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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暴力的兄弟：资产与暴力的关系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于是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的公认。”——马克思
阶级社会从来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普世规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
占有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依靠暴力，一种依靠产权。
看过《投名状》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庞青云的手下高呼：“抢钱！抢粮！抢娘们！”这个是最赤裸裸的口号。刨除最后一项，前两项直接抢夺剩余产品。有的朋友说，他看到的版本的口号是“抢钱！抢粮！抢地盘！”这个是和谐版。不过这个口号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抢劫的范围更广，后面分析。
抢只能是针对敌占区的行为。小规模的是黑社会，骚扰周围地区，收保护费。大规模的是少数民族骑兵，骚扰中原。所到之处，钱、粮、娘们一扫光。中原地区，最后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劫掠行为，是日本鬼子的“杀光、烧光、抢光”。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否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没完没了的起义，镇压成本太高。连日本鬼子也感叹，华北的治安问题从来没有解决。所谓治安稳定地区，不过是交通线沿线几里以内。日本鬼子搞宣抚，宣抚也没用，只要不能改变这样赤裸裸的暴力，中国人的反抗必然此起彼伏。
于是就要把依靠暴力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行为规范化，不那么暴力。这就是阶级社会税收的来历。
尽管暴力退出前台，隐藏起来，但是阶级社会的税收，仍然具有暴力的属性。比如中世纪欧洲征收的十一税，名义上是教徒自愿的，用于供养僧侣，完成各种宗教活动。既然信教，就应该尽教徒的义务，天经地义。不过，当时在欧洲，异教徒虽然不会被要求征税，却要被送到宗教裁判所。所以，是缴十一税，还是火刑柱，自己选择。
有暴力作后盾的税收，很容易失去上限，最终失控。所以，现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税收都经过议会的终审，而不能行政部门自行决定。林肯当年为了支持南北战争，开征直接税，美国有人提出来这样做违宪，就是这个道理。
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属于政治研究的范畴，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提及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与靠产获得剩余价值做对比。如果说依靠暴力获得剩余价值是抢劫，那么依靠财产获得就是盗窃。
这里的产，与财产属于两个范畴。这里提到的产，不是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汽车、住房，而是用于获得剩余价值依据的物化的媒介。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产品属于个人无非两个用途，消费或再生产。属于个人的产品，都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但是这些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不能作为分配依据的财产，不算产。比如个人家庭的电视、电脑、住房以及部分存款。通俗而不太严格地讲，产是可以不断越来越多，可以“用钱生钱”的财产。绝大多数人的财产只能贬值，没有这样的功能。包括各种投资者，他们手中拥有的各种证券也未必能成为产。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都是给庄家送钱的人。
在奴隶社会，主要的产，就是奴隶个人。到封建社会，主要的产，是土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可以在市场购买，都可能成为产。金钱可以买到一切，金钱就是最主要的产，可以化身为不同的具体形态，比如设备、土地、证券等等。
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过程中，究竟什么成为产。成为产，必须是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好控制的。缺少这两个特点则无法稳定地榨取剩余价值，也就不能成为产。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加土地，产生出农产品。奴隶社会时期，人口数量有限，大量土地处于荒芜状态。这时控制土地不现实，必须控制奴隶人身自由，才能保证获得剩余价值。到封建社会，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开垦出来，没有开垦的残余地块很少。这时，给予农民一定自由，由控制人身自由，改为控制土地，既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产量，也可以减少监工成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把孩子他妈妈攥在手里，孩子还能跑了不成？
美国建国初期，农业为主，西部地广人稀的时代，虽然美国人追求民主，但是民主的光芒却普照不到黑奴和白人契约奴身上。如果那时美国农场主给黑人自由，那么黑人十有八九不会在农场当佃农，而是会去西部开荒。——有大量荒地的时期，谁也不会主动去当佃户的，除非此人智商有问题。与之类似，随着俄国疆土扩张，大量可以自由迁徙的农民被剥夺迁徙的自由，自由农民沦为农奴。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原地区与北部游牧民族之间不同的社会对比。北部地广人稀，稳拿如果给卢瑟自由，那么多数牧民都会选择自己生活，而不会继续向统治阶级提供剩余价值。反之，如果他们进入中原地区，那么奴隶制控制人身自由的低下的生产模式必然改变为控制土地的生产模式。奴隶主必须进化为地主。如果奴隶主坚持落后的生产模式，那么必然被地主所淘汰。
所以，利用产榨取剩余价值是阶级社会的普世规律，具体方式根据生产力发展情况，各有差别。
资产阶级推翻大地主阶级以后，各种生产资料都可以在市场获得。这个时候，任何生产资料都可以成为产，或者说资本。与十指不沾泥、除了吃喝玩乐和权谋，对其他知之甚少的奴隶主或地主不同，早期的资产阶级是生产的组织者，甚至是参与者。与奴隶主和大地主相比，资本家的地位是最不稳固的。
获得产进而不劳而获，是一个靠暴力得天下，靠仁义道德做天下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强盗进化为稳拿的过程。当然暴力仍然是存在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隐藏在幕后。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位。”只要这个条件能维持，暴力就不必登场，一旦这个条件受到威胁，就由暴力登场否决任何潜在威胁。
产的获得，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勤劳、善良、节俭无关。稳拿的前身，大多数都是强盗：奴隶社会最初的奴隶多来自战争，是战俘或者他们的后代。在封建社会，大地主阶级主要依靠战争或权力获得田产。刘备入川，忙着分给各位将领良田美宅。满洲人入关，各旗跑马圈地。有兴趣还可以看看，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争地。
从发财的角度看，“抢钱、抢粮、抢娘们”，不如“抢钱、抢粮、抢地盘”。因为地盘是产，有了地盘什么都有了。不过，在天下大乱的时期，暴力分裂成若干派，社会动荡，产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抢娘们更实用。
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样是血淋淋的。统治阶级会不断提高榨取剩余价值的量，农民丰收，地主就会提高地租。靠个人节俭，不可能积累出足够的资本。何况，即使积累了一定财产，这些财产也不足以支配其他人的劳动，这些财产不能进化为产。勤劳、善良、节俭并不是少数人才有的珍稀美德，所以靠勤劳善良节俭积累远远超过多数人财产水平是不可能的。贩运奴隶，掠夺殖民地，对殖民地搞种族灭绝，贩运鸦片，坑蒙拐骗，杀人越货，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什么事情都能做，包括冒上断头台的风险。所以，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强盗劫掠以后，获得了足够的产，有了不劳而获的依据，就要考虑洗手不干。于是有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此强盗变成了绅士。所以，今天看到发达国家文质彬彬的时候，不要忘记顺便看看他们的祖先当年的文治武功。如此便能更全面地看待他们的发家史，而不必相信龙子太郎之类的鬼话。如此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保护私有产权加自由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3.2 熙熙攘攘为利趋往：资产运动的目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红楼梦的《好了歌》，挑明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追求。前两段追求的一个是政治权力，一个是财产，两者都可以认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后两段追求的是传宗接代。人在阶级社会中第一个目标是尽量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个是传宗接代。换句话说，拼命聚敛，然后把这些聚敛来的财产传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物的目标是把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产也只有一个目标，即自我增殖。我们所能确定的也只有产的自我增殖的本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增殖具体化为赚钱。
赚钱手段有很多：可以是提高生产率搞物美价廉，可以是假冒伪劣降低成本，可以是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可以是买空卖空囤积居奇，还可以是兼并弱小同行、垄断市场压缩供应获取垄断利润。
对产来说，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来钱最容易，或者说风险更小，效率更高。产是否发展生产，并不确定，是否会改善多数人的生活则更不确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产权明晰加自由市场经济一定会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亚当斯密讲得很清楚，产追求的就是私利，而决不是什么善行。换一个角度看，只要能挣到更多的钱，酿酒商人既可以酿出更好的酒，也可以往酒里掺水。同样的情况下，屠夫可以提供更新鲜的肉，也可以挂羊头卖狗肉，或者出售注水肉。
人人为自己世界就一定美好吗？这是值得怀疑的。棺材铺老板盼望瘟疫，玻璃店老板喜欢冰雹，别人是死是活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能赚钱即可。当利润达道300%的时候，任何道德和法律也不能阻止资本家发财的欲望。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一切向钱看”，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损人利己，整个社会自然难免易粪相食，乌烟瘴气，陷入混乱之中。
马克思的时代，商人使用劣质面粉制作为工人吃的面包，甚至向面包里掺白垩。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厂的生产环境，让人作呕：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也没有绝迹。最近的例子包括雀巢奶粉中含有二噁英事件，日本的雪印牛奶事件，当然还有风行世界的疯牛病。利润的水平决定企业选择的是，顾客的身体健康或者社会公益则只是参考。
“挣大钱的方式最简单，就是做那些法律即将禁止还没有禁止的事情。”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大实话，资本家进入市场的目的就是挣大钱，市场由资本家主导，那么资本主导的市场行为一定是有益于所有人吗？坚持认为市场行为一定有益于所有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
产所关心的只是获得更多的钱，自我增殖，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给资本最大的自由，充分竞争就能使全社会所有人获得更好生活，这个结论值得极大的怀疑的。对产的化身，即产的所有人来说，确实如此，对社会大众则未必。
上世纪80年代，长期计划经济和战争，导致苏联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匮乏。苏联人民生活窘困，人心思变。当时有一种说法，提出前社会主义主义国家只要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然后允许充分竞争就能发展生产力，缓解苏联当时的困境。于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面推动休克疗法彻底放开市场，一面推动大规模私有化改革。
几乎在一夜之间，原先的国有资本变成了私有资本，俄罗斯出现了若干富可敌国的寡头。这些寡头财大气粗，他们挥霍程度让欧美人惊讶。大量的财富被私人侵吞，转手变成了海外帐户中的美元存款，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却遭受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俄罗斯的经济则几乎停滞不前。
