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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经济黑死病：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
“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共产党宣言》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
亚当斯密的时代，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手工作坊进化到手工工场，零散的工匠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由于分工合作，每个工人需要的专业技术水平大副下降，生产效率却大大提高。《国富论》开篇便介绍分工给生产效率带来的提高：“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1]
如果资本仅仅停留在此，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工场，而不是工厂。追求利润的资本显然不会就此止步。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直接消灭了手工工场。
“城市周围出现了大批的工厂、冒烟的高烟囱及其夜间发出的火焰，不停震动的机器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像蚂蚁那样匆忙的工人。大工厂集中并且增加了生产资料，使它的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手工劳动的小作坊或者工场不同，大工业使用机器，因为机器能以绝对准确、最快的速度、日夜不停、不知疲倦地完成最复杂和繁重的工作。”[2]
由于蒸汽或电力使机器开动起来，大工业不再依赖有限的、不稳定的、受自然环境制约的水力或风力，或者微不足道又参差不齐的人力。蒸汽和电力顺从、均匀、不疲竭，可以几乎无限地任意增加（至少在当时看来如此）。大批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大工业集中到一起，他们各司其职，成为复杂的机件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有组织工人和越来越复杂的机器设备构成了大企业，这些大企业构建了工业王国。资本在工人和机械的后面控制着每一个环节的运动，他们是这种巨大运动的原因，也是这种巨大运动的结果。资本被利润所鼓舞，一边不断推动生产，一边不断扩大自己完成自我积累。于是，堆积如山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伴随资本家的势力不断扩张，封建地主势力不断退缩。英国历史上有一位出名的呢绒商人约翰.温奇库姆。他的富有曾经让国王感到不舒服。（他曾经用自己费用建筑郊区的教堂，盛情款待亨利八世和王后凯瑟琳，还曾经自费武装一百名战士带领他们上战场。国王曾经说：“约伯里的小约翰，比我还富有！”）然而相比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资本家们，约翰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不过是个大工场主，而他的手工工场的产量与机械化工厂相比，完全不足挂齿。这时的封建地主要么主动改行成为资本家，要么逐渐丧失经济地位。
分工的工场取代了小工匠的作坊，使用蒸汽的机械化的大工厂又取代了依靠人力、水力或者风力的工场，资本主义经过两次跳跃，生产力大幅度跃升。工厂规模越来越大，每个工厂产品越来越专一，产量不断几何级数地提升。同时各种生活用品越来越便宜，许多在封建时代属于奢侈品的商品的廉价仿制品，现在开始逐步进入寻常工人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甚至让人们产生了只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能实现“上 富其君，下富其民”的美好的幻觉。
好景不长，资本主义在19世纪前后，出现了周期性出现生产过剩。每次过剩都是一次危机，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
有时危机从企业开始，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产能过剩，没有销路。堆积如山的产品没有人购买，工人大批失业，资本家大批破产。曾经有个小孩问他妈妈，妈妈，天这么冷，我们家为什么不生火呢？他妈妈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去买煤。小孩继续问，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他妈妈说，因为你爸爸的煤矿倒闭了。小孩接着问，妈妈，爸爸的煤矿为什么会倒闭呢？他妈妈说，因为没有人买你爸爸的煤矿的煤，煤卖不出去，所以煤矿倒闭了。
几乎所有的企业全部在一夜之间陷入“三角债”之中。这种史无前例的怪异的现象，似乎很荒谬，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身边。除了个别投机者，每个人都深受折磨。
有时危机似乎从银行开始：一夜之间，处处钱紧，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没有足够的货币维持必要的运转，大量的票据要求贴现，银行没有能力贴现，贷款的要求是如此旺盛，银行却没有能力提供贷款，承兑汇票价格疯狂下跌，许多银行遭到挤兑。银行歇业，货币流动停止，产品没有人买，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家破产，工人失业，机器生锈闲置，商品堆积腐烂，整个经济崩溃。钱到哪里去了？仿佛一夜之间全部蒸发了。
当时有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增加纸币供应，增加贷款。当时的政治理念，政府要以守夜人自居，所以并没有实践这种解决方式。不过，二十世纪后，这种方式确实被实践过。短期内，增加贷款的解决方式似乎有效，但是很快就证明无效。不仅无效，而且发生了新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和更严重的货币短缺。
还有时危机从金融投机开始，先是股票或土地价格暴涨，然后突然暴跌。接着银行陷入困境，后面就是金融三角债，接着是企业倒闭，扩散到更多的企业。然后是工人失业，产品滞销、经济停滞的老套路。
危机可能从任何一个环节开始，然后迅速扩展到其他环节。不论从哪个环节开始，表现都殊途同归，无外乎三角债、金融资金周转不灵、产品滞销、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最终都是大量的商品和生产资料被毁灭，生产力受到打击。
令人恐惧的危机在严重打击资本主义经济后，却莫名其妙地又自动恢复繁荣。每次危机后，都会出现新的繁荣，每次人们沉醉于繁荣的时候，危机又会突然降临。危机如同黑死病，来势汹汹，却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一切好像都不曾发生过。但是，几年之后，类似的事情卷土重来。规模更大，伤害更严重。这个幽灵反复折磨资本主义的经济。如同月亮的盈亏，定期发生，周而复始。每次都是来无影，去无踪。
几乎所有的经济都可能陷入危机，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形式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生产以小农为主，经常出现生产不足所带来的危机。这种危机的起因往往是自然灾害（旱、涝、蝗灾）或统治者横征暴敛、挥霍浪费、好大喜功干各种工程（修皇陵、修宫殿）或者发动耗费惊人的战争，导致劳动力不足，最终的形式往往是严重的饥荒。历史上常见的“关中大饥，人相食”。结果往往是自然灾害加财政破产，如果土地兼并严重，就可能直接诱发农民战争。与封建时期的危机不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危机首先的特点不是产品不足而是产品过剩，不是劳动力被透支而是劳动力被闲置。直观的感觉不是没粮食吃，而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破产，然后大家下岗，没钱买粮食吃。产能有的是，就是没销路。粮食有的是，就是没钱买。劳动力有的是，就是没活干。其次，这样的危机不是封建年代的危机，某地丰收，某地歉收，丰歉不均。而是同时繁荣，同时萧条，只要在一个经济循环中，危机就基本在各个领域同时、同步发生。再次，这样的危机，与天灾人祸的关系不大，不论有没有天灾人祸，到一定的时间节点，该发生就发生。最后，这种危机有很强的周期性，按时袭击沉醉在繁荣之中的经济。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应该怎么办呢？
2.2 绝育集中营：马尔萨斯的“绝对人口过剩论”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论济贫法》
“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 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恩格斯
毛主席说过，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句话，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很有哲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不存在无产阶级的物理和资产阶级的物理，或者无产阶级的化学和资产阶级的化学。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不同阶级思想确实代表不同的阶级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认识也必然不同。这些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对世界的认识，也必将指导对应的阶级参与改造社会的进程。作为分析指导人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行为的经济学自然难逃这个“烙印”。
言归正传。
现在危机出现了，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就涉及到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就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于是各种思想粉墨登场。每个人的思想，都符合自己的阶级利益，每种解释都对应相应的解决方案，每种解决方案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至于能不能医治经济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情。
金字塔的顶端往往是既得利益的阶级，任何社会变革都难免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相对保守的，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一切都是完美而合理的，或者只要维持现状，人人安分守己，则整个社会即将合理。一切矛盾都将化于无形，即使存在也是个案，或者是当事人的私人问题，需要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与社会无关，社会无需做任何改变。在他们看来，任何改变的尝试，都将破坏社会的完美，都将是全体成员的灾难，既是稳拿的灾难，更是卢瑟的灾难——卢瑟的利益被稳拿代表。
最早的集中营的雏形是英国的救济院。许多卢瑟被集中到一起，强行分性别、年龄居住，工作繁重，居住拥挤、营养不良，没有看守的书面批准，不得离开，不得接见来访者，一旦进入，永不脱生。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有计划地不断减少他们的数量。因为他们是对社会没有用的人，需要不断被消除。在这里，他们要进行苦役犯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忘记自己的狗窝和狗崽子，要像狗一样地生存，狗一样地死去。这里不是监狱，不是奥斯威辛，不是达豪，不是古拉格，不是美国的二战日裔集中营，而是英国的救济院。与纳粹集中营的区别是，这里的扣押不是犹太人或者纳粹的政敌，而是走投无路的贫穷失业工人，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卢瑟。
救济院的法律依据是英国的济贫法修正案，也称新济贫法。这种把失业的卢瑟关起来的思想理论来自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两个抽象前提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但几乎保持现状。他认为在这两者中，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即以１、２、４、８、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２５６、５１２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将以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的算术级数增加率增加。当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自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来限制人口增加。
在《人口原理》第二版中，马尔萨斯把原先提出三点结论改为：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并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他认为，如果不实行道德抑制，那么由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无法避免。
希特勒的绝育计划，涉及各种被医生认定有各种疾病的人，或者劣等种族，与种族和生理挂钩。马尔萨斯要卢瑟绝育，直接与收入水平挂钩。没有钱就不要结婚，不要有性生活！一个人及其后代生存的权利，直接与腰包的鼓胀程度挂钩。
幸好马尔萨斯没有提出对男性的卢瑟实行强制阉割，否则如果阉割了，日后经济地位改善了，是否还实行恢复手术？如果不能恢复，那么这位未来的稳拿，现任的卢瑟是不是丧失了把财产传承下去的权利？卢瑟绝育，稳拿不绝育，稳拿的后人难道不会越来越多？既然是人口过剩，为什么只让卢瑟而不让稳拿绝育？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卢瑟就是卢瑟，永远不会成为稳拿？
马尔萨斯还提出了让渡利润论和第三者理论。即由于存在着由地主、官僚和牧师等组成的“第三者”，他们只买不卖，才支付了资本家的利润，才避免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尔萨斯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社会存在的大量失业和贫困，是卢瑟生孩子太多。这么多人要就业，哪里有那么多岗位给他们？必然要有卢瑟失业。二是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能消费掉多余的产品，是社会经济重要而有益的部分。这是他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按照他的理论解释经济危机，那么解决危机的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了：要解决劳动力过剩就要让卢瑟绝育，要解决产品过剩就要提高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待遇。
哪个阶级都不会把自己描述成寄生虫，马尔萨斯是牧师，自然不会把僧侣描述成寄生虫，相反会把自己描述成对社会有特殊价值的人。神职人员的价值就是消费掉多余多的产品，这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做贡献。
既然承认有多余的产品，为什么不能给生产产品的卢瑟去消费，而只能给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消费呢？马尔萨斯的解释是卢瑟会生更多的孩子，导致社会贫困。那么难道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就不生孩子吗？他们生孩子就不会导致社会贫困吗？这是因为他们比卢瑟更高贵，还是因为马尔萨斯本人是神职人员呢？其实，猪比马尔萨斯能更好地完成消费多余产品的任务，做出更大的贡献。或者说，在这方面马尔萨斯不如猪。事实上，没有干活的人，社会一天也运转不下去；没有不会生产只会消费的人，社会照样运转。需要养活的不是日夜劳作的穷人，而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富人，比如马尔萨斯牧师。
要证明马尔萨斯的解释是胡说八道（的扯淡），也很简单。明明是产能过剩导致工人失业，怎么能说是生产资料不足导致工人失业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不是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导致工人过剩，而是大量设备闲置，工人失业。全社会不是因为人口过剩没有足够的消费品，而是工人失业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导致产品过剩。所谓生产资料不足导致人口贫困的现象，是马尔萨斯拍脑门想出来的，与现实完全不符。现实世界并不是没有产品，而是多数劳动者没钱去买。不是没有生产资料，而是工厂倒闭，生产资料闲置。马尔萨斯根本不顾现实情况，完全靠自己凭空的想象去解释经济危机。他这么解释的目的，还是要落脚在他暗示的解决方案上——给神职人员提高待遇。他要给自己提高待遇，还要拉上地主和官僚作为政治上的盟军。至于卢瑟，属于没有用的人，应该被逐步压缩人口数量。压缩的标准就是钱包的鼓胀程度。
尽管是与事实不符的扯淡，但是资本家很喜欢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这么一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失业、贫穷就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造成的。所以，贫困是卢瑟自己的事情，与稳拿无关。马尔萨斯极力反对当时的济贫法，提出对卢瑟的贫困救济只能刺激更多的贫困，政府改善卢瑟的生活，只能让卢瑟生更多的孩子，最终使卢瑟再次陷入贫困。真正解决贫困的方法，就是让失业的卢瑟绝育，达到压缩卢瑟人口的目的。他的理论还提出只有保持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担负起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才能使人们自制，不至于生育过多的子女。所以，财产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最根本的落脚点是：第一、工人穷困与资本家无关。第二、政府不能用资本家的钱救济工人。第三、私有财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永恒而不可侵犯。资本家对观点的接受并不取决于这种观点是否实事求是，而是结论是否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资本家当然拥护马尔萨斯的扯淡，而且是热烈拥护。
英国历史上是否给神职人员提高待遇不清楚，不过，通过法律对卢瑟逐步实行隐性的灭绝，却是实在发生过的事情。
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取代1601年发布的济贫法的新法律——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老济贫法对待饥民相对宽松，一直让稳拿不快。本文开始的那段话，就是一位牧师指责济贫法的大作《论济贫法》（1786）的一部分。这位上帝的仆人的大作中还有一段名言：“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就是稳拿对济贫法耿耿于怀的根本原因——不把卢瑟饿得要死，让他们随时处在饿死的边缘，他们怎么可能拼命工作？失业者越落魄，在职者越有干劲。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要求更少的报酬。（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造稳拿的反。肉食者鄙，稳拿要有这见识就不叫稳拿了。）
新济贫法废除了“院外救济”，取消对无业贫民的一切金钱和实物的救济，只允许一种救济方式，即把他们收容到习艺所中。贫民只有在进入“济贫院”后，方可获得食物救济。而该院实际上是前面谈到的集中营。工作繁重，待遇低下，食物很差，住宿拥挤。人们按年龄性别分居，达到绝育的目的。没得到监工书面批准，不得外出或者接见来访者。
稳拿安排卢瑟来到这里，是为了逐步灭绝他们。1834年这项新法律具有把社会无用的人集中起来，逐步压缩人口数量的思想。这比纳粹早了一百年。与纳粹对犹太人绝育相比，这里的标准不是种族而是财产。活下去、生儿育女的权利，直接与财产挂钩。这是资本家对失业者的隐性的种族灭绝，划分的标准则是以财产。没有财产的人，则要看资本家是否愿意雇佣他们。如果不能为资本家服务，就要被逐步有计划的清除掉。需要工人的时候，就雇佣他们。不需要的时候，就送他们去集中营。
