，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不仅如此，由于期货交易使用金融杠杆，采取保证金交易，不需要全额付款，做多期货比做多现货需要的资金量更少。换句话说，同样的资金量可以做多的期货量更多。本来就是供给不足，需求过多，期货市场创造出更多投机性的需求。

投机市场的旺盛直接造成经济结构的变化。辛辛苦苦做实业，不如去投机市场赌博。压缩实业规模变现资产改行投机，或者改行生产投机品成为潮流。这时，奢华的娱乐场所往往生意兴隆，奢侈品往往也销售得很好。人们被轻松致富的美梦所迷惑、鼓舞，看着自己的财富不断轻易增长，纷纷挥金如土。一般来说，赌场周围高档酒店、色情行业和奢侈品专卖店往往比较发达。当全社会成为一个大赌场的时候，那些对应的行业必然也会蓬勃发展。整个社会纸醉金迷，纵情于声色犬马。

这时大量货币在投机品市场中流动，暂时不进入其它经济循环。于是，完全可能出现货币供应量迅猛增加，投机品价格暴涨，其它商品价格变化不大的情况，特殊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其它商品经济价格下跌。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稳定的。投机品市场本身就不是稳定的，货币怎么可能稳定地停留在投机品市场中呢？货币在投机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同样一美元可以用于购买投机品也可以用于购买普通商品，郁金香的球茎、君子兰的种子可以是普通商品也可以是投机品。货币和商品，在投机品市场和其它商品市场中，完全可以双向互动。如果投机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话，比如铜、铁、煤炭、棉花、石油，必然推动其它物价的上涨。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注入大量货币，这些货币暂时停留在投机品市场，并没有进入其它经济循环，完全可能出现投机品价格上涨，其它产品价格变化不大的情况。这并不值得沾沾自喜，需要知道，这些货币随时可能从投机品市场进入其它商品循环。次贷危机之中美国楼市崩溃，从不动产市场中脱身的货币直接刺激国际油价上涨，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银行加入投机大军会进一步加剧事态的严重性。银行拥有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银行的加入必然使投机市场的货币总量迅速增加，使局面迅速失控。“可以看出，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已经增长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可是，在效果上，这些收入不过是等于银行里的一笔信用罢了。银行把钞票借给投机商，投机商又把他付给另外的收款人（即地产公司），又立刻回到银行里来，再由银行继续不断地转借出去，他们只不过是把一些最有价值的公共土地转与投机商之手而把银行帐面上的信用付给政府的媒介物罢了……。投机和扩张的风气并不限于储蓄银行，而是遍及于全国的各个银行，而且产生了一些新的机构，使情况更为恶化。”这是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年3月15日─1845年6月8日）在土地价格狂飙时期说的。银行放出贷款，社会流动货币总量增加，银行获得投机商的债权，抵押品是投机品。于是银行不断收入投机品，不断放出贷款。表面上看，随着流通货币总量上升，投机品价格上涨，投机者不断偿还贷款，银行运转和资产负债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以投机品变钱的把戏显然不能无限玩下去。随着银行对外贷款的增加，整个银行系统的存款总量必然不断以几何级数暴涨，银行库存金银（基础货币）不会凭空增加，库存金银相对银行储户存款总量的比例在不断下降，挤兑的概率也就在不断上涨。假设某甲拥有的存款总量相当于某家银行库存金银的总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某甲会不会提现呢？万一某甲提现不畅，那么就会发生挤兑浪潮。这时，银行为了避免挤兑必然四处拆兑资金，大量借钱，停止新增贷款，必然出现银行存款利率上升。由于利率迅速上升，所有的作为抵押品的投机品会迅速贬值。后面的事情就是欠债还钱的金融危机。前面已经分析过欠债还钱，此处不再多说。

如果政府推波助澜的话，事态必然更加恶化。法国摄政王重用约翰劳的目的，英国政府支持南海公司的目的，都是为了圈钱以解决财政困难。由政府出面，有政府的利益在其中，自然更容易让民间相信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前途无量，只要搭上政府的顺路车，必然能发大财，成为百万富翁——“政府坐庄，让老百姓快快乐乐炒股致富”。事实上，投机市场并不创造财富，只是重新分配现有财富。如果政府真想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让老百姓致富，只要动用财政权即可，何必利用投机品市场？所以，这两次投机的最终结果，都是“政府坐庄，老百姓稀里糊涂地破产”。当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就会面临“增发基础货币让泡沫继续膨胀”还是“戳破泡沫让投机破产”的两难选择。法国政府选择了前者，英国政府选择了后者，对多数老百姓来说，殊途同归，结果都是破产——国家印钞支持股票的价格，国家的钞票迟早成为废纸；泡沫破裂，公司的股票必然成为废纸。两国政府为了撇清责任，平息民愤，把责任推给约翰劳和南海公司董事们。于是，约翰劳逃之夭夭，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被没收财产，个别倒霉的贪污分子被公开处决。

所有的全民投机行为没有不崩溃的。当所有人都进入投机市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将来谁接盘？新来者不断把手中的货币转移给前人，当绝大多数人都被调动起来以后，谁把自己的货币转移给他们？或者说，谁能拿得出那么多的货币，来继续维持涨势。随着货币源源不断进入投机市场，投机品疯狂的涨势最终必然被打破。全民运动必须不断出现高潮，一旦停滞下来，民众必然溃散。整个投机市场如同一个吸收货币的黑洞，越吸越多，越多越吸。一旦停止吸收，便会发生崩溃。投机品价格最终必然回落到正常的区间，对生产生活用品来说就是排除投机需求和暂时供给不足两个因素以外的长期供需平衡价格，对虚拟资本来说就是前文提到的收益率除以利率得出的理论价格。

如喜欢栽培郁金香的人，比如准备拥有南海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股票获得红利的人，比如准备消费铜铁棉花石油的人，必须需要土地安家落户的人，比如需要房子成家娶妻生子的人。问题是，绝大多数有闲钱的人都已经被吸引参加这个运动，哪里去找那些比他们人数还要多的需求者呢？再说那些投机品的价格已经如此之高，以致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人即使负债累累，也没有足够的对应的支付能力，去按照投机者的期望全数买单。即使他们买单，迟早也必然因为没有偿还能力而赖账。大批没有足够消费能力的美国人，为了购买住房负债累累，最终集体赖账，这就是不久前发生的次贷危机。

事实上，往往不必等到所有人都参加这种投机运动，就会发生崩溃。如果投机品是现实产品的话，投机品价格的暴涨往往带来产量增加，因为生产周期等原因造成的供给不足很快就会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变成供给过剩，最终往往会以投机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而收场。十九世纪的英国，棉花和靛蓝往往成为投机品，结局则往往是大量的棉花和靛蓝没有销路。冲击绝不仅限于投机品行业本身，与之相关的上游行业，必然同时受到冲击。当所有人都参与投机的时候，必然出现一般商品生产萎缩，投机品供应过剩。最终投机品滞销的情况。大量房产空置，球茎烂掉没人要。暴涨的同时，必然孕育暴跌的种子。在时间与垄断相结合的投机中，虽然高度垄断的投机品可以通过大幅压缩供应量的方式维持比较高的价格，但是前期全民投机过程中，普通民众手中已经握有大量的投机品，即使垄断企业彻底停止在一级市场供应投机品，也不能阻止民众在二级市场抛售自己手中的投机品。对垄断企业来讲，他们可以通过收购一部分抛售品的方式托市，但是投机的目的是低买高卖，此时托市是低卖高买，要垄断企业自己掏腰包满足跟风投机者的利润，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如果投机品不增加，同样难以维持高价。在这种全民性的投机过程中，大多数人购买投机品的目的就是为了转手倒卖，一旦价格停滞，他们就会考虑卖出。这时如果没有新增货币的净加入，就难免陷入平台期。假设货币数量不变，随着投机品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货币流入投机品市场，必然导致可能进入投机品市场的货币越来越少。某甲有50000美元存款，首先购买了10000美元的投机品，假设是1000股股票。某乙也有50000美元的存款，用20000美元从某甲手中把这些股票买过来。某丙再用30000美元把这些股票从某乙手中买过来，后面是某丁从某丙手中再买过来。现在某甲、某乙和某丙有两个选择：第一，卖完了就落袋为安，60000美元便成存款，彻底离开投机品市场，不再杀入。这样的话，某丁手中的股票就没有下家，于是就是崩溃。第二，如果某甲接着杀入，从某丁手中接盘，就要50000美元（40000美元存款+10000美元利润）。某甲手中的存款还有10000美元。后面某乙接盘就更加困难。某乙要把60000美元都用上（50000存款+10000利润），某乙可能只接一部分的盘，另一部分由某丙接。最终，当这1000股股票上涨到20万美元以上的时候，再也没有任何人有接盘的能力——即使他们联合起来也没有。最早的时候，甲乙丙丁共有20万美元的存款。倒手一次，就有10000美元离开存款进入投机品交易市场。随着投机品价格不断上涨，用于交易投机品的货币越来越多，存款越来越少。最终，必然无法维持投机品价格的无限上涨。

这时为了维持高价就需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才可能保持投机品价格不回落。货币离开投机品市场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落袋为安，可能是发现了更好的生意，可能就是缺钱。不论是哪种原因，没有足够的利润是很难长期稳定留住投机市场中的货币的。一个老兵的临阵脱逃，他的可能被新兵填补。如果所有的士兵已经都在战线上，没有新兵填补，必然造成阵地的缺口。小规模的溃败最终必然引起连锁反应。某甲逃离战场的时候，他的投机品还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出售，某乙逃离的时候就要打折扣了，这时所有人都在迟疑，是否应该撤退。某甲和某乙也在犹豫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应该择机再次杀进去。如果到某丙逃离的时候，投机品的价格已经腰斩的话，其它人就都会考虑逃离了——起码让自己的浮盈落袋为安。这时就是大溃败。这时，投机品的价格必然迅猛暴跌。

我们在前一小节已经分析过，由于交易的价格决定存量的价格，较少的交易货币完全可以在理论上制造较高的投机品的总价格，较多的投机货币则可以制造出惊人的天文价格。在投机品暴涨的时候，某甲看着自己手中的郁金香球茎盘算着自己的财富；在溃败的时候，这种富贵将彻底原形毕露。

如果货币不断增加，也不能保证整个体系可以无限扩张下去。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银行增加信用货币，无疑会增加银行被挤兑的几率。这种风险达到一定程度，小概率的偶然就会成为大概率的必然。政府发钞，央行虽然不必担心挤兑，但是增加基础货币最终必然刺激通货膨胀，导致物价失控，法币成为废纸。有人认为可以使大量货币在投机市场中运转，形成一个池子，让这些货币不流通出去。这是很幼稚的想法。如果变现很少的投机品，能够垄断更多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制造出围城中的面包，进而获得更惊人的利益话，投机池中的货币怎么可能不溢出呢？房产价格猛涨，大米按兵不动。抛售一两套房产就可以垄断一个地区的大米的话，投机者转移阵地，抛售房产囤积大米就是必然。

全民投机运动破灭的时候，往往同时摧垮经济。投机行为伴随投机品的买入卖出，也是一种货币流动的过程，是整个社会货币循环中的一环。实体产业和投机市场之间并没有防火墙。实体产业的崩溃必然摧垮投机行业，投机行业的崩溃也很难不波及到实体产业。投机品和投机货币流动过程与实体经济循环结合的紧密程度，决定了投机市场崩溃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的严重程度。

如果我们抛开前面提到的投机品生产过剩不说，也会发现全民投机运动往往对金融系统有致命性的打击。金融系统是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系统一旦崩溃，整个生产活动必然嘎然而止。

历史上，每次全民投机，商业银行都会深深地卷入其中。银行具有发行“流通的借据”的能力，疯狂的全民投机运动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金辗转来自银行。银行是社会货币流动的中枢，社会货币流动的任何一点血栓，都会很快反馈到银行。在全民性的投机运动中银行能独善其身反而是不可思议的。

银行资金可能主动直接参与投机行为。银行自身就可能直接参与投机，在200%的利润面前，银行自然有足够的动力去参加投机行为，去试图分一杯羹。银行加入投机大军，直接使投机行为的疯狂程度上升到一个新水平：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能力，银行加入投机直接刺激投机品价格上涨。1929年大危机以前，股票等投机品往往是银行可以接受的抵押品，银行自身必然参与股票买卖行为。1929年的危机以后，美国立法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分离，商业银行不要参与资本市场投机行为。但是，即使银行自身不参加投机行为，银行的客户也很难完全与投机行为无关。在一个全民皆投机的时代，银行怎么能期望自己的客户与全社会风行的投机行为无关呢？即使银行的客户本人不参与投机，也不能保证银行的贷款不流入投机市场。在投机的利润远远高于一般实体产业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辗转流入投机市场是必然的事情。

许多国家的法律禁止商业银行以股票为抵押放贷款。但是，许多热门投机品仍然能成为抵押品，比如铜、黄金、土地和房产。不动产往往是同时受到银行和投机者深受青睐的商品。再比如，不许使用股票抵押，那么股权可以吗？不许使用股票抵押，那么债券可以吗？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投机对象是商品的一部分，与普通商品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事实上，所有投机品在实体产业之中都有出投机以外的需求，也都有市场价格——只有投机者需求，其他人没有需求的产品，是赌场的筹码。投机品往往都是热门产品（冷门产品本来就滞销，哪里会有人去投机）。银行乐于接受易于变现的产品作为抵押，所以不可能保证银行的抵押品与投机无关。早期的英国，棉花、靛蓝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也往往成为投机品。商人用这些产品的发货单去银行贴现。这些产品就成为银行的抵押品。一旦商人破产，无力偿还银行的贷款，这些产品就要就成为银行的资产。此时，这些产品往往大幅度贬值。虽然一旦经济复苏，这些产品的价格还会反弹，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熬过眼前的挤兑狂潮，这是银行火烧眉毛的难题。

即使银行的资金和抵押品与投机无关，也可能因为客户的破产被殃及池鱼。某甲经营有实体产业，拥有银行的贷款，同时有投机的副业。某甲一旦破产，能否偿还银行的贷款也是未知数。某甲不经营投机的副业，他的客户某乙经营投机的副业。全民投机浪潮崩溃，某乙的破产可能直接拖倒某甲，进而冲击银行。这时，银行所能期望的就是一旦投机泡沫破裂，客户的损失能够自己承担而不会影响到偿还贷款。

投机破灭后，大多数人都会破产直接导致需求下降，足以打断社会生产循环，直接诱发经济危机。许多人在这种全民投机运动中损失了自己多年的储蓄和养老金，借钱投机的人往往陷入债务危机。这时，他们必然要压缩消费水平。那些没有参加投机运动的企业和个人，难免被殃及池鱼。最终银行还是难逃一劫。

如果崩溃不能避免，我们就要考虑崩溃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按照卢瑟经济学，在各种经济活动中，财富都有集中的趋势，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吃亏。投机运动是否遵守这一规律呢？或者说，投机运动对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是加大、缩小还是无影响？如果投机运动能缩小贫富差距，无疑可以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定期搞一搞全民投机就可以消除贫富差距。事实上，往往是恰恰相反。全民投机运动往往并不能消除带来全民致富，只是一种财产转移。这种转移往往是多数人的财产向少数人手中转移，而不是少数人的财产向多数人手中转移。每次全民投机运动破灭，吃亏的都是大多数。许多人怀着美好的梦想加入投机大军，最终“经过个人不懈努力，从一无所有变成极度贫困。”——原先是一无所有，现在是负债累累。

投机者的收益来自新来者的新增货币。大批投机者最终必然没有对应的接盘者。财产必然集中到数量较少的早期投机者手中。这就决定了先进入投机品市场，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利；后进入投机品市场，就有更大的可能吃亏。其次，绝大多数人注定是输家。那么大资本是否比小资本有更大的概率在投机运动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受到更小的损失呢？

在正常的情况下，对中小投机者来说，很难实现稳定的贱买贵卖。投机必然因为未来的供需对比不确定而充满无数的不可确定性，而无法保证稳定的贱买贵卖。如果不能预期未来，那么多空的概率各是一半。类似赌博，很难出现稳定的常胜将军（当然，如果基数够大的话，必然出现个别幸运儿），至于哪种商品会成为投机品，更是难以预计的。如果能够预期未来必然出现歉收或丰收，那么所有得到消息的人必然都会采取类似的行为，于是价格会立即出现变化。如果媒体发布早春大旱、夏季大涝的消息，那么多数人都会预料到粮价上涨，那么市场的粮价不会在秋天新粮上市的时候才上涨，而是会在出现歉收的征兆的时候（或者说媒体发布消息的时候）就出现上涨。英法决战滑铁卢，李嘉图利用信鸽提前得到英军大胜的消息，于是大量购入英国国债。这样的情况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是难以复制的。对中小投机者来说，要比别人的选择早一步买进投机品才能挣钱，而他们很难比同辈更早作出选择，因为他们有同样的消息来源。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在做“猜别人选美”的游戏。他们要预测别人看好那种投机品，那种投机品会涨价，在别人购买以前提前买入。他们选择的美人究竟美不美，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别人是不是看好这位美人。他们可以猜别人的爱好，也可以把自己的资金分散投入各个投机领域中埋伏，但是很难准确预期什么东西会暴涨，成为全民投机运动的主角。

但是对大投机者来说则是另一回事情。他们加入的投机就是时间与垄断结合的投机。事实上，能够稳定预测未来的只有未来的决定者，而这些人往往就是市场的操纵者，深刻了解生产过程，知道大致的产量和需求总量，往往也是少数几个供给者之一，是供需关系的决定者。对大粮商来说，只要囤积就能上涨。对他们来说，哪种投机品会上涨并不是什么难于预期的事情。他们根本不吝猜测别人对那位美人有好感，因为他们就是选美委员会的常委，甚至主席，谁是第一美人由他们说了算。他们一锤定音，其他人随声附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存在——虽然他们知道大粮商的操作方式，但是他们却没有大粮商那么多的资本去操纵市场。）何况，即使抛开利用资本量的优势操纵市场不说，大粮商对粮食生产情况的了解，也必定远远高于中小投机者。他们对粮食生产情况的了解超过媒体，媒体刊登的消息甚至可能来自对他们的采访。

相比中小投机者，后期涌入的大众，确认投机有利可图的时间更晚——他们本身就没什么闲钱，节衣缩食攒一点小钱也是为了在生命周期中开支大于收入的时期支付必要的开销。所以，他们平时对投机兴趣不大，敬而远之，往往是看到身边的人在投机中发财之后，反复思想斗争，经不住诱惑，最后才决定加入分一杯羹，试图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安逸一些，或者换一套更好的房子。他们获得投机品的价格必然更高，风险必然更大。事实上，投机品市场中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货币满足大多数跟风大众的利润，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传销一样的投机之中，随着新手的加入，老手获得新手的入场费。当大多数人都加入，都盼着新手接盘的时候，哪里还会有新手呢？除了老手吐出入场费再次杀入，这些投机品卖给谁呢？随着甲、乙、丙、丁不断击鼓传花，一件商品不断加价，甲乙丙丁能动员的闲钱必然越来越少。一旦多数社会大众都进入，就不会有人接盘了，投机运动就快到头了，大多数人注定是牺牲品。

所以，大资本往往比中小资本更早的知道什么商品会暴涨。他们获得投机品的成本往往比中小资本低得多。至于后来不断涌入的追风者，他们获得投机品的成本比中小投机者还要高。他们是注定的牺牲品。与垄断结合的投机之中，小投机者的损失则更大。因为大投机者获得垄断产品的成本远远低于小投机者。小投机者手中的投机品也是从大投机者手中买来的，不过比较早而已。如果大资本与政府关系密切，背后有央行撑腰，那么风险就更小了。中小投机者吃亏了，芸芸大众吃亏了，都是自己的责任要自作自受——股市有风险，谁让你们不听，活该。但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资本投机失败造成的损失，往往不愿自己承担，而是要求财政补贴或者由银行核销呆帐。这是电子游戏之中无限加血的权力，属于作弊行为。*它们在投机中赢钱是锐意进取，不断探索，输钱是交了学费。有政府撑腰，他们只要大胆地向前走，莫回头。*至于在投机破灭后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中，大资本往往比小资本更有利的情况，就不再复述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资本一定不会在投机中吃亏，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以更小的风险获得更大的收益。所以，在全民投机的运动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财富的均摊，而是财富的集中。

“（南海计划）将是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英国的工商业精英们将会被股市所主宰。它就像魔鬼撒旦，施放出种种诱人的花样，令人们陷入对金钱的幻想中无力自拔。人们将变得越来越贪幕虚荣，以至于鄙薄用正当的劳动去赚钱。它会把人们引向一条毁灭之路。这个计划在实质上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激起大众的颠狂，并把这种狂热持续不断的保持下去。股票的价值将被人随意操控，直到高到看不顶，它那些口头承诺的红利，将永远不可能被兑现。”

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南海泡沫、密西西比骗局和郁金香狂潮已经成为全民投机的经典被写入历史，但是这样的历史却反复上演。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在鼓励以最小付出获得最大收益的制度，不劳而获是发财的最高境界。居于社会顶层的稳拿的收获有几个与他们的付出成正比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是中下层的梦想。对社会中下层来说，他们是自己效仿的榜样。稳拿总是宣扬自己的勇气和运气，如何靠个人的才智、勤奋发家，却回避原始资本积累中暴力、血和肮脏的东西。社会多数大众辛苦半生，知道靠自己的辛劳最多温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听信了他们谎言，去效仿他们拿出勇气，去赌自己的人品的时候，却忽视了自己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资本，也没有参悟透原始积累的精髓。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去发财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破产的时候，最终“鳄鱼进去，壁虎出来；蟒蛇进去，蚯蚓出来；奔驰进去，单车出来”。但是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是永远难以消灭的。于是，这样的事情在社会资金相对宽裕的时期，随时随刻都可能换一个马甲重新登上舞台。

7.16 海市蜃楼（暂定稿） ​

“股市欢迎你，掉馅饼感动你。让他们都听到利好就着急。股评大嘴常打开，开口总有惊喜。十年牛市才起步哇，一万点也太低！天大地大题材更大，请不用怀疑。花语巧言来维稳，请您坐滑梯。价值投资永远持股，你孙子才受益。基金经理贼牛皮，华尔街来的！”——《股市欢迎你》

分析完一般的投机运动，我们重新回到虚拟资本投机。

虚拟资本（包括土地）经常是全民投机运动的主角。郁金香热，密西西比骗局和南海泡沫是历史上三次著名的投机浪潮，其中两次都与虚拟资本有关。相对较小的危机之中，虚拟资本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仅以美国为例，就有美国十九世纪十几年一次的土地危机、1920年代的福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1929年股市大崩溃。当然，还有最近的次贷危机。

虚拟资本的特点使虚拟资本非常适合成为投机运动的主角。

投机运动的目的并不是长期持有这些虚拟资本，而是提前抢椅子。这些椅子要有抢的价值，或者说将来有人愿意坐这些椅子。对虚拟资本投机来说，这些最终的需求者就是投资于虚拟资本的人。在一个由金钱决定人社会地位、生活质量，甚至个人命运的社会中，如何获得更多的金钱必然是绝大多数人都关心的事情。一个人对任何具体商品的需求总有上限，但是对资本的需求永远没有上限。对金钱的渴望，永远是没有极限的。虚拟资本是把生息资本标准化，商品化，大众化，是商品化的适合大众的资本，只要红利收益适当，不缺少最终的需求者，很容易成为投机浪潮的主角。

仅仅需求无限还不够，成为投机品还必须能够买来买去，有人卖还要有人买。必须通过买入才能获得，也必须容倒手。小饭店、小企业自己就可以开，租场地、买设备、雇人即可。铁路公司要修筑一条新铁路。很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不仅铁路公司，就是铁路沿线也会兴旺发达。想分享铁路公司的盛宴，则必须购买铁路公司的股票或者沿线的土地，“椅子”的总量相对有限，这就使得投机者可以提前占领椅子。开办小饭店、小企业，并不能阻止同行也干类似的小买卖，而且一旦投入就难以脱身。相比之下，购买虚拟资本则容易脱手得多。股票直接在交易所卖出即可，土地虽然相对困难一些，但是也是容易出手的。虚拟资本的“椅子”坐上去，随时可以站起来。

理想的投机品的价格还要能剧烈地波动。低买高卖是投机的利润来源，如果价格基本稳定，也就难有投机的利润空间。好的投机对象的价格波动的空间不但要有而且要越大越好。虚拟资本的价格由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决定，单位虚拟资本的收益除以利率就是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假设铁路公司的股票每年收入10美元，如果利率是10%的话，理论价格就是100美元。理论价格是实际价格的基础，实际价格围绕理论价格波动。如果实际价格低到一定程度，比如90美元，就会有人买入。实际价格越低，买入的人越多。这是前面《纸面富贵》中的内容，这里不再多说。红利（股息、地租）收益和利率的轻微波动，都可能对虚拟资本的价格造成巨大的影响。如果每年收入上升到20美元，或者利率下降到5%，理论价格就会上升到200美元。如果两者同时变动，年收入上升到20美元，利率下降到5%，那么理论价格就会上涨到400美元。反之亦然，红利下降到5美元，同时利率上升到20%，这支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到25美元。如果投机者在100美元买入，200美元卖出，那就是100%的利润，如果在25美元买入，400美元卖出，那就是1500%的利润。如此巨大的暴涨暴跌的空间，自然会吸引大批冒险家跃跃欲试。虚拟资本未来的收益往往是不好预测的，未来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也是难以预测的，所以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波动易变。中小资本一直梦想自己能找到某种一本万利的投资，虚拟资本吻合中小资本发大财的梦想。

本小节研究的重点是虚拟资本投机，投机者更关心虚拟资本能卖多少钱，而不是值多少钱，这就如同投机者更关心商品的价格而不是价值一样。研究的重点是购买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而不是理论价格，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虚拟资本实际价格变化的过程。

长期看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必然和理论价格基本吻合，短期看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即使理论价格没有变动，实际价格仍然在短期内可以剧烈变动。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变动是实际价格变动的基础，实际价格的变动往往并不与理论价格变动同步。虚拟资本的价格变动并不会在虚拟资本的盈利能力或者利率水平的变化已经兑现以后才变动，而是会在预期到变动的时候立即发生，然后逐步稳定上涨或下跌。

只要预期未来股票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股票立即就能卖上更好的价钱。铁路公司的股票预计在明年可以获得每股10美元的利润。预计明年的利率是10%，那么这种股票在明年的理论价格就是100美元。假设今年的利率也是10%，那么只要目前的股票价格低于90.91美元，买入就是合算的。如果这种股票今年每股只产生5美元的利润，那么这种股票今年的股票理论价格就是50美元。两者之间相差40.91美元，两者相差的原因在于明年利率不变，这种股票有更好的收益。还是这个例子，如果明年的利息下降到5%，这种股票即使收益还是5美元，那么这种股票明年的理论价格也将上升到100美元。那么低于90.91美元，买入也是合算的。明年理论价格和今年理论价格之间相差40.91美元，两者相差的原因在于明年有更低的利率。

不论哪种情况，股票的价格都不会在明年年初跃升到到100美元，而是会迅速上升，很快接近90.91美元，消息的可信度越高，股票价格上涨的速度越快。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价逐步接近100美元。因为现在购买股票相比存款是合算的。如果股票价格没有上升，还是50美元，那么就会出现谋利的空间。某甲、某乙各有100美元。某甲选择存款，到明年年初拥有110美元现金。某乙选择购买股票，到明年年初，股票价格就会上升到200美元。某乙变现股票，可以比某甲多获得90美元。如果某乙以20%的利率从某甲手中贷款100美元，就可以获得80美元的收益。这样的谋利空间必然吸引大量购买者，于是出现股票价格的上涨。

在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骗局中，密西西比公司的原始股每股售价500里佛尔，约翰劳允诺给予投资者名义40%（实际200%）的年收益率。假设当时的利率是5%的话，如果约翰劳的允诺能够兑现，那么股票的理论价格就应该是4000里佛尔，而绝不是出售价格500里佛尔——今年购买500里佛尔的股票，明年获得200里佛尔的红利，存款只能获得25里佛尔的利息，谁还会去存款？事实上，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涨到了5000里佛尔。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下到贫民百姓，上到王公贵族，都争相巴结约翰劳想买到原始股票。

土地的价格也和股价一样，也会随着预期地租收入的增加而迅速上涨。如果预期到因为种种原因未来的地租会上涨，那么地价必然会迅速上涨。比如，预测到未来一段时间内，大批欧洲移民必然聚居在狭小的空间内，导致对农产品和居住空间的需求增加，进而会造成地租上涨，那么当地的地价上涨的速度便4倍于大西洋地区的土地。

价格的这种迅速上涨，必然刺激投机行为。虚拟资本价格上涨或下跌的基础在于未来收益和利率的变化。股价能否上涨到100美元，取决于未来每股的分红和对应的利率。然而未来的事情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对未来事情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公开的消息和以往经验的判断。但是，这两者都是靠不住的。于是，就为虚拟资本的价格留下巨大的想象和运作的空间。

股票价格的实际价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息。虚拟资本的收益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变量。一个小饭馆大致能挣多少钱，一个小企业大约能有多少利润，银行存款大约能有多少利息，大致都是可以估计的。这样的中小经营者，身边有的是例子。如果谁说投资一个小饭店能成为稳拿，绝大多数都中小资本经营者都会觉得这个人的说法不靠谱。但是，虚拟资本的红利却不好估计。铁路公司新修筑一条铁路，这条铁路能为铁路公司带来多少利润，谁也不清楚——就是铁路公司经过细致调研和考察也未必能准确预测利润。每一条铁路都是独一无二的，与这条铁路类似的铁路并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存在参照系。新建铁路究竟能带来多少利润，相比几乎一无所知的大众，铁路公司必然掌握更多地细节。它的宣传自然有更大的可信度。

如果铁路公司能操纵消息面，这就能获得无限的变化空间。每一次虚拟资本投资的高潮中，大量股份公司都会不遗余力地上市、增发、解禁，总之用各种手段最大度幅度地圈钱。既然用各种手段圈钱，自然就是越多越好。所有上市公司在圈钱的时候，都愿意讲最美好的故事。如果预计每年能分红10美元，不妨说成分红20美元，甚至50美元。夸大的能力越强，股价越高，圈到的钱越多。如果把分红能力吹到50美元，那么股价在明年就可以达到500美元，现在就可以买到454.55美元。吹牛的方式很多，不但要吹得大，还要让投资者相信。比如专家分析，比如历史数据的对比，比如新闻媒体长篇累牍地轰炸。利益涉及其中（比如收了原始股）的专家和记者会不遗余力地吹捧这些股票。历史数据分析则会采用能达到最好的结果的数据，为吹牛披上伪科学分析的外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采用经济危机时期的数据，尽管经济危机是历史数据重要的一环。（没有任何人愿意在自己的公司上市的时候讲利空的消息，除非是针对对手的时候。利用消息面砸对手的金融产品的价格是很常见的事，在列宁的时代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比如国际评级机构描述欧元区的未来——吹自己，砸对手，可以有利于自己圈钱，破坏竞争对手圈钱，也有利于收购或者做空对手的股权和债券。）

最初是上市公司喜欢讲故事，随着投机热潮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喜欢讲故事，都会加入讲故事的队伍的行列。基金经理乐于讲故事，故事越好，客户越多；握有大量股票的专家即使没有接受上市公司的好处也乐于讲故事，他相信美好的前景，所以才会握有这些股票（即使他不相信美好的前景，为了脱手这些股票，也要把故事讲下去）；至于大多数追风进入的人，本身就缺少足够的信息来源，乐于听信对自己有利的消息，自然也愿意人云亦云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击鼓传花的游戏中，人为对未来盈利能力夸大，有利于任何人，除了最终的接盘者。这时，每个人对自己的前景都充满美好的憧憬，即使有人提醒前途堪忧，也会被冷眼相对，甚至可能遭到奚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没有分享到大牛市的盛宴所以心态不正常”等等。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加入投机运动比较早的人获得了收益。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经济复苏期，允诺的利润容易实现，一方面是后来者对虚拟资本的要求使前辈们容易脱手。这些人的经历成为传奇被广为传颂，吸引着所有的后来人。后来人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希望下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落在自己的头上。

最好的故事是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并不允诺自己的盈利能力如何，而是描述一片美好的前景。善于讲故事的大资本，可以把稻草说成金条，就能把稻草卖出金条的价格。这不正是最高的追求吗？故事的的外包装可能反复变化，小到企业，大到一个地区或国家前途无量：比如IT革命，比如日本奇迹，比如金砖四国等等。但是，内容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只要价值投资长期持有，以后就会发大财之类，每次都是新瓶旧酒。有趣的是，喜欢讲这些故事的人，却并不能坚定地长期持有，该减持的时候照样减持。击鼓传花，最终的目的不是持有花，而是把花传给后来人。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好脱手投机品，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坚定信心长期持有。既喜欢讲故事，又不听信故事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稻草最终不可能变成金条，迟早还是会原形毕露。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利兑现的期限必然会越来越近。如果一种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市盈率高高在上，允诺的红利却迟迟不能兑现，这样的股票对投资者是没有吸引力的。这时如果没有新的故事，虚拟资本难免被抛售。何况，有新的故事也难免出现股价的下跌，“狼来了”的把戏不能反复搞。投机者抢椅子的目的是卖给以获得红利为目的投资者。投资者必然会选择市盈率低的股票。市盈率长期居高不下的股票，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对投机者自然也就没有吸引力了。

此时，那些善于讲故事的人已经把稻草按照金条的价格脱手了。那些听信了他们的谎言的善良的中小投资者现在是稻草的拥有者，他们只能自我安慰——价值投资长期持有，迟早有一天稻草还能变成金条。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且不说稻草的盈利能力已经被极大地夸大，根本不能和金条不可同日而语，理论价格难以达到金条的水平。就是某一天，由于利率下降等原因，稻草真可能变成金条。当初把稻草说成金条的人还可能再次利用增发和配股，继续把大部分新涌入的资金再次吸收过去。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只要有可能性，就会变成现实性。

抛开为了私利夸大或贬低盈利能力不说，历史的分析往往也有巨大的偏差。甲公司某时刻经营良好，未必代表未来同样经营良好。反之亦然。人事的变动，新产品的开发，市场变化，政府政策的影响，都可以导致经营情况的变化。未来的事情总是变化莫测，细节永远是魔鬼，任何完美的计划都可能因为意外变化变得完全不可能实现。铁路未来的盈利能力究竟怎么样，周围土地开发情况如何，都需要实际运转的验证——铁路沿线的居民是否能得到出行便利实惠，商品流通是否能更加广泛，铁路公司是否能够盈利都是未知数。这些情况直接影响未来每股的分红。

利率则更有周期性变化。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不错，并不代表未来仍然不错——否则就不会存在经济周期了。甲路线给铁路公司带来了良好的收益，许多人后悔当时没有购买股票，不能分享盛宴。于是铁路公司要修筑乙路线的消息一传出，当初错过甲路线的谨慎者纷纷趋之若鹜。问题是，新开辟的乙路线一定也会给铁路公司带来良好的收益吗？去年和今年的利率是10%，明年仍然还会是10%吗？眼前良好的经济形势，使人们往往忘记产品滞销、利率上涨的风险。

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大再生产时期（也就是复苏期），由于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上升，但是蕴含的产能与需求的缺口也在不断加大。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新增产能被完全释放出来，必然出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小于供给的情况，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必然出现产品滞销、利润下降和利率上涨。当第一条铁路路线为铁路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时候，很可能经济正处于复苏期。第二条铁路修筑完成的时候，则可能已经是过热期，甚至危机崩溃或者危机之后的停滞期了。同样的虚拟资本处于不同的宏观经周期，当时的盈利能力和利率必然完全不同。

不仅如此，铁路的巨大投资，很可能本身就是造成产能缺口的原因。铁路的修筑涉及巨大的投资，于是上下游企业也纷纷增加投资。社会上一片大繁荣，甲路线盈利良好。修筑完甲路线，接着修筑乙路线。甲路线的所需的利润，由修筑乙路线时期的社会投资所提供。那么乙路线的利润又从哪里来呢？接着修筑丙路线吗？实际上，筑路运动一旦放缓，就会出现经济危机。铁路修筑工程必须以几何级数的速率增长，才能保持繁荣。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红利和利率的变化必然会影响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但是要虚拟资本实际价格变动，并不需要对应的红利或利率变化。这决定了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本身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虚拟资本未来理论价格的飘忽不定决定了铁路公司的股票上涨的同时就蕴含着暴跌的种子。当铁路股票价格已经开始上涨的时候，铁路的盈利能力并没有表现出来。虚拟资本实际价格与理论价格之间的差距（铁路公司股票的例子中90.91-50=40.91美元），完全靠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支撑。这就如同海市蜃楼，由于夸大的宣传和未来的不可确定性，未来的收益究竟能支持这栋大楼盖到多高，完全看不清——甚至未来这栋大楼是否会存在都看不清。海市蜃楼亦真亦幻，亦幻亦真，可能变成真实的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也可能随时烟消云散。

因为虚拟资本的价格具有暴涨暴跌的属性，所以投机的利润往往非常惊人。以50美元价格买入的股票，转手以100美元的价格卖出，利润是100%，如果此时利率也下降到原先的一半，就可能以200美元的价格卖出，利润是300%。即使买入的价格是60美元，甚至70美元，利润也是非常惊人的。资本并不关心增殖的途径，只关心的增殖的速率。这样高的利润率必然吸引大批资本涌入。只要虚拟资本价格不断上涨，这就是比存款合算得多的收益。实业中能达到这个水平的也不多。对投机者来讲只要最终能卖出去，那么即使承担20%的高利贷也不算什么。

现实的生活中，显然不能像铁路公司的例子中这样准确预期明年的股息和存款利息。但是，可以得出未来股票收益上升或者利率下降，股票价格会立即上升的结论。反之亦然。铁路公司新建铁路的例子中，新建铁路的消息一传出，铁路公司股票和铁路沿线土地的价格必然会立即稳步上涨。（铁路沿线的土地有条件要求更高的地租，原先的荒山野岭现在值得开垦、可以居住了，自然可以要求更多的地租。历史上看，每次美国交通运输高潮期，都是沿线土地价格暴涨期。下一小节还会谈到地租的问题。）上升的速率决定于对未来更好收益预期的可信度。可以证实的好消息（比如施工顺利）可以加快上升的速率。反之亦然，坏消息（隧道塌方、山洪冲毁路基、路线拆迁过程中遭遇钉子户）会减缓股价上升的步伐，甚至导致下跌。不断出现的消息不断验证或者否定未来美好收益的预期。未来的利率水平同样有类似的影响力。任何可信的与利率水平有关的消息，都会影响虚拟资本的价格。美联储主席的一个声明，便可能引起无数联想。至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则有更大的影响力。显然，国家领导人手中掌握的刺激经济的工具更多。

对投机虚拟资本的人来说，自己拥有虚拟资产期间能获得多少红利是次要的事情，能以什么价格卖出才是重要的。相比买入卖出的价差，年息红利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哪怕暂时没有红利，只要将来能高价卖出去就可以。在未来该股票红利会大幅度增加或者利息率会大幅度下降的预期下，他们纷纷疯狂地抢占预期中的“价值洼地”。至于未来的地租能否上升到这个幅度，股票的红利能否兑现，利息率是否会大幅下降都是未知数。于是经常可以看到土地撂荒，地价猛涨，股票不分红，股价却猛涨的现象。关键是能不能卖出去。如果卖不出去，那么这种现象并不能持续。能卖出去的关键则在于红利能够兑现。随着股票价格的上升，如果股息迟迟不能兑现，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必然越来越低。最终接盘者不出现，只能在投机者之间倒来倒去的投机，最终必然崩溃。

靠预期的未来收益支撑的那部分股价，如果不能兑现，就是泡沫。在多重利好的消息的推动下，给投机者无限的想象空间，铁路股票的价格会一路飙升。最终铁路股票的价格会上升到靠未来的收益远远无法支持的地步。这时的股票价格会要求股份公司的利润在未来达到实现不可能实现的高度。这时还会有大批后来者不断涌入，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专家的评说，使后来者相信“十年牛市刚起步，一万点都太低”

虚拟资本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未来的收益不能兑现，那么投资虚拟资本是不划算的。但是，只要虚拟资本价格在不断上涨，投机虚拟资本就是合算的。虚拟资本的价格上涨越多，投机就越合算，投资获得红利收益越不合算。在虚拟资本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价格上涨的收益足以弥补红利低于其他投资选择所对应的损失，但是一旦价格停止上涨，红利收益的缺陷就要暴露出来，这时如果未来收益不能兑现，一部分投资者就要考虑改投其它投资渠道。由于许多未来的收益本身就是极度夸大的子虚乌有的收益，出现资金外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资金外流促进信心动摇，信心动摇加速资金外流。

投资者从投机者手中接盘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红利（股息、房租、地租）的收益。对投机者来说，卖出的价格越高越好，对投资者来说买入的价格越低越好，价格高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有吸引力了。投资者能够接受的上限，就是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超过这个价格购买虚拟资本就不如存款。如果虚拟资本的未来收益能够兑现，虚拟资本未来的理论价格和实际价格吻合，投资虚拟资本吃红利是合适的，自然不难找到接盘的投资者。否则，虚拟资本的价格就会显得偏高。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预计的红利是否能够兑现。如果能够兑现，就是没有投资者接盘也无妨，投机者自己也可以自己当投资者坐地吃息，分享红利。反之，如果铁路的公司的盈利能力不能实现，支撑股票和土地实际价格的幻影就会破灭。如果不但不能赢利，而且巨额亏损，甚至拖垮了铁路公司，就可能导致整个虚拟资本的大厦轰然倒下。铁路公司股票和沿线土地价格必然回归到理论价格，换句话说，就是剧烈的下跌。这时，投机者自己坐地吃息是很不合算的一件事情——“买股票卖不出去权当长期投资”，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因为这种长期投资是不划算的——获得同样的红利，本来只需要更少的货币资本。他们是不得不当股东而不是主动去当股东。

虚拟资本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往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与实体经济投资过剩互为表里。虚拟资本的价格的飙升，往往和大规模投资行为相吻合。股价气势如虹，大规模虚拟资本投机如火如荼的时候，现实生产往往也是热火朝天。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土地危机都与交通运输的大发展或者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大规模需求有关——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得原来没有开垦价值的土地具有开垦价值，不宜居住的土地适合居住，战争使粮食的要求激增等等。公路、运河、铁路、汽车的每次大发展都伴随土地的大规模投机——交通大发展，土地大投机。在经济复苏期，对未来的盈利充满美好预期，于是整个社会成为一支成长股。对虚拟资本未来盈利的美好预期，变成对虚拟资本理论价格的美好预期，直接推动虚拟资本现实价格的上涨甚至暴涨。大规模开展投资建设。看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和项目进展顺利的捷报，自然会让投资者充满信心，也必然会吸引投机者抢在投资者之前进场。“圈钱、开工、再圈钱、再开工”，成为循环往复的运动。随着资本大量投资，社会上一片欣欣向荣。虽然铁路公司的股票和沿线土地并没有带来新增的收益，它们的理论价格还没有上涨，但是它们的实际价格已经领先于理论价格。

一旦这些投资的产能释放出来，资本开始压缩投资规模，又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就会有大量产品滞销。股份公司大量募集资金，施工建设顺利并不是决定因素，产品或服务销售顺利获得利润才是最终检验投资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与真实产业只能产生有限的收益，最终成为烂尾楼，靠预期的未来收益支撑的那部分股价也必然会烟消云散。事实上，当年的那些投资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广大股东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获得对应的收益，股价自然下跌，后期加入的中小股东们被深度套牢。于是，先是大发展，大跨越，大投机，最后是一片狼藉。

虚拟资本的利润，无论是股息、债券利息还是地租都来自剩余价值。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经营行为可能出现生产过剩，产品卖不出去，企业亏损，工厂倒闭，那么虚拟资本对应要求的剩余价值自然也有可能无法兑现。企业亏损，便没有股息可以分。全社会经济大萧条，商品卖不出去，商店倒闭，商业建筑的地租就会下降。工人大批失业，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住宅的房租就很难不下降。

宏观经济的大环境逆转，即使自身盈利能力不变，虚拟资本的价格仍然会受到利率上涨和变现压力的冲击。在经济的复苏期，随着投资的增加，产销两旺，回款顺利，利率比较低，此时的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相对较高，实际价格更是往往领先于理论价格。在经济逐步走向过热的时期，虚拟资本价格可能出现最后的疯狂。产品滞销已经逐步露出苗头，中小大量实体经济经营者逐步把资金从实体产业中撤出，去追求更高的利润。此时，不是虚拟资本的盈利能力更强，而是在盈利能力不变的情况下，显得更“洼”了而已。产品滞销，不如去炒股票、炒房子，囤积居奇。经济进入崩溃，虚拟资本价格同样会暴跌。此时的利率必然暴涨。中小企业贷款难，自己没钱的话要借高利贷贷款，自己有钱的话可以去放高利贷。即使那些红利能够兑现的企业，此时的股价也难逃一劫。有些行业非常顽强，经济崩溃时红利仍然不变，但是利率价格上涨一倍，他们的股票价格必然暴跌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往往更多——这是因为许多拥有虚拟资产的人现在不得不变现资产，偿还债务。“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所有者取得的收益，象国家证券那样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象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值以外，还会进一步贬值。”

一旦出现崩溃，除非迎来新的投资高潮，否则虚拟资本市场很难复苏。因为经济萧条，眼前的利润很低。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新开工的项目很少，长远也看不到利润增加的迹象。这时，虚拟资本大幅度升值的可能性不大，椅子自然也没有人抢。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刺激经济政策，能够使投资人对未来经济形势产生良好的预期，但是如果经济迟迟不好转的话，虚拟资本的价格还是会回落——因为投资者看不到未来增加收益的可能性，投机者的抢到椅子也没有下家接手。

如果以密西西比骗局那样的彻底欺诈为一端，以完全募集资金干实业为另一端，那么绝大多数企业圈钱行为处于两端之间，既有夸大的宣传也有实业投资。我们会发现所有企业都可能暴跌：或者是因为故意夸大的宣传，或者是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产能大于需求）。即使股份公司能够兑现惊人的红利，仍然难逃经济危机的一劫。红利虽然兑现了，但是利率上升，同样会造成虚拟资本价格的暴跌。

既然全民性的虚拟资本投机必然以大崩溃收场，那么为什么还会屡次出现虚拟资本投机的高潮呢？在天下熙熙皆为利趋的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行为都可以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

许多人并不相信股市会达到一万点，但是他们认为既然别人都认为能达到一万点，自己在五、六千点进入，在八千点跑出来就可以了。事实上，如果多数人都这么想的话，最终的股市不但不会达到一万点，就是八千点都很难，因为必然还会有跑得更快的人。对大多数股票拥有者来说，知道真相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因为其他人已经都知道了——绝大多数人几乎是同步知道的。

大多数情况下，跑得是否足够快相对次要，重要的是在什么价位加入投机大军。最终清场的时候，那些以较低价格获得虚拟资本的人损失较少，甚至可能有盈利。那些以50美元购入股票的人也许还能忍受，但是以70、80，甚至90美元拿到股票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某些人认为自己能比别人跑得快，不会承担损失。90美元入场的人，很快就会失去逃跑的机会，除非他们准备割肉。50美元入场的人，此时还可以不紧不慢地离场。

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虚拟资本市场也是市场的一部分，也同样会出现资本不断自我集中强化的现象，同样要遵循“强者恒强”的规律，同样存在马太效应。无论是在一级市场发行股票，还是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交易，大资本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最大的好处自然由一级市场的发行方获得。在股市的热潮中，大公司夸大公司盈利，以惊人的价格进行合并、上市和增发，建立起垄断帝国。公司的高管与经纪人和大投机者（往往是机构投机者）联手，推高股价，然后把股票倾销给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竞价购买，发行方渔翁得利。在帝国之中，整个垄断托拉斯的大部分利润被顶端公司的少数顶层管理者拿走，数量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只能获得一点残羹。大股东把稻草按照金条的价格卖给小股东，小股东把稻草按照金条的价格买来，希望以更得价格转手卖出去，两者的风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前面谈到的现象。这里不再复述。

控制了一级市场发行，就可以控制二级市场。二级市场股票的上涨，完全可以被一级市场的增发、解禁和配股所打断。二级市场的下跌，也可以用回购制止。（当然，在股市暴跌时，股份公司是不会回购的，没有人会把圈来的钱吐出去。）增加或减少流通中的股票数量是最终否决权，不过即使不使用这两种手段大资本也有其他方式控制股价。

二级市场上大资本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操纵个股。个股的实际价格由成交时的资金量和股票数量决定。多空博弈僵持阶段，购买与抛售陷入焦灼状态，大资本的加入任何一方都可以瞬间改变短期股价，完全可以拉升股价出货，也可以压低股价吸筹。能够抵消大资本抛售或抢购行为的，只有更大的资本。不过，独立的资本显然无法对抗社会资本。所以，对一般的资本来说，如果某资本的背后有银行的支持，那么这样的资本是无法战胜的——除非央行站在乙资本的背后。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央行是金融斗争的至高神。这也是央行不能为利润而经营的重要原因。

消息面往往也在大股东掌握之中。中小股东被排斥在管理层之外，对企业目前的运转情况和未来的盈利能力几乎完全一无所知。他们对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的判断，来自公开的消息。为了拉升股价，铁路公司可以通过关系媒体散布即将修筑新铁路的计划；为了降低股价，铁路公司也可以散布铁路修筑过程受阻的消息。这样的消息由关系媒体散布，铁路公司是不必负责的。达到目的之后，再发布完全相反的消息，甚至简单的辟谣即可。大股东利用不同时间节点，发布真假参半的消息，把对公司内幕一无所知的中小股东玩弄于鼓掌之间。

现实中，大股东往往把资本优势和消息优势完美地结合起来，反复洗劫小股东手中的货币资本，把小股东变成大股东的奴隶。比如，吸筹的时候发布利空的消息，出货的时候发布利好的消息。20世纪初,许多美国资本巨头都是左手银行，右手媒体。相比小股东，大股东无论是资本量还是消息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这种优势。大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与国际评级机构相结合，可以操纵各种金融产品的价格，甚至操纵主权国家的国债价格。

小股东可以选择抛售手中的股票，购买其它的股票。但是如果天下乌鸦一般黑，还有什么选择呢？小股东也可以选择彻底退出股市，甚至彻底退出虚拟资本市场，但是银行的利息更低。对中小股东来说，他们处于必然不利的地位，但是他们仍然义无返顾地参加这种不利的赌博。在价值符号的时代，他们参加这种赌博除了相信自己是上天的宠儿，希望一夜暴富之外，还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又不愿意在通货膨胀中束手待毙。对小股东来说，一面是逗你玩的纸面富贵，一面是基本不变甚至不断缩水的存款，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是天生的弱者——在资本的丛林中，钱少就是弱者。

如果政府参与其中，那么大资本的力量也无法与之争锋。政府掌握央行拥有无限融资能力，控制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和大量国有（比如国有资产的股权）。政府既可以把这些国有资产的部分股权以夸大的价格卖给社会大众，从社会募集资金解决财政困难，也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指定的人选，使少数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政府把所有的国有资本都折腾干净以后，还可以剥夺没收。政府的分配行为，完全由政府意志决定，拥有最高权限。

如果把虚拟资本市场看成一个网站，不同参与者的权限是不同的。在虚拟资本市场中，跟风的大众是一般游客，小资本是注册用户，中资本是资深注册用户，大资本是各个版面的版主，而政府则是整个网站的最高管理员。除政府以外的每一个等级的成员都有两件事情，第一是努力向上一级移动，第二是阻止下一级成员向自己这一级运动。两件事情是合而为一的，自己向上运动的资本来自对自己下级的压榨。

尽管股票和债券制造了惊人的投机，但是股票和债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自我进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社会化的必然要求。由于股票和债券的出现，使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零散的小资本能够汇聚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用。如果没有股票和债券凭借私人资本则很难出现铁路网。至于投机和资本的汇聚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规律，不论是否存在股票或债券都起作用。

没有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国家中，只有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本才可能经营庞大的企业。靠社会募集资金的企业，要好好表现，至少精心描绘海市蜃楼一样的故事，付出努力才能募集到社会的资金，要让小股东看到挣钱希望。至于那些靠国有资本经营的企业，则连这样的辛苦都不必，只要能巴结好官僚即可，至于这些企业的经营者更可能就是官僚。这并不是说，控制国有资本的官僚的个人能力一定不如控制社会资本的资本家。但是在缺少淘汰和竞争的条件下，官僚集团选拔的人选往往并不是最擅长经营企业的人选，这些人选的对企业管理决策的最终目的也往往并不是出于资本增值的目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经接收大批逆产，这些资产绝大多数辗转流入国民党各级官僚手中。其中相当一部分，归军统所有，由各大特务经营。至解放战争胜利，这些资产大多数已经被折腾得一干二净。假设国民党此时不倒台，必然要面临是让这些企业自动消亡，还是要用财政资金补助这些企业的两难选择。事实上，财政资金最终无非是来自税款（如果把政府印钞也看作一种税收的话）。对社会民众来说，购买股票和债券是自愿为大型企业集资，缴纳税款则是不可推脱的义务。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显然不能没有发达的现代工业，现代工业惊人的生产规模必然要求惊人的资本。没有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募集社会资本建立股份公司，利用财政资金建设国有大型企业，是三选一的选择，各有利弊。如果选择利用利用社会资本市场募集社会资本，就不能禁止股票和债券的交易。于是，也就不能禁止虚拟资本市场的投机。许多国家立法限制商业银行进入虚拟资本市场。这道不太结实却有一定效果的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虚拟资本市场大规模投机之后造成的崩溃向实体经济蔓延，但并不可能禁止虚拟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

决定虚拟资本价格的两个要素是虚拟资本盈利能力和社会中小资本平均利润率，两者的变动都能造成虚拟资本价格的剧烈变动。两者的变动都与经济周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动暴涨暴跌。“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除非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在马克思的时代，虚拟资本价格与产业资本一样，出现周期性波动。

在金本位货币的时代，虚拟资本价格的暴涨暴跌创造了暴富的机会。“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当商品和有价证券在巴黎大跌特跌并且完全卖不出去时，利物浦有个瑞士商人兹维尔亨巴尔特先生(他是亲自对我父亲讲这件事的)，把他一切能换的东西都换成货币，带着现金来到巴黎去找路特希尔德，向他提议合伙做一笔生意。路特希尔德凝视着他，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个肩膀问：‘你身边有钱吗？’——‘有，男爵先生！’——‘好吧，让我们合伙吧。’于是他们两个做了一笔漂亮的生意。”这是恩格斯描述他父亲亲耳听到的事情。

经济危机时期，是拥有货币资本的人扩大自己的资本的最佳时期，利用经济周期进行投机成为发财的有效途径。那么就会有人尝试人造经济危机（准确地讲，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他们制造的，而是由他们选择在对他们有利的时间节点诱发的）——只要又赚钱的可能性就会有人尝试可行性：

“我还要毫不迟疑地说，货币市场竟听任某个资本家个人的支配(象伦敦有过的情况那样)，让他能够在正是通货很少的时候造成货币异常短缺和紧迫状态，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很可能……能够从流通中取出100万镑或200万镑银行券的不只是一个资本家，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达到一个目的的话。”一个大投机家能够出售100万镑或200万镑统一公债，这样从市场取走货币。类似的情况不久以前还发生过，“这造成了货币的极度紧迫状态”。这时，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但这没有关系，只要达到一个重要目的就行了；这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证券价格，造成货币紧迫，他完全有力量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有一天，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某人向查普曼要求按7%的利息借5万镑。查普曼感到惊奇，因为他的利息率要低得多；他答应了。不久这个人又来，按7.5%的利息率再借5万镑；后来，又按8%的利息率借10万镑，并且愿意按8.5％的利息率再借一些。这时候，甚至查普曼也感到惊慌不安。后来才明白已经有大量货币突然从市场被抽走。但查普曼说，“我已经按8％的利息率贷出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敢再前进一步了；我不知道结果将如何”。

这段文字是19世纪英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银行家向上院经济危机调查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如果这段证词属实的话，当时就有人试图通过类似今天的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再贴现利率的行为人为制造金融危机，从中牟利。

有趣的是，公开市场操作和控制再贴现利率这两个央行控制流通中货币总量的有力工具的诞生比证词中提到的时间晚得多。换句话说，投机者比央行早得多就会使用这两种工具了，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央行。赚钱的动力让人们创造出无穷的智慧。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缺智慧，他们缺少的是资本。大资本有能力控制社会上货币的充裕程度，而小投机者完全不可能预知大资本什么时候收紧货币，只能随波逐流。