对这些寡头来说，发展生产不如勾结官僚（比如丘拜斯）瓜分前苏联庞大的遗产来钱容易。全苏联人民69年的劳动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产。前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其中的大多数。这些财产称为寡头瓜分的对象。与发展生产相比，瓜分国有财产，来钱既快又容易，而且稳当。只要和官僚达成默契，一切都易如反掌。
普京说：“一些人在短短五六年之内就赚到了数十亿美元，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欧国家都不会发生的事情。”——有这样容易的事情，谁还会辛辛苦苦地冒风险搞生产？
真正想发展生产的资本家也会被寡头的行为所抑制，这一点后面还会谈。
回顾俄罗斯的历史，对苏联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完全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或者说产权明晰化）的结果，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私人产权迅速膨胀，出现一批人造寡头，这些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政治，其余的多数人则沦为这些寡头的奴隶。
资本在市场中未必是善行的化身，更多的时候是恶行。如果不能有效约束，仅仅强调自由市场加产权明晰，那么绝大多数人，都难免成为产的受害者：某甲与某乙竞争，某丙必然渔翁得利。市场经济之中，竞争的不仅仅是最终消费品，更关键的是劳动力。劳动者成为消费者享受竞争的利益的前提，是他们首先要在劳动力竞争中胜出，先要把劳动力卖出去，才有能力去消费。劳动者的同行越多，他们的劳动力买得越贱。绝大多数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之间竞争激烈，注定是吃亏的一方。相比之下，那些控制垄断资源的人，则完全可以压缩供应获得惊人的收益。在控制垄断资源的某丙看来，那些对自己自信能力，认为自己比别人跑得快就可以发财的某甲或某乙，是非常有用的。正是由于某甲和某乙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才使得某丙可以压低工资，提高价码。可笑的是，某甲和某乙一边互相拆台，一边心怀幻想，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某丙。（这种与数量有关的博弈关系，我们后面会反复提到。）绝大多数人注定是某甲或某乙。
产的自我增殖的行为，是极度自私的。这是产权明晰的必然结果：产对自己的势力范围掌握的很清楚，为了自我增殖，对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可以采取一切行为。甚至即使这些利益与自己有关，不是直接利益而是间接利益，也是可以牺牲的。
俄罗斯的例子中，每个寡头的行为都是拆毁大厦窃取钢筋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无疑伤害俄罗斯全民族的总体利益，却满足了寡头个人私有资产增殖的要求。
中国的例子可以参考国民党统治后期，生产凋敝，物价飞涨。对国民党整体来说，是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但是对个人来说，则是发财的机会。国民党高官大员一面感叹共军凶猛，学生造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面囤积居奇大捞特捞。对国民党关于来讲，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第一是国民党的一员，第二是私有财产的人格化的化身。很显然，第一种身份相关的是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具有直接利益。于是，间接利益让位与直接利益，第二种身份压倒了第一种身份。
这种行为，在广大的代理人中有普遍表现。认为廉价或者免费给经理人一部分产权，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维护其他人的直接利益，未免太幼稚了。须知，他们获得直接利益的方式，远不止使用自己的产权分红，还包括牺牲其他人的直接利益。
经理人的行为，我们在后面还会谈。
产是属于个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谈及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个人对产的行为的影响。这是因为个人的意志服从于产的意志，产的意志就是个人的意志。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当一个面包房主良心发现悔恨自己向面包里掺白垩，或者当一个寡头决定不再参与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他们被同行排挤掉的时候就来了。对一个面包房主来说，他要做的是在同行基本的水平上掺白垩，不能太多，免得立即吃死人；不能太少，免得自己的面包利润低于同行。对于一个寡头来说，如果放弃这种疯狂的瓜分，那么他所掌握的产，很快就会成为同行猎取的目标，他本人则很快会被别的新生的寡头取而代之。换一个角度看，当面包师或者寡头良心发现的时候，产就要寻找新的主人了，或者说是产的代理人。资本家不过是产的人格化的化身。
所以，本文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他们的意识，是产的意识，无须过多考虑。
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产为追求其直接利益逐利而行，甚至牺牲其间接利益，至于这种行为是否会对整个社会有益，还是仅仅对个人有益，则是无法确定的。——连自己的间接利益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其他人的利益吗？
坚持认为这种利一定会造福所有人的人，十有八九与这种利有密切的关系，是这种利益的受益人。
3.3 帕累托最优：资产运动的极限状态
“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恩格斯
下面介绍主角的舞台，市场。
某甲种玉米，某乙种花生。某甲用自己吃不了的玉米，在市场上换某乙吃不了的花生。于是两个人都能吃到玉米和花生，都觉得特幸福。这就是稳拿经济学描绘的市场。对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劳动力，只字不提。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并没成为商品，小农到这样的市场互通有无。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也就成为劳动力最主要的集散地，怎么能不提劳动力这种商品呢？
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就不再是小农彼此之间用吃不了的农产品互通有无，而是一部分人提供劳动力，一部分人控制产。最终社会总产品在劳动力所有者和有产者之间分配。劳动力和产之间的分配比率不仅决定不同社会成员现时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命运。因为在私有产权所有制下，产是可以不断自我增殖的。这种增殖可以影响未来的分配关系。换句话说，随着产的增殖，产有自我强化的趋势。这种强化的极限，就是帕累托最优。
稳拿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紧缺资源获得最大价值。稳拿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在市场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
自由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帕累托最优，却未必是多数人之福——既不是卢瑟之福，也不是稳拿之福。不断交易的结果可能导致社会产品总量的增加（或缩减），也可能导致社会总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份额的再调整。如果社会总产品的大饼增大，自然容易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如果是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再调整则很容易出现一部分人份额增长，另一部分人份额下降的情况。这时，如果社会总产品的增长没有达到相应的幅度，那么份额下降的那部分人获得的产品总量必然缩减。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这部分人获得的产品总量下降了，还符合帕累托最优？或者说他们的境况还会变好？
这就涉及怎么评价处境，不同的经济理论有不同的标准。或者说，不同经济学的尺子不同。
稳拿经济学提出只要交易就能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只要双方是自愿交易就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不然，为什么能成交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经济学家吃狗屎的故事。两个经济学家各吃一堆狗屎，于是按照稳拿经济学定义，为全社会增加了一亿元的福利。
卢瑟经济学认为改善福利的过程复杂得多。价值来自生产劳动，市场并不创造价值。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炒房子炒地皮获得极大的收益，但是社会总体生活不会改善，因为总消费品的量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量并没增加。如果我们把社会总产品看作一块大饼的话，那么全社会多数人能分到的大饼的量更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大饼更大；第二、多数人有权获得的大饼的比例更高。
稳拿经济学中评价福利的尺度是成交与否，只要成交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卢瑟经济学中评价福利的尺度则是最终获得的产品总量，某人获得的产品总量减少了，他的福利就下降了。因为稳拿经济学和卢瑟经济学衡量社会福利的尺度是不同的，所以卢瑟经济学描述的某些人获利某些人吃亏的局面，完全可以在稳拿经济学中被描述成皆大欢喜的局面。
亚当斯密提出，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只要自由放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最终就将实现全社会的富足。科斯提出只要产权明晰，把一切交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然后就能建立安宁祥和的社会，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在斯密的时代，正是大饼迅猛变大的时代，自然容易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那时资本主义刚刚登场不久，每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量都很小，社会中还有大量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正在经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手工作坊向大工厂过渡，劳动者还有当小老板或者当雇佣工人的选择。那时对产来说最有效率的自我增殖的手段是发展生产，资本主义相对封建残余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所以这样说并不为过。经过二百多年以后，到今天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扯淡）了。
我们在前面一小节分析过，产是极度自私的，对自身的利益看得很清楚，只为自我增殖运动。所以，个人则不在乎大饼是否更大，只要自己能吃到更多就行。与个人分到的大饼份的量更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完全可能存在大饼整体萎缩，大家吃得越来越少，某些个体却吃得越来越多的情况。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可以参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这种很常见的行为。从个人来讲，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可以创造最大价值。从全城来讲，这样的行为很显然并不能让多数人吃得更好。事实上，大多数人必然会吃得更糟。
改善所有人的福利并不是市场可以确定效应，市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效应是马太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钱具有自我聚集的能力。相比之下，穷人则愈来愈穷，糊口都难。
只要交易就存在马太效应，就能改善稳拿的福利。是否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则不得而知。是否改善卢瑟的，更不得而知。 使一方致富未必会使整体致富。实际上，一方的在交易中占便宜之后，必然会收购产权，通过控制产，不断抑制另一方。
如果承认市场是交易，那么就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交易未必平等，就要考虑到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影响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因素，第一是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二是对成交的渴望程度，第三是替代交易是否可行。一无所有的卢瑟，除了劳动力没有可以卖的东西，竞争者数量众多，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就没有晚饭，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自然不可能有很强的讨教还价的能力。