穷人如同牲口，没有那么多的饲料，就要减少牲口的数量。这就如同游牧民族在过冬之前大量宰杀牲畜节省越冬的饲料。——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施行的大规模屠杀，而是相对“文明”的绝育。 “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1]。工人直接成为资本的奴隶，奴隶的数量直接受资本的需求弹性波动。在利润和金钱面前，资产阶级政府比封建君主专制政府还要贪婪、残忍。
思想的危险在于付诸行动，危险的思想导致危险的行动。每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被社会统治阶级认为是无用的废物，甚至蛀虫的人。把这些蛀虫控制起来，逐步压缩数量，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危险的是，划定蛀虫的标准仅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马尔萨斯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这样的思想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的人。逐步消灭对统治阶级没有用的人，这样的思想怎么也不像一个神职人员提出的，可偏偏就出自一个神职人员。
参加英国宪章运动的工人对马尔萨斯和新济贫法竖中指，马勒戈壁的网络神兽！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的时候，直接提出要废除新济贫法。你们这些官僚要涨工资，却要把我们这些劳动者关进救济院，应该把你们先关进去。
不过，资本家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并不是全盘接受的。工人饿死活该，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多生孩子，与资本家无关，这是资本家欢迎的。神职人员消费掉多余的产品，有利于资本家的观点，资本家肯定不能容忍。资本家需要的是第一部分，不是第二部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保持了长期的争论和友谊，临死还把自己一部分遗产赠送给马尔萨斯。友谊是因为李嘉图赞成工人饿死活该，争论是因为李嘉图不赞成马尔萨斯提出的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对经济的贡献。
马尔萨斯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存在消费不足的倾向，工人和资本家组成的社会无法消费全部产品，需要存在第三者消费多余的产品。他暗示增加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的待遇克服消费不足。相比之下，萨伊定律连这一点都否认了。
2.3 谁说卖不掉：萨伊定律与“产品过剩”
“认为市场商品充斥等等不可能的学说，在抽象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只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危机时期就被抛弃的空话。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证明：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爆发，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
萨伊定律彻底否认资本主义有可能全面生产过剩，是许多稳拿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萨伊定律提出一笔销售之后，必然跟着一笔等额的购买，流通过程不可能中断，因此没有危机也没有生产过剩。只有局部危机，没有总量过剩。一个国家某种商品过剩，只能说明另一种商品不足。萨依定律主要想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
伊定律不是萨伊发明的，首创者是英国的詹姆斯·穆勒。他是这样说的：“‘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他认为生产者是为求达到消费目的，形成对其他商品的需求才进行生产性的劳动。这句话的前半段是正确的，谁也不会为了生产而生产。后半段就是胡说了，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资本增殖，或者说是挣钱，越来越多的钱。
1803年，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后来在穆勒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段，于是就有了完整的萨伊定律。萨伊提出资本家生产是为了消费，所以资本家只要物而不要钱，钱只是交易一瞬间需要的媒介，最终要体现为商品。在萨伊的描述中，他提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
这个就是很值得推敲（扯淡）的事情了。
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手里有大批的存货，都乐不起来。自己的产品卖不动，才有大量的存货。 生产面包的食品厂的老板不是为了自己吃光自己的面包，做鞋的工厂的老板也不是为了穿自己的鞋，生产服装的工厂的老板也不是为了自己穿自己的衣服。食品厂一天生产的面包数以吨计，食品厂老板全家能吃多少？所以，即使他们消费自己的工厂的产品，也不过是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产品中绝大部分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就是商品。有没有产品不是商品的？有。历史上的小农经济，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粮食、蔬菜自己种，猪鸡自己养，棉花自己种，线自己纺，布自己织，衣服自己裁缝。但是，这显然不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为别人生产商品，所有的人都消费别人生产的商品。
资本家把商品卖出去以后，要扣除固定资产损耗，要给工人发工资，剩下的钱就是利润。按照萨伊定律，资本家会立即把利润花掉，不是消费就是投资。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持币观望这个现象了。如果有持币观望，那么就不能得出出售以后立即消费或投资的结论。如果商品销路不好，利润急剧下降，甚至赔钱，那么资本家在售出商品以后，还会继续投入生产吗？他们会选择继续扩大生产还是持币观望？如果智商正常的话，资本家会选择压缩产能。如果智商不正常的话，资本家会破产，资本则会找一个新代理人。
资本家会选择把所有的资本金和利润都吃光花净，或者捐赠出去吗？很显然也不会。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大批富豪婉拒他们的慈善晚宴。中美关于遗产税和所得税的细节不同，美国大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慈善事业”，成立基金会，规避遗产税和所得税，自然显得乐善好施。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处，他们是否还会这样“慷慨”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样做不完全是因为吝啬、节俭或者贪婪，而是为了在金字塔中保持相对稳定的地位。资本家自己最清楚，人类社会是层级分明的社会，是一个金字塔，手中财富的多少直接决定他们的地位，钱少就必然落到塔的下一层。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资本量。在上层的时候，生活很惬意，一旦下降一个层次，生活直接面临大量的困难，难度立即上升。上层的清楚地知道下面的苦难，李嘉图就说过“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既然知道下层的苦难，就要避免自己跌落到下层。不仅不能跌落，还要往上爬。这就需要资本保值、增殖，至少不缩水。
很显然，当社会利润率突然下降的时候，多数资本家会选择压缩产能，解雇工人，回笼货币，持币观望。而决不是萨伊定律描述的那样：不管投资的前景如何，货款回笼以后，马上接着出手。资本家决不会不知死活地继续扩大投资，或者把手中的货币吃光花净，而会想办法保值增值，比如囤积黄金或者现金。
这时候需要解释的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企业利润率会突然下降？为什么大量的产品会在一瞬间卖不出去？萨伊定律始终没有解释这是为什么，只是强调按照萨伊定律，大家不会持币观望，所以产品不会卖不出去，因为产品不会卖不出去，所以利润率就不会突然下降，也不会有人持币观望。
萨伊定律的逻辑就是，如果大家都不持币观望，就不会有经济危机。只要没有经济危机，大家就都不会持币观望。这就如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谎言，所以没有人撒谎；因为没有人撒谎，所以没有谎言”一样，是诡辩术的一种。
a命题和b命题彼此互为对方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一个命题成立，两个命题都成立；一个命题不成立，两个命题都不成立。那就不能先用a证明b，反过来在b用证明a，然后得出a、b都成立的结论。这样的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不能彼此证明，得出任何结论。
卖大力丸的人声称自己刀枪不入，所以不怕刀枪。最好证明他不怕刀枪的方法，是扎一枪、砍两刀，而不是依照他刀枪不入的自吹自擂。如果枪扎不入，刀砍不破，那么这个人就是不怕刀枪，而且是刀枪不入。如果枪扎进去了，刀砍进去了，那么这个人就是个江湖骗子。他的自述什么也证明不了。
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但一枪对穿，一刀两段，倒在血泊中，而且定期如此。面对这样的现实，只能得出萨伊定律是胡说八道的结论。
萨伊定律基本对现实社会视而不见，掩耳盗铃，自始至终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实世界中会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家被迫压缩产能，而只是说因为大家都不会持币观望所以不会有生产过剩，因为不会生产过剩所以大家都不会压缩产能，持币观望。
资本主义经济不会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这个结论很和资本家的胃口，至于推导过程是睁眼说瞎话，还是同义反复的诡辩都不重要。稳拿经济学家多数是骗子，萨伊是其中谎话说得比较好的。
李嘉图按照自己的思路阐述了萨伊定律：“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于他直接有用或是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不能设想，他会长期不了解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获得别的产品，究竟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有力。因此，他不可能连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产品。产品总是用产品或劳动购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
货币决不仅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而是资本家生产的目的。除了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资本家把钱投入生产循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而不是其他任何目的。投资生产销售回款，回款是最终的环节，也是最终目的。让资本家选择存货或者等额货币的话，资本家绝对会选择后者。一个有大量存货的资本家决不会喜上眉梢。资本家甚至会为了收回货款主动让利打折，只要能卖出商品，换回货币就可以。让资本家选择货币或投资的话，资本家可能会选择后者。这不是因为资本家喜爱投资，而是他认为投资可能带来更多的货币。资本家的账本是决定一切投资行为的关键，资本家投资以前都会估计未来的现金流也就是投资的货币收益，如果估计不能带来更多的钱，生意会赔本还继续增加投资，那是犯傻。这样的资本家很快就会因为亏损被淘汰出局。
李嘉图自己搞金融投机，每天和货币打交道，货币是交换的媒介还是他追求的目标，其实他很清楚。此外，他自己做投机，肯定不会永远满仓，满仓或空仓决定于他对未来的判断，预期未来上涨，他会满仓，预期未来下跌，他会空仓。只有新手才会不断地卖来买去地折腾。既然自己投机可能压缩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的规模，实业资本家怎么就不可能在利润下降，甚至赔本的时候压缩产能呢？
事情关系到自己的时候很清楚，一旦涉及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就不清楚了。
马克思批评李嘉图说：“这种幼稚的胡说，出自萨伊之流之口是相称的，出自李嘉图之口是不相称的。首先，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而进行生产的。当我们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时，结识有人把它的产品的某部分用于消费，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说‘任何人从事生产都不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但是，李嘉图说的是私人消费。以前李嘉图忘记了产品就是商品。现在他连社会分工也忘记了。在人们为自己生产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一个人已经生产了，出卖还是不出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是非出卖不可。在危机中出现的正式这样的情况，他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于费用价格出卖，这对他、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李嘉图甚至忘记了，有人可能是为了支付而出卖，忘记了这种被迫出卖在危机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资本家在出卖时的直接目的就是把他的商品，把他的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他的利润。消费——收入决不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因素，对于仅仅把商品变成生活资料而出卖的人来说，消费确实是主导因素。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每一个人出卖，首先是为了出卖，就是说，为了把商品变成货币。”[1]
由于货币的存在，买与卖被分为两笔独立的，不同的交易。如果社会上的多数人突然只卖不买，结果就是危机或者生产过剩。
萨依定律主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按照萨伊定律，一笔销售之后，必然跟着一笔等额的购买，流通过程不可能中断，因此也没有生产过剩的全面危机——只有局比例不合理，没有总量过剩。一个国家某一种或几种商品过剩，只能说明某一种或者几种产品不足。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另一种或几种产品不足，必然引发这些产品价格上涨。我们应该观察到的现象是上涨的商品总量和幅度与下跌商品的总量和幅度之间有大致相仿的关系。然而，经常观察到的往往是绝大多数产品价格跌停，而不是涨跌互现。
此外，如果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或者说那种产品利润率超过平均利润率，那么资本家不是傻子，为什么不改行去挣取超额利润呢？难道是看不见的手失灵了？那么至少要承认看不见的手并不是那么灵活，或者说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是粘性的。
为什么看不见的手什么时候灵什么时候不灵？普遍的解释是由于外界的干预造成了信息失灵，比如政府的介入。但是，干预不是周期性的，为什么信息却是周期性的不灵？
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必然无法绕过经济危机这个环节，否则就是不完整的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危机，什么引起的危机，成为经济学争论的焦点。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是比例不合理还是总量过剩？如果是比例不合理，那么就存在合理的可能。只要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不足的部分就可以。（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出，只要将来信息化发展了，就会消灭经济危机。很显然，他认为不存在总量过剩。）如果是产量过剩，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存在内在的问题，最终难免质疑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主导的市场分配模式。后一种原因是资本家不能接受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持保留意见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经济运转的目的是发财，雇佣工人，采购原料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必然存在卖家多，买家少，有全面过剩的倾向。这是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源，是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
萨伊定律否认总量过剩的可能，认为买家和卖家必然相等，只要生产了就能卖得出去，目的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先天不足。工人的贫穷并不会导致产品滞销，决不会存在煤矿的煤卖不出去，煤矿倒闭，工人失业没钱买煤的情况。产品滞销、企业倒闭是因为资本家经营不善、不能正确获得信息、政府干预等原因，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如此一来，工人的贫困不会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危机、企业倒闭、生产萎缩、工人的失业、贫困便都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如果这些都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运行规律无关，也就暗示资本主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工厂倒闭，资本家破产，工人失业，都是个人原因。
既然不存在产品过剩，也就不需要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方案，即神职人员、官僚和地主去消耗多余的产品。所以，尽管萨伊定律与事实违背，逻辑上也存在问题，但是仍然成为大量的稳拿经济理论的基础。以李嘉图的智力也愿意接受这样幼稚的胡说，并不是李嘉图的智力有问题，而是利益使然。
但是如果没有总量过剩的危机，那么为什么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呢？按照萨伊定律，既然没总量过剩危机，资本家就不会压缩生产，只会把一种生产转移为另一种生产，也就没有非自愿失业，工人的失业都是自找的。
至此，稳拿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探索经济规律还是辩护，就看的很清楚了。
2.4 自愿的失业：新古典对失业问题的解释
“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共产党宣言》
萨伊定律撇清了多数人贫困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只要有供给就会有需求，只要有卖就会有买，卖不出去是不可能的。萨依定律主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