在本国搞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显然是不恰当的，很可能会遭到严厉制裁。但是，在国际上就无所谓了。本国资本暴跌时，外国资本完全可能趁火打劫进行廉价收购。对拥有金融霸权的国家来说，诱发他国金融危机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一件事情。国际上搞这种事情，不但能获得惊人的利润，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受害国。比如，对方金融市场不健全，缺乏管制等等。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其实，加害国与受害国的区别，只是受害国不掌握金融主导权而已。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如此看来，似乎发现了一条发财的捷径，在经济危机的时期买入虚拟资本，在经济繁荣过热期抛出虚拟资本。在金本位时期，确实是如此：在经济危机时期拥有大量的现金，就可以做一笔漂亮的生意。但是，在价值符号的时代，事情发生了变化。

7.17 贫民窟中的银山 ​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还有未耕种的土地和无业贫民，那就说明财产法在该国已实施得过分了，以至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权利。土地是作为一项共同的财富让人们在上面劳动和靠其维持生计的。……现在就通过各种可能手段规定尽可能多的人拥有一小块土地绝非操之过急。小土地所有者是一国最为宝贵的部分。——托马斯.杰斐逊

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恩格斯

马克思曾经说过：贫民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波托西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曾经是南美最大的银矿所在地，鼎盛时期的银产量曾经是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是不折不扣的银山。破烂的贫民窟中只会有卢瑟，怎么会有银山呢？

要说银山要从地租说起。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使土地所有者（地主）有资格向土地上生存的人（租户）要求贡赋，这就是地租。我们这里谈到的租户，并不仅仅是租赁土地或房产的人，也包括以一次性缴纳若干年地租的形式购买土地使用权（或者所有权）的人。凡是为了获得在土地上生存的权力需要支付代价的人，都归纳为租户。与之对应的，凡是利用土地所有权，向其他人要求贡赋的人，都归纳为地主。有一些人是纯粹的租户，有一些人是纯粹的地主。两者之间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中间地带。他们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然后转手把这些土地出租出去或者出售，这样的人属于二地主。二地主的下面往往还有三地主。二地主或者三地主，是大地主获得地租的必要工具，本应处于租户的地位，却可以搭在大地主的顺风车上分一杯羹。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获得这些额外的收益并不是无代价的，一方面他们是大地主获得收益的必要工具，另一方面他们要分担大地主的风险。

地租的虚拟资本化，能产生若干地租的土地所有权类似于产生若干利息的存款。于是，土地所有权就有了价格。这是《财富之母》和《纸面富贵》里面谈到的内容。这一小节要探讨地租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投机行为，地租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解决办法。

决定虚拟资本价格的两个要素虚拟资本的收益和当时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在土地价格问题中具体化为地租和利率。利率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并不是土地价格的特有因素，可以暂时抛开不谈。如果不考虑利率的变化的话，首先我们要探讨地租变化的规律。博弈的双方是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就是地主和租户。对地主来说，可以独占土地的使用权，把土地租给出价高的租户。对租户来说，可以迁徙，拒绝租用某一个地主的土地。这是双方博弈的权力。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表现，也是土地所有权的目的，没有地租也就无所谓土地所有权。只要有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最荒凉最偏僻的土地也会有地租，土地所有者决不会无偿给予租地者使用土地的权力。土地所有者可能允许自己的亲友无偿使用自己的土地或房产，但是决不会允许陌生人无偿使用自己的土地。这实际是一种赠与行为，赠与的物品是地租。“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但这种所有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经营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如果租户无法承担租金或者地主觉得租金不合适，地主自己也没有利用，那么土地就会荒置。

需要注意的是，本小节的分析以城市地租为主。这有三点原因：第一、各种地租行为都是土地所有者与产业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博弈的现象，个性之中有共性。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主要经济行为都发生在城市，城市地租更有代表性。第三、城市地租水平远高于农用地租水平，土地投机行为都发生在地租上升时期，大多数土地投机都是以城市地租为投机对象，尤以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为主。所以，本小节以城市地租为样本分析，土地投机行为。

假设人员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那么不同地区的地租与土地上生产生活者的收入情况密切相关。比如某甲是个蓝领工人，靠力气吃饭。在老家（比如说三线城市阿肯色的小石城），每个月能挣600美元，需要缴纳100美元的房租，余下500美元用于生活。但是，如果他去一线城市纽约，应聘类似的工作每个月能就能挣2000美元。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去纽约呢？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是他去纽约的动力。换句话说，他能在纽约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他就会考虑迁徙到纽约。假设小石城和纽约各种生活日用品的价格都差不多，那么他就会向纽约移动。他迁徙到纽约之后，就会租房。这时，纽约的房租就会上涨。纽约的房租会涨到多少，是某甲移动的底线呢？1500美元。如果某甲租住的房屋的房租，每个月的租金超过1500美元，对某甲来说，迁徙到纽约就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这里，我们假设某甲在二线城市旧金山可以应聘一份一样的工作，每个月能挣到1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假设生活日用品价格基本不变的话，那么影响某甲向旧金山移动的房租的底线是多少呢？1000美元。如果一线城市纽约的房租超过1500美元，纽约对某甲就不再有吸引力，他会考虑离开一线城市纽约，回老家或者去二线的旧金山。

随着某甲和他的同乡不断离开小石城，小石城的房租必然会不断下降，工资水平则会逐渐上升。反之，纽约和旧金山的工资则会下降，房租则会上升。最终，会达到一个水平，在这个水平上离开小石城去纽约或者旧金山，便不再有吸引力了。如果人员和商品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假设小石城、纽约和旧金山的最低生活标准应该是基本一致的。那么三地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决定了各地地租的不同水平。

以三线城市小石城为参照系，纽约和旧金山的房租是小石城的房租加上额外的工资收入。如果以一线城市纽约为参照系，旧金山和小石城的房租是纽约房租减去两地工资不足的部分。小石城的房租上涨必然拉动纽约地区房租上涨，纽约房租上涨迟早会波及小石城和旧金山。反之亦然。纽约房租下降，也必然导致小石城房租下降。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纽约房租1500美元对应小石城房租是100美元，如果纽约房租下降到1400美元以下，比如1300美元，那么小石城的房租会是多少？难道会是-100美元吗？地主显然不会向租户付钱。每月住着地主的房子还能获得100美元的收入，这样的好事天下没有。这时，如果纽约收入水平还是2000美元的话，某甲在纽约每个月可以有700美元用于房租以外的生活。相比之下，在小石城即使他不支付任何房租也只有600美元的收入。他必然会移民纽约。小石城的工资如果不能上涨的话，小石城就会逐渐被居民所抛弃，最后成为一座鬼城废墟。

与住宅地产类似，如果某甲在纽约郊区开一个杂货铺，每个月能有3000美元的毛利润，在纽约曼哈顿开一个类似的杂货铺能有10000美元的毛利润，那么两地之间同样规模店铺的房租的差距就应该在7000美元左右。如果郊区店铺的生意变得更好做，比如毛利润上升到4000美元，那么郊区的房租就会上涨，曼哈顿的生意不变，最终两者地租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到6000美元。否则就会出现关闭曼哈顿地区杂货铺，去郊区开新店的潮流。反之亦然。如果曼哈顿的生意更好而房租不涨，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曼哈顿开店。与劳动力相比，商业对地点要求更加敏感。同一个街区不同位置的店铺就可能有不同的收入水平，相差几百米的两家经营同样商品的沿街店铺可能门庭若市，小巷深处的店铺则可能门可罗雀。两者销售量可能有天壤之别，毛利润相差悬殊。繁华地区店铺的地主，自然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地租。与商业相比，工业并不追求繁华程度，而是对原材料和成品运输条件要求较高。所以工业往往选择在原材料的产地或者运费较低的地区（比如沿海城市的郊区）。

同一个城市之中，住宅地产相差的悬殊程度，往往远远小于商业地产。对某甲来说，在纽约曼哈顿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在纽约郊区，只要交通条件允许的话。如果市中心的住宅租金较高，就可以考虑搬到相对边远或者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需要注意的是，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一个地区商业地产的租金远远高于住宅地产，必然会有很多住宅地产被改变用途转化为商业地产。把老旧的居民社区夷平，建筑新商业区，谋求两种地租之间的差额，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商业地产价格的高涨必然拉动住宅地产价格上涨。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是住宅区向郊区移动，发达商业区则在市中心地区。

在理想的人、财、物完全自由流通的情况下，租户迁徙的原因是可以获得更高的纯收入，租户基本停止迁徙的原因（如果没有户籍、营业执照等因素限制的话）就是各地的纯收入相同。劳动力在各地的纯收入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实业资本在各地的纯利润率也应该是基本接近的，否则就会引起人、财、物的大流动。很显然，各地的毛收入和毛利润率是不同的。各地不同的毛收入，最终获得基本相同的纯收入，必须减去一个各地不同的差额，这个差额就是各地不同的地租。一个城市住宅的地租水平取决于于当地收入水平和全国平均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值，商业地租的水平则取决于商店的毛利润和同行之间平均利润的差值。一般来说，所在地区经济越繁华，地租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现实社会中，不同城市很难有完全一样的工作、房产、商品价格和无成本的迁徙。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甲、乙两地工作内容接近，工资悬殊，日用生活成本接近，生活质量接近，房租却相差悬殊的现象。同样建筑质量类似的房产，建筑成本接近，在不同的地区有完全不同的房租和价格。小石城、纽约和旧金山的地租水平相差悬殊的原因，在于三地收入水平不同，达到接近的生活质量，可以有不同的盈余。这些盈余的部分，就被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成为他们的收入。至于商业地产的相差情况，则更加明显。一线城市中心商业区号称“寸土寸金”，那里一个窄小的铺位比三线城市郊区一个宽敞明亮的店铺有资格要求高得多的租金。

除了地点以外，装修过的房产显然有资格获得更高的租金。精装修、带家具的住宅和毛坯房，显然不会是一个租金。如果地主不投入资本，租户自己也要投入。既然地主投入了资本，租户的租金中必然要包括地主投入的资本的利润。与之类似的，还有改良过的土地、整修过的店铺等等。不过，由装修或改良程度所引起的地租差异与租户毛收入无关，与普通实业投资行为类似，也很难达到惊人的水平，所以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本文在《切大饼》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社会总产品最终在劳动者、产业资本家、地主、金融资本家和暴力之间分配。掌握每种要素的人数量越少，博弈能力越强，越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大饼份额。暂时扣除金融资本家和暴力的份额不谈，把余下的部分定义为毛收入，扣除地租以后的工资和纯利润视为纯收入，那么毛收入将在地主和租户之间分配，最终分配结果由双方博弈决定。博弈的结果是由两个对立的集团博弈决定的，而不是具体个人。“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某甲廉价出租自己的房屋。如果某甲要求的租金低于行情到一定限度，难免会有某乙出现，先租入某乙的房屋然后转租给某丙。

地租的上升有两种可能，即毛收入增加或者地主阶级博弈能力加强。如果地主在博弈中占有优势，收入增加必然导致地租的增长。不过，即使收入不增长，也可能因为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出现地租的大幅度上涨。需要注意的是，地主阶级获得的大饼份额增长，有时表现为工资和房租同时上涨。表面上看，产业资本家让出一部分利润，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实际上是地主阶级的收入增加了。此外，地主分额的增加有时也表现为某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比如，同一座城市中，繁华街区的蔬菜价格可能和偏僻街区的蔬菜价格相差悬殊。两地菜价差额的部分最终都将以摊位费等形式为地主所占有。虽然菜价高昂，市民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但是土里刨食的菜农和起早贪黑的菜贩都不能获得超额的利润。“我们已经知道，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可能形成地租的这样一个外来的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必然会在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大的追加部分。但是，把这种利息撇开不说，在租金里面，还可能有一部分，在一定场合，可能全部（也就是在完全没有真正地租的时候，因而在土地实际没有价值的时候）是平均利润的扣除，或正常工资的扣除，或同时是这二者的扣除。利润或工资的这个部分在这里以地租形式出现，因为它不象平常那样归产业资本家或雇佣工人所有，而是以租金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实际上它们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垄断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样。”表面上工资上涨了，实际上还是地主的收入上涨了。

各地的收入水平直接决定各地之间的房租差额的水平。但是这远远不够。租户在各地之间的迁徙只能决定各地相对的价格，租户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博弈力量对比则决定各地地租的绝对价格。对租户的居住环境来说，绝对价格相比相对价格更有意义。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地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个基准水平，一部分是各地收入水平的差额。租户不与甲地主打交道，就要与乙地主打交道。租户集团与地主集团博弈的结果，决定基准地租，在这个基础上，依次增加或减少不同地区租户收入之中盈余的部分。我们可以小石城每月100美元的房租为基数，加上各地平均收入的差额确定旧金山和纽约的房租。我们也可以纽约的房租为基数，减去平均收入的差额确定旧金山和小石城的房租。这个推演就是A+1400=B，B-1400=A。但是，A或B由什么确定呢？A、B实际是一个变量，确定一个便可以确定另一个，其中一个不确定，另一个也不能确定。A、B两个变量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来自租户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只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决定了A，也决定了B。其次，每月租金100美元的房产究竟是什么？是独立的别墅，宽敞的单元，还是一个狭窄的阁楼，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甚至一张床铺？我们只说明了总价，却并没有说明这个总价对应的面积。

换句话说，单位面积的地租水平是完全不确定的。能确定的只是一、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同等质量的房产之间地租的差额。在前面的例子中，可以出现100美元在小石城、1500美元在纽约各租一套别墅的组合，也可能出现300美元在小石城、1700美元在纽约各租一个铺位的组合。现实世界之中，只会有一种组合。如果在小石城每月100美元能够租到一个别墅，那么在纽约就不会是每月1500美元一个铺位。反之亦然。最终结果是1500美元一套别墅，还是1700美元一个铺位，完全取决于租户和地主阶级之间的博弈。纽约地主的博弈能力改善，房租上涨，必然会引起人口逃离一线城市，进而推动小石城和旧金山的房租上涨。甲地主提高地租，必然改善乙地主的博弈能力。甲地的地租上涨，乙地的地租往往也会水涨船高。这就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逃离北上广，推动二线城市房产价格上涨转载时请删除）

这就如同工人生产的价值扣除补偿生产资料之后，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决定工资和剩余价值比率的关键，除了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没有任何其它东西。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博弈能力较强的一方可以在分配之中占尽便宜：总收入数量增加时，博弈能力较强的一方有资格获得绝大部分，甚至全部增量；在总收入数量减少时，博弈能力较弱的一方要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损失；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双方博弈力量的变化，决定分配比率的变化（也就是地租水平的上升或下降）。

探讨地租变化规律，有必要首先探讨地主和租户的博弈力量对比。这种力量对比决定了“多收了三五斗”时，这“三五斗”究竟归谁。表面上看，租户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人挪活”。实际上，恰恰相反。

首先，地主的天然具有博弈优势。在全自由市场之中，没有不动产税，也没有国家依法保护的最低生存空间。如此，地主完全可以把土地闲置，而不需要任何成本。土地所有者不能增加或减少土地的绝对量，但能增加或减少市场上的土地量。“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终无人耕种。”相比之下，租户则被动得多。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土地是一切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租户如果不租甲地主的地，就要租乙地主的地：既然他们不能迁徙到太空，那么除非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否则他们必须向地主阶级中的某一个人屈服。地主与租户博弈，地主成交不成交两可，租户则必须成交。租户对成交的渴望程度，显然要高于地主。在前面的例子中，纽约郊区生意好做，小店铺的毛利润上升1000美元，最终的结果是纽约郊区和曼哈顿地区的房租之间的差距缩小到6000美元左右，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纽约郊区的房租不涨价，曼哈顿的房租下降；第二纽约郊区的房租上涨，曼哈顿的房租不变。我们常见到的是第二种结果。这个过程如同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博弈，最终让步的注定是农民。如果把地主看为一方，店铺商人看为另一方，那么对地主们来说，有三个选择，店铺闲置、自己开店或者出租店铺。对小店铺商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关门或者租店开业。如果地主不把店铺租给店主，他可以索性闲置，也可以自己开业。地主不自我经营的原因，是开业的利润对地主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对小店铺商人来说，如果不能成交，则只能坐吃山空。对在城市中工作的劳动力则更是如此。房子租赁行为不成交的后果，对地主来说是房产空置，对租户来说则要去睡大街。如果考虑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种种社会行为都需要以固定居所为基础的话，更不难理解租户的被动。如此就决定了地主一方的先天优势。

其次，工业化进程加强了地主的优势。工业社会各种经济行为趋于集中，对地理位置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之中，地租的关键是土地的肥沃和灌溉程度。农产品是主要产品，绝大多数农产品自产自销，人口均匀分散，完全可能存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工业社会之中，决定地租的关键是地理位置。社会化大生产替代了小农经济，生产过程不断集中，本身就有聚集的趋势。生产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规模才有的效益，反过来一个生产中心一旦建立必然吸引大量劳动力聚集在很小的空间内。此外，由于运费的原因，新设立的生产中心则往往选择在距离现有原材料生产中心和市场较近的地区。这就决定了经济中心必然在城市，而且多是运输条件便利的沿海城市，许多新生产中心或者运输中心最终也往往发展成大城市。这就必然出现经济重心向沿海城市转移，劳动力向沿海城市迁徙的现象。如果劳动力在内陆农村不迁徙，则可能面临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内陆地区虽然有广袤的土地，但是并不适合大多数经济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工作随劳动力走，而是劳动力去追求工作（由于户口、国籍等原因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迁徙的情况除外）。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需求不足，庞大的失业大军长期存在，工作永远是相对较少的。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工业化国家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离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范围内。虽然许多内陆四线小镇的地租远远低于一线城市纽约，但是那里工作机会稀少，收入水平更低。也就是说，即使当地地租为零，收入也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那里逐渐会成为被产业资本遗弃的城市。（*所谓就地城镇化的说法完全是不顾经济规律在书斋中空想出来的。*转载时请删除）所以，对租户来讲，挪动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挪到二线、三线城市很可能就“活不了”。相比之下，拥有沿海一线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地主来，则完全可以守株待兔。

由于地主在博弈方面的先天优势，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经济增长时期，地主有资格获得更大的收益。随着经济增长和投资增加，企业利润增加，工人工资上涨，地租也必然水涨船高。反之，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地租的下跌幅度，却往往低于企业利润和工人工资下降的幅度。这就如同，在丰收的时候，地主有资格坐享其成，获得大多数新增的丰收果实；在歉收的时候，农民虽然揭不开锅，但是也必须先交足地主的地租一样。当经济萧条的时候，企业利润率下降，甚至破产倒闭。这时，地主夸耀的能创造价值的土地也不能帮助企业起死回生，而地租则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往往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勉强还能生存的企业，如果有条件的话，则会选择向地租较低的地区转移。经济的发展直接刺激沿海城市地区地租的发展，制造业不能承担地租不得不向内陆转移。沿海地区地租上升到一定程度，也会拉动内陆地区的地租。

考虑完双方博弈力量对比，我们再考虑影响博弈能力变化的因素。即使大饼不变，博弈力量改变，也能改变双方吃到的大饼的量。我们在《切大饼》一章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博弈双方力量对比取决于三个方面：博弈双方数量的对比，博弈双方选择其它替代要素的可能性，博弈双方对成交程度的渴望。三个方面互相联系，最关键的是数量对比，可替代性和渴望程度最终也将通过数量对比反映出来。

租户的增加直接刺激地租的上涨。由工作地点的不断聚集，使大批劳动者不断向大城市集中。这种集中必然增加租户的数量，减弱他们的博弈能力。在前面的例子之中，某甲可以在小石城、旧金山和纽约三个地方选择工作，或者说可以在三个地方的工资和地租之间权衡。如果随着经济重心的变化，大批企业向沿海地区转移，某甲在小石城找不到工作了。这样某甲就失去了一个选项。或者即使能找到，收入水平也会大幅度下降，比如下降到400美元。那么即使纽约的工资水平不上升，此时纽约的房租也有理由上涨到1700美元，旧金山的房租则可以上涨到1200美元。由工作地点的不断聚集，使大批劳动者不断向大城市集中。这些新来者的生活水平往往是下降的，但是他们不得不移民到城市之中，因为他们老家的生活水平下降更多。对于那些原先就生活在纽约和旧金山的租户来说，他们完全是被殃及的池鱼。欧洲移民大批涌入美国，于是美国地租大幅度上涨，这就是华盛顿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的现象，也是原有地主奠定财富的机会。

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土地所有者数量的减少也会导致地租的上涨。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地主必然有资格要求越来越高的地租。一个地主对两三个农民与一个地主对二三十个农民的博弈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单个地主面对的农民越多，农民之间的竞争越激烈。所谓稀缺，是土地所有权的稀缺，而未必是土地的稀缺。同样土地面积，不同的地主和租户对比，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地租水平。土地所有权越集中，那么地租的水平便越高。由于经济中心向城市转移，城乡经济的差距不断拉大，原先内地农村的小土地所有者或者被迫或者主动离开农村，变成了沿海城市的租户，这必然改变地主和租户双方的力量对比。

工业化往往伴随城市化，这个时期往往是城市地主博弈能力超强的时期。“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随着经济中心和人口中心的转移，沿海城市自身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也使博弈对比向地主一方倾斜。“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或者被驱逐）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

当沿海经济发展工资增长或者内地产业凋敝的时候，人口就从内陆移民到城市，内陆地区就会逐步被遗弃。反之，当沿海经济萧条，地租却居高不下的时候，人口就会向纯收入相对较高的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转移，内陆地区就会逐渐被开发。在工业化社会，这种开发是不正常的，类似农业社会的逃荒。如果不考虑矿山等特殊情况，那么沿海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必然比内陆地区发达，毛收入必然高于内陆地区，必然是优先开发的地区。人口离开毛收入较高地区的原因，是净收入较低。或者说地租太高，虽然毛收入高于内陆，但是净收入低于内陆。这时，大批劳动力滞留在内陆农村不出来，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了。去大城市打工一年，累死累活，扣除房租，多挣不了几个钱，还不如不出去，守着几亩薄田度日。于是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内陆地区则出现“增收难”。这时，企业和劳动者往往各自做出一部分让步，企业提高一些工资，劳动者降低一部分生活水平，让步幅度由彼此博弈能力决定。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企业哀叹土地和用工成本上升，地租的成本甚至压倒了交通便利的优势，企业考虑向地租相对便宜的内陆转移。（这就是所谓的腾笼换转载时请删除）员工觉得没有发展前途，考虑回家种地。

如果既不希望触动地主的蛋糕，又想让企业获得足够的劳动力的话，就要彻底切断农村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联系，剥夺他们的生产、生活资料，让他们无法靠薄田度日。他们住在农村的老家虽然不必承担地租，但是只有微薄的收入。但是他们一旦彻底放弃农村的老家，他们就要承担更高的地租。一旦失去小石城和旧金山的选择，纽约的房租必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某甲无路可去。这个过程在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的。这时，就是房租再高，工资再低，他们也只能默默承受。这就为贫民窟中产生银山创造了潜在条件。马克思的时代英国经济正在上升期，企业利润和工人工资都有上涨的趋势，总大饼越来越大。由于圈地运动大批农业人口失去生产资料和乡间的住宅，没有任何退路，博弈能力低到极点。企业还没有进入垄断阶段，博弈能力也不强。相比之下，伦敦的大地主却只有十二个左右。大饼越来越大，大地主的切饼能力超强，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英国的贫民窟能为伦敦的大地主创造出一座银山。

殖民地的发现可以直接改变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在新发现的殖民地地广人稀，“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并不构成对投资的限制，也不构成对没有资本的劳动的限制；先来定居的移民已经占有一部分土地，这并不妨碍新来的人也能把新的土地变为他们的资本或他们的劳动的使用场所。”殖民地的土地没有本国法律承认的所有权，无需支付地租。任何人只要有勇气去开荒，都可以成为小农。对贫民窟中挣扎的卢瑟来说，是一个赌勇气和运气的机会。国内地主数量不变，租户数量减少。这时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就会变得不利于国内现有地主阶级。如果未开发的处女地与已开发疆域毗连，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的话，对租户更为有利。这时，大地主阶级必然通过各种手段阻止租户无偿获得免费的土地。比如美国建国初期把大批西部新增土地收归国有，然后高价出售。那些一贫如洗的欧洲移民，自然没有能力购买，只能偷偷私自开垦。相比之下，那些大地主则可以一面收取高昂的地租把租户压榨到极限，一面不断以优惠的批发价廉价购买西部的土地，拓展自己的领土。一旦有开采价值的土地的所有权全部被瓜分，无主的荒地消失，地租水平就将上涨。因为这时租户没有自由开荒的选择。

与之类似的是新交通路线的使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土地具有开发的可能。这些土地的地主有资格参与博弈，租户多了新的选择。这时，新土地的地租会上升，而原有土地的地租则会下降。原先交通不便，租户只能在市区选择住处，随着汽车的普及，租户可以把家搬到郊区。如果人口数量基本稳定的话，那么郊区地租就会上涨，市内地租则相对下降。

改变博弈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还有很多，不一一详述。

至此我们考虑了地租的变化规律。土地的理论价格等于地租除以当时的利息率。在这个价格上租房与买房的开支一样的。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和实际价格往往存在偏离，预期到未来地租水平会上涨，或者利率水平会下降的话，都会导致土地的实际价格高于理论价格。反之亦然。土地价格也是如此。

高通货膨胀时期，地租的水平是可以不断上调的，而存款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如果地主觉得物价上涨的到一定的幅度，就有理由要求租户支付更高的地租，甚至要求租户缴纳实物。银行存款显然只能支付名义规定的法币，而且也很难调整，存款者显然不能和银行讨价还价。对地主来说，把存款变为房产出租更有利，对租户来说，把存款变为房产可以支付更少的地租。如果预期到未来利息率水平会下降，虚拟资本的实际价格必然高于目前的理论价格。

此外，除了在《海市蜃楼》中提到的未来收益所造成的偏离外，土地还有其特殊性。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默认租户租赁土地或购买土地都可以获得相同的使用效果，可租可售的情况下，土地价格与地租和利率挂钩——房价低于房租除以利息率就选择购买住房，房价高于房租除以利息率就选择租赁住房。现实生活中，如果自有住房不仅仅是居住场所，而且成为社会必要生活条件（与户口、子女入学、就业、选举权挂钩）的话，租住住房始终处于二等地位的话，即使租房更合算，有条件的人必然会追求自有住房，优先考虑买房。这时，会出现房价完全领先于地租和利率的情况，房价完全可能脱离地租和利率而扶摇直上，背离的程度完全与社会生活条件的必要性挂钩。如果没有自有住房就是二等公民，有一套自有住房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话，无论房价多么高昂，房租多么便宜，大家也会节衣缩食买一套窄小的住房的。（比如学区房政策可以有力推动房价转载时请删除）

马克思在分析爱尔兰土地价格的时候，就明确指出了这种现象——土地在爱尔兰是小农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能完全用地租和利率的关系来考虑地价。这种居住以外的社会功能越强，土地价格相对理论价格偏离越多。于是，地租不变或下降，利率上升时期，土地价格仍然可以上涨。“我们已经知道，在地租已定时，土地价格是由利息率调节的。如果利息率低，土地价格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高的土地价格必然和低的利息率相并行，如果农民由于利息率低而按高价对土地支付，那末同一个低利息率，也必然保证他以有利的条件通过信用取得经营资本。但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情况实际上不是这样。……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绝大部分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是他们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投资场所，所以，土地价格上涨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和利息率无关，并且往往和利息率一起上涨。在这里土地按小块出售的价格比在大块出售的场合要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小块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多的，大块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少的。在这里土地价格也会在利息率相对高的情况下上涨。”如果土地是基本生活资料的话，负债累累也要买。这时，土地购买力的极限并不是购买者现有支付能力的极限，而是他们负债能力的极限。大土地所有者左手握着钱袋右手握着土地，农民不得不向他们借钱买地，土地价格和贷款利息一起上涨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是造成土地实际价格高于理论价格的另一个原因。

这种由社会功能造成的实际价格与理论价格的偏离，给投机者更大的投机空间。不过，如果这种社会功能对投机者没有意义的话，投机者长期持有这样的住房就是不合算的。比如，投机者的子女入学、户口等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自有住房为条件。如果不能卖出而是出租，那么租户的房租必然低于同等存款的利息水平。

此外，在某些国家，银行存款采取实名制，大量灰色非法收入为了规避银行监管，往往也转化为房产。能够逃避监管，也是房产优于存款的一项重要原因。这就如同，在毒品贸易猖獗的国家，现金由于可以逃避监管，所以比支票更受欢迎，这些国家的基础货币在货币总量之中的比例更高一样。

在随着城市化进程房租不断上涨，房屋具有居住外其它社会功能，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批评购房者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的行为是不理智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购房者的选择是理智的，不理智的是批评者——他们没有认识到，因为城市化进程和通货膨胀房租在不断上涨，存款却在不断缩水。不仅如此，自有住房除了居住还有其它社会功能，而这些社会功能是租房或存款所不能提供的。

在预期到未来的虚拟资本价格会上涨的前提下提前买入，将来转手卖出，这就是投机的过程。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城市化进程，土地投机者完全可以预期到未来城市人口增加，以及这些租户的总收入的增加。如果我们看到沙漠中的能源城市因为煤炭或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全民收入水平迅猛上涨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地区的房价也快上涨了。（比如鄂尔多斯转载时请删除）（当然，资源枯竭的时候或者能源价格下跌的时候，这些地方的房价也会回落。如果彻底枯竭，这些地方就会成为被遗弃的鬼城。）

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推动土地投机。在虚拟资本投机的部分中，我们已经论述过这种现象。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意味着购买房产的人有更强支付能力。因为此时他们的支付极限，不再是现在收入的极限，而是未来收入的极限。这就意味这地主可以获得未来的“大饼”中属于租户的那一部分份额。对这些购买房产的人用租户这个词不太确切，因为他们现在选择买而不是租。但是，他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更没有多余的土地去出租。如果他们不买，他们只能租，所以按照本文开始时的定义，他们还是租户。他们选择一次性支付若干年的租金，而不是零敲碎打。在地租不断上涨时期，一次性支付以后若干年的地租是比较合算的。因为此时支付的地租水平是相对较低的。

交通运输的建设往往也能推动土地投机。同一块土地，用于不同的用途，能够提供的地租的上限必然完全不一样。只要博弈能力足够强，地主就可以让地租的水平无限接近土地上毛收入的水平，所以地租的理论上限就是某一块土地能提供的收入。一块土地如果用于农业的话，地租的上限就农产品的总量。一亩地能收600斤小麦，那么地租的理论上限就是600斤小麦。如果每斤小麦利润是1元的话，那么每亩农业用地的地租的理论上限就是600元。住宅地租的理论上限则高得多，则是同样一亩地，可以安置几十名城市贫民，假设这些城市贫民每个月每人的收入是1000元，那么这一亩地作为住宅用地可以获得的理论地租就高得多。农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必然能获得更高的地租。一块内陆的土地，虽然很肥沃，但是运输不便，农产品运不出去，只能在当地销售。这样的土地必然不能提供很多的地租。如果当地农产品充裕甚至过剩的话，这块土地很可能不被开垦。随着交通的发展，原先的居住用地可能变为商业用地，原先的农业用地可以被开发成居住用地，原先不被开垦的土地可能被开垦用于农业。

现实中的土地投机往往是城市化、经济复苏，宽松货币政策、交通运输发展等几种情况的叠加。一块新开发地区，地价迅速上涨。这块地区被开发，很可能是交通运输发展推动成本下降。一块地区的新开发，往往能对宏观经济产生新的刺激，由投资推动新的经济高潮。而此时，货币往往也是比较宽松的（企业用土地抵押获得贷款，随着土地价格飞涨，银行不断向外发行信用货币）。

地主阶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阶层分化。在地租（地价）上涨的过程中，地主阶级内部，有分工合作，也有斗争，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盛行。“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象伦敦那样按工厂方式从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换句话说，真正飞涨的是地价而不是房价。）1857年伦敦一个大建筑投机家爱德华?卡普斯向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词，作为例子加以说明了：“我相信，一个人要想发迹，单靠公平交易是不行的……除此以外，他还必须从事建筑投机，而且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因为，建筑业主从建筑本身取得的利润是很小的，他通过提高地租，取得他的主要利润。例如，他租用一块地皮，每年付租300镑；当他按照精密的建筑计划，在这块地皮上面建筑起适当等级的房屋时，他每年就能由此得到400镑或450镑，而他的利润与其说来源于在许多情况下他几乎完全不加考虑的建筑物利润，不如说来源于每年增加100镑或150镑的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归地主所有，所以英国的建筑商只租不卖，如果他卖的话，房价也会是飞涨的。）建筑商（开发商）投资在房产上的部分产生的利润是很有限的，是飞涨的地租给他带来了惊人的利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整个伦敦西头，庙关的北部和南部，几乎只属于大约六个大地主，按异常高的地租出租”，“伦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贝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时至今日，威斯敏斯特公爵仍然号称英国首富。）可供出租的房产属于寥寥几个大地主，这是在贫民窟里创造金山的重要条件。建筑商从他们手中租到土地，盖楼之后转租出去。相对于每年收取300镑地租的大地主，建筑商就是二地主。二地主从大地主手中批量获得大面积的土地，然后“建起适当等级的房屋”，再转手租出去。

那些一次性购买房产，交纳以后若干年地租的租户，把地租锁定在一个他们认为较低的范围。如果他们购买了超过自己需求的房产，为了将来转手把房产卖出，他们就是投机者。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三地主。相比大地主和二地主，三地主是地租接力赛之中的第三棒选手。他们获得土地的成本最高。

随着地租水平的不断上涨，大地主，二地主和三地主都获得丰厚的利润。大地主提供土地，二地主建设住宅，三地主超量买入自己需要的住宅伺机租售。利润在三者之间分配，由三者之间的博弈能力决定。大地主数量稀少，博弈能力最强。三地主数量最多，博弈能力最差。二地主的博弈能力介于大地主和三地主之间。大地主的土地依靠暴力获得，完全是无本的买卖。三地主原先就是普通租户，由于手中有一些富裕钱，于是锁定较低的租金，然后反手转租。因为他们有闲钱，所以他们的博弈能力比普通租户强一点。他们既没有无成本的土地，也没有二地主那样的资本量，所以是博弈能力最差的地主。二地主提前垫付了大地主要求的地租，加上自己的利润转手租给或卖给租户。三地主垫付了一部分二地主要求的地租，他们的利润来自房租继续上涨，他们的存在有力地推动了房租。

在前面的例子中，伦敦的大地主每年获得300镑的利润，二地主（建筑商）获得100-150镑的利润。三地主的利润水平必然更低。大地主并不是不知道二地主和三地主的利润，而是故意给他们一部分利润。这有四方面的好处：第一、不必和所有的租户一一打交道，节约大量的精力（在大地主数量稀少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第二、可以一次性套现租金，不必零敲碎打；第三、二地主和三地主的行为直接推高土地的实际地租和成交价格；第四、当房租（房价）飞涨、民怨沸腾的时候，有二地主和三地主充当“防火墙”——土地成交租金（价格）的不断上涨，可以解释为大地主供给不足，也可以解释为二地主和三地主的抢购。当然，最大的好处无疑是由大地主获得。既然二地主、三地主付出了精力，垫付了地租，承担了风险，充当了防火墙，自然必然要获得一部分“合理”的报酬。不过，大地主给予他们的利润空间必然是有限的。当二地主和三地主的利润高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地主就会提高地租。如果二地主每年能获得500，甚至600镑的利润，大地主必然会考虑提高地租到400，甚至450镑。（在以出售土地为主的地区，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地价必然也会上涨。）相比二地主和三地主，大地主什么也不要投入，只要提供土地即可。

如果认为地租是大地主向租户征收的一种贡赋的话，这种二、三地主参与土地开发的模式是一种包税人的制度。公开招标，把税收承包出去，然后适时提高承包额。包税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包税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压榨的强度提高到极限。对大地主来说，二地主和三地主是必要的有力工具，这就如同黄世仁需要穆仁智，贾府需要乌尽孝，满清需要绿营。所以，适当分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大地主会适时提高地租水平，二、三地主获得的份额必然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三类地主的联合推手下，房价扶摇直上。三类地主的最终收益，都必然来自租户的地租。

随着房租的上涨，锁定了较低地租水平的三地主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他们会继续增加不动产，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看到三地主获得的丰厚利润，一些和三地主经济条件类似的人也会蠢蠢欲动。由于有大量三地主接盘，二地主也会获得高额的利润。这时他们也会扩大建筑规模，大量租赁或购买大地主的土地。

大地主、二地主、三地主联手把地租向上推。最终总量必然失控，尤其是大地主不断套现未来的地租的时候。在经济复苏期，租户能承担的地租不断上升。三类地主全力加入做大、瓜分地租大饼的运动。随着地租的上涨，房屋售价必然上涨。于是二地主和三地主的利润不断上升。这时，大地主就会提高土地的租金。与之对应的，二地主租售房屋的价格也必然上升。这时，对三地主来说，前期锁定的地租必然出现大量的浮赢。他们也乐于继续增加持有房产。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过程，房价越高，利润越高；利润越高，地价越高；地价越高，房价越高。大地主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地租水平，二地主不断提高单位建筑面积的地租（房价）水平，三地主不断抢购、抢租。三类地主不断博弈竞争，都希望在地租上涨的过程中，获得尽量大的一块大饼份额。如果大地主不提高地租，那么二地主和三地主照样会提高地租水平。如果大地主停止供地，那么现有土地上单位面积的房租必然上涨更快。受益的无疑是一部分出租房产和已经大面积囤地的二地主和三地主。对大地主来讲，二地主一旦购买或者长期租赁（比如70年，甚至99年）的土地，即使地租上涨也与自己无关，如果要分一杯羹就要增加土地供应。何况，面对不断增长的地租，为什么不增加呢？对二地主来讲，房产一旦售出或者长期租赁，地租新上涨的部分也与自己无关。既然地租水平在提高，为什么不提高售价，增加供应呢？对三地主来说，既然地（房）租在不断上涨，浮盈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要减少对房地产的投资呢？何况现在不买入，难道等地（房）租更高的时候买入吗？三类地主内部，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甲建筑商不干，乙建筑商也会干的。某甲不囤积，某乙也会囤积。于是，大地主放量供应土地，二地主大面积开发，三地主大量抢购囤积。在利益的推动下，三种地主都不会适可而止，主动停下。最终，实际土地供应量和地租扶摇直上，彻底失控。

倒霉的是普通租户，如果他们没有自有住房的话，必然承受越来越高的房租（或房价）。随着房租的上涨，如果他们的用于支付每个月的房租的收入固定，他们只能鸽居变蜗居，蜗居变蚁居。最终住进胶囊公寓，用收入的大部分租赁一个棺材的空间。

并不是所有的房产都需要普通租户接盘，许多三地主购买房产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手段。三地主拥有的房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上市交易的。较少的交易量决定所有的类似房产的价格。所以，在普通租户完全没有能力支付地租的情况下，房屋的租金水平和房价仍然可能继续上涨。这部分房产可能长期闲置，账面价格不断上涨，但是并不上市交易，除非三地主需要变现房产获得现金。需要普通租户接盘的是二地主新建部分中三地主不愿（或不能）接盘的部分，和一部分三地主变现的房产。即使如此，普通租户最终也没有能力按照二地主和三地主预期的租金或买或租——即使他们负债累累也没有能力。这时，就是房地产市场崩溃的前夜。这时，地租上涨到极限，二地主手中有大量的在建工程，三地主手中往往有大量的空置房产。

租户承担地租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租户的毛收入总量是有限的，地租的总量也就不可能无限上涨。银行给予租户贷款，就是透支未来的收入。这种透支幅度也是有上限的。如果某甲每年的收入是2万美元，贷款利率2%，那么某甲的极端贷款上限就是100万美元，超过这个数额，某甲连利息都还不上，更不用说本金。地租水平必然受制于租户收入水平的上涨幅度，不可能无限上涨。这时，如果利率上涨，某甲就会直接破产。

经济一旦出现停滞，租户的收入水平必然会出现停滞甚至下降。一旦租户不能承担继续上涨的房租，三地主锁定较低房租的过程就会失败。那些早期进入的三地主处境会比较好，较晚进入的三地主则会很尴尬。这时，他们要遭遇其他三地主抛售多余房产的压力。对他们来讲，卖也不合适，租也不合适。如果他们的资金是自有资金还好些，如果有大量的银行贷款，则必然面临巨大的还款压力。此时，如果再出现房产税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三地主没有能力或者不愿继续接盘，首先影响到二地主。三地主是二地主的重要接棒者。三地主的需求消失了，二地主的大量在建工程必然没有着落。不仅如此，如果三地主大量抛售囤积的闲置房产，那么必将影响二地主的新增房产的租售情况。二地主急于处理手中的存货，必然没有能力增加长期租用（购买）大地主的土地。随时的链条最终影响到大地主，于是大地主的土地纷纷流拍或者租不出去。

在获得利润的过程中，大地主首先获得最高的利润，二地主其次，三地主最少，在分摊损失的过程中，这个顺序完全倒转过来。房价水平任何下跌，首先冲击的都是三地主。对大地主来说，只要不深陷债务，是没有任何损失的。因为大地主做的是无本生意，而且二地主和三地主已经提前垫付了房租。如果大地主比较谨慎的话，此时手头会有不少现金。完全可以廉价回购自己前期售出的土地。不过，大地主往往盲目高估自己未来的地租收益，因而深陷债务危机。

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地主，银行往往也深陷其中。不动产是各国银行青睐的抵押品，与房地产相关的业务是银行的重要业务。土地市场出现问题时，银行不可能置身事外。银行出现问题，则扩散到整个经济。这点不过多叙述。

每次经济发展变动时期，地主阶级都会尝试扩大自己所获得的社会总产品的份额。这个扩大的过程以地租上涨为表现。如果存在二地主甚至三地主，这种扩大过程绝不会主动停下，最终地租水平超过社会能承担的总水平，导致土地市场崩溃。如果不存在二地主和三地主，地租的水平也不会无限上涨。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大地主，大地主完全独揽供应土地和房屋的过程，那么就会类似垄断资本控制经济的情况——土地供应的总量不会失控，但是租金稳步上涨。大地主会不提高地租，不断测试地租在社会总产品大饼中配额的极限。如果一个地区有很多地主，那么地主之间也会展开竞争，土地供应的总量仍然可能失控。二地主和三地主两类投机者的存在，不过是加快了地租上涨的过程，加剧了失控的程度。

地租上涨到一定水平就会诱发经济危机。对宏观经济来说，地租高涨并不是单位面积租金水平达到某一个高度，也不是总地租的水平达到某一个高度（许多三地主的房产并不上市交易也不出租而是长期闲置，他们会向二地主一次性支付地租以后长时间不向普通租户要求地租），而是全社会租户应向地主缴纳的地租接近甚至超出租户的毛收入，租户没有能力支付地主期望的地租，大量的房产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租户忙活一阵，基本是为地主打工，甚至还不够缴纳地租。这就如同经济危机的原因不是商品的售价过高，而是社会零售品总价值远远超过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能力。是否会形成土地危机的关键是租户的收入总水平与地主要求的地租之间的对比，而不是房价总量，更不是具体单位面积的地租或房价。不能用某地总体房价达到多少就判断该地的房价会不会崩溃；也不能用某地房价与世界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差距就判断该地的房价是否安全；更不能用总收入增长超过房价的增长判断该地的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这是因为：第一，三地主拥有的大量闲置房产是不应该被计算在内的；第二，脱离租户收入水平看房价是没有意义的；第三，把地主和租户混在一起的收入水平，对衡量房价没有任何意义，同样的总收入水平可能分散在广大租户手中，也可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地主手中，两种情况显然有不同的意义。在现实之中，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有多少土地（房产）向普通租户要求租金，也很难判断普通租户的总体收入水平，所以很难定量分析一个地区地主要求的地租是否达到租户承受能力的极限。

假设普通租户某甲的工资水平是每月1000美元，扣除基本生活费用能余下500美元用于房租，类似某甲这样的劳动者有1000人。社会上供出租的住宅总量是1000套，每套租金是500美元。这时，社会上的房租总量就达到了极限。这时除非减少住房总量，否则每套住房的房租很难继续上涨。如果继续增加住房供应，必然出现房租下跌的情况。然而，我们经常见到的是房租继续上涨，新房不断开工。这时，如果要房租继续上涨，需要出现几种可能：第一，是某甲的工资水平上涨，比如上涨到1200美元；第二，是某甲更加省吃俭用，比如每个月的生活费下降到300美元；第三，是新增劳动力不断增加，比如某甲的同行达到1500人；第四，是大量三地主抢购房产之后闲置，比如三地主买入500套房产，但是既不出租也不出售；第五，银行给予某甲贷款，使某甲提前透支未来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某甲的工资水平的上涨速率是有上限的，能够忍受的生活水平是有下限的，新增劳动力的涌入的速率是有上限的，三地主囤积房产的量也是有上限的，银行贷款不会无限增加。除了忍受生活水平的下限，其余四者都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后面我们会看到，地租上涨过快不仅本身能造成经济危机，也能诱发消费不足型经济危机。

有些现象可以作为土地（房地产）即将出现问题的征兆。比如，多数工薪阶层为了买房负债累累，接近或达到负债能力的上限，或者住进胶囊公寓，同时大量新房即将等待上市。在城市中，工薪收入者是租户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负债累累，接近或达到负债能力的上限，就意味着三地主很难找到接盘者，二地主的房产也会滞销。三类地主参与房地产投机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地租的收益，三地主也是如此。一个家庭可能会有两三套住房用于自住，但是如果有十几套甚至几十套住房，就不能用自住解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购买某种商品无非两种目的：自用或者择机换取更多的钱。十几套房产，显然不是为了自用。所以，三地主即使暂时既不出租也不出售这些房产，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出租或出售。如果普通租户没有接盘能力，那么大量闲置的房产对三地主也没有吸引力。

大面积的空置房产，也是危险的信号。白天高楼林立，晚上黑灯瞎火。这些三地主囤积的房产，只有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时期，才会相对稳定存在。二地主的房产卖给普通租户和三地主。理论上，普通租户没有消费能力的时候，三地主可以完全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承接二地主新供应的房产。抛开租户的需求，房价可能在三地主的需求下继续上冲一段。不过，这时房价已经是强弩之末。任何投机行为如果没有最后的需求者，最终都会崩溃。实际上，三地主对房产的需求是不稳定的。三地主持有这些房产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钱，而不是自住，所以随时可能抛售多余的房产去投资其它的“价值洼地”。如果央行放松货币供应，不断向经济体注入货币，短期内可以维持楼市飙升，基本生活物价不变的状态——这些货币不断流入三地主手中，三地主不断购买房产。但是，长期维持“高楼价、低物价”则是很难的——如果抛售一、两套房产就能垄断一个地区的大米、白面、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话，要三地主继续持有房产是很难的。如果紧缩货币，利率的上升也会让三地主觉得持有存款更划算。即使本国不紧缩货币，也可能因为邻国紧缩货币而导致资本外流，形成事实上的加息。持有本国房产不如持有邻国的存款收益高，不如抛售本国房产变现去邻国存款。一旦三地主准备把手中的房产上市租售的时候，却会发现普通租户完全没有接盘能力。三地主手中积聚了大量的筹码，社会上却没有人能接盘，这种状态不是稳定的状态，随时可能因为一点风吹草动而崩溃。社会总产品之中，能分给地主阶级的大饼份额不可能无限上涨，一旦他们要求兑现那些理论中的份额，却会发现租户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些份额。这是很悲剧的事情。这时，谁是地主阶级之中的最后一棒选手，谁吃亏，谁破产。

出现胶囊公寓或者大面积的混租，而且生意兴隆，也可以算作一个危险的信号。随着单位面积租金的上涨，租户的承受能力逐渐接近极限，这时他们会选择减少居住面积和质量，不断向下移动自己的居住标准。出现胶囊公寓的时候，就意味着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所能承受的地租水平已经接近上限。在这种情况下，新增的劳动人口不断涌入，可以延缓崩溃的过程。某甲每个月能够支付500美元用于房租，原先可以租一套三室一厅房子。随着房租上涨，某甲首先会压缩其它消费，尽量保持原有居住水平。当房租上涨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不得不压缩自己的居住空间。现在房租上涨到750美元，某甲可能把其中的一间以250美元的价格转租出去。如果房租继续上涨到1500美元，那么某甲就只能和某乙、某丙合租这套房子，每人分担500美元。如果上涨到3000美元，某甲就只能打上隔断，自己住半间。这时，虽然租金不断上涨，但是房价暂时不会崩溃。单位面积租金上涨，租户可以不断压缩租用土地的面积，直到压缩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比如今天的胶囊公寓，比如马克思时代十几口人挤在一间房间里，甚至两个人两班倒地合租一个铺位。此外，租户也可以搬到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比如在恩格斯的时代“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当然，今天的胶囊公寓毕竟比恩格斯时代的猪圈干净多了。住进猪圈或胶囊公寓的原因，不是租户把钱用到其它边际效用更高的地方，而是没有能力租一块稍微宽敞、整洁一点的空间。

这时，居住空间分布往往极度不均匀，一面是大面积的“鬼城”，一面是十几个人挤在“猪圈”里。这些“鬼城”本来是给那些挤在“猪圈”里的人预备的，希望他们能接盘。但是，他们实在没有能力接盘了，只能挤在“猪圈”里。

出现租户负债能力达到极限，居住情况极度恶劣未必崩溃，但是崩溃以前都会出现类似的信号。这时，大多数租户支付地租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了。此时的地租上涨，依靠外来租户的不断涌入和三地主的不断囤积。

此时，如果大地主和二地主仍然在大量供应土地的话，就必然出现大量土地和房产最终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的情况。大地主和二地主显然不会看着三地主发财而无动于衷。这时，单位面积的房租从500美元上涨到3000美元，大地主却因为已经以一次收取几十年（比如99年）租金的形式套现了地租无法分肥。这时，大地主必然会增加土地供应以图分一杯羹。

房地产本身就有诱发经济危机的能力。如果租户没有足够的支付地租能力，必然是地租价格的下降或者说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大地主放量供应，二地主大兴土木，三地主买入大量房产。这些土地（房产）最终都要求租户支付对应的地租。租户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而三类地主追求更高地租的博弈却不会主动停下来的。如果租户已经透支了未来若干年的收入陷入债务泥潭之中，而要求他们承担的地租总量却仍然在上涨，怎么可能不发生危机呢？由于三地主的投机买入，即使租户已经精疲力竭，土地（房地产）市场仍然可能相当旺盛。最终，当三地主们发现自己囤积的大量房产其实并没有对应的支付地租的能力的时候注定为时已晚，这时三地主们要么抛售，要么当房东。二地主的工程变成烂尾楼。大地主由于过高估计自己未来的地租收益，而提前透支未来的地租，往往也陷入债务危机。

如果租户节衣缩食，挤出足够的支付能力，支付了地主阶级希望他们承担的地租，也不是喜剧。因为高昂的房价积压了租户对其它商品的需求。地主如果不能弥补这部分需求，那就是消费不足型的危机。如果排除了二地主和三地主的竞争博弈关系，所有的土地资源都掌握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大地主手中，大地主承担从供应土地、建筑住宅到出租的所有环节，并且禁止二级交易市场，是否可以杜绝与土地问题诱发的经济危机呢？在这种情况下，地租不断上涨，但是总量不会失控。仍然地租的高涨可能诱发经济危机。“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的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欢欢喜喜扎起来。”——杨白劳有消费头饰的欲望，但是没有支付能力。黄世仁要求的地租过高，杨白劳就没有多余的钱去消费头饰，只能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低于社会总产能，就会诱发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如果黄世仁榨取了高昂的地租，把杨白劳的生活水平压榨到最低。杨白劳的大部分收入以地租的形式上缴给黄世仁，黄世仁不穷奢极欲，把聚敛来的地租吃光花净的话，就会导致消费不足型经济危机。地主穷奢极欲是为社会做贡献，那是马尔萨斯的逻辑。马神父有意掩盖了事情的前半段，杨白劳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是黄世仁压榨的结果。杨白劳一家祖孙三代为了生存空间负债累累，怎么可能去消费呢？地租高涨，适合普通工薪阶层的日用品的内需必然不足。这时，必然出现内需不足，产品滞销。如果出口也受到打击，那么出现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批评杨白劳不消费导致经济危机，如果不是睁眼瞎的话，就是为了转移对黄世仁的关注，掩盖黄世仁的无情压榨。

在这种情况下，房租也很难一直坚挺。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企业大批倒闭破产，这时租户的工资收入下降，房租水平也必然下降。这种下降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经过激励的博弈过程，黄世仁有资格把大多数损失转移给杨白劳。如果杨白劳不缴纳房租就要被撵出来。可是杨白劳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去交房租。杨白劳的选择是搬到更差的住所去。那些已经住进胶囊公寓的人，此时往往面临露宿街头的风险。实际情况往往是租户居住环境更恶劣，同时伴随地租水平下降。有些租户幻想在租金下降时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事实上，这是很难的。地租水平的下降绝不是黄世仁发善心的结果，而是绝大多数杨白劳实在无力承担。如果希望自己在地租水平下降时能改善居住环境，就意味着在其他与自己经济地位类似的人收入下降时，自己的收入水平保持基本不变，甚至上涨。所有佃户都丰收，个别佃户的处境不会改变；只有绝大多数佃户都绝收，个别丰收佃户才可能改变处境。这种可能性如同全军覆没的时候，总会有个别幸存者。幸运儿是存在的，而成为幸运儿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成为幸运儿，与其说靠能力，不如说靠运气。

如果地主获得了这些地租，穷奢极欲并消费掉了所有的剩余产品，相应提高了消费水平，便不会发生需求不足型经济危机。虽然没有造成经济危机，也未必是社会之福。这时工商业和劳动者都要拼命劳动才能勉强维持，地主则在金字塔的顶端坐享其成。这是马尔萨斯理想的社会，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决不是租户理想的社会。地主阶级利用土地所有权奴役所有人。地主阶级把获得收入用于兼并土地或者穷奢极欲，而不是发展生产。在马克思的时代，地主阶级的奢侈直接抑制农业的发展：“租金比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包括利润的一部分，甚至包括工资的克扣部分；在这种场合，它只是名义上的地租，不是那种同工资和利润相对立的作为独立范畴的地租。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这种支出也是农业的一个障碍。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

对工商业也是如此，大量的利润由地主获得，直接抑制实业的发展。地理位置的优势，使某些地区适宜开展经济活动，而决不是这些地区为这些经济活动创造价值。不论是否存在私有土地产权，沿海城市都比内陆农村节约运费，而适宜生产。地主吹嘘自己的土地能创造价值，所以就以此为依据要求企业和居民把额外的收入交给自己，就如同巴伊老爷向阿凡提吹嘘自己家门前的树荫格外阴凉，所以需要卖个好价钱一样。“如果没有这块地，你们能有这么多利润吗？”“如果我们不在这里生产，你这块地就是荒地！”双方的观点激烈交锋。彼此的争论的最终结点，决定于对价值的认可。地主认为土地创造价值，而产业资本家和工人则认为是生产行为创造价值。争论的核心则在于地主利用法律承认的土地所有权，不劳而获地要求地租行为的合理性。如果把这些地租留给实业，那么必然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量，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如果留给地主，显然没有这样的效果。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往往地租惊人，反过来，地租惊人并不能国富民强（除非大地主本人又是大企业家，把收来的地租投资到自己的企业）。一个由大地主掌权的国家，地主阶级博弈能力超强，实业是很难发展的，除非地主阶级主动发展。事实上，地主阶级却往往抵制进步，喜欢抱残守缺——发展实业本身就可能动摇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这样的国家之中，工业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地主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任何可能动摇地住阶级统治的生产力发展的萌芽都因为没有足够的利润而被扼杀在摇篮里。即使有新技术，也会不断失传。于是，社会长期停滞，出现反复发明轮子的现象。不过，地主阶级对内的统治会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而日益动摇，对外则没有抵御外来工业社会的冲击的自卫能力。于是，这样的国家或者毁灭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军，或者在外来殖民者面前不堪一击，最终沦为殖民地。

地租高涨，不论最终会不会诱发经济危机，都是悲剧。然而，土地所有权对社会的影响远不至于此。

只要控制了土地所有权，就可以获得土地上的一切。黄世仁霸占喜儿，理由是杨白劳欠了他的高利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利率虽然高一点，但是也是杨白劳自愿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一句，为什么杨白劳会欠黄世仁的债呢？是因为他懒惰吗？像杨白劳这种农忙种地，农闲卖豆腐的人似乎并不是好吃懒做的人。相比之下，黄世仁则似乎更符合好吃懒做的标准。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黄世仁有权获得绝大多数的社会总产品。杨白劳虽然忙碌一生，但是大多数的劳动成果都要以地租的形式交给黄世仁。杨白劳在丰年的时候，勉强能够糊口，到灾年就要向黄世仁借高利贷。事实上，黄世仁借给杨白劳的高利贷，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杨白劳的地租。杨白劳的劳动成果最终使自己陷入债务危机，这似乎是很荒谬的事情，但却是大地主垄断土地所有权情况下顺理成章的事情。荒谬的根源，在于大土地所有权违背了多数人认可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标准。