稳拿的解释是双方信息决定市场价格。双方都认为一支钢笔应该价值10元钱，钢笔就以10元钱成交。问题是，如果两者对同一样商品的评价不同会怎样呢？比如，地主认为农民的劳动就值这点钱，自己的土地更值钱，农民为了糊口只能接受这点钱。虽然农民对自己劳动的主观评价很高，未必能实现交易的价格。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不止这点钱，可是糊口要紧。反过来，如果地主觉得交易对自己不利，完全可以放弃交易，让农民无地可种。饿死或者接受地主提出的租子，只有两种选择。农民是自愿的，也是无奈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想过难关，就要向地主借粮，或者廉价出售自己有限的土地。这个时候，则是眼下的粮食值钱，未来的粮食、土地不值钱了。农民可以觉得自己的土地比地主粮食更值钱，可以不向地主借粮，不过农民肯定比地主先饿死。
主观的估价必然屈从于客观的实力对比。农民不比地主傻，也知道丰年谷贱，灾年地贱，又能怎样？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不想饿死，就要接受地主提供的价格，或者其它极其苛刻的条件。平时提高租子囤积粮食，灾荒时用粮食廉价收购土地，这是中小地主常用的手段。他们拥有的产，给他们躲闪腾挪的空间，而农民则只有接受他们提出的价格。相比地主，农民在丰年收获的粮食越多，在灾年他们的地位越不利。丰收会提高地主的地租水平，也会使地主有更多的粮食收购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地位不断下降：丰收时地主租子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改善有限；歉收时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售自有田产，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当地主有利，问题是农民当不了地主。用信息不对称掩盖交易的不平等，是稳拿经济学骗人的把戏。
自由的市场最终会造成财产的高度集中，拥有这些产的稳拿对社会总产品有极大的分配权。数量众多的卢瑟，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分配权。最终的趋势，一面是小地主变中地主，中地主变大地主（小地主遇到比自己更大的地主以前会不断扩张自己的土地，直到遇到比自己更强的大地主，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后面会谈到）；另一面则是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逐渐变贫农，贫农变佃农、雇农。
这是很典型的马太效应。
交易规则由产制订，劳动力只有接受的自由。产的目标是不断增殖，劳动力不能承受不能成交的结果，那么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产在自由的交易之中不断增殖。
这是马太效应的原因。
相比农民，工人的处境更加不利。因为农民在正常年景有机会自给自足，避免与地主打交道。只要不与地主打交道，就可以避免对自己不利的交易。工人则不同，他们必须每时每刻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随时挨饿。明知交易对自己不利，但是不得不进行交易。
这也是《资本论》想说明的事情之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资产越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差距不断拉大，最终成为资本的奴隶：死劳动（工人以前创造的剩余价值）牢牢抓住活劳动（工人）。
掌权的阶级必然会把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济模式解释为有效率的。稳拿经济学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其实就是产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之中获得最大份额。帕累托最优保证的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充分利用，换句话说，就是产在总分配中获得最大价值。这是因为市场中稀缺的永远是产，而不是劳动力。（具体原因，后面会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产和劳动力在市场成为交易中对立的双方，产支付劳动力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劳动力获得工资，产获得剩余价值（或者，地主获得地租，农民获得余下的粮食）。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是社会总大饼）固定，那么产和劳动力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意味着，产获得最大幅度的利用的时候，也就是产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稳拿拿得最稳。换句话说，就是工资被压到最低的时候。这时，卢瑟输得一干二净，往往酝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对立。
一块大饼，在各个阶级之间分割。不伤害某一方，不能改善其他人的境遇，就算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点是图穷匕见的点，农民如果想活命就要铤而走险，彻底否认私有产权以及建立在产权之上的契约关系。在达到这个点之前的每一步，如果按照卢瑟经济学，农民的利益都是被损害的；如果按照稳拿的经济学，都可以看成都是改善的。因为稳拿经济学的价值是建立在主观评价基础上，只要把农民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利益的评价高于另一种利益的评价就可以。比如，丰年地主提高地租获得丰收的大部分。这可以解释为农民更渴望获得土地承租权，主动放弃增收的大部分。或者说，在农民觉得承租权比占有丰收的粮食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获得丰收的粮食的大部分，地主就可以选择收回土地。对农民来说，放弃丰收大部分成果，总比没有地可种好。灾年地主廉价收购农民土地，这个可以解释为在农民看来，眼前的粮食比自己土地的所有权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按照正常年景的价格出售土地，地主就可以不用粮食换土地。对农民来说，有粮食度过青黄不接，总比饿死强。每次交易，只要是自愿的，就是改善生活。交易总是改善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把农民逼上绝路。
所以，每次天下大乱以前，社会都处于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农民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就要死于饥寒交迫——这时农民就不再尊重市场交易规则，采用暴力推翻产的权威。
以后，谁再说只要发挥明确产权和自由市场，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全社会之福。大可告诉他，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之前，都是帕累托最优。这样的情况在正常的时期也许能维持，但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比如明朝末年的满洲入侵和气候异常，农民的份额就不足糊口了。这时就面临三个选择：地主阶级自动牺牲一部分大饼让给农民，农民自己饿死，农民铤而走险。如果地主阶级不能选择第一种的话，往往就要面临第三种结局：不伤害地主阶级，农民活不下去——不会有人选择主动饿死。所以，帕累托最优未必是多数人之福。
从前文产的追求中就可以看出，产为了自我增殖不择手段。所以自由市场下，看不见的手可能提供的东西有很多，能确定的却只有马太效应。而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也是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的状态。这是产不断自我增殖的必然结果。
3.3 主角的故事（续3.3）
如果把社会总产品看成一块大饼，每个人分配的份额并不与他的贡献有关，而与他掌握的要素的紧缺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稀缺的是产。所以，产越多，分到的份额就越多。分到的份额越多，积累约快，产便有更大的机会在下一张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想发财就要掌握围城中的面包。一块普通的面包，如果放到围成中，就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物品。想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成交，就要满足面包房主要价。这就是自由市场内发财的核心思路。
看起来很公平，只要想法设法让自己提供其他人提供不了的东西就可以了。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市场中，短缺的要素永远是产。绝大多数人无法从提供劳动力，转移到提供产。产的来源，第一个是原始积累，第二个是积聚，第三个是集中。后两个都需要有第一桶金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第一个，则需要暴力或者提供围城中的面包。比如《教父》中的考里昂老头子，卖橄榄油。当然，也可以来自政府的暴力，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大型垄断企业，靠财政直接支持。或者，政府暴力和私人暴力，两者兼而有之，比如上海滩的杜老板作毒品生意，本人手下有一群兄弟，还是官方禁毒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围城中的面包对大多数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几乎是同质，拥有的资源也有限。他们能提供的生产要素很少，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数以亿计。能提供的东西，决定分配，所以在分配中卢瑟没有任何优势确保自己成为围城中的面包的提供者。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一，就是大家都能随便改行。市场理论中存在一个假设，某种资源稀缺的时候，人们就投资某种资源。提高这种资源的供应，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同类人群之间存在。 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制约最大的就是产。种土豆的可以改行种山药。但是，农民和地主能随便互换职业吗？工人和资本家呢？如果人类社会是金子塔的话，只有同级之间才能有这样的事情。比如种土豆的农民改行种山药，生产汽车的企业投资生产拖拉机，生产汽油机的企业该行生产柴油机。粮农可以改行当菜农，却不可能改行当地主或者面包店老板。所以，自由改变供应，提供紧缺物资，只能是书面的说法。现实中，只能在社会同类的等级中自有转换。农民可能比地主还善于经营，工人可能比资本家还有头脑，但是却没有对应的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为什么这么穷？很简单，因为大多数卢瑟都辛辛苦苦工作。地主的儿子与佃户的儿子之间相差的绝不是工作的辛苦程度，而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小佃户只有自己的劳动，只有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别人种玉米的时候，他偷着种大烟。如果大家都种大烟，那么他又没有优势了。除此以外只能依靠中彩票那样的运气。相比之下，地主的儿子只要不太愚笨，就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如果再考虑到马太效应的话，这种差距更大。
有些人说年轻人不努力，所以受穷。其实，富裕的也未必努力，年轻人受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只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并不紧缺。实际上，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只要马太效应发挥作用，劳动力是越来越充裕的，而产是越来越稀缺的。
实际上，分配中绝大多数的优势都可以归结为产的优势。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再如，甲地丰收，乙地歉收，两地粮食价格相差悬殊。但是农民却没有能力长途贩运，只有拥有相应产，能利用交通工具的人才可能获利。所以，农产品涨价，获利得未必是农民。
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拥有足够的产，就拥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只要能创造围成中的面包，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大饼的任何比例，只要把城修得足够严紧，面包足够紧缺，然后给城里人留一口饿不死的面包就可以了。所以，如果面包房主夸口他能创造多少价值，大可一笑置之。
靠产分配的稳拿是稀缺的，靠力分配的卢瑟是过剩的。如果承认按要素分配，那么提供劳动力的卢瑟就注定只能分到很小的部分，这一部分仅仅够他糊口，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已。
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产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不同数量的产之间。围成之中的高价面包，对应的是全社会的大饼。所以，为了买面包，少吃大饼的不仅仅是卢瑟。其他不太稳的拿，也要牺牲一部分大饼份额。虽然他们也能吃到一部分由产获得大饼，但是相比面包房主则少得多。小资本能分到的部分，也仅仅够其资本再循环而已。只要面包足够贵，并且继续贵下去，他们与面包房主的差距不断拉大，迟早会丧失稳拿的地位，甚至成为卢瑟。他们的产则会去找自己的同类，成为面包房主的产。