但是，还是有卖不出去的情况啊，这怎么解释呢？稳拿的解释是，如果卖不出去，那就是供需结构不合理。比如市场需要土豆，某资本家生产了红薯，所以他活该破产，不幸的是倒霉的多半是小资本家。既然不存在全面过剩的可能，那么就不存在全面生产过剩式的危机，也就不会有因此造成的压缩产能，不存在因为全面过剩而导致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不存在工人想找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既然不存在全面过剩，就不存在非自愿失业。那么社会上的失业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稳拿的解释，是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了。即所有的失业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失业者拒绝接受与其边际生产力相等的报酬造成的。工人要求的货币工资高于资本家愿意支付的报酬。现行的货币工资的水平下，尽管劳动力的供给可能大于劳动力的需求，但还是难免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因为劳工之间存在公开的协议或者达成某种契约，拒绝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如果劳工都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那么就业量就可以扩大。这种失业尽管表面上看上去是不情愿的，但是就其实质而言仍然属于自愿的范畴，这种失业应该被列入“自愿性”失业的范畴。
按照他们的说法，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决定着实质工资。因此，只要雇主之间存在自由竞争，劳动者中间不存在限制性的联盟，那么在劳动者情愿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使他们的实质工资等于在此工资标准下雇主所雇人数的边际负效用。
然而，现实状况中，用工人不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解释大规模失业，非常牵强。不是大批工人突然提高工资要求然后辞职，而是突然出现大规模的裁员潮。换句话说，不是大批工人集体炒老板，而是老板集体炒工人。大规模的失业，是老板压缩产能，不是工人集体头脑发热在工会的煽动下主动下岗。短时间内，大批工人失业，是不能用不愿意接受现有工资解释的。不是工人不愿意接受现有工资，而是老板突然不用现有工资继续雇佣工人了。为什么老板不能接受原有的工资水平继续雇佣工人？如果失业是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高于老板认为工人劳动的边际效用，那么为什么老板们觉得工人劳动的边际效用下降？为什么所有的老板几乎在一夜之间，同时同步地做出工资过高的判断？为什么这种工资下降会有周期性？
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
更糟糕的是，对工人来讲，苦难刚刚开始。工人一旦失业就很难找到原有工资待遇水平的类似工作。因为全社会的资本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觉得他们的劳动不值钱了。到处都是堆积的商品，工人却囊中羞涩。老板做什么也不赚钱，索性停产，老板不生产了，工人的劳动也就不值钱了。或者说工人不能创造价值了，所以对老板就没有用了。
这时有人就指责工人要价太高，一个月1000美元找不到工作，一个月500美元难道还找不到吗？
稳拿经济学假设工人工资水平下降，老板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问题是，老板的需求与产品的销售有关，当销售情况不改善的时候，工人工资再便宜，老板也没有兴趣多雇人。资本不养吃闲饭的人，不论这个人的工资多便宜。这是现实社会用工的基本原则，而决不是只要工资便宜就多雇一个人，然后N+1个人干原先N个人的工作。
在到处压缩产能的时代，一个萝卜一坑，如果某甲少要了工资，某乙就会没有位子，少了某甲的失业，多了某乙的失业。对个人来讲，失业问题解决了。对全社会来讲，失业问题会不会并没有改善，甚至更严重呢？
面对某甲的竞争，某乙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会不会主动接受500美元的工资呢？老板考虑到某乙是老员工，于是保留某乙，但是工资减半。这时社会上就会出现虽然工资水平下降了，某甲也愿意接受，但是他还是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某甲的存在，成了老板压缩某乙工资水平和督促某乙努力工作的利器：“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爱干不干，不干辞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就如同有纳粹集中营的存在，让多数德国人老老实实一样。对某甲来说，这就是所谓的非自愿失业，即愿意接受目前的工资率，却找不到对应的工作。对某乙来说，必须不断接受更低的工资，保住自己的饭碗，免得被某甲这样的人夺走。
这种工资下降的趋势，会最终下降到工人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为止。这时如果老板还想继续压缩工资，工人就会选择辞职，去找能养家糊口的生计。这就如同农民逃荒。留在老家种地，多少还会有一些收成，但是却不够维持一年的口粮。如果榆钱、野菜、树皮、观音土能弥补不足的部分，农民就会选择留在老家；如果不能维持，即使还有微薄的产量，农民也会选择背井离乡。低于这个标准，对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留在老家，挖地三尺也不够维持生活到来年收获，留下只有饿死，既然那样就不如出去另谋活路，甚至铤而走险。
如果资本家给工人的边际效用，低于工人谋生需要费用。这样的职位根本就不能算是有效的职位。如同农民对土地的产量有一个最低的要求一样，工人要求的工资有一个最低标准，即能满足其正常的劳动力生产循环。如果降低工资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工人就会选择相对较低的工资。如果降低以后，无法谋生，工人就会搞兼职。如果兼职以后还不能谋生，那就难免放弃这个所谓的就业机会，而去寻找其他能糊口的机会。
在稳拿的眼里，这也是“自愿失业”。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水平，还要工人接受，否则就是工人挑剔，这样的说法不是扯淡而是很无耻。工人是生产者，有那么多的产品卖不出去（尽管萨伊定律不承认这一点，却无法违背大众的常识），自己的工资却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即劳动力的再循环，这正常吗？
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中，上述工人的工资不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的情况不正常。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工资论，都与工人劳动力再循环挂钩。斯密认为，“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在斯密看来，对于需要靠劳动过活的工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传宗接代了。李嘉图认为，工资是工人出卖劳动的报酬。劳动像其他商品一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劳动者大体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换句话说，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相反，劳动的自然价格就下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随劳动的供求不断变动，但一般总是倾向于自然价格。
在以后的理论中，工人工资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就很正常了。
19世纪20至70年代工资基金说在英国十分流行。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工资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定全都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詹姆斯穆勒（就是那个最早提出萨伊定律的人）说，工资决定于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资本同人口的比例不变，工资亦不变；如果资本对人口的比例加大，工资即上涨；如果人们对资本的比例加大，工资即下落。工资基金表现为一个固定量，一个常数，工资的高低取决予工人人数的多寡。
按照工资基金说，不论工人创造的社会总大饼有多少，分给工人的量不变。现实社会中，不论是全社会还是具体企业，工资总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在繁荣期，商品销路好就要多雇人，经济在衰退期，商品没人要就要裁员，不裁员也要压缩工资。工资基金说违背了这些基本常识。
工资基金说的核心是想说明，工人工资低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无关。工人人数多，所以工人工资低。工人吃不饱，是工人人口太多，只有控制工人人口才能改善工人生活。本质上，还是马尔萨斯那一套。
两种理论的变化与当时的经济主导权的更迭有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时代，工人工资主要用于支付食品消费。工人工资高，其实是地主收益高，资本家为此必须承担更多的成本。维护地主利益的《谷物法》鼓励粮食出口，限制粮食进口，导致英国国内食品价格相对较高，英国工人工资也必须较高，所以资本家怨声载道。等到地主阶级交出主导权以后，资本家成为工资提供者，农业资本家成为农产品主要供应者以后，工人的工资就与资本家的评价有关了，至于够不够维持工人劳动力再循环另当别论。
稳拿经济学把失业的责任推卸到工人不肯降低工资，把工人工资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推给人口规律，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几乎在一瞬间全社会的边际效用下降到工人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幅度？说到底，还是雇佣工人不挣钱。不挣钱的原因，是东西卖不出去，或者即使能卖出去，利润低到无法维持。但是，如果这样解释的话，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便难免暴露出来。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说法，工会是工人工资不能顺利下降以达到所谓就业平衡的最大阻力。稳拿经济学把工人失业的责任直接推给工会了。谁让你们团结起来和资本家作斗争了，现在失业了吧。问题是，历史上工会运动非法的时候，工会势力弱小的时候，那时工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工人生活最困窘的时期，也并不比有工会以后的生活水平高。这怎么解释呢？再者，很多国家没有工会，或者工会很弱小根本不发挥作用甚至是黄色工会。这些国家的失业怎么解释呢？
资本家和他们雇佣豢养的经济学家顾左右言他了。
在资本看来，资本有剥削的自由，劳动力没有反抗的权利。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资本家一直要求镇压工会：雇用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两厢情愿、互利互惠的事情，工会是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害群之马。资本家教育工人说，要记住，我们镇压工会是为你们好。
对失业的第二种解释是摩擦性失业，即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不合理。本来需要种红薯的，但是出现了很多种土豆的。种红薯的人手不足，种土豆的找不到工作。或者本来是厨子不足，却培养了很多木匠。结果一边是大批人失业，一边是大批工作没人干。
实际上，这样的大规模失业很难持久。财富的金子塔的平级之间可以自由调节。只要不存在垄断，结构可以自动调节。种土豆改行种地瓜，木匠改行当厨子。每一个人大学里面学习的专业就一定与他工作的专业相对应吗？十有八九不是。毕业以后重头来，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常见吗？如果有足够的需求，木匠完全可以改行当厨子，一上来技术生疏不能颠勺，可以先切墩。原先切墩的去颠勺，原先颠勺的升任主厨。大批人员被吸收，菜的口味下降并不多。摩擦性的失业，难免存在，却很难在长时间保持高位徘徊。
在工业化社会尤其如此。“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1]”流水线作业，全社会大分工，每个劳动者要求的专业技术水平都被下降到最低。机器取代了工资高昂的高级技工，大多数岗位要求的都是非熟练工，只有极少数的岗位要求高技术的技工。用极个别技工岗位供不应求的例子证明工业社会的失业问题是劳动者自己选错了行当，而不是社会总需求不足是站不住脚很扯淡的。如果一个社会要求主要劳动者是技工而不是非熟练工，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小作坊和手艺人是工业劳动者的主流。引申一步讲，如果这个社会已经是工业化社会的话，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工业化大生产停顿了。（事实上，停顿的原因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此外，如果长期存在摩擦性失业，就应该出现空缺职位与求职人数大致相等的情况。某些行业工资水平上升，某些行业工资水平下降。但是，这显然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因为在危机中，我们常看到的是全社会工资水平的全面下降，或者绝大多数职位工资水平下降同时个别职位工资水平上升，而不是涨跌互现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人同时选错了就业方向呢？稳拿经济学家提出因为政府干预，导致就业信息失灵，市场不能发挥作用。刚才推给工会，现在又把责任推给政府了。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经济波动，很难持久。所以，一切真正的危机都源于工人的贫困。
社会金字塔的平级之间是可以自动调节的，但是上下级之间却不能自由调节。当社会需要的产品与资本家提供的产品不对称的时候，资本家能自行改变产品结构。当社会需要的劳动力与工人能提供的劳动力不对称的时候，工人能自动改行。但是当塔的上级不愿意投资和消费的时候，塔的下级却没有能力去代替上级投资或消费。这才是真正的困难。
市场在社会金字塔的平级之间是有效的，在上下级之间是无效的。这是稳拿经济学要回避的。因为如果要质疑这个金字塔的上下结构，那么必然质疑稳拿地位，以及他们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也必然推导出一部分人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结论。
2.5 大魔头：公器私用的凯恩斯主义
“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凯恩斯
凯恩斯是经济学界第二大魔头。他排不上第一，因为第一是马克思。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中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产品做的出就卖得掉，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注定无法消费，无法消费的产品的量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而增大，如此必然导致资本家压缩生产工人失业。换句话说，贫富差距越大的经济体失业问题越严重。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多余的产品需要政府帮助消费掉，甚至是浪费掉。
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前，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一直是“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政府的任何干预只会破坏均衡制造麻烦。换句话说，在胡佛因为不作为被撵下了台，罗斯福的新政已经搞了三年多的时候，在经济理论上，还是胡佛是对的，罗斯福是错的。任何试图干预经济的做法，都会受到经济理论的指责，都难免承担以正统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由稳拿控制的舆论的压力。
如果放在其他任何年代，凯恩斯的理论都不会如此脱颖而出。事实上，在凯恩斯以前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提出贫富差距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达到凯恩斯的影响。这就如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放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会湮没在历史大潮中，唯有在戊戌变法前夕出现，才会历史留名。
1929年开始的大危机几乎把资本主义逼上了绝路。这次危机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在于广度和深度空前，而且在于其持续时间之久。与以往突如其来，自然痊愈不同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在发生了三年之后，不但没有痊愈，而且恶化了。1932年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的一年。1930年4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大约有300多万失业人口。1932年初，失业人数已超过1500万－1700万，大约是当时全美国人口的15%左右，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不包括1100万户农村人在内，全美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如果有兴趣，读者可以去读《光荣与梦想》，看看当时多数美国人惨到什么地步。
不仅是美国，世界范围充满了危机和动荡。日本为了转移矛盾，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魏玛德国遭遇经济危机后，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 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负责组阁。从此，纳粹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军事实力迅速扩张，失业现象消失，社会蒸蒸日上，开始了12年疯狂的历程。可以说，1929年的大危机注定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和1939年开始的世界大战。
与此同时，苏联从1928年开始，逐步实行五年计划。到1933年，苏联基本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卫国战争爆发时，德国吃惊地发现苏联生产的T34坦克性能全面超过德国3号和4号坦克，而且产量惊人。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苏联人的命运可能和苏族人类似。