对资本来说，土地比实业更有吸引力，大量的资本不断投入土地，而不投入实业。不限制大土地所有权，实业很难发展。与投资其它各种资本相比，投资土地所有权获得收益的能力更强，风险更低，持有成本为零。经营土地不需要像金融资本一样贷出，也不需要购买原料，不必考虑产品是否滞销。一个人从事实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而一个人当地主只要按时收租即可。只要没有遗产税，土地就不会自动消失。土地是最容易稳固传承的财产。此外，土地的自然总量相对有限，是最容易集中的资产。不仅如此，土地所有权越集中，土地所有者的博弈能力越强，越有资格要求更多的总产品，具体表现就是地租和土地价格越高。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本身就有不可逆的趋势。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集中每二三百年就会达到一个顶点。

大地主的土地面积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化为军阀或者地方官僚。土地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操纵一个地区的收入分配，改变当地的财富结构。这时，如果大地主和元要素的拥有者不同，两者不能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盟，则必然发生冲突。最终的结果，要么是大地主控制元要素，要么是元要素拆分大地主的土地。如果胜出者是大地主，大地主控制了元要素，那么还有必要用钱买土地吗？这时，如果想获得土地，直接征收即可。所以，这时的大土地所有权的扩张，必然以暴力吞并为主要手段。如果全国只有几十个甚至几个大地主，那么就会出现大地主之间的割据战争。如果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发展到极限，全国只有一个大地主，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情况下，除非移民去蛮夷之地，否则就要承担地租。这个大地主完全有能力把地租推高到极限，榨干净土地上生活的人的最后一点剩余产品。此时，大地主完全有能力用税收等方式把地租掩盖起来——这时全国的大地主必然也只能是天子本人。在新兴国家，比如早年的美国，政府往往替代了皇帝的位置，控制全国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土地。这时决定地租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恰巧缺钱，政府官员又在靠炒地皮发财的话（比如美国建国之初），那么多数穷人就会很悲剧了。如果我们考虑大地主采用暴力强行掠夺小农土地的情况，比如圈地运动，我们就会发现大地主获得的利益更加惊人：大地主用暴力从土著小农手中夺走土地，抬高地租和地价，然后转手卖给其他的小农。这种掠夺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与抢劫异曲同工。这种掠夺的利益没有上限，只要不激起事变即可。这种掠夺可以迅速制造无产阶级（或者流民），破坏社会的统治基础。

抛开宏观的结果不说，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租户微观的居住情况。随着地租的上涨，租户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一方面是居住条件恶化，一方面是消费能力降低。于是，社会上多数人，也就是租户必然怨声载道。这时有人说，租户可以去租面积小一点，地点偏僻一点或者差一点的房间就能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同时保留必要的消费能力，租户的困境完全是因为他们要求了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居住空间所致。于是，各种理论纷纷出台，最常见的就是刚性需求理论。事实上，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能够确定的只有地区之间同等房屋的地租差距由两地工资水平差距决定，具体地租水平（或者说基准地租的部分）则完全取决于地主与租户之间的博弈。

表面上看，不论最终的成交结果如何，成交是双方达成的一致价格。所以，对于地租高涨，农民可以说地主有意抬高地租压榨农民，地主也可以说是农民的需求太旺盛导致租金上涨。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的成交水平都是一种既成事实，都是供需平衡点。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就会发现所谓供需平衡，其实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博弈双方必然有一方具有相对的优势，占有优势的一方有能力而且也必然会尽量扩大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使博弈的平衡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移动。对于占有博弈优势的地主来说，只要公开拍卖即可，租户之间必然会展开激励的竞争。

如果有意闲置一批土地，让一部分租户无法成交，则效果更好。面包商想要获得最大的收益，就要创造围城中的面包，让一部分人饿死，把面包供应量控制在只能养活99%的人口即可。饿死1%的人口，就能榨干其余99%的人的腰包。如果大家都能吃饱，怎么可能男人为一块面包卖命，女人为一块面包卖身？土地供应量越少，租户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愿意支付的租金就越高。单位空间租金越高，越有利于压榨干净租户的最后一个铜板。一个四口之家可以拥有一套250平方米的独体别墅，也可以拥有一套200平方面的连排式别墅，还可以拥有一套150平方米的单元或者一套90平方米的单元，甚至每人一个棺材的空间。当这家人的居住面积从250平方米下降到200平方米的时候，这家人可能感觉略有不适。当下降到150平方米的时候，就会感觉不舒适，他们就要抛弃掉一部分家具。当下降到90平方米的时候，他们的许多生活方式都要改变。当下降到一个棺材的面积的时候，他们只是生存而已，根本没有任何空间摆放私人物品，更谈不上许多在一般人看来正常的日常生活。这时，他们必然会竭力保留最后一点生存空间，为了保留有限的生存空间所愿意支付的代价就越大。对大粮商来说，大米白面敞开供应不如观音土限量发售。对大地主来说，让一部分租户居无定所，无家可归，可以让其他租户老老实实就范。这是最有力的压榨租的方式。如果大家都住得比较宽敞，怎么可能支付惊人的房租呢？所以，大地主的目标就是让多数人生活不舒适。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此外，如果不限制每个人的购买量，还可以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少数人会进行投机，追涨过程中买入超过自己需求量的面包，进一步加剧饥荒的程度。这时，闲置功能可以由抢购者完成，面包商则可以保持一双清白的手。

在这样的博弈关系下，土地分配方式由大地主决定，大地主有能力把地租推高到极限。大地主的目的是获得尽量多的地租，而不是给多数人一个容身之地。所以，大地主选择的土地交易方式是，控制土地供给总量，然后公开拍卖，让购买者激烈互相竞争。大地主对单个购买者的购买总量不采取保护性和限制性措施，既不限制多买的人也不保护买不起的人，不限制土地二次交易以吸引投机的三地主加入购买者。谁出钱多，谁优先购买，谁出钱多，谁购买多。单一供应源、控制供应总量、公开拍卖、不限购的土地供应方式，使租户之间展开最激烈的竞争。租户之间鹬蚌相争，地主渔翁得利。地主内部其实一样：二地主之间激烈竞争，大地主得利；三地主之间激烈竞争，二地主得利；最终的利益自然属于大地主。（当拥有某种资源的人强调要发挥市场作用，合理配置资源的时候，就是说要把这些资源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也就是说把自己手中的资源卖个最好的价钱。这时，我们应该知道拥有这些资源的人会怎么做，也应该知道这对多数需要这些资源的人意味着什么。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人，往往是手中握有“稀缺”资源的人。事实上，这样稀缺很可能是人为的稀缺。）于是，交易的一边是有限的供给的土地，另一边是尽量多的货币。最终的结果就是，工资有极限，地租无极限：租户工资上涨，地租马上就会上涨；租户贷款能力提高，房价马上就会提高。（*不要说月收入7500元，就是75000元，又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括号中的部分请勿转载）

在有二地主和三地主的场合，这个过程是由大地主、二地主和三地主联手完成的。囤地、捂盘、涨价这是二地主的手段，抢购、空置、哄抬、转手高价倒卖这是三地主的手段。表面看，大地主在不断增加土地供应，在努力解决地租上涨问题，似乎是与压缩租户的生存空间无关。实际上，大地主也难辞其咎。大地主是土地的供给者，是地租的最终索取者，二、三地主则是包租人。大地主决定了土地供应的方式，这种让二、三地主抢购、囤积、哄抬、涨价压榨租户到极限的土地供应的方式是由大地主决定的。大地主掌握大量的土地资源，目的是尽量多、尽量快的套现地租，同时不要弄脏自己的手。包租的方式是最符合大地主利益的，可以把单位面积的地租推到极限，同时尽量快地套现地租。这就如同贾府把皇庄包租给乌尽孝管理，乌尽孝用各种手段提高地租，交足贾府的部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贾府则不断提高对乌尽孝的地租，每次交租都是一次讨价还价的打擂台。土地使用权自由拍卖，公开招标，不限量，对竞标者转租的租金不加过问，这样的模式必然对大地主最有利。在这种模式下，贾府决不会主动降低地租，因为那样违背了贾府公开招标的初衷。如果别人提出比乌尽孝更高的租金，贾府肯定会把土地转给其他人。土地在乌尽孝手中，乌尽孝会竭尽全力压榨皇庄的佃户，压榨佃户到极限，才能向贾府提出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竞标价格，如此也才能给自己留下比较宽裕的利润空间。对乌尽孝来说，最有利的压榨佃户的方式也是拍卖，出价高的人获得土地使用权，出不起地租的人活该没有立锥之地。至于这些人是佃户还是三地主，则与乌尽孝无关。当然，乌尽孝还会采取各种欺诈手段，包括闲置一部分土地。这时，在表面上看，有许多二地主存在，实际上土地市场是高度垄断的。佃户有若干的选择，除了乌尽孝，还有乌尽孝他弟弟，还有张尽孝，王尽孝。实际上，这些土地都是来自贾府。从少数几个甚至一个大地主那里批发来的土地，地租怎么可能相差悬殊？对乌尽孝压榨佃户的行为，贾府会提供种种便利。（比如美国政府当年出售国有土地时，坚决大面积批发而拒不零售，允许大土地投机商利用贷款购买土地）。贾府即使迫于佃户的抗议，不得已打击乌尽孝也不会是真心实意的——乌尽孝尽力压榨佃户，贾府才能不断提高向乌尽孝要求的租金，打击乌尽孝，就是打击贾府的利益。当然，如果乌尽孝背着贾府占有了过高的利润，那就要毫不留情的打击了——贾府要让乌尽孝把这部分地租吐出来。不过，这部分被吐出来的地租，分给租户的可能性要远小于被贾府收走的可能性。对付租户的时候，地主阶级联手推高单位面积的地租，这就是本阶级合作。内部分赃的时候，地主阶级内部激烈博弈，这就是阶级内部竞争。在只有大地主的情况下，贾府抛开乌尽孝，亲自披挂上阵，这个过程更加清楚。

从个人来讲，要求更差一点的居住环境确实可以节约一部分开支。但是，从全社会来看，地租是地主阶级和所有租户博弈的结果。现实环境中，不是租户要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导致地租上涨，而是地租上涨导致租户居住环境恶化。所有租户要求租赁更差的房产，无非是把地租的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如同一个人要求更低的工资，可以增加个人就业的机会；所有人都要求更低的工资，并不能增加就业，只能使工资水平下降。既然大家都不要求这么高的工资，雇主何乐而不为呢？既然大家都要求生存空间比较小，为什么不能闲置一部分空间呢？实际上地主是博弈之中占优势的一方，所以一直是在通过拍卖提高地租进而压缩租户的生存空间。先是提高房租，然后推出小户型，继续提高房租，接着推出分租，后面还是提高房租。随着房租上涨，租户独自租不起一套完整的住宅，地主可以按间出租。房租继续上涨，租户租不起一个独立的房间，地主可以打上隔断。把一间相对较大的房间租给更多的租户。我们常见的情况是单位面积地租不断上涨，租户租住面积越来越小，同时大量房产闲置。租户降低居住标准，并不能避免房地产市场崩溃。房地产市场崩溃的原因在于地主阶级要求的总地租高于租户能够承担的总水平，与单位面积的房租无关——单位面积的房租疯涨，可以塞入尽量多的租户。

对租户来说，住所宽敞，环境舒适，是必要的生活条件之一。但是，居住的质量必然在收入能够支撑的范围之内。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然有很多需求，比如衣食住行。表面看，衣食住行似乎是刚性需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的话，却发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不同的社会地位，必然有不同的需求。市场只承认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并不承认基本的生活需求，所谓刚性需求必然与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甲之必需品，可能是乙之奢侈品。反之亦然。对社会的底层来说，窝头咸菜是刚性需求，大米白面就是奢侈品。对中层来说，大米白面是必需品，海参鲍鱼则是奢侈品。继续向上，海参鲍鱼则是必需品，大米白面难以下咽，至于窝头咸菜则更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如果海参鲍鱼涨价，就会考虑消费大米白面。原先大米白面难以下咽，现在不得不吃，既然社会中层能吃习惯，那么其他人迟早也会吃习惯。如此考虑，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刚性需求其实并非刚性，所谓的最低标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价格上涨，可以把有效需求无限压低到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反向看，这些商品的需求也没有上限。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吃窝头咸菜的人会逐渐改为吃大米白面。以住宅为例，究竟刚性需求是多少呢？在马克思的时代，一个英国工人的刚性需求就是一张床的面积，一个窄小的地下室住两三家人并不新鲜。在今天的时代，一个英国工人家庭的刚性需求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或者一栋独立的住宅。马克思时代的工人的刚性需求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今天英国工人的刚性需求在马克思的时代，则完全是非分之想。一个人为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是很有限的，每天若干空气、若干水分、若干碳水化合物、若干蛋白质、若干矿物质和一个窄小的空间即可。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社会人，能获得的各类商品的总量也是高于这种最低标准。如果低于这个标准，生命便无法维持。那时，不是人口大批死亡，就是纷纷造反。

对租户来说，支付能力成了获得生存空间的上限。对住在胶囊公寓的租户来说，是否是他们的刚性需求就是一个棺材的空间？对于居住别墅的租户来说，是否是说他们的刚性需求就是一套别墅？对那些有几十套房产的三地主来说，他们的刚性需求又是什么？至于控制所有土地的大地主呢？如果认为居住胶囊公寓的人和拥有几十套房产的人生理结构一样，我们是否可以说，刚性需求与个人的腰包有关，腰包的鼓胀程度决定每个人的刚性需求？至于那些大地主，他们的刚性需求则完全与他们的控制的土地产权量相等。

刚性需求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刚性需求从来就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供需双方对某一种商品博弈的结果。这种商品的需求量会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供需双方博弈能力的改变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谓刚性需求商品，往往是对于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重要性比较高，同时又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的商品。某种商品对生产生活重要性越大，垄断程度越高，这种商品涨价的能力越强，粮食的重要性显然高于玩具，住宅的重要性要高于化妆品。这类商品涨价时，大众会首先压缩其它商品消费，尽量保持这种商品的消费，具体的表现就是这种商品更容易涨价。相比其它商品，这类商品的需求量下降更慢，显得更有刚性。换一个角度看，与其说这种商品有刚性需求，不如说如果控制了这种商品，更容易压榨社会大众。这类商品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也会有不同的博弈后果。所有人都需要粮食果腹，也都需要土地存身。两者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某种意义上粮食更重要一些。然而，由无数自由竞争的小农生产的粮食的涨幅却往往低于高度垄断的土地的涨幅。全社会的总产品在各个成员之间分配，这个分配过程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博弈过程。所以，垄断这些商品的组织或个人，有资格在获得更大的社会总产品的份额。这些商品也更容易被宣传为有刚性需求的商品。

所谓刚性需求过剩，往往对应的是重要生产生活品的有限供给。把某些现对重要的商品的供给量压缩到人们已经习惯的消费量之下，低到使大多数人感到种种不适，以谋求更高的利润。自由竞争市场之中，一旦丰收粮食价格就会回落。在垄断市场之中，不论粮食丰收或歉收，粮价都会居高不下。以刚性需求旺盛，为商品价格做辩护的人，往往掩盖了垄断者有意压低、闲置一部分产能，以通过涨价，达到谋求最大利润的目的。即使土地这种看似供给总量有限的商品，增加供给潜力也是巨大的。以居住用地为例，随着人口的增长，居住空间也在迅速增长，这种增长表现为建筑向空中向地下延伸，城市向郊区扩张，以及旧城区的翻修和旧住宅的改扩建等等。事实上，大地主为了维持垄断高位，往往会以各种理由，使用各种手段，对不受自己控制的增加供给的行为提出种种限制，以保证自己独一无二的拍卖地位。（*比如严控小产权房，严查违章建筑，阻挠集资建房等等。*括号以内的部分请不要转载。）

以刚性需求旺盛所以推高房价为房地产价格飙升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只要改变单一供应、公开拍卖、不限购土地的分配方式，就能大幅度降低地租水平，比如：增加土地供应方（比如允许小产权房以合法方式上市请勿转载），免除居住面积低于一定水平者的地租（比如免除他们的土地出让金），增加居住面积多余一定水平者的地租（比如增加他们的房产税）等等。反之，如果坚持单一供应、公开拍卖、不限购的土地分配方式，只要严把土地供应量，把大多数租户的生存空间压缩到一个棺材大小并不难。

所以，当某些人强调刚性需求对价格的推动的时候，我们要留一个心眼，说这样的话的人，往往是为了掩饰供给方为了谋求超额利润而人为制造的短缺。如果我们看到大批产品被销毁，大批产能被闲置，大批土地被囤积撂荒的话，就会知道，所谓刚性需求旺盛导致价格上涨，不过是一个掩护的垄断者控制供给以谋求暴利的托辞。地主把租户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把租户的腰包压榨到极限，以追求最高的地租收入，就是所谓刚性需求推动地租的真面目。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土地所有权垄断程度和地租之间的关系。单位区域内的人口总量和住宅总面积决定每个人可以获得的人均面积，单位面积的地租则决定于租户的毛收入总量和土地所有者与租户双方博弈力量对比，与人均面积并没有直接联系。一个地区经济发达，总产品的大饼更大；地主有更强的博弈能力，就能分到更多的大饼份额。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人口密度越高地租就会越高。相同的人口密度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单位面积的租金是不确定的。能够确定的只有收入的差额所造成的各地类似质量房屋的房租水平之间的差额。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所有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都想等，任何人都不需要向其他人缴纳贡，就能有一块存身之地。这时，哪里还会有地租呢？毫无疑问，在土地所有权固定的情况下，没有土地的租户越多，博弈形势对地主越有利。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土地所有权固定，即地主数量不增加，增加的都是没有容身之处的租户。地租是地主和租户双方博弈的结果，只看租户一方的变化，显然是不全面的。用人均面积作为地租高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掩盖了土地所有权高度垄断这个事实。

没有土地所有权，就不存在地租。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才使得拥有土地的地主有资格向没有土地、需要租用其土地的租户要求地租。表面上看，人口密度决定地租的说法似乎有道理：人口密度高，土地是稀缺资源，地租就贵，想居住得宽裕一点的人就要付出代价，那么居住宽敞的人应该付出较多的代价。某甲住150平方米的住宅自然比某乙住100平方米的住宅要花更大的价钱，支付更多的地租。实际上，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地租交付给谁？是那些居住面积超过人均水平的人向居住面积不足人均水平的人支付地租，还是相反？事实上，绝大多租户所使用的生存空间的面积都是低于人均面积的，他们要承担高昂的地租以获得临时的使用权，或者尽一生的积蓄购买这一小块空间的所有权（或者99年甚至70年的使用权）。相比之下，多数地主则比租户住的宽敞得多，他们却是获得地租的人。并不是占有较多生存空间的人向占有较少生存空间的人支付地租，而是拥有较多生存空间所有权的人向那些没有生存空间所有权的人要求地租。如果不是少数人垄断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所有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地主一边享受宽敞的生存空间，一边把其他人的空间压低到最低限度以收取高昂的地租。

出现地租高涨的结果，与土地所有权高度垄断密不可分。决定博弈力量对比的要素之中，博弈双方数量对比最关键，也就是土地产权的垄断程度。土地所有权越分散，地主依据土地要求地租的权力越弱。土地所有权越集中，地主垄断土地要求地租的能力越强。在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地方，地主占据一望无际的土地，租户则没有立锥之地。正是因为地主拥有一望无际的土地，所以多数人才没有立锥之地，两者是统一的。于是，拥有一望无际的土地的地主才可以向仅仅要求一个蜗居的多数人要求高昂的地租。地主数量越少，租户数量越多，地主越能控制土地供给，推高地租。

当然，地主阶级也会为自己的贪婪辩护，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生产生活过程不可缺少的要素。地主阶级提供了土地，必然有资格要求地租。

这个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以农业为例，同一块土地，在相等的技术水平下，生产出来的粮食总量应该是基本接近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无限投入劳动并不能无限提高产量。这个也是没错的。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在某一技术水平下，某一块土地上，达到最高产量大致需要多少劳动基本是确定的。如果某人非要在一亩地上，无限投入劳动，那只能是浪费劳动，那样投入的劳动也是社会不必要劳动。这是生产的过程，生产过程与土地所有权，完全无关。无论这些土地属于谁，一个大地主，一群小地主或者一大群自耕农，都一样。如果不考虑生产的规模化需要的资本门槛的话。那么，生产过程基本相同。农业土地经过改良，必然会增加产量。这些增加的产量实际上也是改良劳动的价值体现。这是第一步，生产过程，粮食种出来了。后面的分配过程，就涉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拉锯战了。毫无疑问，同一块土地，在分散的小地主手中获得的地租总量和在大地主手中获得的地租总量绝对是悬殊的。小地主之间存在的竞争，显然比大地主之间的竞争激烈得多。所以，大地主有权要求更高的地租。

劳动创造价值，不能脱离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但是，不论生产资料属于谁，类似科技水平条件下，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皆本接近。悬殊的是分配结果。也就是社会总大饼的切割方式。某种所有权垄断程度越高，切割大饼的能力越强。稳拿的经济学提出，地主提供了土地，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有资格获得地租。问题是，同样的土地，在不同的地主手中，是否做出的贡献就不同呢？或者说垄断大土地的大地主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地租是因为他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呢？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大地主故意撂荒大片的土地，进而获得了更高的地租。他们是推动了生产还是阻碍了生产呢？所以说，地租只是地主垄断土地所有权之后，强行分割社会总产品的结果，并不能作为地主对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依据。用霸占社会总大饼的结果来证明地主做出的贡献，是本末倒置的。

在与租户的博弈中，大地主很显然占有优势。事实上，只要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程度，使土地所有权更分散，就可以使地主一方的博弈能力迅速下降，减轻租户的负担。可以预期的是闲置空间将大幅下降，这些空置的空间（土地、房产）会被利用起来，租金也会大幅减少甚至消失。然而这显然不符合大地主的利益（如何套现尽量多的地租是大地主首要考虑的事情。至于租户的居住面积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不在大地主考虑的范畴。）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必然会用各种理由来证明土地所有权的神圣，分散土地所有权的不合理性。当然，根本原因则是触动了他们切割社会总产品的依据（高度垄断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无法再获得高昂的地租。在此，我们有必要探讨土地所有权的来龙去脉。

私人土地的所有权的起源是无偿占有，不是劫掠，就是开荒，决不是买来的。自然界之中所有的土地，最初并不存在所有权，也不属于任何人。最初的人类不过是一群人猿，哪里有什么地主和租户？某群人猿生活在一片领域之上，并且用暴力保护自己的觅食空间。一群人猿兼并了另一群人猿，便无偿占有了对方的领域。人猿内部没有阶级，并不存在某几只人猿不参与狩猎和采摘，却可以依靠对群体领地的所有权而不劳而获的情况。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使用暴力要求被统治阶级提供剩余产品。最早的阶级社会生产力落后，奴隶社会的统治者直接用暴力控制被统治者的人身自由。用暴力控制劳动者会有诸多不便。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级在暴力基础上建立了产权关系，暴力则被隐藏起来退居幕后。

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土地等稀缺资源，奴隶主是决不会给奴隶自由的。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十九世纪，疆域辽阔的沙俄仍然存在农奴制。人们自由呼吸空气，却不必为此支付任何费用。这并不是因为空气的总量无限，更不是因为空气的重要性低于土地，而是因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没有人有能力独占空气。假设将来有一天，随着技术的发展，少数人能控制空气，那么这些人将成为最富有的人。

暴力与土地一直有密切的关系，多数情况下暴力隐藏在幕后，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的变迁必然有暴力的参与。今天的土地所有者都是通过否定前人的土地所有权，才建立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先是“抢钱、抢粮、抢地盘”，后面才有土地所有权。“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于是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的公认。”这些强调土地所有权神圣性的人，他们本人或他们的祖先当年都不曾承认前人的土地所有权。在新兴的国家，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暴力传统的痕迹。今天美国大城市（比如洛杉矶）的地租惊人，但是这里土地最初的来源是什么？如果我们追本溯源的话，我们会知道至少在几百年前，那里的生活的人是不讲英语的。大土地所有权的易主过程是以暴力为推动的，而绝不是购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用“夺天下”，来形容建立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的过程。

那些买来的小土地所有权（有些甚至只是有时效限制的使用权），永远只是现有土地所有权中很小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从暴力所有者本人或他们后裔手中买来的。可能会有人用地主用高价买来土地，自然有权收取地租为地主辩护。实际上，这样的辩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土地是作为一项共同的财富让人们在上面劳动和靠其维持生计的。”所有的人都是地球上生存过客，地主也不例外。在地主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这些土地存在。在地主们离开之后，这些土地仍然存在。土地并不是地主创造出来的，也不会因为地主的消失而消失。一群拓荒者向谁购买土地？拓荒者的土地哪里去了？是被买走的，还是被夺走的？事实上，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永远不会是买来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跑马圈地。如果为了避免发生民变，也可以适当给予一点补偿。即使是用钱买，也是为暴力占有土地的黑色过程涂上一层金色的油彩而已。在以出售土地为主的地区，会出现一个问题，虽然大地主一次性套现了地租，但是大地主手中掌握的土地资源却越来越少。这时，大地主必然想办法把土地收回来或者新增土地来源。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果按照市场价格买入，再按照市场价格卖出的利润，怎么能比得上依靠暴力空手套白狼呢？

从土地所有权的起源、发展，以及今天的作用来看，强调土地所有权的神圣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这种神圣来自暴力，是需要以暴力保护为后盾的神圣。当有暴力保护的时候，土地所有权就是神圣的；当没有暴力保护的时候，比如英国圈地运动的时候，这种神圣就被暴力的拥有者踩在脚下。以土地所有权为依据的分配与暴力的承认与支持密不可分。某种意义上讲，在暴力没有受到约束的国家和地区，大土地所有权主导的分配只不过是暴力分配的一个变形。

土地所有权的起源来自暴力，土地所有权的执行也依赖于暴力。暴力的最高拥有者无疑是国家，解决地租过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态度。国家是希望让大多数人都能廉价甚至免费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安居乐业，还是希望通过土地聚敛财富饼满足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是问题的关键。地租的来源在于法律保障的土地所有权，没有暴力的支持就不会有地租。法律对土地所有权的承认程度决定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程度，决定地租的水平。对一个由大地主控制的国家来说，利用土地获得最高的地租是最符合本阶级利益的选择。这样的国家必然对私人占有土地面积没有任何限制也不会有任何保障。法律不限制少数人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土地所有权，就是不保障多数人获得一块足以存身的土地的权利。这就是杰斐逊所说的，“财产法在该国实施得过分了”。如果国家每年要通过地租上获得大量的收入，那么任何分配方案首先要考虑的都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减轻租户要承担的地租水平呢？或者，虽然政府本身不需要地租收入作为财政收入，但是政府的主要权利控制在大地主手中，那么地租问题也是无解的。“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

美国建国初期，几乎无偿地获得了大量西部荒地，这些土地成为国有土地。随着大批欧洲移民涌入美国，大批人口向西流动，联邦政府曾经大量公开出售从印第安人手中夺来的西部土地。但是土地只能以若干平方英里为单位大面积购买。许多小农没有能力整块大购买大面积的土地，只能从土地投机商手中高价购买小块土地。这种出售方式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小面积出售土地必然导致肥力好、交通便利的好地优先卖出，肥力差、交通不便的差地则无人问津，打包出售可以避免这样的弊端。再说，土地面积太小不足以形成人口数量足够大的定居点，不能有效抵御印第安人的进攻。这是公开的理由。私下还有一个原因：通过这个“批发变零售”的投机过程，美国政要和他们亲信的公司充当“二地主”，空手套白狼，纷纷发了大财。他们以一、两美元甚至十几美分一亩的价格大量以“批发”的方式买入国有土地，然后转手切分成小块用翻几番的价格零售给小农，坐地获得收益，轻而易举的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西部成为他们“奠定财富基础”的地方。这个过程与股市的发行上市中，少数人获得原始股大同小异。小农虽然知道这些土地公司在敲诈勒索，但是也无可奈何。首先，国有土地销售方式是由联邦政府决定的。联邦政府高度依赖卖地收入维持财政正常运转，是这种销售方式的获益者之一。其次，当时美国的选举权与财产挂钩，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许多贫穷的小农根本没有选举权，也就谈不上通过影响国会或总统改变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虽然美国底层民众怨声载道，但是这种土地政策执行了7、80年，直到南北战争才废除。事实上，林肯当年能够无偿给予小农土地的重要条件有两个：第一，是南方大地主阶级主动退出政府，放弃了对国会的操纵。第二，是联邦政府可以向财产征税，不必再依赖于卖地财政。

对一个不是大地主阶级掌权的国家来说，有义务保证多数人获得适当的生存空间。虽然土地所有权对于其它分配要素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对于暴力来说，地租问题却根本就不是问题。暴力可以彻底改变社会财富结构，也可以否决一切分配结果，也就是说可以彻底推翻现有土地所有权或其收益。土地所有权来源于暴力，暴力所有者也就能随时能收回、否认、削弱或限制土地的所有权。抛开激烈的“抢钱、抢粮、抢地盘”不说，还有许多其它方式。如果政府掌握大量的土地资源，可以无偿给予没有土地的租户土地。这是美国林肯路线。如果政府没有多少土地资源，但是有很多真金白银，可以折价购买少数人手中多余的土地，无偿分给多数没有土地的人。这是台湾的赎买土改路线。如果政府没有多少土地资源，也没有钱，可以无偿没收少数人手中多余的土地资源，无偿给予多数没有土地的租户。这是大陆的暴力土改路线。如果政府既没有地，也没有钱，还不想搞得血淋淋的，可以对大地主征收不动产税和遗产税，让他们主动放弃或从他们的子女手中剥夺多余的土地。只要对拥有过多房产的人执行房产税和遗产税，政府手中很快就会有大量的房产，这些房产可以无偿给予那些无房的租户。政府还可以向居住在市中心面积宽敞的住宅或者出租房屋的居民征收税收，给居住面积狭小、地点偏远或者租住房屋的居民提供补贴——居住在狭小空间或者偏远地区的居民为那些居住在市中心宽敞面积的居民腾出了市中心空间，租户为地主提供了地租，他们理应受到补偿。更柔和一些的方法，还有向房屋所有者征收房产空置税——扣除一套自有住房外，多余的房产若无出租合同就要承担空置税。这是欧洲的税收调节路线。允许无房者入住闲置一年以上的空房，这是荷兰的土政策。此外，还可以鼓励老城区住房狭小的居民集资建房，改善居住条件等等。只要政府不是由大地主阶级掌权，解决土地问题并不难，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廉价甚至无偿给予多数人适当面积的土地，是解决地租问题的根本。这时，会有人提议，如果无偿给予土地，那么每个人要求的面积都是越大越好。土地是稀缺的，怎么够分呢？强调稀缺性的人，往往也强调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按照他们的逻辑，某种商品很稀缺，所以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些商品应该获得更高的售价。这些人往往就是那些掌握所谓稀缺商品的人，或者是他们豢养的为他们造声势做宣传的庸俗经济学家。要剥夺他们获得银山的权利，他们自然要叫嚷。事实上，现状是每个租户都在为有限的生存空间向地主支付高昂的地租。既然这些地租被地主无偿占有，地主阶级获得地租的行为对社会有害无益。那么为什么不能免除呢？保证每个公民有资格获得一块基本生存空间，是一个政权存在的基础，也是这个政权的义务。这就如同在饥荒的年代，由国家统一征购粮食，保证每个公民获得一定限额的口粮，避免少数人垄断粮食加剧饥荒，谋取个人私利一样。解决土地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的态度。只要国家把自身利益超脱出来，则一切并不难。即使不太均匀的分配也比大地主所有制下的分配合理。这时，每个人拥有的住房面积将更接近于平均面积，支付更少的租金。何况，只要租户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有足够的发言权，这些政策总是可以微调的。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还有闲置的土地、空置房产和居无定所的贫民，那就说明财产法在该国已实施得过分了，以至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权利。杰斐逊的话，略加修改依然适用于今天。

7.18 滞胀沫崩（再修改稿） ​

Stagflation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inflation rate is high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slows down and unemployment remains steadily high. It raises a dilemma for economic policy since actions designed to lower inflation or reduce unemployment may actually worsen economic growth. The portmanteau stagflation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British politician Iain Macleod, who coined the phrase in his speech to Parliament in 1965.——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准确地说，滞胀应该是滞胀沫崩。稳拿经济学以货币总量分析经济过程，回避了经济之中货币的所有权，以及这些货币进入经济循环的目的，于是滞胀过程显得不可思议，除了把滞胀的责任推卸给政府以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分析。卢瑟经济学认为滞胀过程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需求小于消费的必然结果，是经济长期停滞在政府干预下出现的一种变形。缓解经济危机，必须从改变分配结构入手，否则任何刺激政策或者治理行为都是无效的、顾此失彼的，或者使危机以一种新的形式爆发出来。滞胀，就是一种这样的新危机形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顾此失彼。

言归正传。

经济危机从未消失，只是不断变换马甲反复登场。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自我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有了三种表现形式。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形式为生产全面过剩，仿佛黑死病，来去匆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形式为长期萧条，仿佛严冬，一眼望不到头。实行凯恩斯主义后经济危机的形式为滞胀，萧条、通胀、泡沫和崩溃并存，甚至可能出现崩溃，整个过程仿佛海啸，波涛汹涌，异常诡异。这时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大规模的失业、长期的通胀、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产品滞销（甚至售价下跌）、垄断产品价格暴涨、虚拟资产价格剧烈波动、贫富差距分化、权贵资本获得统治地位以及政府面临财政危机。其它的表现还包括，刺激经济政策的作用不断弱化，负作用日益明显以及政局动荡。（为了避免政治动荡，所以不断刺激经济，不得已又压缩财政开支，进一步刺激政治动荡。）

分析滞胀问题首先需要简要回顾《生产与实现》和《垄断帝国》一章中的内容。垄断资本建立起垄断帝国以后，在垄断资本占主体的经济体内部，垄断资本对社会消费总量有全面的了解，对社会生产总量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劳动力向资本贡献剩余价值，小资本向大资本贡献利润，大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垄断资本没有竞争对手，具有超强的博弈能力，占据社会顶端，利用限产和涨价，迅速征服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财富。扩张产能无利可图，搞研发创新很可能得不偿失，适当压缩产能利润更高，于是垄断资本便停止下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循环。由于不存在竞争压力，垄断资本完全可以把生产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下游企业受其影响，也把生产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时，社会总产量和有支付能力需求基本吻合。因为来自垄断集团人数稀少，所以垄断资本超强的博弈能力，以聚敛为能事。另一方面，因为垄断集团人数太少，所以虽然穷奢极侈，却没有能力消费掉社会大生产条件下全社会的惊人的潜在产能。于是，产品过剩型经济危机基本消失了，变为长期的产能闲置和劳动力过剩。这就是经济危机的第二种变形，即长期的经济停滞。

此时，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目的是为满足少数社会顶端的需求，而不是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生存、劳动和发展的权利。雇用工人的数量由顶端的需求能力和每个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总量所决定，与劳动人口总量无关。由于社会顶端消费能力有限，大量产能被闲置。大批的失业人口虽然降低自己求职所要求的薪资水平，也无法找到足够的工作岗位。没有足够的订单，工人要求的工资再低，资本也不会养闲人，这是很显然的道理。与之类似，此时即使如何降息，也无法刺激企业扩张产能。没有对应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产品卖不出去，申请贷款扩张产能增加人手，就意味着更多的滞销产品。

“工人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情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出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张开来以后，每一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了一个不满的阶级。”在经济上升期，工人虽然地位低下，情绪尚且稳定。在经济萧条期，工人生活窘迫，不满情绪会发酵。由于工业社会劳动者大批聚集在核心都市，这种不满情绪可以迅速扩散弥漫。此时，资本主义外壳随时可能炸裂，（维稳任务异常艰巨星号内的部分请勿转载）。

从社会顶端的稳拿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不足为惧。卢瑟想造反，就让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去收拾他们。稳拿出钱养资产阶级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财产，维护他们挣钱有利的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当事人往往并不如局外人那样信心爆棚。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是民选政府，工人手中掌握相当数量的选票，执政党就面临选举失利的危险；如果是集权政府（比如沙俄），就面临无产阶级起义的风险。

对政府来说，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难解决。事情的起因是垄断资本抢得太多了，自己又吃不了，于是导致全社会限产，引发大规模工人失业。只要对症下药，那么解决的方案就有了，让垄断资本少抢一点，或者把垄断资本抢过来的份额给饿肚子的人分散一下，社会总消费能力增强，一切就都解决了。问题是，这样的事情显然违背垄断资本的利益，垄断资本必然坚决不同意。对垄断资本来说，政府的刺激政策必须做到：第一不能触及现有的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第二不能触及稳拿现有的既得利益。政府不能触动稳拿的既得利益，调整贫富差距，又不能坐视失业率居高不下。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流行。既然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不足，那么就由政府开出订单，使社会生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吸收大量的失业人口中的一部分。稳定社会，缓解压力。既然垄断资本吃不了那么多，就由政府吃掉一部分。垄断资本再额外发一笔财，没有工作的人暂时有份工作。短期看一切都是那么完美。长期看，垄断资本抢了更多，吃不了的部分更多。

刺激经济并不难，开订单就好了。难的是善后工作，即支付订单的法币是否能够在支出之后顺利地辗转回到政府手中。如果有去有回，那么这些货币便能周而复始地承担刺激经济的任务。如果这些法币能够陆续回来，流通中的法币总量先上升后下降，法币可以与金银不摘钩，或者短暂摘钩以后也能重新恢复稳定的兑换比率。物价会有向上的波动，但是很难持续稳定上涨。这样的话，只要按照刺激方案的规模发行国债就可以了。到时候，政府支付订单的法币辗转回到政府手中，政府还本付息债务归零。如果此时就业率仍然不理想，政府就可以开始新一轮刺激方案，周而复始。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所选择的方案，因为是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方案，必然是为稳拿提供利润的方案。所以，政府支付订单的货币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最终必将成为资本的利润有去无回（其中绝大部分由垄断资本获得）。于是，出现一面财政赤字增加，一面流通中货币数量不断上升，物价上涨、资产泡沫加剧的局面。如果把货币看为血液的话，血液的流动带动肌体新陈代谢。一部分肌体（比如内脏）吸收血液的能力过强，导致另一部分肌体（比如肢体）出现供血不足，新陈代谢停止，随时可能坏死危及生命。于是医生（政府）向肌体输血，让这部分肢体恢复新陈代谢。但是，医生输入的血液，很快就会被内脏吸收，在成为淤血。所以，医生一面向肢体输血，一面也要从内脏抽血。如果只能输血不能抽血，必然出现血库告急，内脏大面积淤血，甚至导致动脉瘤破裂，内脏溢血的局面。一旦大量溢血，同样危及生命。这时医生就会面临两难：不输血肢体坏死，输血内脏溢血。两者都能要命。只好一会儿输血，一会儿不输血，于是病人一会儿内脏溢血，一会儿肢体坏死。问题的关键不是肢体缺血，而是内脏不断从肢体中抽血。这时，如果不能改变内脏吸血能力超强的生理特点，或者从淤血的内脏抽血，便不可能同时实现“四肢不缺血，内脏不溢血”。“不缺血”或“不溢血”，两者之中，只能做到一点。这些内脏就是社会顶层控制垄断资本的少数稳拿，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分配模式和稳拿的既得利益，一切矛盾就都会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一部分投资货币的有去无回，才增加了社会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用财政开支买就业。如果这些财政开支最终由印钞解决，造成物价上涨、泡沫膨胀的话，就是用“通胀换就业”或者用“泡沫换就业”。需要注意的是，垄断企业获得的利润，并不是扔进自家地下室的金库之中。相反，是积极投入到经济循环之中。何况即使垄断资本自己把钱存在银行中，由于社会融资的出现，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脱离，这些货币资本（以及它们衍生出来的信用货币）也会出现在流通之中。某一时刻，这些货币可能在小企业手中流通，但是最终的所有权必然是属于社会顶层的稳拿的。（这就如同，流动中的货币所处的环节，和货币的最终所有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工资处于工人手中，最终必然属于资本家。因为工人迟早会用这些工资向资本家购买各种生活用品支付各种开支。）与卢瑟的货币左手入右手出不同，货币离开稳拿的腰包是暂时的，必然重新回到稳拿的腰包，不但自己回去，还要带回更多的同伴。正是因为这些货币带着带回更多同伴的使命，辗转回到流通之中，却没有形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会扩张产能，所以才会出现物价上涨、资产泡沫加剧，也就是各种溢血的情况。

政府开出订单，承包商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上游企业获得原料订单。承包商不会购买政府提供的产品，那些没有用来购买政府项目产品的工人工资，必然不断成为资本的利润。假设政府投资的项目是廉价房，建筑工人首先获得工资。建筑工人手中的工资可以购买廉价房，也可能购买衣物，成为服装厂老板的利润、服装工人的工资和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这些货币不断流动，每交易一次，其中的一部分便成为利润。建筑商、服装商和其它所有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原因在于能够获得利润。正因为不断有利润进入资本家的腰包，所以工人才有工作。如果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是20%，工人每获得1万元的工资的前提，是资本能获得2500元的利润。随着政府支付订单的货币的不断流动，成为利润的部分不断上涨，与之对应的工人工资的部分则不断减少，工人的总支付能力不断下降。政府订单已经消失，来自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下降，生产规模逐渐萎缩。成为利润的部分既不可能再回到政府手中，也不会再提出对消费品的需求。在高度竞争的情况下，开发商、服装商和其它资本家会用利润去添置新设备。但是在高度垄断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很难长期持续。垄断企业控制生产销售的关键环节，当社会生产规模扩大时，垄断资本会直接控制自身环节的产能，提高本环节的产品价格，推动物价上涨，把开发商、服装商和其他资本家新增的利润吞下去。由于存在利润向上转移的关系，众多大中小资本的利润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会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获得这些利润之后，并不会用来扩大生产。政府投资的货币一旦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就会脱离实际生产，转而进行投机。其它资本如果继续扩张产能，就会面临原材料涨价（如果垄断企业控制上游原材料）或者供货价格下跌（如果垄断企业控制下游销售渠道）的局面，必然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众多资本家手中剩下有限的利润，若不是用于自我消费，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学垄断资本的样子进行投机。这时，责备小猪的资本脱离实体产业，不如问问大猪在干什么。在大猪限制产能，提高原材料的价格或者压低小猪供货的价格的情况下，小猪继续进行实体生产没有足够的利润，继续扩张实体生产只能亏本。所以，既然大猪在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小猪自然跟风投机，试图分一杯羹。（这个过程，与《贫民窟的金山》一小节之中大地主与二、三地主之间在土地投机过程之中的博弈关系大同小异。）资本量大的一方，决定市场的发展方向。资本量小的一方，处于博弈的劣势地位，必须顺应资本量占优势一方的意志，如此才能生存下去，任何违逆行为，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希望政府一次注入有限的货币，一劳永逸地解决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凯恩斯曾经认为只要注入有限的货币就能激发出一系列的消费能力，这是没错的。建筑工人会用工资购买服装，服装工人会用工资购买面包，如此可以无限递推循环。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货币不断流动，每轮交易激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不断地下降，也就是循环规模越拉越小。社会利润率越高，垄断程度越高，下降速度越快。很显然，抑制垄断可以使刺激经济的效果事半功倍。但是，这必然是垄断资本和他们代言人强烈反对的。他们的宣传的理论是，只要政府不插手一切都会万事大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假设垄断资本属于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私有垄断资本。如果垄断资本属于国家，是国有垄断资本，为全国多数人民利益所运转，则另当别论。）

换一个角度看，让资本运动起来就要给资本利润，为资本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要实现比较高的就业率，政府就要把资本找不到买主的（卖不出去的）商品买过来。政府提供了额外的需求，使资本有利可图，所以资本的产能才能被调动起来。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是20%，工人到手工资以后全部用于购买政府的项目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比如廉价房）。那么政府投入1万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即所有盖房的建筑工人都居无定所，全部工资一到手就购买了政府提供的廉价房），至少有2000亿无法收回。不过，如果建筑工人们直接用全部工资购买廉价房了，就没有后续对服装、食品等行业的刺激过程了。如果这些产品与社会底层的需求完全无关，则这1万亿可能完全无法收回。这些货币在实体产业的辗转流动会刺激就业。社会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大部分回归时刺激就业的效果，不如多数货币无法回归时刺激就业的效果。资本雇佣劳动力的目的是获得利润，正是因为有这些货币无法回归成为资本的利润，资本才会雇佣劳动力。正常情况下，将有2000亿至1万亿的现金成为资本的利润滞留在经济循环中，与之对应的是政府出现2000亿至1万亿的财政赤字。只要存在利润，对应利润的部分就无法顺利回到政府手中——即使政府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全都是有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的。于是，整个过程简化为政府向经济注入货币，资本家为了获得这些货币雇佣工人劳动。一旦这些货币都成为资本家的囊中物，多余的工人就会重新被解雇。

垄断资本获得利润以后，选择之一是让这些货币沉积下来。如果货币是贵金属货币（或者银行券）的话，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出现。比如把这些钱锁在自己的地下金库中。但是，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价值符号必然替代贵金属货币（或银行券）。随着政府不断向经济之中注入货币，必然出现物价上涨。（事实上，垄断商品正是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所以，让这些货币沉积下来就是不划算的事情。稳拿必然会把这些货币投入经济循环之中，让这些货币去带回更多的同伴。常见的方式包括投入金融业，进行资本兼并，投机紧缺物资，虚拟资本和土地。直接和常见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当然，还可能把这些货币转移到海外，比如瑞士银行的账户中。这种情况，我们在后面有关崩溃的部分会谈。）

归根结蒂，一切的矛盾转化为政府刺激经济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果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货币能顺利地回到政府手中，则一切问题都不存在。刺激经济所投入的货币辗转回到政府手中，可以再次刺激经济，既不存在政府缺钱的问题，也不存在经济流通中货币过多的问题。如果这些钱不能顺利回来，看似矛盾的两种现象就会同时存在。一面是流通中的法币总量不断上升，一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于是，政府一面筹集资金刺激经济，一面治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一面输血，一面治理内脏淤血（甚至溢血），左右互搏。事实上，只要政府改变内脏过强的吸血能力，或者把淤血部分的血抽出来，输入缺血的肢体，就可以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但是，那样必然伤害稳拿的利益。垄断生产生活必需品获得最强博弈能力，是稳拿地位的基础。削弱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必然动摇他们在经济之中的统治地位。于是，他们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会大声疾呼：“政府的干涉行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和效率！损害了社会的繁荣！”他们会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社会全体的利益，当然不会说自己利用垄断资源，压榨社会中其他人。对资本来说，经济行为存在的意义在于赚钱，如果赔钱就要交出生产指挥权。他们控制生产过程，雇用卢瑟的目的是为了让卢瑟挣钱，没有利润卢瑟就没有工作。反过来，他们赚到的利润也不会上缴给政府，弥补政府的赤字。把稳拿的利润收上来，用于刺激经济。相当于从稳拿的手中拿钱补贴卢瑟，是稳拿强烈反对的：“卢瑟没有工作，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是他们的个人问题，政府凭什么从我的口袋里收钱刺激经济，给他们找工作？从优秀分子口袋里敛钱补贴落后分子，社会公平和正义何在？社会上失业人口太多就把他们关进集中营，还不听话就枪毙！”对他们来说，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就是由国家机构依照他们制订的法律保护他们利用博弈优势在市场中压榨别人，并保护掠夺来的战利品。他们宁可花钱加强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也不愿意出血解决就业问题——虽然这些钱转几圈之后，很快还会回称为利润到他们手中。肉食者鄙，不鄙就不叫稳拿了。（当然，大规模增强国家暴力机关也可以算为一种刺激经济行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由于稳拿在政府中有极大的发言权，甚至本身就是政府高官。所以，政府不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于是，政府只好一面不断地缓解病情，一面不断地制造病情。（*同时还要下大力气维稳。*括号内部分请勿转载）。

不能从淤血部位输血，仅仅是不断输血，血库总有告罄的时候。钱从哪里来？方案之一是加税。钱不够花就多敛一些。这是很简单的思路，如果不能从顶层的口袋里面掏钱，就要从底层的口袋里面掏。事实上，由于稳拿控制政府决策，税负十有八九要由社会底层承担。底层负担加重，消费能力必然更加不足，更容易动乱。淤血部位不能抽血，缺血坏死的部位抽不出血。这个方案并不可行。方案之二是向稳拿借钱，发行国债。这个迟早还是要偿还，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些国债筹集来的资金迟早不能回到政府手中，而变成稳拿的利润。以10%的利息从稳拿手中借1万亿，解决了若干亿人的就业，大量资金离开投机市场，回到实体产业。短期看，一举两得。但是到还款付息的时候，这1万亿已经成为稳拿的利润不会再回来。这时，政府将面临1.1万亿的债务。政府可以不断借新还旧，但是利滚利迟早压垮政府。(比如太阳王死后路易十五即位时，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45亿里佛尔，能灵活支配的财政收入只有300万里佛尔，而总债务达到20亿里佛尔，每年的利息是9000万里佛尔。此时的法国从会计角度看已经破产，只能不断借新还旧，拖欠利息。)何况，即使政府能偿还1.1万亿的债务，那么用于投机的资金也将达到2.1万亿。这样的方案显然也没有可持续性。方案之三是拍卖国有资产。政府不断用财政赤字创造就业，稳拿不断用利润购买国有资产，相当用政府用国有资产创造就业。砸锅卖铁总有卖光的时候，也不能长期持续。再说，这个过程中往往有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加剧社会贫富分化。

如果政府不放弃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那么迟早会面临“不加税即破产”的局面。政府不能凭空造出贵金属，只能用印刷机制造价值符号。所以，大规模的政府拉动经济的投资，必然对应价值符号替代贵金属货币。于是，法币失去稳定的币值，通货膨胀之门就此打开。

政府订单陆续到期以后，由政府提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失，生产规模再次下降，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必然退回到原先甚至更低的水平。经济再次陷入停滞之中，失业率重新升高。短期看政府的订单凭空创造了一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长期看大量政府投资无法收回，法币不能顺利回笼，流通中货币总量上升，生产规模不能稳定扩张，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变化不大（经济规模往往缩小），必然刺激通货膨胀。为了降低失业率，只能不断增加订单。使失业率保持在一个相对可以忍受的水平的代价，是货币总量不断上涨，导致连绵不断的通货膨胀和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

于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失业问题暂时缓解了，财政赤字（血库告急）、通货膨胀（内脏溢血）和资产泡沫（大面积淤血）同时冒出来了。

这就是滞胀的由来。事实上，滞胀只是政府刺激经济可能出现的后果之一。如果这些法币没有囤积紧缺物资，而是去囤积虚拟资本，坐庄金融市场，则完全可能出现滞“沫”现象，即经济停滞加资产泡沫高涨。此外，还可能出现经济停滞加通货膨胀加资产泡沫并存的现象，即滞胀“沫”现象（大量利润投机土地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如此，既然存在沫，就必然存在“崩”。一种虚拟资本崩溃时，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虚拟资本暴涨，“崩”和“沫”甚至可能并存。究竟出现停滞、滞胀、滞“沫”，还是滞胀“沫”或者滞胀“沫”“崩”完全看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以及投机哪种商品利润更高，垄断大资本将利润投向哪个方向。本文之中统一用滞胀来表述，只是为了适应多数人的习惯，并不是说明政府刺激经济的后遗症只有通货膨胀一种表现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除了政府直接印钞支付订单还有几种变种。比如对中小企业减税。这无非是增加垄断企业的利润。中小企业少缴三五斗的税，垄断企业就要多收三五斗租。与之对应的，还有政府开支减少三五斗或者赤字增加三五斗。比如行业补贴，通过行政手段使某些行业利润率更高，于是会刺激垄断企业提高垄断价格。少数受补贴的行业毛利润上升，多数未受补贴的行业毛利润下降。个别行业利润增加，就业改善，多数未受补贴行业毛利润下降，就业下降。多补贴了三五斗，最终还是补贴了垄断企业。再比如政府用贷款支付订单，表面上看没有赤字，但是最终还是无法顺利回款。政府贷款还不上，如果不想推给银行，还是财政赤字。比如政府出面鼓励民间贷款，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结果还是相当于贷款给垄断企业。何况没有利润谁贷款？贷款的时候就意味着需要提供额外的订单，否则贷款的时候就意味着未来还不上。表面上看，一些中小企业有订单，却因为没有贷款而无法生产。实际上，如果贷款很容易获得，那么就会有大量产能被释放。于是，就不会有这么多订单。何况，即使这些订单对应增加，利润水平也会被压到更低。政府不提供有支付能力以外的需求，同样不能撇清自己。政府鼓励中小企业贷款，如果没有额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终必然有大量产品滞销导致大量坏账。如果不想让银行承担，最终还是财政赤字承担。与银行贷款有关的刺激方式，表面上看是民间行为，与印钞机无关。实际上，并没有创造出对应的消费能力，大规模的贷款之后，必然对应大批商品没有销路，贷款无法收回。这时，如果政府不希望银行破产进而诱发经济硬着陆的话，也将由财政承担（用印钞机弥补）刺激政策期间银行的不良贷款。实际上，还是政府购买了多余的产品，并用印钞机偿付。再比如给社会中下层提供各种免费的社会福利。这种方式刺激经济效率最好，但是如果不是通过向顶层加税的方式支付这些福利开支的话，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何况，即使加税的话，往往也是社会中层承担。几种变种，长期看都是财政收入下降，赤字上升，垄断利润上升。博弈关系不改变，几种方式大同小异，殊途同归，无非都是给产业资本一些利润，让产业资本额外雇佣劳动力，这些利润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将属于垄断资本，而这些利润的根源都是辗转来自财政。说到底，都是政府输血，刺激产业资本扩产，垄断企业聚敛，整个经济体淤血。几种变种之间只有效率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本文只用政府订单一种方式分析。另外，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利用银行贷款推动凯恩斯主义的金融风险要比直接使用印钞机还大。

在滞胀期，虽然政府避免了高失业率导致的社会动荡，也不必破产，但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不断增大。通货膨胀同样能摧毁经济，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危机并没有消除，只不过变了一个方式而已。这时，失业率和通胀形成对应的两个痛苦指数，要么是“滞”（高失业率），要么是“涨”（高通胀率），要么连“滞”带“涨”（不太低的失业加不太低的通胀率）。反正哪个都不舒服。如果发展成滞“沫”或者滞胀“沫”，那么还酝酿着金融危机。于是，“滞”、“胀”、“沫”三者此消彼长。如果不希望出现“滞”，“胀”和“沫”就会比较高，如果也不希望“胀”高，“沫”就会更高。没有“沫”，“胀”会更严重。如果连“胀”也没有，那么“滞”必然达到一个惊人的水平。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控制生产过程，由于资本的主要目的是发财而不是消费，必然压低工人的消费能力，所以潜在产能和有效需求之间始终不能平衡。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大面积生产过剩，大量产品被销毁。在垄断的环境下，最终结果表现为实际产能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对应，远远低于潜在产能，直接表现为大批工人失业，大量生产资料闲置。国家的订单使部分闲置产能运转起来，于是产能与消费能力的不平衡消失了，转化为货币流动的不平衡。货币出现单向积累。持续增加、大量高速流动的货币资本始终是一个隐患，在经济中四处乱窜，寻找牟利的机会。因为资本不会主动扩大生产规模，所以这些货币资本注定带有投机的性质。大量的货币资本脱离实体经济，来回游荡，伺机投机，惹是生非。如果这些货币资本投机成功，它们的收益完全来自其它人的损失。如果这些货币资本投机失败，则可能造成金融危机，同样会导致社会底层严重的损失。资本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市场经济中至高无上，可以趋利避害，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与之对应的，必然是底层的利益被压榨到最低限度。既不想触动经济顶层的腰包，又希望保护底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不可能的。

滞胀是最高级的危机形势，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特有的经济现象。因为经济高度垄断，所以陷入长期的“滞”。国家为了减轻“滞”，开订单刺激经济，引入了“胀”。滞胀是国家用通胀换就业的一种手段，类似“以空间换时间”，是一种拖延战术，希望新产业升级早日到来。遗憾的是，如《垄断帝国》中所述在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中，垄断资本控制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竞争被压低到最低限度，所以新产业升级是很难的。滞胀需要的三个条件，经济高度垄断，政府试图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试图避免经济萧条和崩溃，垄断资本影响政府决策有能力否决消除过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没有垄断企业不会有滞胀，而是周期性的全面生产过剩和产品价格暴跌。没有国家干预，也不会有滞胀，而是长期停滞。垄断资本不操纵政府决策，政府就可以选择削弱垄断资本博弈能力的投资方式，或者把垄断资本手中多余的利润不断征收上来，避免货币在垄断资本手中不断单向积累。一般来说，后发国家资本垄断程度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有广阔的产业升级空间，不容易发生滞胀，发生了只能说明经济结构未老先衰。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不是少数人敛财的工具，不能被少数人垄断，国家政策更不可能被少数垄断资本操纵，也根本不会发生滞胀。