在交易中，产越多越有利，拥有产越多的人，越有机会坐庄。而这个庄，必然是对他有利的，否则他就放弃交易。如同战争中兵力越多越有利一样，以少胜多的战例往往流传千古，可是流传千古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多胜少才是常态。卢瑟与稳拿之间的差距，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只能扩大，不可能缩小。小、大稳拿之间的差距亦然。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后面还要谈。
维持这种差距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由市场加明晰产权。兔子与狼共舞，不会成为狼，而是会成为狼的晚餐。对狼来说，邀请兔子一起费厄泼赖，就是最好的维护自己地位的方式。既保证自己稳拿，又显得光明正大。
截止到马克思的晚年，主要现象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压迫。截止到恩格斯晚年，增加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到列宁时代，行政权力开始和资本结合，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有国家做后盾，产的量的优势便不再存在。所以，国家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到今天，美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经济活动，美军成为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建立了超级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是一个金字塔，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平均利润率。随着层级的上升，产的规模不断提高，财富不断集中，人数不断下降，利润率不断提高。高级需要的财富总量，或者说产的总量，就是天然的门槛，这些门槛把下一级人拦截在外面，所以能维持比下一级更高的利润率。相反，如果某个新兴产业有足够高的利润率和利润总量的话，上一级的产，不会在意向下伸手，进而侵夺下一级的利润。所以，上一级可以稳定的维护更高的利润，而下一级却做不到。上一级产的增殖，相对下一级，即多且快，这就是马太效应。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金字塔，这个塔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尖
3.4 多收了三五斗：资产优势在博弈中的趋利避害功能
“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恩格斯
对于除了劳动力（有时还有为了活下去而欠下的债务）一无所有的卢瑟来说，一切经济行为的起点首先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如果不接受稳拿的苛刻的条件拒绝成交，就意味着自动弃权参与经济循环。后面的一切，甚至包括购买最低限额的口粮都无从谈起。“我是讲道理的人。”这是教父的口头禅。不过，教父给人讲道理的时候，喜欢用枪顶住对方的脑袋。所以，对方一般都会听从他的建议。卢瑟的处境类似，不听资产者的话，不接受“公道的”条件就要准备饿死。阶级社会之中，不存在普遍的公道，所以这种“公道的”条件，究竟公道不公道，自然就只有天知道了。
言归正传。
阅读本段之前，请重新阅读叶圣 陶老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小说很简单：第一年，农民水灾歉收，结果赔钱。第二年，农民丰收，结果还是赔钱。
小说之中，农民是卢瑟，米行是稳拿。无论丰收、歉收，农民都赔钱，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把社会总产品看成一块大饼，每个人分配的份额并不与他的贡献有关，而与他掌握的要素的紧缺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稀缺的是产。所以，产越多，分到的份额就越多。分到的份额越多，产积累越快，便有更大的机会在下一张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想发财就要掌握围城中的面包。一块普通的面包，如果放到围成中，就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物品。想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成交，就要满足面包房主要价。这就是自由市场内发财的核心思路。
回到小说之中，所有的产品就是农民的大米。糙米收购价五块，零售可以买到十五块。农民和米行的分配，是农民三分之一，米行三分之二。按照本文的说法，米行创造了围城中的面包，农民只好老老实实就范。
首先看围城，当地只有一家米行，即万盛米行。这本身就是天然的围城。附近还有一家米行，在范墓。但是去范墓要经过两个局子，农民没有现钱缴付过局子的厘金。相比没有组织的农民，米行之间则同行公议，形成攻守同盟，“这几天都是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之间避免竞争，巩固围城。这两点一确立，米行已经具有稳固的优势。
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当农民嫌米行的收购价太低时，米行的先生直接教训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渴望成交的，不是围城中的面包房主，而是嗷嗷待哺的大众。所以，尽管米行的价格低到让农民赔本，但是农民也要接受这个价格：“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农民身负债务，必须尽快出手大米换取现金。
于是，交易价格由米行说了算。
所以，这种交易对农民是稳输，对米行是稳赢：“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
市场交易看起来很公平，只要想法设法让自己提供其他人提供不了的东西就可以了。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市场中，短缺的要素永远是产，即稳拿用于压榨卢瑟的财物。在《多收了三五斗》中，就是米行手里的现钞。米行有现钞，可以在农民需要现钞的时候，廉价收购大米，反手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高价出售大米，谋取惊人的暴利。利用富裕的财物，打一个时间差。所以，农民说：“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一，就是大家都能随便改行。市场理论中存在一个假设，某种资源稀缺的时候，人们就投资某种资源。提高这种资源的供应，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下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只能是在同类人群之间存在。 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制约最大的就是产。种土豆的可以改行种山药。但是，农民和地主能随便互换职业吗？工人和资本家呢？如果人类社会是金字塔的话，只有同级之间才能有这样的事情。比如种土豆的农民改行种山药，生产汽车的企业投资生产拖拉机，生产汽油机的企业改行生产柴油机。粮农可以改行当菜农，却不可能改行当地主或者面包店老板。因为他拿不出本钱去买地、开店。所以，自由改变供应，提供紧缺物资，只能是书面的说法。现实中，只能在社会同类的等级中自有转换。农民可能比地主还善于经营，工人可能比资本家还有头脑，但是却没有对应的产，必定一无所成。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市场神话的骗局之二，是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成交或不成交——既然于自己不利就不成交，那么成交必然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事实上，这种选择权只在稳拿一方。多数人进入市场，决不是有吃不了的粮食需要交换，而是不卖出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糊口，或者不卖出自己的产品就无法完税、偿还债务（比如要粜米的农民）。他们的交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得不成交，不成交便无法糊口或者面对虎狼一样的税吏和债主，不成交就是饿死、坐牢、吃官司。在米行和农民的例子之中，米行可以不成交，但是农民不能不成交。因为农民为了谋生已经负债累累。对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来说，他们被剥夺了土地和生产工具，已经彻底丧失了独立劳动的可能，不成交就是饿死，最不利的成交也胜过饿死。所以，他们往往不得不接受稳拿开出的最不利的条件。
绝大多数人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无法改变，不能从提供劳动力，转移到提供产。他们也不能拒绝成交，不能拒绝最苛刻的成交条件。所以，最终的成交结果自然由对方说了算。他们数量众多、必须成交、没有选择，他们进入市场的那一刻就注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分到的大饼，绝大多数情况下，勉强糊口。即使偶有剩余，也和其他劳动者的水平相差不多，根本没有能力成为侵吞其他人的劳动的依据。
稳拿经济学认为只要是交易就是对双方有利的，不良影响来自外部性，可以通过交易弥补。或者来自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增加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度弥补。实际上，在农民和米行的交易中，我们可以看到，米行和农民都充分了解米价的变化、大米的产量、大米的供应量以及米行分布，最终农民还是吃亏。所以，即使在信息对称的交易内部，不涉及任何外部性，米行还是可以充分趋利避害，占尽农民的便宜。
产的来源，第一个是原始积累，第二个是积聚，第三个是集中。后两个都需要有第一桶金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第三种方式是产之间的彼此侵吞，后面会谈，说说前两种。原始积累如同获得种子，资本积聚就是用这个种子不断吸收卢瑟的劳动，做大产。也就是说，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需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原始积累。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中大奖，捡钱包，发明永动机。如果不能中大奖，捡钱包或者有爱迪生那样的能力，就需要暴力或者提供围城中的面包。比如《教父》中的考里昂老头子，卖橄榄油。当然，也可以来自政府的暴力，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大型垄断企业，靠财政直接支持。或者，政府暴力和私人暴力，两者兼而有之，比如上海滩的杜老板作毒品生意，本人手下有一群兄弟，还是官方禁毒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围城中的面包对大多数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人的劳动几乎是同质，拥有的资源也有限。他们能提供的生产要素种类很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竞争对手是数以亿计。能提供的东西，决定分配，所以在分配中卢瑟没有任何优势确保自己成为围城中的面包的提供者。
第二步，是在交易中剥削卢瑟。只要不断费厄泼赖，正常交易，产就可以逐步把卢瑟榨干净。农民多收三五斗，米行把油水一股脑吞了去。农民收得越多，卖粮的价钱越便宜。米店收米的价格越便宜，越有资格在来年六月卖十五块。
相比之下，农民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或者沉湎于赌场，希望能有意外的好运，或者去逃荒。不论哪种选择，农民在下一次交易中的地位，相比这次，更加下降了。
一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为什么这么穷？很简单，因为大多数卢瑟都辛辛苦苦工作。地主的儿子与佃户的儿子之间相差的绝不是工作的辛苦程度，而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小佃户只有自己的劳动，只有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的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别人种玉米的时候，他偷着种大烟。如果大家都种大烟，那么他又没有优势了。除此以外只能依靠中彩票那样的运气。相比之下，地主的儿子只要不太愚笨，就具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有些人说年轻人不努力，所以受穷。其实，富裕的也未必努力，年轻人受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只有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并不紧缺。物以稀为贵，所有健康的适龄人口都拥有劳动力，劳动力自然贵不了。
现实中，分配中绝大多数的优势都可以归结为产的优势。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和米行的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再如，甲地丰收，乙地歉收，两地粮食价格相差悬殊。但是农民却没有能力长途贩运，只有拥有相应产，能利用交通工具的人才可能获利。所以，农产品涨价，获利得未必是农民。
卢瑟经济地位的下降，绝不是某一行业的下降，而是全面的下降。劳动力对产的交易的劣势，必然随着卢瑟不断改行而扩散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去。《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农民商量改行，比如出去逃荒，比如去上海做工。结论都是还不如种田。