凡事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与几乎没有失业同时经济迅猛发展的苏联对照，每一个西方政治家都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压力很大。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只要什么也不做，经济自己就会好转。胡佛坚信这一点，结果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不断攀升。（多说一句，坚持政府不要干预的人，真应该好好回忆一下那段历史。）最后被罗斯福撵下了台。罗斯福上台以后，也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该做什么，却知道必须要做些什么。罗斯福搞了三年新政，经济取得了好转。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反对罗斯福了。罗斯福后来曾经说：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虽然罗斯福不欣赏凯恩斯，但是凯恩斯却为全世界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法性，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经常无法自我完善，“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需要“看得见的手”去辅助。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以上是学术的说法。换成白话文的话，就是社会消费能力决定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资本家供给多少，资本家供给多少，决定他雇用多少工人。有人买得起，产品有销路，资本家才生产。资本家生产，才会雇人。如果没人买东西，资本家生产赔钱。这时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人。社会总需求不足，所以就会有工人失业。不是工人要的工资太高，而是社会不需要这些劳动力。工人失业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要资本家增加雇员，改善就业，就要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水平。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投资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这样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把凯恩斯的理论之中的人们换成有钱人，一切就好理解多了。再次翻译一下，社会总需求决定于消费品和投资品的需求。人越有钱，个人消费数量绝对数越多，与总收入相比的相对数越少，所以指望有钱人消费是没戏了。投资品的需求决定于生意赚钱不赚钱和利率高低。投资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社会总需求不足，做出来也没人要，所以投多了也不赚钱。（对垄断资本来说与其扩大生产薄利多销，不如压缩生产哄抬物价）当投资的利润还不如利率的时候，资本家就都不投资了，持币观望，转而存银行吃利息。如果这个时候利率高，那么投资就非常少了。（杯具的是，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到处都钱紧。对企业来说，能借到钱就可能渡过难关，借不到就完蛋，所以实际利率往往非常高。这时大家都退出实业，去放高利贷）。投资不赚钱，放高利贷很赚钱，大家就都不投资实业，对投资品也就没有需求了。消费不足，投资也不足，产品生产出来没人要。结果就导致了大批失业，形成生产过剩型危机。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其实还是消费需求不足。因为投资需求归根到底完全仰仗消费品的销售情况。凯恩斯后面啰里啰唆说投资的问题，根源在于萨伊定律认为资本家有钱不是消费就投资。尽管萨伊定律是幼稚的胡说，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为了驳倒萨伊定律及其衍生物，必须把事情说明白。
有人说《通论》难读，其实好读就邪门了。凯恩斯的理论的基础是稳拿经济学，稳拿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相等，市场有效。现在要在不承认社会成员经济地位有差别的前提下，证明市场有时无效。这就如同本来是承认1+1等于2的数学，证明有时候1+1未必等于2一样。本来很简单的道理，一旦用维护稳拿地位的稳拿经济学的理论阐述，就要绕来绕去，让人头大一圈。
凯恩斯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造成的消费倾向下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缺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个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的确有社会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但是不均得像今天这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但是，他不希望建立所谓牺牲自由的集权国家。他希望资本主义做出一些牺牲，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牺牲，就是通货膨胀的代价：“当今集权国家的制度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那是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的。除了短暂的兴奋期外，失业现象与今天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不过如果我们能对事业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或许可能医治这一痼疾，同时又保留了效率和自由。”他预期到了通胀的代价，不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眼前的事情火烧眉毛，如果眼前的事情都解决不了，还考虑身后的事情干什么？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就很直接：一个是政府投资或者消费增加有效需求，一个是利率下降使持有现金不划算。他自己比喻说，让财政部把旧钞票装到玻璃瓶里，和垃圾一起埋到废弃的矿井中。然后，由资本家雇佣工人挖出来。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衣物等商品，从而刺激了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这种所谓的一轮刺激另一轮，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此外，政府不断用钞票增加投资或消费难免引发通货膨胀，这就造成实际利率下降。既然手中的现金不断缩水，有钱人必然就会增大投资，他们增加投资，就可以拉动就业。
然而，现实世界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现实世界中的方案要有理论性，还要有可行性，具体操作中还要保证方案按照预期的目标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差，最微小的细节可能成为最致命的环节。凯恩斯主义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官僚集团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从资本诞生的那一天就存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是为这种争斗提供理论依据。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家与神职人员、地主和官僚的争论。最终的争论以“市场能自动调节，政府不要插手，大社会小政府是最理想的模式”为结论而收场。换句话说，在理论上资本赢了，官僚输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证明了市场的局限。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凯恩斯无疑给官僚集团压制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从罗斯福的时代开始，美国总统权力不断扩张。官僚集团逐步压倒了议会和最高法院。这有军事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凯恩斯的理论在官僚集团扩张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在政府干预经济的具体操作中，政府财政的投入方向往往并不与需求和支付能力挂钩，而是与利益集团的政治能量挂钩。比如，美国政治中很出名的“滚原木”和“分猪肉”原则，在凯恩斯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现在盘子更大了，出现的结果不是穷人获得更多的照顾，而是利益集团有更多的猪肉可以分。不是削弱现有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强化既得利益集团。在号称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中，尽管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是大量人口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都差强人意。许多人吃得很糟，穿得很糟，住得很糟。
财政是公器，公器就可能被私用。公器私用越严重的经济体，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资本家有可能根本不必雇佣工人开采货币矿，财政部的官僚也不必安排人埋钱。资本家只要象征性的花点小钱，财政部的官僚就直接把财政拨款划拨到他们的账户了。这是凯恩斯在他的货币矿的设想中没有想到的情况。
另一方面，资本家获得这些利润以后未必会增大消费或者投资，更大的可能是进行大规模的投机。由于利率不断下降，甚至出现负利率，资本家和官僚不再持币观望，而是把大量的货币注入经济循环。但是他们注入货币的方向却并不是实体产业投资，而是大规模投机能源粮食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或者囤积兼并土地。于是，物价、地租暴涨。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就业困难稍稍缓解，通货膨胀步步紧逼，存款大幅缩水，龟速爬行的工资追不上骏马一样奔腾的物价。
凯恩斯主义是用通胀换就业，后遗症就是通货膨胀。公器私用越严重的财政体系，财政刺激经济的效果越差，乘数效应越差。达到同样的刺激效果消灭同样的失业人口需要投入的货币越多，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越严重。解决就业事倍功半，刺激通胀却立竿见影。按下葫芦瓢起来，葫芦未必下去，瓢先起来了。虽然“从长期看我们都是死人”，“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洪水滔天，那就很不爽了。
凯恩斯意识到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在贫富差距，却想找到一个既回避问题的本源，又能缓解矛盾的解决方案。他没有意识到在公器私用的作用下，对垄断资本来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也不见得增加投资扩张产能，也没有意识到对有钱人来说“投资”不仅仅局限于生产性投资也包括各种投机，财政刺激和随后通货膨胀直接加剧贫富差距。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不但没有消灭本来试图消灭的危机，反而酝酿了更大的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不能“标本兼治”，充其量只能治“标”，同时使“本”恶化。在公器私用严重的经济体中，凯恩斯主义甚至可能成为经济的毒药。
凯恩斯主义背书了官僚和利益集团的公器私用，资本的势力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另一方面，公器私用和通货膨胀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人留下了口实。迟早会有人挑战凯恩斯，挑战他的人注定历史留名。
挑战凯恩斯的人，就是号称“二十世纪第二大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他只能称为第二大，第一大经济学家是凯恩斯）。
2.6 圣骑士：弗里德曼打了个补丁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共产党宣言》
反对凯恩斯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弗里德曼，他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圣骑士。在他之前有哈耶克，与他相比，哈耶克生不逢时。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暂时挽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社会中，凯恩斯主义无法避免退化——官僚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利。如果不加以约束，同样可能造成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危害，很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资本主导经济的危害。
西方民主政治一直与幕后交易分不开，为政客服务的人，往往能获得必要的回报。历史上，在美国替总统候选人募捐的人，如果押对了宝，往往能获得大使等要职。这是个人的好处，具体到利益集团，则往往选择一个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的候选人。反过来，因为靠个人财力难以支付耗资巨大的竞选，候选人也必然主动投靠利益集团以求获得资金支持。利益集团和候选人的关系，往往长久而稳固。许多候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候选人服务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出资支持候选人，彼此成为一种互利互惠的主仆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颠倒了这种主仆关系。是你给我赞助，我当选以后投桃报李，还是我能掌握你的发展情况，所以你要给我赞助。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很重要。虽然皇帝与太监都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但是皇帝一旦被太监篡权，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尽管凯恩斯也对集权主义高度警惕，但是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管不了这么多。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使官僚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资本积累的决定权不再在于资本总量或生产效率，而在于与官僚的关系。获得伊拉克重建的订单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投标公司的综合实力，而在于其公关能力。美国和英国公司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其次，官僚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换句话说，官僚也关心自己手中的资本。如此一来，资本积累与市场无关，而决定于官僚机构内部的博弈，即所谓通往奴役之路。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演化为与民争利和假公济私，制造新的贫富差距，不同的是资本积累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市场上的性价比的竞争变为与官僚关系的亲疏比的竞争。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成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的反动。
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给官僚划一条界限，避免凯恩斯主义无限退化下去。
第一个给官僚夺权敲警钟的是哈耶克。不过，生不逢时的哈耶克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众的认同，更没有改变当时的历史进程。
由于二次大战使英国社会出现了既深且广的变化，遂促使社会上出现要求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急迫需求。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更明确指出战后政府应该以全民就业为目标。工党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如获至宝，把这本书用于选举宣传：这本书使他更加忧心工党上台以后的后果。尽管保守党大量印刷这本书，但是仍然无改变历史。战争还没有结束，丘吉尔就落选了。
当时的英国人对苏联普遍印象不错。苏联印象破灭，铁幕、柏林墙、匈牙利事件，《新阶级》在纽约发表，都是以后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西方有力的盟友，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二十多年，苏联就由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与半死不活的欧洲相比，苏联模式确实很有吸引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距离产生美，身在欧洲的人们对苏联国内悬殊的等级制、翻来覆去的大肃反和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几乎一无所知。大洋的另一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给予了欧洲劳动者的希望。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给世界其他国家有榜样的作用。这个时候，说政府干预会如何如何，自然没有听众。
弗里德曼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时，铁幕已经落下，种种关于苏联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播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否定了斯大林，也震惊了世界——苏联国内原来是酱紫啊。彼此为领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立，双方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古巴剑拔弩张，全世界担惊受怕。美国人严重受惊，从没有感觉过外来的威胁离自己如此之近。在此之前，即使两次大战，也是海外的事情。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随后的越战和水门事件，美国政府在民间的信用跌到二战以后最低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权力却扩张到了战后的最高。尼克松已经轰炸了柬埔寨，却根本不和国会打招呼。政府几乎失控，三权分立原则面临失衡，国会和最高法院都被政府扔到了一边。尼克松的“管子工”是属于总统私人的秘密调查部门，准备使用非常手段收拾泄密者。国家大政方针的是非对错，完全在美国总统的私人判断。这种倾向非常危险。更让资本郁闷的是，做出这些事情的居然是要强烈反共，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右派尼克松。“想不到啊，你这样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叛变革命了……”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变成另一个苏联，无疑是美国人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弗里德曼的理论流行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二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弱化。美国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之间，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美国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的结果，资本家受到削弱，工人得到扶助，美国政府借维护工人利益扩张了自己的权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矛盾下降，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矛盾上升。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改善，工会实力增强，工会领导人逐步向官僚化发展，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当然，工人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工人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政府能有必要的救济）、物价别太贵——自己的劳动力能以卖出，自己用工资卖生活用品的时候别太贵。这两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都做得差强人意。当时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常年保持20以上。