弗里德曼认为国家不干涉就不会有滞胀，这是没错的。没有国家干预只会有停滞，不会有滞胀。不过，他没说如果国家不干预，在高度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停滞期，失业率会有多高。这样的大萧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过一次，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刻骨铭心。此外，他也没有说，如果政府采取削弱稳拿均贫富的经济政策也不会发生滞胀。

因为政府的投资计划既不能触及现有的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也不能触及稳拿现有的既得利益，所以注定是效率低下，规模巨大，副作用惊人的。政府的投资很快就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被稳拿瓜分的一干二净，不再刺激就业而是刺激物价或泡沫。社会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就业率越低，为了实现一定的就业率需要的投资规模越大。垄断势力越强的国家，刺激经济规模的药剂越大，副作用越惊人。

我们首先分析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在政府刺激经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需要简要分析滞胀的过程。

滞与胀的过程是同步发生，同步加重。通胀的过程我们在《飞舞的蝴蝶》中已经分析过，这里侧重分析停滞的过程。经济停滞期，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开出订单。假设政府的订单是修建一条铁路。政府订单的货币进入经济循环，一部分用于购买设备和原料，一部分变成建筑工人的工资，一部分变成铁路建筑公司的利润。前面的分析中，为了简便我们没有着重分析原料的作用，因为所有的政府投资最终都会变成工资和利润两部分，用于购买原料的部分也是如此。但是，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必须注意原料的部分，因为原料供应商是博弈的第三方。原料涨价完全可以把铁路公司的利润和筑路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直接推动物价上涨，阻碍相关环节产能扩张。

对于铁路公司对上游企业新增原料的要求，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果上游企业是竞争激烈企业（比如钢铁公司、水泥公司），那么各个企业必然竞相扩张产能。这些企业必然也对上一级企业（比如铁矿石公司、能源巨头），提出新增产能的要求。上一级企业如果是垄断企业，就未必会扩张产能，而会控制产能，提高价格。各个环节扩张产能和涨价的能力与垄断能力正相关。越是竞争激烈的行业，扩张产能越激烈，越难涨价。相反，越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扩张幅度越低，越容易涨价。

在前面的分析中，为了分析简便，我们一直假设政府提出一定量的订单，全社会的各个生产环节会等比例扩张，事实往往不是如此。增加同样订单总量，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择，刺激就业的能力完全不同。假设钢铁行业原有100个单位的订单和生产能力，铁路公司对钢铁公司新提出20个单位的订单，面对新增20个单位的钢铁需求，激烈竞争的钢铁企业会把生产能力提高到140个单位。（比如，甲钢铁公司和乙钢铁公司共有生产能力100个单位，却都想独占20个新增单位的需求，于是各自提供20个单位的产品，直接导致产品过剩。）每个中小企业都试图提高产能从同行手中抢一部分订单过来，结果就是新增产能的总量高于新增需求总量。上游垄断企业（假设为煤炭公司）的生产能力则可能只提高到10个单位，故意让10个单位的订单没有着落，人为制造一种短缺。如果新增订单比较少，垄断企业完全可以不提高产能，仅仅把一部份库存投入市场，甚至连库存都不提供，完全靠涨价获得利润。由于垄断企业不扩产，再上游的企业（比如采掘机制造业）也很难扩产。这时就会出现所谓某些行业（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原材料供应不足，物价开始出现上涨的苗头。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其它使用相同原料的相关行业（假设化工企业）就会出现亏损，这些行业中一部分企业会退出生产循环，剩下的企业由于博弈能力改善，会把产品销售价格涨上去。这时，市场价格涨跌互现，煤炭、化工产品上涨，钢铁价格下跌。不久，随着原材料（煤炭）价格的上涨，政府订单的减少，钢铁销售价格的下降，前期扩张产能的（钢铁）行业就会出现亏损。这时，一部分（钢铁）企业退出竞争，剩余幸存企业压缩产能，于是价格重新上涨。由于化工和钢铁行业产能全面下降，煤炭行业会进一步压缩产能。这时，随着化工产品和钢铁价格的上涨，各种商品的价格开始全面上涨。

垄断企业在抑制产能和刺激通胀方面起关键的作用。在前面的例子之中，由于煤炭企业控制产能，其它企业很难大幅度扩张产能。钢铁企业虽然会扩张产能，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原料上涨，触碰利润的下限。没有接到政府订单的化工企业，则因为原材料供应不足，价格上涨，直接压缩产能。至于采掘机制造业，因为没有接到煤炭企业的订单，自然也不会扩张产能。垄断企业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阀门，垄断企业的产量直接制约上下游所有企业的产量。一浪接一浪的扩产循环，一旦达到垄断企业这里就会被打断。另一方面，竞争激烈的行业的产品产量完全不受控制，均难以稳定提高价格，产品价格始终像过山车一样；垄断企业的产品产量控制在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手中，产品价格则稳步上涨很难下跌。其它行业由于竞争激烈，即使短期出现价格上涨，最终也会因为产能过剩出现价格下跌。（由于政府的订单新增了20个单位的需求，钢铁产能扩张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期内钢铁价格必然上涨，但是随着新增产能的释放和订单消失，钢铁价格必然下跌。）如果不是垄断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竞争，这些行业产品的价格很难上涨。

随着货币的不断流动，政府支付订单的货币或迟或早都会经过垄断企业这一关。垄断产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几乎所有生产生活行为都离不开。垄断企业控制着生产生活的关键物资，占据社会化大生产的关键节点，任何需求很快都会转变成对垄断产品的需求。钢铁公司向煤炭公司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自不必说，就是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工人工资也是如此，因为工人也要烧煤取暖、做饭。实际上，工业化时代，即使青菜这样的农产品也离不开能源企业。政府刺激经济支付订单的货币之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这些货币在到达垄断企业之前，会不断刺激实体产业的生产过程，比如铁路公司的订单刺激钢铁公司，筑路工人的订单刺激服装厂，服装厂的订单刺激纺织厂。这些货币一旦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就与扩大产能无关了：一方面垄断企业往往只向下游企业增加有限的供给抑制下游企业扩张，一方面垄断企业不向上游发出新的订单。这时出现的情况是物价不断上涨，全社会订单总量却在逐步下降。

垄断企业的大量利润脱离实体经济，开始进行投机囤积。不同的企业对利润中扣除资本家消费以外的部分，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对竞争激烈的小企业来说，倾向于用这部分利润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能，抢占市场份额，以期在与同行的斗争中处于相对优势。中小企业的利润很快就会转化成为新的需求，刺激劳动力就业。对垄断企业来说，扩大产能步入制造短缺。所以，它们往往并不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囤积紧缺物资，土地，投机股票，资本兼并或者投入金融业。垄断企业获得利润以后并不急于增加实际产能（换句话说，并不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扩张产能），而是尝试使用投机等方式获得更多货币。什么紧缺投机什么，什么不可再生囤积什么。它们购买这些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直接推动价格上涨。它们的投机对象，一般是好垄断易涨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大蒜）。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商品短期内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不大。（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商品从长期看完全可能供给增加，比如大蒜，比如房产。这种情况下，这些投机本身也孕育了暴跌的种子。）这些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必然抑制下游行业的扩张。如果这些紧缺物资是生活必需品（比如食品、住房），那么将进一步推高劳动力成本。

我们经常看到垄断大资本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现象。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是财富之母。对土地的投机必然会推动物价上涨。房屋的价格无非是房产建筑成本加上长期地租的套现，其中长期地租的套现是最重要的部分。房产价格的上涨，必然反向影响地租价格的上涨。如果假设租户的选择包括按月支付房租和一次性支付房租的话，那么一次性支付房租的水平上升了，按月支付的水平房租也必然上升。通俗地说，一些人原先可以买房可以租房，现在房价上涨买不起了，只能租了。由于租户博弈能力下降，租金必然出现大幅度上涨。商业地产地租的上涨必然推动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如此就不难理解，蔬菜价格大幅度上涨，菜农却没有获得好处。

随着垄断企业不断推高垄断产品价格，并把利润用于投机紧俏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土地，必然推动物价上涨。社会其它成员负担加重，垄断资本则从中牟取暴利。垄断企业在生活成本上涨的过程之中，起到双重作用：一是提高垄断产品价格，推高全社会价格水平；二是垄断资本获得利润之后，使用利润投机各类生产生活必需品，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随着各类商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也必然上涨。

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直接影响其它企业的生产。就业难和用工荒并存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上升，而企业利润本已微薄，实在无力支付足够的工资。如果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变，那么企业就难以招收到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反之，如果工人不要求更高的工资，就难以维持生计。虽然工人的名义工资大幅度上涨了，但是因为各类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激增，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变化并不大，甚至下降。增加的工资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实惠，而是成为垄断企业的利润。忽略生活成本上升，垄断企业获得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不断上涨，谈论路易斯拐点是很可笑的。强调路易斯拐点，其实是在掩盖垄断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现实。

常见的现象是，政府的订单，提供了额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激活了经济。中小企业扩产，垄断企业涨价，最终大部分利润归垄断企业所有。垄断企业获得利润以后，绝大部分的利润既不用于扩大生产，也不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投机紧缺商品、土地和虚拟资本。垄断企业控制生产销售的关键环节，直接提高本环节要素的价格，其它上下游环节如果继续扩张产能，必然无利可图。垄断资本投机的商品都不是短期内能大幅增加产能的商品——如果这些商品短期内能增加供给，垄断资本也不会把利润投向这些方向。总量不好增加，生产生活又离不开的商品才会成为投机的对象。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也不能形成新增的有效需求。随着物价上涨，订单不断减少，经济重新回到“滞”。这时以法币为单位的GDP可能很高，但实体产业的生产规模却随着原料价格上涨、需求下降，利润下降，而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萎缩，就业量不断下滑。

不过，即使垄断企业不进行商品投机，而仅仅把利润用于虚拟资本投机、资本兼并或者金融扩张（比如烟草、能源巨头投资金融、保险、证券），这些利润也会成为贷款很快会重新进入经济循环之中，创造出对应的流动性。这些贷款由中小企业获得，反过来用于购买垄断资本手中的垄断资源。中小企业即使不需要贷款扩大产能，也需要贷款维持基本的资金流动。有些时候，垄断资本的利润甚至不经过公开、合法的金融机构，直接进入地下金融网络，成为中小企业高利贷的来源。垄断资本控制产能，推高自己控制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中小企业把这些利润贷出来，购买这些价格上涨的垄断商品，受到双重压榨。

我们前面的假设之中，认为社会利润率不变。实际上，现实之中往往不是这样。随着额外订单出现的，不是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全部提高，而是中小企业生产水平提高超过政府订单量，垄断企业的生产水平提高幅度低于政府订单量。一面是较高的产量较低的利润，甚至是零利润；一面是较低的产量较高的利润，甚至是暴利。中小企业扩张产能，垄断企业趁机涨价。如果不是政府提供的额外的订单，中小企业任何扩张产能的举动都将是净亏损的。有了政府的订单，扩张产能才能实现。中小企业扩张产能，垄断企业乘机涨价。中小企业是垄断企业的工具，中小企业利润中的绝大部分被垄断企业通过涨价和投机一股脑吞下去。生产技术不变，中小企业的产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垄断企业提供多少原材料。原材料限量供应的条件下，希望中小企业继续扩张产能是不可能的。（如果垄断企业控制最下游，直接提供最终消费品也一样。垄断企业可能向上游中小企业适当增加一部分上游订单，甚至可能完全不增加。不提高产能，只是提高最终消费品或服务的价格。）随着原料的涨价，当中小企业由于政府订单而新增的利润被压榨干净的时候，生产扩张行为就停止了。订单没有了，但是前期扩张的产能还在，许多中小企业之间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原材料上涨的时候，搞各种促销，展开激烈的价格战，甚至亏本经营，希望挤倒对手——谁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是幸存者。最终，一部分中小企业彻底破产。整个过程之中，必然出现一部分原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为涨价而被挤掉的情况。如果垄断企业完全不增加供应，那么政府订单增加多少就业岗位，难免挤掉多少原有的就业岗位。不过，这种情况究竟应该责备政府为了创造就业提供额外的订单呢，还是应该责备垄断企业唯利是图呢？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是一种超越市场的分配行为。在垄断资本操纵影响政府的国家，这种分配必然有利于垄断资本。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注入额外的货币，垄断资本利用现有的分配优势迅速聚拢这些货币，然后利用这些货币资本去扩张、兼并。每次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过程，都是一次“垄断资本进，中小资本退”的过程。这种扩张的过程对中小资本非常不利，每次刺激经济政策都是对中小企业的一次灭绝。一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它们的资本被剥夺，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中小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扩张产能，在成本上涨的压力中苟延残揣，在订单消失后倒掉。中小企业本身就有生产过剩的倾向，如果没有垄断企业的存在，由于竞争压力，社会产能会扩张到接近潜在生产能力的极限，然后因为供大于求而崩溃。这是典型的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生产过剩式的经济危机。垄断企业抑制产能，推动了物价上涨，加速了中小企业崩溃的到来。（所以，即使没有垄断企业控制产能，中小企业也会因为过量生产然后倒掉。但是，如果没有垄断资本它们很容易复苏。）如果考虑到未来的治理通货膨胀，那么中小资本受到的损失更严重。后面会看到，中小资本是每次治理通胀过程中被大规模绞杀的对象，尽管它们不是推动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却要因为资金量比较小，而代垄断资本受过。

此时以中小资本投资总量超过垄断资本投资总量判断中小资本的境遇好于垄断资本，否认“垄断资本进，中小资本退”的过程是非常荒谬的。中小资本增加投资的原因在于竞争的压力，垄断资本不增加投资的原因在于没有竞争的压力。在垄断资本控制市场的情况下，中小资本增加投资，彼此之间激烈竞争，垄断资本渔翁得利，恰恰说明中小资本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了。

支付稳拿利润的是饱受通胀和失业之苦的人，而不是政府。这时，价格体系会发生变化。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上涨幅度完全不同。垄断程度越高的产品，上涨幅度越大，激烈自由竞争的产品则很难涨价。另一方面，消费体系也会变化。控制垄断资源的社会顶层的消费往往会扩张——发财了自然会多拿出一些来挥霍。豪宅、豪车、名表、名酒、珠宝和美女（一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美女为了改变命运，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售）的消费量都会大幅迅速上升。社会底层的消费则往往进一步下降。尽管以货币计算，穷人的购买能力更强了。但是，按照实物购买力看，穷人的购买力注定是下降了。因为工资赶不上物价，储蓄在不断缩水。个别人认为只要自己持有与稳拿相同的资产就可以不但避免损失，而且可以获得收益。现实是残酷的。现实中，他们收入主要来源是相对固定的工资而不是利润，他们控制的主要生产要素是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能源、土地，他们的主要财产是银行存款而不是房产，他们的财产量决定他们很难充分利用廉价的贷款。卢瑟模仿稳拿的经济行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就如同农民很难模仿地主出租土地一样。在这个过程之中，一部分中小资本也支付了对应的代价，他们生意破产，跌入卢瑟的行列。表面上看，政府通过印钞解决了稳拿的利润，卢瑟获得了纸面上的工资。实际上，政府并没有付出任何实物代价，稳拿却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卢瑟和中小资本支付了稳拿的物质利益。这些物质利益包括稳拿控制的生产生活要素和资产的实际价格上涨、各种产权的兼并、各类投机的丰厚收益以及贷款债务缩水，与之对应的是卢瑟的实际工资下降、房租上涨和存款缩水。（对于物价上涨，政府往往给予特殊群体一些补贴。但是，对存款的损失来说，有限的补贴实在是杯水车薪。）社会中下层支付了垄断资本的利润，不断刺激经济的过程，其实是中下层不断破产的过程。很显然，这样的过程不可能无限持续。

垄断资本、中小资本遭遇截然相反的原因，在于资本量不同，博弈能力悬殊。相比中小资本，卢瑟的博弈能力更差。由资本量决定资本之间的博弈能力是市场的基本规则。不触动市场的规则，或者说不触动垄断资本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博弈地位，希望改变中小资本和广大卢瑟的悲惨的命运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经济垄断程度直接决定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等量政府投资，投入垄断资本实力不同的国家，效果不同。垄断资本实力越强的国家，刺激经济效果越差，经济越难被激活，通货膨胀等后遗症越严重。

分析过稳拿掌握的博弈优势对刺激政策的影响，我们继续分析原有财富结构对刺激政策规模总量的影响。

即使不考虑资本集中导致社会各个阶级博弈地位悬殊，影响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效果和后遗症的严重程度，我们也会发现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需要政府开出更大规模的订单刺激经济以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就业率。我们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谈过，一个国家的就业率决定于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底层被剥削的严重程度。社会顶层需要消费100个单位的产品，每个劳动者能贡献10个单位产品，那么需要10个劳动者就业。如果每个劳动者能贡献20个单位的产品，那么只要5个劳动者就够了。贫富差距越大的情况下，社会顶层数量越少，消费能力越差。社会底层数量越多，博弈越激烈，工资水平越低。假设两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类似，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接近，贫富差距大的国家的失业问题必然比贫富差距小的国家更严重。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往往和垄断程度正相关，垄断资本控制经济的能力越强，掌握垄断资本的人越能聚敛财富。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刺激政策规模越大，后遗症越严重。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规模与贫富差距（垄断程度）之间的关系。

假设A、B两国劳动人口数量，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相同，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实现类似的就业率。我们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中已经提出，全社会的就业总量由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决定：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失业人口=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全社会就业人口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如果A、B两个国家劳动人口总量相同，生产技术相同，那么全社会失业人口总量取决于两个变量，即统治阶级消费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这两个变量都与社会贫富差距程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消费总量越低；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博弈能力越强，工资水平越低。在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在停滞期失业问题越严重。

生产力水平相同，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为了解决一个工人的就业，要为资本提供的利润越多；需要安置的失业劳动力也越多。两者相乘，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越多。

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政府投资总量/每个工人被统治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

=政府投资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政府投资总量=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如果要实现全员就业，那么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应该等于全社会失业人口总量，即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减去已经就业的人口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政府投资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提供总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要让整个经济全速运转起来，让所有的原意就业的劳动力都有工作，就要由政府出钱消费掉社会全速运转时期所能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之中社会顶层不能主动消费的部分。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工人工资越低，可以榨取的总剩余价值越多，统治阶级消费总量越少，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越多。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仅仅考虑投入资金的总量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政府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支付帐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多余的资金在经济之中所造成的后遗症。在价值符号的时代，物价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流速正相关，与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反相关。

按照费雪方程MV=PT, P=MV/T 其中P为物价水平，M为货币总量，V为交易流速，T为流通中商品总量。假设经济刺激政策前后商品流通速度不变，经济规模总量不变，刺激政策施行之前物价为P0，刺激经济政策实行之后物价为P1

物价水平上涨幅度=（P1-P0）/P0 =（M1V/T-M0V/T）/（M0V/T）=（M1-M0）/M0

假设A、B两国在政府刺激经济以前物价相同，货币流速相同。那么两国刺激经济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经济规模成正比。假设A、B两国货币总量分别为MA、MB，那么两国物价上涨幅度之间的比例关系为[（MA1-MA0）/MA0]/[（MB1-MB0）/MB0]，略加整理可以得到（MA1-MA0）MB0/（MB1-MB0）MA0。

按照我们在前面的分析，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刺激经济达到全面就业需要注入的货币总量越大，也就是说（MA1-MA0）/（MB1-MB0）〉1。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越低，在刺激政策施行以前和刺激政策实效以后，实际经济规模越小，反之则越大，也就是MB0/MA0〉1。如此可以得出结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实现全面就业造成的通货膨胀越严重。这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就业率越低，为了达到充分就业，需要注入经济体的货币越多，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货币对应经济之中流动的商品总量越少。

按照前面的分析，刺激经济政策的药量、滞胀的痛苦程度与社会贫富差距、资本垄断程度正相关。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需要达到一定的就业率，刺激政策规模越大。反过来，这些刺激经济的货币，流转在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循环之中，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必然更严重。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因为经济规模小，达到同样的潜在产能（即全面就业），需要付出双重的代价，越是这样的国家，越会出现滞胀双高。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简便我们假设所有商品同步涨价，事实上垄断产品涨价幅度必然远远高于非垄断产品。其次，我们假设经济刺激政策施行前后经济规模不变，事实上如果以实际产能计算，经济规模往往萎缩了。这是因为由于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获得了额外的货币资本，博弈能力进一步加强，社会中下层为垄断资本提供了利润，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一步萎缩。

按照前面的分析，如果希望增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果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就要削弱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或者分散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掌握的既得财富。虚弱博弈能力需要拆分垄断，分散稳拿的财产需要有相应的财产税，两者都可以使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事半功倍。不过，这样做必然触动稳拿集团的既得利益。事实上，拆分垄断可以削弱垄断资本过强的博弈能力，利用财产税分散既得财富，两者都可以避免财富的高度集中，增强社会消费能力。所以，拆分垄断或分散财富之中的任何一种政策如果能够坚定实施，都不会出现停滞，也没有必要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

既不许治疗内脏吸血能力过强，也不许从淤血的内脏抽血，只是一味向缺血的肢体输血，病情自然愈发沉重了。

此外，我们假设政府廉洁高效，所有的政府支付订单的钱全部用于支付工程款，刺激经济。现实中，显然需要考虑跑冒滴漏，不能简单地用刺激政策的规模说明解决就业的情况。如果大量的政府订单经过无数次转包，那么刺激经济的效率就更差劲了。1亿元的工程，只有5000万用于施工解决就业，其余则成为转包商和官僚的红利，那么刺激就业的效果自然减半。最初被瓜分的货币越多，将来无法顺利回收的货币越多。或者说，将来的淤血越多。这种刺激经济的行为实际上相当于直接给社会顶层的稳拿发钱。在财政已经面临大规模赤字，流通中已经货币过剩的情况下这么做，后果可想而知。与垄断资本类似，官僚极其附庸获得这些黑色收入以后，也不会用于扩大再生产。他们获得这些收入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套现，与真实生产过程无关。所以，他们获得收入以后，如果不是用于投机的话，就会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以求获得更多的黑色收入。使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时期，往往也是卖官鬻爵盛行的时期。随着刺激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官职的价格也迅速水涨船高。在这样的国家，官僚及其附庸有极高的积极性推动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如此就不难理解，越腐败的政府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规模越大，刺激经济效果越差，而打击贪污腐败，则可以直接改善刺激经济的效果，减轻副作用。于是，有人提出“肉化在锅里”的理论，反正这些钱还是归全社会所有，不必在意。这些“肉”确实化在了“锅”里，不过不是所有人的“碗”里。这些“肉”并没给多数人带来好处，更没有解决就业，只是推动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如果不是贪污腐败的受益者的话，就是糊涂蛋。

如果高贫富差距、高垄断和政府腐败几种情况同时具备，那么为了达到一定就业率，经济刺激政策的规模必然远远超过同类国家。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此类国家的广义货币增速远远超过类似国家。最终，这样的国家必然滞胀双高。

分析完“滞”与“胀”，还需要分析“沫”与“崩”。需要注意的是，本小节之中的“沫”与“崩”以虚拟资本市场的投机为主，偶尔兼顾大宗商品投机。这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投机对经济的影响在“滞”与“胀”的部分已经有分析。此外，大宗商品投机造成的崩溃相比虚拟资本投机导致的崩溃更简单。

既然存在“滞”、“胀”、“沫”，就完全可能存在“滞”、“胀”、“沫”、“崩”。我们在《庞氏骗局》中分析过，任何大规模投机高潮最终都难逃崩溃。此外，我们在《海市蜃楼》中分析过，对虚拟资本来说“沫”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固的状态，是否崩溃完全看未来的收益兑现和利率情况。在经济萧条期，收益增长和利率较低并存不容易。刺激经济的初期，可能短期内实现，随着时间推移，越向后越难。所以，既然存在“沫”，就难免存在“崩”。与传统经济危机时期和萧条期虚拟资本价格暴跌然后长期低迷不同，在经济滞胀期中宏观经济可能出现“滞”、“ 胀”、“沫”、“崩”中的一种或数种，数种现象完全可能并存。即使是看似矛盾的“沫”与“崩”，也可能同时存在——一种虚拟资本价格的崩溃同时伴随另一种虚拟资本的飙升。“崩”有局部的“崩”和全局的“崩”。中小企业的扩张完全必然导致某些行业产能过剩，进而发生局部甚至全局的“崩”。这种现象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不再多言。局部崩溃的起因在于投机货币资本换庄，或者某些投机品价格上涨过快甚至超过投机货币涌入的速度。全面崩溃的原因则是政府停止货币刺激政策或者资本外逃等情况导致流通中货币资本大幅下降。这部分并不过多讨论局部下挫，因为只要货币总量不断增加，某种投机品下挫必然对应其它投机品的上涨。

政府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经济期间，特别容易诱发全民投机运动。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属货币，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和流通中商品总量，本身具有高度波动性，可能像两个方向猛冲，极不稳定。在币值必然不断贬值的情况下，长期持有现金是不明智的。其次，稳拿持有大量货币资本既然不打算扩张产能，必然涌入虚拟资本市场（或者大宗商品市场）进行投机。垄断资本获得额外的利润以后，除了投机紧缺商品还可能进行资本扩张，有些扩张是向上下游进行的，比如控制原料生产基地或销售环节；有些则是跨行业的，比如能源、烟草巨头进军金融业。垄断资本的扩张行为，如果是在虚拟资本市场的话，很容易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再次，中小企业获得利润以后往往小猪跟着大猪跑，还有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主动退出生产循环，也要考虑套现以后的货币资本怎么保值。最后，广大社会中下层的养老钱不断缩水，为了保值也学小猪的样子。我们在前面说过，成规模的全民投机运动，如同一个自锁的机构：“有了稳定的上涨，才能有货币稳定加入；有了货币稳定加入，才能有稳定的上涨。这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想启动这样的一个互相促进的循环却并不容易。这个过程是个自锁过程，如同‘鸡生蛋、蛋生鸡’，没有鸡就没有蛋，没有蛋哪里来的鸡？于是必须先有一枚外来的蛋，孵出第一只鸡，才能启动后面的循环。”要启动全民投机运动，往往需要有大量的货币注入经济体，凯恩斯主义恰恰符合这个要求。政府如果要利用虚拟资本（国有资产的垃圾股票、国有土地）回笼货币，有意推波助澜，那么事情往往会闹得更大，“密西西比骗局”就是例子。这样的全民投机运动必然发生崩溃：如果能不断稳定地注入货币，那么用于投机的货币难免不溢出，去囤积其它紧缺商品。如果不能不断稳定地注入货币，那么在吸收掉社会所有闲散资金以后，上涨过程就会发生停滞，于是部分人落袋为安，随后就是全面溃败。

这部分着重探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陆续到期后出现崩溃的可能。刺激政策失效以后，经济规模也会逐渐萎缩。由于订单减少，各种需求下降，前期扩张的中小企业面临产品滞销的困境，多数会陷入债务危机。在虚拟资本和大宗商品市场，因为知道不会有外来新增货币注入，大投机者纷纷停止投机，获利平仓。后期跟风进入的投机者被严重套牢。前期大规模贷款的银行会陷入危机，后面的事情就是全社会大规模的欠债还钱了。经济规模会从刺激政策时较高的水平下降到实施刺激政策以前较低的水平。不过，相比政府靠贷款实施刺激政策后可能诱发的崩溃，这个过程相对平稳。如果政府刺激经济所投入的货币不是由中央政府指派直接印钱，而是以政府向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形式发生的，这种现象会更严重，因为政府的投资多数注定收不回来。那么就可能出现全局的“崩”。即不但有逐步下挫，然后长期停滞的可能，还有在短时间内暴跌的可能。一项贷款三年期，贷款一旦到期，如果政府不继续借新还旧，必然出现大批信用货币湮灭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打算继续借新还旧，难免出现压缩财政开支，增加税收，拍卖国有资产或者印钞几个选择。（当然，如果政府更无耻的话，可能提出政府破产，把损失完全推给银行。）另外，政府采用提高利率等方式治理通货膨胀，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除非政府印钞，否则必然会造成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下降。经济规模不变，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下降，必然伴随剧烈的物价下跌的过程。理论上，物价将回到接近刺激政策实施以前的水平。由于销售价格下跌，而且无力转嫁出去，许多中小企业会立即陷入财务困境之中。从有效需求的角度看，政府增加税收、压缩财政开支必然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到一个新的水平，导致产能大于需求。前期刺激出来的需求，现在则要扣除掉。消费能力的下降甚至包括利息的部分。拍卖国有资产类似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导致资本品市场供给增加，各类资产价格下跌，银行控制的基础货币量下降，贷款减少利率上升，与加息殊途同归，直接打断所有涉及信用的现有的再生产循环。此时，整个经济立即进入结帐状态，这就是经济危机。换句话说，此时的经济会从一个简单再生产循环的水平下跌到一个更低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的水平。这个过程与工人借贷消费以后，无力偿还债务大同小异。此时必然出现的现象是产品滞销，利率水平上升，资产价格下跌。（政府破产的情况会直接导致银行破产，那是对社会杀伤力最大的方式。一个正常政府，如果不想垮台，都不会选择。）

此时，虚拟资本的价格，面临双重的跌落，一方面是利率上升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是房子和股票都必须经过拍卖才能抵债，此时，抵债的需求远远超过长期持有资本收利息的需求，不能直接用于支付债务欠债还钱，缓不济急。所以，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比理论价格更低一些。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货币相对房产和股票有一个流动性“升水”。

此时剧烈下跌的不仅仅包括本国一切虚拟资本，还包括的法币。资本家有国籍，资本无祖国。一旦本国经济崩溃，资本会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寻找海外的避风港。资本外逃必然加剧崩溃的情况。个别爱国的资本家，阻挡不住资本自我保值增殖的洪流。大量货币资本在短时间内流出国境，如果是固定汇率的话，必然导致本国外汇储备迅速减少；如果是浮动汇率的话，必然导致本国法币汇率急剧下跌。国家可以采取货币政策增加或减少本国境内流通的法币的数量，却不能凭空增加外汇储备的数量。一个国家既不能忍受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也不能忍受本国法币汇率急剧下跌，所以往往是两种情况的混合。即外汇储备减少同时伴随本国法币汇率的下跌，两种情况同时发生，幅度均略有减轻。这个过程其实类似与本国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回收超发的货币。不过，这里的真金白银是本国的外汇储备。

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生产力水平的暴跌，政府必须借新还旧或者直接印钞。借新还旧或印钞的规模至少要与不能顺利偿还银行的赤字规模相当。事实上，大多数政府都可以借新还旧或者印钞。使政府犹豫的原因绝不是道德原因，或者是银行的拒绝，而是此时往往通货膨胀的水平已经居高不下，而就业率却已经重新原形毕露。此外，某些财政开支受议会约束的国家往往也犹豫不决。

即使政府借新还旧或者印钞也未必能阻止资本外逃。“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随着通货膨胀的上涨和失业率的高升，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国外资本此时往往犹豫是否要进入，本国资本则在考虑是否要换一个更安全的国度，保证资本的安全。此外，大批本国中小产业资本被垄断资本排挤出生产循环，也会考虑是否能在其它国家发现资本保值增值的途径。一旦资本外逃的风潮开始，只要是固定汇率制，本国货币总量必然下降，直接导致银行资金紧张，同业拆借利率上涨，银行停止放贷并催收贷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大批商品被迫打折减价出售以偿还银行的贷款，整个经济循环进入结账状态。于是，金融危机爆发。本币和本国资产价格同步迅猛下跌，银行坏账增加。如果是完全浮动汇率制，本国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不变，但是本国汇率会迅猛暴跌，直接导致各种进口商品价格暴涨，推动本国通货膨胀。多数国家的汇率制度处于固定汇率制和完全浮动汇率制之间，于是两种现象兼而有之，严重程度略有减轻：一方面是处处头寸紧张，贷款困难，资产价格下跌，一方面是在进口商品价格推动下，物价迅速上涨。生产循环被打乱，经济规模萎缩，商品流通量下降，失业率增加，社会动荡。外国资本则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资本外逃的杀伤力，然后趁火打劫，趁机兼并。

实际上，即使政府采用直接印钞的方式，流通中货币数量不减少，也未必不会出现投机崩溃所导致的危机。大量货币资本四处高速流动，反复投机，导致泡沫高涨。高涨的泡沫随时可能因为后继乏力或者某种投机品数量供给迅猛增加（比如房产）而下跌。如果政府停止印钞，必然出现后继乏力。如果政府继续加紧印钞，也未必不出现溢出现象。崩溃的过程中，大量货币从虚拟资本市场中溢出，转入商品流动市场，直接刺激物价上涨。这是一个“沫”和“涨”的互动过程。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影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和货币流动方向与各类资本盈利情况，决定虚拟资本价格的大势。在虚拟资本的理论价格在真实利率为负的情况下为正无穷，实际价格则由交易货币总量和虚拟资本量决定。政府直接影响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情况，二者的轻微变化都可以造成虚拟资本价格剧烈变动。当政府决定启用新刺激经济政策时，必然意味着未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反之，则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崩溃。政府的宏观决策往往要综合考虑就业、通胀、财政赤字规模、下属机构负债程度，以及控制政府的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这点往往是最关键的）等各种参考因素。滞与胀两者互相冲突，当经过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停滞重新出现，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时候，“保增长”还是“反通胀”？最高层作决策两头为难。继续刺激经济必然加剧通胀，不刺激经济必然出现高失业。有些时候，还涉及到没有印钞权地方政府与控制印钞机的中央政府的之间的财政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希腊就是欧元区的地方政府之一。这个地方政府既不愿意交出财政权受到约束，又希望欧元区其它国家替它买单，或者开动印钞机。）一群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甚至各个国家领导人）闭门磋商，激烈博弈。既要保证宏观经济不要太难看以免社会动荡，又要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种种顾虑和各方的利益参杂在一起，最后的决定往往是激烈讨论、互相妥协的结果，既是情理之中也是预料之外。此时，不要说局外人，就是与会各方在闭门磋商之前，也未必知道最终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有若干种变种，国家宏观投资方向也有无数的变化，今天支持基础设施，明天支持军工房地产，后天大规模投入节能减排。病急乱投医，必然处处撒钱。所以，除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还有各种行业具体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就业与赤字之间的关系，却可以直接影响某些具体行业的枯荣盛衰。

操纵市场的大资本掌握大量利润，投机方向具有极高主观性。对它们来说，选择投机那种资产（或者商品）完全取决于这种资产能获得多么高的收益。（所以，石油期货的价格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130美元一桶，也能跌落到30多美元一桶。）它们可能炒作某种商品，可能炒作某种虚拟资本，或者放高利贷，甚至可能提前退出投机市场，进行资本外逃。对大资本来说，暴露投机方向必然导致大批中小资本提前进入抢椅子。有必要利用各种手段制造种种假象，实行各种佯动，使中小投机者做出错误判断。这其中也包括操纵各种媒体和评级机构。当然，对大资本来说，如果大多数中小投机资本提前抢占了大资本的目标也无所谓，大资本转换投机目标就是了。垄断资本选择兼并对象的参考因素之一，就是兼并成本。如果兼并成本过高，完全可能换一个兼并对象。毕竟，从事同一非垄断行业的企业很多，垄断企业的选择往往有很大的灵活性。

对中小投机资本来说，准确判断大势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谁知道闭门会议中哪派的力量占上风？高层中的多数究竟是更担心大规模失业，还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两者都可以政府垮台。何况，即使判明了大势，亦不容易判明大资本的主攻方向。他们处于被动的一方，只能提前埋伏，成功的前提是一起埋伏的中小资本不能太多。

此时，政府决策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大投机者灵活多变、诡诈异常；中小投机者信息有限、稀里糊涂盲目跟风，三方行动均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起博弈，结果自然无法预料。此时的虚拟资本市场的表现，必然异常波动，如同狂风暴雨之中的大海。投机的货币资本在大资本的带领下冲向哪个方向，必然推动该方向虚拟资本（或商品）的暴涨。一旦大资本获利平仓，便只剩下一片萧条。那些没有来得及退出的中小资本必然损失惨重，难免深陷其中。金融赌场之中，甲之收益来自乙之损失，小资本的损失就是大资本的利润。

事实上，无论宏观政策如何，垄断资本的利润在虚拟资本市场的扩张对社会中下层都是不利的。这种扩张很容易吸引跟风盘，制造泡沫。这种扩张如果顺利，虚拟资本能够获得对应的盈利能力，那么必然制造更强大的垄断资本，最终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托拉斯的控制之中。垄断资本加强博弈能力，必然不利于中小资本和劳动力。这种扩张如果失败，虚拟资本无法对应必要的利润，则必然造成严重的经济动荡，所有的人都将为垄断资本的扩张行为支付代价。

探讨过滞胀沫崩的过程，我们有必需要探讨凯恩斯主义的项目选择。政府投资行为并不是注定会制造滞胀沫崩，而是选择不触动既得垄断利益的项目，或者制造新的垄断的项目的时候，才会导致滞胀沫崩。

凯恩斯主义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分配行为，政府的投资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打乱原有的分配格局。如果以垄断资本为一方，社会其它阶级为另一方的话，政府的投资可以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也可以增强社会其它阶级的博弈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削弱垄断资本的地位）。当然，政府投资也可以作为独立一方，替代民间垄断资本的地位，巩固自身博弈地位，民间垄断资本成为官方资本的下属，官方和民间成为博弈对立的双方。

因为政府可以削弱稳拿的经济地位，所以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最常见的理论就是挤出效应，即政府投资会压缩民间投资。政府投资增加若干岗位，民间投资就会减少若干岗位，政府投资在做无用功，增加的甚至可能还没有挤掉的多。事实上，政府投资是否会发生挤出效应，完全取决于投资的行业。从增加就业的角度看，政府在某些行业投资很容易发生挤出效应，在有些行业则完全不会。从后遗症的角度看，政府在某些行业投资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遗症，在有些行业则不会。我们有必要研究凯恩斯主义投资项目方向选择对经济的影响，或者说政府的钱是怎么用掉，用于那些方面的。

在我们前面的铁路公司修铁路例子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政府投资推动钢铁企业扩大产能，由于煤炭企业，直接导致化工企业压缩产能。或者说，发生了挤出效应。发生挤出效应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投资导致对煤炭的需求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垄断企业为了谋求最大利润控制产能，两者结合推动煤炭价格上涨导致化工企业亏损。如果没有政府额外的订单，自然不会发生挤出效应。但是很显然，没有垄断企业控制产能，也不会发生挤出效应。事实上，此时生产规模的上限掌握在垄断企业手中。政府新增订单，发生或不发生挤出效应，完全看垄断企业是否扩张产能。垄断企业适当增加供应，那么挤出效应就不会很严重。如果垄断企业完全不增加供应，那么必然发生政府的订单新增多少需求，挤掉多少原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情况，与之对应的就是原有工作岗位被新增工作岗位替代。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理论，政府举债扩张支出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民间投资。或者说，政府的借贷行为导致民间资金紧张，于是发生挤出效应。总之按照稳拿经济学，政府借贷行为是罪魁祸首。这种解释在没有央行的时代是可能成立的，但是在央行时代还这么解释就是不顾现实了。有了现代意义的央行，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印钞机，政府的投资行为完全可以靠印钞机支持，而与民间借贷无关。如果政府开动印钞机支付帐单，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挤出效应呢？显然不是这样。这时，有限的不是民间货币的总量，而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社会总产能。

这时，只要增加垄断品的供应就能把社会总产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已经指出，每个封闭经济体在停滞期的生产规模，由社会顶层对剩余价值的需求量与每个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量决定。具体来说，垄断品价格下降，下游商品价格不变的话，必然利润增加。这些利润在中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中小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增加，每个工人被榨取的剩余价值下降。中小资本家可以增加消费，也可以扩大生产增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增加自身消费。如果下游产品利润率不变的话（即这些利润全部转让给消费者），商品价格必然下降，中小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实际购买力增强（或者说实际工资上涨），工人被榨取的剩余价值减少，必然直接导致全社会消费量增加。实际情况，是介于两者之间，垄断企业让出来的利润在下游企业、工人和消费者之间分配。最终，企业利润增加一部分，工人实际工资上涨一部分，下游商品价格下降一部分，全社会产能扩张一部分。一吨焦煤1500元下降到1000元，钢铁公司的成本就下降了500元，最终必然是钢铁价格下降，炼钢工人工资上涨，钢铁企业利润增加。至于直接与消费者有关的各类垄断商品价格下降，必然能刺激消费者（多数是工人）在其他方面增加开支。住房、能源价格下降，消费者就可以购买更宽敞一点的房子，添置汽车，购置更好的家具和电器，更好的装修住宅，有空也可以出去旅游。每个工人在消费过程中受到的压榨下降，贡献的剩余价值减少，社会总需求上涨，总产能自然会上升。这个过程其实是垄断产品提高价格抑制生产规模的逆过程。房租、能源价格上涨，企业必然经营困难，减员增效或者干脆停产，居民必然节衣缩食，压缩其它一切可以压缩的开销。垄断企业压缩产能，提高利润，直接导致本行业利润上涨，全社会总产能下降。反过来，垄断产品增加供应，必然导致垄断行业利润下降，中小资本家利润上涨，工人工资上升，全社会消费能力上升，总产能上升。是否会发生挤出效应，要看政府是在加强垄断行业的博弈优势，还是在削弱垄断行业的博弈优势。

正常情况下，有外来投资者加入一个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的利润率都会下降。在垄断资本和社会其他阶级拉锯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加入哪一方，其实就是削弱这一方，增强另一方。表面上看，铁路公司修铁路的行为，并没有削弱社会其它阶级博弈能力。实际上，铁路公司对能源的需求加强了垄断能源企业（前文之中煤炭公司）的博弈能力，因为需求增加，供需平衡向有利于能源企业的一方发生了移动。于是化工企业的一部分就业岗位被排挤掉。反之，如果政府加入暴利行业，增加垄断品的供给，必然有利于改善上下游企业的博弈能力，增加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垄断企业的利润当然会下降，但是很难下降到亏损倒闭的地步。这时，就业出现纯增加，便不会发生挤出效应。如果政府的投资是增加能源供应（比如煤矿建设），那么必然使供需平衡向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一方移动，因为供应增加了。当然，政府也可以成为独立第三方，控制独立的垄断资源。政府投资形成新的垄断行业，虽然不直接加入任何行业，但是向其它行业要求额外的利润，直接加重其它所有行业的负担，也会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以修铁路为例，铁路公司为了解决自身财政困境，关停了其它的廉价路线，导致铁路运力相对紧张。铁路公司的收益上来了，但是相关行业的运输成本上升了。表面上看，铁路公司赚钱了，投资收回了，修筑铁路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实际上，由于运输成本上升，必然导致相关行业的企业压缩产能，甚至破产倒闭，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的同时增加了一部分失业，总体效果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好，甚至可能诱发更严重停滞——如果政府投资的垄断程度，高于社会资本原有垄断程度的话。

政府刺激经济的资金有去无回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实际上也需要区别看待。直观地看，是否回款顺利，要看该行业的利润率水平，该行业的利润率水平越高，自然越容易回款。一种产品，有100%的毛利润，那么政府投资1万亿，那么只要售出其中的一半就可以全部回款了，就不存在财政赤字。一种产品，有10%的毛利润，那么政府投资1万亿，必须售出91%，才能全部回款。什么产品利润率最高呢？毫无疑问是垄断产品。如果政府投资增强了原有垄断巨头（煤炭公司）的博弈能力，那么政府投入经济的货币不断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肯定是难以收回的。反之，如果政府投资的项目是原有的暴利项目，则可以压缩原有既得利益。比如政府投资煤炭公司，增加垄断产品（煤炭）的供给，回收投资很容易。当然，如果政府自己投资新建了强有力的垄断企业，那么回收投资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情况下，那些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强有力的垄断企业实行独立核算。并不把利润上缴财政。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和民营垄断资本一样，会不断吸收政府投入经济的货币，然后用这些货币进行投机或兼并。

如果我们综合政府投资方向对经济的影响就会发现，政府投资于加强原有垄断资本博弈能力的方向，将会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和后遗症。政府投资也完全可能不发生挤出效应和后遗症，只要投资的效果是削弱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如此考虑的话，政府投资进入垄断行业，增加垄断产品供应，减少垄断行业利润率水平，不易发生挤出效应。政府投资选择这样的行业，既有利于增加就业，也有利于政府收回投资。这里说到的政府投资进入垄断行业，增加垄断产品供应，是指进入原有的已经存在垄断行业，而不是政府利用权力创立新的垄断行业。至于政府创立新强有力的垄断资本，则可能导致严重的挤出效应，政府新创垄断行业，虽然回款顺利，但是必然挤压上下游产业。至于是否发生通胀，需要看这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是上缴国家财政，还是由这些企业自行安排。

对政府来说，刺激就业效率最高的项目，就是增加垄断产品的供应。这是后遗症最小的项目，也是增加垄断产品的供应。实际上，政府的投资如果是增加垄断产品的供给，那么将造成就业量的纯增长。反之，就会造成就业量的纯减少。如此，只要简单地判断政府提供的产品是削弱了垄断集团的博弈能力还是增强了垄断集团的博弈能力，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对就业的影响和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如果按照前面医生输血的比喻来看，投资这样的项目，直接削弱内脏从四肢抽血的能力。所以，自然是效率最高，后遗症最小的选择了。

当然，这也是垄断企业最反对的选择。我们在《统一战线》之中已经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必然和垄断资本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所以，在垄断资本控制影响政府决策的国家，削弱垄断资本的投资显然不能发生。因为政府的投资方向，注定被局限在有利于巩固垄断资本博弈地位的区域内。任何可能削弱垄断集团博弈能力的政府投资方案都会被否决。至于某些由政府控制垄断资本的国家或地区，则容易发生国有垄断资本不断加强的现象。总之，还会发生严重的挤出现象和后遗症。无论是垄断资本控制国家，还是国家控制垄断资本，都不会发生政府主动削弱垄断资本的现象。所以，垄断资本控制影响政府决策是发生滞胀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垄断资本来讲，控制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者说有“刚需”的商品）的供应，才能卡住社会其他阶层的脖子，让他们老老实实把收入的绝大部分吐出来。政府如果试图增加这方面的商品供应是绝对不允许的。稳拿经济学家提出政府增加订单，私人就会减少订单，这是扯淡的。弗里德曼提出政府增加100美元的开支私人可能减少100美元的开支，比如政府出钱支付公园的门票，于是游览公园的人减少100美元的门票开支，甚至可能把100美元的结余用于储蓄。弗里德曼是民间垄断资本的代言人，他们酒足饭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需求，有充分的闲暇时光去游览公园。在弗里德曼的眼里，显然不存在各种生活必需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中下层。弗里德曼精心挑选公园门票这种非生活必需品作为例子，如果我们把大骗子的例子之中的开支由可有可无的公园门票变成必不可少的住房，就会知道大骗子的谎言有多么荒谬，他的内心有多么无耻和冷酷。实际上，只要我们考虑到许多家庭几代人节衣缩食，为了买一套房子而奋斗，或者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许多需求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话，就会知道弗里德曼是在骗人。社会底层不再被住房、能源等生活必需品压得喘不过气来，收入的结余增加了，自然会改善生活，增加其他开支。希望生活的舒适一点的，并不只有游手好闲的社会顶层。还有的稳拿经济学家提出来“给穷人盖房子不能修厕所”。理由是这样盖的房子会便宜那些社会上的有钱人。这明显是扯淡。稳拿经济学家自己是穷人还是有钱人？廉租房就是有独立的厕所，他会去住吗？他也是有钱人，他怎么不去住呢？申请廉租房解决自身住房的人，是有钱人吗？如果他们是有钱人，那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便都是有钱人了。那些有若干套房子，住几室几厅，甚至住别墅的人是什么人呢？这里，这位稳拿经济学家偷换了有钱人的概念，把社会中下层也规划进了有钱人的范围。事实上，政府的廉租房往往地点和结构都不好，而且面积狭小，周边治安、卫生环境不佳。对社会顶层来说，这样的鸽子笼，是根本看不上眼的。那些收入相对较高，却申请廉租房的穷人，不过是被三类地主压榨到极限，为了省一点口粮钱而已。他们的居住条件与鸽子笼类似，本来就很局促，对鸽子笼的种种不便早已习以为常，所以不在乎鸽子笼的种种缺点。给穷人盖房子不修厕所，让鸽子笼变成猪圈，是为了让三类地主能够使用土地榨干净稍微有点钱的穷人的最后一个铜板。如果政府大规模提供廉租房，必然影响三类地主的利益。当然，稳拿经济学家不会说这么做是为了让地主更好地压榨租户，而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住鸽子笼的穷人的利益，因为那些不太穷的人可能会抢更穷的穷人的鸽子笼。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一句的话，既然担心住有人争夺鸽子笼，伤害那些只能住鸽子笼的穷人，为什么选择让鸽子笼变成猪圈，而不是增加鸽子笼的供应呢？难道一定要让穷人住进猪圈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吗？如果以土地资源有限为借口，不便于大规模增加鸽子笼，那么把那些空置的豪宅收上来，分发给住鸽子笼的人，不就能缓解住宅紧张吗？于是，这些稳拿经济学家就会站出来说这样不利于社会公平与正义。我们再问一句，难道三类地主垄断土地压榨租户的最后一个铜板就符合公平与正义吗？于是我们难免要问，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或者说，谁的公平，谁的正义。最终我们会发现这些稳拿经济学家完全是在无耻地扯淡，在维护自私自利的稳拿无情剥削卢瑟的“公平与正义”。其实，稳拿经济学家的担心是完全杞人忧天。现实中，三类地主掌握丰富的政治资源，甚至直接就是政府高官（比如美国建国早期），政府采取的投资方案必然会充分考虑他们的要求。

那些与社会底层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社会底层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代价购买这些商品，增加这些商品的供应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有谁胆敢解决这些问题，难免会被冠以用政府赤字（或者债务）邀买人心之类的罪名。

反之，如果政府把这些钱用于轰炸伊拉克，那么控制垄断资本的稳拿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地租、能源等垄断产品价格，把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聚敛过来。此外，扩军备战还能获得额外的殖民地，对资本来说则是新的发财的机会。让失业的卢瑟去当炮灰，一举两得。刨垃圾坑与轰炸伊拉克异曲同工，既不触动稳拿的既得利益，也是稳拿发财的机会。不过，现实世界之中，显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刨垃圾坑，尤其是多数人吃得很糟，穿得很糟，住得很糟的时候。如果那样做，社会底层很可能会问，什么把这些人力物力浪费在无效的地方，而不给底层免费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当然，统治阶级显然也不能回答，这些生活必需品是稳拿实行经济统治的媒介，供给不足是为了达到有效统治的必要手段。如果免费给社会底层提供生活必需品，社会底层便不再是稳拿的经济奴隶。民众的沉重负担必然对应稳拿丰厚的利润，必然有稳拿的利益在其中。只要能减轻民众沉重负担的项目，必然伤害稳拿的利益。对于这样的项目，稳拿必然强烈反对。

对统治阶级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民众的利益。比如说，打击伊拉克是为了维护世界第一大国的国家安全。因为据可靠消息这个小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该国领导人是个疯子。等到一切都既成事实以后，这个小国究竟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谁关心呢？反正在增加稳拿利益的情况下，给失业的本国卢瑟找到了就业的机会。再比如，既然不好明目张胆地掏挖垃圾坑，就变成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修桥补路不会削弱，只会加强任何现有的对稳拿有利的分配模式，任何人也难说这些行为与多数人的生活无关。其实，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超出民众需要的部分，就是在变相地“挖垃圾坑”做无用功。不过民众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的迫切程度往往不好评价，虽然名义上是为了民众的利益，但是民间发言权却很有限，即使听证会往往也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实际上往往由官僚集团和他们的附庸说了算，于是最终开出天价的大单。同样是民众的需求，对于能有效从社会中下层那里敛钱，有丰厚利润的垄断项目，往往是一毛不拔或者虚情假意，供应不足。这些项目是稳拿的禁脔，要靠市场解决。对于不能有效从中下层那里敛钱，不存在丰厚利润的项目则往往空前投入，大干快上，供应过剩。这些项目是稳拿捞外快的途径。这些项目的设计过程之中，往往是什么最贵设计什么，施工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最便宜用什么。这也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自己装修过住宅的话就知道，装修公司往往提出最宏伟的设计方案，施工的时候却总是偷工减料。一面是供应不足，一面是供应过剩。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迫切需要的能源和住所供应不足，与之对照的是各类基础设施宏伟气派。当然，这些基础设施也仅仅是看起来宏伟气派，实践之中往往是豆腐渣工程。财政明明足额（甚至超额）下拨了工程款，却往往拖欠施工建设费和材料费。看似荒谬，其实统一，最终都是为了稳拿的利益在运转。一面是稳拿从社会中下层敛钱，一面给是财政给稳拿发钱，两不耽误。当然，政府除了制造过剩，也可以创造新的垄断，制造新的供应不足。所以，这些项目究竟为了谁的利益，就看的很清楚了。这并不是说投资基础设施是不必要的，而是说民众的真实需求并不是政府考虑投资方向的决定因素，垄断资本或者官僚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如此就不难理解政府在推行凯恩斯主义时，往往开出天价订单，但是其中真正减轻民众负担的却寥寥无几。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拿出惊人的军费去轰炸多数国民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建造强大的航母战斗群，投资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不能解决本国底层的住宅短缺问题。此外，垄断资本获得利润也会挑选中下层生活必需的薄弱环节进行投机，加重他们生存的负担。所以，大规模实施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国家，民众为维持基本生存而承担的负担是加重而不是减轻。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规模越大，负担越重。

对于大多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由于垄断资本控制、影响政府决策，政府决策往往由官僚决定，凯恩斯主义选择的项目必然兼顾垄断资本和官僚的利益，而忽视中下层以下各个阶级的诉求。凯恩斯主义虽然有三种投资方向，增强现有垄断，打破现有垄断，创造新的垄断，但是最终往往选择增强现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而不是打破现有垄断。最终，实行凯恩斯主义所产生的效果，必然是加剧贫富差距。所以，本文之中的分析也是默认政府增强原有垄断，或者创造新的垄断。

看完了凯恩斯主义的项目的选择，再看看治理过程。我们会发现治理过程和项目选择一样，同样是对稳拿有利的。

随着政府刺激经济的货币逐渐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就业率重新开始下降，通货膨胀开始上升。这时，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各种负担加重，不满情绪上涨。政府先开始往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顾左右言它，或者玩弄数字游戏，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调整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的数据了。我们在《飞舞的蝴蝶》之中已经分析过，各种商品上涨的幅度和速率与垄断程度有关。物价上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商品价格平衡均摊上涨，而是某些高度垄断的生产生活必需品重点突破。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适当调整这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在物价统计之中的权重，就不难得出物价只是温和波动或者只是季节影响之类的结果。当然，数据是不能当饭吃的。能糊弄一时，不能一直糊弄下去。政府渐渐地不住了，于是虚情假意地开始了各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理过程。

对付滞胀和对付通货膨胀的思路一样，就是在货币发行量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如何稳定物价。此外，还多了一些顾忌，就是失业率不能太难看。在高失业的情况下，完全停止政府订单消除“胀”，结果就会使失业率达到惊人的水平。为了支付政府订单的价值符号的发行量在不断上涨（而且这些价值符号还在流通中）就会有通胀。只要不能无偿地定向收回稳拿手中多余的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就会要求对应的收益，必然无法同时解决高失业、高通胀和高金融风险问题。不能有效地把淤血抽出来，必然不能同时缓解肢体坏死和内脏溢血。输血，肢体不会坏死，但是内脏要溢血。不输血，内脏不会溢血，但是肢体会坏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政府总是不死心，试图通过一些邪门歪道解决、缓解（或者至少掩盖）这个问题。在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不得不反复做无用功。

把法币推到境外去，是善后方案之一。医生向肢体输血，血液汇聚到内脏，内脏向体外输血。法币的币值与法币总量、流通商品总量和流速密切相关。如果能让法币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流通，必然能有效对抗通货膨胀。此外，通过劫掠战败国，尤其是战败国央行金库，可以获得大批国有资产，有效回收货币。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都被经济危机折磨的时候，只有德国经济在纳粹领导下欣欣向荣。希特勒不是经济天才，而是在大规模采用政府订单备战。魏玛共和国因位于恶性通货膨胀崩溃，他才有上台的机会。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遗症，他计划通过侵略战争把后遗族转嫁给其它国家。扩军备战，解决失业问题，用军事扩张把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转嫁出去，建立千年帝国，这是希特勒的全部计划。如果整个欧洲大陆都使用帝国马克，那么帝国马克超发几倍甚至十来倍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自信能征服落后民族，所有敢于采用这样的刺激经济政策。不过，他在军事上失败了，这个计划也就夭折了。当然，如果能打出美军在二战之中的表现，这种治理方案是有效果的。以世界第一的压倒性军事实力为后盾，让本国央行充当全球央行，这种做法我们在后面还会谈。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注定只有一个或几个国家。