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拥有足够的产，就拥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只要能创造围成中的面包，理论上就可以获得大饼的任何比例，只要把城修得足够严紧，面包足够紧缺，然后给城里人留一口饿不死的面包就可以了。所以，如果面包房主夸口他能创造多少价值，大可一笑置之。
靠产分配的稳拿是稀缺的，靠力分配的卢瑟是过剩的。实际上，只要进入市场经济，就难以保证按劳分配。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随着马太效应发挥作用，劳动力（愿意而且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是越来越充裕的，而产（拥有足够资产的人）是越来越稀缺的。如果承认按要素分配，那么提供劳动力的卢瑟就注定只能分到很小的部分，这一部分仅仅够他糊口，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已。
只要在市场经济之中自由交易，劳动力就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卢瑟并不愚蠢，却只能眼睁睁地接受稳拿这样的剥夺。
少数卢瑟希望联合起来，增强卢瑟的博弈能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建立工会或农会。对于稳拿来讲，这是决不能允许的。禁止组建工会、农会，拉拢腐蚀或者逮捕工会、农会骨干，建立黄色工会，也就是各种常用的手段了。正是卢瑟之间的激烈竞争，才有利于稳拿的统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稳拿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事实上，尽管美国一直宣传政治自由，但是建立工会的自由直到罗斯福时代才正式确立。
劳动力为了一点可怜的口粮彼此之间鹬蚌相争，你死我活。产不断压低工资，转嫁损失，坐享渔翁之利。从个体看，比较能干的劳动力确实能比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整体看，这些能干的劳动力不过是压低了同行的工资标准。甲劳动力能干两个人的活，产绝不会给他双倍的工资，而是会以他的产量为标准制订绩效工资，提高其他人的劳动强度。稳拿控制了产，卢瑟永世不得翻身。对劳动力来说，勤奋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是勤奋并不能改变整体的命运。
3.5 通天塔：财富集中与社会分化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共产党宣言》
“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马克思
如果我们承认交易双方的收益与风险关系并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强势一方有能力趋利避害，弱势一方只能接受结果，就不难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层的结论。这种分层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和产之间，也存在于产之间，分层的依据就是产的大小，也就是资本量。
霸王龙的食谱很宽，不仅仅包括各种其他种类的恐龙，也包括同类。产也不会放过同类。
交易中不断侵夺对方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产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产之间。产的形成，第一是原始积累；第二是榨取劳动力；第三是资本之间彼此的吞噬。对个体资本的增殖来说，资本间的彼此吞噬比积累还有效。
同行之间，占领对方公司的市场，窃取对方的商业机密，挖对方公司的墙角，提前垄断紧缺的原材料，压低产品成本和价格，最终达到挤垮、吞并同行的目的，这是每个公司高管都在考虑，都在提防的事情。这种争斗胜负的关键是资本量，也就是产的大小。这就如同，兵力永远是军事斗争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大名之间的战争只要看看彼此封地的石高，就会大致知道彼此兵力对比，也可以估计胜负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是大地主吞并小地主。现在背景下的例子，比如银行之间，大银行拥有网点优势，就可以对小银行的跨行收费采取高标准，封杀小银行的客户。小银行则针锋相对，降低各种服务的手续费，甚至免费，挽留客户。为了生存，小银行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大饼。
卢瑟竞争，稳拿得利；小稳竞争，大稳得利。小稳与大稳之间的关系，就是劳动力与产之间的关系的翻版：小稳为了一点可怜的利润你死我活，彼此之间鹬蚌相争。大稳坐享渔翁之利，不断压低上下游利润，转嫁损失。从个体看，比较能干的小稳确实能比同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整体看，这些能干的小稳不过是压低了同行间成品的报价，提高了同行间原料的进价，或者接受大稳更苛刻的供销或贷款条件。大稳控制核心资源，小稳永世不得翻身。对小稳来说，勤奋和精明是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是勤奋和精明并不能改变整体的命运。
需要牢记的是，马太效应无所不在。
《多收了三五斗》之中，不能不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成交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与产之间，也存在于产的内部。简单地说，小产往往不得不按照大产提出的条件成交。
前一节我们分析了农民与地主的例子，米行先生训斥农民：“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由于占据博弈优势，米行先生直接否决了农民提出的交易条件。
这一节不妨把视野转变一下。如果要粜米的不是农民而是大地主会如何呢？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大地主不会去米行的，而是 米行先生来大地主家。米行先生满脸堆笑，大地主闭目养神，地主管家开口：“糙米十块，谷八块。”。米行先生大惊：“这么贵！”管家训斥先生：“你们万盛米行嫌价钱贵，不要买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啰嗦做什么！我们不缺钱，有的是大米，不卖你们，有别人的好卖。你们看，范墓米行的人也来了，城里的米行也来人买米了。”这次轮到大地主的管家否决米行先生提出的成交条件了。
怎么能够不买呢？米行的铺面的店租是要缴的，钱庄的借款是要还的。为了打点应酬各种官长，借下的债是要还的，米行上下的员工的工资是要开的。不买米，米行没有米卖，这些钱从哪里来？米行先生只好央求管家，最后成交。大地主自始至终闭目养神，不动如山。
淡定要有淡定的资本。地主与米行之间的抢大饼游戏结果，取决于双方数量。米行多，还是地主多，决定最终哪派占上风。或者说，决定于双方拥有的产的量。拥有产的量越多的一方，便越占优势。拥有的产越多，竞争对手越少，交易对手越多，选择的余地越大，交易的灵活性越大，富裕资产越充裕，可以调动的资源越多，可以垄断稀缺商品也不必着急成交。
金瓶梅中西门庆不着急买三个川广客人的货也是这个道理。西门庆道：“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上门脱与人。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越是对方急于成交，越要压价，反正西门庆的铺子大，不怕对方不来找他。那三个川广客人来找西门庆的那一刻，就注定输定了。
同样的大米在不同人的手中有不同的博弈效果。在分散的农民手中和垄断一个地区的大地主手中，博弈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解体之后，大量的国有资产得股权分散到民间，这些国有资产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拥有这些国有资产股权的老百姓，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晚餐在哪里。相反，少数人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是直接帮助下，利用紧俏物资和外汇廉价收购了这些国有资产之后，迅速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按照边际效用论，某种东西越多，边际效用越低。这只是书斋中的想法。现实中，单位资本的回报，往往与资本总量有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资本总量上升而上升，下降而下降。如果，N个企业的资本量于一个企业的资本总量相当。那么这个企业的利润量要远远超过N个企业的总合。这些小企业由于彼此竞争，以及大企业的压力，必须把一部分利润主动让出来。资本量越小，竞争对手越多，选择余地越少。由于自身资本量小，选择余地小，竞争对手多，在与上下家谈判的时候，必定很被动。这时如果想成交，必须做出退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美国历史上，铁路公司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定价：铁路公司把短途运费订的很高，小农场主、小商业主和小企业家就很吃亏。相比之下，大农场主、大企业则有资格与铁路公司谈判，争取优惠的运费水平。洛克菲勒就是这样获得运费折扣的：我的石油占铁路的运力的主要部分，我可以选择火车或者管道运输，给不给我运费折扣，你看着办。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关键看谁大。谁的产多，谁是老大。相比之下，小稳收入比大稳少，开支比大稳多，最终的趋势，必然不断不利于小稳。
产的争斗无处不在。即使同一个公司内部，产与产之间也存在剥夺与吞并的关系。不相信的话，可以看看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如果认为大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照顾小股东，则未免太幼稚了。小股东的利益不过是分享大股东的残羹剩饭，而大股东为了多吃自己的大饼是会毫不犹豫侵占小股东的大饼的——只要不引起股票被抛售即可。其实，即使被抛售也无所谓。因为上市的时候，圈钱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围城之中的高价面包，对应的是全社会的大饼。所以，为了买面包，少吃大饼的不仅仅是卢瑟。其他不太稳的拿，也要牺牲一部分大饼份额。虽然他们也能吃到一部分由产获得大饼，但是相比面包房主则少得多。小资本能分到的部分，也仅仅够其资本再循环而已。只要面包足够贵，并且继续贵下去，他们与面包房主的差距不断拉大，迟早会丧失稳拿的地位，甚至成为卢瑟。他们的产则会去找自己的同类，成为面包房主的产。
当全社会利润总量下降的时候，首先吃亏的就是小资本。大资本为了减少损失就侵占上下游小资本的利润，许多小资本受到两头的挤压，利润率迅速下降。当利润率无法维持，甚至降到零的时候，小资本就快完了。最终，小资本破产，原有的资本成为其它资本的利润。
比如，许多小企业为了保持销路不得不向下游赊销，同时对上游赊购。这样虽然经手的量很大，但是利润很薄。为了保持基本的利润量，往往要申请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这样一来，维持运转对资金流动稳定性要求非常高。一旦下游赖账或者改换供货商，或者提出降价，或者上游原料企业提出更苛刻的赊购条件，或者原料涨价，或者银行不再给予流动资金支持，或者贷款利息上调，这些条件随便出现那一条，小企业就凶多吉少。出现两条或以上，基本就要准备关门。出现这些条件，往往与小企业自身的经营关系并不大。
在交易中，产越多越有利，拥有产越多的人，越有机会坐庄。而这个庄，必然是对他有利的，否则他就放弃交易。产的数量对应能调动的资源的量，如同战争中士兵的数量。最终的结果，决定权在产的数量。如同战争中兵力越多越有利一样，以少胜多的战例往往流传千古，可是流传千古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以多胜少才是常态。由于交易的主动权掌握在稳拿手中，卢瑟与稳拿之间的差距，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只能扩大，不可能缩小。小、大稳拿之间的差距亦然。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后面还要谈。
维持这种差距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由市场加明晰产权。自由市场，就是大产说了算的菜市场；明晰产权，大产可以清晰地把交易的利润变成自我增殖的部分并一直保持下去。积累的利润改变博弈的力量对比，使强者获得更多的资本，弱者一无所有，于是在新一轮博弈过程中，强者的博弈优势更加稳固，而弱者则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兔子与狼共舞，不会成为狼，而是会成为狼的晚餐。对狼来说，邀请兔子一起费厄泼赖，就是最好的维护自己地位的方式。既保证自己稳拿，又显得光明正大。普通人与泰森同台竞技拳击，既是公平，也是最大的不公平。
如同卢瑟改行企图改善生活一样，小稳同样会改行。希望通过改行，退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行业，发现未开垦的处女地。让他们失望的是，这种改行的结果，不会让他们中的多数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是让改行能力类似的小稳获得利润率趋同。真正限制他们的，不是眼光或者管理能力，永远是资金量。这就如同，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哺乳类就没有出头之日。
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都能买到，钱最稀缺，钱的数量决定彼此斗争的胜负。所以，上世纪初美国权势最大的不是总统而是银行家，最有势力的地方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另一方面，如果什么都能买到，只有个别几样买不到，买不到的最稀缺。比如特种经营权，只许某人或某个特定团体经营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缺少替代产品。如果能获得卫生纸的特许经营权，外加法律禁止人们用其他任何报纸、旧书本、挂历、砂纸（逼急了，砂纸也是刚需。如同大米白面是刚需，窝头咸菜也是，观音土也能成为刚需一样）等等非手纸类替代物如厕，并且能够有效监督执行，那么布鲁克林的小混混马上就能成为美国首富，他的公司有能力超过微软进入五百强。