哈耶克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自然生不逢时。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要领先于时代，这样才能体现他先知先觉。但是也不能太领先，否则在著作发表的时代难以引起共鸣。所以，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杯具了，而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洗具了。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为资本主义正名分的，要知道谁是皇帝，谁是太监。这本书开篇讲的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不要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或者“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应该说“我和我的同胞能够通过政府做什么。”——开篇明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是皇帝，是太监。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做的第一要务是国防，第二要务是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调节财富分配则属于“是一个人认为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是有害的”范畴，是多管闲事。
三件事说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要求的话，就会发现：第一是不要外来势力干涉稳拿；第二是要求法律是保证契约的执行，不要插手稳拿利用契约合法地抢劫卢瑟；第三是不要试图触碰，甚至返还抢劫的赃物。具体地说，就是保护本国稳拿，不许外来的势力推翻本国稳拿，保护本国稳拿剥削卢瑟，不许本国卢瑟赖账。除此以外，政府做的其它的事情，都可能是多余的，尤其是试图重新分配财富。美国政府确实干涉过资本的行为，比如强行拆分垄断企业。历史经验表明，这样行为是必须的，而且美国政府的操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低限度的。但是即使这样，资本也无法忍受。资本要求的就是剥削的自由，任何制约它的外来限制，都会让它觉得不自在。
表面上看，维护契约的实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必然对强者有利，弱者不利。对弱者来说，与强者费厄泼赖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在普通公民都有普选权的社会中，弗里德曼显然不能直接说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稳拿的剥削地位，于是就说要维护契约的实施。虽然换了个说法，但是本质上还是资本至上那一套。由国家暴力为资本搭建一个擂台，在这个擂台上稳拿和卢瑟公平竞赛，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稳拿不必心慈手软，卢瑟也不许赖账，这就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社会。至此，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宣扬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就很清楚了。
接着弗里德曼介绍了若干天才，这些天才的成功都是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会用停滞代替进步。但是，弗里德曼却闭口不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要去工厂做童工。这些孩子即使有超人的天赋也可能在劳累中过早的夭折，或者一生无缘接触现代科技，仅仅作为人肉电池贡献最简单的体力和脑力。智力是不稳定遗传的，财产是稳定遗传的，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所以，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显然不能与智力完美匹配。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很常见的事情，却被无视了。
弗里德曼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是公开的观点，骨子里还是要宣扬资本至上。在他看来，资本是皇帝，政府是太监。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皇帝权柄下移，太监犯上作乱的风险。
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读者难免要问：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资本家的在经济上的自由，就是尽最大幅度压迫工人。如果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自由是政治上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就是工人经济上的不自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呢？如果政府不干涉经济，那么会不会成为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压迫工人的局面呢？当然，这种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也表现在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拿要用边际效用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交易是你情我愿的彼此互利互惠的行为，尤其是雇佣，所以不存在压迫——“你是自愿来应聘，接受这样的劳动合同的，我没请你来，也没逼你了，你不愿意来可以不来。既然你来了，那就说明雇佣对你有好处，那就不存在压迫。”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政治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卢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被稳拿代表了。卢瑟被自由了。
卢瑟的利益也一样被代表了。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一个命题：交易使双方获利，只要双方自愿并不带欺骗性。那么抢劫算不算自愿交易呢？某甲用枪顶着某乙的脑袋，某乙自愿交出自己的钱包。于是，某甲获得钱包，某乙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当然，有人可能说这个不是自愿的，某乙不接受某甲的条件就会丧命。那么，如果某乙不接受某甲提出的条件，就可能饿死，某乙接受某甲的条件，就能苟且活下去。这算不算自愿呢？自愿与双方获利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实际上，按照日常的经验，自愿和双方获利，只有在双方经济地位接近的时候才能存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贫富分化，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很快就不会平等，不但会不平等，而且会越来越悬殊。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是一种比例代表机制，在市场中少数派必须顺从多数派的意见。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是怎么确定的，他没明说。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同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弗里德曼没有明说的是，某些人的代表权比别人大得多。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有钱人显然比没钱的人更自由，他们显然比穷人有更大的权力。没钱的人必须顺从有钱人的意见，人数上的多数派（卢瑟）要顺从人数上的少数派（稳拿）的意见，这是市场这种比例代表制的真相，也是卢瑟反对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因。
弗里德曼说反对自由市场的人是因为市场能很好的完成资源配给的任务，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完全是栽赃。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必然有不同的结果：从一个角度看，市场给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给工人的就是低廉工资。从一个角度看，房东的房子租个好价钱，可以不劳而获；从另一个角度看，房客就要承担高昂的房租，要节衣缩食。卢瑟激烈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稳拿渔翁得利。所谓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给，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控制这些资源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相比控制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稳拿，卢瑟怎么可能不反对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呢？
能够制约资本的，只有工会和政府。这两者都成为资本极力攻击的目标，也是弗里德曼反对的对象。历史上，工人福利的改善，不是资本家发善心的结果，而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工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的财政调节给大量的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为形成橄榄型社会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之中分配比例的提高正是工会斗争和政府进行财富分配调节的结果。如果没有工会和政府的牵制，资本是否还会如此善待工人，显然值得怀疑。
在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上，弗里德曼争功诿过，翻手为雨覆手为雨。弗里德曼说美国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自由选择的结果，把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干预。他这样说，非常不厚道。美国的资本与美国政府，如同皇帝与太监，是利益共同体。美国资本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没有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夭折了：高关税保护了幼年时期的美国资本，避免被英国资本吞噬，避免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充当经济危机替罪羊；南部农场主要求独立，美国政府平息了反叛，为北方的资本家巩固了经济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谢尔曼法避免了垄断企业过度膨胀。罗斯福新政避免了革命；战后美国军事扩张，美国获得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资本获得了原先英国资本控制的资源和市场；中情局为了美国资本的利益在世界各地搞了包括暗杀、政变、支持独裁军政府在内的数不清的拿不上桌面的事情。这些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对皇帝来说，太监是很尽职的。
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重新发生类似1929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历史无法做出实证校验，会与不会完全在个人的解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人已经淡忘了1929-1939年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历史记录还在。如果我们回顾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以及当时世界的巨变的话，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很糟糕，但是相比三十年代最惨的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则好的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大于实行凯恩斯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掀起了迫害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高潮，整个社会谈共色变。美国政府的雇员，要接受忠诚调查。仅仅因为莫须有的怀疑，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初衷，是为了在共产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也成了美国政府的罪状。那么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呢？如同胡佛那样彻底放手吗？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难免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了。铁腕大臣用血腥手段镇压了反叛，皇帝日后以滥杀无辜为名镇压铁腕大臣。历史总是如此地相似。
弗里德曼对工会和政府的批评从来是毫不留情，对资本从来都是宽容的。他把资本描述成只做善事的天使，只讲资本的权利，不讲资本的邪恶。事实上，资本是可以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冒上断头台风险的东西。对资本来说，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资本的市场行为只是为了私利，而不是任何公心。只要能赚钱，物美价廉也是它，质次价高也是它。发展生产，囤积居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是它。
资本只愿意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显然，有大量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比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在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市场化的国家，社会中下层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是很常见的。如果把政府的投资方向选择在这些领域，显然不会对原有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为对原有市场来说，这些需求虽然迫切，却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并不是原有市场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再健忘，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穷人这部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行为，一直是空白或者接近空白。
对大资本家来说，政府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等目的而主动采取“劫富济贫”的经济政策，是巨大的威胁。所以，在弗里德曼的书中，强烈反对社会财富调节，回避社会财产分配的重要性，似乎全社会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或者随机分布的。按照他的说法“身分或地位或财富的大部分的差异归根结蒂可以被认为是机会的产物。努力工作和节俭的人会被认为是‘该受奖的’；然而，这些品质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他幸运地（或不幸运地）所继承到的遗传因子。”然而，现实之中，显然不是这样——资产决定社会分配方式，劳动力要服从资产的安排。对于身份或地位或财富，遗产比遗传因子更有意义。
“同事们中彩得奖的大学教授会羡慕他的同事们，但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不满之处，或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待遇。假使这些同事的薪水稍有提升，从而使他们的薪水高于该教授自己的，那末，该教授远为更可能会感到不快。”因为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所以工资绝不是极少数社会顶层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也决不会是社会收入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少数稳拿获得巨额工资，但是这些稳拿所处的职位决不是向社会所有劳动者开放的，所以这样的巨额工资与其说是劳动所得，不如说是以其它分配要素为依据的收入伪装成工资而已。）社会收入主要差距绝不存在于同行劳动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以不同要素为分配依据的不同阶级之间。教授是属于高级体力劳动者，教授之间的收入差距做例子显然不能说明收入差距的来源。事实上，社会顶端的人，基本是不劳动的。越向顶层越是如此。社会底层的人，则是终日劳作不休的，不如此便难以糊口。这就如同用两个佃户之间每年一、两百斤粮食的收入的差距的例子，来掩盖地主与佃户之间每年几万甚至几十万斤粮食之间的差距。
稳拿经济学总喜欢用鲁滨逊的例子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弗里德曼也不例外。“设想有四个鲁滨逊各自飘流到邻近地区的四个岛屿上去。一个人恰好登上了一个使他生活容易而美好的大而富饶的岛。其他人则登上他们仅能维持生计的小而贫瘠的岛屿。一天，他们发现相互的存在。其他三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他和他们分享他的财富是否有理呢？很多读者会倾向于说有理。但是，在顺从这种倾向之前，考虑一下在不同形式下的完全相同的情况。假设你和三个朋友沿着街行走，而你恰好看到并且拾到在人行道上的20美元一张的钞票。当然，你会是很慷慨的人，假使你和他们均分这些钱，或者至少请他们喝一盅的话。但是，设想你没有这么做。另外三个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你和他们平均分享这20美元是否有理呢？我怀疑，大多数的读者会趋于说没有道理。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们甚至可能认为，上述慷慨的行为方法本身并不显然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准备劝说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人类伙伴们，当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平均数时，他便应该立即把多出的数量平均分配给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呢？当少数人这样做时，我们会羡慕和称赞这个行动。但是，普遍的‘分享财富’会使文明世界不能存在。”