试图通过本币国际化，把本币和平地退出去，是这个方案的变种。不过，让把本国的货币资本投向海外，必然对应向海外扩军。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完全不可行。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体外必然拒绝外来的血液。再说，海外投资也需要本国军力的保护。价值符号本身就是暴力的符号，没有暴力的支持，价值符号不能有效流通，这是王莽的时代已经证明过的。甲国军事实力覆盖的范围，就是甲国法币流通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甲国法币就是商品。在甲国军事势覆盖范围以外的国家，如果接受甲国法币，不过是希望用这些法币套购甲国军事实力覆盖地区的物资或者套购甲国的外汇储备。价值符号的流行必须以暴力为后盾，希望本国军事实力不能有效覆盖的地区的国家或个人，稳定持有本国的价值符号是不现实的。放开自由兑换的窗口，无非是给国际资本做空本国法币提供了方便。在崩溃期，本国经济崩溃，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外汇储备锐减，大量资本外逃，这样的窗口的作用才会真正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没有蒙古铁骑一样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少琢磨自己印钱，然后把法币推出去的邪门歪道。当然，如果有蒙古铁骑一样的实力，直接争夺殖民地，向外扩张即可，没有必要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

既然政府提供的消费品稳拿不需要，不能有效从稳拿手中收回货币，那么政府提供的资本品呢？资本逐利而动，由政府提供资本品不就能稳定回收稳拿手中多余的货币吗？这个思路看起来可行，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如果是不能赢利的项目对应的资产，那么这个思路其实是要求稳拿替代政府不断提供赤字，他们显然不会购买。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垄断项目，这些资本确实可能有非常高的利润率，那么稳拿必然会踊跃购买。但是，把这些国有资产转移到稳拿的手中必然加剧贫富分化，使社会总消费能力进一步下挫。再说，这种模式其实国家用国有资产回收流通中多余的货币。抛开拿出这样的资产，国家心疼不说，如果国家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真金白银回收货币，当初何苦使用印钞机呢？

此时，政府往往耍花招，拿出一些看似能有丰厚利润，实际没有什么利润的资产回收多余的货币。所以，政府必然有意推这些资产的价格，一方面是为了吸引购买尽量多地回收货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确实拿不出真金白银回收多余的货币。最终，这些虚拟资产必然无法兑现允诺的利润。于是，这些资产的价格一落千丈，直接导致投机狂潮加金融危机，重创经济。事实上，路易十五的时代，摄政王支持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骗局”的初衷之一，就是为法国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回收当年太阳王时代积累下来的多达20亿里佛尔的国债。最终，国债持有人用国债购买了一文不值得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法国政府顺利收回了债券解除了债务危机，几乎所有法国人都破产了，跟风的卢瑟损失最重。约翰劳则承担了一切恶名，远走他乡。如果当时没有约翰劳这个替死鬼，法国大革命可能会提前发生。

某种意义上讲，约翰劳是凯恩斯之前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发行超量纸币，刺激经济，然后试图使用没有利润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回收纸币（和太阳王遗留下来的国债）。他甚至走在凯恩斯的前面，因为他的计划里面包括用虚拟资本回收过多货币，而凯恩斯的理论则不包括怎么善后，只是把一切交给通货膨胀。很显然约翰劳的计划不能无限延续，因为稳拿购买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欣赏。一个国家可以无限增加纸币，却不可能无限提供对应的利润，甚至连对应的商品都无法提供（抛开商品需要经过销售才能提供利润不说，生产力是无法几何级数增长）。几何级数增长的利润，必然远远超过算数级数增长的现实生产力。所以，约翰劳的计划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以崩溃收场。约翰劳试图用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构建一个巨大的资产池，不断吸收自己增发的货币。现实中，这个资产池虽然短期存在，并且吸收了大量的货币，但是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大量纸币溢出，物价飞涨，大批金银硬币被转移出国境，法国经济崩溃。

用政府资产回收多余货币还有一个变形，就是池子理论——就是约翰劳的实践已经证明失败的理论。构建一个虚拟资本的池子，让稳拿多余的货币在里面反复投机不出来。政府开一个赌场，不断提供虚拟资本作筹码回收货币（当然，政府也可以不提供筹码而由社会提供）。让稳拿用不断获得的利润在里面赌博，梦想发财。按照设想，政府开动印钞机，不断向经济中注入资金，资金流入稳拿手中，稳拿用这些钱去虚拟资本市场赌博，政府不断利用赌场抽头儿回收货币。于是，就业率上升，物价波澜不惊，虚拟资本赌场惊涛骇浪。简单地说，其实就是用滞“沫”（或者滞胀“沫”）代替了滞胀。表面上看虽然物价变化不大，但是金融风险急剧上升。事实上，我们在《庞氏骗局》之中已经证明过这样的池子不可能稳定存在。稳拿不傻，见不到真金白银，迟早会退出虚拟资本市场。一旦池子崩溃，稳拿把货币转移向紧缺物资，在短期内造成惊人的通货膨胀，或者其它利润更高的方向。不仅如此，金融系统甚至整个经济循环也将难逃一劫。此时，还可能出现资本外逃的狂潮。与向国境线以外输出法币不同，此时流出国境的并不是本国的法币，而是本国央行的储备。——一个国家的金融已经崩溃，谁还会要该国的法币？持有本国法币的稳拿，此时抛弃本国法币，转而持有本国央行的储备（比如美元、黄金之类）。

有偿收回稳拿手中的货币资本，相当于向稳拿借钱，必然酝酿更大的通胀或者金融风险。虽然血液暂时能抽回来，但是迟早还是要流回去，回去的血液要超过前期抽走的血液。让稳拿手中货币主动离开商品投机市场，必须给他们更高的利润。这些利润如果能够实现，是实实在在的利润，一切回到起点，只是规模更大（从内脏抽出1000毫升的淤血，注回内脏1200毫升的鲜血）。如果不能实现，便会诱发金融危机，少数先入场的稳拿获得多数后入场的卢瑟用于养老和救急的积蓄。事实上，这些利润最终注定无法实现。“密西西比骗局”就是最好的范例。

如果提高利率，利用较高利率冻结一部分货币流动会如何呢？稳拿手中的利润拥有高流动性，极不稳定。让这些货币直接沉积在银行如何呢？加息对物价至少有两方面的抑制作用，一方面对稳拿来说，投机成增加，进行投机不如持有存款；对中小企业来说，则完全可能压断紧张的现金流。前一种作用并不影响就业，后一种效果直接影响社会就业情况。此时如果利率较低，必然无法有效冻结稳拿手中的货币。如果利率较高，大批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主必然关门大吉。各种市场利率中，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这部分货币必然首先被冻结。对他们来说，既然继续经营，资金紧张，销路不畅，回款困难，利润极低，那么直接套现资产吃利息岂不更好？如此一来，虽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被有效地抑制了，却必然导致失业率迅猛上涨。

如果不考虑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贷款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加息直接增加政府的债务，政府必然坚决反对加息），是否存在一个既能有效冻结稳拿利润，又能保证中小资本继续经营的有效中间利率呢？如果能找到这个利率，那么把利率定在这个范围不就既可以源源不断注入货币，又不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了吗？绝大多数政府治理凯恩斯主义后遗症的货币政策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即在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利率点。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平衡点，那么凯恩斯主义就可以无限使用下去。资本主义就可以找到一条既不触动稳拿利益又避免大规模失业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这一点是不存在的，由于存在利润向上转移，损失向下转移的关系。垄断帝国之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中小企业总是向上下游的大企业贡献利润，它们的毛利润总是趋向于银行利率。银行利率的提升必然导致最底层的中小企业无以为继。如果假设社会平均利润率为20%，那么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低于这个利润率，垄断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高于这个水平。如果社会存款利率是10%，贷款利率是15%，那么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中小企业的毛利润必然趋向于10%，靠贷款经营的毛利润必然趋近于15%。如果此时利率上升，假设存款上升到15%，贷款上升到20%。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会觉得存款更合算，靠贷款经营的会因为资金链成本上升立即出现亏损。两类中小企业的选择都是减产停产。于是，幸存的中小企业博弈状况改善，毛利润上升，接近15%和20%。（事实上，它们的纯利润很可能是下降的。）此时物价的下降，无论是垄断原材料的下降，还是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恰恰由于大批中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中小企业倒闭裁员，大批工人失业，导致消费品价格下降。物价下跌的绝大部分损失也将由幸存中小企业承担，因为它们的博弈能力弱于垄断大企业，那些不能承担损失的中小企业将退出竞争。靠贷款维持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高度依赖于银行贷款。一旦银行贷款利率上升，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上升。对中小企业来说，如果提高准备金，则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在提高利率的情况下，它们还有希望获得流动资金贷款。如果提高准备金比率，则可能完全无法获得贷款。这种情况下，对稳拿来说是则是放高利贷发财的好机会。

对获得绝大部分利润并将利润用于投机的垄断资本来说，受加息影响的敏感度远远低于中小企业。他们有比中小企业高得多的利润率，拥有大量的自有资金，而且拥有优先于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所以任何收紧的货币政策都很难使他们受到影响。当药剂足以影响垄断资本的时候，那么中小企业此时必然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了。当大批中小企业已经关门的时候，垄断资本手中往往还有大量的闲散资金不知道投向何处。干旱来临，当小草和灌木已经枯萎的时候，大树往往还郁郁葱葱。

垄断资本推动通货膨胀获得大多数的利润，中小资本却首先吃药。这是因为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博弈能力差，上下游议价能力差，利润率低，融资的成本高。垄断企业把它们的利润率压榨到最低。通货膨胀过程中，中小企业往往要为上下游大企业提供免费的贷款——要预付货款才能进货，往往要在交付商品三个月后才能获得货款。通货膨胀越严重，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越紧张，不得不依赖贷款才能维持。惹祸的是强者，绞死的是弱者。每次放松贷款，垄断资本会把中小企业的毛利润压低到新水平，也会使中小企业更加依赖贷款提供流动资金。每次收紧货币，那些毛利润较低，更加依赖贷款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利润下降，流动资金不足的困境。此外，对中小企业来说，物价的任何波动都是有伤害性的：物价继续上涨，它们维持不下去；物价下跌，它们同样维持不下去。上下游的大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要求中小企业预付原材料进货款，拖欠销售货款的方式把物价上涨或下跌的风险转移给中小企业：如果物价上涨，上游企业肯定会按照上涨后的价格提供原料；如果物价下跌，上游企业则会按照下跌前的价格提供原料。如果物价上涨，下游企业肯定会按照原有价格结算；如果物价下跌，下游企业肯定会要求按照现有价格结算。经济循环之中，只对顶层稳拿产生不利作用的政策是没有的，相反只对中下层手中的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却是有的。因为在自由市场交易中，资本量大小决定博弈的结果，所以稳拿有足够的能力趋利避害。

提高利率并不难，难的是不伤害中小企业。它们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也是经济之中最脆弱的部分。所谓治理通胀的紧缩政策其实是对中小企业的反复绞杀，必然加剧失业情况。每次放松贷款过程，垄断资本有资格优先获得贷款，都能趁机攻城略地；每次收缩货币的时候，中小企业首先被绞死。于是，货币政策的每次一松一紧，都有无数中、小企业成为亡灵。（当然，某些情况下，不提高利率的原因绝不是顾及到中小企业，而是顾及到自身的债务。尤其是政府向银行贷款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何况，即使所有企业的利润率相同，也无法使用利率等货币手段长期冻结利润。货币长期在帐户之中坐享高额利息，却不到实体经济的流通中来是不可想象的。只要允许货币自由流动，必然出现币值下降的现象。如果不允许货币自由流动则意味着计划（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自由竞价）。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常见的局部治理手段。比如政府投资的项目反复亏损，便采用创造新的垄断的方法获得表面上的盈利，同时加剧失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支付能力有需求（也就是有利润）的项目却没有人开发，是不可想象的。资金不够，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只要有利润，铁路这样的项目都可以通过股份公司融资的方式修建起来。利用社会融资为BOT模式搞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是投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只要该项目能够产生足够的利润，BOT模式就是可行的：大不了提高相关项目的收费，比如过路费、水费、电费、乘车费，压榨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其它相关行业的剩余价值。没有这条铁路以前相关行业每年的利润是1亿元，有了这条铁路以后相关行业每年的利润是2亿元，于是每年理论上就可以获得最高1亿元的运费。按照年息5%计算，这条铁路的造价低于20亿元，修铁路就是合算的。如果铁路的造价超过20亿，那么民间就不会投资这条铁路。这时，新建铁路如果要避免亏损甚至赢利，必须加强垄断压榨相关行业的原有的利润。在经济停滞期，垄断资本停下来而不继续扩张，表明以民间垄断资本的力量已经不能继续压榨相关利润。政府花费30亿修筑了这条铁路。每年利息亏损5000万。为了获得盈利，关停其它路线，这时铁路便可以盈利。于是，运费的收入达到了每年1.5亿。支付代价的是沿线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下降5000万。如果这条铁路靠贷款修建，建成以后负债累累的话，这样做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用创造新垄断的方式解决亏损（或回收货币），必然加重上下游企业的负担，影响就业。这种方案类似于前面说的用向中下层加税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必然导致更严重的消费不足。此外，铁路公司也可以用这条铁路发行股票。这种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前面提到的政府用资本品回收多余货币。这些资本品本来没有对应的利润，政府加强垄断以后，这些资本品升值了。

常见的治理方案大致包括把多余货币资本推出去，有偿回收（利用利润）稳拿手中多余的货币资本，使用货币政策强行冻结一部分流通中的货币，加强政府投资的垄断性增加政府投资的效益等等。第一种治理方案成功与否与军事实力密切相关，暂不考虑。后三种治理方案都是在封闭系统之中运行，都会造成严重的后遗症。无限穷举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疗方案。这些方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每一种不适都有一定疗效，却都有严重的副作用（或者有不能实现的前提条件）。一幅药下去，头不疼了，脚又疼了。再来一幅药，脚不疼了，头又疼了。能同时保证就业稳定增长或者保持在较高水平，而物价不涨、泡沫不胀的方案却没有。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滞”、“胀”、“沫”三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或两种，但是同时消除，则不可能。增加就业需要扩张产能。因为垄断企业天然具有压缩产能谋求最大利润的倾向，所以中小企业是扩张产能的主体。中小企业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压到最低，或者说抑制产能扩张的力量压倒产能扩张的力量。如果政府不向经济体注入货币，那么就不能有效形成投资高潮，即使出现民间的投资潮，也不过是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中小资本被垄断资本吞并的过程。这种吞并过程是单向的，必然加剧垄断的集中程度。如果没有外来资金成为中小资本的利润，中小资本扩张的运动很快就会停下来，否则它们就会因为原料涨价、销售不畅陆续破产。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不会导致“胀”或“沫”，但是必然出现“滞”。消除滞的前提是注入货币，让中小资本有能力扩张，垄断资本获得这些货币必然寻求更大的利益。缓解滞的过程中，中小资本获得额外的利润，这些利润很快成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获得了额外的货币资本，然后用这些货币资本脱离实体产业，四处逐利流动，如果这些货币进入商品市场，就是胀，如果进入虚拟资本市场，就是沫。这个过程需要三点假设和一个条件。三点假设，一是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二是垄断资本不利用这些利润扩大生产或者全部消费这些利润于是产生脱离实体产业的货币资本，三是垄断资本使用这些货币资本谋求更大利益。这三个假设都是固有规律：第一个是垄断资本的博弈优势地位的必然结果，第二个是垄断资本抑制产能人为制造短缺谋求最大利润的本能的必然结果，第三个是是资本逐利性的必然结果。这个条件就是自由市场。商品持有者可以随时出售自己愿意出售的产品，货币持有者可以随时购买自己要求购买的产品。这是所有卖者和所有买者一起参加的拍卖活动，出价高者优先购买，卖者对买主的唯一要求就是货币，除此以外，对买主购买商品的数量和用途没有任何限制。拍卖，是自由市场的基本规则。如果实行限购或者政府限价的话，有钱没票也买不到商品，就不会发生投机，比如希特勒时代对绝大多数商品实行严格的配给供应，所以纳粹德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然而那样的市场显然不是自由市场，货币的地位被削弱，让位于行政命令（比如配发的票证，比如对垄断资本下达的生产指标）。所以，只要在自由市场的平台上，就无法阻止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

滞胀的整个过程可以归结为政府为刺激经济开出订单并用印钞机支付订单，中小资本雇佣工人获得利润，垄断资本利用涨价获得中小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没有把利润用于实体经济导致生产规模回缩，垄断资本把利润用于投机或放高利贷推动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如果政府向银行贷款支付订单，那么最终如果不开动印钞机的话，不仅会出现滞胀现象，还会出现经济崩溃。）整个过程分为若干步骤，一步一步环环相扣。只要其中的一环缺失，就不会出现滞胀现象：政府通过向顶层收税补贴底层的方式刺激经济，就不会出现滞胀。政府的投资投向原有垄断，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被削弱，中小资本的利润不会汇聚到垄断资本那里，也不会出现滞胀。无偿剥夺垄断资本多余的利润的话，既能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也能治理滞胀。对购买行为进行限制，打击投机的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如果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对生产、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则根本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然而，打断其中任何一环，都必然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由于政府决不会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既不能阻止垄断资本利用博弈优势聚敛这些货币，又不能在不干扰正常生产资金循环的情况下阻止垄断资本把这些货币注入经济循环。所以只要政府试图减少失业以维护社会稳定，滞胀的最终结果就无法避免。这里出现了第四个假设，即假设政府不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我们在《统一战线》已经说过，垄断资本必然和政府建立紧密的联系，两者之中必有一方是另一方的附庸，否则垄断资本必然被强行拆分。无论谁是谁的附庸，政府都不会对自己的主子或者亲随开刀。所以，现存政权不触动现有垄断的假设完全可以成立，或者说政府的政策取向均以不针对垄断资本，不伤害垄断资本的利益为前提。

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或者治理通胀的政策，都可以归结为用利润刺激资本运动，用损失遏制资本运动。表面上，多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实际上，不针对垄断资本的政策，就是针对社会中下层的政策。由于垄断资本具有的博弈优势，选择的主导权在垄断资本手中，可以有效地趋利避害，所以这些政策的实践效果永远是有利于强者而对弱者开刀的。（当然，在某些垄断资本与政府结合异常紧密，中下层政治权利异常微弱的国家，甚至连表面上的一视同仁都做不到。政府的财政政策，往往尤其明显偏袒稳拿：增加的税负，往往最终要由社会中下层承担，而减少的支出，则往往直接减少与中下层利益密切相关的开支。）任何一视同仁的刺激或治理政策都会因为垄断资本具有博弈优势而失去预期的目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是同质的，交易是不限量的、自由的，垄断资本的涨价、投机行为与正常商品流通是混在一起的。稳拿盈利行为自始至终都是自由市场交易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限产提高产品售价聚敛货币资本，还是把货币资本脱离实体产业。任何人也不能命令出售者应该提供多少商品，提供商品的具体数量是卖者的自由。即使社会舆论质疑，生产者也可以用亏损、机器检修等理由搪塞。任何人也不能命令出售者把销售的利润以什么方式用于何方。买者究竟购买多少商品，用于什么目的，是买者的自由，无论他们是用于正常生产生活还是投机。自由市场之中一切行为均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和大规模失业等问题根本就不是资本考虑的范围。只要在自由市场中，掌握垄断资本的稳拿可以把一切谋利的行为与正常商品流通混在一起，通过“自愿”的交易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时，如果有人揪住垄断资本涨价和投机行为不放的话，就会有稳拿经济学家站出来替垄断资本说话——不要干涉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正常的市场交易，影响公平和效率。自由市场之中，垄断资本的运动过程，类似物理的熵增原理，必然对应财富向垄断资本的汇聚和集中，以及风险和损失的转移。任何促进中小企业扩张生产规模的过程，必然成为促进垄断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试图冻结稳拿控制的货币资本的行为，则必然影响其它的资金流动，影响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和现有经济循环。于是，治疗“滞”的药方，推动资本运动，如果有效的话，短期内必然对应增加中小企业的利润，中长期必然出现利润向垄断资本移动，增加垄断资本的利润，进而刺激更大的通胀或泡沫；治理通胀过程中，治疗“胀”的药方，抑制资本运动，损失向中下层移动，必然首先压缩中小企业的利润和正常生产经营，导致更严重的失业或其它问题，加重“滞”。各种政策只要不直接触动垄断资本利益，不触动自由市场规则，希望利用一视同仁的政策对垄断资本产生抑制作用的同时，对中小资本产生刺激作用（即同时消除“滞”、“胀”、“沫”），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所以，每次刺激政策和随后的治理过程，从资本量来看，是垄断资本趁机扩张，中小资本受到抑制；从产业结构来看，是用于投机的资本不断扩张，实体产业资本先扩张随后受到抑制；从物价的角度看，是物价不断上升，垄断产品物价上涨最快，竞争激烈的商品缓慢“补涨”；从解决就业角度看，先是增加一部分就业，随后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扩张产能，发展生产的是中小资本；抑制产能，限产涨价，进行投机的是垄断资本。所以，采用一视同仁的政策刺激生产扩张同时抑制物价上涨或者资产泡沫，所需要的潜在假设是，中小资本比垄断资本有更强的博弈能力，不是垄断资本向中小资本要求利润、转嫁损失，而是相反。只有这样，中小资本受到刺激的同时，垄断资本才能受到抑制。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如果垄断资本不具有先天博弈优势，就不会出现刺激经济过程中，实业向投机贡献资本，而是投机向实业贡献资本，垄断资本聚敛利润并把这些利润脱离实体产业用来投机的结果；也不会出现在治理通胀过程中，推动涨价搞投机的垄断资本毫发无伤，而搞实体产业中小资本躺着也中枪的结果。很显然，这样的假设与事实规律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自由市场之中，中小资本不可能有比垄断资本更强的博弈能力。理论上，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那么中小资本扩张生产的力量就将压倒垄断抑制生产的力量，那么政府便没有必要采用刺激经济政策了。进一步推论的话，如果中小资本比垄断资本有更强的博弈能力，那么财富就不是不断向垄断资本集中，而是不断从垄断资本向外发散。财富从垄断资本手中发散到中小资本手中，从中小资本手中发散到工人手中。稳拿手中的财富不断自发地、自动地向卢瑟手中转移。如此一来，财富便不再是分配的依据而是累赘，便不会再为人们所追捧。很显然，这样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而，政府却在不断尝试既不违背垄断资本的利益，不违背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刺激经济治理通胀，保持社会经济稳定。这样不断做无用功既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也是因为稳拿经济学为了掩盖社会阶级分层和压榨，一直回避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具有先天博弈优势的客观规律（如果承认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有博弈优势必然推论出资本对劳动力有博弈优势，进一步就可以推论出所谓的人人自由的社会其实是存在强烈压迫关系的社会）。

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少数人博弈能力太强，多数人博弈能力太差，导致少数人分配配额太高，多数人分配配额太低。大饼规模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决定，所以远远小于实际能够产出的大小。一面是大批人吃不到大饼，一面是大批做大饼的人被闲置。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并不打算改变这种不利于底层的分配格局，而是由政府用订单扩张经济规模，试图用增大大饼的方式让那些被闲置的人参与做饼，并解决他们吃不到大饼的问题。由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迟早重新萎缩，所以大饼必将重新萎缩。政府投入经济支付帐单的货币，最终将被资本获得，变成新增的货币资本，少数人获得了这些额外的货币资本，博弈能力增强。垄断资本本身就有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这些额外的货币资本以后，必然如虎添翼。

人类社会之中，财富总是自动聚集的。在自由市场之中，资本天生就有自我扩张、吞噬一切的野性。垄断资本必然不断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的份额，自我扩张。垄断资本的任何行为，不论是限产涨价也好，用利润投机也好，放高利贷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不断扩张。随着刺激政策失效，生产规模逐步回缩，下层获得的大饼总量必然下降。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之中引入了新增的货币资本，增加了新的分配要素，必然打破原有的博弈平衡，形成新的分配格局。由于社会总产品的大饼变化不大，甚至缩小，必然导致没有得到额外资本的其它各方获得的总大饼份额缩减，与之对应的就是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如果不想定向剥夺少数人手中新增的货币资本，就不能抑制他们增强的博弈能力，必然无法有效保护中下层的利益。

大饼被人为增大的时候，中下层能吃到一点渣子，当大饼缩回去的时候，中下层不但连一点渣子也吃不上，还要吐出来一部分。每次刺激政策必然改变原有分配结构，使之更利于社会顶层。中层的代价往往是自己控制的资本失去资本功能，成为社会顶层资本的一部分，他们个人则退出生产循环，加入社会底层的行列。他们的员工则失去工作。底层支付的代价包括工资下降、存款缩水和投机失败。

整个凯恩斯主义和其后治理方案可以简化为试图用增加大饼的方式改善下层吃不到大饼的问题，用压缩大饼总量的方式控制上层分配份额的过度扩张的问题。因为贫富差距导致的问题，不从分配结构下手，却向总量下手。试图通过调整总量，改变分配结构失衡所引起的问题。这样的解决方式，短期是扬汤止沸，掩盖社会矛盾，长期则是抱薪救火，必然使被掩盖的矛盾更尖锐地爆发出来。每次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时候，就注定了社会中下层获得的大饼份额的比例必然下降。既不想干涉资本运行的自由（维持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想削弱资本的博弈优势（剥夺少数人手中多余的资本），必然不能改变社会底层分配总额太少的问题，就难以保护其他社会成员的分配份额。因为垄断资本过度集中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用进一步促进集中的方式去治理，最终必然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随着不断实行凯恩斯主义，社会中下层的分配权被压缩到最低，显然凯恩斯主义不能无限实行下去。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期是不折腾直接僵死，凯恩斯主义是反复折腾，越折腾越糟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药剂越来越大，副作用越来越大，滞与涨同时上涨，政策选择的灵活性也是越来越窄。开始时，是走独木桥，后来就是走钢丝。于是宏观调控，变得异常惊心动魄，充满了刺激。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我们假设垄断资本属于个人。于是国家不断注入经济体的法币不断成为私人的利润。一面是国家的财政赤字不断上升，一面是垄断资本通过提高垄断产品价格抑制生产聚敛这些货币，然后这些货币流入经济循环制造无数的麻烦，社会底层处境恶化。如果这些垄断资本属于国家，那么国有垄断资本就不会利用优势地位抑制生产规模制造通胀，注入的货币不断成为国有垄断资本的利润，国家不断回收这些利润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此国家不存在财政赤字，经济不存在过多的货币。这就如同医生不断向四肢输血，血液不断向内脏聚积，内脏则不断把多余的血液反馈血库，实现圆满循环。这是美好的方案，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即使抛开资本兼并的因素，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垄断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是现代工业社会，必然会出现垄断。随着分工的细化，工业生产过程日益标准化，产品整齐划一。各类生产要素生产过程日益规范化，规模化。一两家企业几套设备，几条流水线的产能可能满足一个地区甚至全国家的需求。控制这些基本生产要素生产的资本，最终必然是垄断资本。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存在利润向垄断企业转移的关系，只要垄断、控制几项有限的生产生活要素，便可以把整个经济之中绝大多数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易的方式隐性化、“和平”地征收上来。如果由唯利是图的私人控制这样的垄断企业，则必然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企业由国家来控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移给社会底层的卢瑟，那么就可以避免过度的贫富分化，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工具。但是，这样做显然违背资本的意志，必须保证劳动人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否则必然制造另一批稳拿。某种意义上讲，利用国家垄断资本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列宁曾经预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事实上，如同央行垄断货币发行一样，国有垄断资本垄断生产生活必需品，控制着围城中的面包。理论上，只要在本国生产力水平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扣除维持再生产循环必需不断补偿的折旧，国有垄断资本想谋求多少利润，都不成问题。国有垄断资本不能是唯利是图的企业，而应该是经济的调节器，不应为利润而运转。这就如同，如果央行为少数人利益运转的话，这些人想获得多少法币都不成问题，所以央行绝不能唯利是图地为利润运转一样。如果国家不能有效利用这些垄断企业，为实现有利于多数公民的宏观经济目标服务，那么这些企业便可能演化为私人致富的工具，帮助少数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这些资本不但不能扶危济困，而且将助纣为虐，不但不能有效调节社会贫富差距，而且可能制造更严重的贫富差距。由于有国家暴力支撑，私人资本完全不是对手。“一切属于国家，那么国家属于谁？”——这是乌拉圭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提到的问题。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不是宪法的字眼或者公开的名义上的说法，而是国家的分配作用事实上究竟为谁服务，明确地说就是国家执行分配功能时，从谁那里获得剩余价值，并分给了谁。是从稳拿那里获得剩余价值分给卢瑟，还是恰恰相反？在国有垄断资本掌握经济主导命脉的国家中，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副作用程度的大小，在于国家的属性。同样刺激经济的政策，国家属性不同，副作用的强度完全不同。如果国有垄断资本不断从社会顶层那里吸收剩余价值反哺低层，那么经济就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如果这些剩余价值落入少数人的腰包，国家垄断资本堕落为少数人完成原始积累的工具。这时，经济会迅速恶化，矛盾会在短时间内激化。坚持关键生产要素由国家垄断，国家属于多数国民，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反之，则很难稳定。

事实上，如果这些垄断资本真正属于国家的话，而国有垄断资本的运转的最高目标不是获得尽量多的利润，而是满足社会上多数人对工作和生活的需求的话，就不会发生长期的停滞。作为经济核心，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垄断资本控制生产规模和物价水平，也完全可以利用垄断资本的利润实现财富调节。一面是垄断资本抑制生产，垄断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一面是少数人利用垄断资本高度聚敛，一面是多数人没有消费能力，一面是社会生产在低水平循环，大批人口失业的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

对于坚持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有必要实行反垄断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行限制单一资本在某一行业份额超过一定比例。避免少数人控制垄断资本榨取惊人的利润，奴役其它国民。这样显然是不利于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的。但是，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单一资本控制某一商品操纵经济的危害性，要远大于更多资本以更高的成本生产同一商品的危害性。这是美国通过《谢尔曼法》，强行拆分标准石油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虽然此类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了，但是售价往往更便宜。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标准石油和微软会被强行拆分。如果一个国家既不能保证垄断资本为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运转，又不强行拆分垄断资本，必然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

如果国家并不控制核心垄断资本，不能不断从经济中不断汲取剩余价值反哺社会底层，那么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必然带来激烈的两极分化。这时，政府投资方向、承包公司的选择，甚至利润水平往往都由官僚集团和他们的附庸决定，国有垄断资本也往往成为少数人致富的工具。于是，社会中各类资本的积累情况，完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意志，由资本所有者与官僚集团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政府权力超过资本总量，成为决定积累的关键因素。这时的稳拿集团的领袖发生更迭，民间大资本家让位于官僚资本家。有弗里德曼那样的大骗子在，官僚权贵资本主义难以一统天下。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竟谁是谁非并不重要，因为两者的背后是民间资本决斗官僚资本，争夺稳拿集团领导权。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反对的不是垄断资本，而是由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垄断资本。这就如同属于第三等级的吉伦特派反对僧侣和官僚组成的一、二等级，但是仅仅反对僧侣、官僚垄断剩余价值分配权，而不反对剥削制度本身。所以，一旦僧侣、官僚和吉伦特派达成妥协，就能建立巩固的联盟，共同对付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者。吉伦特派曾经激烈抨击宫廷，也曾加入路易十六的政府。出尔反尔。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统一的。

国有垄断资本私有化，只要不触动对垄断资本有利的分配方式，不征收社会顶端的稳拿超额利润，不对民间垄断资本进行强制拆分，就不能解决垄断资本引发的经济问题。“只要交易是双方自愿的，就是互利互惠的。”——这是弗里德曼反复宣扬的教条之一。垄断资本控制土地、能源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其他社会成员不自愿向他们屈服，又能怎么样？自绝于工业化社会吗？国有垄断资本成为官僚谋求私人利益的工具。并不比官僚高尚的资本家，难道就能让私人垄断资本成为公益的工具？难道私人资本控制垄断产品之后，就不会限产涨价？弗里德曼越是拍胸脯，打保票，便越让人怀疑。仔细推敲的话，我们会产生无限的疑问。在大资本宣扬的自由主义理论之中，除了狡诈和贪婪，看不到更多的东西。民间垄断资本不满国有垄断资本占据统治地位，觊觎丰厚的利润，想分一杯羹甚至完全抢过来独吞，却没有机会，于是急得上蹿下跳。俄罗斯的实践也证明由私人控制国有资本以后，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寡头往往比贪婪的官僚有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除了利润别无他求，没有其它任何顾忌或制约。

每次滞胀期都是政局动荡时期。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经济危机是无解的，迟早演化为政治危机。当数量足够多的人不能用经济手段改善自己极端不利的分配地位的时候，必然诉诸于政治手段。当政治手段仍然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升级为暴力冲突。

即使采用超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获得了短期的繁荣，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沾沾自喜的。国家开出的订单规模大一些，失业率就下降得多一些，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和泡沫必然更高一些。一下子开出总量若干万亿美元的惊人的大订单，所有的闲置产能都被调动起来，必然出现各地热火朝天，经济欣欣向荣的假象。全世界经济萧条，示威抗议游行，只有某些国家或地区经济企稳、回暖、向好，一片和谐社会。其实，不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结构特殊，而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不懂经济，负责经济的高官胆子比较大而已。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是短期扬汤止沸，长期抱薪救火的政策，综合看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策。经济刚刚陷入停滞的初期，开出天价的订单，往往能糊弄过去。但是，随着刺激政策逐渐失效，一切原形毕露，经济情况比刺激之前更糟糕，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般情况下，各国领导人必然慎用这种政策。不过，有些领导人任期将尽连任无望时（比如美国总统第二届任期），往往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因为他们完全无须考虑自己下台以后洪水滔天。当然，也有很多人喜欢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政策，甚至主动推动，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过，在自己的任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赤字的人（比如小布什），必定给后任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在后任的任期内，经济刺激政策失效，后遗症暴露出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双高。

这时就会有所谓“全球都在印钱，为了避免吃亏所以抢先印钱”的奇谈怪论，为政府实行大规模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开脱。这完全是抢先洗劫自己老百姓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编造这种奇谈怪论的人，十有八九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受益者，用这样的谎话迷惑受害者。历史上，国民党、日寇和后来的汪伪政权比赛印钱，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百姓深受折磨，日寇可以不管中国百姓的死活，国民党政府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日寇和汪伪政权，但是却不能掩盖双方均在印钞比赛中谋求私利的现实。

奇谈怪论即使发挥作用，也不过很短的时间。当绝大多数人饿得要死，极少数人撑得要吐的时候，靠忽悠是不管用的。还是要拿出具体有效的经济政策，如果拿不出来，当权政府难免垮台。政府却要在无解的情况下，藻饰太平努力维持歌舞升平。一般来说，政府先是反复使用各种手段刺激经济，避免大批劳动力失业造成社会动乱，然后再死马当活马医地治疗后遗症，焦头烂额，顾此失彼。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复攀升，财政赤字日益扩大，资产泡沫不断膨胀，各种经济矛盾按下葫芦瓢起来。

无论是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起因都是社会分配严重失衡。由于博弈能力差距的存在，政府的各种努力都只会加大贫富差距，只有削弱稳拿占优势的博弈地位或者消除贫富差距才能缓解经济困境。但是，代表稳拿利益的政府却决不会触动顶层的既得利益和占优势的博弈地位——那样便意味动摇稳拿统治多数人的经济基础。政府既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也不能改善多数人的现状，只能开出各类扬汤止沸的药方。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尖锐对立。

这时，社会中下层必然严重不满。他们的存款、工资不断缩水，为了避免通胀的损失试图加入投机保值结果注定吃亏，工作朝不保夕，养老、医疗和教育水平下降，大批人口长期失业，随时可能因为自己失去工作、生意破产或者国家采取紧缩政策而陷入债务危机；许多中小资产阶级苦苦挣扎，最终小生意破产，加入卢瑟的行列；由于通货膨胀和压缩财政开支，一些国家机器的螺丝钉也被推入卢瑟集团；稳拿集团不断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一幅暴发户的样子：穷奢极侈，晒富炫富，为富不仁。中下层看到自己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稳拿投机获得暴利，自然对现存分配制度忿忿不平。这样的情况下，发生激烈的政府更迭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政局的动荡直接加剧市场的动荡，新政府组阁以后是否还会采用原有经济政策？如果继续采用，钱从哪里来，流到哪里去？是否还会支持原有的稳拿集团，还是会扶持新一代稳拿集团？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有稳拿集团很可能采取落袋为安，转移资产的策略，由此引发的资本外逃往往直接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循环的全面、迅猛崩溃。

对新政权来说，如果要避免法币崩溃，就要控制货币发行总量，也就是要压缩财政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因为政府被稳拿所控制，向顶层加税的法案往往搁浅。所以经常出现的选择就是减少底层的福利，增加底层的负担。具体的政策往往是削减养老金，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和各种针对底层的补贴，增加各种针对底层的税收。对顶层来说，他们不需要养老金、公费医疗和教育，但是对社会底层来说，这些公共开支很重要。顶层提出是底层懒惰、无能，所以不能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和教育。底层则针锋相对，提出正是由于顶层垄断了各种资源才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底层的收入被压缩到极限，所以没有能力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和教育。在物价上涨、就业困难的时期，社会底层开支增加，收入下降，越发窘迫。各种社会保障是他们的最后一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保障，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这时压缩这方面的开支会有什么后果，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通货膨胀和压缩财政开支，大批中下层官僚和军官的处境急剧恶化。最先出现的往往是物价上涨，薪饷缩水，随后就会出现裁汰冗员。此时的裁汰过程往往并不与能力挂钩，裁汰下来的往往不是冗员或者无能之辈，而是与上层官僚关系比较疏远的没有背景的“疏员”。在全社会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上层官僚自然不会把自己家的亲属裁汰下来，让他们去喝西北风。再说，多余的位置还可以私下出售，明码标价，童叟无欺，那些“疏员”如果想保住饭碗就要花钱。那些保不住饭碗的人，就要加入卢瑟的行列。这些人具有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成为卢瑟的领导。如果我们知道，刘邦、萧何、曹参都来自秦朝基层组织，明末裁汰驿卒的前因后果，就会这道这样做的危害性。稳拿为了扩大自身利益不择手段，于是把越来越多的人剥夺干净，被剥夺干净的人成为他们的对手。稳拿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对立集团就越强大。稳拿自我强化的过程也是自我毁灭的过程。

于是，各种示威游行骚乱此起彼伏，比如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于新政权来说，有旧政权垮台的前车之鉴，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很快也会走上前政权的覆辙。但是，即让底层满意，又让顶层满意的经济方案是没有的。顶层占有大多数财产在经济博弈之中本身就占尽优势，任何不削弱顶层财产的经济方案无非是加强这种优势。我们经常看到，新政权上台之前踌躇满志，豪言震天，上台以后却裹足不前，瞻前顾后，左右为难。由于完美的制衡，稳拿虽然失去政治主导权，不能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否决任何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最近的例子包括奥巴马推动向顶层增税的法案受阻。新政权不触动稳拿的利益就无法平衡各方利益，触动稳拿的利益需要打破现有的政治制衡。所以，各种经济政策必然无能而低效。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罗斯福要求接近独裁的权力。

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介入，财富的汇聚与集中是自发的不可逆的过程。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也就是农民不斗地主就要饿死的状态。这时，社会总大饼不变，垄断资本扩张到极限，工人的份额被压缩到极限。这时，被压迫阶级必然使用一切手段试图改善自身不利的博弈地位。这些手段可以是和平的议会斗争，可以是无政府的骚乱，也可以是暴力的武装起义。个别人则采取了反社会的恐怖袭击，他们知道社会制度对自己不利，也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于是在绝望中选择了极端的手段。社会底层试图改变现有社会分配模式的行为必然遭到社会顶层的强烈反抗。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博弈行为的依据是各方占有的生产要素，具有同类生产要素的人，属于同一个阶级。如果要削弱一个阶级在某种生产要素方面占有的优势，或者剥夺这个阶级利用这种优势获得的过于丰盛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在经济上消灭一个阶级。对此，可能被削弱或者被剥夺的统治阶级必然竭力反抗，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保护现有既得利益和未来的收益。这种反抗的手段包括议会斗争和军事叛乱。民选政府理论上应该代表全部公民，但是此时全部公民已经以财产为依据，分裂成若干阵营。受压迫的卢瑟为一方，垄断大资本及其附庸为另一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双方剑拔弩张，先是唇枪舌剑，后是议会斗争，最后直接武斗。于是，民选政府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向左一步，必然遭到稳拿的反抗，尤其是稳拿控制议会的时候；向右一步，则会面临主要大城市骚乱甚至起义的风险。政府的根基已经土崩，自然大厦将倾，所以出现频繁的政府更迭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只要经济危机无法缓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残存的政治制衡迟早被打破，最终必然出现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无非三个选择：打破原有的社会生产之中由私人控制垄断资本的局面，由国家控制垄断资本，以国有垄断资本的利润反哺社会底层。资本主导生产，政府主导分配。国有垄断资本获得利润，政府征收上来，再分给底层，周而复始反复循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就孕育着社会主义，这条路是社会主义的起点。不过，这条路很可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第一条路。不触动或者基本不触动社会既得利益格局，整合全社会的生产力，统一政治、经济资源，全力向外扩张。用军费实现充分就业，用扩张消除经济后遗症。整个经济仍然为利润所运转，但是向外要求额外的利润。这条路是法西斯主义的起点。这是第二条路。彻底抛弃为利润而生产，行政指令替代利润，计划替代市场，由生产计划替代市场需求。彻底放弃市场和利润，由全面生产过剩转化为全面短缺。这是第三条路。第三条道路可以算第一条道路的变种。三条道路，一条是让利润循环起来，一条是向外要求利润，一条是彻底放弃利润。无论那条，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

资本主义改良，也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变种。强行拆分垄断资本，直接削弱资本博弈能力。高累进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用征收上来的税款补贴社会底层，增强底层的消费能力。高累进的直接税和针对底层的各类补贴所起到作用接近国家控制垄断资本反哺社会底层。需要注意的是累进的幅度和顶层避税的能力，常见的情况往往是累进幅度不够或者顶层可以轻易避税。如果没有完善的个人收入信用体系，便无法确定个人收入和财产水平。于是，只能对公开的收入收税，而无法对各种非公开收入征收。最终，这些本意是调节收入水平的税收，成为针对中下层的税收，直接加重中下层的负担。稳拿的收入不纳税，卢瑟的收入纳税，出于调节贫富差距的本意所设立的税收，直接拉大贫富差距。如果是大资本产阶级控制政府，则可能把累进税率定的非常低，或者如同小布什那样，直接给社会顶层减税。此外，如果政府贪污腐败严重，则可能出现对民间财产征税对官僚财产不征税，甚至补贴官僚的情况，这样类似政府制造新的垄断。民间稳拿破产，官办稳拿做大。拥有权力的官僚集中财富，没有权力的民间势力积聚人手和不满情绪。最终的后果，可能直接导致类似法国大革命或者明末农民起义那样的天翻地覆。如此就不难理解雍正推行财产税，必须结合官绅一体纳粮当差。

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至于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宣扬的“政府放任自流，资本当家作主，经济自然改善”，当作戏说可以，若真实行，则难免诱发无产阶级革命——广大无产阶级长期失业，不甘心饿死，最终走上武装对抗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道路。为利润而运转，无利润而不动，是资本的本能。这种本能与全社会充分就业的目标并不兼容。在工业化时代，全国主要人口聚集在大城市。这些人口中的大多数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无法自我就业，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了社会稳定，如果不能把多数失业人口关进集中营（英国曾经实践的那样），就必须保持一个尽量高的就业率。追逐利润不能保证充分就业，造成社会动荡，是垄断资本主义无法继续存在的致命弱点。暴力重新参与分配，大规模采用凯恩斯主义，宣告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

任何事物发展到极限，便会走向自己的灭亡，自由市场下资本的自我扩张、兼并也是如此。凯恩斯主义迈出了政府大幅度干预经济的第一步，但是并没有触及垄断资本的根基，回避了问题的关键。事情并不会到此为止。对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资本家与官僚之间进行激烈的博弈，前面提到的三种选择都可能出现。纳粹德国和红色苏联分别是后两种选择的产物。三条道路看似尖锐对立，互不兼容，其实完全存在互相转化的可能。不论哪种选择，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将一去不复返，国家权力都会迅速扩张。无论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自由市场下的垄断资本主义都离自己的灭亡更近一些。

7.19 大厦将倾 上（草稿） ​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金瓶梅》

“每当资本主义解决一个矛盾时，它不可避免地有制造另一个矛盾。所以，伴随着控制经济的周期的成功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是清偿能力的长期下降，因此经济会愈来愈容易产生老式的货币危机。恐慌以及正常情况下随恐慌而来的信贷紧缩，不仅仅是一再出现的灾难，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中起着重要的治疗作用。……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想入非非的期望，愈演愈烈的投机和彻头彻尾的欺骗。通常是出于基础地位的经济的下降使这一切对于结束，接着是物价跌落和金融上层建筑差不多是彻底的压缩。经过恐慌和萧条的灾害以后，真正价值和纸面价值之间的关系再一次被调整得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信贷结构会继续膨胀到这种地步：那时处在基础地位的经济即使只发生相对温和的挫折也会震撼臃肿的金融上层建筑，威胁要把它像一座纸牌造成的屋子那样搞垮下来。”——保罗·斯威奇

聚和散是对立统一的两种运动。有聚有散，方可周而复始循环不息。若只有单向运动，则必定难以持久。水蒸汽不断从海洋蒸发，以降水的形式落入大陆，再汇入江河流回海洋。在水分循环的过程中，“江河入海”和“水汽蒸发”同时存在才能形成完美的循环。

商品交换最早是易货贸易，十分不便，于是便出现了货币。货币可以交换一切商品，成为所有交易行为的中介。有了货币，所有交易双方不必精确配对。所以，没有货币无法进行高度复杂的社会分工，不会有社会化大生产。所有交易都需要货币为中介，各种经济现象必然与货币流动有关，以货币现象为反映。货币流动与商品流动互为逆向运动，货币流动不畅必然对应商品流动不畅。反之亦然。

所有人都不会拒绝货币，货币成为追求和积聚的对象。由于马太效应，货币的流动只有单向积累的过程，而没有自动分散的过程。单向积聚过程必然导致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长期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有人不断发财积聚货币，必然对应有人负债累累甚至破产。在《生产与实现》一章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内在的产需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循环出现问题，贫富悬殊、商品滞销，资产泡沫膨胀，这种产需的矛盾表现为货币流动的积聚、淤积和波动，最终必然导致商品淤积、信用崩溃、经济循环规模下降，即经济危机。

如果不考虑信用关系的话，一方的积聚必然对应另一方的货币的不足。如果考虑信用关系的话，债务必然对应债权，既然存在出现债务危机一方，必然存在拥有大量的债权的一方。出现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的一方必然有长期的交易逆差，另一方则必然有长期交易顺差。一方的需求长期高于另一方，不能用商品补足。双方交易之中，差额的部分先用货币支付，后用债务补足。于是，先是货币不断流出，后是债务的堆积。大量的债务堆积最终必然酝酿金融危机。

从货币流向和产权关系看经济周期，则是资本之间一次又一次的彼此征伐。投资生产过程不过是征伐的手段，危机则是资本家之间进行清算转移财产的过程，亦即确认丰硕的战果和惨烈的损失的过程。短时间内大批债权和债务互相湮灭，伴随生产规模和流通中的信用规模同时大幅度下降，如果银行参与其中，则会诱发银行危机。整个结算的过程仿佛纸牌大厦在风中坍塌，也像恒星的塌陷，短暂而暴烈。这种征伐在垄断状态达到极限，中小资本彻底臣服。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央行为企业提供信用避免银行危机，或创造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则迟早陷入债务危机。如果政府试图增发价值符号克服债务危机，则难免导致价值符号的泛滥，诱发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均属于金融危机。避免了眼前的清算，债务继续堆积，必然在未来酝酿更大规模的债务清算和财产转移。

言归正传。

这一小节从货币流动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分析资本家之间的制约关系，探讨有效需求、经济危机、利润与债务、金融危机、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推出的刺激方案及其后果。

探讨金融危机必须先探讨债务的来源，因为金融危机是全社会大规模债务清算行为。探讨债务的来源必须先探讨支付能力，因为超越支付能力的支出才会形成债务。债务堆积是长期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的结果，所有我们的分析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开始。

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产品都要变成商品出售。决定交易规模的既不是生产力的水平，也不是真实需求的水平，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规模常常受制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一直制约生产规模的发展。简单再生产规模太低，不足以形成达到足够维持社会稳定的就业水平。扩大再生产由于种种瓶颈，不能一直持续。难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充分就业。这是一直困扰资本主义的难题。不仅如此，由于资本不断集中，简单再生产时期就业水平有不断萎缩的倾向，而扩大再生产则越来越难以发生，越来越容易被打断。换句话说，相对潜在的社会生产能力，消费需求太低，投资需求不稳定，随着资本的集中，两种需求不断萎缩，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经常处于低水平的状态难以突破。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探讨需求的种类，然后探讨支付能力。

个人进入市场的目的可以分为消费和投资。个人在市场用货币交换商品，用商品交换货币。商品或者货币，只能选择一样。如果选择了最终消费掉商品，就不能再拥有货币；如果要求货币，就不能消费商品——商品是要卖出换钱的。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同样是购买商品，进入市场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还是为了发财，对买入的商品的处理完全不同。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投资者买入商品的目的则是为了再次卖出，以获得更多的货币。工人购买大米，满足了个人的需要，这时他已经不能再卖出大米了，因为大米已经吃掉了。超市买入大米，是为了再次卖出。投机者购买商品转手倒卖也是一样，虽然没有经过生产加工的过程。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消费者购买商品，货币从手中流出，从此一去不回，与消费者再无关系。投资者购买商品（也包括劳动力），货币短暂离开之后是为了将来收回更多的货币。所以，消费过程只有买入，货币不断减少；投资过程则不但包括买入还包括卖出，卖出的商品价格要不低于买入时的价格，否则投资需求是无法持续的。

消费需求是基础的。只要一个人活着，就需要各种生活资料。消费需求的水平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随着收入的变化，消费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可以不断压缩水平，却不可能完全消失。可以提高水平，却不可能无限增加。消费需求上升的速度，滞后于收入增长的速度，消费需求下降的速度，也滞后于收入下降的速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绝对消费水平提高，相对消费水平则下降。反之亦然。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倾向下降原理。

自身消费需求满足以后，首先吃饱的人群继续追求的是易于流通便于保存的可以用于支付的商品或各种能够获得更大分配权的社会关系。通俗地说，就是发财。他们对这方面的追求并没有上限。在私有财产决定社会关系的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财产意味着获得更大的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具有更强的经济权力和占据更高的社会地位，就不愁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发财的需求，如果选择投资实业的话，需要购买设备雇用工人，就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列。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相比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只有在满足最基本的消费需求之后，才可能出现投资需求。一个糊口都难的人怎么可能有能力去投资呢？一般来说，某人收入越高，越容易出现岁月有余粮和用钱生钱。收入越低，越不容易出现投资需求。此外，所有投资最终必然演变为消费品供应的增加，如果消费品销售不畅，必然抑制投资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说的投资需求，准确地说是新增投资需求，而不是维持原有消费规模投入的资金。如果借用前面蟹堡王的模型话，就是蟹老板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雇佣派大星所投入的资金，而不是原有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投入的资金（包括两人的工资、原料费用和松鼠珊迪的租金）。虽然蟹老板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也要投入资金，但是这部分资金对应的利润全部供蟹老板消费，并不存在发财的可能。

投资需求取决于会计核算是否盈利：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话，销售的毛收入至少与投资的支出持平，或者说净收入为零。这是资本家继续维持生意运转的底线。毛收入低于这个底线，就会亏损，亏损到一定程度必然破产。手中的货币赔光了，自然无法继续投资。资本可以违背法律和道德，却不会违背会计核算。会计核算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决定生产的真正的铁律。决定社会总产能中投资部分的既不是社会真正的需求，也不是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而是会计核算。由于不能满足会计核算，会出现“很多人吃的很糟，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和“大批产品被销毁，大量产能、房产被闲置”并存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饥荒：一种是生产能力被摧毁或被透支所导致的饥荒，一种是不能满足会计制度导致的饥荒。第一种饥荒比如二战末期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大量的产能要么是用于战争，要么是被摧毁，是很罕见的。许多情况下，出现的是第二种饥荒。社会生产力大量闲置，不是没有产能，也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不能满足会计原则。一个社会的产能过剩，往往并不是产能大于实际需求，而是新增产能对应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能满足会计核算的要求，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只要存在会计核算，就必然出现账本控制全社会产能的局面。

在消费需求不足时，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是很常见的手段。所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一旦投资下降，马上就会出现产品滞销，失业上升，企业利润下降，经济滑坡的现象。当出口不旺的时候，更要靠新增投资拉动就业才能维持一个不太难看的失业率和暂时不崩溃的经济规模。如果不能靠本地投资解决，就需要外引内联。于是，为了招商引资，几乎沿街乞讨。彼此之间恶性竞争，开出各种优惠条件，对各种高污染、高风险行业和血汗工厂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哪个资本家的产品销路好，哪个资本家的工人就有饭吃。哪个地方的新增投资多，当地就就业情况和税收情况就好，政府的财政就宽裕，社会就稳定。这是直观的表象。不过，暂时地解决难免日后面临更大的需求不足。因为通过增加新增投资使本轮生产循环总需求增加，难免意味着下一轮生产循环商品产出增加。或者说，如果没有更多的追加投资，就会有更多的商品没有买主。

在探讨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后，我们有必要探讨对需求的支付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所以这里分析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究竟由什么决定。

任何交易能够成交的最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都需要对方的交易物。一方的支付能力由另一方的需求决定，一方没有需求，另一方就是有需求也没有支付能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取决于双方。在易货贸易的时代，如果仅有一方对另一方的交易物有需求，那么交易是无法成交的。李四需要张三的大米，张三需要李四的食盐，那么双方就可以成交。如果仅仅张三需要李四的食盐，李四不需要张三的大米，那么双方就无法成交。李四不需要张三的大米，张三的大米不能成为支付李四食盐的手段，张三对李四的食盐的需求就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需求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李四也许不需要张三的大米，但是也许需要王五的蔬菜。如果王五需要张三的大米，那么这个交易也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如果李四既不需要大米，也不需要蔬菜，那么这个交易还是无法完成。张三还是没有办法支付李四的食盐。所以，支付能力与交易者控制的产品种类密切相关。大米和食盐的重要性显然的大于蔬菜。张三、李四的支付能力，要强于菜农王五。因为有些人习惯自己在房前屋后种植蔬菜供自家食用。如果这时出现一个茶农赵六，那么赵六的支付能力显然更弱。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饮茶的习惯。进一步考虑，大米的重要性虽然很高，但是如果出现一个生产小麦的人，那么相对食盐，大米的重要性也会下降。因为购买者多了一种选择。

支付能力不仅仅取决于交易双方对对方商品的种类是否有需求，也取决于彼此商品交换的比率。李四很可能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张三的大米，而是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大米，不再需要自己消费水平之外的大米。如果李四的食盐对大米的交换比的非常高，那么李四对大米的需求就很容易满足，张三对李四的食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必然非常有限。这个例子之中，需求最低的一方，决定了稳定的长期的交易规模。张三并不是没有李四需要的大米，而是李四已经获得足够的大米，不再需要额外的大米，张三仍然需要食盐，但是没有支付能力，所以他对食盐的需求，是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李四的需求制约张三的需求。反过来，如果大米的交换率比较高，李四手中多余的食盐也没有买主。博弈能力较强的一方，直接制约另一方的支付能力，压低另一方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

推而广之，垄断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那些“刚需”商品）的交易者的支付能力最强：一方面，他们的商品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离不开的，都需要的；另一方面，他们能力推高自己控制的商品价格，使交换比率保持较高的水平。相比之下，其他交易者的支付能力则弱得多，往往虽然有需求但是支付能力不足。