截至到马克思的晚年，主要现象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压迫。截至到恩格斯晚年，增加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最终诞生垄断资本，在某个行业之中，垄断资本最强。到列宁时代，行政权力开始和资本结合，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有国家暴力做后盾，产的量的优势便不再存在。所以，国家垄断资本是最强的。克虏伯的大炮，国家包销。两房出了问题，国家给贷款。看中伊拉克廉价的石油资源，找个理由干掉萨达姆。到今天，美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经济活动，美军成为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建立了超级国家资本主义。
市场是一个金字塔，每一级都有自己的平均利润率。同样是资本，塔尖吃得最多，塔底吃点残羹剩饭。随着层级的上升，产的规模不断提高，财富不断集中，人数不断下降，利润率不断提高。
高一级需要的财富总量，或者说产的总量，就是天然的门槛，这些门槛把下一级人拦截在外面，所以能维持比下一级更高的利润率。“我在经商的整个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得到足够的资本，去做我想做、有能力做而且只要有足够的钱就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洛克菲勒说的。其实，别人不也一样受制于资本量吗？如果大家都不受制于资本，全都能拿到足够的资本，那些事情还值得做吗？或者说，还能按照预期获得足够的利润吗？谁都能拿出摆小摊的本钱，所以摆小摊的利润率如果扣除人工，考虑风险的话，基本是零。再比如个人在银行的存款，利润率是零——正常情况下，个人存款扣除通货膨胀以后，没有任何收益。因为多数人没有能力得到足够的资本，所以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本的人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引申一步，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金融界才能获得高额的利息。）
相反，如果某个新兴产业有足够高的利润率和利润总量的话，上一级的产，不会在意向下伸手，进而侵夺下一级的利润。所以，上一级可以稳定的维护更高的利润，而下一级却做不到。上一级产的增殖，相对下一级，即多且快，这又是马太效应。
最有效的对抗被吞噬的手段就是自我增殖，想方设法向上爬。资本增殖的冲动不仅仅来自贪婪，也来自岌岌可危的地位。大稳如果不想成为小稳，小稳如果不想成为卢瑟，就要不断地自我增殖。身边的例子在那里，这是警告，也是动力。
这个金字塔的收益集中在上层，损失却要下层承担。这就如同吃饭，大稳先吃，大稳吃饱喝足，打着饱嗝扶着墙出来的时候，才轮到小稳进场。小稳看看大稳吃剩的饭菜，随便划拉一口。个别身份比较高的卢瑟在收拾桌子的时候，还能吃一点稳拿没吃的鸡头或者每啃净的肉骨头。留给多数卢瑟的则只有泔水，尽管他们是做饭的人。如果某一天因为什么原因饭做少了，大多数卢瑟泔水也吃不到，只能饿肚子。
基尼指数的不断上升，是产在自由市场中不断运动的必然的结果。或者说，这个金字塔最终的趋势是越来越高，越来越细，越来越尖锐。
随着塔尖越来越高，越来越纤细，整个通天塔的结构也必然越来越脆弱。随着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不断变成彻底的卢瑟，塔的结构日益脆弱：财富向塔尖移动，人员向塔底移动。随着双方财富对比日益悬殊，人力对比也必然日益悬殊。随着武器和战争技术的进化，统治者不需要很多的人力就可以控制数量庞大的被统治者。但是，任何武器的生产者和操作者都是人。如果不能确保这些暴力被稳拿所垄断的话，必然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外壳就要炸裂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社会人口强行分等级，贱民天生就是贱民，农夫天生就是农夫，武士天生就是武士。各个等级彼此种族隔离，严禁通婚。贱民学习武术，农夫学习读书识字，一旦被发现就要被处死。统治阶级牢牢控制暴力，被统治阶级长期处于赢弱和愚昧的状态。这样的社会是稳定而停滞的社会，只能提供劳动能力低下从事简单劳动的奴隶，不能提供有创造能力的劳动者，更不适合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财、物大流通的要求。一旦遇到外来侵略者的挑战，必然土崩瓦解。
于是，塔尖高耸入云，可望不可及，越发摇摇欲坠。
3.6 小猪跟着大猪跑：大资本对中小资本行为的影响
Choise is an illusion created between those with power and those without.选择只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谎言。——《Matrix》
打不过，就加入。——美国谚语
我们在前面看到，由于马太效应，社会最终必然出现金字塔。金字塔的下层向上层输送利润，上层向下层转移风险和损失。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既然下层成员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他们为什么不能单干？或者说避免与上层社会成员发生这种注定不利的交易？对于无产者来说，这种交易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已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如果想获得生活用品，就必须与资本发生交易，否则就要挨饿。那么那些小资产阶级是否可以回避这种不利的交易呢？如果他们能回避这种不利的交易，就可以不必向上转移利润，也不必承接风险。也就是说，有独立发展壮大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存在，那么对无产者来说，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积累一点小资本，然后不断自我壮大。事实上，在封闭的体系之中，这种独立单干的选择是不存在的。选择不过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幻觉，对劳动力来说是如此，对小资本来说也是如此。
金字塔不仅仅向上吸收财富，向下转移损失和人员。如果仅仅停留在此，未免太小看这个金字塔了。金字塔的上层的行为，对下层的行为有密切的影响。既然金字塔的上层有能力决定交易的成交与否，以及双方互相交换的内容，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交易方向。引申一步，上层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让下层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多数情况下，下层经过权衡往往屈从。这种统治方式，类似资本统治劳动力，相比赤裸裸的暴力，柔和而隐性。
既然在现有交易之中越发不利，那么小资本能不能开辟新的投资项目呢？比如研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实际上，只要小资本与大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就很难这样做。小资本很难投资新项目，投资了也很难获得应有的收益。对他们而言最理智的投资方向是围绕大资本的投资方向，尝试分一杯羹或者为大资本服务，而不是自己另辟蹊径。或者说，小猪跟着大猪跑。大资本是大猪的话，小资本就是小猪。小猪是自愿跟着大猪跑的。他们明知吃亏还要这样。这是为什么？
如果不考虑技术、运气等因素，决定一项投资需要考虑两点：首先要能拿得出投资（起码要能拿出启动资金），其次销售收入要大于投资，这样才能有利润。启动资金和利润都不是确定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投资门槛越低，竞争对手越多，利润率越低；投资门槛越高，竞争对手越少，利润率越高。对小资本来讲，只能选择投资门槛低，利润低的项目。现有项目的投资门槛会随着利润的积累和资本的集中越来越高，小资本的选择越来越少。大资本则灵活得多，小资本能选择的投资项目大资本可以选，小资本不能选择的投资项目大资本也可以选。
在博弈论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对应的就是小资本和大资本的投资选择。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很长，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踩按钮就会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槽边，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很显然，踩按钮付出的成本和吃到的饲料，一个是生产投资，一个是销售利润。按照博弈论假设的条件，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
按照博弈的解释，在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面前，小猪“搭便车”获得收益最高。表面上，大猪辛辛苦苦开创事业，小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轻松收益。现实的情况却不这么含情脉脉，与具有体型优势的大猪博弈，不是小猪吃多少的问题，而是小猪能不能存活的问题。“智猪博弈”用虚伪的假象，掩盖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残酷的压榨和无形的控制。
“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的数据是精心安排的，而且本轮博弈的结果，不影响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如果换一换数据，外加本轮博弈的结果直接决定下一轮博弈的初始条件，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仅就数据而言至少存在四个值得推敲的地方：首先，是否所有的猪都能踩得动按钮？其次，什么是获得利润的决定因素？是距离食槽的距离，还是体型？为什么要设定为投资者比跟风者晚一步获得收益？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再次，踩按钮的成本和收益会不会因为猪的体型不同而不同？最后，如果踩按钮的成本或收益随着猪的体型变化，会不会出现猪在某一个体型以上，获得的饲料才可能大于按钮的成本？或者说，只有资本量达到一定规模，才有收益大于投资的可能？小于这个规模，收益必然小于投资？
首先，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踩按钮需要2个单位的饲料成本，小猪勉强能够承担。如果这个成本需要5个单位饲料呢？小猪根本踩不动这个按钮呢？
在“智猪博弈”的例子里面，踩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饲料，如果出现的是100个单位的饲料呢？
小猪也知道只要花5个单位的成本就可能获得100个单位的收益。踩下按钮有丰厚的利润，但是小猪踩不动按钮。踩按钮成为大猪的特权。结合现实，随着资本的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一行业的投资门槛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小资本被排斥出去。少数几家企业控制某一商品生产销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竞争对手的减少，这些行业的利润越来越丰厚。小资本知道这些行业利润丰厚，却无力涉足。
如果大猪不能彻底吃光饲料，剩下的渣子，便会吸引小猪跟着大猪跑。如果市场价格相同，在大资本触角无法伸到的地区，小资本作为大资本的同行可以享受大资本压榨上下游资本获得的价格优势。秃鹫没有能力猎杀野牛，但是可以跟在狮子身后吃点剩饭。毕竟，吃剩饭胜过挨饿。这也是小资本主动跟风的原因。现实之中的大资本坐庄房地产，小资本自然跟风炒二手房。或者，大资本可以让出一些鸡肋的业务，让小资本们激烈竞争。于是，小资本选择为大资本提供上下家相关服务。他们的企业能否有货源或者订单，完全仰仗上下家的大资本。
如果小猪不肯等待大猪踩按钮，而是自己踩按钮，投入了2个单位的成本以后，才发现后面还需要3个单位的成本，而小猪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拿出哪怕1个单位的成本了。这时，小猪要么前功尽弃，要么向大猪跪求3个单位的成本。既然是跪求，那么最终的分红也就要看大猪的意思了。这时，小猪急于成交，大猪自然会占尽便宜。如果跪求的小猪比较多，那么大猪的优势就更加明显。比较仁慈的大猪也许会多给小猪几个单位的饲料，比较贪婪的大猪则可能好歹给小猪1、2个单位的饲料就把小猪打发了，甚至不够小猪投入的成本。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连这1、2个单位的饲料你也拿不到。你自己看着办。这样的情况下，小猪主动踩按钮又不能到大猪的支援的结局就是找死。
权衡利弊，理性的小猪自然会选择要么挨饿，要么等大猪踩按钮之后，分一杯羹。
其次，按照“智猪博弈”的设定，主动投资的一方在分享利润的时候落后于搭车的一方。现实之中，在食槽与按钮之间并不存在长长的距离。投资方完全可以优先获得收益，并不存在大猪主动投资，小猪优先收益的可能。与“智猪博弈”的设定相反，如果小猪踩下按钮，出现了饲料大猪会毫不犹豫地拱开小猪，小猪获得的饲料够不够投入的成本都是问题。
说到底，所有的竞争都是同行之间的竞争，同行之间资本量大的一方在竞争之中具有绝对优势，甚至能赢者通吃。不论按钮是谁踩的，都会由大猪主导：大猪比小猪力气大，能把小猪拱到一边去。小猪个子太小，根本没能力挤到食槽边上，只能吃大猪吃食时溅出来的饲料。这时，小猪能否吃到饲料，完全看大猪的意思，如果大猪吃相不好，小猪就会挨饿。随着两者之间体型差距的扩大，小猪能不能活下来，越来越仰赖大猪。
只要具有体型的优势，大猪可以在小猪踩不动按钮的时候，踩下按钮获得超额收益，也可以在小猪踩下按钮之后，拱开小猪获得绝大部分的收益。只要具有压倒性的体型优势，无论踩不踩按钮，大猪都是稳赢不输的。于是，大小猪之间的体型将越来越悬殊，小猪生存将越来越难。小猪如果想分一杯羹，最后就不得不依附大猪，必须对大猪百依百顺，小猪的奔跑方向必须唯大猪的马首是瞻。