用鲁滨逊作例子的好处，可以掩盖地主与农民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分配关系。孤岛上的鲁滨逊之间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地主和农民之间却要分配农民的收成，扣除地主的租子，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地主和他的孩子易于生活的原因，恰恰也是农民和他的孩子难以谋生的原因。
地主拥有的财产所获得的好处决不是比其他三个同龄人能多喝一杯，而是有资格决定三个农民要缴纳多少租子。弗里德曼用20美元的钞票做例子，20美元能干什么呢？最多只能多喝两杯。他为什么不用2000万美元做例子呢？因为2000万美元能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多喝两杯而已。如果我们承认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话，那么20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不会被用来消费，而是用去“钱生钱”。如果这个例子是20亿美元的话，那么即使这笔巨额财产的所有者穷奢极侈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消费掉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将成为他未来更多的收入的依据。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在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资产收入和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地主与农民之间，租子和口粮的关系，就是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农民要求地主“分享财富”，那么文明世界就不能存在。那么农民便难免要问一句，什么是弗里德曼眼里的“文明世界”呢？或者说，什么是“文明”呢？是否可以认为一部分人利用财产优势占有大部分社会产品压迫另一部分人，就是弗里德曼眼中的“文明”呢？这样的“文明”显然不是多数人的文明。
进一步考虑，鲁滨逊自己种粮食，和别人分工合作收获更多，于是大家都获得好处。收获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获得好处，这是大大可疑的。大家一起种粮食，做大饼，最后必然有人负责分大饼，我们并不能确定分大饼的人一定会给每个人更大的一块大饼。如果我们回想亚当斯密的分工的例子，由于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工人的人均日产量由二十个扣针提高到四千八百个，提高了二百四十倍。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多生产的出来的四千七百八十个扣针，却未必完全分给工人，只要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给工人就可以了。实际上，机器价格越贵，工人数量越多，需要分给工人的数量越少。
如果鲁滨逊觉得与别人合作不合算，分配者太贪婪，给自己的份额太少，可以自己单干，自己生产各种生活用品自己消费。工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工人不满意这样的分工，想另立门户却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独立生产的日均产量太低。无法在价格上与资本家的产品竞争。除非他们回去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可是，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断绝了他们当小农的路。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进程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企业归原来的厂长或经理所有，工人被赶出工厂，切断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工人只能廉价出卖劳动力，厂长或经理则可以坐拥巨额资产，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不打算自己经营，厂长或经理也可以把这些不义之财转化为房产、股票或海外存款（比如塞浦路斯银行中的大量俄国富豪存款），获得地租、股息或利息。所以，即使这些前管理者没有最基本经营能力，也不妨碍他们（和他们的后人）舒舒服服地享受若干年（甚至若干代）富裕的生活。在这些国家，私有化进程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分水岭。决定这些国家私有化之后个人命运的关键，不是勤劳、节俭、诚实或者懒惰、贪婪、狡诈，更不是弗里德曼吹嘘的“遗传因子”，而是个人在原有企业之中的地位，是属于领导层，还是属于一般工人。
这样的社会之中，工人一无所有，男耕女织绝无可能。不出卖劳动力，不到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经济行为的起点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终点是用出卖劳动力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稳拿则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一方面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一方面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两头挤压工人。对工人来讲，接受剥削，或者饿死，只有两条路。人总是要求生的，所以进血汗工厂总比饿死强。事实上，即使接受剥削的机会，也是要互相竞争的。这就为资本家使用童工和女工（甚至奴工），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弗里德曼宣扬的自愿交易，皆大欢喜的真相。
鲁滨逊的孤岛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是每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的，弗里德曼却视而不见。如果他不是智商低下的话，就是想掩盖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些关系？
弗里德曼的理论要流行必须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弗里德曼当然不能说要自己的目的是要维持“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那样的话，除了极少数社会顶层的大资本家，还有谁愿意接受他的理论？弗里德曼要把少数人的目标伪装成大多数人的目标，把少数人的利益伪装成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就要集中火力攻击社会矛盾中他可以利用的“官民对立”，同时尽量伪装掩饰可能妨碍他传播理论的“劳资对立”。
政府控制在颟顸、腐败的官僚手中，确实会培养官僚资本家，同时压迫包括非官僚资本家在内的其他民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众之间没有其它矛盾。历史上，官府加重税收，地主会把其中的大部分转移到农民身上。反过来，官府减轻税收和徭役，地主往往截流其中绝大部分的好处。这是很常见的。官府、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三角利益关系，用简单的“官民对立”把官府划到一方，把农民和地主划到另一方，仿佛农民和地主一家亲，同仇敌忾对官府。这显然掩盖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争夺。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刻意淡化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仿佛大家都是挣工资吃饭的，即使社会顶层也是如此，用孤岛上的彼此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分配冲突的四个鲁滨逊作例子。现实中显然不是这样。弗里德曼用彩票、勤奋的教授和20美元的钞票的财产作例子，也是为了动员尽量多的社会成员加入反对“财富调节”者的队伍。很显然，如果弗里德曼用巨额遗产、华尔街的肥猫[1]和20亿美元的资产作例子，是不能迷惑多数人的。
要让卢瑟拥护他的学说，必须给卢瑟一个香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负所得税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最伪善。方案说得很好听，不足一定收入的部分，政府按固定比例给予补贴。（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等于实际工资收入加政府补贴（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许多事情听上去很美，实践之中细节是魔鬼。收入标准怎么定？政府比例是多少？这两点是关键，而且决定整个政策的性质。如果收入标准定得很高，而且比例也很高，那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都很低，那就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极大地削弱工会，束缚政府以后，社会权力全部属于资本。这个时候，资本还会允许把这两个参数定得很高吗？所以，负所得税方案，如同当年谷物法，是动员工人的画饼。
相比卢瑟，更容易被弗里德曼动员起来的是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也就是俗称的中产和小资。“只要你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外加一点好运气就会像我一样……”这是稳拿最喜欢用来忽悠他们的鬼话，弗里德曼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心中充满发财梦的他们也最容易上当，乐于接受这种鬼话。在弗里德曼的时代，由于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大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其它阶级的现象日益减少，或者不那么露骨，部分工人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上升，发财梦膨胀。弗里德曼让许多工人贵族或者小资产阶级产生危机感，加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队伍。其实，在没有财富调节的社会中，由于马太效应，大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把社会中下层的财产吞吃掉。
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经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迟早会出现很少的几个甚至一个大资本家控制某些行业的局面。这就是垄断阶段。这样的行业，对消费者来说，根本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也是我们多数情况下见到的资本主义现实形态。既然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必然无法绕开这个形态。
对于垄断，弗里德曼扭扭捏捏地说：“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不知道按照弗里德曼的代用品的定义，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粮食、能源、铁路运输和银行这些天然垄断商品和服务，难道是观音土、木炭、牛车和以物易物吗？现实生活中，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根本没有其它的替代品。何况，这些产品和服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不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如果拒绝现代金融产业，就要回到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时代。何况，就是某些个人试图回到这样淳朴时代，也难以找到立锥之地。因为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就很容易成为高度垄断性的资源。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无论这些资源或服务是控制在政府还是私人都手中，都可以榨干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私人垄断由于政府垄断的目的，是为某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之后，少数控制这些核心资源的寡头，取代政府获得了主要社会收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政府如果利用垄断品，获得巨额收入，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民众越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国家，政府承担的舆论压力越大。相比之下，私人寡头则无所顾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谋求最大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弗里德曼就像一个辩护律师：“这些不可替代的商品和服务，由我的当事人控制更好，因为其它人可以爱用不用。”这样的辩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自己也心虚。
不过，对于俄罗斯寡头那样的人来说，推崇并大肆投资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弗里德曼的思想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与之类似，英国推行铁路等国有垄断行业私有化之后，获得好处的也只是一小撮人。觊觎这些天然垄断性行业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窃国大盗，还有国外资本，这些垄断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某国天然垄断性行业进而控制该国经济是经济殖民的重要手段，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等新殖民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弗里德曼的思想。所以，在政府内部出现大量支持弗里德曼的声音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资本家之中，同样有很多弗里德曼的支持者。这些官僚资本家在政府的扶植下，在短期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他们也要支持限制政府，甚至仇视政府呢？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却不难理解。如果政府是皇帝资本家是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登基必然更换臣子，原有的臣子或者隐退或者遭清算。由于政府的换届行为，他们的靠山迟早有离开政界的时候，这时如果没有找到新的靠山则难免失去聚敛起来的财富，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甚至可能被清算。这是让官僚资本家寝食难安的事情。反过来，如果资本家是皇帝政府是太监，那就是“铁打的华尔街，流水的白宫”。这些官僚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富，就能有效地控制选举，操纵白宫——现任靠山退休以后，再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就是了。
于是，政府内部希望自己成为寡头的官僚、官僚扶植起来的官僚资本家、觊觎他国经济命脉的新殖民主义者和被他们忽悠起来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弗里德曼的支持者。
同样要政府少管闲事，李嘉图是真小人，弗里德曼是伪君子。李嘉图说人们希望和谐社会，但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李嘉图能这么直来直去，与当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到弗里德曼的年代，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普选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约定俗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弗里德曼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直白。他的经济理论需要进行打扮，必须把资本的利益充分伪装，把对资本有利的事情说成对全社会，尤其是掌握广大票源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有利的事情，不然没有市场。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先后给稳拿的主流经济学打了两个补丁，官僚和资本都有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彼此争论不休，达到动态的平衡。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凯恩斯是必须的，弗里德曼也是必须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如果完全按照弗里德曼的主张，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回到资本最自由的阶段。一切交给市场，你死你活该。如果完全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同样可能很糟。资本和官僚任何一方无拘无束，都难免成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两位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上世纪第一、第二的经济学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冲突，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冲突异曲同工。都是两个集团在争夺经济主导权。作为打酱油的卢瑟，对两派之争，则大可不必认真。
下一部份，我们看看不太稳的拿是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神职人员、官僚、大资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轮到小资本家了。
2.7 小资有话说：中小资产阶级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小资产阶级，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比较特殊，位于稳拿和卢瑟之间，低于稳拿高于卢瑟。一般来说，包括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这部分群体对世界的认识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不太稳的拿的思想接近稳拿，不太卢的瑟的思想接近卢瑟，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些人的思想在稳拿和卢瑟之间反复摇摆。他们之中既可能产生稳拿的跟班，也可能产生卢瑟的领袖。
除了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没有哪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视而不见。
即使同样处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也是强烈反对大资产阶级不顾全社会消费能力盲目发展生产。资本家内部，每次经济危机倒霉的都是小资。小资与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万里长城。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进、小资本退”的过程，也是一次小资财产归零的过程。大批小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清零，成为大资本的牺牲品。