货币的出现后，一个人的买与卖不必时刻平衡。货币并不能增加原有的需求水平，需求水平较高的一方，如果要维持较高的需求就要给予需求水平较低的一方以现金的补偿。不过，因为双方需求水平没有改变，与易货贸易一样，这种状态不能无限持续。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对应的商品可以顺利回流货币，这部分交易是完全不必出现货币的。货币在交易中作为交易工具反复易手，不过是流通手段，不断周而复始地运动，却并不在某一个人手中长期停留。超出有支付能的需求部分的商品，持续用货币购买，就会出现是货币不断从需求较高的一方流向需求较低的一方。最终，当需求较高的一方没有货币的时候，流动过程停止。

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想消费多少，也取决于其他人想消费多少自己的产品。如果要维持循环的稳定，每个人卖出的商品的总收入必须等于消费的商品的总支出。两者不等必然伴随货币的流动。如果超过这个部分就会导致货币净流出，反之消费不足的话就会导致货币的净流入。出现净流入的一方自然很乐于看到自己在发财。出现货币流出的一方则在逐渐破产，他们如果不能把损失转嫁出去，就要压缩自己对别人商品的需求，达到与自己的支付能力相吻合的水平。所以，任何一方积累货币，减少对方商品需求，都必然导致对方的商品滞销和手中货币减少。当然，最终也必然波及自己的商品。

李四并不会因为出现货币而提高自己消费大米的总量。此时，食盐和大米交易量的差额，由张三支付李四货币弥补。随着手中的货币不断下降，张三最终必然无法继续获得食盐。张三手中的货币用光以后，对李四来说，如果不买大米便无法卖出自己的食盐。如果李四抬高食盐的售价，压低大米的价格，希望获得额外的货币。张三用光了货币之后，两者最终无法成交。李四的贪婪最终必然导致自己的食盐滞销。

进一步考虑，如果两个人都只想要货币，而不想要商品，那么谁的东西也卖不出去，谁也得不到货币。最终的成交量，还是两者由消费水平中最低的一方决定。最终，李四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大米，张三用这些货币购买食盐。李四的需求制约张三的需求，张三的需求反过来制约李四的销售。当李四感叹张三需求不足的时候，既可能是张三的需求确实不足压制了李四的销售，导致李四的支付能力不足；也可能是张三的虽然有需求被李四的有限需求所压制，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长期支持自己的实际的需求水平。

在前面的例子之中，如果食盐的售价很高，李四只要拿出很少的食盐，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大米。最终，张三只能吃味道很淡的食品。社会分工并不充分的小农生产中，两人的产品都可以直接成为自己消费品，彼此之间生产之间互不干扰，交换的是少量的剩余产品。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生产环节环环相扣，绝大多数人都去市场先出售自己的商品，然后购买消费品。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商品就是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李四受自身消费极限的限制，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那么张三的处境就不是吃不到盐而是吃不到饭了。

张三与李四的关系，可以推广到劳资之间，只要用工人、资本家替代张三、李四，劳动力和消费品替代大米和食盐即可。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完全依赖于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资本家需要工人的劳动力，工人需要消费品。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购买资本家的消费品。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家拿出一部分工人生产的消费品交换工人的劳动力，而工资则是交易的媒介，来自资本家回到资本家。这时，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则与资本家需要的消费品总量以及劳资博弈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资方博弈能力过强，劳方博弈能力不足。资方只要支付很少的货币，就能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必然导致劳动力的滞销。反过来，这些很少的货币只能购买有限的消费品，直接导致资方商品的滞销。资本家压低劳动力的价格，抬高商品价值（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获得额外的货币。但是，工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工人手中的货币来自资本家的工资。于是，资本家发财的梦想无法顺利实现，劳动力滞销和产品滞销并存。按照稳拿经济学的理论，只要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足够便宜，迟早必然能成交。但是现实之中不是这样。因为资本家雇佣工人还对应另一个交易，也是资本家用商品换货币。工人的劳动力越低廉，商品的滞销越严重，社会生产规模越低。这就是我们在《自然失业率》之中谈到的，经济停滞期工人就业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交易规模放大到一切商品都需要交易的社会中，就会发现一个社会长期的总消费能力如同水桶，并不是由相对消费能力最强的一方决定，而是由相对消费能力最弱的一方决定。如果要让经济体供需平衡，那么所有人的消费总量都应该是收入多少消费多少，任何人消费低于收入，都会导致出现货币积累，与之对应必然有货币净流出的一方。博弈能力最强的环节，往往是相对消费最低的环节。货币净流出的一方必须压缩自身消费能力，直到收支平衡位置。社会中博弈能力出众、具有最强分配权的少数人的有限消费，往往制约其它各方消费，进而制约全社会的总消费水平。这些人的垄断了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在社会总产品分割的博弈之中，可以分到远远超过其他社会成员平均水平的份额。（这些人往往不说自己获得了超额的份额，而是宣传自己是清心寡欲的节欲主义者。）所以，当其他社会成员还饿得要死的时候，他们已经撑得要吐了，不再消费品，而只需要发财了。如果其他社会成员要吃饱，他就要日进斗金。其他社会成员都有更高的消费欲望，但是没有对应的支付能力。如果其社会成员不能让他们发财，就只能挨饿。这些人直接压低整个社会的支付能力，制约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他们是社会总消费需求的短板。（“短板理论”又称“木桶原理”、“水桶效应”。该理论认为：盛水的木桶是由许多木板箍成的，盛水量也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一块木板很短，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若要使此木桶的盛水量增加，只有换掉短板或将短板加长才行。）这种短板效应在垄断资本统治时期达到极限。垄断资本所有者既是绝对消费量最多的一小群人，也是相对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小群人。这时，他们的绝对消费量是所有人之中最高的，却是全社会总消费能力的短板。一方面他们有资格获得最大的分配份额最容易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他们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以后就想发财。

说博弈能力超强的少数人消费不足似乎值得商榷，因为随便就可以信手拈来各种穷奢极侈的例子。这里我们说的是相对消费能力而不是绝对消费能力。说某人的消费不足其实是相对其分配份额消费不足，也就是博弈能力超强，获得了大量的产品份额，却没有全部消耗到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节欲，其实往往是节别人的欲——用超强的博弈能力把别人的口粮抢过来。当有人批评他们消费不足的时候，他们就会宣传自己的绝对消费能力；当有人批评他们不劳而获的时候，他们就会选出自己节欲积累，宣传其他人（尤其是穷人）把收入用的一干二净。实际上，穷人那点有限的收入，就是全部用掉，尚且糊口都难。总之，只要有超强的博弈能力，就可以挥霍、发财，两不耽误。

理论上，只要每个人的消费水平都提高一些，就能使全社会的消费需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提高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使所有人的生活都过得舒适一些。但是对少数社会顶层来说，由于具有超强的博弈能力，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他们的消费潜力，提高消费水平的余地很有限。相比之下，收入较低者的绝对消费水平远远低于收入较高者，相对消费水平则远远高于对方。如果个别人不继续保持高消费的话，就必然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彻底饿死一部分人。

如果此时社会掌握最强分配权的少数人用自己的收入包养舞姬，豢养管家、保安、侍女，便可以提高其他社会成员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水平。这并不是说舞姬、管家、保安和侍女对推动社会生产有正面的意义，也不是说多数人要感谢少数人的穷奢极侈，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生产力真正的上限，极度不均的分配份额导致了这种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和看起来莫名其妙的结果。

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支付能力的投资需求也存在彼此制约的关系。假设某甲、某乙和某丙三者分别经营农场、面粉厂和面包房，生产小麦、面粉和面包。某甲和某乙如果扩大生产需要购买某丙的面包。某丙如果扩大生产需要购买某乙的面粉。三者如果同时扩大生产，那么小麦、面粉和面包的销量都会上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货币在三个人之间顺畅流动。但是，如果某一成员减少自己对其他成员商品的投资需求，提高自己的产品的交换比率，那么其他成员的支付能力便会下降。这时，他们必然相应地压缩投资规模，否则他们的货币就会流向这个成员，他们则会破产。

这个成员压缩自己新增投资需求的规模，提高自己产品的交换比率的原因可能是被动的，比如新增投资规模受到自然资源等条件的限制，产量短时间内难以上升，甚至因为天灾人祸突然下降，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也可能是主动的，比如新增投资会降低现有投资的利润，不如主动控制产品供应提高价格和利润。主动控制产品供应，压制社会投资的能力，往往与超强的博弈能力有关。这个成员往往垄断某一种商品，对其他社会成员产品投资需求较低，其商品对其他社会成员商品的交换比率较高，直接压低其他社会成员有支付能力的投资需求，压制全社会的投资规模，成为整个社会的新增投资的关键制约因素，成为全社会的投资瓶颈。

理论上，只要所有资本家的投资水平都提高一些，就能使全社会的投资需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就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繁荣期。但是，对少数垄断资本家来说，增加投资不如控制产能。他们并不必增加投资，就可以在其他资本家投资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各个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互相制约，单个社会成员的有支付能力，源自其他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成员的商品的需求。所以，无论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还是有支付能力的投资需求，都不能脱离社会其他成员的需求而存在。这种彼此之间的需求关系既包括种类，也包括数量。换一个角度看，某人的支付能力其实就是该社会成员在市场上，获得社会总商品的能力。某人获得社会总商品的能力越强，此人的支付能力越强。当某些社会成员支付能力超强的时候，必然对应其他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不足。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均可能被一些社会成员的有限需求而压制。他们垄断关键的生产生活资源，推高其价格，拥有超强的支付能力，有资格获得最大的社会总产品份额，却只有有限的需求。当其它社会成员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时候，就要向他们支付货币。在货币交易的时代，其他社会成员需要不断用额外的货币弥补收入的不足。在信用交易的时代，其他社会成员的债务必然不断增加。他们既是消费短板又是投资瓶颈，压制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规模和生产规模。个别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越高，全社会生产规模和收入水平越低。

这时，如果生产规模突破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就会出现有人发财，有人破产的现象。在私有财产统治的社会中，发财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发财可以理解为获得大量财宝和财产。我们可以无限穷举各种财宝，比如金币、元宝、钻石、红蓝宝石、珊瑚、犀角、玛瑙、象牙、翡翠、猫儿眼等等，但是如果想真正严格定义却并不容易。美钞应该算是钱财的，自然属于财宝。英镑、日元和欧元大约也算，那么卢布算不算呢？伊拉克的第纳尔呢？名贵的艺术品，稀世的古玩算不算财宝？艺术品和古玩，有人愿意购买就是价值连城，没有人愿意购买就一文不值。其它的财宝也一样。比如钻石，如果没有人愿意接受，就是一块闪亮耐磨稀罕的小石子而已。人们还常说的一个词，就是财产。财产的范畴比财宝更宽。除了各种有价值的物资（包括财宝）以外，可以产生现金流的各种所有权也都可以算为财产，比如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股票、债券和各种债权。

人们对财宝和财产的追求本身就是很模糊的。财宝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愿意接收，可以作为支付手段的珍稀的易于储存的商品。最狭义的财宝应该是流行的一般等价物，多数情况下，就是货币。极少数情况下，比如通货膨胀物价失控时期或者战乱饥荒时期，也可能是大米、香烟、白糖、葡萄酒等等。财产（排除财宝的话）则是能够使自己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权不断增多的各种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比如，以土地为媒介，地主有权不断向租户收取地租。本文不打算在严格的定义上耗费太多的精力。我们只需要记住，这些都是不易获得的物品，也是社会顶层追逐的目标即可。

珍宝一旦不能对应足够的货币便不再受追捧，各种财宝如果用于流通（买卖）或者支付（还债），都必须先经过货币估价这一环。相比之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是最受欢迎不会被拒绝的商品，是各种财宝之中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不考虑暴力的作用，作为分配要素的产业资本、土地和金融资本都可以用货币购买。在某些国家，甚至连暴力都可以私下甚至半公开地买卖。拥有更多的货币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分配要素。要扩张自己的财产，必须首先扩张自己控制的货币。于是，货币由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变成了追求的目标，发财具体化为追求货币。不断扩张自己能指挥的货币就能不断增加自己的财产，不断扩张自己的财富变成了不断扩展自己拥有的货币。

每一个资本家，理论上都是一个货币追求者。在封建农耕时代，顶层的主要收入来自地租，顶层选择窖藏财宝、兼并土地和放高利贷，使自己的财产增殖。在资本主义的时代，主要收入来自资本的利润，与其窖藏货币不如把钱投资出去，不断地把货币投入流通，通过“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的循环使货币不断增殖。让钱生钱，越滚越多，产生稳定的现金流，使货币资本不断增殖。

另一方面，每一个资本的代理人也是理性人，而不是萨伊那样的书呆子。他们在投资以前，必然会对未来货币回流情况做出预期。如果他们预期到“商品—更多货币”的过程不顺利，不能顺利产生现金流，就会停止向经济循环之中投入货币，并在尽量减少损失的前提下逐步压缩现有生意的规模，改行投资其它生意或者干脆持币观望。销售不畅的情况下，谁继续投入货币，谁投入的货币就会成为其它资本家的利润，那么他迟早会破产。或主动，或被动他们都会停下来。这个结果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时，持现的欲望超过投资的欲望。此外，对垄断资本来说，增加垄断商品供应也是不明智的。增加垄断商品的供应，必然导致垄断商品价格下跌，利润下降。所以，垄断资本家也不会不断地把货币投入自己的产业。发财是目的，投资是手段。如果不投资能更好地实现发财的目的，资本自然选择不投资。这时，不投资也是发财的手段。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代理人并不是一个僵死的、机械的要素，而是一个充满主动性的要素。他们既可能把大量的货币投入经济循环，也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窖藏大量的货币，具体选择在于他们对未来赢利情况的预期。在大多数情况下，货币处于运动之中。所以，如果取某一个时间结点，货币可能散乱地分布在不同的人的手中。比如某些人手中可能有大量的财产，但是只有很少的货币，甚至有巨额的负债。但是同一个人，在危机时刻则可能囤积大量的货币。不过，如果取一个长时间段，就会发现货币不断向少数人手中聚集。某些人手中流过的货币总量在上升，某些人手中流过的货币总量在下降。假设货币总量不变，如果在一定时间段，某些人手中的流过的货币量不断增长，那么必然对应其他人手中的流过的货币量不断下降。本文之中所说少数人手中的货币越来越多，绝不是指某一个时间结点，而是指一段时间内，经过某些少数人手中的货币流量不断稳定上涨。货币的所有权则体现在有权决定货币的流向。相反，那些负债累累的人账户中即使有大量的货币流过，也必须首先使用这些货币偿还债务。这些货币在流进他们的账户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去向，而不属于他们了。

尽管所有的资本家都是理性人，但是作为整体资本家的发财过程注定必然不顺利。资本家进行投资，获得了大量的产品的所有权，却不打算消费这些产品，而是想用这些产品去市场换钱。如果卖出了商品的人获得货币却不购买其它商品，就会使另一些人的商品卖不出去。于是，大规模投资以后，出现大规模的产品滞销也就是必然了。大家都想买，不想卖，那么卖给谁呢？在鲁滨逊的故事中，不存在一个大量扩张农产品种植规模，又不想消费自己或者别人的农产品，只想用这些农产品和邻居换钱的怪人。很显然，如果鲁滨逊和他的邻居都是这种人，那么作为一个整体，他们谁也挣不到钱。有趣的是，我们身边并不缺乏这种人，这种人就是资本的代言人，主导经济循环中的投资过程。

在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循环的复苏期，在竞争的压力和利润的诱惑下，投资需求复苏。资本家纷纷投入货币，购买商品经过加工（或者跟本不加工，比如投机）转手卖出。随着货币投入量的增加，彼此账面上的利润都在增加。只要有下家，自己的利润就能实现。如果要所有资本家都获得利润，只能不断购买对方的产品。利润变成账面上的数字和未来更多利润的预期。资本家注入的这些货币日后必然对应更高的货币需求。整个经济循环进入结账状态之前，一切皆大欢喜。商品如同接力棒，被接过来就是为了在将来以更好的价格脱手。每个资本家都买入，然后转手卖出。中间的过程可以是原料变成品，劳动力变剩余价值，比如购买麦子和工人的劳动，使麦子变成面粉。当然，也可以是什么都不做。不论买入的是什么，总之最终都要卖出，增加自己的利润。

如果没有外来的货币源源不断地涌入的话，这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大家都把货币投进去，买入商品，然后不断把商品传给下家，以求获得更多的货币。这种不断彼此购买商品的循环一旦被打断，必然引起大面积的产品滞销，大量预期的利润成为泡影。任何投资结束以后，投资需求下降，如果消费需求不上升到对应的高度，又不能出现新的追加投资弥补产能与需求的缺口，社会总需求会大幅下降，就会出现经济循环崩溃的现象。这就是经济危机。

资本家在发财，其实是在发同行的财。有人发财，就注定有人负债累累，甚至破产。经济危机是一种资本家之间彼此清算和财产转移的过程，是一个确定资本家内部发财者和破产者的过程。这时，一切投资行为中止，资本家之间处于结算状态。由于彼此进入经济循环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多货币，所以彼此之间的债务只能用货币结清。只有实在的现金才靠得住，任何未来的收益权由于不确定性都会贬值。在非危机时期，对货币追求包括现实货币、信用（比如各种债权、应收账款）也包括对未来的预计的利润。在危机时期，各种信用和未来的收益，甚至珍宝都靠不住，只剩下实实在在的现金。这时，任何不能即刻兑现货币的信用都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无效的信用。由于银行存款也是一种信用，所以一旦银行的可靠性被怀疑，便可能被挤兑——储户不要存款要现金。于是，投资失败的一方四处借债屡屡碰壁，廉价抛售自己的财产。投资成功的一方会加紧催收债务回收现金，在适当的时候用自己的现金收购对方的财产。对资本家来说，经济危机是迅速完成资本扩张的时期，如同追击是战争中扩张战果的时期。不会充分利用经济危机的资本家，如同一个只会击溃对手却不会追击的将军，虽然能战胜对手但是战果有限。破产的资本家的资本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别的资本家的资本。看看那些倒闭的企业，再看看那些迅速崛起的企业，就知道资本到哪里去了。（国有企业大面积倒闭，国有资产哪里去了呢？如果我们看看那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其亲朋在企业破产之后的处境，就不难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资本家为竞争而扩张产能，却不打算消费自己的产品，最终会导致崩溃。为了说明这个命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各个阶级社会成员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为如果经济循环中能有其他的社会成员长期保持稳定而旺盛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经济就不会在产能扩张结束以后崩溃。稳拿经济学从来没有阶级的概念。他们只考虑货币的总量，而不考虑这些货币所有权，忽视货币进入经济循环的目的，用“人们”代替所有的阶级，认为所有人对经济行为用相同的作用。在卢瑟经济学中，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阶级不同，经济地位不同，手中货币的来源和去向必然不同。

首先是工人需求与资本家需求之间的关系。

相比资本家，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属于从属的状态。工人是无产阶级，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他们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只能来自资本家，他们的有支付能力需求由另一部分人对劳动力的需求决定。资本家的需求是主动，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是被动的，是由资本家的需求衍生出来的，来源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力的需求。至于贷款消费，不过是提前透支未来的收入。

资本家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投资需求则受到消费品销售情况的反作用。工人的经济行为则单纯得多，只有消费行为，而且是被动的：他们的支出是固定的，收入则取决于是否被雇佣。工人交付劳动，工资流过工人的手，他们便有了一日三餐和安身之所。他们的经济循环是简单的“货币—商品”的循环。比如，投入1美元，买一杯牛奶；投入100美元，在一个房间那么大的空间中生存一周。

“资本家—工人”二元社会中，经济循环的起点不是工人的需求，而是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而雇佣工人。工人参与经济循环，必须以自身被雇用为前提。对他们来说，参与经济循环的第一件事是找工作，卖出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手里有钱不知道该买什么。经过原始积累和中小生产者破产的过程，无产者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除了被雇用，不再有独立的生活的来源。如果如果他们不被雇用，劳动力不能顺利卖出，则没有任何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一切无从谈起。随着手中的货币不断流出，工人将不断丧失参与经济循环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手中的货币会不断下降——只要活着，每时每刻都要为吃喝，为生存空间支付费用。只要不被雇佣，他们手中的货币很快就会告罄。对那些中低收入的工人来说，账单与工资不知道哪个先到。只要一刻不被雇用，马上就有睡大街的危险。如果他们的积蓄多一些，这个过程也许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他们的帐户最终必然归零。

工人手中永远不会有余钱，迟早都要花出去。自从他们被雇佣，资本家支付他们工资的那一天，就注定他们手中的货币迟早就会回到资本家手中。收入水平越低，相对支出越多，这就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表现。由于处于不利的博弈地位，各种生活负担不断加码，收入来源却不断下降。他们穷忙一生难以糊口，有时甚至需要借债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不是不知道用钱生钱好于卖力气挣钱，而是他们实在难以做到。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投资门槛，他们的有限积蓄很难为他们带来值得一提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不利的博弈地位，多挣了一点，多攒了一点，也必然不是自己的。当他们的积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遭遇实际工资水平下降或者是生活成本上升。这时，不是物价上涨，医疗费上涨，学费上涨，就是房价上涨，要么就是养老费用增加，退休年龄后延（老年人劳动能力衰退，很难找到雇主，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失业状态，要动用储蓄维持生活）。

后面的分析之中，我们默认工人获得货币之后，就会立即购买资本家的商品。现实之中，工人的工资可能经过多次流转回到资本家手中，可以带动一连串的交易行为。这并不影响货币最终回到资本家手中。没有资本家给予工人的工资不能激起后面一连串的交易行为，这一连串的交易行为并不影响这些货币最终回到资本家手中。所以，并不改变定性分析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彻底失去主动权，成为提供劳动力的奴隶。生产过程由资本家主导，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服务。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则由资本家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衍生。他们的消费需求由资本家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决定。所以只要分析资本家的需求就可以了。稳拿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有能力决定经济行为这是骗人的，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决定经济的运转。资本家控制经济活动的主导权，工人属于从属地位。这样的情况下，相同的货币总量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果。不加区分地考虑两类人的行为，简单考虑货币总量而不考虑这些货币属于谁，必然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如果按照分配不平衡，导致货币不平衡，推导出经济不平衡的结果，那么解决方式必然是改变现有财产结构和分配方式，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豢养他们的稳拿愿意看到的。

如果我们承认工人获得的工资来自资本家，必然会推导出在“资本家—工人”二元社会中，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获得的货币，最终必然来自他们所投入的货币。或者说，他们投入的货币，最终必然等于他们获得的货币。如果他们不愿意投入货币，他们便无法获得货币。谁都希望自己多赢得货币，谁都希望自己赢得别人的货币，谁都不希望自己的货币被别人赢得。这是一个死循环：只要大家都不断的消费或投资，大家都能盈利；只要有人压缩投资或消费，大家就都无法赢利。只要有人出现聚敛货币，必然整个经济循环之中的货币循环很快就会崩溃。

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体之中存在手头有大量积蓄的封建地主。他们家族窖藏的货币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猎物。他们用于消费的货币可以填补资本家投入的不足，满足资本家的利润。他们的支出超过他们向资产阶级要求的地租，不断依靠祖上的积蓄弥补日用不足。不过，这种情况很难稳固存在。随着手头货币不断流出，他们迟早坐吃山空，最终负债累累。如果他们变卖土地和祖宗积累下来的珍宝偿还债务，那么这个过程虽然可以延缓一些。用多余的利润资产阶级购买地主的土地，地主用销售土地的钱消费购买资产阶级生产的产品，土地所有权在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发生转移。最终，资产阶级“钱、地双收”，地主“钱、地两失”彻底破产，成为破落户。这时，系统进入“资本家—工人”二元体系，经济规模受制于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货币和土地的总量不变，所有权发生变化。这些货币和土地在地主阶级手中的时候，经济会相对繁荣；全部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之后，经济则会相对萧条。这并不是说地主阶级对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而是地主祖上的积蓄满足了会计核算的标准，资本家为了利润而扩张产能。一旦地主手中的货币和土地都转移到资本家手中，地主阶级消费需求下降，经济规模难免回缩。

资本主义成型期，那些残存的地主、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与资本家一起瓜分剩余价值。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的人行为方式已经被资本家同化，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以后，也成为货币聚敛者，为发财而运动。可以把他们的消费需求与资本家的消费需求合并。他们的投资需求，则往往并不在实体产业，而是集中在土地兼并、金融借贷和投机等行业，并不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需求，有效刺激生产规模。此外，这些人也有资格参与分配过程。任何聚敛行为都将加剧滞销行为。如果这些人只想聚敛不想消费或投资（比如，地主收取了高昂的货币地租，但是并不用这些货币购买商品，而是用来持现或者炒地皮），同样会导致大批产品滞销。在看到破产的地主的前车之鉴之后，现存的地主、金融家和暴力拥有者也会变成聚敛货币者。所以，他们同样可能成为消费需求的短板和投资需求的瓶颈。

如果经济体并不封闭，还应该考虑来自海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影响，无论是向邻国（省、地、县）倾销商品，还是抢夺邻国的投资，实际上都是一种与邻为壑的行为。乙国产品倾销到甲国，甲国产品滞销，或者产业从甲国转移到乙国，乙国新增投资增加，甲国原有投资减少，乙国就业增加，甲国失业增加。 “为了维持国内就业而竭力倾销本国商品，限制进口邻国商品。这种办法即使成功，充其量也不过是将失业问题转嫁给邻国，使邻国在市场竞争中境况恶化。”必然遭到强烈的反击。所以，全球经济萧条时期，往往也是贸易壁垒森严，争端最多，甚至兵戎相见的时期。

如果封闭系统，不考虑出口的话，在生产循环开始，资本家投入多少货币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扣除掉更新原有磨损的设备之后）有多少产品有买主，就已经决定了所有商品能卖多少钱，不论生产产品的总价值是多少。在蟹堡王模型中，蟹老板投入1000美元雇用劳动力，购买原材料，自我消费价值100美元的商品，最终必然只有1100美元的产品有销路。或者说，不论生产多少产品，只能卖到1100美元。如果希望更多的产品有销路，就要不断追加投资。或者说，资本家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购买自己产品。如果资本家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卖到1500美元，就要新增投资400美元。

在蟹堡王的模型之中，我们以蟹老板的个体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产业资本家的行为。现实之中，所有资本家显然不是铁板一块。为了分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总规模，有必要分析资本家之间需求的制约关系，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为此需要引入新的模型。我们引入由甲、乙、丙三个资本家组成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模型。假设某甲开农场种麦子，某乙开面粉厂做面粉，某丙开面包房烤面包。面包在三者之间分配，三者形成循环。在这个循环之中，甲、乙、丙三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互相影响。他们的工人的有支付能力需求由他们的需求衍生，工资最终全部用于消费。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同一个时期的经济循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应资本家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把消费需求对应的经济（循环）部分和投资需求对应的经济（循环）部分分割开，既可以使分析过程更加清晰，也不影响分析的结果。两个循环姑且分别命名为消费循环和投资循环。由于消费倾向性下降，资本家的消费需求的变化小于收入水平的变化，所以相比之下，消费循环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停滞不变的，投资循环却是异常波动的。（实际上，消费循环与投资循环是简单再生产循环和扩大再生产循环的一部分。简单再生产循环时期只包括消费循环，扩大再生产循环时期则包括消费循环和投资循环。）

最初的循环是易货贸易条件下的消费循环。某甲用麦子支付面包，某乙获得麦子用面粉支付面包，某丙面包支付面粉。循环结束，三个人的消费需求都得到满足，没有滞销的产品（小麦、面粉、面包）。假设每磅小麦生产1磅面粉，每磅面粉生产1磅面包。甲乙丙三方各消费500磅面包。于是，某甲提供1500磅小麦，某乙加工出1500磅面粉，某丙生产1500磅面包。三种产品的交换比率分别是：1：2：3。1500磅面包在三者之间平均分配，三者各消费500磅面包。

易货贸易可以顺利实现的交易，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时候也可以顺利实现。假设麦子每磅1美元，面粉每磅2美元，面包每磅3美元。每磅麦子生产一磅面粉，每磅面粉生产一磅面包。甲、乙、丙三方各消费500磅面包。那么某甲左手收入某乙的1500美元货款，右手就把这些1500美元货款交付某丙，某丙转手把这1500美元货款中交给某乙。这1500美元是激活生产循环的种子，最终回到某乙手中。某乙再用这1500美元的货款买麦子。如果这个循环由某甲购买面包开始，也是类似的结果。不论循环购买过程由谁而起，最终结果不变。所有人的产品都有销路，手中都没有存货，也没有额外的结余的货币。整个流通过程运转一周，货币回到流通的起点。如果甲乙丙三个人手下各有若干工人，这个过程也是一样的，不过购买面包的过程，由甲乙丙各自独立购买，变成某甲收入货款，支付工资，工人自己去购买。购买面包的货币还是从某甲手中流入某丙手中。这时的循环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的循环，并不存在任何发财的过程，随着面包被消费掉，所有人都满足了需求，任何人手中的货币都没有增加，谁也没有发财。

当不存在货币的情况下，商品流动顺畅的时候，货币流动自然也顺畅无阻。随着商品循环，货币逆向流动，商品循环顺畅，货币循环也就顺畅。反之，如果没有货币的时候，商品流动就不顺畅的话，有了货币流动也不会顺畅。我们在前面说过，所谓的支付能力，也就是获得社会总产品的能力。所以，如果希望消费循环顺畅，三者之间的消费必须与三者获得社会总产品的能力成比例。

假设在易货贸易条件下，某甲压低面包的需求量的话，某乙和某丙也必然会压低小麦的需求量。下一轮生产循环的时候，从小麦到面包的生产规模都会压缩。比如某甲对面包的需求量下降到400磅，假设交换比例还是1：2：3的话，那么某乙和某丙的消费量也必须下降到400磅。因为某甲只需要400磅面包，所以他只会用1200磅的麦子交换400磅面包。某乙和某丙虽然有更多的需求，但是没有更多的麦子生产面包。用货币交易的话，就是100磅面包没有买主，某丙无法收回货款对应的300美元的货款，在不断赔钱。某甲减少100磅面包的需求，获得300美元的现金。现金从某丙流向某甲。于是，某丙压缩生产规模到1200磅，同时减少面粉的订单。对应的某乙也减少小麦的订单。这时，某丙和某甲之间不再存在现金流动。

在这个例子之中，我们假设每个生产环节的增加值都是1美元，产品总量不变。甲、乙、丙三个人的消费水平相等就能维持生产循环的顺利进行。现实之中显然不会这么恰巧。这时，三者的消费量比例就应该与他们的收入（也就是自身环节的增加值）的比例相等。比如，如果小麦的价格是1美元，面粉的价格是2.5美元，面包的价格是4美元，每磅小麦产生0.8磅面粉，每磅面粉生产0.8磅面包，三者之间的消费应该是什么关系？那么三个生产环节之间的消费比例应该是1：（2.5×0.8-1）：（4×0.8×0.8-2.5×0.8），简化之后为100：100：56。在我们假设的这个价格和产出比率下，三者之间的消费水平必须符合这种比例关系，否则经济就不能顺利运行。

当经济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压缩需求的时候，其它环节也必然跟进。在这个例子之中，某丙仅仅把产能压缩到1400磅是不够的，某甲只需要400磅面包，所以只会为自己的需求支付1200美元（也就是1200磅小麦），超出的部分就要由某乙和某丙用现金补齐。所以，某乙和某丙也必须压缩自己的需求，否则就要用现金支付某甲的小麦。某甲减少100磅面包的需求，全社会一共要降低300磅面包的需求。某甲就是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是可以稳定维持的生产规模）的消费短板。当然，某乙和某丙的两个环节压缩需求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一个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并不是取决于需求最旺盛的环节，而是取决于需求最萎缩的环节。其它环节如果不肯压缩需求，就必须不断给予这个环节货币，以平衡双方的交易。显然这是不能长期持续的。

假设甲、乙、丙三人同时开始挣钱的过程。假设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价格分别还是买1美元、2美元和3美元，每个环节的原有消费需求还是500磅。假设每生产1磅产品（小麦、面粉、面包）要支付工人0.5美元。假设生产循环的规模上升到3000磅，最终的货值9000美元。这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2250磅，包括原有的消费需求1500磅和投资衍生出的工人的消费需求750磅（每个环节0.5美元，三个环节1.5美元，新增1500磅的产量，对应2250美元的工资，必然出现750镑的有效需求），还有750磅面包没有着落。

抛开消费循环的1500磅面包不看，只看投资循环的1500磅面包。

甲、乙、丙三人为了挣钱生产了1500磅面包，价值4500美元。三人一共投入2250美元雇用工人，收回2250美元。同时还有750磅面包没有买主，也就是产生了2250美元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那么每个资本家投入了多少钱，获得了多少利润呢？某甲是投入750美元，获得750美元的利润（获得1500美元小麦款，支付750美元工资）。某乙投入2250美元（其中支付1500美元小麦款，支付750美元工资），获得750美元利润。某丙投入3750美元（其中支付3000美元面粉款，支付750美元工资），销售面包获得2250美元，还有750磅的面包没有着落。这时，如果没有人继续买入面包，那么某丙就要出现1500美元的净亏损。这1500美元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是某丙的投资成为某甲和某乙的利润（750美元+750美元）。某丙不但没有获得利润，而且自己的投资成为了其他资本家的利润。击鼓传花传到某丙这里，如果没有人继续接棒，某丙就要承担损失。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过程因为某甲和某乙的购买而继续运转下去。某甲和某乙的账面上是盈利的，自然没有理由停止对利润的追求。为了继续发财的进程，开始第二轮投资循环。某甲和某乙购买了这750磅的面包，增雇工人生产出2250磅面粉。这时生产循环中的小麦（面粉、面包）总量从上一个循环的3000磅上升到3750磅，其中原有消费需求对应的还是1500磅，投资需求对应的总量从1500磅上升到2250磅。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不考虑消费需求对应的1500磅，集中关注投资需求对应的2250磅。某甲和某乙为了增雇工人购买了这750磅的面包，每人375磅，分别投入了1125美元，也就是不但把前期的利润750美元重新投入循环而且追加了375美元的新增投资。

这时，某丙手中的面包全部销售出去了，获得了750美元的利润。我们再看三人的收入支出情况。某丙的手中面包销售一空，获得750美元（4500美元销售额，3000美元购买面粉，750美元支付面包工人工资）的利润。某甲用1125美元新雇工人，获得2250美元的小麦。随后，小麦全部被某乙买走，某甲获得1125美元的利润。某乙用2250美元买入小麦，1125美元雇用工人，投资3375美元，生产出价值4500美元的面粉。这时，由于某甲和某乙增加投资，农场和面粉厂工人新增的工资是2250美元，已经全部用于购买上一轮循环中剩余的75磅面包。也就是说，这4500美元的面粉，完全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如果循环到此为止，某乙就要累计净亏损2625美元（本轮循环亏损3375美元减去上轮循环盈利750美元），某甲累计盈利1875美元（上轮循环盈利750美元，本轮循环盈利1125美元），某丙累计盈利750美元。某甲和某丙的利润来自某乙的损失。这时，需要某丙拿出5625美元投资（4500美元购买小麦，1125美元雇用工人），生产价值6750美元的面包。这时，为投资而生产的面包从上一轮循环中的1500磅价值4500美元，上升到2250磅价值6750美元，没有消费需求的面包则2250美元从上升到5625美元。

这个循环可以无限类推下去。如果我们继续推演的话，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投资扩张的过程，类似击鼓传花，传递的是商品和货币。前一个环节把产品卖给后一个环节，满足后一个环节的投资需求。后一个环节购买前一个环节的产品，满足前一个环节的利润。只要不断击鼓传花，一笔销售紧接一笔购买，那么大家都在大幅度盈利。产品销路很好，利润不断增加，自然有必要不断追加投资。我们前面说过，资本家聚敛货币的方式不是简单地窖藏货币，而是不断地把货币投入经济循环，以图获得更多的货币。这些产品的销路，其实都是缘于追加投资，所以追加投资是不能停下来的。为了保持击鼓传花不断顺利进行，必须有不断新增的投资。新增投资的规模必然不断扩大，利润率水平越高，扩张越迅速。

这种情况，就是靠投资拉动经济，投资创造需求，需求刺激新的投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一切显得欣欣向荣。三个企业不断的追加投资，就是三个企业利润的来源。甲、乙、丙三人的企业都利润丰厚，都在大幅度增长，都预期未来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货币不断地在农场、面粉厂和面包房之间来回流转，三个公司都把利润再次投入经济循环之中，而没有多余的现金。甲乙丙三个人看着账本喜笑颜开，盘算着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以后能够获得多少利润。

这种循环就是庞氏骗局。现实之中，没有任何庞氏骗局能够无限延续下去。这样的循环必然会遇到各种瓶颈。扩张产能不能完全脱离自然条件、人口数量和科技储备的限制，所以出现扩张的停滞是迟早的事情。一旦产能扩张停滞，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就要兑现前期投入的各种投资，让大量的商品变成利润。农场有有大量的小麦要出售，却因为停止扩张产能而压缩新增的面包订单——压缩面包的订单最终也就意味着压缩小麦的订单。

假设瓶颈出现在某甲的环节，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小麦的播种不能继续扩张下去（或者一场农业天灾，导致小麦歉收价格暴涨）。那么某甲必然会减少面包的订单，同时提高小麦价格。于是某乙和某丙的环节受到双重挤压，一面是销路不畅，一面是原料价格上涨。两个环节的利润下降到一定程度，投资需求很快就会下降。最终也必然影响到某甲。这时整个经济陷入结账状态。在急速的崩溃之后，甲、乙、丙三人不断压缩产量，连锁反应，恶性循环。

一旦停下来就会有人出现亏损。只要后面的环节不再购买前面的环节的产品，前面的环节投入的现金就无法收回。谁的商品积压在手里，谁承担亏损。谁的投资成为同行的利润。我们在前面分析之中看到，如果停在某丙的环节，就是某丙的损失成为某甲和某乙的利润。如果停留在某乙的环节，就是某乙的损失成为某甲和某丙的利润。每用0.5美元雇用工人，就是为了生产价值1美元的产品。所以，产能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缺口，从资本家试图通过投资挣钱的那一刻开始就存在。不过因为不断有后人接盘，新增投资需求掩盖了缺口。隐患一直存在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三个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循环遇到了小麦产量的瓶颈，导致扩大再生存被打断，新增投资需求消失。于是，投资新增的产能与投资衍生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缺口暴露出来，那0.5美元的产品找不到买家。

不论停留在哪个环节，肯定会有人成为接最后一棒的人。究竟谁承担损失却是不确定的。因为生产过程是循环作业，一项投资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固定资产投资甚至需要很多年）才能收回。在前面的例子之中，甲、乙、丙三人都可能成为拿了最后一棒的人。其次，某些环节完全可以通过要求下游预付货款，向上游赊购的方式把风险转移出去。再次，就是同一个环节内部，损失也不确定。因为就是抛开具有高度弹性投资需求不说，也有固定的消费需求。在这个例子中，也就是1500磅面包的消费需求。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生产面包的只有某丙。现实之中，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必然有无数面包店。只要抢先一步，争夺消费需求的市场，就可以把损失转移出去。不论别人是否卖得掉，反正我的产品卖掉了。对资本家来说，棕熊在后面追赶的时候，给自己同伴的膝盖一枪，是脱身的好方法。这时就会出现削价打折潮。大规模减价倾销，挥泪大甩卖，买一赠一，大幅度返点，抢夺同行的市场，都是很常见的。 究竟谁的产品卖得出去，就看谁的营销手段更好了。既然不能挣钱，资本家就要裁员。好听点说，就是减员增效。（劝人主动辞职的时候，都会对工人说：“你们现在先回家，效益好了，自然会把你们招回来。”这是骗人的。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企业效益怎么会好呢？所以，对多数人来说，一旦回家基本就回不来了。）工人失业，加剧产品滞销，产品滞销，刺激工人失业。于是，出现大规模物价下跌，同时伴随大批产品滞销、变质，激烈的打折和大量工人失业过程。

整个过程的表象是物价上涨，然后下跌，甚至连前期上涨的产品也在劫难逃。某乙和某丙不扩张产能了，对小麦的需求自然要下降。某乙和某丙对小麦的需求下降了，某甲自己也要裁员。经济循环之中，投资需求消失，回归到为消费需求运转，产能自然过剩。于是，有人认为是前期的经济过热导致了随后经济危机。这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前期的物价上涨，是扩大再生产循环冲击各种投资瓶颈的结果。冲击之后无法突破，导致利润水平下降，投资需求消失，扩大再生产循环被打断。因为有支付能力的投资需求下降甚至彻底消失，所以导致物价下跌。投资需求下降导致产品滞销，产品滞销进一步推动投资需求下降。滞销与投资需求下降，两者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只要出现一个，必然出现另一个。扩张的规模越大，隐患越大，缺口不暴露出来的原因在于新增投资需求弥补了缺口。资本家自己购买了这些产品。资本家购买产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在将来卖出，于是酝酿更大的缺口。这个缺口一旦暴露出来，除非出现新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否则无法阻止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量下降和经济规模下滑。没有对应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仅仅着眼于物价的波动，试图通过阻止物价波动避免经济危机注定无效：在投资需求支持经济扩张的时候，抑制物价上涨，不过是提前打断扩大自生产循环；在投资需求消失，集体结账的时候，阻止物价下跌，也很难激活投资需求。

如果要避免崩溃，那么任何扩大再生产结束之后，也就是投资遇到各种因素无以为继的时候，都应该立即主动提高全社会（主要是工人）的消费水平。在这个的例子之中，只要把生产每磅麦子、面粉和面包的工资到1美元，或者三人用各自的利润消费掉没有买主的面包，都可以避免崩溃。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很显然违背甲、乙、丙三人进行投资的初衷。他们投资的目的是发财，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消费能力，而不是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人只是挣钱的工具。三人的最终目的不是对方的产品，也不是不断增多的产能，而是更多的货币。经济着陆的软硬程度，与此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关。除非资本家主动提高自己和工人的消费能力，否则希望产能维持在经济繁荣期的充分就业水平，完全是白日做梦。（这也是刺激经济政策到期以后，政府面临两难的根源。如果不继续投资，经济很快就会开始内陷，如果继续投资则难免使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恶化。）

从货币循环的角度看，每次经济周期都好像一轮赌博，就是一轮货币投入循环重新分配的过程。整个市场好像赌场，大家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危机时，按照个人拥有的筹码，重新分配前期投入的货币。账面上的利润能不能落袋为安，既要靠狡诈，也要靠运气。最终，有些资本家的货币多了，有些少了。于是，一部分人成为赢家，一部分人成为输家。总会有一些资本家的货币有去无回，被剥夺进入赌场的资格。这些资本家如果不自尽的话，难逃落入无产阶级的命运。甲之亏损，乙之利润。余下的资本家则不断扩张自己的资本，准备在下一次危机之中剥夺别人的货币或者被别人剥夺。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家总希望获得比自己投入总量更多的货币，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是不可能，因为他们自己是货币的唯一来源，不考虑出口的话，如果没有开采贵金属或政府的印钞活动，那么货币就不能无中生有，只能改变所有权。于是，畸形的生产目的，导致畸形的生产循环，出现周期性的投资高潮和大崩溃。“企业家所玩的这种赌博有许多价值为零的筹码，如果赌徒们有足够的精力并希望玩遍所有的纸牌，那么就全体而言，他们最终将是输家。”凯恩斯的意思是说，必然有大量的产品损失掉，无法卖出去，许多账面的利润最终无法变成实实在在的货币。不过，这并不妨碍某些个体获得利润，扩张资本。某乙获得的筹码价值为零，不是这些筹码的价值突然消失，而是没有人愿意继续购买某乙手中的筹码。某乙购买这些筹码的货币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其他资本家手中。在我们前面的循环中，如果生产循环停留在面粉环节，某乙必然要承担损失。与之对应的是某甲和某丙获得利润。甲、乙、丙三人之间完成货币的转移。如果某乙拍卖自己的资产，而某甲、某丙购买，就是完成财产的转移。

谁都知道这种扩张和收缩的循环必然会周期性发生，但是谁也不能准确预测发生的节点，做到估计产品快滞销的时候就主动压缩产能，估计经济快复苏的时候就主动扩张产能。究竟哪个环节，什么时间结点会出现投资瓶颈，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下降，最终破坏掉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循环，谁也不知道。理论上很容易做到，实践之中就如同要在股市的顶峰抛出，在低谷买入一样。某甲的利润是否能够顺利到手，完全取决于某乙和某丙的投资是否还旺盛，某丙和某乙的投资旺盛又取决于某甲的投资是否旺盛。这就如同：因为不断有资金注入，股市一直向上走，于是大家都继续向股市注入资金；因为大家不断注入资金，所以股市一直向上走。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脆弱的循环，只要一停下来就难免发生连锁性的崩溃。资本都充满希望挤进市场，突然发现没有那么多利润可以瓜分，于是陆续撤出，当大家都回过神来一起向外跑，那就是崩溃了。有些人走得早了，又回来了，分担了逼人的损失，被套住了；有些人走得晚了，套牢了。比如，某丙看到某乙甩卖面粉，又囤积了一批面粉，于是某乙的损失减轻了。可是，某甲和某乙并没有马上增加（甚至减少了）面包的订单，于是某丙被套牢了。如果多数资本家都增加投资必然能使经济复苏。但是，如果只有少数增加投资，那么这时谁主动增加消费和投资，谁就是傻瓜。他的新增投资需求会帮助别人兑现利润，自己获得一大堆滞销的产品，投入的货币则一去不复返。某乙买入更多的麦子雇佣更多的工人，只能使某甲和某丙的情况改善，减轻面包和麦子的滞销，加重面粉滞销，并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在这种博弈困境的情况下，资本家会怎么选择是一目了然的。

究竟谁承担损失，是非常不确定的，往往只是因为运气。没有及时压缩产能，甚至还在追加投资的资本，如同套牢的股东，如果没有破产，就只能苦苦挣扎，盼望经济复苏早点到来。不过，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竞争的压力，投资需求总是春风吹又生，复苏也是很快的事情。

资本家都知道经济会有周期，都知道有崩溃的风险，但是还要源源不断地把货币注入经济循环。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财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是对破产的恐惧。想保持现有的经济地位，就不能坐吃山空。即使不新增投资，至少要维持投资规模产生的利润与自己消费的部分对应。在自由竞争时期，每个生产者的产能都远远低于全社会对该产品的总需求。这时，如果某个竞争对手投入货币，扩大产能，更新技术，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产品，那么即使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变，自己的产品也会滞销，自己就会获得一堆商品，前期投入的货币就收不回来。于是，在竞争的驱动下，或主动或被动争夺市场份额。在前面的例子之中，如果甲、乙、丙三人之中有两个增加投资，那么另一个也必然会增加投资。如果，某乙和某丙增加了投资，某甲自然不会放过某乙增加的小麦订单，除非他的仓库里还有大批滞销的小麦没有处理干净，或者前期制约生产规模扩张的条件还在。一般来说，经过大规模的崩溃以后，生产水平往往大幅度低于潜在产能和前期生产的最高点。对某甲来说，与高峰时期所有土地都用于种植小麦不同，此时往往有大批农田休耕。制约生产高峰时扩张的条件，往往不会制约低谷时生产复苏。何况，某甲不增加投资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时某甲的同行会增加投资。因为某甲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生产小麦的农场。新鲜的小麦自然比仓库里的存货更有吸引力。某甲考虑到同行竞争的压力，就会知道此时增加投资扩张产能是最明智的选择。

自由竞争条件下，任何扩张产能、降低生产成本的行为都可能会引起同伴的追随。所以，停滞不会持续很久。不跟风的人，很快就会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价格高而失去现有的市场。他们将退出生产循环，他们手头的货币很快成为其它资本的猎物。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把货币投入经济循环的目的，或者是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或者是投资。此时的生产规模，经常剧烈波动，如同过山车：或者围绕有资本家的消费需求低水平运转，或者在投资需求的推动下上冲击各种制约因素的极限。这时，如果希望经济循环规模稳定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就需要提高资本家消费需求及其衍生出来的工人的消费需求水平。如果资本家消费能力较低，博弈能力较强，那么便不可能使经济规模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不过，资本家的消费需求水平虽然较低，但是投资需求旺盛，整个经济经济规模剧烈波动，不断冲击极限。所以，相比垄断条件下的长期萧条，工人的日子并不太难过。

信用的出现使得经济循环的过程变得不那么清晰，显得扑朔迷离。但是，信用是货币流动的影子，并不改变货币流动的规律。信用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支付能力，也不会导致少数人手中货币的自动分散，并不改变现有分配结构，即不改变财富的单项积累过程及其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所以不改变问题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会因为有了信用就有了支付能力：在易货贸易的阶段，李四不再需要张三的大米，张三就无法获得食盐。出现货币以后，张三用光手中的货币后，便无法继续购买李四的食盐。信用出现后，张三用光自己手中的货币后，还可以通过赊购的方式继续购买李四的食盐，直到李四怀疑张三的偿债能力，停止供应食盐为止。这时，李四一面会停止供应食盐，一面会要求兑现张三前期的欠账：他必然会逼债，甚至会要求张三用财产抵债。在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中，张三货币枯竭现象。在信用社会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之中演变为债务上升，清偿能力下降。显然，无论哪个时代，张三对食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都不能长期无限地超出李四对大米的需求水平。决定张三、李四长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的，是双方消耗对方商品的水平以及彼此产品的交换比率，而不是交易手段。无论以什么为交易手段，都不会改变李四作为消费短板对张三的压制情况。

信用产生两个作用，第一是支付过程的延迟。第二是节约货币。出现信用以后购买商品可以暂时不用货币，但是延迟支付不是不支付。节约货币不是替代货币。因为信用是未来支付一定货币的允诺，所以李四才会接受张三的借据。如果李四知道张三的借条将来不能兑现的话，肯定不会同意张三延迟支付的要求。除非是另有所图，比如黄世仁惦记杨白劳的闺女，地主惦记农户的土地。张三的借据不能代替货币，否则他就有了靠打白条，毫无代价地无限获得李四食盐的权力。李四显然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国家拥有点纸成金的能力，是因为国家在领土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暴力。民间个人或企业只要一张纸条就能获得商品，那是弗里德曼的臆想。作为书呆子的看法还可以，作为现实之中的交易则不行。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家会接受空头支票。现实之中，注定费尽口舌，资本家雷打不动。很遗憾，掌握交易决定权的资本家不像弗里德曼那么聪明。信心固然比黄金还重要，但是兑现信用的时候如果张三没有黄金，李四便不会对张三的有信心。

信用的顺利运行是以实体交易的顺利运行为基础的。易货贸易可以顺利实现的交易，货币就可以顺利实现；货币可以顺利实现的交易，信用也可以顺利实现。货币的流动以商品顺利流动为基础，信用的顺利流动以货币顺利流动为基础。如果商品不能顺畅流动，那么信用必然也不能顺利流动。只要有人需要这种产品，买者可以拿出足够的支付能力支付购买行为，就不必拿出这笔货币。买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信用并不能凭空创造出对应的支付能力。信用的加入使付款过程可以延迟，另一方面也使得未来付款时，贷款者必须有履行债务的义务。由于延迟支付的作用，信用可以为一部分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前垫付支付能力。然而垫付不是支付，在约定的时间必须完成支付过程。

没有支付能力的一方，到了信用应该兑现的一天，必然还是拿不出支付信用的货币，届时必然无法顺利完成支付过程。私人之间便会出现债主停止借债，加紧逼债，要求对方用财产抵债，双方完成债务清算和财产折价、抵债、过户的过程。如果大量社会成员同时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之中，就是金融危机。如果银行涉及其中就是银行危机。一般来说，由于银行向社会提供信用，所以银行是贷款人的债主，储户是银行的债主，很难独善其身。这时，银行既要逼债，也怕被逼债。如果涉及主权国家，就是债务危机。如果主权国家开动印钞机偿还债务，导致法币迅速贬值，债主抛售主权国家的货币，就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一般包括银行危机，有时也包括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简单地说，金融危机就是私人之间清算过程的扩大版，全社会所有个人、银行、各级政府，甚至国家之间都停止提供借债，并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债务清算和财产折价、抵债、过户的过程。如同经济危机一样，这个过程必然是资本迅速扩张，亦即扩大战果的过程。金融危机期间既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的时期，也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时期。资本的本性决定危机之中没有助人为乐，只有乘人之危。

我们重新回到甲、乙、丙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出现信用以后，三人之间的循环可以不必出现任何货币。假设循环过程由某乙购买某甲的小麦开始。某乙给予某甲一张1500美元的欠条，从某甲那里获得1500磅小麦。某丙给某乙一张3000美元的欠条，从某乙那里获得1500磅面粉。某甲用某乙的1500美元的欠条从某丙处获得500磅面包，某丙用某乙的1500美元的欠条和500磅面包换回自己的3000美元的欠条。最终，三个人各自消费500磅面包，彼此清算没有不能冲销的债务，所有欠条物归原主，所有债务湮灭。在这个过程中，三方生产的目的是满足自身对面包的消费需求。甲、乙、丙各自需要对方的商品，对方也需要他们的商品，他们既有商品可以支付，对方也愿意用接受他们的商品。需求量的比率与彼此分配比率一致。于是，所有的信用都能按期偿还，所以货币可以被信用替代，完全不需要货币，所有的应收帐款和债务最终都能配对，彼此冲销。因为所有人的收入最终都将用来购买其他人的商品，所以无论易货交易，信用交易还是现金交易，都可以顺利进行。换句话说，无论整个系统最初有多少货币，甚至完全没有货币，都不影响交易的进行。信用会自动补齐货币不足的部分，完成有支付能力的交易。反之，如果某一方压缩自己对其他人商品的需求，彼此之间的债务就不能顺利冲销。如果结余的债务不断堆积，最终必然出现逼债和贱卖抵债的过程。

商业银行提供的以银行为担保的银行信用相比私人信用有诸多优势，很快替代了民间的私人信用。商业银行的信用进入流通也并不改变信用流通的过程。不过原先流动的是借条，现在流动的银行贷款和由贷款衍生出来的存款。某乙不再给某甲欠条，而是向银行申请贷款，然后用银行贷款购买某甲的小麦。某乙也不必偿还某甲的货款，因为银行已经垫付了某甲的小麦款，某乙需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某乙向银行申请1500美元贷款，购买某甲的小麦，某甲的账户上出现1500美元。某丙向银行申请3000美元的贷款，购买某乙的面粉，某乙账户上出现3000美元存款和1500美元贷款。某甲和某乙各自用1500美元购买某丙的面包。最终，某乙和某丙各自偿还银行贷款。三个人银行存款消失，贷款也消失。整个过程不变，银行充当了信用中介，一手托两家，既是债务人也是债权人。由于银行的作用，大批原先需要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交易，现在可以使用银行信用成交。于是大批货币被节约下来。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很少的货币，就可以支持很大规模的交易总量。（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是一把双刃剑。）这时，如果由银行信用替代民间信用，对银行来说，就是所有的贷款都可以按期顺利收回。

这时，如果某甲压缩自己的消费水平到400磅，那么某乙和某丙的消费水平也要压缩到400磅。如果某乙和某丙不能及时压缩自己的消费水平，就会出现贷款无法偿还的情况。每一轮循环，某甲的账户上都会新增300美元存款，某乙和某丙都会新增300美元贷款。当某些人账户上负债累累无法偿清的时候，必然对应另一些人账户之中有大量的存款。此时某甲的银行账户上积累了大量的存款，某乙和某丙的账户上积累了大量的贷款。直到某乙和某丙无力继续偿还贷款为止。既然利润向某甲一方聚集，也就注定了某乙和某丙最终无法偿还债务，必然出现危机。如同某乙和某丙不能无限拿出货币一样，银行也不会无限给予某乙和某丙贷款。

如果某乙和某丙长期消费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小麦，并依靠银行贷款支付小麦款，那么银行一旦停止贷款，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当某乙和某丙最终实在无力偿清债务的时候，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这个过程与李四停止向张三赊销食盐一样，不过多了银行这个环节，规模更大而已。在不存在银行信用的交易中，李四会加紧逼债，要求张三用财产抵债。李四的债权中超出张三的财产的部分，李四只好自认倒霉。这个过程有银行这个中介参与的话，就是李四向银行催债，银行向张三催债。银行拍卖张三抵押的财产，李四购买张三的财产。李四存款下降，银行债务减轻。李四的利润中超出张三的财产的部分由银行承担，如果银行的财产抵债后，还有超出部分的话，李四只好自认倒霉。这就是大规模信贷消费创造的繁荣，以及结束后的危机过程。

银行很清楚这种消费贷款的危险性。某甲自然是获得了利润，某乙和某丙迟早无力承担这些债务，银行也不愿意承担损失。怎么办呢？银行想办法把这种危险的贷款包装成糖衣炮弹，转手卖出去。不过，这种糖衣炮弹，谁买谁吃亏。谁会买呢？我们后面在垄断资本信贷消费的部分会给出答案。