小猪之间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某一个小猪踩下按钮以后，大量跟风的小猪会迅速进入。小猪的体型如果不够大，就要吃的足够快，如此才有希望长得足够快。否则一旦利润吸引大猪进入，小猪很快就会被拱到一边。不依赖大猪的小猪，则将受到大猪和其他众多小猪的双重打击，如果不是死掉也是苟延残喘，难以发展。小猪之间的搏杀将越来越激烈。有大猪支持的小猪，比一般的小猪有更强的希望在小猪群中胜出。小猪在博杀中的死活，很大程度上仰赖大猪的意愿，这是小猪臣服于大猪的另一个理由。
小猪的跟风行为，无形之中增加的大猪的博弈能力，这种现象在资金量决胜负的投机市场尤其明显。这种时候，大猪不必投入5个单位成本的饲料，只要象征性的投入一些投资就够了，后面会有一群蜂拥而至的小猪跟着踩按钮。
同样开拓一个市场，或者开发一个产品，小资本需要的投入的成本和大资本一样。但是，小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却弱于大资本。大资本能够承担开拓的费用，小资本却力不从心；一旦开拓成功，大资本很容易通吃，收益更加集中；下一轮新的开拓中，两者的差距更加明显。小资本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臣服于大资本，或者在大资本力所不及的夹缝中求生存。结合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果投资门槛越来越高，如果投资的收益越来越丰厚，越来越集中，那么大资本就能把小资本排挤出市场，小资本要么死掉，要么成为大资本的依附。前两个条件存在，后面的结果就无法避免。
再次，我们会发现智猪博弈之中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就是谁控制按钮（或者说按钮的饲料交给谁）以及谁控制报酬（获得的饲料来自谁）？在空对空的理论之中，饲料的去向和来源都是一台人为设定的机器。现实世界之中，显然不存在这样的机器。交易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资本家不会和机器做交易。大猪或者小猪作为交易的一方，必然对应交易的另一方，接受饲料的必然是另一头猪，给予大猪或者小猪饲料的肯定也是一头猪。
如果小猪依附于大猪，那么大猪必然会利用小猪的依附获得好处，小猪和大猪之间的关系自然存在利润的转移。这时大猪和小猪作为交易对立的双方，情况同样有利于大猪。因为大猪可以选择交易方向，更有效地趋利避害。如果大猪控制按钮，知道踩动按钮可以获得10个单位的饲料，那么小猪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就是10个单位，大猪就会要求小猪每次支付9个甚至10单位的饲料。另一方面，如果小猪控制按钮，大猪就会在诸多小猪之中寻找要价最低的小猪。所以，当小猪想主动踩按钮的时候，大猪可以有效阻碍。当大猪想主动踩按钮的时候，小猪是拦不住的。对小猪来说，当大猪控制按钮的时候，不要贸然投入9个甚至10个单位的饲料去冒险，反过来，当小猪控制按钮的时候，不要妄想对大猪要过多的饲料。报酬的环节与控制按钮的环节类似。即使是同一头猪控制，大猪也有资格以更低的价格踩按钮，大客户有资格获得折扣价格，这是基本的常识。落下来的饲料量，其实也与猪的体型密切相关。大猪有资格要求更多的饲料，小猪显然没有这么强的博弈能力。也就是说，随着猪的体型的分化，踩按钮的成本和收益也会发生变化。猪的体型越大，踩按钮的成本越低，收益越多；体型越小，踩按钮的成本则越高，收益越低。
最后，我们会发现投资的收益与猪的体型密切相关。低于一定的资本量，获得的收益小于投资。这一方面是因为无法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生产成本高于同行，一方面是无法在上下家的博弈之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反过来，当猪的体型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完全可以不考虑踩按钮的投资和获得的饲料。同行业的生产成本由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决定。大资本如果认为上下家的利润足够高，有利可图，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手伸入到上下游环节。美国五大湖的船运公司经常抬高运费，压低客户公司的利润。对小公司来说，这是致命的，许多生意做不成。对洛克菲勒来说，这根本不是难题，既然现有船运公司的运费不能让他满意，自己投资组建自己的船运公司就是了。把手伸到上下游行业，就意味着原先的上下游行业变成同行，决定胜负的资本量。小资本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现实之中，随着社会金字塔越来越高，越来越细，在资本量悬殊到一定程度后，小资本无法跨过开辟新领域的投资门槛。即使小资本偶然开辟了新领域，大量的竞争对手会迅速进入，把利润滩薄。大资本也会很快跟进，并把原有的小资本排挤出去。利润率高的行业都被大资本垄断，小资本投资的选择空间，只能是大资本不吝进入或者有意遗留下来的空间。这样的空间虽多，利润率却很低。这并不是因为小资本愿意搭车，而是小资本博弈能力太弱，无力在与强大的上下家的博弈中争取必要的利润，也无力与在强大的同行的博弈中保护自己的成果。小资本必须服从大资本的指挥，被迫接受大资本的各种苛刻条件。随着大资本控制生产环节，小资本逐步失去市场中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最终被迫彻底投降。这就类似农民无法开荒，只能交纳地租，工人无力自己开办企业，只能进血汗工厂一样。小猪跟着大猪跑，小资本为大资本打工，总比坐吃山空好。
自由选择不自由，在资本之间也是如此。这就是小猪跟着大猪跑的真相。
当猪的体型相差到一定程度，就不存在博弈的关系，只有一种选择没有什么搏与不搏。此时，无论是同行还是上下游，小猪最好的选择都是顺从大猪的选择。于是，大猪不仅仅是游戏的参与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游戏内容和规则的影响者。大猪对小猪的影响力的强度，随着双方实力的差距而增强。双方实力相差越悬殊，大猪对游戏内容和规则的影响力越强。另一方面，大猪对制定游戏内容和规则的能力越强，越有能力拉大与小猪之间的实力差距。最终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小猪彻底成为大猪的奴隶，如同工人沦为资本家的奴隶。资本的规模相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就不再存在。在资本高度集中的社会中，中小资本家虽然暂时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其控制的生产资料的作用日益弱化，逐步丧失对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控制权。大资本发展到极限，不是竞争而是垄断，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只有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以及臣服和统治。
这时，由于存在稳定的利润向上转移，风险向下转移的关系，小资本战胜大资本，进而夺取其统治地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谓靠自己勤俭节约开一家小店铺（小作坊），然后依靠聪明才智，越做越大，最终成为行业巨头的故事，可以作为励志故事忽悠心存幻想的中小资产阶级，却往往经不起推敲。多数利润要上交给大资本，多数风险要照单全收，所剩无几的利润还要经过为数众多的同行激烈瓜分，本行业规模经营的最低门槛越来越高，这是中小资本经营的真实情况。这样的情况下，颠覆大资本的统治极其困难。现实之中，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现象，而是这样的故事往往故意隐瞒了什么。一般来说，某些人的发家史往往有很多版本，而且差异惊人。高高在上的时候的版本，往往是勤俭、聪明、敢于冒险。身陷囹圄时的版本，往往与各种罪恶有关。究竟哪种版本更可信，自然见仁见智。
小猪一旦和大猪在一起，只能跟着大猪跑。小猪如果想独立发展，就要躲开大猪的阴影。小资本要尽量躲避同行大资本的竞争，减少与上下家大资本的交易，去大资本力不能及的地方迅速扩张，比如殖民地，比如新开发的领域（洛克菲勒开采石油）。这并不容易，小资本在寻找新天地的时候，大资本也不闲着，不断进行资本的扩张。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猪凭借运气踩动了踏板，大猪会立即拱过来。大资本所到之处，小资本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量的话，不是主动缴械就是被吞并。
那些在新领域发展起来的小猪也会长成大猪，反过来压制当年的同伴。洛克菲勒控制的标准石油能够成长起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资本对石油工业的前景并不看好，没有及时挤进来。虽然外来大资本迟了一步，但是标准石油歼灭小炼油商同样毫不心慈手软。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成长起来，才能对抗外来的大资本。虽然极少数极其幸运的小猪有机会成为大猪，但是一旦殖民地或者新领域被彻底开发，绝大大多数小猪又失去了出头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一旦小猪彻底投降，大猪往往也是选择等待。不论大资本是否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所有的收益也都是大资本的。既然能如此，何必花5个单位的成本去搞开发呢？城市里只有一间面包房的时候，面包还有必要提高性价比吸引消费者吗？大资本关心的不是怎么研制新产品，而是怎么修高城墙，提高面包价格，或者向面包里掺白垩。大学食堂的包子，第一口没咬到馅，第二口咬过了。只要和负责后勤的领导搞好了关系，这样的包子就能统治学校的餐饮市场。大资本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既然竞争就死掉了，便不再存在开拓。这时大资本更关心的是如何享受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开拓进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结合现实的话，当大资本打算休眠的时候，小资本最好也老老实实地休眠。不然，原料价格会迅速上升，销售价格则会下降。这时，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一切死气沉沉，大资本花天酒地，小资本卑躬屈膝，卢瑟苟延残喘。所以，这时的社会虽然接近帕累托最优，却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这时，不要问小猪为什么这么做，而要问大猪在干什么。不要问小资本为什么这样，而应该考虑大资本在做什么。
美国人对此早就有认识。经过南北战争，美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期。二十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大批的托拉斯。虽然有保护私有产权的美国宪法，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传统，但是美国政府这次却坚决不放过托拉斯。1890年，国会通过了反垄断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1902年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政府宣布将调查并控告北方证券公司，理由是北太平洋和大北方的合并违反了《谢尔曼法》。垄断公司不服，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垄断寡头败诉。
老罗斯福曾经表示：“在对付我们称之为托拉斯的大公司方面，我们绝对必须拿定主意，按渐变而不是革命的办法行事。……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取消法人公司；正相反，这些大集合体乃是近代工业制度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我们要想调节和监督这些公司，就须先在我们的思想中明白确定，我们不是攻击它们，而是力求消除他们的一切弊害，否则我们就做不出任何有益的事情。我们对这些公司并无敌意，只不过是决心要使它们经营得有利于公众。”
没有微软，大家不会有方便的视窗操作系统。有了微软，其他操作系统就很难发展。如果只有微软，大家只能买微软，微软毛病再多，也能卖到天价。所以，既不能关闭微软，也不能放任它独大。
自由市场，绝对产权，完全竞争就会一切万事大吉这样的傻话，美国人是不相信的，上当的是俄罗斯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了稳固政权、刺激经济，实行激进的私有化。三五年之间诞生出一群大猪。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积极生产的热潮，相反经济下滑，人民生活困窘，另一端的寡头则花天酒地。有报道说，俄罗斯高档色情产业发达，各色尤物质量高价钱也高；俄罗斯人消费奢侈品的能力让西方人惊讶。不知真假。但是俄罗斯经济停滞，国力下降，却是有目共睹的。对寡头来说，瓜分国有资产即可富可敌国，何必去发展生产？对小资本来说，打不过他就加入他，与其自不量力地对抗寡头，不如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和产品。
当年积极推动私有化的俄罗斯副总理丘拜斯，自己也成为了大猪。丘拜斯也许是上当，也许是看到了，却故意如此，不论哪种原因，结果只有一个，而倒霉的则是多数俄罗斯人。
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按按钮的成本，在于饲料的总量和分配，在于大猪对按钮的控制程度，最终则取决于猪的体型。猪的体型越悬殊，按按钮的成本越高，一次获得的饲料量越大，大猪控制按钮的能力越强，饲料分配越不公平。这样的结果又将影响下一次按按钮的结果。最终的结果，不是小猪悠闲地等着大猪去支付成本，然后“搭车”获得收益，而是一只巨猪率领若干听话的迷你猪，迷你猪的脚下若干听话的蚂蚁。迷你猪的命运取决于巨猪，蚂蚁的命运取决于迷你猪。
理想的社会中，控制按钮的权力高分散，即使蚂蚁也有能力按动按钮，也能获得足够的收益，每次获得的饲料足以弥补按按钮的成本外略有盈余。这样的社会，是按劳配为主的社会，大猪的体型优势在这里发挥不出来。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大猪喜欢的社会。
3.7 小结
“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合。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马克思