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对资本来说，就是抢别人的市场，卖自己的产品，让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则。我不用跑得比熊快，我跑得比你快就可以。我跑得比你快，就是你成为熊的点心。所以，张三惹祸，李四买单，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如果张三惹祸越大，越不用自己买单，那么对张三来说，最理性的选择不是自我收敛，而是把祸惹得更大，反正洪水滔天淹没的是别人。这是同行之间的竞争。
上下家之间则更残酷。某甲和某乙竞争原料，控制原料的某丙就可以提高售价。某甲和某乙夺争市场，控制市场的某丁就可以压低进货价格。除非有暴力的支持，否则小资本只能处在某甲或某乙的位置。小资本竞争，大资本渔翁得利。某甲和某乙的利润，被某丙和某丁瓜分。某甲和某乙的利润稍微上涨一点，就被某丙或某丁一股脑地吞了去。至于损失则完全推卸给某甲或某乙。
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其实不但死后不必担心，就是活着的时候都不必担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资格引发洪水的人，在洪水之中最安全。每次经济危机的洪水都会消灭一大批小资本家。真正制造经济危机的人，则根本不必担心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尽管洪水是他们造成的，但是他们可以稳坐钓鱼台，看着小资本家被洪水吞没。将来洪水退去，他们还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的遗体上，搜索免费的首饰和金币。所以，谁捅的窟窿越大，谁越有钱买船票。不但能卖到船票，还能从死人身上捡便宜货。
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破产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为小资本家的破产。同样是资本家，冰火两重天。危机的时候，小资本家是大资本家的缓冲器，也是他们的猎物。一边是房倒屋坍，上吊自杀；一边是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乐不耽误，回头收拾残局，并购资本，占领市场。明明是大资本惹祸，承担责任的却是小资本。大资本吃肉，小资本挨打。
虽然少数中上层小资产阶级梦想发大财，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很简单，生活安逸富足即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安宁无忧。小资产阶级既不希望暴力革命，人人都变成无产阶级，也反感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即所谓的经济浪漫主义。他们希望的是公平交易的社会，所谓的“公平”就是让他们的资本能获得适当的利润。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由于财产具有自我汇集的效应，古往今来小农经济就没有长期稳定存在过。小农如果不能进化为大地主，那么迟早会被地主吞并。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大资产阶级对抗地主阶级和官僚，或者镇压工人的时候，一部分发财观念极重的小资产阶级往往跟在后面起哄。他们希望在大资产阶带领下，推翻地主和官僚的压迫，牢牢控制破坏社会稳定的工人，建立一个以自由市场加产权明晰的“乐园”，自己能快快乐乐地发财致富。他们乐于相信大资产阶级编造的各种“草根”规规矩矩最终奋斗到君王的“传奇”，看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觉得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和好运，在这样的“乐园”中有朝一日能取而代之。他们最喜欢的书籍是各类心灵鸡汤，励志作品和发家宝典，总希望找出自己和稳拿在思维方式或者为人处世方面的不足，当然找出不足的目的不是承认不足，而是为了修身养性，以期早日混入稳拿的队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拒绝承认财产而不是个人能力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永远无望晋升稳拿。不过，资产本主义的竞争始终贯穿马太效应，很快就打破了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既然小资产阶级想从更低的社会阶层那里获得利润，他们就必然向更高的社会阶层上缴利润。大资本从来不会给小资本保留公平的利润。在社会金字塔之中，大资本会无情地挤压小资本的利润空间同时转移风险。现实生活中，一旦某个小资本家因为各种机缘成为大资本家，他也会抛开公平交易的概念，而会推崇“物竞天择”，而绝不会对自己当年的同辈心慈手软。
自由竞争的交易中小资处于绝对的劣势，残酷的事实让他们中的一部分警醒，他们自然不满意这样的制度。对经济危机，小资本的态度很简单，经济危机是因为你们大资本生产得太多了！消灭经济危机就要抑制、消灭大资本。
有人说，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消费不足理论，颇受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影响。马克思曾经评价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学说：“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1]绝大多数伟人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天才凭空创造，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
西斯蒙第出身牧师家庭，在里昂的银行当过职员。法国爆发革命以后去了瑞士。后来瑞士革命以后，因为他家与一些贵族来往甚密，他和他老子一起进了监狱。后来他移民英国和意大利，经营自己的农场，1800年返回瑞士。与出身豪门，后来自我创业成为金融巨头的李嘉图不同，西斯蒙第一直没有成为暴发户，始终是个小资。
里昂在历史上是法国的金融中心和丝织业中心，是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负责特供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主要客户都是贵族。里昂的产品不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帏幔、窗帘、壁布、家具镶料。枫丹白露堡、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罗浮宫的装潢布料都来自里昂。可以说，里昂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王室和贵族的御用资产阶级，与法国贵族有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类似《红楼梦》中的薛蟠、薛宝钗与贾宝玉的联系。里昂仰仗贵族的消费，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并太敢冒，甚至有些反感——大革命影响里昂产品的销路。这也不难理解：薛家、贾家本是一体，如果有人要做对贾家不利的事情，自然难免会牵连甚至伤害到薛家的利益。1793年，未来的秘密警察头子富歇在里昂血腥镇压了2000多人。
在里昂生活期间，西斯蒙第对里昂资产阶级处处仰仗王室（和为王室服务的官僚）以及贵族的鼻息，必然深有感触。里昂丝绸产品的销路的好坏，当地资本家的兴旺与破产完全靠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恩赐。后来的血洗里昂，西斯蒙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颇为震动。所以，在西斯蒙第的思想中，一方面希望资产阶级摆脱封建贵族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惧怕革命。所以，西斯蒙第在早期的著作之《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应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非常推崇亚当斯密的思想。既不要束缚也不要革命，只要把一切交给资本，资本会把一切做好。打个比方，只要取消了贾家的特权，大家自愿交易，大观园之中的所有人就能皆大欢喜。这就是最好的社会。
法国大革命砍了国王路易十六、王后和一大批贵族的脑袋，封建制度被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解放。但是好景不长，资产阶级内部利益迅速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形成了对立的双方。19世纪初，经济危机开始袭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大资产阶级不断扩产，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原先中小资产阶级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破产，现在在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还是破产。
打个比方，虽然取消贾家的世袭特权，但是焦大还是焦大，丫鬟婆子还是丫鬟婆子，刘姥姥还是刘姥姥。大多数人的日子并没有改善。唯一的变化，就是大观园换了主子，薛家取代贾家成为核心，不再是薛家仰仗贾家，而是贾家依附薛家。表面上薛家没有贵族特权，大家自愿交易。实际上，薛家控制着银子，也就是绝大部分的财产，大观园里的事情是薛家说了算。不论谁当家，下人还是下人。
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西斯蒙第惊讶地发现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被大资产阶级代表了：一切交给资本，其实是一切交给大资本，小资本根本没有决定权。于是，他的思想180度大转弯。1819年，他发表了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信徒转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不能让大资本说了算。
大资产阶级只考虑生产，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萨伊说，只要生产出来就能买得掉，卖不掉是资本家经营不善，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无关。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则从消费分析经济。没有消费者，生产有什么用？消费决定生产。所以消费要优先于供给，而不是供给带来消费。人们的消费直接受分配到的收入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消费特点。这种特有的消费特点，导致生产力超过消费能力。按照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生产超过消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小生产者破产，丧失了收入，从而降低了消费。生产无限的扩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制度，导致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从而使国内市场相对生产能力日益缩小，产品没有销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按照萨伊的说法，产品卖不掉是资本家自己经营不善，或者说，大资产阶级日益发财是理所当然，小资产阶级日益破产是纯属活该。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经济危机是因为大资产阶级生产的生产方式，导致多数人贫困。相对消费能力，产品太多了，所有才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大资产阶级抢占了小资产阶级的市场，大资本的产品卖得掉，小资本的产品卖不掉，工厂倒闭。大资本否认危机，把责任推给小资本。由于大资本的存在，危机是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不断爆发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最早提出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一方面是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这样自相矛盾的经济，怎么可能不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呢？
大资产阶级的产品不愁销路，在萨伊和李嘉图的理论中，发展生产就是最高的目标。小资产阶的产品经常卖不出去，在西斯蒙第的理论中，满足社会个人消费需求是最高目标。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和工人的经济地位最接近：本来就处于社会金字塔中相去不远的位置，而且随着大资本的压榨，两者经济地位不断靠拢。所以，西斯蒙第的理论对大资本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也就毫不留情。西斯蒙第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小企业的没落、农村人口不得不外流、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工人贫困化、机器驱逐工人、大规模的失业、以及社会的阶级对立、生活不安和无政府状态。这些都是大资本惹的祸。大资产阶级掌权的社会，矛盾一大堆，而且不断激化，大多数人都不幸福，要那么高的产能有什么用呢？这些其实也是卢瑟想说的话。
既然经济危机是大资本惹的祸，治疗经济危机就要制约大资本。但是，自由交易的市场之中，小资本肯定是斗不过大资本的。为了制约大资本，必须有第三方势力的介入，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在西斯蒙第看来政府要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国家要调节经济生活，立法者必须使穷人获得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每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运动，政府的职责则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
西斯蒙第希望把城乡中的资本主义企业都分散成为数众多的小农场和小作坊。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要求法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行“完全合理的裁判”，要求法律促进遗产的分散，保证工人能够分享利润。西斯蒙第认为，这样一来私人利益就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由私人利益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就可以得到弥补。
西斯蒙第的方案可行性，值得商榷。在人人追求私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果给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无上的权力，那么政府的退化是无法避免的。什么叫“完全合理的裁判”？“合理”两个字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定义。伸缩的弹性完全掌握在立法和司法者的手中，这就使他们拥有了经济主导权。掌握了经济主导权的人，是否一定会照顾底层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个未知数。小资产阶级过分倚赖官僚，结果很可能出现哈耶克所警告的通往奴役之路。德国纳粹党是在垄断资产阶级默许下，由小资产阶级推上台的。上台后的纳粹党除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戈林那样的高层的利益外，较多地照顾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顾及却很少。实际上，大资本和官僚都可能压制小资本，不论哪一方获得优势，都不是小资本的福气。
其次，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真的按照西斯蒙第的想法采取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削弱了本国的大资本。那么，本国的产品与其它国家的产品在竞争过程中，就难免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商品进出口完全自由的话，这种削弱本国大资本的政策的最大受益方，很可能是外国大资本。
再次，西斯蒙第希望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小生产所有制的时代，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工业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机械和复杂的工艺，显然不可能拆散为若干环节，在一家一户的小作坊中完成。纺织业也许可以一家几台纺纱机或织布机，但是冶金化工这样的重工业很显然不可能一家几台高炉。何况，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完全不能和现代化纺织机械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核心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用退回到手工作坊的时代，抑制生产力的方式克服经济危机，是削足适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按照小资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有问题，而是大资本的经营方式有问题。所以，只要消灭、制约大资本，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小资产阶级希望资本主义停留在初期阶段，没有严重的贫富差距，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但是，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先是贫富分化，然后大资本消灭小资本就是必然的规律。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只要一代人，就能在社会上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能力的竞争，最多在一代人之间发挥作用，一代人之后资产确立统治地位，竞争就死掉了。如果让政府制约大资本，又难免陷入官僚独大的情况。这种情况，如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社会，很可能更糟糕。如果强行退回到手工工场阶段，又意味着生产力的大规模倒退。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意味着本国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工业化的时代让小资破产，所以小资提出要退回到工业化之前手工生产的时代。当时的小资希望由某一权威创造这样的安宁和谐的社会，他们的想法浪漫而美好，却不易实现。
2.8 小结
“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
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各个阶级的不同利益。
第一派是神父、官僚和封建地主的解释。这一派的收入依据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种种权力，他们的收入除了兼并土地就是挥霍掉。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一派的主要土地来源是战争，几千年来一直如此。所以，这一派最大的本领其实还是挥霍，挥霍是这一派的老本行。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丧失了经济主导权。他们一方面把劳动者当简单的提供电力的电池看待，一方面看不起资产阶级暴发户。他们的解释简单直接：工人失业是他们生孩子太多，就应该受穷；产品卖不出去需要有人来帮助资本家消费。解决方案同样简单直接：扔掉多余的电池，把失业的工人关进集中营饿死，实行强制绝育；神父、官僚和地主承担饭桶的角色，把多余资本家的产品拿过来，吃掉资本家多余的利润。——我们消费掉这些产品是为你们（资本家）好，你们应该眼含热泪，心存感激。