投资需求也一样，也可以靠贷款替代货币。某乙贷款购买某甲的麦子，某丙贷款购买某乙的面粉，某乙用某丙的货款偿还自己的贷款，账面上出现存款。某丙的贷款替代了某乙的贷款。下一步，某甲用贷款购买某丙的面包，某丙用某甲的货款偿还贷款，账面上出现存款。某甲的贷款替代了某丙的贷款。随着这个过程中不断循环，存款、贷款不断倒手，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同步增长。

某乙贷款2250美元（1500美元购买1500磅小麦，750美元支付工人工资），生产出3000美元的面粉，某甲账户获得750美元存款（1500磅小麦货款减去750美元支付工人工资）。某丙贷款3750美元（3000美元购买面粉加上750美元支付工人工资），生产4500美元面包，某乙账户获得750美元存款。余下2250美元的面包没有销路。某甲、某乙各自贷款375美元购买1125美元的面包（1125美元面包款减去原有750美元存款），每人账户下增加375美元贷款，某丙账户下增加750美元存款。某甲生产2250磅小麦，某乙贷款2625美元（2250美元小麦款加375美元工资贷款）购买小麦生产面粉，某甲账户中增加1875美元存款（2250美元小麦款减去375美元工资贷款，也等于上一轮循环的750美元利润加上本轮循环的1125美元利润），某乙账户中出现2625美元贷款余额，某丙的账户中有750美元存款。甲、乙、丙三人彼此购买，实现无缝对接，所有的信用都能兑现。信用可以替代货币，货币完全可以退出经济循环。理论上，这个循环可以无限递推下去。

在这个循环之中，经过商品交易，贷款马上变为存款，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时刻相等，只不过属于不同人的账户。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也在迅速扩大。从全局上看，如果把三个人看为一个整体，则是在不断借新还旧。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么银行显然不会无限给予他贷款。但是，如果甲、乙、丙三人轮流贷款的话，那么银行就可能不断给予三人贷款。某乙的贷款偿还某甲的贷款，某丙的贷款偿还某乙的贷款，某甲和某乙的贷款偿还某丙的贷款。所有的贷款都在按期偿还，没有发生拖欠，所以就可以不断获得新增贷款。银行没有理由拒绝给予甲、乙、丙三人贷款，因为三个人都按时归还了贷款，三个人的利润都在增加，存款余额也在增长，三个人都是信誉良好的优质客户。

与不存在信用的货币交易时代相比，此时不断追加到流通中的是银行信用，而不是三个人的自有货币。以信用为交易手段的这个过程之中，传递不仅仅是商品和利润，还有债务。这是在用银行的信用玩庞氏骗局。这时，银行存贷两旺。不过，银行只要停止新增贷款，原有贷款回收就成问题。因为原有贷款回收仰仗新增贷款。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银行突然停止给予贷款，那么以投资需求支撑的投资循环必然会中断。这相当于银行不再对资本家这个整体实行借新还旧，而是要求他们兑现前期承诺偿还的贷款。没有足够的贷款，甲、乙、丙三人均无力支付上一个生产环节的货款，也无力购买原料、雇用工人。上一个生产环节必然产品滞销，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再前面的一个生产环节的账户之中虽然有存款，但是很显然不会用自己的存款替后面的生产环节偿债。某丙无法获得贷款，就无力购买某乙的面粉，某乙便无力偿还银行2625美元的贷款。虽然某甲和某丙的账户之中有2625美元（某甲1875美元加上某丙750美元）的存款，但是很显然他们不会替某乙还债。于是某乙手头有价值4500美元的面粉，拖欠银行2625美元的贷款。商业银行作为全社会的账房和信用流转中心，左边是存款，右边是贷款。左边是某甲和某丙拥有的债权，右边是某乙承担的债务。（所以，我们看到某些人陷入债务泥潭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债务必然对应其他一些人拥有大量的利润。）银行既要向某乙逼债，也担心某甲和某丙挤兑。

不但投资需求对应的投资循环会崩溃，就是消费需求对应的消费循环也会因为没有流通手段而停滞下来。在“小麦、面粉、面包”模型中，甲、乙、丙为了投资而增加的产能固然难以幸免，就是原有的1500磅面包消费循环也会因为缺少流通手段而无法顺利成交。这时，没有银行作为流通的中介，只能全部靠现金交易，必然立即出现货币流通紧张。由于在正常时期，绝大部分的交易都以银行信用为流通手段，靠极少的货币支撑的银行信用体系，支持着巨大的交易规模。一旦信用体系紧缩，信用不再作为流通手段，或者作为流通手段的信用不足，货币重新成为流通的主要手段，那么这些极少的货币必然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经济循环按照原有的速率继续运转。理论上，只要大家都是“左手入，右手出”，极少的货币也足以支持无穷的经济循环。现实之中，“入”与“出”的过程必然有时滞。在某甲“左手已入，右手未出”的时候，某丙自然无力支付某乙的面粉钱。于是，原有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的消费循环，必然规模下降或者周转速率下降。

在以信贷为主要流通手段的经济循环之中，即使没有触及其它资源的极限，银行收缩银根，完全可以造成一次经济地震。结合实际，资本外逃足以在短期内导致一国经济突然停滞，诱发经济危机。19世纪，各国普遍建立以黄金为储备的货币系统。甲国因为特殊原因收缩黄金，完全可以导致乙国黄金流向甲国，乙国黄金储备下降，进而导致银行大规模削减信贷规模，诱发经济危机。这时，即使再恢复甚至增加信贷供应，也难以激活新的投资需求。

这时，某乙一方面会甩卖面粉，一方面会四处借高利贷，应付银行的逼债。于是，利率飙升。某甲和某丙可以考虑放高利贷，敲某乙一笔，也可以作壁上观，在适当时候收购某乙廉价抛售的商品和资产。市面上商品迅猛贬值，处处钱紧。

此外，利率上升到一定幅度，即使不压缩信贷，也会打破投资循环。某丙觉得依靠贷款扩大生产规模无利可图，于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面粉订单。这时，某乙的面粉必然没有出路。某丙不再用贷款购买某乙的面粉，某乙便无力偿还银行的贷款。银行向某乙逼债，某乙四处乱撞，必然利率上涨，商品售价下跌。

以信用为流通手段的经济循环，信用流通一旦出现问题甚至失效，必然导致经济循环停滞。这就是金融危机诱发经济危机。

无论是否出现银行，投资循环都不可能无限扩张。即使银行一直发放贷款，利率不变，投资循环还可能因为其它原因突然停下来，比如某个环节突然停止追加投资：某甲的小麦种植面积已经达到极限，不再增加面包的订单。后面的事情就是经济危机诱发金融危机。

此时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往往先后发生，出现一个，很快就会出现另一个。不论什么原因，投资循环只要一停下来，后面的事情就是殊途同归了。甲、乙、丙三人和银行之间展开债务清算和财产折价、抵债、过户。在银行时代，因为投资失败的资本家希望获得贷款支撑过去，而银行必然收紧贷款加紧逼债，导致信贷供应远远小于需求。于是，危机期间不仅仅出现物价下跌，资产价格暴跌，还出现了利率上涨的表象。有些银行家，会突然使银根吃紧，然后捡便宜。（资本论第一卷，162）

由于两种危机必然结伴而来，所以“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伴随信用的大幅减少，每次信用的大幅减少都会诱发经济危机。”这话是没错的：投资循环被打断，下游企业停止贷款，信用必然大幅减少；信用大幅减少使投资循环被打断。不过，如果以信用减少作为经济危机的根源的话，就掩盖了由于存在工人消费与产出之间的缺口，使得一部分商品注定没有销路，必须依靠银行贷款才能维持投资循环的现实。由于资本家每磅产品要获得0.5美元的利润，又不打算用这些利润消费，注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没有销路，只能靠不断新增的投资需求消化这些产品。

从某种角度上看，在货币为媒介的投资循环中，商品全部是被资本家买下。所有资本家进入赌场，然后重新瓜分货币。在以银行信用为媒介的投资循环中，商品全部被银行买下。银行成为这个赌场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银行为资本家的商品垫付了货款，每个人的战绩都记录在银行的账本上。每一个资本家进行赌博的信用都来自银行，都在用银行的信用玩击鼓传花。某些情况下，银行主动不再垫付。或者，下游的资本家不再申请银行垫付。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银行不再垫付货款，于是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无力偿还银行的贷款。只要投资循环停下来，投资失败的资本家自有资产不足以清偿贷款，银行便难逃干系。

某乙被逼债，某甲和某丙自然不会用自己的存款弥补某乙的贷款。对银行来说，某乙的贷款是资产，某甲和某丙的存款是债务。现在资产对应的现金回不来，债务却不能抵赖。当然，银行在自己承担损失以前，决不会放过某乙。如果某乙有银行存款，就直接扣除。如果扣除以后还不能弥补损失，某乙的抵押物就要归银行所有。某乙的担保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某乙最终实在无力偿还，就要由担保人承担损失。假设某丁是某乙的担保人，一旦某乙无力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就会考虑冻结某丁账户中对应的数额，弥补银行的损失。如此，某丁的账户中减少若干美元，银行的债务减轻若干美元。

银行还会拍卖某乙抵押物（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由某乙拍卖自有资产自己完成）。假设在正常情况下，某乙的房子的市场价格是5000美元，汽车的市场价格是2000美元。现在由银行收回，拍卖得到2625美元，某甲用1875美元的利润购买了某乙的房子，某丙用750美元购买了某乙的汽车。最终，随着某乙的房产和汽车易手，某甲和某乙的账户现金减少2625美元，银行的不良贷款减少为0。整个投资过程，以甲、乙、丙三人冲入市场去发财，以某乙及其担保人某丁的存款、房产和汽车产权转移给某甲和某丙为结束。某甲和某丙的资本扩张，投资失败的某乙很可能被踢出资本家的队伍。

如果银行把某乙榨干净也不足以全数弥补贷款的话，损失就要由银行承担。这时，财产损失者不仅有某乙，还有银行。于是，某甲和某丙完成资本扩张，变成银行的债主，拥有2625美元银行的债权。如果某甲和某丙不放心自己的存款能否变成现金，还可以挤兑银行，提现这2625美元。如果这2625美元是为了维持消费需求的流动资金，那么提现以后很快就会重新存回去。因为消费需求是一直稳定存在的，所以消费需求的流动资金不会在一个人手中长期停留，除非他缩减自己的需求水平。相反，现在这2625美元是某甲和某丙投资的战利品，除非预测到新的挣钱的机会，否则是很难重新投入循环的。极端情况下，如果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足以弥补损失，主动宣布破产，那么某甲和某丙便无法顺利拿回自己的战利品，白忙活一场。于是，某甲和某丙很可能主动采取挤兑行动，保护自己的战利品。

金融危机的过程是全社会大规模清算的过程。债务、债权清算，不足的部分对应财产转移。失败者的财产成为成功者的战利品。不过，此时的全社会信用结构异常复杂，远远超过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整个社会的信贷结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多数人既有贷款也有应收账款，既是债务人也是债权人。这些债权往往比较分散，究竟有能够收回多少并不确定。几个债主同时逼债，催逼比较紧的损失比较少，其他债主则可能一无所获。此外，与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经济危机不同，此时参与清算的不但包括参与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还包括银行和储户。许多债权是间接债权：储户拥有银行的直接债权，银行拥有贷款人的直接债权，储户拥有贷款人的间接债权。好处是贷款人无法偿还贷款，还有银行承担损失，似乎多了一层防火墙。坏处是银行很可能被坏账拖垮，使储户蒙受损失，不确定的间接债权是直接债权多了额外的受损的几率。间接债权人的债权是否会受损失，往往取决于直接债权人讨债是否成功。于是，损失的承担者更加不确定。

一旦某乙无法偿还的贷款总量（也就是某甲和某丙购买某乙资产之后剩余的利润总量）超过银行的自有资本，银行必然破产。也就是说，某乙的资本加银行的自有资本完全划归某甲和某丙，都不足以完成资产转移过程。除此之外，某甲和某丙还有利润盈余。这时，必然出现挤兑。

弗里德曼说现代银行制度，存在被挤兑的可能，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这是骗人的。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不是银行的贷款行为，而是银行为投资需求提供的贷款流到少数人手中之后成为利润。这些人实现了发财的目的，没有继续购买对应的产品，导致投资者商品滞销，货币回流不畅，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于是，银行的资产负债之中，同时出现了无法偿还的贷款和由这些贷款衍生的存款。如果投资失败的贷款人的财产清算以后，仍无法满足投资成功的存款人的利润，银行的自有资产就要与所有存款人之间就要发生财产清算行为。如果不能顺利完成清算，就会导致一部分存款人的债权（也就是存款）受到损失。这时就会发生挤兑。相比银行为投资需求所提供的贷款而衍生的存款，那些为了满足消费需求而存在的贷款所衍生的存款，很难在任何一个人手中长期停留，不容易对银行造成威胁。

这时候，稳拿经济学家会说，只要生产者生产其它商品就不愁卖不出去了，出现产品滞销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你们看，某甲和某丙不是发财了吗？谁让某乙生产面粉，他活该倒霉。银行也活该倒霉，因为贷款给某乙这样缺乏经营能力的资本家。事实上，如果某乙改行，最终也必然出现商品滞销（当然，这时滞销也许不是面粉，而是小麦或者面包）。因为以发财为生产目的的循环中，如果没有外来货币，注定不能所有人都发财，只能是一部分人发财另一部分人破产。在整个生产循环中，注定会出现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谁短板别人谁发财，谁瓶颈别人谁发财。谁被短板，被瓶颈，谁破产。不论谁发财，谁破产，银行都难逃干系。

希望银行信用稳定增加维持经济稳步增长是不可能的。银行给予客户贷款，要由客户的申请，也要判断客户偿还贷款的能力。在投资循环阶段，客户自然会提出申请，银行也可以认可客户的还款能力。投资循环一旦停滞下来，那些获得利润的客户就不会提出贷款申请，而那些陷入困境的客户提出的申请往往会被银行拒绝。某甲和某丙的账户上有2625美元的利润，并不缺钱。没有某乙的订单，某丙不会扩张产能增加对面粉的供应，某甲也不会增加小麦的供应。他们不打算继续扩张产能而是会落袋为安，自然没有必要提出贷款申请。没有订单要贷款有什么用呢？除非是获得贷款转手向某乙放高利贷，或者廉价收购某乙的资产。某乙的手中有大量的面粉没买主，账户上有2625美元的贷款没着落，忙着拆东墙补西墙应付银行逼债。原有的贷款现在还没有着落，银行自然不敢继续给予某乙贷款。于是，我们经常看见银行的客户经理追着利润丰厚的企业乞求对方贷款，也经常看到陷入困境的企业乞求银行的客户经理给予贷款。

这种情况下，希望贷款总量稳步增长是不现实的，除非不考虑陷入困境的企业的还款能力继续无限给予贷款。在全社会大规模资产清算的时期，银行不问青红皂白大量向外借钱，很可能被负债累累的企业拖下水。某乙欠A银行的贷款无法归还，于是向B银行申请贷款，如果此时B银行给予贷款，那么很可能是A银行无法收回贷款，变成B银行无法收回的贷款。最后，B银行李代桃僵，代替A银行承担损失。如果A银行停止逼债，某乙自然不必着急处理手中的面粉，但是谁能保证此时某甲和某丙不会对银行逼债呢？挤兑就是储户对银行的逼债行为。再说，现在某乙拖欠的很可能不止A银行一家的债务，必然还会有其它债务。银行逼债慢了，其他债主必然捷足先登，首先瓜分了某乙残存的一点财产。何况，即使没有其他债主，某乙也可能抓紧时间转移藏匿财产。在全社会大规模清算的时期，不加紧催收自己的债权是非常危险的，大量的本可收回部分甚至全部的债权，可能因为债主动作迟缓彻底变成损失。自己具有大量债务的情况下这样做则更危险。某乙那里本来能收回一部分甚至全部的贷款一点没有收回来，如果储户上门银行怎么应对呢？希望银行不催逼某乙的贷款，甚至给予某乙新的贷款，就是要银行承担全部风险。银行决不会这么做。

再说，即使银行不断给予贷款，投资循环迟早也会遇到各种瓶颈停下来。投资循环一旦停下来，结账行为必然会发生，一旦发生就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并发。即使银行不断给予贷款，最终也必然有一大批滞销的产品。因为有能力支付这些商品的资本家（比如某甲和某丙）并不想要这些商品。他们进入经济循环的目的就是发财，或者说增加自己的账户的余额。银行的作用只是垫付货款，最终必须要有人支付货款，否则银行就无法收回垫付的贷款。如果只有垫付，没有支付，那么不断垫付的银行，就变相成为这些商品的买家，必然面临越来越大的挤兑风险。储户知道银行无力无限承担损失，迟早会挤兑银行。只是要求银行不断垫付，却不要求那些获得利润的资本家支付。把责任推卸给储户挤兑银行，或者银行不继续给予贷款，或者推卸给央行不继续给予银行再贷款，完全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不均：少数人已经吃饱喝足只有发财的需求，他们需要货币并不需要商品，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不足以支付所有的商品，不足的部分就是少数人的利润。发财的欲望在银行信用的支持下，迅速膨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贷款规模也越来越大，像一个纸牌堆砌的大厦越堆越高，也像庞氏骗局越滚越大。庞氏骗局式的发财过程最终的结局必然是货币、产权的重新分配。整个过程不能停下，一旦停下就会出现偿还贷款困难，后面就是清算和崩溃。所以，只有继续膨胀或者崩溃两种结果。

随着利润的增多，与之对应的不能冲销的信用必然越积越多，最终必然酝酿着崩溃。换一个角度看，每次信用大规模失效的过程，都是银行停止信贷要求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偿还贷款的过程。这个过程注定不顺利，因为成功者不会把战利品无偿送还失败者。这也是资本家内部重新洗牌的过程，是投资成功的获得利润者向投资失败的出现亏损者要求兑现利润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货币短缺现象，因为失败者背负大量的债务需要用货币结清，或者说用货币冲销成功者手中的债权。他们要么借入货币，要么变现资产，偿清债权。成功者此时完全可以通过抬高自己手中债权（银行存款）的价格，或者压低对方资产（房产、汽车）的价格，对失败者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

只要银行信用稳步增长就能维持经济稳步增长是书呆子的想法，完全不顾现实世界之中人力、物力、科技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完全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分配不均导致消费能力不足的内在矛盾。

在资本家消费需求以及由资本家的消费需求衍生出来的工人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投资需求及其衍生出来的工人的消费需求可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的过程，往往使用大量贷款。可以认为是靠贷款拉动经济。但是这种拉动过程注定是不稳定的，一旦新增投资不足整个投资拉动经济的过程就会被打断，随后难免伴随大批的银行坏账和大批产权关系的转移。

某种意义上说，大量、分散的投资失败，可以使经济运行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这种投资失败必须是分散的，否则很快就会把大多数资本家排斥出资本代理人的队伍。换句话说，今天是面包滞销，明天就要是小麦滞销，后天是面粉滞销。总之，今天的利润就是明天的损失，今天的损失可以靠明天的利润弥补。损失轮流来，不要一家承担；利润轮流转，不要一家独吞。今天获利的某甲和某丙明天就要亏损，让某乙有盈利翻盘的机会。

每一个投资失败者都应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每一个成功者都不应是常胜将军。昨天投资的成功，不会增加今天投资成功地概率。但是，在没有外界干扰的市场之中，马太效应无处不在。强者恒强，强者有更大的几率再次胜出，昨天的胜利者很可能就是今天的胜利者。所以，这时如果希望维持这种“损失轮流来，利润轮流分”的循环，就需要对中小资本进行不断的扶植，而扶植资金则应该来自对大资本的削弱。因为损失往往集中在中小资本，而利润则集中在大资本，每一轮经济危机都是小资本向大资本贡献资本的过程。

现实之中的损失显然不会均摊。一般来说，大资本有更强的能力趋利避害，小资本则往往血本无归。这个过程是促进垄断的过程，也是促进货币资本向大资本集中的过程。即使没有政府使用行政命令制造垄断，最终也必然形成垄断。只要政府不有意扶植中小资本抑制大资本，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阶段也是迟早的事情。一旦进入垄断阶段货币的流动的就出现了一些关键性的结点。货币循环几乎很难绕过这些关键性的结点。这些关键性的结点有资格要求远远高于其它结点的利润，并直接影响和操纵其它结点的利润和产量。

我们的分析也必须进入垄断条件。

7.19 大厦将倾 下（草稿） ​

我们首先分析为了满足消费需求的消费循环。

在前面的分析之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之中，每个环节的消费量必须等于该环节的收入。每个环节的消费能力都在这个水平，那么货币就是左手出，右手入。所以，不仅仅工人的消费受制于资本家，各个环节之间的资本家之间的消费也存在制约的关系。

假设除了甲、乙、丙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还有一个并行的戊、己、庚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经过经济危机以后，某甲兼并了某戊的农场。于是，某甲成为了麦子的唯一供应商，同时为某乙和某己的面粉厂提供小麦。

由于某庚也能提供面包，所以对某丙来说，某甲消费面包的能力下降到原有的一半，从500磅下降到250磅，价值750美元。如果小麦和面包价格不变的话，某甲只要向某乙出售750磅的麦子就够了。这时，某乙和某丙两个环节只能剩下500磅的份额。某乙和某丙的各自消费水平必须压缩到原来的一半（即250磅），否则就会出现小麦价值和面包价值流动不对称的现象，即某乙和某丙需要用额外的货币支付某甲的麦子。那么某甲就会出现货币的净流入，某乙和某丙则会出现货币的净流出。如果某乙和某丙各自仍然消费500磅的面包，那么每轮循环他们各自就要给某甲250美元。随着某乙和某丙手中的货币不断减少，他们不得不压缩消费水平。最终，某乙和某丙在饿肚子，某甲能吃饱却不能挣到钱。这时就会出现新的平衡状态。经济循环规模从1500磅下降到750磅。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某甲必然充分利用博弈优势，推高小麦价格，进一步大幅度压低乙和丙的消费以及整个生产规模。在这个例子之中，我们假设每磅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价格比率是1：2：3。假设某甲把价格比率推高到2：3：4，那么某乙和某丙的消费水平就要从250磅下降到125磅。如果假设面包最终还是每磅3美元，但是小麦的价格提高到每磅1.5美元，面粉的价格提高到每磅2.25美元。某甲从乙、丙这边获得250磅面包（另外250磅来自己、庚），一共需要750美元，折合500磅小麦。250磅面包供某甲消费，某乙和某丙均分其余250磅，超过这个分量就要用现金购买额外的小麦。这时，某乙和某丙要么降低自己每天消耗的热量，要么不断用积蓄补贴生活费。某乙和某丙积蓄有限，甲、乙、丙的“小麦、面包、面粉”循环的总产能迟早会回到500磅。

500磅面包的产量远远小于甲、乙、丙自由竞争状态下单独循环时1500磅面包的产量，这是因为在某甲消费500磅面包固定的情况下，己、庚分走了一半的产量，小麦价格又上涨了50%。在这个例子之中，只要某甲的环节收入超过750（3×250）美元，某甲就会增加储蓄。由于小麦高度垄断，这很容易达到。相比之下，某乙和某丙在这个水平下，距离满足基本消费需求还差得远。某甲收了某乙的麦子钱，却未必用这些麦子钱买面包。他购买的面包总量等于他消费的面包总量，超过这个数量他便不会购买。

换一个角度看，面包价格固定，小麦价格越高，社会总产品（面包）之中属于某甲的部分就越大。面包3美元一磅，小麦价格每磅1美元，每磅面包就有1/3磅属于某甲，满足某甲250磅需求，社会总产能要达到750磅，多余就会滞销；小麦价格上升到1.5美元，每磅面包就有1/2磅属于某甲，面包总产量达到500磅就够了；小麦价格上升到2美元一磅，每磅面包就有2/3磅属于某甲，面包总产量只要375磅就够了。所以，在某甲消费能力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小麦价格占面包价格比例越高，属于某甲的份额越多，面包越容易滞销。某甲的消费能力和小麦与面包的价格比率决定了社会总生产能力的上限。如果面包的产量超越这个上限，就会出现某甲获得货币利润，某乙的和某丙手中货币下降的情况。

问题的核心是某甲的博弈能力远远超过某乙和某丙，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分配权，而他自己又消费不了这些东西，超过的部分他只要货币。某乙和某丙虽然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支付能力，他们的稳定的支付能力取决于某甲的购买，所以只能以某甲为依据决定自身的消费水平，压缩自身消费。

如果以垄断资本为一方，非垄断资本为另一方，双方的商品交换必须对等，否则就会出现货币流动现象。货币流动不可能长期持续，双方的供需必然不断趋向平衡。一般情况下，控制垄断资本的一方往往是人数稀少的一方，这一方的消费能力决定了另一方的生产和消费的上限。垄断资本及其员工有限的消费完全可以压低经济停滞期的社会消费水平。在垄断资本所有者消费能力固定的情况下，价格指数之中垄断品相对其它各类商品的价格越高，经济停滞期社会总产量越低。在这个例子之中，某甲消费水平不变，小麦的价格从面包价格的1/3上升到1/2，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下降为原来的2/3。垄断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非垄断产品的时候，也就是垄断资本分配份额迅速扩大，垄断资本家撑得要吐的时候。相比之下，中小资本家的消费必然要从属于垄断资本。如果某甲高度垄断小麦生产，本身数量极少，需要的面包量极少，又有能力把小麦数量推到极限的高度，那么某乙和某丙的消费需求水平和与之对应的消费循环规模注定极低。

现实之中，在经济停滞期，经济长期围绕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运转完成简单再生产循环，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次正常”（sub-normal）状态，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趋于完全崩溃。这时，大批劳动力失业，大量产能闲置。如果各种能源、土地等各种垄断资源价格居高不下，社会一片萧条是很常见的事情。假设某国各类商品之中，仅仅是垄断商品的价格和国际接轨，而非垄断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价格不合国际接轨，就说明该国垄断商品所取得的商品的相对份额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该国经济之中，垄断资本的消费短板制约全国经济的情况异常严重。如果这些公司的利润并没有回馈给全社会，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满足他们有限的消费，那么这样的企业越多，实力越强，对全社会消费水平的制约越严重。

与之并存的是，中小资本家遭遇用工荒，工人遇到就业难。两者并存，不是没有工作而是工资水平太低。中小资本控制的生产环节的利润被压低到极限，确实难以开出更有吸引力的工资，这样的工资水平又难以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某甲把面粉价格推高到1.5美元，面粉和面包环节只能获得250磅面包的消费总量。不论怎么分配，某乙和某丙以及他们的工人都很难吃饱。这时，批评社会中下层不愿消费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们是相对消费总量最高的人，他们的收入水平完全受制于另一部分人的消费水平，如果超额消费必然破产。真正掌握消费主动权的少数人，往往是收入最高，相对消费最低的人。他们是这个社会中真正的消费短板。

某乙或者某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消费的短板呢？这是很难的。成为消费短板需要两个先决条件：自身消费相对少，或者自己控制的产品议价能力强。还有一个潜在的条件，就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战利品，即使压低了自身的消费也无非是给别人提供发财的机会。这三点，某乙或者某丙都做不到：首先，由于竞争的原因，某乙和某丙的博弈能力非常弱，分配份额有限，糊口都难，很难大幅压低自身相对消费。其次，某乙和某丙口致的产品是非垄断产品，有众多的竞争对手。如果某乙和某丙试图通过涨价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分配份额，消费者完全可以不买或者购买其他同行的产品。某甲则不一样，他控制的小麦是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任消费者选择。再次，如果某乙或某丙压低了自己的消费试图攒钱，某甲就会把小麦的价格推高到一个新高。现实之中，由于竞争对手某已和某庚的存在，会某甲不断试图通过涨价测试乙、丙、己、庚的消费底线。

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为因素很难成为制约全社会消费的短板，这种悬殊的分配能力往往出现在垄断时期。首先，饿肚子的某乙和某丙必然考虑改行种小麦。如果某一个环节的利润很高，但是人数很少，那么就会产生改行的现象。比如，如果还有闲置的土地，而小麦环节的利润居高不下，必然有人从生产面粉和面包改行生产小麦。其次，同行的压力也会阻碍涨价。在这个例子之中，只要存在某戊，某甲就很难把小麦的价格推高到让乙、丙、己、庚挨饿的地步。垄断资本的出现使得改行成为不可能。再次，非垄断产品涨价，消费者可以减少需求，甚至不购买。垄断产品涨价，消费者绕不过，也躲不开。面包涨价，可以买馒头。小麦涨价了，面包和馒头，都会涨价。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分工细化，某些要素注定成为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土地，比如能源。这些环节成为制约简单再生产循环的关键结点。在生产技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生产流程和所需原料是基本固定的。消费者要减少对这些垄断产品的需求量，除非发生新一轮工业革命。但是，发生新一轮工业革命之后，难免会出现新的垄断巨头。比如，石油替代煤炭成为新的动力的来源，社会对煤炭需求量下降，煤炭垄断资本让位给石油垄断资本。

这时，如果要提高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水平，也就是要降低垄断资本所有者的有限消费能力对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的抑制。具体做法有两个：一是降低垄断品的相对价格，打破垄断使垄断商品价格下降。二是提高垄断者的消费能力。把垄断利润分配给社会上多数人（这些利润本来是垄断资本利用博弈优势，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抢来的，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结合“小麦、面粉、面包”模型，看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是让某戊的农场复兴。小麦环节的消费水平重现上升到1000磅（某甲、某戊各消费500磅），小麦价格重现下跌回每磅1美元。于是，甲乙丙循环的生产规模重新回到1500磅。二是对某甲的超额利润征税。某乙和某丙如果要各自消费500磅面包，每个循环就要给予某甲1125美元（1.5×750）。理论上，可以每个循环向某家征收1125美元的税收，补贴某乙和某丙。使某乙和某丙有能力购买足够的小麦。这个过程必须以政府强制征收为基础，使这1125美元周而复始地运动。

这两种解决方案都需要政府发挥超越市场的力量，触动垄断资本博弈优势和既得利益。由于垄断资本控制政府，最终往往夭折。现实之中，往往选择向外倾销。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之中，某乙和某丙为了能各自获得500磅的消费水平，需要大规模向外倾销面包。这时生产规模需要达到2000磅，某甲获得250磅，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还有750磅销往海外，换取2250美元的现金，支付某甲1500磅小麦的货款。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面包，某甲获得2250美元纯利润。如果加上某己和某庚的话，就需要向海外出口1500磅面包，某甲获得4500美元的纯利润。某丙和某庚向外大规模出口面包充斥世界市场，赢得大量外汇，获得的利润全部上缴某甲，本身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维护甚至增强小麦环节的垄断，自然很利于某甲发财，但是一旦海外市场消失，就要面临大规模产能闲置的局面。

这样的解决方案必然面临激烈的贸易摩擦。抛开贸易摩擦不说，海外市场用什么支付某丙的面包也是问题。在贵金属本位的时代是黄金、白银。但是，海外市场的金银总是有限的。在价值符号时代就更成问题，美元自然可以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是卢布就不那么流行。至于阿富汗尼或者北朝鲜元，出了该国领土就没有人要了。要这些国家能拿出支付本国商品的财宝，而且是源源不断地拿出，是很困难的。这是帝国主义一定会伴随武力扩张的主要原因。再说，任何价值符号都没有内在价值，很难保持价值稳定，就是美元也不例外。换一个角度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实是资本家需要海外的产品。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战胜国默认德国工业复兴的原因，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信贷消费也是一种暂时有效的提高消费需求的解决方式。由银行不断给予某乙和某丙贷款，使他们不断购买某甲的面包。当然，贷款也可以给予他们的工人，使这些工人获得工资以外的消费能力，可以不断购买面包。表面上，某甲、某乙和某丙的利润都在增长，工人的生活在改善，唯一的问题就是债务上升的速度超过某乙、某丙的利润和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超出的部分，对应的就是某甲的纯利润。随着某甲那边不断积累净利润，某乙、某丙和工人这边必然不断债台高筑。银行为某乙、某丙和工人垫付了某甲的利润，知道这样的循环不能持久，这些贷款最终必然无法收回，所以需要转手把这些贷款卖出去，谋取其中转手出售的手续费。把利润归自己，把风险转嫁给别人，这就是金融的奥义。所以击鼓传花，决不能把花留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在前面说过，这样的债权注定难以偿还，这些贷款卖给谁？

购买这些贷款的人，往往是公共资金的管理人。对他们来说，短期的盈利对应惊人的奖金，至于长期的亏损则属于那些公共资金所有人。那些公共资金的所有人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还有谁会关心哪些公共资金的盈亏呢？事情败露以前，自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奖金。事情一旦败露，能跳槽就跳槽，不能跳槽就退休。随着债务不断增长，某乙、某丙的利润和工人收入的越来越多的部分，在到手之前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必然存在某一个临界点，某乙、某丙和工人的债务无法增加。现实之中，不必到达临界点，任何刺激利率上升的行为，都可能使临界点下移。届时，银行停止使用贷款垫付消费资金，消费需求回到原有水平，生产规模回缩，某乙和某丙企业负债累累甚至破产，工人失业无力偿还贷款，公共资金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某甲获得大批利润，银行获得大批手续费，公共资金管理人获得惊人红利。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垄断资本、银行和公共资金管理人联手完成了一次财富转移，各自获得红利。损失则在公共资金和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小资本和工人之间分配。

我们继续探讨垄断条件下，有支付能力的投资需求。

与自由竞争状态不同，对垄断资本来说，压缩产能，制造人造饥荒是最好的获得高额利润的方式。所以，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缺乏投资需求，中小资本的投资需求则被垄断资本所压制。这时，垄断资本成为制约全社会投资的瓶颈。竞争的压力集中在中小资本身上，垄断资本则毫无竞争压力。除了压力，中小资本也有从同行手中抢夺市场份额的动力，所以中小资本有投资的需求。相比之下，垄断资本既无压力也无动力，却可以很方便地控制产量涨价，获得远远超过平时的利润。即使增加供应，也不过是为了让供应量处在一个价格相对较高的结合点上，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与自由竞争状态下，获得利润的同时立即把利润投入流通不同，垄断资本并不急于把这些利润用于增雇人手扩张产能，而仅仅亦步亦趋地有限地扩大产能（甚至完全不扩大产能），通过涨价不断蚕食上下游企业的利润。这首先必然导致原料价格上涨，其次意味着制成品很难上涨（垄断资本手中的利润并没有辗转用于购买新增制成品，所以制成品必然难以涨价，甚至可能降价）。与自由竞争状态下，同时不断追加投资，货币在企业之间不断循环流动不同，此时，不断追加投资的只有中小资本。垄断资本至多亦步亦趋地扩张生产规模，甚至可能完全不扩张。于是，垄断资本不断吸收、囤积来自中小资本的为新增投资而投入的货币。对垄断资本来说出现了货币的净流入，对中小资本来说则是货币净流出。如果中小资本不断贷款支付某甲的小麦，那么就会出现垄断的账户下的存款不断增长，中小资本的账户下的贷款余额不断增长的现象。表面上看，各个企业的利润都在增长，中小资本总能偿还贷款。实际上，中小企业偿还贷款的前提是彼此不断购买对方的产品。不仅如此，垄断资本的利润增长与中小资本的利润增长不同，并不伴随贷款余额的增长。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各个企业不断贷款购买别人的产品，贷款余额轮流转。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不必申请贷款，贷款只在中小企业之间流转。

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小麦价格是每磅1.5美元，面粉价格是2.25美元，面包价格为3美元。假设某丙和某乙在竞争压力下开始增加投资需求。某乙贷款1000美元（750美元小麦款加250美元工资）购买500磅小麦加工成500磅面粉。某丙贷款1375美元（1125美元面粉款加250美元工资），生产价值500磅1500美元的面包。三家工人一共消费250磅750美元面包，还余下250磅750美元面包没有买主。这时，某甲的账户中有500美元的净利润（750美元小麦款减去250美元工人工资）。某乙的账户中有125美元的净利润（1125美元面粉款减去750美元小麦款和250美元工资）。某丙的名下有625美元贷款余额（1375美元贷款减去750美元销售面包的货款）。某丙贷款成为某甲和某乙的利润，比例则明显倾向于某甲。此时如果某乙继续扩大产能，就需要贷款1375美元（1125美元小麦货款加375美元工人工资，减去125美元纯利润）购买750磅小麦和125磅面包，生产750磅面粉。某甲则不需要贷款，上一轮循环的500美元利润足够支付工人工资，还有125美元结余。最终，某甲获得1250美元纯利润（1125美元小麦款，加上轮循环500美元纯利润，减去375美元工资），某乙账户中有1375美元贷款余额，某丙账户中有125美元纯利润（500磅面包，每磅利润0.25美元）。继续循环下去，某丙贷款1937.5美元（1687.5美元面粉款，375美元工人工资，减去125美元利润）购买750磅面粉，某乙获得187.5美元利润。某丙生产750磅面包，价值2250美元。销售375美元，还有价值1875美元的625磅面包需要被某乙和某甲的工人消费。某乙继续贷款3437.5美元（2812.5美元小麦款加937.5美元工资减去上两轮循环312. 5美元的利润）生产价值4218.75美元的1875磅面粉。此时，某甲累计获得3125美元纯利润（1875美元纯利润加前两轮循环1250美元纯利润），某乙账户下3437.5美元贷款余额，某丙账户下有312.5美元利润（2250美元销售额减去1937.5美元贷款）。这样的循环可以无限递推下去。

由于垄断资本的利润率水平高于非垄断资本。所以，垄断资本的自有资本增长更快，对银行贷款依赖远低于非垄断资本。如果垄断资本的利润率足够高，它们甚至可以完全不必利用银行贷款，仅靠自有资金就足以应付流动资金的需要。相比之下，中小资本因为利润率低，自有资本增长慢，必然更加依赖银行提供流动资金，才能跟上生产规模扩张的速度。这并不是因为中小资本不善于经营，而是因为垄断资本利用博弈优势，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强占了中小资本的利润，出现两种利润率。最终，净利润集中在垄断资本账户中，贷款余额则集中在中小资本账户中。

在这个例子中，因为某甲推高了小麦价格，所以生产每磅面包，某甲获得1美元的净利润，某乙和某丙获得0.5美元的利润。由于某甲的利润水平足够高，所以完全不必仰仗贷款，增加1.5美元的贷款，全部集中在某乙和某丙的账户中。或者说，每生产1磅面包，某甲获得1美元净利润，某乙和某丙增加1美元净贷款。这是一种以银行为中介的，债务转移行为。某乙和某丙生产得越多，某甲拥有的两人的债权越多。不仅如此，这种债权还是有银行担保的债权，假如某乙和某丙还不上，还有银行。此外，垄断资本还可以通过拖欠上游企业货款，要求下游企业预付货款等方式，挤占上下游企业的流动资金。这种方式已经多次强调过，不再过多强调。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设某甲亦步亦趋地跟随某乙和某丙扩张产能。实际上，由于某甲具有博弈优势，完全可以进一步压缩小麦供应，继续大幅度提高小麦的价格，于是某乙和某丙的处境更加艰难。

假设原有消费需求对应的消费规模是500磅面包，这时某乙增加贷款750美元希望购买500磅面粉，把产能推高到1000磅。某甲的选择可以是提供1000磅小麦，每磅1.5美元，也可以是提供500磅小麦，每磅3美元。小麦价格上涨到3美元，面粉就不会每磅维持2.25美元，面粉和面包必然价格上涨。假设面粉价格上涨到每磅3.75美元，面包价格上涨到每磅4.5美元。由于某甲不增加小麦供应，投资循环必然无法产生。

更严重的是，由于小麦价格在面包价格中所占比例上升，某甲对全社会的消费需求的制约能力进一步增强。假设某甲从某乙、某丙这里仍然获得250磅面包，随着小麦价格上涨到3美元，面包价格上涨到4.5美元，总产能将由500磅下降到375磅。于是，某甲这块消费短板显得更短了。不仅如此，还有125磅面粉（或面包）没有销路。某乙或者某丙要分担562.5美元的损失，亦即向某甲提供562.5美元的利润。某甲的涨价简单有力，直接地扼杀了某乙和某丙扩张产能的冲动。

这时有人可能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小麦价格不变，那么经过几轮循环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吗？如果某甲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让生产规模扩张起来再涨价，不是可以谋求更多的利润吗？首先，对资本家来讲，“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如“一只鸟在手，胜过两只鸟在林”。在某甲的角度上，并不能确定某乙和某丙是否不断继续使用利润再投资。如果某乙和某丙不再追加投资，那么后几轮的循环就不存在，对应的利润自然也不存在。其次，我们这个经济循环之中，只有甲、乙、丙三个生产环节。现实之中，必然存在无数生产环节。某甲的小麦价格不变，不能保证其它相对次要的垄断产品价格不变。假设还存在一个相对次要的煤炭商某丁，供应三家的燃煤。某甲的小麦价格不变，并不能保证煤炭价格不变。即使某甲出于“养肥了再杀猪”的目的，有意留给某乙和某丙一些利润，也不过是把涨价的机会让给了某丁。所以，对某甲来说“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如此考虑，就不难理解某甲为什么要推动小麦价格上涨了。

如果扩大再生产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为主要内容，也同样会受到垄断资本的制约。如果最初小麦价格为1.5美元，面粉2.25美元，面包3美元。某乙和某丙的环节，各自获得0.75美元。假设此时一种新技术问世，比如节约大量人工成本，同时提高生效率，也可能是新增订单摊薄了原有的成本，总之某乙和某丙的环节，现在各自只要0.5美元就够了。比如原先某丙销售面包采取实体店的形式，现在采取网上下订单、快递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于是一个物流员能够承担若干各售货员的销售任务，减少了大批工资成本。于是，某乙和某丙觉得有利可图，必然采用新技术，争抢订单，试图从某己和某庚的手中夺走一部分市场份额。某乙和某丙希望货币从某己和某庚的手中出去，成为他们工人的工资，最终辗转流入自己的手中，而不是重新回到某己和某庚的手中。随着某乙和某丙利润增加，某甲必然年会开始不断涨价，逐步挤压某乙和某丙的利润。于是，原先购买己、庚面包的货币，现在流入乙、丙手中，随着小麦价格上涨，转而又进入某甲手中。如果面包价格不变，最终小麦价格上涨到2美元，某乙和某丙就不再有利可图了。此时，销售每磅面包某甲多获得0.5美元的利润，某乙和某丙则没有净利润。这时继续扩张产能必然引起小麦价格进一步上涨，面包价格的下跌。某乙和某丙为了不陷入亏损之中，会主动停止投资。这时，由于没有新增投资，投资循环再次崩溃。此外，由于大批劳动力失去工作，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总消费需求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面包价格不变，小麦价格更高，某甲自然有资格获得更大的份额。某乙和某丙环节人工成本从0.5美元下降到0.25美元，两个环节工人消费总面包的比例由1/3((0.5+0.5) ÷3)下降到1/6((0.25+0.25) ÷3)。由于某甲的消费总量不变，获得面包的份额从1/2上升到2/3，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必然更低。这时，社会总生产规模会下降到375（250÷2/3）磅。直观地看，新增一个物流员就业，同时增加五个售货员失业，需要的劳动力更少，就业更困难。

现实之中，垄断资本的选择往往是介于按照上下游企业需求扩张产能并不涨价，或者完全不扩张产能单纯涨价之间。垄断资本往往扩张一部分产能，但不完全达到上下游企业的扩张投资的要求，同时涨价。一般来说，垄断程度越高，越容易选择完全不扩张产能。反之，则容易选择扩张产能。

这时，垄断资本往往成为全社会投资的瓶颈。某乙和某丙存在投资需求，是因为只要他们的产品能卖出去，可以从每磅产品中获得0.25美元的利润。一旦这些利润消失，他们自然就没有继续扩大投资的欲望。某甲则在不断尝试涨价，试图把这些利润全部吞并过来。由于博弈力量悬殊，某乙和某丙对某甲的涨价要求很难抵抗。只要某甲通过涨价彻底实现全部吞并某乙和某丙利润的目的，某乙和某丙就会停止扩张产能。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做得越多，原料越贵，成品越便宜，越不挣钱，甚至赔钱，那么这个企业必然压缩产能。于是，投资需求消失，只剩下有限的消费需求。投资循环被迫中止，只保留简单再生产。与自由竞争条件下，投资循环过程受制于自然条件等外生瓶颈不同，垄断条件下投资循环过程往往受制于内在的垄断资本的压力。由于原料成本上升、成品售价下降，继续扩张产能变得无利可图。垄断资本剥夺了中小资本的利润，使中小资本扩张产能也无利可图，在这样的条件下，投资循环难以发生，一旦发生也容易被打断。

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的观点。他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意味着厂商增加投资时预期利润率递减，新增投资无利可图，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引起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而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意味着成本增加，从而会使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下降。第二，投资的不断增加会使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增加，而产品数量增加会使其市场价格下降，从而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也会下降。

凯恩斯的描述似乎自相矛盾。既然投资品（原材料）供给价格上升，产品价格下降，那么生产原料有利可图，为什么不压缩现有商品的产能，改行投资原材料呢？既然凯恩斯承认有大批非自愿失业，很显然原材料的生产潜力并没有达到极限。实际上，凯恩斯有意回避了一个潜在条件，就是投资不能随便改行。明知某些行业利润上升，本行业利润下降也不能随便改行。很显然，利润上升行业现有厂商有能力阻止外来投资进入，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垄断状态。

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是垄断的必然结果，其实很好理解：对垄断资本来说，增加垄断品供应意味减少垄断资本的利润。扩张垄断品的产能，敞开供应，和搞人造饥荒相比，并不划算。垄断资本本身自然也没有扩张产能的动力。对中小资本来说，增加投资不过是给垄断资本进贡，很快就会触碰利润的上限。某乙和某丙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自由竞争的面包销售价格下降，垄断的小麦的价格上涨。某乙和某丙的新增利润受到两头挤压，很快为零。某甲的利润会迅速增加，迅速积累大量的货币和债权，某乙和某丙手中的货币会迅速下降，债务则会暴涨。于是，垄断资本的选择是减少投资，中小资本的选择是小猪跟着大猪跑。最终，全社会的投资需求不足，陷入为满足垄断资本有限消费需求服务的死气沉沉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经济长期停滞。这就是本文对所谓的边际效率递减的解释。

如此好理解的事情，凯恩斯为什么说的如此含混呢？《通论》出现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时经济高度垄断。少数垄断资本抑制全社会中小资本扩张产能。中小资本任何扩大生产行为，很快就会导致手中的货币资本流向垄断资本，然后一去不回头。垄断资本注定是赢家，垄断资本高高在上，非垄断中小资本杀得你死我活，精疲力尽，弹尽粮绝。凯恩斯在《通论》中基本不触及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之间的矛盾，所以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如果凯恩斯点明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压榨，承认资本家内部有阶层分化，必然不得不承认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而推导出资本对劳动力的压榨。如果我们看《通论》最后的部分，就会看出其实凯恩斯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不过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捅破的话，就是暗示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合理性了。当时，自由垄断资本主义穷途末路，人心惶惶。凯恩斯在《通论》中想证明的是资本主义改良的必然性，而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他写《通论》的目的是为政府赤字财政拉动经济找理由，而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找理由，自然不能不曲笔了。病情早就确诊，但是医生没有勇气给病人开死亡通知书，所以只能开点饮鸩止渴的虎狼药。

垄断资本统治下的危机，损失集中在中小企业这边。在前期的投资循环过程中，利润主要集中在垄断资本一方。胜负早已决定，不过没有揭盖子而已。危机作为清算过程，不过是确认战果而已。投资需求一旦消失，没有新增追加投资，必然面临前期投资的债务和利润的清算。这时，中小资本新增投资的多数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的利润已经到手。对应这些利润的贷款则集中在中小资本身上。垄断资本显然不会用这些利润去弥补中小资本的债务。这时进行清算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偿还银行贷款，中小资本廉价抛售各种财产。垄断资本则好整以暇作壁上观，盘算在适当的时候，廉价收购各种财产，让自己控制的债权变成实物资本。

清算过程中的资产的转移使垄断资本迅速扩张，所以危机之中进行兼并可以事半功倍。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一次大规模的兼并过程，垄断资本手中握有大量的利润，趁机吞并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小资本，出现“垄断资本进，中小资本退”。随着垄断资本的优势强化，这种过程不断加速。因为垄断资本获得绝大部分利润，中小资本承担绝大部分风险，所以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中小资本靠自由交易，完全不可能撼动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中小资本的出头之日并不在他们自己，而在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果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支撑不下去了，那么幸存者的博弈地位就改善了。不过，垄断资本完全可以主动收购要倒闭的上下游企业，并把垄断优势扩展到新的领域。这种做法和地主利用债务兼并农民土地异曲同工。于是，随着垄断资本扩张，经济循环垄断程度的加深，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萧条之中。

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资本家都把利润源源不断地投入经济循环。结账的时候，肯定会有货币和债权的重新分配。最终的损失由谁承担并不确定，有时甚至完全靠运气。周期性的出现投机高潮，资本家们不跟风不行，必须周期性跟风下注，否则就会坐吃山空。自由资本主义的赌场，虽然不断有人被清场，但是也不容易出现常胜将军。于是，所有资本家不断下注，定期崩溃，大呼小叫，热闹非凡。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却并不热衷于把利润投入本行业，以免危害现有利润水平。由于超强的博弈能力，中小资本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资本贡献货币。最终崩溃的时候，损失基本可以确定在中小资本之间分担，而垄断资本基本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于是，“大家集体进入赌场，然后瓜分筹码”的模式，变成了“垄断资本开赌场坐庄抽头，中小资本之间击鼓传花，垄断资本稳赢不输”的模式。所有的货币或债权单向流动，不断汇拢到垄断资本手中。钱都被庄家赢走了，庄家又不喜欢主动下注，导致整个赌场自然死气沉沉。从某甲的角度看，是很乐于看到某乙和某丙积极下注的。因为他注定是赢家，庄家赢钱的前提是赌客们主动下注，赌客们下注越积极，庄家赢钱越多。只要某乙和某丙们积极下注，某甲就可以趁机获得超额利润。不过，这个乐于看到积极下注的前提是自己不下注。因为某甲控制了大多数的货币又不主动下注，某乙和某丙也没法下注。（当然，垄断资本手中的货币并不是彻底沉睡的，我们后面会看到垄断资本怎么使用它们的利润。它们使用利润的主要方式，不是扩大生产，而是兼并和投机。届时，垄断资本下注的方向就是中小资本跟风下注的方向。）如果要赌场恢复活力，就要打破垄断资本的高度垄断状态。如此，长期停滞自然就会被打破，由长期的死气沉沉恢复到热热闹闹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周期性“复苏—繁荣—过剩—崩溃”过山车状态。中小资本在市场中显然不是垄断资本的对手，只有政府有这个能力。当然，这是控制政治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决不会同意的。

与消费需求一样，中小资本的投资需求也要从属于垄断资本。它们在投资方面也丧失了主动权。任何中小资本自发的投资行为都会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销售价格下降。中小资本沦为垄断资本的奴隶，它们的经济行为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要从属于垄断资本。这就如同工人是资本的奴隶，工人的经济活动从属于资本家一样，垄断资本需要中小资本无非是因为需要有人组织非垄断品的生产。在竞争的压力下，中小资本自然兢兢业业。由于产销分散等原因，兼并他们的行业无利可图。

结合前面的信贷消费，我们可以看到：对垄断资本统治的经济体来说，垄断资本既是压低全社会消费水平、制约消费需求的短板，也是抑制中小资本产能扩张、制约投资需求的瓶颈。只要生产规模超过以垄断资本的消费需求为短板的简单再生产循环，就要源源不断地给予垄断资本利润。不论这种超过的原因是中小资本家或者工人在贷款消费，还是中小资本家在扩大再生产。与自由竞争条件下，货币和信用在各个资本家之间来回流转，击鼓传花不同，垄断资本控制的环节称为货币和信用循环中的关键结点，货币和信用不断沉积在垄断资本手中。对垄断资本所有者来说，自身消费能力有限，投资欲望不足，自然没有必要把大量的利润不断投入循环之中，必然不断积累货币和债权。于是，利润不断地稳定地积累在垄断资本的账户中，与之对应的是其他社会成员的账户中负债累累（或者是大量海外贸易盈余）。

此时，垄断资本投资无心，消费无力，中小资本跟在垄断资本后面，吃点残羹剩饭。整个社会的经济循环规模长期低迷停滞，难以扩大，自然死气沉沉。如果生产规模扩大，必然伴随惊人的利润和债务，酝酿危机。危机实际上是垄断资本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清算的过程，所以危机迟早会会发生，结果也是注定的。

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某些人获得了他们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透支了自己的收入，导致负债累累；某些人不顾市场行情，盲目申请贷款，扩大生产规模。这两类人陷入债务泥潭纯属咎由自取。他们不但自己陷入债务的泥潭，还拖累了社会。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为：某些人拥有超强的博弈能力，获得了巨额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他们既不打算消费也不打算投资，其他社会成员为了满足基本消费需求或者尝试投资不得不负债累累。这些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危机。这些拥有超强博弈能力的人，自己穷奢极欲却压低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阻碍社会进步，给其他人套上债务的枷锁进而诱发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兼并弱小资本。

出现民间的债务危机，究竟是谁的错？关键在于评价者的立场。不过，少数人通过垄断关键生产生活要素获得超强博弈能力，导致极度不均的社会总分配结果，是出现危机的重要潜在条件。这时，经济运行规模上升，超过垄断资本消费短板局限的生产水平，必然酝酿民间的债务危机。在这种分配模式下，如果要避免债务危机，只能压低经济规模。从这个角度看，少数人超强的博弈能力与较高规模的经济运行水平不兼容是问题的关键。经济低水平运转的根源在于以资本为核心的分配制度，每个人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权利必定不断试图拥有资本，并使自己的资本不断扩张。于是，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而是为了让少数人发财。发财，恰恰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之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动力。既然以发财为动力，自然要想方设法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获得财产，即抬高自己的支付能力压低对方的支付能力，以获得两者之间的差额，并要求对方用财产弥补差额。如果多数社会成员已经被少数社会成员征服，不能拿出更多的财产弥补支付的差额，那么经济自然长期在低水平运转。所以，“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问题与今天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 “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以垄断资本作为消费和投资短板进行分析。现实情况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还包括地主、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他们的行为与产业资本家高度同化，也是以发财为自己行为的最高目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和金融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要素，暴力则是一切产权关系的基础。只有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生产过程才能顺利运行，所以他们的经济地位往往并不低于（甚至常常高于）产业资本家。他们也完全可能成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

破解这种经济困境的方法并不难，但是必须改变现有的分配模式。这种做法，必然彻底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统治一切的社会基础。于是政府试图采取其他迂回或者折中的办法，实现的“医治这一痼疾（注：失业问题），同时又保留了效率和自由”（凯恩斯，《通论》，24章）的效果。这里所保留的“效率和自由”其实是保留私有产权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真正的效率和自由。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在垄断资本统治的社会中，社会生产并没有效率，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更没有自由。

这时，政府以一个新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的身份加入了经济循环。与一般的社会成员不同，政府既是需求者，也是信用提供者，还可以是货币提供者。政府可以通过征税和印刷货币两种方式支付自己需求，也可以通过再贷款或者核销不良资产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

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货币总量是相对固定的。济循环之中的货币不会凭空多出来，也不会凭空减少。在贵金属时代，货币主要来自开采和海外贸易的盈余，外国的货币其实也是开采出来的。随着货币价格变化，一部分货币会退出经济循环变成贵金属器皿，一部分器皿也可能变成货币回到经济循环。除此以外的绝大多数交易，货币都是从一方手中流入另一方手中。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不足的时候，银行信用可以自动弥补。于是，经济循环之中多了银行债权，也就是银行的信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贷款。银行可以创造信用，但是不能创造货币。银行可以发贷款，开银票，但是不能凭空变出银子。贷款到期必须如数偿还，回不来的贷款太多，银行就有被挤兑的风险。所以，银行的信用与货币是有区别的。弗里德曼说经济危机期间大量货币消失，其实货币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信用。银行收回原有贷款，同时减少新增贷款，信用总量自然下降。货币从一个人的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并没有消失不过变换了主人而已。如果不考虑货币的跨境流动，除非有人开采、熔铸货币，否则货币的总量是不易轻易变化的。政府遇其他社会成员不同，在辖区内拥有绝对暴力，也就拥有开动印钞机的权力。这时，货币准确地说应该是法定货币，是价值符号，其唯一来源是政府的印钞机。银行的银票必须“见票即兑”，而央行发行的钞票则没有兑换的义务。央行增加贷款供应，却不必担心不能顺利偿还的贷款会引发挤兑问题。此时政府能创造信用也能创造货币，政府的信用随时可能转化为货币。货币和信用之间，两者的界限相对模糊得多。银行可以从央行申请贷款，如果这些贷款不能顺利偿还的话，如果政府愿意救援，也可能变成货币。最终，来自政府的新增的贷款很可能变成增加货币供应。所以，我们的分析也分成两部分，政府不开动印钞机和政府开动印钞机。