产是什么？产是用于获得剩余价值依据的物化的媒介。人类社会总产品是块大饼，产是稳拿用来切大饼的刀。
不同的社会这把刀的化身不一样。在奴隶社会，产是奴隶的人身。在封建社会，产是封建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产就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是资本，生产资料在一定的历史生产条件下，才能成为资本。这就如同金银和货币是两个概念，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才能等同一样。稳拿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能增值的财物”。这话没错，但是却隐藏了增值的条件，即私有产权所有制和自由市场交换。在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条件下，也并不是所有的私有财物都是产：“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1]不能支配别人劳动的财物，不配称为产。收入比较高，有仨瓜俩枣的积蓄，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有产者的人，往往并不是真正的有产者，充其量是收入比较高的工人贵族而已。他们这点可怜的财产最多让自己生活得舒适、富裕一点而已，远远达不到可以支配别人劳动的程度。一旦因为生产力发展等原因，他们的劳动技能不再是相对稀缺的，他们的积蓄会迅速下降，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接近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水平。
只有当产的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才有资格在分配过程中否决对方提出的交易条件，才能参与分配过程，获得足够的分配份额。财产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发挥产的作用，只有达到这个数量，其他人为了完成交易过程必须接受有产者的条件，出让一部分收益。交易条件如果不能让有产者满意，有产者就可以否决交易。这就是产发挥分配作用的机理。交易一方出力，一方出产，因为出力的一方没有产，所以出力者必须答应有产者提出的分配条件。交易双方都出产，因为没有大产的合作，小产就无法完成交易，所以小产必须答应大产提出的交易条件。因为手中有丰富的财物，不必担心不能成交的后果，所以产多的一方有更大的灵活性，不急于成交，也就可以掌握交易的主动。在一切要素都可以买到的市场中，作为交易双方的大产和小产的博弈的力量对比直接表现为产的大小的对比。对产的规模较小的一方来说，如果自己的资本量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说话腰板硬，不然只能委屈求全。产的总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当少数人能拿出，而多数人拿不出的时候，财产才有资格进化为产。这时，拥有产或者拥有较多产的一方，才能否决对方（劳动力和小产）提出的交易条件。只有这些财产以“钱生钱”的目的，也就是自我增殖的目的，进行交易的时候，这些财产才是产。
如此就不难看出，弗里德曼用几个人平分捡到的20美元的钞票的例子来分析贫富调解行为是扯淡的。20美元谁都拿得出来，除了喝几杯还能干什么呢？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分配过程，没有资格要求对应的分配份额。他用20美元做例子，是故意掩盖大资本利用财产优势进行剥削的事实，是为了扭曲财产调节的目的。洛克菲勒说：“要让金钱当自己的奴隶，而不是自己当金钱的奴隶。”让金钱当自己的奴隶，其实是让那不出足够的产的交易对方当自己的奴隶。反过来，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拿不出足够产而陷入被动的交易另一方。洛克菲勒是资本家，而不是被豢养大骗子，没有必要忽悠人，掩饰自己的目的。
与奴隶人身或者封建土地不同，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来自工人劳动的积累。资本的形成需要两步走。第一步是原始积累，极少数来自勤劳纯朴，绝大多数来自坑蒙拐骗，也就是“抢钱！抢粮！抢地盘！”。第二步是不断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
绝大多数产的原始积累注定是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因为只有具有相对优势，产才有意义，才能在交易的博弈之中发挥作用。大多数人的体力是相仿的，很难相处悬殊，生活标准也是有下限的。所以，当大多数人都靠勤俭积累财产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财产总量是相对平均的。这时，很难有人能拿出远远超过其他人财产总量的财产，进而要求额外的分配权。所以，这些勤俭的人的财产无法成为产。这时，只有少数人通过坑蒙拐骗迅速积累起超过大多数人的财产，才有资格要求额外的分配权，也才有资格成为产。这些原先的强盗和骗子可以把抢来的财物挥霍一空，也可以把这些财物用于“钱生钱”，也就是资本增殖。如果他们把钱用于后一个目的，他们的抢劫过程，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时，他们就由强盗进化为财主。他们可以成为企业家、地主和金融资本家，购买企业、矿山、土地、房产或者放债。
工人的劳动成为商品，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中扣除资本家消费的部分，剩下的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工人劳动越多，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越多，积累越多，资本的量越大。资本对工人的优势便越强。工人自己被自己创造的价值，牢牢地束缚住。表面上的公平交易，却是资本不断壮大，工人输得一干二净的过程。
可能存在异议的部分是土地。土地成为生产资料，不需要劳动。需要注意的是，土地所有者并不产生价值。地主宁可使土地荒芜，也不允许产业资本使用。产业资本为了获得使用权，必须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地主。这部分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也是产业资本家的损失。土地价格的攀升，不是土地自己产生价值，而是土地上产业资本不断壮大，地主要求其支付的贡税越来越多。如果土地上的产业萧条，土地价格必然暴跌。
依靠土地获得剩余价值，是对资本主义的阻力而不是动力。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太薄，他们很难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此外，土地垄断会造成土地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资本家的剩余资本必然会选择投机土地，而不是投资于原料或设备进行扩大再生产。引申一步，如果土地成为资本的主体，那么社会必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历史上，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地区很难诞生资本主义。
拥有产的稳拿，决定生产的过程：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决定奴隶是种小麦还是种烟叶；地主决定农民能不能在他的土地上耕种；资本家决定工厂生产、招工、扩张产能，还是减产、裁员、压缩产能。至于卢瑟，他们有按照资本确定的价格提供劳动的自由。如果他们拒绝提供，房东就有把他们赶到大街上的自由，面包房就有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品的自由，水电煤气电话公司，就有断水、断电、断煤气、切断电话线的自由。
小资本与大资本的关系亦然。小资本有挑战大资本的自由，有臣服于大资本的自由。大资本有挤垮小资本的自由，有兼并小资本的自由，也有统治小资本的自由。挑战还是臣服，选择权在小资本。挤垮、兼并、还是统治，决定权在大资本。挑战大资本很英勇，活下来很明智。许多人敬仰华莱士，传颂他英勇的事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会选择老死在床上，而不是血染沙场。所以，不要指望小资本家去头脑发热，做出不该他们做出的选择。他们要活下去，不会做无谓的牺牲。活下来的小资本，必须唯大资本马首是瞻。大资本选择趁机涨价，小资本就要选择囤积居奇。大资本选择投机金融市场，小资本就要选择跟风炒作。大资本选择投机土地，小资本就要选择炒房。
大资本决定全社会的生产过程，这既包括是否扩张，也包括生产的主要方向。选择只是强者用来欺骗弱者的谎言。卢瑟可以选择出卖劳动力的方式，选择被哪个资本家雇佣，却不能选择社会分配中改变被动的地位。小资本可以选择被大资本统治的方式，或者被哪个大资本统治，却不能选择统治大资本。
资本量不同，根本没有竞争的资格。所以，在财产不同的社会之中，即使信息完全，也不会有自由竞争。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当地主好，但是农民没钱当地主。小资本也知道成为垄断资本好，但是小资本没有足够的产垄断某一个行业，反过来却不断受到上下家大资本的打压。
看不见的手就像皇帝的新衣服，看不见乃是因为根本不存在。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很快就会消亡。资本主义的市场，是资本自由的市场，而不是所有人都自由的市场；是大资本自由的市场，不是小资本自由的市场。完美的市场和完美的社会一样，永远不会稳定存在。即使是由一个个独立的鲁滨逊建立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大家起点相同，也很快就会出现分化，最终达到垄断，走向自己的反面。何况，绝大多数的市场的起点是原始积累。大家进入市场的时候身份差异便已悬殊。
真正决定全社会生产过程的人，只是社会的中极少数人。这些人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的塔顶，掌握巨额的财富，控制社会生产的进程。社会基尼指数越高，这些人的人数越少。由于马太效应，这些人的数量趋于不断减少。
“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资本剥削工人的自由。”希特勒用这话反驳西方对他的批评，兜售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要全德国人民交出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一个元首（也就是他）的身上。如果抛开他疯狂的目的，这句话是很贴切的。
任何单一金字塔式的结构都是危险的。一旦确立了塔式结构，便不再有竞争。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塔顶的失效意味着全塔结构的失效。塔顶的选择，注定在很小的圈子内。这又大大加大了塔顶失效的概率。
产的金子塔也是如此。如同封建贵族用血缘关系巩固统治地位，资本家之间也是彼此通婚，比较极端的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内部通婚。
中国封建历史上，每百余年，农耕社会达到鼎盛，然后随着土地的集中，稳固的塔便确立了。这座金字塔高耸入云，是一座通天塔。极少数人在塔顶飘飘欲仙，绝大多数人在塔基遥望天堂。后面的事情，就是地主阶级比赛穷奢极侈，人生如同白驹过隙，要充分享受醇酒妇人和锦衣玉食。还有就是不断测试农民的底线。再后面的事情，就是因为天灾人祸，或者外族入侵，一不留神搞大了。旧塔倒塌，新塔开工。整个过程，是小概率偶然事件的大概率必然。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个过程大大加快。自由竞争的市场，至多存在二三十年的时间，然后随着贫富的分化，大资本的成型，自由竞争就死掉了。以后的自由市场，是自由交易的市场，是自由剥削的市场，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
贫富分化的提速有几方面的原因：生产循环的周期加快了，过去一年一收获，现在往往几个月一个生产循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形成过去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形成的贫富差距。造船矿山开发那样的行业虽然周期长，但是对应要求的利润率却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甚至更高。现代金融业使资本不但能利用自身，而且可以利用社会力量。交通的发展，使商品流通的范围大大扩展，一个厂家产品的辐射范围远远超过以往。于是，大资本可以利用金融和现代交通的力量，迅速扩张，短时间内制服小资本。每次危急都是大产兼并小产的好时机。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过程主要局限在地主势力力所能及的本县或者本省。这一方面由于交通和通讯的限制，一方面是因为农耕社会的危机往往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交通和通讯高度发达，危机也是全局性的。于是，大资本可以利用一次大规模危机，几乎全歼本行业的中小资本。
资本主义社会的塔，同样也是不稳固的。建设塔的过程，是社会欣欣向荣的过程。资本家雇佣工人，为自己憧憬美好的未来。工人获得工作，挣取工资，失业似乎是遥远的事情。但是，这种周期性的美好，注定要以经济危机结束。
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如同建设通天塔，每次塔倒塌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过程，都将加速塔的建设。这座通天塔最终可以建成，但是建成之日就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死掉之时。资本主义从此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陷入长期的萧条。最终，随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整个通天塔难免折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不相容的时候，外壳必然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