第二派是大资本家的解释。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表面上是民主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管理社会的能力和被他们领导的社会有问题呢？稳拿豢养的经济学家，推崇萨伊定律。只要生产的出来，就能卖得出去。所以，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工人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没有危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任何问题。产品卖不出去是个别资本家经营有问题，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专家的作用就是维稳、辟谣，或者说是澄清事实，教育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稳拿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虽然火车已经停了，但是不妨把窗帘拉上，继续装作火车还在走。这么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否认危机的也只有这一派。不过，不论他们是否承认，事情摆在那里，周期性的商品滞销，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不承认不过是掩耳盗铃。
其实，对大资本家来讲，周期性的经济危未必是坏事。经济危机可以促进资本的汇聚，这些资本会自动汇聚到强者，也就是大资本家手中。保持一定数量的工人失业也是好事。“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你不愿意干，有的是人愿意干。”这是老板常说的话。只要保持一部份人始终找不到工作，饱受贫困的煎熬，职员就会任劳任怨，不敢多说少道。
这一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凯恩斯，提出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危机由此产生。凯恩斯的出现是因为有革命的压力。
资本的属性就是牟利。不论是谁的资本，只要是资本，就要挣钱。挣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别人饿死活该，我发财就行。不把你逼到饿死，你怎么能倾家荡产买面包？不让工人找不到工作，饿得半死，他们怎么能自愿去血汗工厂？所以，如果一切都交给资本，按照资本的意志行事，非弄出个对大资本有利的帕累托最优，然后社会底层不触动顶层大资本的利益就活不下去。这时，如果没有人主动约束，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本家不必考虑社会矛盾，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社会矛盾。资本家往往忘记了暴力是元要素，财产必须在暴力的支持下发挥作用这个原则。资本家可以不考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个社会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人，你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你是卢瑟，饿死活该。你敢造反，小心资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是，资产阶级专政对少量、零星的无产阶级反抗是有效的，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全面抗争是否有效则值得怀疑。毕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武装到牙齿的，但是被卢瑟推翻的数不胜数的。沙俄的例子证明“后膛枪时代无革命”只是一句空话，既鼓舞了卢瑟，也让政治家戒惧。政治家必须考虑，在大量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大批工人失业嗷嗷待哺的时候，给他们讲任何经济学的宏观大论都没有用。经济学家可以愚弄他们的头脑，不能愚弄他们的肚子。他们要吃饭，没有饭吃，就要出乱子。要么是面包，要么是子弹。减少饥饿的本国失业者，面包比子弹好。再说，暴力能否让所有工人听话，政治家没有大资本家那样的信心爆棚。
凯恩斯是这一派的叛乱分子，挽救了资本主义，却给了官僚权力。所以，凯恩斯是这一派的大魔头。虽然资本不喜欢他，但是官僚支持凯恩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人都为私利运动。官僚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利。在官僚势力强大的西方国家，由于官僚和利益集团公器私用，凯恩斯主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把问题复杂化。与之相应的经济政策，往往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毒药。这又给反对凯恩斯的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然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要站出来反官僚。其中，弗里德曼名气最大，成了这一派的领袖。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经济危机是政府不当干预经济的结果，不是大资本的责任。只要一切交给资本，一切万事大吉。他强烈反对贫富调节，反对政府提供各类基本的社会福利，反对国家控制垄断企业，支持垄断企业私有化。但是很显然，历史上没有官僚插手的时代，经济危机照发不误。没有官僚制衡，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虽然两派争来争去，但是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
无论是官僚还是大资本家，都是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全民的利益，都说自己是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只要把经济主导权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就能完事大吉。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多数卢瑟的利益吻合，而是因为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卢瑟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源，对少数人有利的经济政策不伪装起来就无法推行。
第三派是小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中小资本家最倒霉，平时受官僚和大资本家的气，每次危机破产的都主要是小资本家。所以，小资本家的观点和无产阶级最接近。小资本家最开始希望官僚少插手，一切交给市场。后来受大资本家压迫指出大资本家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希望政府介入抑制大资本家，保护小资本家。小资本家是弱者，总是受气，总希望有强者保护他们，跟在强者后面吃香的、喝辣的，最好还能有朝一日混进强者的队伍。但是不论哪一派掌权，都不把他们当回事。对他们来说，不要说混进上一层，能勉强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成为卢瑟就不错了。所以，他们的观点必然不断地变来变去。
小资产阶级提出总量过剩，的解决方式是恢复到小农经营。显然这不能被接受。即使某一个国家退回到小农，也会被邻居强行转化为殖民地。后面会谈到，资本主义是有极强扩张性的生产模式。不成为主人，便是奴隶。
以上三派的解释，对与错放一边，共性是都是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解释危机，至于掌权的大资本家干脆否认危机。
除了僧侣、地主、官僚、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卢瑟也要提出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卢瑟说，这是真理。小资说，这么说有道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说，这是危言耸听，危机是由于生产信息与消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小生产者没有及时获得正确的信息，所以生产了结构不对的产品。劳动者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选错了职业培训方向，不了解工资行情，所以毕业就失业。只要完善信息交流就不会有危机。谁也不会生产没有消费者的产品，只要对资本有用就会找到工作。产品滞销是厂家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工人失业是工人要求的工资太高了，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全社会的生产者会周期性的信息失灵，工人会周期性工资要求太高。
如果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就必然无法绕过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危机，什么引起的危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危机的原因是产品（劳动力结构）比例不合理还是总量过剩？如果是比例不合理，那么就存在合理的可能。只要把过剩的产能转化为不足的部分就可以，调整产品结构就能避免经济危机。如果是产量相对购买力过剩，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存在内在的问题。如果承认劳动者贫困会导致经济危机，那么无疑就会质疑分配制度，换句话说，以资本为主导的分配行为会导致经济危机。显然，最终难免质疑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能否顺利运转。这是大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的。无论如何，不能质疑看不见的手，不能质疑资本主导的分配方式。 所以，在稳拿经济学看来，马克思是大魔头，凯恩斯是坠入黑暗的暗黑骑士，而弗里德曼则是维护正义的圣殿骑士堂的首席光明骑士。
部分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承认比例不合理可能导致危机的同时否认总量过剩必然导致危机，本质上还是不承认危机的必然性。很显然仅仅因为产品比例不合理的危机，不能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全面的过剩总会表现为某一种商品的过剩。所以，用商品结构不合理，似乎可以掩饰产品全面过剩。但是，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定期发生，却是无法用“结构定期”不合理解释的。用结构不合理掩饰全社会消费不足，而结构永远不可能合理，表象上是经济总是定期发生全面生产过剩。结构完全合理，只是理想中的状态。如果某一种产品过多，对应其它产品不足，则说明产品结构不合理，不存在全面过剩。如果只有某些产品过剩，没有其它产品不足，或者多数产品过多，少数产品不足，则说明产品存在全面过剩。事实上，如果不存在政府干预的话，常见的是后一种现象，即全面过剩。
如果承认市场是完美的，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不完美的事情。所以，自由市场绝不会有非自愿的失业，失业的原因是工人提出的工资要求太高。（后面会证明非自愿失业的必然，在此暂不论述。）工人找不到一个月1000块钱的工作，还找不到一个月100块钱的工作吗？谁说100块钱不够吃饭？工人买不起面包，面包房自然会降价，怎么会没有饭吃？多么完美的逻辑。如果不是放狗屁的空话，至少是纸上谈兵。
只要默认市场是完美的，后面的任何论述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如同已知市场是完美的，求证市场是完美的一样。如果市场不是有效地，请参见前提假设。一切的论述都是在市场完美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怎么可能证明市场的缺陷？这是凯恩斯在他的《通论》的论述中最尴尬的地方。
市场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那就需要让市场不断向完美的方向运动，这是另一种解决方式。格林斯潘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只要市场足够完美，经济危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说法如同巫婆神汉法力不灵的时候，并不是老实坦白自己在忽悠人，而是谴责其他的人不够虔诚。
大资产阶级推崇的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因为这个假说给大资本家控制世界经济打了保票。他们的经济学家推导模型采用的是鲁滨逊的荒岛。问题是，自给自足、偶尔去集市交换产品的小农生产，与今天的“所有人为别人生产，少数人主导分配，所有商品要出售，所有人购买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一回事吗？
为了维护资本的理论，自然不会推导出对资本不利的结论。实际上，在物品交换主观价值增加，替代生产过程中劳动价值增加的那一刻，市场交换就注定不会受到怀疑。或者说，资本主导的交易行为，从一开始就已经获得了稳拿经济学家的背书。
承认劳动价值论必然推导出全面过剩的结果，资本家的剥削和不可避免的全面过剩的危机是马克思的理论的必然结果。承认边际效用论，只要是资本主导的行为，失业也好，产品滞销也好，都是对双方有利的行为。工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待遇，放弃了就业的机会。资本家为了减少成本，压缩了工人的数量。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评级发生了较大的分歧，彼此无法达成一致，于是生产者保留商品，消费者保留货币。失业、滞销、萧条，这些现象都不是稳拿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都与双方的主观评价无关。市场上双方成交必然是有利，双方不成交也是有利。尽管，抢劫也可以算为一种成交。
对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来讲，只有一个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交易。只要自由交易，资本就能不断扩张，即使在危机时刻。事实上，每次危机都是资本迅速扩张的时候。大量的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噬掉，社会资本总量也许下降，但是大资本的所占的绝对份额必然会上升。他们一再强调政府能当承担守夜人的角色，不要插手多余的事情。尽管历史上的“守夜人政府”时期，资本主义屡遭经济危机的打击，他们仍然视而不见，那是他们最怀念的时期，是资本为所欲为的时期，帕累托最优的时期，是把工人逼上绝路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自己走上绝路的时期。
认识经济危机并不复杂，解决经济危机（至少从理论上）也不复杂，复杂的是后面纠葛的利益。
经济危机袭扰人类将近二百年了，解决的办法，无论是书面还是实践的都不少，各村有各村的高招。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后面几种：
希特勒的解决方式，是寻求生存空间。从经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过剩的产品向经济殖民地倾销。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出，苏联的人均土地是纳粹德国的18倍，这合理吗？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要消灭落后的斯拉夫人，如同美国人消灭苏族人。类似的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先进的日本民族，却只有匮乏的资源，这种解决方式必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我们是先进的人种，却只有有限的空间，落后、低能的人种却拥有丰富的资源，这合理吗？自然界优胜劣汰，人类也应该如此。优秀的民族应该为了人类文明淘汰落后的人种，净化人类的血统（纳粹的人种灭绝理论），或者成为未启蒙民族的领导（日本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经济提携理论）。他们的理论潜台词就是侵略、人种灭绝和殖民统治。
凯恩斯的解决方式，是政府印钱，由政府创造需求。多余的产能浪费掉，资本家不是没钱不生产，不雇佣工人吗？用印钞机给他们钱就是了。政府有印钞机还愁没钱支付？后果是通货膨胀或者资产泡沫。
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利，支持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增加财产税让稳拿出血，通过转移支付给卢瑟更多的福利。
这么多方法，多数效果都不好。这是因为稳拿处于塔尖的地位，直接调节总量而不触动分配模式的解决方案，不过是给稳拿更多的发财的机会，导致更严重的分配不公。如果触动分配模式，又难免遇到稳拿的强大阻力，很可能半途而废。再说，即使选对了方向，具体操作过程之中，还难免因为个人私利而变味。
不触动顶层的利益，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减息和扩大财政开支。减息很可能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胀，扩大财政开支也难免刺激泡沫和通胀。通货膨胀买单的往往是底层。这是因为稳拿更好的博弈条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和紧缺物资，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稳拿把贷款用于资产投机和囤积各种必需品。而卢瑟不但没有机会去搞囤积，还被迫接受更高的物价，常年积蓄的养老金也会大幅度缩水。如果搞不好，还不如不搞。
世界也没有救世主。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社会中，如果有某甲对其他人说：“我是为你好。”那么，这个某甲有可能是为对方好；更可能是为某甲自己自己好；甚至可能是仅仅为了某甲的利益，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至于“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大可不必当真。如果某甲不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其他人的利益，那么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同理，阶级社会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如果某人说他的方案能增加全社会的福利，那么卢瑟一定要多个心眼：这个方案有可能增长全社会的福利，更可能仅仅增长此人的福利。卢瑟的福利，在这个方案中，很可能被别人代表了。
经济理论也是一样。引导全社会思想的经济理论，必然包含本阶级的利益。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为了能说服尽量多的人（至少要让他们产生迷惑），就要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大多数的利益。考虑到社会的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卢瑟，稳拿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卢瑟的利益就是很正常的了。
各种解决方案，首先是维护本阶级利益，至于能不能解决（至少缓解）经济危机，则是另一回事情。
如果要认识经济危机就必须从市场的运转考虑。从每一个具体的资本的行为，归纳出社会总资本的行为。而市场是否完美，只有在分析了总资本的行为以后，才能下结论，而不能在一开始就作为初始条件强加给分析过程。
市场的行为，显然不是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平衡那么简单，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必须从分析资本和市场开始。