与民间交易一样，我们首先需要探讨政府不开动印钞机情况下的支付能力。除了印钞，政府有很多手段获得财政收入，比如拍卖国有资产，比如国有资产收入，比如拍卖国债，比如各种税收和收费。拍卖国有资产受制于国有资产上限。拍卖国债必然受制于国家偿债上限。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与一般资本的支付能力一样，可以并入前面对企业的分析。如果国有资产从事的行业是垄断行业，完全可能成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如果不是则可能与一般中小资本一样受到垄断资本的压制。相比之下，税收和收费是最稳定，最可靠，最普遍也最持久的收入。

我们可以认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税收，亦即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一部分。政府的收入可能来自社会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一边，也可能来自被压制消费和投资的另一边。政府的收入来自不同的人群，对经济的影响是绝对不同的。如果来自短板和瓶颈一边，无疑相当于提高了短板和瓶颈的需求水平，缓解了短板和瓶颈对全社会经济规模的压制，提高了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规模。如果来自被短板被瓶颈的一边，则无疑进一步压制多数社会的有效需求，尽管此时的经济规模不变，但是多数人的支付能力必然下降。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收入来自两边。不过，由于政治力量悬殊，政府的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被短板被瓶颈的一边。

在甲、乙、丙的“小麦、面粉、面包”中，小麦价格1.5美元，面粉价格2.25美元，面包价格3美元。某甲消费250磅面包，提供500磅小麦，全社会总生产规模是500磅面包。如果这时对某甲的财产课以2250美元的税收，并用这些税收购买某丙的面包，那么全社会的生产规模就会提高到2000磅面包，其中政府消费750磅面包，某甲消费250磅面包，某乙和某丙各自消费500磅面包。我们不必担心某甲没有能力承担这些税收，因为某甲在把某乙和某丙的总消费水平压低到250磅以前，必然已经获得了大批货币。我们也不必担心某甲日后没有能力继续缴税，因为只要按照2000磅的生产规模运行下去，某甲的收入将上升到3000美元，每轮循环都能获得2250美元的利润。政府从消费短板一边征收税收，然后把全部征收的税收用于消费，提高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和生产规模。如果政府把从某甲处获得的税收用于投资，也可以拉动全社会的投资规模。如果某甲是国有垄断资本，把全部利润上缴而不是私分，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这个过程是政府代替某甲消费、投资，只要让某甲消费不了的利润转起来，就可以突破人为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除了某甲，所有人皆大欢喜。

如果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某乙和某丙，那么就将进一步压低某乙和某丙的消费水平。假设政府向某乙和某丙各自征收75美元的税收，并且全部用于消费。那么最终全社会的消费水平还将是500磅面包，其中某甲250磅，某乙和某丙各自100磅，政府50磅。政府的税收进一步压低了某乙和某丙的消费水平。对非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环节征税，并不能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只能压低被课税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从某乙和某丙处收税进行投资也是一样，投资瓶颈并没有突破，政府的投资压低了原有的民间投资水平。除了某甲，所有人都要受到损失。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成为消费短板的极少数社会成员承担税赋的潜力远远大于对其他社会成员。这是因为，极少数成为社会消费短板的社会成员能承担的税收总额的上限，受制于全社会的实际生产潜力，而其他社会成员承担税赋的上限则受制于极少数消费短板的消费水平。同样的税赋总额，比如前面的例子之中的2250美元，加在某甲身上是可以承受的，加在某乙和某丙身上则可能激起革命。因为某乙和某丙的全部收入不过750美元，而且没有上升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对某甲的税收应该是对某甲的财产课税，比如银行存款、房产、地产、收入和遗产，而不是对小麦课税。对小麦征税，则某甲完全可以把小麦价格提高，把税收负担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转嫁给某乙和某丙。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小麦征税，实际上是对某乙和某丙征税。要对某甲的财产征税是很难的，首先必须要求某甲公开财产，这必然遭到某甲的强烈反对。随后制订的税收政策的过程中，某甲也必然为自己留出技术性的后门。某甲豢养的经济学家也会大声疾呼：“政府的税收破坏了效率和自由！侵犯了私有财产！打击了勤俭者！”虽然他们的主子发财与勤俭关系不大，但是只要有人出钱，睁眼说瞎话也是一种收入颇丰的职业。

所以，在垄断资本控制政治资源的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税收的负担的主要部分要由中小资本承担。国有垄断资本的利润则经常成为管理者和部分员工的私人的禁脔，等同于他们的收入。所以，要求国有垄断资本上缴利润也不容易。在这样的国家中，希望政府通过税收使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财产分散开，停滞的经济重新高速运转起来，基本没戏。个别情况下，政府甚至会增加税收通过各种方式补贴个别垄断资本，进一步增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

在政府以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不触动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既得利益，希望政府的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拉动经济规模是不现实的。在非短板和非瓶颈部门征税并支出，并没有突破原有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不过是政府财政开支替代民间支出。我们在前面分析过，只要存在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经济规模一旦超越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所制约的水平，就要满足控制短板和瓶颈的少数人发财的需求。所以，如果不打算触动全社会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既得利益，又希望提高经济规模，就要在税收的基础上额外增加开支。这些额外的支出不能来自对被短板和瓶颈所制约的人群的税收，否则不过政府消费和投资替代民间消费和中小资本投资，并不能扩大经济规模。换句话说，如果不打算触动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又希望突破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就需要采用赤字财政。这就是凯恩斯在《通论》中绕来绕去想说的事情。

我们首先分析政府增加消费需求推动简单再生产循环规模扩张的情况。这时的经济循环与大规模出口时期的生产循环大同小异，不过是政府替代了海外市场购买这些多余消费品。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之中，为了让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的消费水平，政府需要大规模消费面包。假设这时生产的规模达到2000磅，某甲获得250磅，某乙和某丙各自获得500磅。政府赤字消费750磅面包，支付2250美元的现金，辗转成为某甲1500磅小麦的货款，某甲获得2250美元纯利润。如果加上某己和某庚的话，政府就需要消费1500磅面包，某甲获得4500美元的纯利润。面粉和面包环节所获得的利润全部上缴某甲，本身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于是，每循环一次，某甲的利润增加4500美元，对应政府的债务增加4500美元。政府一旦停止投入这4500美元，生产循环的规模就会退回去。

我们接着分析政府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循环扩张。这时的扩张过程与某甲坐庄，乙、丙扩张产能的投资循环大同小异。如果政府购买某丙的面包用于投资，就会有大量的货币向某甲流动，不断成为某甲的利润。乙、丙和政府之间击鼓传花。由于某甲是全社会的投资瓶颈，乙、丙无力自发推动扩大再生产循环（如果他们能自发推动扩大再生产循环，经济就不会停滞了）。此时的扩大再生产循环能继续下去完全仰赖于政府不断追加投资，停止投资的条件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一点与某乙和某丙主动扩大再生产时遇到利润上限而停止扩大再生产不同。只要政府停止新增投资就会发生崩溃。这就如民间的投资循环中一旦有一方彻底停下来，整个循环难免崩溃一样。

自由竞争状态下，任何人的投资在结算时，都可能面临无法收回的情况。垄断时期，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不断积累货币和债权，主动投资和消费却并不多，崩溃的损失主要由非垄断的中小资本承担。政府加入非垄断一方自然凶多吉少，必然一起承担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政府可以把损失转移给民间，这就如同在某甲的统治下，某乙和某丙分担损失，某乙有时可以把损失转嫁给某丙。由于某甲已经获得了巨额的纯利润，乙、丙和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是亏损的。损失将在乙、丙和政府之间分担。只有三方都亏损的可能，却没有三方都不亏损的可能。乙、丙不亏损，政府就难免亏损。政府不亏损，乙、丙必然亏损。如果政府的投资能够收回，甚至能够盈利，那么必然对应某乙和某丙的产品没有销路，出现亏损。现实之中，政府往往并不能全身而退，中小资本也要承担一部分损失。政府完全无法收回投资，中小资本的处境会略好一些。政府收回投资越多，中小资本承担的损失越多，整体经济形势必然越恶劣。政府如果完全收回投资，不承担亏损，必然对应大批中小资本倒闭，被垄断资本吞并。刺激经济政策并不能稳定促进经济复苏，却能稳定促进垄断资本进一步扩张。如果最终导致大批中小资本倒闭，就更是助纣为虐。

政府新增投资刺激经济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购买大量原材料的建设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减少购买原材料开始输出产能的生产过程。在第一个阶段之中，政府投资的产能并没有释放出来。而是大量购买原材料，是向经济循环投入货币的过程。这和政府购买消费品拉动经济没有区别。政府支付货币，甲、乙、丙（主要是某甲）获得利润。这时是经济形势企稳、向好、转暖的时期。这时，只要胆子足够大，订单下的足够多，可以完全看不出经济危机的迹象。全球一片萧条，只有这边风景独好。第二个阶段，政府投资的产能已经释放出来，准备挣钱，也就是从经济循环之中吸收货币偿还投资贷款甚至盈利。这时，不但政府的投资需求不存在了，还需要甲、乙、丙购买政府的产品。没有政府的新增投资，投资循环自动出现减速崩溃的趋势。这时是经济形势异常复杂艰难时期，政府投资收不回来，失业率再创新高。消费需求萎缩，新增投资需求下降，电也不紧张了，车皮也闲置了，随时可能发生硬着陆。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企稳、转暖、向好”时期和“经济形势异常复杂艰巨”时期，不是孤立骤变的两个时期，而是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正是因为前一个时期大规模投入订单，所以才有后一个时期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前期投得越多，经济越稳，后期亏空越大，摔得越狠。这时强调信心是没有用的，账本比信心更实际。看看刺激政策期间政府财政支出的情况，垄断资本公司和中小资本公司的盈亏情况，垄断商品和其他各类商品价格变化情况，那些垄断资本家及其员工（比如华尔街的肥猫）的收入水平和财产增长情况，就会知道为刺激经济而投入的货币的去向，也会知道为什么中小资本纷纷压缩产能，更会知道为什么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对政府投资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有宏伟的工程，庞大的生产潜力，就一定有强大的生产力，就是增强国力。以工程的宏大程度作为标准，判断政府投资行为对刺激经济改善就业的效果，这是完全错误的。生产潜力不等于实际生产能力，不代表实际国力的提升，更不代表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制约生产规模的不是生产潜力，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成为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少数人有限的消费能力和萎靡的投资欲望。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也可以说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对这些工程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有足够的需求），任何宏大的工程都不会缺少建设经费。反之，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消费短板或者投资瓶颈对这些工程的投资并没有需求或者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任何宏大工程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大量产能被闲置的背景下，增加产能也不过增加新的闲置的生产资料，制造更大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导致更严重的亏损而已。没有足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些生产能力永远是潜能，而不是实际生产能力。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经济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是能带来足够的利润。在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社会中，以利润考核的话，这些项目都是亏损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备要么亏损运营，成为投资者的负担；要么停下来，最终锈蚀殆尽。如果要这些产能发挥作用，又不愿意改变分配结构，克服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就需要由政府不断追加新的投资，最终必然无以为继。这些项目，除了聊以自慰，没有任何用处，虽然宏大也不过是一种由政府赤字负担的强制消费。

无论政府增加消费还是投资，只要生产规模高于受消费短板制约的生产循环的水平，垄断资本就可以获得净利润。只要政府停止投入，经济循环的规模都会回缩。最终的生产规模只能停留在受消费短板制约的消费循环水平。经济循环规模回缩的过程，就是经济循环的崩溃时期，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滞胀沫崩”之中的“崩”。如果损失由中小资本承担，中小资本将陷入债务危机。如果投资损失由政府承担，政府将陷入债务危机。现实之中，往往双方都要承担一部分损失。因为无论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必然都大量利用银行贷款，所以无论损失由谁承担，银行都难以脱身。这时，必然出现利率上升、物价下跌。

政府投资和消费之中的跑冒滴漏越严重，同样的投资总量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造成的各种副作用越严重。与出口相比，政府消费很可能并不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而是选择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也就是说，债务增加更快，而增大经济规模的水平却更差。与民间投资相比，许多政府投资的工程在开工以前已经有大批的投资款项不知去向。这样的工程往往还严重拖欠工程款，施工建设单位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量资金从建设中游离出来，脱离实体产业，被囤积起来，或者参与投机。不但不刺激就业，而且推动物价上涨。与此同时，这些工程质次价高，是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的支出迅猛增长，政府债务也就迅猛增长。

我们前面的分析之中已经指出，垄断条件的扩大投资循环一旦崩溃，中小资本从整体上看，必然是输家。从个体上看，虽然有少数幸运儿，但是其中的多数很难全身而退。更何况，由于政府控制新增订单，中小资本为了获得订单展开激烈竞争。所以，政府的项目时常拖欠货款。由于层层转包，虽然这些货款已经从政府的账户中支出，但是不知道被什么人挪作什么用处了（一般来说，这些钱往往已经辗转加入投机大军了）。处于博弈劣势的中小资本，能拿到政府的订单已经不错，自然不敢催缴货款。由于政府拖欠货款，中小资本往往要贷款才能维持。这种情况下，一旦政府停止继续提供订单并收紧银行信贷，中小资本必然陷入债务危机。不仅如此，如果垄断资本趁机推动垄断商品价格上涨（这是可以预期的必然选择），那些没有接到政府新增订单的企业，必然在政府加大投入之初就经营困难。比如，没有拿到政府订单的某己、某庚，却要直接承受小麦价格上涨的压力。此时，由于原料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商品售价，没有政府订单某己和某庚必然陷入亏损的境地，干不下去了。这是很常见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政府投入大批货币（或信用）创造了短期的繁荣。一旦停止投入，必然原形毕露。为了维持繁荣，必须不断投入。于是，政府的债务和垄断资本的利润，互为因果，同步增长。民间交易中，超出社会成员支付能力部分的需求，会导致民间社会成员负债累累，甚至破产。超出政府有支付能力的收入的部分同样会导致政府负债累累，甚至面临破产的威胁，这时就会发生债务危机。政府负债累累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大规模战争，比如各种浩大的工程，用超越政府支付水平的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规模是其中之一。需要注意的是，战争期间或者修筑大规模工程期间，就业率往往达到极限，任何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工作，政府这些大规模支出的目的虽然不是增加就业，但是同样实现了刺激经济，大规模增加就业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推行赤字财政并不一定导致负债累累，如果政府能有效收回投资或者增加收入，那么赤字虽然会出现，但是并不能稳定存在。政府借钱投资，比如修建铁路，投资期满收回投资。如此可以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政府消费，比如修建广场，如果能增加税收收入回收货币，偿还债务，也可以周而复始地运动。这两种方案如果能够实现，就可以达到既扩大经济规模，也不会导致债务堆积的效果。

政府投资难以收回的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主要利润归少数人所有，这些人对增加投资并不积极。通过税收回收投资和消费的难点则在于多数税收负担注定属于中小资本等社会中下层，而不是获得大量利润的垄断资本。于是，增加税收回收前期投资和消费的投入，相当于从中下层那里征收补贴中上层，即使能收回前期投入，此时的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水平也必然进一步下降。

政府刺激经济行为，如果既不想出动社会顶层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利益，又希望扩大经济运行规模，必然使自己陷入不断堆积的债务之中。

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迟早陷入债务危机，最终难免以印钞解决。抛开印钞不谈，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加税，减少财政开支，拍卖国有资产的手段平衡不断增加的债务。已经陷入债务危机的政府的国债必然难卖，即使卖出也必然对应非常高的利率，其实就是政府在借高利贷。看看希腊的例子就不难理解。至于增收减支，由于少数人控制政府，政府负债之中的绝大部分，最终必然能由社会中下层承担。加税或者减少开支必然进一步压缩社会中下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导致经济规模进一步萎缩。“基本思想是极容易了解的。在利润丰盛的时候，这些利润归于私人金融小集团，作为资本主义制度适当报酬；在有重大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就由纳税人分担，作为团体精神的一种表现。”（保罗?斯威奇）政府拍卖国有资产回收多余的货币，和某乙拍卖汽车、房产甚至企业偿还某甲的债务没有区别。政府投资或消费，靠出售不可再生的国有资源回收前期的投入，则难以保持周而复始的循环，因为国有资源的总量会不断下降。政府出售可再生资源回收前期投入，虽然可以顺利回收前期投入货币，则会进一步强化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这两种方式与垄断资本廉价收购中小资本的资产，没有本质的区别。政府的债务解脱了，多余的货币回收了，政府控制的资产化公为私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名下，促进垄断资本进一步集中。某甲的垄断实力进一步加强，必然进一步压缩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会导致经济规模的进一步萎缩。这几种方式最终往往是对垄断资本有利，而对社会其他成员不利的。何况，对政府来说，自己控制的国有资产下降意味未来收入的进一步下降，必然是极不情愿的选择。

有些政府没有印钞的权利，以财政收入为担保，大规模向银行贷款。贷款到期之后，这些政府很容易陷入债务危机。在有些国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甚至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央政府自然不能坐视地方政府破产，就会替地方政府承担所有债务。这些地方政府增加的债务，可以等同于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最终往往也是以印钞的方式解决。反之，有些政府虽然是主权政府，却不具备印钞的权利，比如希腊。自己没有印钞权，也没有上一级政府愿意承担，只能陷在债务之中，难以脱身。

以上几种解决方式，都有种种不便，均不如印钞便捷。历史上看，政府陷入债务危机是很常见的，直到价值符号成为主流货币才把政府彻底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一般来说，只要能印钞，直接印钞就会成为政府解决债务的首选手段。

不过，如果政府采取印钞的方式平衡债务，必然导致流通中的货币不断增长。这些无法回到政府手中的货币，无论来自央行对民间银行的再贷款还是政府无法偿还的债务，注定长期滞留在经济循环之中。直观表现是经济总量停滞或者缓慢增长，货币增量的增速远远超过经济总量的增速。

除了税收和支出，政府还有一项重要的经济行为就是在危机期间，为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提供信用，避免进一步的清算，保证需求循环不至于停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些信用中的多数将难以收回。最终必将演变成新增货币。

每次危机都是一次结账的过程，如果对自己拥有的债权产生怀疑，资本家便会尽可能地以现金的形式兑现自己的利润，同时减少货币和信用投入，以免被同伴拉下水。这时需要由政府出面提供信用担保，帮助投资失败的资本家和银行挺过难关。

政府通过央行给予银行再贷款，做出所有人的存款都能兑现的承诺，如此便可以避免挤兑风潮和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保证由消费需求的消费循环不至于有于缺少流通手段而停滞下来。实际操作之中，当市场利率高于一定程度的时候，银行就会申请政府的再贷款，然后由银行给予企业贷款。比较常见的是再贴现：央行通过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的已经贴现但是尚未到期的商业汇票（也就是某乙的借据），向商业银行提供融资支持（也就是贷款）的行为。这种再贷款行为比较成规模的话，就是所谓的央行大规模救市。除了直接的大规模再贷款，还有很多变种。美国的“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也是一种变种：央行购买大量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鼓励银行和企业增加贷款。由央行提供基础货币或贷款缓解银行资金紧张的方法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向银行提供贷款，可以帮助一部分银行和投资失败的企业渡过难关。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某乙投资失败，某甲和某丙获得2625美元的利润，某乙承担2625美元的损失。假设某乙拍卖资产获得1000美元，还有1625美元没有着落。银行承担损失，面临挤兑风险，于是收紧信贷，市场利率上升。政府通过央行给予某乙的银行1625美元再贷款，使银行的挤兑压力下降，推动市场利率下降。银行对某乙也不再步步紧逼，某乙可以相对从容地拍卖自己的房产和汽车，可以卖一个相对较高的价钱，从某甲和某丙手中多获得一些货币，减少自己和银行的损失，也就是减少某甲和某丙趁火打劫的收益。不久，由于新的投资高潮的到来，某丙和某甲会重新开始扩产投资。也就是开始重新购买某乙手中积压的面粉生产面包。这时，某乙便可以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偿还央行。于是一切回到起点，大家重新开始击鼓传花。即使某乙的商品已经损失了也没关系：只要他没有被淘汰出资本家队伍，就还有偿还贷款的机会。因为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利润和贷款不断倒手，利润和损失并不确定。只要参与赌博，就有损失的可能，对应的必然也有胜出的机会：这一轮循环的结果是，某甲和某丙获得2625美元的利润，某乙损失1000美元资产，辗转获得1625美元的贷款，下一轮循环的结果可能就是某乙获得利润，某甲和某丙损失资产，辗转获得政府贷款。政府的介入避免了某乙的破产和银行被挤兑，保证了某甲和某丙的利润不会因为银行倒闭而化为乌有，资本家开始接受央行的存在。

于是，每次经济危机到来，央行都大规模增加贷款供应，降低银行贷款利息，减缓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在自有竞争资本主义时代，这味药能缓解病情。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央行贷款和降息这味灵丹妙药失灵了。

首先，垄断资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因资金链异常紧张而需要贷款的中小资本则难以获得贷款。由政府贷款挽救企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一旦开始进行这一类的抢救行动，它就必定会发现，想要规定一个合理的范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政府和银行来说，完全无法区分哪部分贷款需求对应消费需求，可以顺利偿还；哪部分再贷款需求对应无力偿还的失败的投资和成功者的利润，无法顺利偿还。如同我们在前面分析之中，甲、乙、丙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在自由竞争模式下，1500磅面包对应的产能是由消费需求支持的消费循环，超过的部分是由投资需求支持的投资循环。首先，银行显然不能确定消费循环的规模。其次，即使能够确定消费循环的规模，也无法确定具体需要的贷款总量。为了维持1500磅的面包究竟需要多少贷款支持是不确定的，甲、乙、丙的自有现金可以替代一部分贷款需求。何况即使面包价格和总量都确定的话，所需贷款总量也与整个循环的流通速度密切相关。再次，即使能够确定消费循环规模，也无法决定究竟给予哪个企业贷款。因为现实之中的市场，不是只有甲、乙、丙三个人，而必然有无数的农场、面粉厂和面包房，由无数企业对应的无数循环。它们一起扩大生产，它们的产品对应所有的需求，既对应消费需求，也对应投资需求。银行显然不能认定，A企业的产品对应消费需求，可以收回贷款，B企业的产品对应投资需求，无法收回贷款，进而选择性地给予贷款。这样的鉴定，本身就是一个对企业生死的选择。任何一个自己的同行获得贷款而自己被拒之门外的企业都会强烈反对。最后，如果政府只对一部分贷款需求给予再贷款，银行难免承担一部分损失，还是可能出现挤兑现象。所以，政府的选择必然是不加区分地给予再贷款，银行则是对财务状况比较好，与政府和银行关系密切的企业给予贷款。换句话说，垄断资本和没有陷入绝境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真正需要贷款的某乙或某丙往往很难申请到贷款，而银行却往往央求握有大量利润的某甲贷款。某甲虽然不发展生产，但是有时也会申请贷款，转手借给某乙，或者借给各类社会金融机构由这些机构转手借给某乙。至于投机等其它用处，我们后面再说。

降息和贷款可以使陷入困境的资本挺一段，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余产品的销路，最终还是需要其他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继续购买多余产品。否则，即使银行敞开给予中小资本贷款，他们也难以偿还。政府的成功介入有一个潜在的条件，就是握有大批利润的企业为了投资扩大生产规模重新购买其它企业积压的产品，把以前赢得的利润投入投资循环。这样，申请贷款的企业就有能力在未来的复苏期销售积压产品偿还贷款。这个潜在的条件在垄断资本出现以后不复存在。首先，垄断资本不愿主动扩大再生产，中小资本必然长期产能过剩，产品滞销，财务状况不良，难以偿还贷款。某甲赢得大量的利润，却不愿意主动扩大再生产，去购买某丙的面包。于是，某乙的面粉注定一直滞销，最后发霉变质。其次，由于垄断资本具有超过社会一般水平的利润率，每次政府通过央行发放的新增救援贷款即使全部给予中小资本，其中的绝大部分注定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流入垄断资本手中，从此一去不回。最终，中小资本自然无力偿还这些贷款。所以，即使银行继续给予某乙、某丙贷款，某甲亦重新开始购买某乙的小麦，也不过是增加某乙、某丙的债务和某甲的利润。投资循环一旦再次停顿，某乙、某丙必然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之中，必然有更多地贷款无法偿还。

在垄断条件下，银行是不轻易给予中小资本贷款的。银行不再不步紧逼，已属不易，至于新增贷款，则是免开尊口。中小资本想获得贷款渡过难关，往往就要向垄断资本或者其它社会金融机构借高利贷。这些债主知道中小资本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很大，不过他们还是乐于借出。如果中小资本能偿还高利贷，就赚取高额利息；如果不能偿还，就廉价兼并中小资本的抵押物。许多时候，他们盼着中小资本无法偿还贷款，以廉价占有抵押物。这就如同地主在灾年借给农民粮食，真正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农民“借一还八”的利息，而是为了兼并农民的土地。所以，对地主来说，农民还不上高利贷是更有利可图的。还有些高利贷来自集资，发起人本身没有多少自有资金，也没有考虑过借贷者无力偿还怎么办，只是考虑眼前集资和高利贷之间的利差。众多中小资本陷入困境的时期，高利贷生意异常火爆，往往也是非法集资的高发期。由于中小资本顺利偿还贷款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这些高利贷最终往往以闹剧收场。当然，某些企业虽然经营劣迹斑斑，但是仍然能不断获得银行贷款，这些企业能获得贷款的原因往往由人脉关系或政治因素决定，这样企业的境遇在某些国家虽然常见，却不具有代表性。

银行乐于是借钱给稳赢的垄断资本，而不是借给稳输的中小资本。垄断资本贷款的用途，往往并不是扩大再生产。再说，政府提供给中小资本的贷款越多，中小资本输得越多，将来无法偿还的贷款越多。许多暂时盈利的中小资本，即使能获得贷款，也不申请，原材料涨价，销售不畅，申请贷款干什么用呢？于是，申请贷款的主要目的不是投资建设，而是大规模的投机，或者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表现为短期贷款多，长期贷款少，流动资金贷款多，建设投资贷款少。所以，这味药失灵了。

过去有人认为，货币危机是银行制度有缺点造成的，只要有一个按照适当灵活规则办事的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就可以把货币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这就是建立联邦储备制度的理论基础。央行的加入可以给中小资本提供贷款，却并不能让垄断资本购买中小资本的商品。那些存在垄断资本账户中的利润所对应的注定无法收回各类的贷款。所以，央行可以增加中小资本的债务，也可以增加垄断资本的利润，却不能减少垄断资本的利润，填平中小资本的债务。央行并不能替代垄断资本主动购买中小资本的商品，完成两者账户之间资金的逆向流动，不能扭转垄断资本账户存款余额越来越高，中小资本账户贷款余额越来越高的趋势。随着这些贷款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中小资本和银行再次陷入债务之中。一旦这些贷款到期，如果不想出现崩溃就要不断提供新的贷款。所以，QE之后有QE2，后面很可能还会有QE3，甚至QE4。

政府除了给予银行再贷款，鼓励民间贷款，常见的方式还有政府申请银行贷款直接投资或消费。政府可以以财政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和消费。政府从银行获得贷款，支付货款。这些货款一样可以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对应政府债务增加。政府能否收回投入的贷款，完全看损失承担情况。

来自央行的贷款辗转变成银行的无法收回的贷款，最终成为银行的负担。这些贷款不断增加，必然酝酿银行危机。如果要求资不抵债的银行申请破产，储户账户中的一部分存款必然消失。这时，流通中的信用总量必然下降。货币和信用的增速与经济规模的增速基本持平。

如果央行为了避免银行危机，允许银行可以不断申请再贷款，或者其它类似借新还旧的贷款，信用总量便不会下降。这时，不断地结新还旧，就是事实上的不必归还。于是来自央行的信用必然不断扩张。有时，银行是国有银行，可以把不良债权卖给国家。银行获得现金，央行获得债权。央行获得永远无法收回的债权，银行被解放，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出现这两种情况，流通中的货币和信用总量必然不会下降。

于是，本来是政府通过央行出面担保暂借某乙和银行资金，变成了政府承担某乙和银行不能承担的损失，兑现某甲的利润。于是，货币和信用增速必然领先于经济增速。如果我们把货币和信用总量看为一个整体的话，与这个整体最接近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是广义货币M2，与经济规模最接近的宏观经济指标则是GDP。现实的表现就是M2的增速远远快于GDP。大量的再贷款和是广义货币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实际之中，占据社会分配顶端的不仅仅是垄断资本，还有其它生产生活必需条件（比如土地、金融、暴力）控制者。这些不良贷款除了成为垄断资本聚敛的财富，也可能成为其它社会顶层聚敛的财富，总之是不再回来了。

随着流通中的货币和信用的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增速，单位法币的价值必然不断下降，与贵金属摘钩只是迟早的事情。这时，就会出现对央行的挤兑，也就是用法币换黄金（或者其它储备，比如白银、外汇）。最终，央行金库中有限的黄金（或者其它储备）必然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法币，为了避免大规模换取黄金的浪潮，法币必然与黄金摘钩。

与一般的资本家不同，政府可以创造货币。政府通过央行提供再贷款避免商业银行被挤兑，政府可以宣布法币与金银债摘钩避免央行被挤兑，所以法币发行也不必受到库存金银的限制。表面上看，政府拥有创造无限支付能力的权利，自然可以创造无穷的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只要开动印钞机，既可以避免银行危机，也可以避免政府债务危机。这就为货币危机埋下伏笔。

“企业家所玩的这种赌博有许多价值为零的筹码。”这些筹码价值为零的原因是找不到愿意接盘的下家。比如某乙手中的面粉如果卖不出去，就是价值为零的筹码。既然其他资本家不愿意购买这些筹码，那就不妨让政府出钱买去。简单地说，假设资本家都赚钱，那么赚谁的钱呢？不过是某甲赚某乙的钱，某乙赚某丙的钱，某丙赚某甲的钱。大家循环往复，一旦停下来必然有人赔钱。 “但若有效需求很充分，则技巧和运气二者，只要中平就够了。”（凯恩斯，《通论》，328，商务印书馆）凯恩斯这里说的有效需求就是我们提到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句话通俗地说就是：既然大家彼此赚钱肯定有人亏本，那么政府增加货币（法币）投入，大家都赚政府的钱不就都能赚钱，而且不必有人承担损失了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政府买入这些资本家们不愿意买入的筹码，或者为资本家垫付货款，自然可以使资本家们避免损失。但是，如果资本家不愿意辗转买回或者赎回这些筹码，政府必然无法顺利回笼货币。变相地相当于政府在不断购买资本家不愿意购买的产品。政府为了避免资本家损失投入的货币越多，无法顺利回笼的货币必然越多。政府创造的法币虽然可以在政府暴力的支持下进入流通循环成为支付手段，但是并不能保证稳定的内在价值。所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其它类似的经济现象是可以预期的副作用。

如果预期到政府会不断注入货币，继续握有大量的现金，就不划算了。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的资本，怎么会坐视自己手中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而不断缩水？“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凯恩斯，《通论》，322，商务印书馆）凯恩斯希望垄断资本老老实实地看着存款不断增长，价值不断缩水，实在是太低估了资本的主观能动性了。对垄断资本来说，此时可以调动的资金异常充裕：一方面政府放松信贷，可以大规模申请廉价的贷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政府消费或投资行为，垄断资本获得大量利润。它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无论是为了保值，还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它们都必然在自己的行业之外，开辟第二战场。

垄断资本可以谋求更高的垄断效果，比如像上下游产业扩张、廉价兼并中小企业。垄断资本也可能进行大规模金融投机。在物价上涨的年代，无论是中小资本还是工人，都希望找到保值的方案，于是他们的投资就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垄断资本还可以通过囤积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者大量占有土地、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提高消费品价格，对多数人实行二次剥削。多数人不得不购买的商品（时髦的说法就是“刚需”商品）都是炒作的好题材。这些商品不愁销路，所以在垄断资本投入货币买入这些商品的时候，就注定这些货币会回来。对多数人来说，由于手中能调动的货币有限，或者不具备大规模囤积的储存条件，即使知道物价上涨，也无法有效大规模囤积。所以，不得不接受讹诈。垄断资本的思路很简单，什么可以促进垄断就兼并什么，什么容易吸引跟风者就炒什么，什么不可再生囤积什么。

不论垄断资本把资金投向哪个方向，都会引起该商品价格的上涨，引来中小资本的跟风潮。中小资本手中往往也握有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不知道该投向哪个方向。小猪跟着大猪跑。既然大猪做出了选择，小猪自然尾随其后。当然，中小资本也可以选择不跟风。不过，即使他们不跟风也是要给垄断资本进贡的，因为垄断资本有办法控制他们不得不买的商品。对中小资本来说，与其将来承担投机的负担，不如现在主动跟上去，也许还能分一杯羹。于是，甲、乙、丙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庞氏骗局，不过从生产面包转移到虚拟资本、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炒作和投机。于是，在实体产业凋敝的时期，却出现生产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以及虚拟资本和土地的投机盛行。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垄断资本投机生活必需品，必然增加有支付能力的产品需求，可以刺激经济。如此考虑未免太低估垄断资本的代理人的智力了。同样是生活必需品，垄断资本的投机，并不会处处下手，四面开打，而是会选择短期内难以增加供应的商品集中突破。短时间内迅速买入大量的商品，减少市场供应，甚至销毁一些，推动价格暴涨，吸引跟风资本接盘，最后逐步抛售。炒作的主动权掌握在资本手中，炒作的目标永远是供应不足，短期内难以增加供应的商品。一旦产量恢复正常，他们马上换庄。比如，大蒜歉收，黄豆丰收，就炒大蒜，搞“蒜你狠”。第二年大蒜丰收，黄豆歉收，就转手炒黄豆，搞“豆你玩”。所以，大蒜的价格能在短期内如同过山车一样上来下去。拥有货币的一方掌握炒作的主动权，拥有商品的一方只能被动接受炒作的结果。这就如同装甲兵与非摩托化的步兵交战，步兵可以“深挖洞、广积粮”，但是装甲兵总能避实击虚，从步兵防御阵地中选择薄弱点作为突破口，集中兵力开始主动进攻。从步兵重兵防守的地方绕过去，寻找步兵防御的软肋一击必杀。反过来，当步兵集中兵力试图反击的时候，装甲兵早就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战场的主动权永远在机动力高的一方手中。有人说投机炒作有价值发现的作用，可以促进生产资源从供给过剩的产品转移到供给不足的产品。这么说是没错的。不过，他们还少说了半句。他们选择的目标绝不是短期内可以轻易增加产量的产品，那些改变自己种植品种的农民，则往往吃亏。如果农民看到大蒜价格暴涨，于是改种大蒜，那么第二年投机者肯定不会继续坐庄大蒜。多数农民改种什么作物，那种作物必然暴跌。事实上，即使经济停滞期，也难免出现某些产品产量的波动。无论投机行为存在或不存在都会发生，不会因为投机行为的存在而减少。相反，在炒作过程之中，绝大多数生产者难以获得好处，而消费者却要承担额外的生活成本。

垄断资本投资虚拟资本和土地也不是处处下手，而是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容易引起跟风，容易获得利润的商品作为投机的目标。有些国家，经历房地产市场暴跌，大量抵债的房产有待处理，无人问津，垄断资本自然会选择进入股市或者投资海外。有些国家股市缺乏监管长期低迷，垄断资本自然倾向于选择土地。垄断资本必然会结合现状做出最优的选择。对中小资本来说，猜测垄断资本会炒作哪种虚拟资本或者哪里的土地，如同猜测垄断资本究竟会炒作哪种商品。猜中的概率并不大。再说，炒作的主动权在垄断资本手中，如果某些国家的虚拟资本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上涨到高位了，继续投入不能引起新一轮追涨，垄断资本也不会进入，而是会选择合适的时机去投资海外，也就是资本外逃。一般人都知道不去给套牢者当解放军，掌握信息优势的垄断资本更不会去干这种傻事。有时，一旦预测到政府将大规模印钞解决债务危机，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潮，用手头的法币兑换外汇和黄金，而不必等到政府正式开始印钞。这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政府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如果该国黄金和外汇储备丰富，这些资本知道自己来得及撤退，则往往先继续投机而并不着急兑换法币。

物价上涨过程，对中小资本来说，很容易成为一种隐性的压榨。有观点认为，物价上涨以后，商品销售以后的利润率更高，所以对资本家更有利。前半段是没错的，后半段则值得商榷。我们在前面《飞舞的蝴蝶》中已经指出，物价上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商品同步上涨。博弈能力强的垄断产品的涨幅，往往要超过一般商品。换句话说，虽然售价上涨了，但是成本上涨更快。如果中小资本卖完现有存货，不再进行生产也就罢了，如果要继续生产就要不断购进原料，原料（尤其是垄断性原料）的价格的上涨幅度，往往要超过成品售价的上涨幅度。在甲、乙、丙三人的“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显然小麦价格的上涨速度要超过面包价格，于是某乙和某丙的利润不断被压缩。物价上涨以后，商品销售的利润确实更高了，不过只要维持生产循环，就是垄断产品的利润更高了，一般商品的利润更低了，所以对垄断资本更有利，对中小资本则非常不利。

这时，由于有大量廉价的贷款可以利用，银行最终往往身陷其中。如果垄断资本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必然引起中小资本的跟风投入地产。于是，投资的主战场从实体产业转入房地产。由于利率较低，银行贷款相对廉价，绝大多数交易，都以银行贷款为支付手段。银行用自身信用垫付了大批的交易，大批土地和房产其实是卖给银行。与实体产业中的扩大再生产类似，银行必然深深介入其中。

这时的庞氏骗局完全仰赖于政府的刺激政策。垄断资本能否继续获得廉价贷款，仰赖政府是否继续放松信贷。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能否获得更多的利润，则完全看政府是否继续增加消费和投资。一旦政府决定停止刺激政策，廉价的贷款和更多的利润就都不复存在。这时，垄断资本会主动退出这个庞氏骗局。除了垄断资本利润下降贷款成本上升以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大量的中小资本无力继续跟风，其中的一部分很快就会陷入债务危机。没有跟风者，后继乏力的投机运动很快就会崩溃。第二、随着利率上涨，土地、虚拟资本的价格必然会下跌。一旦垄断资本决定退出，多数中小资本很快就会被套牢。

一旦投机停止，银行必然在劫难逃。如果大量贷款以土地为抵押，那么一旦这些贷款无法偿还，银行必然成为最大的地主。这就如同某乙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只能用汽车、房产和面粉抵债一样。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的土地，最终都将归拢到银行。那些在土地投机中获利的资本，此时则可以廉价收购土地。这时，如果政府给予银行新一轮贷款，以避免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但是最终必然加重货币危机。政府不断增加货币和信用的供应，最终的归宿必然是恶性货币危机，或者说恶性通货膨胀。

由于政府加入经济循环，在需求循环之中，出现了一个永远不会缺钱的消费者。在投资循环的庞氏骗局之中，出现了一个永远不会破产被淘汰的投资者。在全社会大规模清算的信用大崩溃之中，出现了一个可以无限提供信用却不必担心挤兑的银行。

在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前面的分析之中具体为垄断资本，但不局限于垄断资本，任何博弈能力超强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控制的生产过程中，只要生产规模超过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制约的规模，短板和瓶颈就有机会发财。其他社会成员则要承担损失。政府加入其他社会成员一方，，必然分担损失。政府的损失（也就是短板和瓶颈的利润）最终迟早演化为货币供应增加。于是，流通中货币和信用总量不断增加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此时的资本主义的赌场发生了新变化。由于垄断资本作为庄家只赢不输，中小资本很快输光了现金，而且负债累累，难以主动下注。这时，政府亲自披挂上阵，直接进入赌场。同时，政府通过央行给银行增加贷款，鼓励中小资本增加贷款。虽然这些贷款中的大多数实际是由政府的项目和垄断资本获得，但是中小资本也能暂时松一口气。政府增加投资、放松信贷，引起中小资本被动跟风。它们试图赢得政府的赌注，最终却往往是给垄断资本进贡。

垄断资本坐庄的赌场，没有政府参与的时候，赌场的赌注的流动是单向的，不断流向垄断资本。有了政府参与，赌注的流动仍然是单向的。于是赌场结构发生了变化，一面是垄断资本这个庄家，一面是政府这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货币和债权源源不断地从政府这个冤大头这里，直接或辗转流入垄断资本这个庄家的账户。不论这些货币最初是政府直接投入赌场的，还是政府借给中小资本的，都将成为垄断资本的利润。不触动垄断资本的博弈优势，货币和债权的最终的去向都是不变的。表面上看，赌场又恢复了活力，有人开始下注，赌局重新开始运转。实际上，这个畸形的赌场的活力完全在于冤大头不断下注。一旦冤大头不再下注，赌场就会立即失去活力。冤大头手中有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随时可以印刷货币偿还信用卡的欠账。庄家用这些飞舞的纸蝴蝶去聚敛社会上各种实物财产，进行资本扩张。

此时经济赌场之中存在两个赌局，一个是生产循环，一个是投机循环。两个赌局都仰赖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果政府结束刺激政策，两个赌局会同时大规模结算，陷入崩溃。如果政府经济刺激政策一直运行下去，则必然导致物价飞涨，推动资产泡沫膨胀，物价失控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物价失控，必然导致生产循环崩溃。对政府来说，停止刺激政策，会立即引起经济循环崩溃，导致大规模的清算过程。继续推动经济刺激政策，也难逃崩溃，那时清算的就是法币。到时候，垄断资本可能选择把自己的利润兑现为价值相对稳定外汇，向境外转移资产。这就是资本外逃，使情况更加严重。刺激或不刺激，最终的结果殊途同归，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最初的金融危机主要是银行危机，后来增加政府的债务危机，最终难免并发货币危机。政府的经济政策只能得过且过，只要没有引发全社会对进行法币进行结算，小车不倒只管推。与之对应的，垄断资本得捞且捞，迅猛扩张。

在没有政府进入的情况下，垄断资本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其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压缩对垄断产品需求的方式，使自己和垄断资本之间的交易保持平衡，保证自己财产不受损失，避免自己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政府进入以后，其他社会成员想通过不进行交易的方式，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财产也做不到。如果他们持有货币，那么货币的价值会不断缩水。如果试图他们购买实物消费品、土地、股票等商品保值，这些商品的价格则操纵在垄断资本手中。少数人虽然可能成功获利，但是他们的利润必定来自多数人的损失。这就如同在“小麦、面粉、面包”循环中，某甲做庄垄断小麦，某乙和某丙投资扩张产能。某甲必然获利，某乙和某丙作为一个整体则必然承担损失。虽然，某丙虽然可能获利，但是利润必定来自某乙的损失。某乙损失得绝大部分，注定成为某甲的利润。不仅如此，某丙同样可能在未来的投资之中承受损失，而某甲则永远是不输。于是，政府进入经济循环以后，垄断资本获得了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垄断资本扩张以后必然会进一步强化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于是，维持一个不太差的经济规模更加依赖于政府消费或投资。

从另一个角度看，冤大头义无反顾地大量下注，庄家在短期内迅速聚敛这些赌注。整个过程与直接注资异曲同工，就是政府在不断地通过市场间接地给垄断资本注资。如果庄家和冤大头其实是一家人，那就更有意思了。垄断资本还不必承认政府的新增股权。在冤大头强有力且毫不保留的支持下，许多庄家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事实上，我们在《统一战线》那一小节中已经指出，垄断资本与最高暴力的联合是垄断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的具体区别，则在于资本与暴力之间的主仆关系。

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跻身世界首要大公司的行列并不难。如果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是如虎添翼。有人认为本国在全球排得上名次大公司数目越多，本国经济实力越强。实际上，借政府刺激政策的助力，很容易诞生许多全球排名前几位的大型垄断公司。但是，如果这些公司的利润并没有分散出去，供多数人消费和投资，而是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话，这些公司所有者（受益人）有限的消费能力，恰恰是制约本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也就是停滞时期经济水平）的短板，抑制本国投资水平的瓶颈。政府直属的垄断资本以新的垄断核心的身份加入经济循环，替代原有的民间垄断资本核心，同样会成为经济循环之中新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也就是赌场之中新的庄家。只要处在垄断资本的位置上，就会控制产量，提高价格，谋求最大利润。所以，只要以利润为考核标准，并且不上缴利润，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真正掌握投资和消费审批实权的官僚，也同样可能成为新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大量的刺激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以前，已经以种种方式成为了官僚们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消费一两千万，拍一个广告片，其中只有几百万用于拍片并不是新闻。）为了刺激经济，需要不断投入资金，只要投入资金，就要现有一部分成为灰色收入。所以，这些垄断公司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排名不断跃升，如果换另一个角度看，恰恰说明刺激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增加就业的效果，也暗示有实际产能远远低于潜在产能，大批产能被闲置。所以，当为大公司排名洋洋得意地时候，须知经济减速失业率上升和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张三者其实是对立统一的。大公司发财，财政负债累累和经济减速失业率上升，是同一个事物的三种表现。如果这些垄断资本的利润并不回馈社会，而是成为少数人的收入，那么这些刻意培养出来的霸王龙，自然会高高在上压制全国经济水平，成为制约本国经济的短板和瓶颈。

政府支持的垄断资本做大，是弗里德曼强烈反对的事情。豢养他的资本家希望的是民间资本称王。民间垄断资本家和弗里德曼反对的是“政府在上，民间资本在下”的主仆关系，而不是垄断资本压制奴役其他社会成员。很多情况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国有垄断资本其实相当于官僚资本。所以，官僚推崇凯恩斯主义和国有垄断资本称王，其实也就是官僚资本称王。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说到底是官僚和资本家之间领导地位的争论。官僚或资本家，两派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攻击对方。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不反对这种极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经济结构。两者之间的分歧，是究竟由谁担任垄断帝国的领导，坐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获得丰厚的利润，统治所有的中小资本和劳动者。民间垄断资本一面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一面考虑如何才能“彼可取而代之”。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果缺乏监督，官僚资本必然聚敛大批财富，劣迹斑斑，攻击官僚资本自然不乏充足的弹药。甲猴子爬上树梢，红屁股露出来，格外显眼。于是，树下的乙猴子数落它的红屁股。其实，树下的乙猴子也有红屁股，当年也爬上过树梢，它的红屁股也曾经分外惹眼。不过现在乙猴子被撵上树梢，所以现在乙猴子的屁股没有甲猴子的那么显眼而已。

民间垄断资本取而代之，是否能改善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却是值得强烈怀疑的。既然同样是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同样贪婪，都以聚敛为能事，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怎么能得出民间垄断资本并不比官僚垄断资本更贪婪的结论？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怎么能认为资本家掌权的社会比官僚掌权的社会更有利于多数人？这些批评者否定的只是社会金字塔的塔尖，而不是人压迫人的社会金字塔。如果不否定金子塔的内部成员彼此压迫的结构，那么把官僚赶下位，让资本家掌权，社会除了“城头变换大王旗”还有什么变化吗？他们只是批评统治者个人贪婪，而并不分析这种统治体系内部的压迫关系，自然无法不让人怀疑他们仅仅是充满野心，觊觎统治者的地位，希望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任的统治者。继任的统治者一旦夺取统治地位，霸占了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往往并不比前任统治者更仁慈。一只抢不到食的狗，看到另一只狗在饱餐，于是狂吠。两只狗抢一块骨头。至于骨头，则打打酱油，完全没有必要参与两只狗之间的争斗。

大骗子弗里德曼提出只要没有现代银行制度，就不会有经济崩溃。其实，只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必然存在环环相扣的支付能力互相制约的关系：垄断资本制约中小资本的支付能力，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又制约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制约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以后可以发财，多数人要么不断压低自己的需求，要么负债累累，最终破产。于是，必然出现大批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大批商品没有买主的现象。

现代银行制度创造了信用货币，只是资本扩张的助手，促进经济循环，以更少的基础货币支持更多的商品流动，并不能改变分配格局。存在或不存在现代银行制度，都无法改变少数人利用有利的经济地位压制多数人的分配矛盾。没有现代银行制度确实不会出现银行被挤兑的现象——没有现代商业银行，谈何挤兑银行？——但是，依然会出现产品价格下跌，货币相对商品紧俏的现象。

大骗子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货币应付危机，政府可以借钱给资本家，但是如果资本家手中的存货最终没有买主的话，政府的贷款怎么收回呢？没有买主会导致资本家手中的商品滞销，资本家流动资金紧张，反过来资本家手中的存货却不会因为资本家手头的流动资金宽裕就能找到买主，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在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的那一刻，就决定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必然有一部分产品没有买主。同样，在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进行交易的那一刻，就决定了滞销的产品注定是非垄断的产品。拥有超强的博弈能力却不打算消费，只想发财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少数人聚敛了大量的货币和债权，必然对应大批商品滞销，大批银行贷款无法偿还。最终，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发。

在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中，垄断资本所有者的有限消费成为全社会的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这时，任何扩大生产循环规模的行为，不论是增加消费需求的消费循环，还是增加投资需求的投资循环，都要向垄断资本贡献利润。与之对应的是，其他社会成员的货币流失，债务增加。这是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这些消费或投资需求由政府发起，也不能避免这样的结果。于是，一面是垄断资本利润上升，一面是政府和民间的债务增长。

亏损和利润是相对的，互为表里的两面。一面是日进斗金，另一面必然是债台高筑。只要胜利者不愿无偿放弃战利品，那么政府、银行、公司或个人，总会有人陷入债务危机。一部分人利润的上升必然伴随另一部分人债务上升和清偿能力的下降。一面是大量的应收账款，一面是大量的银行贷款，一面是负债率上升清偿能力下降，一面是流通中的信用和货币稳定增加。对此，保罗?斯威奇评价道：“现在避开了金融恐慌的危险，又会替将来某个时候更大的金融恐慌打下基础。只要繁荣建立在通货膨胀和投机交织在一起的基础之上，公司（和个人的）债务将不可避免地堆积得愈来愈高。政府可能，也大概会在泥潭中预先愈深，怎么也找不到出路。”这样的状态不能永远持续，迟早要结账，一旦结账就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暂时避免了结账，避免了眼前的危机，必然使下一次危机更加猛烈。利润和债务都越积越高，必然为未来更猛烈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垄断资本条件下，解决就业问题需要提高消费水平的短板，降低垄断品的价格或者增加垄断者的消费。政府利用税收手段把垄断资本所有者多余的收入收上来，由政府消费出去，替垄断产品所有者的消费他们压榨来的，却消费不了的份额。政府投资在现有垄断行业，增加垄断品的供应，降低垄断品的价格意味着削弱垄断资本的切割社会总产品大饼的能力。如此，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的水平都能提高，进而提高就业水平。这样，却不能不打破现有分配格局，触及垄断资本的利益。

为了让货币循环起来，就要突破少数人对经济规模的制约。政府如果要改善经济循环，就要解决货币流动到某甲时“只进不出”的问题。这有两种办法，第一是削弱各类要素的垄断，第二是剥夺垄断各类要素者的既得利益。或者说，要么是削弱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超强的聚财能力，要么是帮助他们散财，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少数人控制生产生活关键环节，必然能聚敛货币，政府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们不能攥住货币。简单地说，政府的政策应该是，谁形成了垄断具有超强博弈能力就拆分谁；什么产品稀缺就生产什么，什么供应不足增加供应什么；谁手里有多余的，几代人也消费不了的财产，就征收上来，转移给支付能力受到压制社会中下层。这样便能打破货币单向聚集，使货币循环在相对比较高的规模周而复始地运转下去。如此，政府不必花一美元，也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复苏的结果。

对这样的经济政策，控制超强分配权的少数人必然强烈反对。对于这些聚敛行为，他们的理论是大规模生产往往比小规模生产更有效率，削弱他们的博弈能力就是伤害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大企业大规模生产相比小企业小规模生产更有效率，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决定生产规模的不是生产潜力而是支付能力。由于大资本控制分配权，必然导致多数人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所以即使有超强的生产潜力，也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不会发挥出来。更何况，多数情况下，垄断企业往往主动闲置一部分产能，压低生产规模以谋求更大的利润。对于财产，他们的理论是，他们有更强的能力，能够大显身手，伤害他们的既得财富就是伤害社会的公平和活力。从多数人的角度看，他们不过是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要资源，有能力在社会总大饼的分割之中占有远远超过常人的部分，削弱他们的博弈能力，回收他们多余的财富有利于解放被他们压榨的其他社会成员，平衡社会产需矛盾。

以上的分析仅仅是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分析，却并没有考虑各方政治实力强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政府最终的政策取向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必然与各方政治实力密切相关。掌握最高政治资源的政治集团是由人组成，在芸芸众生皆为个人利益奋斗的社会中，掌握政治权力的各方也必然为个人私利而奋斗，所以利于社会多数人而不利于控制政治力量集团的政策必然夭折。

既不打算彻底改变对少数人有利的分配模式，减少其消费不了的过多地分配份额，也不打算分散其聚敛的货币，经济规模必然被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所压制。于是，经济在政府的刺激下出现短暂的回暖，随后进一步恶化，与之相伴的是货币不断地从政府或中小资本向垄断资本流动。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矛盾，最终的结果显然事与愿违。

在不触动少数人利益的前提下，没有两全其美的结果。随着通货膨胀增长和政府、民间债务的增加，必然不断酝酿大规模的结账清算行为。起因或是政府控制债务和信贷规模停止刺激政策，或是国民放弃法币。靠法币和国家信用支撑的整个大厦必然在全社会大规模的结算过程中轰然倒下，或者倒于银行危机，或者倒于政府债务危机，或者倒于货币危机，或者几种危机并发。不倒却是不可能的。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并没有活到垄断资本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更不用说滞胀的时代，但他的理论依然使用。本小节中强调的支付能力，对应分配能力，其实就是收入水平，支付能力不足也就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于是，我们再次体会到马克思的睿智。

7.20 短板和瓶颈（7.19小节的展开） ​

最近，宏观经济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无非两件事：美国的新一轮QE和中国的新一轮投资高潮。

垄断条件下，少数人博弈能力超强可以获得远远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他们就成为制约全社会经济规模的短板和瓶颈。只要经济规模超过他们消费和投资的水平，他们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利润。这些利润包括财产和由银行担保的债务（也就是贷款）。于是，经济或者受到这些人的压制，或者酝酿银行危机，或者两者同时有之。

不愿意触及或者不能触及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的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如果要让经济半死不活，就要由政府作为短板和瓶颈的对家，进行消费或投资。或者说，由政府不断给予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利润。这个过程可以是政府直接印刷货币，也可以政府通过央行发放向民间贷款，或者是政府用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担保向银行贷款。各种手段大同小异。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向经济循环之中注入货币和信用，让短板和瓶颈有利润可图。

结合具体情况，就是QE或者N万亿。

一旦这种由政府发起的投资或者消费过程停止，全社会生产规模必然回缩，这就是经济危机。同时经济进入结账阶段，这就是金融危机。两者相伴相生，互为表里。一旦进入结账，必然处处钱紧。其实，钱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利润了。或者原先代替货币的信用，现在需要偿还。直观的表现就是处处钱紧。

政府为了政治目的，避免危机，往往不断向经济之中注入货币和信用。直观的表现就是钱紧之后，钱又松了。从全球看，自从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大规模的QE行为已经发生过两次。每次都是美元首先进入上升通道，随后不断下跌，然后再次反弹。反弹的时候，就是QE的药效过去的时候。

如果预期到政府肯定会放松货币和信用，那么即使政府还没有开始操作，许多紧缺物品就已经蠢蠢欲动了。消费短板和投资瓶颈必然不会坐视自己手中的货币贬值，而是会提前买入紧缺商品，在低点建仓。这时，难免出现黄金、石油等商品的蓄势反弹，“火箭蛋”和楼市转暖。需要注意的是，火箭蛋并不是吞进鸡蛋，而是推高各类与蛋鸡饲养业有关的产品的价格。另外，主动权掌握的短板和瓶颈手里，当中小资本埋伏在黄金、石油和楼市的时候，短板和瓶颈很可能转战白银、煤炭、澳币等等。

政府如果不断使用这种手段，难免陷入政府债务危机。结合现实的话，爆棚的地方债。如果政府不打算破产的话，迟早要开动印钞机，让这些债务变成实实在在的基础货币。这就难免酝酿货币危机，也就是大家用法币结算商品，当然也包括外汇和金银。

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大宗商品几乎都是用美元结算。这是由美军确保的。但是，其它国家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时，这些国家进入大规模结算阶段，大量资本外逃规避风险。后面的事情，可以参考泰国的先例。当然，如果政府停止刺激，也会进入大规模的结算阶段。最终也难免崩溃。后面的事情，还是参考泰国的先例。两者的区别是结账的烈度和是否能保住本国法币的地位。

继续刺激或不刺激，最终的结果殊途同归，一个是先膨胀再结账，一个是直接进入结账。不过，一个是爬到珠穆朗玛峰然后掉下摔死，一个是从高层建筑上掉下摔死，所以过程往往有巨大的区别。在政府换届期间，往往充满了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